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12 月 15 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落幕。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是“坦诚和富有成果的”——一句十足的客套话。

客套话背后是中美双方取得的有限成果，其中包括：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双方同意重启双边航空服务谈判。这些成果相比起建立这一高峰会谈的初衷而言，都只能算是细枝末节。

中国战略经济对话建立的大背景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或者更直接点说，是中国对美贸易难以扭转的巨额顺差。考虑到中国的生产能力和美国的消费能力，不若说，这是全球第一消费者和全球第一生产者的对话。就在鲍尔森一行出访前夜，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百页的报告。现在看来，这份报告为鲍尔森此次与中方的对话定下了基调：　　肯定中国遵守的承诺和开放市场取得的成绩；继续敦促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仿造产品，增加汇率弹性从而让人民币继续升值；警告中国不要利用部门政策规避开放市场的承诺；同时提醒中国，你们的开放步伐在放慢，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而在执行上述基调上面，鲍尔森的“中国通”优势显露无遗。他很清楚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在论及利益问题时赤裸裸的、甚至毫无情面的开条件讲价。中国人更喜欢“礼尚往来”的感觉。于是，鲍尔森首先是在不停地劝说美国的工商界和国会，要有更多的耐心，给中国更多的时间和理解。而反过来，鲍尔森又对中国政府作出一幅“你也要为我想想”的样子，他反复向中方解释美国贸易政治的游戏规则，给中国政府的官僚们灌输一个美国民主政治的常识：在美国，政治是国会说的算，而不是总统或者我。我理解你们，你们也要让我给国会一个交待。

事实上，鲍尔森的确比其他美国人更了解中国一些。他巧妙地把国会方面最希望他去谈论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替换成了“中国改革速度和开放程度”的讨论。这符合他在美国最大的支持集团金融业的利益。把敏感、棘手的汇率问题交给同行的、更具学者气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去讲。这让中方很受用，也平衡了他在美国所面临的压力。

让中国变得更开放，其实是在暗示中国不要只做美国市场的生产者，也要做美国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美国之于中国的优势在于金融等高端领域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制造业上的比拼。鲍尔森很清楚，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不会被新的“广场协议”所逼迫。他更清楚，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有意地对美元进行实质上的贬值，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并不是真的因为人民币对美元的准联系汇率。所以，鲍尔森愿意多谈开放，而少谈汇率。从这个意义上讲，鲍尔森要解决的是中美经贸领域中掩藏在“汇率”问题之下深层的市场结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