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检察系统此前本应达成统一追诉或者不追诉的标准，却因为蓝绿歧见，导致标准不一。

　　4月24日，马英九市长特别费案三审定谳，对其个人而言，终于洗刷清白，但这场政坛风暴并未就此平息。最高法院认同二审裁定马英九不构成贪污罪的理由，但否决二审法官定义特别费之半数属于首长“实质补贴”或“特别酬庸”的性质。

　　如此，同样因首长特别费被起诉的吕秀莲、游锡堃和陈唐山等十一人的案子，以及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其未来走向就颇值得观察。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法律层面规范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的性质与领用程序，杜绝这一模糊空间引起的司法争议。
 
　　马英九特别费案是全台首长特别费案中最先审结的一桩，一审及二审中，法庭均认为特别费为“实质补贴”，具备“特别酬庸”之性质。最高法院的对判决书概言之有三条最为重要：“非实质补贴”、“因公支出并用罄不成罪”、“纳入私囊才犯罪”，以此衡之，对陈水扁、吕秀莲等人颇为不利，但也会有一部分官员因此受益。

　　因为马英九五二〇就职以及终审日期的规定，使得马的特别费案不容再拖。最高法院做此判决，背后的意涵值得玩味。一方面厘清特别费之半数的性质，认定其公用的性质，杜绝了行政官员私用特别费的空间，推翻了行政上延续的惯例；另一方面又扩展“公用”的定义，认为“公益用途”亦在其列，对马而言稍有偏颇之意，因为全台的官员中，拿特别费捐给公益事业的，马英九是罕见的特例。
    外传的“特别费大赦”将会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一性质认定而无从谈起。最高检察署也表示，未来将以此作为侦办其他案子的规范。这样一些牵涉特别费案的官员，如并未中饱私囊且无主观违法认识，则可因最高法院的判决准则而脱罪。易言之，对于目前被告发的特别费案当事人，将审酌动机与是否施用诈术作为有罪与否的认定。就检署而言，这如同一张过滤网，未来特别费的争议会少很多。
    对其他法院而言，最高法院的判决并非判例，下级法院未必有遵循的必要，审判中的争议未来不可避免。对检署而言，未来的特别费的侦办却是严峻考验。有发票的半数部分固然好侦查，以收据核销的半数部分，既非“实质补贴”，如何认定其为私用或者公用或者公益？这无法查证的部分，根本不可能办得下去。此外，侯宽仁如不为侦办马谢时的双重标准做出解释，亦恐难以服众。
    绿营当初以特别费打击马英九的时候，当然料想不到，一审二审马英九因为“实质补贴”而获无罪，三审因为“非实质补贴”仍然无罪。这当然归因于马英九的清廉与洁癖，不是民进党的一些高层官员所能做到的。未来倘若据此断案，必有官员因诈取特别费而获罪，这才是当下民进党的大佬们忧心的地方。

　　检察系统此前本应达成统一追诉或者不追诉的标准，却因为蓝绿歧见，导致标准不一。当然，终结这一争议的最佳途径是，经由立法院修正特别费相关的主计法规，要么规定特别费用收据领用的部分是实质补贴，要么规定特别费非实质补贴，一律使用发票核销。这样在侦审之中的其他案件，才能得以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