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相比美国众多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制度设计，总统初选的历史相当短暂，甚至在2008年后就将迎来又一次调整。

3月4日又一个超级星期二，当年迈的麦凯恩尽情拥抱迟来8年的胜利时，民主党人们还不得不忍受遥遥无期的拉锯战。未来数周十场初选的民意对于前者将近乎废纸，而后者却视其为最终的判决。甚至，如果奥巴马和希拉里在比例代表原则下，继续保持难以压倒对方的交替上升，揭开最后悬念的很可能是796位党内精英的好恶。若如此，这就是美国总统初选制度36年来面对的最大尴尬。

两百年前，作为国父，华盛顿的不恋栈成就了其千古不朽的英名，但他本人却从未得到任何提名，而是直接被各州制宪者们推举出来的。在没有党争的情况下，宪法也对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只字未提。

当华公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杰斐逊爆发激烈政见冲突时，美国政治史被戏剧性地改写了。随后分裂成”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的政治精英们，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问题上已很难达成任何一致，进而由两党国会议员分别组成的提名核心小组应运而生。这种熟悉政治风向的核心小组确实高效地遴选出合适的人选，但其毕竟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

19世纪初，美国自由主义工业资本的崛起打破了两党政治的平衡。1800年之后的6次选举把3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共和党人送入白宫。在这段”弗吉尼亚王朝”中，联邦党的竞争毫无威胁，获得民主共和党党内的认可就意味着当选。这样，国会核心小组逐步演变为有实际选举权力的机构，实质上允许了少数人来直接指定总统人选。

1824年，田纳西的民主共和党人安德鲁•杰克逊获得多数选民票却因没有得到核心小组支持而不能当选。随后，杰克逊另外组建了”民主党”，并以各州代表组成的”全国政党代表大会”的新机制来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1828年，由全国大会推举出的杰克逊顺利当选。此后，无论是”民主党”、”辉格党”还是”共和党”都将该方式沿用至今。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进入了”镀金时代”，政坛上到处充斥着”权钱交易”与”政治分赃”。 由于与会代表需要通过政党组织的间接选举，有垄断资本撑腰的”政党老板”完全操纵了政党代表大会和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面对如此”政治之耻”， 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知识界撕开了改良性质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序幕。1903年，在密西西比和佛罗里达部分尝试由普通选民直接提名的初选制后，威斯康星全面推行初选制。这标志着威斯康星成为全美第一个在总统提名程序中采用初选制的联邦州。时任威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与同时代的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以及路易斯•D•布兰代斯一起有效地推动了初选制的普及。根据统计，直到1916年，在州内采用初选制的州达到了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州通过了在州内官员选任中建立初选制的立法。但在总统提名过程中的初选则相对滞后，长期只有少数州通过了相关法律。

不幸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进步主义运动带来的初选制仅仅在某些州得以保留，并没有被全国接受。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场改良运动并没有剪断垄断资本支持的政党老板们对竞选资源的绝对控制。在获得提名未必要赢得初选的情况下，只有三种候选人情愿接受选民的直接考验：1960年的肯尼迪是要通过初选证明自己的年轻并不是问题；1968年的尼克松是想告诉选民他能从1960年的失败中走出来；而1968年的麦卡锡是要冲破政党老板的控制。

1968年在整个动荡的六七十年代中特别刺眼。这一年里，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而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更是充满了反战游行和暴力冲突。这次大会上，没敢露面的约翰逊执拗地坚持了对其副总统汉弗瑞的提名，即便后者并不曾参与任何一场初选。

很多人都将民主党在1968年的败选归咎于越战，但当时民主党内左派势力却认定政党老板控制提名才是最为致命的制度无能，各州党组织也希望能够保证未来选举中本党的普通选民参与权力。

面对濒临崩溃的政党忠诚与近乎瓦解的政党团结，1971年旨在保证提名有竞争力候选人的”政党结构与代表选举委员会”浮出水面。被人们以两位主席的姓氏简称的”麦考文—佛雷瑟委员会”（McGovern-Fraser）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的建议，取消有官员充当的”超级代表”，实行比例代表方式分配代表，增加女性、青年或者少数裔代表比例，而他们达成的最大成果就是1972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

1972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两党以初选方式产生的代表越过了全会代表50%的门槛，标志着初选制度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主导地位最终确立，从此任何候选人必须赢得初选才能获得提名。作为推行提名制度改革的委员会主席之一的民主党左翼参议员乔治•麦考文也自得其益：他在初选中爆发出惊人的竞选能力，一举击败了被党内高层精英广泛支持的马斯基。

初选制度最终被广泛接受，是与选举政治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经济危机之后的垄断资本被不断分割，形成更为多元的政治介入。寡头的政党老板风光不再的同时，选举的主角从政党机器转向候选人。同时，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电视等现代媒体的普及，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了解更为直观，降低了获得信息的成本，大大提升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可能性。

在保守主义思潮占上风的七十年代里，相对开放的初选并没有为民主党人带来明显的制度优势。72年的麦考文过于左派，难以被中间选民接受，而76年的卡特则又太草根，不能融入华府政治圈，很快陷入内政外交矛盾重重的府会困境。于是，在民主党内部，一股反改革的潮流开始上扬，其怀疑普通选民政治判断能力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亨特委员会主导的调整之中。为了及时纠正普通选民”热情冲动且没有远见”的偏好，民主党人在1984年的初选中召回了超级代表制度。同年，共和党一定程度上地跟进。

2008年美国总统的两党党内初选，是采取初选制度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任正副总统染指的一次，是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次总统初选。但面对选民在奥巴马和希拉里之间的左右为难，经过比例代表的程序转化为两者持续的党内角力。如此拉锯式的角力如果延续下去，超级代表可能绕开民意做出致命决断。讽刺的是，民主党主导初选改革才前后形成的比例代表分配方式和超级代表制度，最终走向反面，在2008年后可能成为再次改革的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