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好的民主法治国来自好的沟通的社会，而沟通的可能性来自每个公民的信息权的健全，而这又必须确定不会有些信息在市场中永远地被“利润”思考排挤掉。

　　最近在德文报纸上比较关注的新闻是，可能是德国最好的报纸《南德报》（Sueddeutsche Zeitung）要出售，买家仍不明朗。但这已经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一场“媒体的定位与功能”的辩论已经如火燎原。

　　哈柏马斯（Juergen Habermas）在 5月 16日的《南德报》来了一篇《民主承担不起》（Keine Demokratie kann sich das leisten），《每日镜报》（Tagesspiegel）的记者梅勒（Marius Meller）的《善与恶：给哈柏马斯的公开信》中反驳了哈柏马斯。梅勒认为哈柏马斯的立场是，媒体不应完全屈从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市场的力量不应该无所节制，因为那有害于健康的民主宪政体制，他因而提倡一种“实用性的国家化”（eine pragmatische Verstaatlichung)；哈柏马斯不是突然地这么想的，根据梅勒的说法，从 80年代开始哈柏马斯就预言电视的私有化将导致民主的毁坏。梅勒说：哈柏马斯教授我一直相信您的沟通伦理，甚至在我读新闻与哲学时算得上是个哈柏马斯主义者，可是我得反驳您这种批评，媒体是不能国家化的，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国家化(我很怀疑到底两个人说的国家化是不是同一回事？）——梅勒甚至很八卦地说起，根据他从一个读者那里得来的消息（这读者在半个世纪前与哈柏马斯一起参加了波恩的讨论会），哈柏马斯从年轻时候就有权威性格，他忍受不了比自己读书少的的、比自己理解的少的，而且，他那时还着迷于前纳粹分子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

　　这里有两者思维：一是新自由主义的媒体观；另一是“共同体”的媒体观(我不知道怎么定义，暂且这么称)。前者主张，只有市场的力量能够使媒体成为力量强大的第四权，而不是受到其它三种权力的制约，这种主张是来自德国政治的腐败愈来愈夸张，然后媒体的腐败也跟着愈来愈夸张，遂有改革者认为媒体与政客一丘之貉的情况应该被改变。在《第四种力量与民主》文中，作者说起现在柏林的媒体是怎么跟政府挂勾的，他说媒体必须受政府控制是因为他们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些什么，比如信息，你不合作，你就没有专访啦小道消息啦这种甜头，另外举一例：当初梅克尔（Angela Merkel）与施洛德（Gerhard Schroeder）电视辩论后，明眼人都认为施洛德的表现比较好（除了深黑色的基民盟支持者），但是全国政治评论者竟然多支持梅克尔，辩论后民调问卷中的题目竟然也不是谁表现比较好，而是“谁表现得比预期好”。于是德国人民除了对于行政立法司法不断丧失信心外，现在对媒体的信心也丧失殆尽。

　　该怎么改变？有些人想起了新自由主义，让消费者的力量与媒体同在。有趣的是，在此同时我们也能读到一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媒体世界（如美国、台湾）怀念着公共媒体，例如 NHK、BBC。另一派声音就说着，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有其公共角色，决不仅仅是市场机制中的营利机构，因此南德报不能说卖就卖，《时代周报》（Die Zeit）这么说着：“如果要考虑到南德报对于民主与法治国的运作能够作出什么贡献，那么这份报纸的未来就属公共利益（Gemeinwohl）之事。”让我们回到哈柏马斯这篇倾向公共化媒体的文章。他问媒体的目的究竟是啥？理性（Rationalisierung）或营利（Renedite）？在营利的目标下一些小的媒体逐渐被大媒体收购，或者缩编，如《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一份在美国比较小众的左派自由主义立场报纸，就不得不裁切海外通讯处。渐渐产生了所谓“华尔街经理人对决美国媒体之战”，因为愈来愈多人担心并且发出警告，在营利至上的思考下，媒体将无法发挥原被期待的信息与教育之功能，而只论为市场之工具。

　　哈柏马斯反问，这样的担忧是不是一种“家父长制”的思考？是不是把读者视为“不成熟的”？他问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媒体能够在“重质”的说词中，去限制读者的选择自由吗？我举个例：好像父母告诉你，吃什么应该，吃什么对你最好，而不是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哈柏马斯的响应是，如果一切交由市场决定，则沟通的可能性将丧失。读者的身分不仅仅是消费者（市场参与者），读者也同时是这样一种市民：他在社会的“文化股份”、在政治事件的观察中、在舆论的形成中有他的一份。媒体（或者“好的”媒体）应该把它的读者视为公民，而非市场人；好的媒体至少要在政治沟通的领域里扮演“领导性媒体”(Leitmedien)，作为“公共论述的引擎”(Motor des oeffentlichen Diskurses)发挥作用。哈柏马斯的说法大概是，好的民主法治国来自好的沟通的社会，而沟通的可能性来自每个公民的信息权的健全，而这又必须确定不会有些信息在市场中永远地被“利润”思考排挤掉。

　　民主的功能除了保障市场的健全运作之外，还有其它的部份，例如使公民能正确地做出决策，培育公民在民主社会中必须的理性。

　　这次事件其实代表德国今天经济生产模式的困境。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ck）曾经这么比较两种生产模式：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是新自由主义式的，以利润为导向；而莱茵模式强调共同感，大企业不只是大企业，它在私有的角色之外同时也有着社会成员的身分，因此像西门子这种大公司不可能只是私有企业，其行事逻辑也不能只是市场规则，它还得是社会机构；因此工会力量强大，企业不能说裁员就裁员，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式是“福利国”。不过，今天的德国已经愈来愈走上英美的道路了，社会主义逐渐让步给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哈柏马斯的呼吁，大概还是改变不了南德报卖出的可能，当然也抵挡不了新自由主义的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