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台湾在未进入现代化之前就用前现代的方式拥抱了后现代的精神，因而在破碎之外没有产生后现代应有的批判精神。

　　多丽斯·莱辛（Doris Lessing）描述她在津巴布韦（Zimbabwe）看到的情况：整间学校没有任何设备，没有地图、黑板破损、粉笔早就被偷光，教师是十几岁刚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没有学过教育也不知道怎么教学。他们央求莱辛以及其他从先进国家来的人，回去以后为他们寄来书籍，他们渴望著阅读，但是图书馆里几乎一本书都没有。年轻的教师需要书籍来教导他们如何从事教育，学生也需要书籍以学习阅读、写字，但是，那个贫穷而在恐怖政权统治下的国家，没有书籍。出版社无法营运，作家没有发表的空间，而一本从伦敦寄来的书，得花上一个劳工好几年薪水。

　　莱辛见到那个国家里，好几天没有吃饭的教师与学生们仍然热烈地讨论著书籍，他们对书的饥饿程度远胜于食物；而在英国，她见到的是贵族学校里的学生不愁吃穿，却没有人阅读。学生们宁愿上网，图书馆中堆满了没有人借阅的书；莱辛的批判却不是只针对学童，她也见到英国的出版界里，在一个又一个充满华服美食的派对上，作家与出版业者彼此讨论的不是文学，而是某某人的身材或外貌。莱辛难过地说，在津巴布韦这些企求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连结上的孩童之中，她见不到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身影；未来的得主只可能出现在那些家世优良的、对书籍不屑一顾的英国人中。西方文学传统就以这么扭曲的方式传递著。

　　青年人只熟悉网路而不愿享受细心磨挲纸张的触感、也不再喜欢呼吸书籍的气味，而当成年人只表面地视文化事业为营利的工具，丧失了对文学、对以文字承载的人类思想文明的饥饿感，我们应该如何想像更好的未来？莱辛于是宣称“我们生活在破碎的文化里”。在台湾这种文化破碎现象更清楚可见，阅读的群众逐渐萎缩，学童可能按手机传简讯的速度比写字更快，而成年人在今日险峻的就业市场几乎投入所有心力之后，再也没有阅读文学的兴致与气力。

　　久而久之，台湾的文化价值、美感、道德感都在极为轻薄简易的读书文化中，愈来愈单一化，也愈来愈无力深刻思考、反省我们周遭发生的各种议题。所以台湾始终没有正确对待劳工的意识——不管是外籍劳工或本国劳工——因为各种人权、劳动权、福利国家、甚至左派思考从来没有深化在我们的阅读习惯中；台湾也没有正确对待各种异文化、少数族裔的意识，有立委提出外籍新娘带菌说，有立委提出同志亡国说，有大学生因为好玩围殴外劳，有留德法学博士以“很娘”、“很 Gay”、“很孬”等充满性别/性向歧见的话语攻击敌人，因为我们对于西方 1960年代以来对于宰制体系提出挑战的各种论述视若无睹；我们也鲜少阅读西方近代民主形成过程中累积的人权经典，所以乐生运动成员不断在各种场合受到粗暴对待，宣称人权治国的上位者还是只视学生为刁民，而从未反省过国家暴力对人权的戕害；甚至我们也没有对民主文化与价值真正的深刻思辩，所以包括转型正义在内的许多民主化机制在台湾只变成便宜行事的政治手段，拆与不拆牌匾从来没有在民主化进程中带动相关的民主议题讨论。

　　台湾的“破碎文化”有自己的形成背景，也因此我们需要不同于西方的因应之道。不像西方在经历过高度工业文明后质疑高雅文化的宏大叙事，台湾在未进入现代化之前就用前现代的方式拥抱了后现代的精神，因而在破碎之外没有产生后现代应有的批判精神——我们的方式就是面对菜单中各种美食却只点了民族主义这道最难下咽的菜。津巴布韦的人民渴望向现代化国家取经的时候，我们拥有各种资源，但是对于知识的饥饿感早就在统独认同的争辩中被摧毁殆尽。未来的政府不管是谁当政，都应当正视台湾政治立场对峙与口水战凌驾于知识论辩之上所带来的恶果，教育部门与文化部门应该要想想，如何在社会中——而不只在大学中——推动知识讨论的环境，使台湾能形成某种参照知识而非统独立场形成的共同体。

　　日前阿联酋的阿布扎比酋长国宣布，将在不考虑预算下，大规模将西方经典翻译为阿拉伯文，其中不乏犹太教与基督教经典，这种政策展现了面对人类文明精华时所应有的谦虚学习的态度。当差异如此深刻的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之间能在对知识的吸收中求索对话的可能，为什么我们的政客始终无法跨越统独的立场？当学子们在国际评比中表现了阅读的无能时，成年人们先不要怪罪孩子的怠惰或者归罪于网路、影像，且先扪心自问：我们看政论节目的次数是不是比仔细阅读一本好书的次数多出许多？如果是，我们又怎么能够把不爱阅读怪罪给孩子？甚至我们又怎么能骂那担任教育部主管的留德法学博士，无法理性深刻的论理沟通，却只能用最低级的语言来表达他“对自由民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