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翻译能忠实于原著，写作又自成风格；写大字报和回忆录都是好手，这恰是他们失掉了的最好证明。

　　在1980年代的中国，编书可以让人名世。袁可嘉因为选编四册八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而广为人知。在那个诗化的年代，这套书意味着什么，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

　　但这不是袁可嘉的主要成就。他是诗人，也是学者。所谓的“九叶诗人”，袁可嘉是其中的一叶；他既是《九叶集》的作者之一，也是编者和这个诗派的主要的批评家。因为他的评论和推荐，穆旦的天才不至于埋没——这才是他最重要的贡献。正如夏志清重新发现了沈从文和张爱玲，因为袁可嘉的努力，我们改变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印象。知道诗歌之于汉语的意义的人，自然知道这点贡献的分量。

　　袁可嘉祖籍绍兴，1921年生于浙江余姚。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外文系是现代诗歌的渊薮之一——其实不止是诗；西南联大的教师中，除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奥登、燕卜荪这样的诗人，还有杨振声、沈从文等等小说家，九叶诗人中，四位（穆旦、袁可嘉、杜运燮、郑敏）出自西南联大，同学辈中以文名著的，至少还有小说家汪曾祺。这辈人大多已经故去。“九叶诗人”也枝叶凋零，袁可嘉去世后，在世的只剩下郑敏一位了。

　　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诗人们，他们的诗艺，都或多或少继承了徐志摩、闻一多而至冯至、卞之琳的传统。1949年之后，这条线索在大陆中断不见，在台湾，则由台湾大学外文系的诗人和小说家们继承下去，并有所发扬。

　　要说这条文脉在大陆上从此“不见”，或许不太公平。九叶诗人中，去世最早的穆旦和袁可嘉一样，从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不同的是穆旦后来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这是穆旦备极坎坷的人生的一个伏笔。1948年，他赴美留学，5年后回国，因有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历史，从此沦为“运动员”。但即便诗情因运动而中断。1957年到75年是穆旦创作上的一段空白。1975年他恢复写诗，文集中收有两首，次年突然爆发，一年就写了27首，数量近全部诗歌的五分之一。1978年去世，他本应该写出更多的作品来的。

　　对先逝的穆旦，袁可嘉给出过精当的评价，称之为高度自觉的现代诗人，炼就“对现实感到失望之后，转而求之于内心的自我反省”。

　　而袁可嘉也是高度自觉的批评家。不是1980年代才如此，40年前已然。

　　在校园里的革命青年多于文学青年的1940年代，穆旦在赴国难的远征中背诵外文单词，用汉语写诗，袁可嘉在收集和评论他的同时代人的诗作……1940年代未必是更能催生诗情的年代，然而那个年代有更多更年轻、更成熟和更富激情的写作者，在用更有效率的方法，尝试汉语写作新的可能。

　　所谓“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是指创作，也是指批评而言。袁可嘉的那些评论文章，1980年代结集出版，书名叫《新诗现代化》。这本批评集和《九叶集》的出版日期，最能说明这一代人的命运。他们老了以后，出版了20多岁时候的作品，却被看作是新的可能。

 　　1949年之后，许多作家都停止了写作。1940年代那批“大有希望”的年轻人，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失掉的一代”。他们的才华已经得到了证明，却在政治运动中虚度了大半生。

　　1957年，“新诗潮的旗手”穆旦颇为高产。《葬歌》表示要与旧我决裂；《九十九家争鸣记》又换了一个笔调，以轻快的白描讽刺“百家争鸣”中各家表演；同年却首鼠两端的政治态度写成诗并发表，因这《诗七首》而得咎。

　　袁可嘉也有批判文字问世。1960年代，他写了《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和《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等文章，痛批他所钟爱的现代派诗歌。这些批判文章不见于他自己编定的文集，后人只能望文生义。他自己说这些批判文章“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是个什么样的教训？

　　袁可嘉考进西南联大外文系后，很快确定一生的志业：作家兼学者。1949年后，他几乎没有写过诗，但译作不少。1950年代他翻译过杨朔的作品《三千里江山》，1954年进入外文出版社，专职译事，1957年进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翻译了布莱克、彭斯和英国宪章派诗人的诗作，又编选《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两册，内部发行500部。这两本书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影响巨大。现在一些大学图书馆里还找得到。

　　他的联大同学，“失掉的一代”中许多人和他一样，都走上了一条写作和翻译的道路，其中一些遭遇称得上古怪。袁可嘉、王佐良（他是最早评论穆旦的联大外文系同学）和他们的老师钱锺书一起，被调去翻译毛选，而小说家汪曾祺十几年后竟然成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创作集体”中的一员。余生也晚，并且天资愚钝，觉得汪曾祺去弄《沙家浜》很不相宜，也不知道袁可嘉和王佐良的诗笔如何与毛选的语言相调和。然而你能想象，《围城》的文风与纵横捭阖的“毛文体”，有何相似之处吗？历史偏多这样匪夷所思的组合。

　　这也许能证明，“失掉的一代”尽管后来失掉了，但语言的天赋仍然让后人望尘莫及。

　　语言才能对写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才能是指结构作品、安排文体、组织语言的天赋和能力水平，操持“权力话语”的写作者也不乏这种才能。意识形态战斗檄文的写作部门，就有不少才气充沛、思维敏捷、下笔千言的“才子型”写手。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却认定“理解其实比才能重要”。“理解”就是要理解语言的价值联系于存在的价值，并且存在的价值只有在那种“深湛纯粹的”语言中才能显现出来。这种语言首先就要远离“才子型”写手们笔下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具有攻击性的、导致价值毁灭的大字报语言。

　　“失掉的一代”里特产多面手：翻译能忠实于原著，写作又自成风格；写大字报和回忆录都是好手，完全两套笔墨。他们真正是多面手：不管是精神、趣味还是文风、人格，不同时期，都不一样。这恰是他们失掉了的最好证明。

　　艾伦·金斯堡有名句说，“我目睹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头脑毁于疯狂”。穆旦、袁可嘉、汪曾祺这些“失掉的一代”的命运，常常让我想起这句话来。

　　1949年以来，毁于疯狂——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疯狂——的优秀头脑实在是太多了。其中一些劫后余生，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袁可嘉即如此。自传中说，“1979-1991的12年间是我一生中思想最活跃，产品最多，社会活动最频繁的额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西方现代派诗歌和文艺理论；名声在1980年代达到了顶峰。

　　劫后余生的“失掉的一代”进入晚年后，大多都有一些回忆的文字。经历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这一代人对历史的态度，用汪曾祺的话说，是“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

　　什么样的现实会让人“看淡”、“看透”，以至于“疏离”呢？

　　据说，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部外文研究所内，凡“左派的年轻人”，除一人外，都打成了“五一六”。那时候袁可嘉已经不年轻了。袁可嘉忆旧的文字不算多。我查阅他的著作，发现1992年写的自传一篇，但是对1971年的经历一笔带过，只说是“投入清查‘516’的运动”。

　　我为被整的人感到难过，也为袁可嘉这样整人的人感到惋惜。读劫余者晚年的回忆时，我有一种急迫的心情，希望他们不只有“看淡了”、“看透了”、看穿了的人生智慧，不只是一个高姿态的原谅， 一种“疏离”。而希望他们像袁可嘉评价穆旦时说过的那样，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即“对现实感到失望之后，转而求之于内心的自我反省”。

　　这种期许也许不算过分。穆旦晚年在诗中说，爱情、友谊已经冷淡，理想变成了笑谈，只有智慧还在日常生活的磨难中生长。和死者相比，和疯狂者相比，幸存下来的人才有讲述此事的可能。这难道不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