纵横周刊

　　社会运动在行政指令的压制下面逐渐酝酿成型，促成”香港由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

　　8月1日，香港警方会同地政总署在皇后码头展开了清场行动，数十名绝食抗议的”保皇后”市民被警方以和平的方式逐一带走，由此也为拆卸皇后码头扫清了民间抗议的障碍。

　　但或许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就在7月31日，”本土行动”两名成员朱凯迪及何来在民主党党员吴永辉陪同下，向高院法庭递交文件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码头不属法定古迹的决定及禁止政府进行拆卸。而这一请求也被高等法院接受，将于 7日展开聆讯，但是按照目前情况来看，这次司法复核无法改变皇后码头被拆卸的结果，”保皇后”运动与先前的保卫”天星码头”运动一样，都无法逃脱进入历史的命运。

　　类似的事件并不会就此结束，有着 70年历史的湾仔街市，也将被收回交由市建局清拆重建，街市内的小贩年底则需要搬出。这也使得香港的保育行动（指对历史文化传统或者生态方面的维持与保护）随着一连串的事件迅速连接起社会运动的雏形，这让《大公报》、《文汇报》这些亲中央的报纸担心泛民派政治势力利用保育行动来发出他们的声音。《文汇报》甚至认为”保皇后”运动根本上就是政治行为，而非法律问题，如此反复的抗议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对于香港发展不利。

　　这样一种观点当然有其意义，香港一直是一个强调行政效率的城市，它的命运从来就奠基在其有序的法治社会与效率优先的观念之上，但是当香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各种诉求开始浮出水面，尽管这些多元的声音并非主流，但是如果不以一种”政治”的眼光看待，那么最终只是利用行政指令压制这些不同意见，这反而使得社会运动在这样的压制下面逐渐酝酿成型，并且可能在市民的层面上发展出更多的诉求团体，促成”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尽管这个过程目前看来刚刚开始，但是很显然，保育行动已经开启了一扇社会运动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