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民主的重点不在技术性的过程定义，而在于其核心价值，那核心价值就是“自由”。

　　梅克尔上台后，德国人常抱怨，他们的铁娘子唯美国马首是瞻，然而你要问他们，到底德国怎么“美国化”，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5月 25日出现的两则新闻，可正好给了德国人一个绝佳的例证。

　　德国，这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即使他们在社会主义传统下对民主做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定义——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未来护照上必须有指纹数据；另外，继两周前 900名警察以“涉嫌成立恐怖组织”为由，搜查反对 G8峰会的左派人士的 40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后，德意志邮局证实，德国警察在法院的许可下，为了监控潜在的抗议全球化的鹰派人士，竟然对邮件进行检查。这已经不是“初犯”，几年来德国早有以信息监控来维持国家安全的计划，从 2005年 5月签订的《普吕姆条约》（Treaty of Pruem）就确定了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卢森堡、荷兰、奥地利各国警政单位为加强边境国土安全可以使用彼此的数据库（包括 DNA、指纹及车籍数据）；今年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更试图把这条约的有效范围推动到全欧盟会员国，今年二月欧盟 27位内政部长也达成了推动数据库交流的共识。

　　这提醒了我们什么？德国正在为了国家安全之名而完全不顾民主制度下本应受保障的人民自由权。国家安全不是不重要，但是国家安全的目的是什么？是确保人民享有他们的权利。而现在德国的作法正好倒果为因，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国家权力扩张到极致，甚至超出了人民自由，从现代（生物科技手法的指纹身分控管技术）到传统（监听、监看人民的通讯）手法，国家控管人民的力量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不管你是要出国旅游，不管你是否与情人在书信往返中情意绵绵，老大哥都在看着你，确定你无害于国家。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在国内的政治控管上，不遗其力。美国国内指认非保守派学院份子，例如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的《教授们：美国 101个最危险的学者》（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就列出名单指控学院中具有反美意识型态因而是恐怖主义帮凶的教授，再现麦卡锡主义；美军于古巴的基地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关上了许多恐怖主义的“嫌犯”，在这里人身权利被剥夺，不受司法审判，“犯人”也不具《日内瓦公约》保障的战俘权利。这一切都是以国家安全之名，而“捕猎”着国家权力的对象。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在《全球流氓国家》（Global Rogue State）这篇文章中指出，伊拉克与美国之差别在“零售或者批发式的流氓”（Retail and Wholesale Rogues）。从这一连串德国政府的“改革”，我们似乎见到，美国的批发式流氓所建立起的“以国家力量剥夺人民权利”业务，已经在欧洲找到它的代理商。

　　许多的思想家与政治实践者都从不同角度定义民主，也因此同样的“民主”在每一不同的国家似乎都出现不同的样貌，如果民主这个概念这么歧义且甚至模糊不清，我们又该如何清楚标示某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我认为，重点不在技术性的过程定义（例如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体系等等），而在于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核心价值就是“自由”—这也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什么是自由》（What is Freedom）一文中对政治的定义：“自由就是政治的存在之理由”。任何背反自由之价值的民主都是可疑的，不管当权者、御用学者如何去解释那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从这个角度回去思考美国与德国政治之发展，不由得感叹，人类经历二十世纪这么悲惨而沉重的历史命运，好不容易瞥见了自由之光亮，却在新的世纪里，毫不遮掩地走上了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