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朝野两党都意识到，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不是一味向银行和企业砸钱，对下一代人的及时“注资”才是长远之计。

　　尽管英国自去年开始就实行了一系列救市举措，但仍无法止住经济下滑的颓势。英国的制造业将面临锐减8%的窘境，这是自1980年代以来的最差境况。全英工程师协会（EEF）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今年约有800家企业“处境危险”，相应地，据天空电视新闻（Sky News）估计，全英的失业人口可能达270万之多。

　　庞大的失业人口所带来的社会隐患让首相布朗伤透了脑筋。前段时间还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他，此刻不得不暂时“躲”到美国，成为第一位访问美国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始作俑者”的欧洲领导人。英国媒体在讽刺布朗这次“讨好美国之旅”的时候，也不忘给这位昔日的“救市英雄”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例如：“英国现在该从美国身上学些什么、怎么学？”面对着经济动荡不安的现实，3月的《前景》杂志非常明确地提醒了布朗先生：不是学“贸易保护”的奥巴马，而是学“以工代赈”的罗斯福。

　　当然，此处所谓的“工赈”计划并非针对社会失业工人，而是英国的青年人群。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原本就麻烦多多的英国青年一代问题更为凸显。据统计，在英国失业的人群中至少有130万属于年轻人群，这些本来应该继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却因种种原因过早进入了充满压力与危险的成人世界。高犯罪率、过早性行为、无法充分就业成了英国政府需要帮助这些“迷惘的一代”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此，英国政府正计划引入一项义务性的公益服务计划，主要招收的对象是16到25周岁的英国青年，长度从6个月至1年不等，为其培训社会服务技能，有些地方甚至会支付他们相当于法定最低工资的金额，作为“诱饵”吸引青年的参加。如果运用得法，这些旨在帮助老者、病人、残障儿童等的社社会服务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青年的就业问题、改善英国社会公共服务效率，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挽救英国年轻一代几乎已丧失的“公民意识”，让他们走出自己生活的狭窄圈子，成为社会的真正成员。

　　不过，想法虽好，但英国的青年们对此是否“买账”，似乎还说不太准。

　　例如，英国急遽老龄化的人口是让NHS（国民卫生部）非常头疼的问题。在医生总量饱和的情形下，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未来医疗和卫生支出的增加，而在英式医疗体系下“吃皇粮”的医院和医生们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英国政府和社会服务监督委员会(Commission for Social Care Inspection)为此专门新设立了一系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岗位，以期吸引年轻的志愿者参加。一方面，此举可减缓医疗开支压力；同时可让部分年轻人有暂时安稳的工作；另外，通过年轻志愿者的帮助还可以让老年人们不至于早早地就使用政府的养老款项，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压力，可谓一举三得。但是，至少还有10万个此类岗位目前仍然无人问津。

　　华威商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与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老一代英国人更热衷在日常进行公益性质的活动。二战后消费社会的到来，不仅没有促进年轻一代更加关心所在的社区、愿意倾听他人的困难，反而让他们在物质生活的优越和之中变得自闭、消极，不愿担负责任，甚至宁愿丢掉工作拿失业救济也不愿参加公益事业。而到了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要想让“嗜网成瘾”的英国年轻人再关心别人，就更难上加难了。此种趋势如果持续，将来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势必也会越来越少，这于英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事实上，现代英国人对自己的“公民身份”和“社会责任”的认同感一直不差。其前提在于一种“宗教的世俗化”。机械大生产催生的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变革，使得人们开始将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基本道德构建为社会准则。其时托马斯H．格林等学者所鼓吹的“只有在社会协作中才存在个人意志自由”的哲学思想形成了英国“公民社会”的理论构架，那个时代也是英国人将古典的绅士遗风和现代公民意识结合得最好的时代。

　　随便翻阅一份英国的报纸或杂志，从中不难找到关于维多利亚时期人情风物的文章。或追忆或怀念，其背后的潜台词似乎都指涉了当下的“人心不古”。尤其当诸如“13岁少年未婚成父”之类的新闻见诸报端时，人们无法不对英国的年轻一代皱眉。

　　正因如此，当面临新老一代人“交棒”的英国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时，两大党在帮助年轻人重拾“公民责任感”的态度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一直以来鼓吹的“社会责任感”与工党首相布朗所强调的“社会公平”在此不期而遇。看来，他们都意识到，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不是一味向银行和企业砸钱，对下一代人的及时“注资”才是长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