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本文作者为实习研究员刘颂杰

　　对民意的忽视和挤牙膏式的应对方式，让曾荫权在此次风波中受伤不轻。

　　6月10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首度就“副局长风波”公开表示“歉意”。此时，风波已经持续纷扰三周之久。

　　与以往的政治争拗不同的是，此次危机中，不仅仅是政治反对派，甚至部分前政府高官、亲建制人士，都对曾荫权提出了质疑和不满。可惜，曾氏对情势判断失误，掉以轻心，最终导致今日的被动局面。据港大最新民调显示，曾氏民望急剧下跌，对其出任特首的反对率则上升到24%新高。如若继续处理失当，曾氏恐将面临其执政以来一次严重的管治危机。

　　其实，增加问责高官的议题并不新鲜。早在去年10月，特区政府便发表了《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报告书》，拟在三司十二局下，新增若干名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然而，自港府今年5月20日公布首批名单后，传媒即质疑其中不少候任高官拥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其后，社会舆论的矛头又直指官员薪酬过高、遴选机制缺乏透明度。

　　港府初期的回应颇为强硬，以“私隐”为由，拒绝公布官员的国籍和薪酬状况。并一再强调，整个委任过程符合《基本法》规定。只有“主要官员”才不允许拥有外国居留权，而副局长并不在“主要官员”的范畴。

　　港府用“合法”来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正当性，固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民意、舆论很多时并不以这么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政府决策的好与坏。况且，“副局长”是全新的职位，港府的界定也是“问责高官”，其国籍和薪酬是属于个人私隐，还是公众拥有合理的知情权？对于围绕新增职位而产生的问题，港府没有及时和公众做充分沟通，而是一味以十几年前的《基本法》条款来做说辞，这种态度如何令市民满意？

　　港府委任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的初衷，原本是为了发展政治委任制度，和国外的“部长制”看齐，以期未来特首可组成“内阁”、“执政联盟”，为落实普选特首铺路。如此一来，港府更应当规避“任人唯亲”之嫌，其委任过程应公平公开公正，方能建立公众对政治委任制度的信心。但可惜的是，在5月20日的名单公布之前，公众未见港府发布有关委任过程的更多信息。这不免给人留下“暗箱操作”的口实。

　　对这些不足之处，以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港府显然估计不足。在日后风波的发展中，给外界的感觉是“挤牙膏”式的步步退让，并非积极的主动回应。最早是迟迟不公布详情，在舆论重重压力下，直到6月5日才由特首办公室主任会见香港传媒高层，承认在事前低估了市民对问题的反应。继而，在泛民议员声称将在立法会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要求政府提交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资料之时，曾荫权才于6月10日亲自出面“灭火”。

　　在当天的记者会结束时，曾荫权一句“今次很多谢各位，我们迟些有机会再见面，讨论其它更加有趣的问题”，显示其心中多少有几分怨气。据悉，泛民在6月16日立法会上可能提出谴责政府的动议。但愿曾氏的怨气不会影响到他对局势的研判和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