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新保守主义学者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反思，其实正是布什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信号，也是共和党捍卫未来的一种尝试。

即便是承认错误，Andrew Sullivan也不那么干脆。他先找出了William F. Buckley、福山这些比他更早承认伊拉克战争决策失败的新保守主义者做垫背。但是Andrew Sullivan在《时代》杂志的反思更加谨慎——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不该发动，却取得了成效的战争。这使得文章看起来更像是辩护，而非认错。

但是，从福山开始，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新保守主义学者对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大范围的反思，这其实正是布什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信号。这种调整并不对伊拉克战争发动的合法性构成挑战，即仍然认可恐怖主义是美国安全的头号敌人。但是在具体的反恐和安全原则上，新保守主义将会更加关注军事手段以外的国际合作和战略调整。

也就是说，“杰弗逊”们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威尔逊”一些。因为与其把对外交决策批判的话语权交给民主党，不如共和党人自己来反思。这种外交政策调整也是共和党为了捍卫 2008年总统宝座所进行的一次尝试。

但是，这次反思的时机对布什政府的确不利。一方面这种反思压缩了布什对伊朗政策的空间。从根本上说，打击伊朗政策的出台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除了制裁和打击，目前布什政府的对伊朗政策的确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可以掌握。

另一方面，这种反思在舆论上可能对今年的中期选举产生冲击。共和党的支持率基础来源于美国人的战争认同。毕竟，在伊拉克战争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民众的孤立主义情绪有重新抬头的倾向。当然，一旦共和党选情紧急，布什有可能单方面做出打击伊朗的举措。

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外交政策的转型。因为只要听过国务卿赖斯年初的乔治敦大学讲话，则不难发现“转型外交”的出台与 Sullivan们的反思如出一辙。只不过学者们善于颠覆，而外交官们喜欢建构，大家各司其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