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说是价值观分野也好，司法哲学歧见也好，最高法院关于关塔那摩案的裁决从政治和司法上都是自由派的重大胜利。

　　随着最高法院本届开庭期行将结束，一些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判决也纷纷出台，本周四，引发国际瞩目的关塔那摩基地囚犯问题因最高法院的一份最新裁决有了新的发展。在Boumediene v. Bush一案中，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裁定被囚禁在关塔那摩基地的恐怖主义嫌疑犯有权向美国的非军事法庭提起诉讼，而现行的军事法庭审判制度侵犯了嫌疑犯的这种宪法权利。这是最高法院自2004年Rasul v. Bush，Hamdi v. Rumsfeld与2006年Hamdan v. Rumsfeld两次判决后，第三次在关塔那摩基地囚犯问题上做出不利于政府的裁决，对于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无疑又是一次打击。

　　此次判决的多数意见是经典的“肯尼迪-自由”式多数，由肯尼迪大法官撰写法庭意见，自由派的四名大法官支持。与以往判例着眼于布什政府审判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同，最高法院在此次裁决中径行在宪法上为所有嫌疑人确立了向非军事法庭申诉的权利，堪称一大创举。虽然判决影响的实质仍旧是司法体系对于关塔那摩案件的管辖权，但确认嫌疑人的司法申诉权利则为今后反恐战争和其他军事行动中的俘虏人身权利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先例。当然，法庭多数意见在肯定这一权利的同时也认定国会有权在特殊情况下剥夺这一权利，条件是必须有相同效应的“替代程序”，布什政府设立的军事法庭程序被最高法院认为没能向嫌疑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因此予以撤销。审理关塔那摩案件的司法权限又一次回到了联邦法庭。

　　保守派法官言辞激烈的反对这一判决，斯科利亚大法官从司法管辖权的角度认可了国会曾通过的关于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的法案，并从文本主义的司法哲学出发，否认了多数派推断出的宪法权利。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则强调了这一判决结果对反恐战争所可能产生的危害。保守派法官的态度一如既往，一方面高举严格阐释的大旗，对司法管辖权、嫌疑人申诉权等问题全盘否认，另一方面则试图建立军事审判程序的合宪性，如阿利托大法官曾在Hamdan v. Rumsfeld一案中强调军事法庭并不带来人身权利的侵犯。如果和Hamdi v. Rumsfeld作比较，可以发现罗伯茨大法官的态度较伦奎斯特更为保守，斯科利亚在司法管辖权上虽然失去了史蒂文斯大法官的支援，但获得了新的帮手。

　　传统上，布什政府对待最高法院判决的方法就是施压国会通过新的法案已获得合宪性，在Hamdi v. Rumsfeld案认可嫌疑犯接受司法审判的权利后，国会通过法案建立特殊审判制度，在Hamdan v. Rumsfeld案裁定军事法庭违反国际公约后，国会在通过反酷刑法案之余仍旧授予军事法庭以司法管辖权。在此案之后，布什政府则将很难有所作为，其一在于反恐战争受伊拉克战争拖累，已经不再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托马斯大法官关于总统战时决定权的论调并不再流行，其二在于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不可能如之前一样赋予布什更多的军事司法权限，这将使得布什政府无法阻止联邦司法体系对于类似案件的介入。毫无疑问，这是自由派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多数意见此次所创造的宪法权利事实上是模糊的，也缺乏严格法理依据，但其在政治上则有助于自由派进一步强化其反战攻势，对保守派而言，则触动了国家安全的敏感神经，麦凯恩就针对此裁决大肆批评，并将议题衍生到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

　　在司法上，这同样是自由派大法官的胜利，此次裁决的法庭多数与Hamdan v. Rumsfeld案的多数结构完全一致。相比Hamdan v. Rumsfeld案，最高法院对于人身权利的腔调已不仅仅局限于最基本的免受酷刑，而进一步扩展到了司法正当程序，举足轻重的肯尼迪大法官能够在上次裁决后继续坚持偏好个人权利，符合其自身的保守司法哲学，但对他的保守派立场而言，难能可贵。人身权利在反恐战争备受质疑的背景下已开始重新发声，并暂时战胜了冠冕堂皇的国家安全。从操作层面讲，此次裁决的司法意义与其说是为嫌疑犯们创造了宪法权利，毋宁说是为联邦法庭夺回了司法审查权，在布什政府暂时无法有所作为的环境下，联邦法庭内积压的反恐案件审理，又要重新开始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