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现代社会鼓励一个新闻记者旁观、纪录一件暴行，默许他听任事态发展，不去干涉可能发生可怕的后果。

12月 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报道，开篇说：“1979年 8月 27日，两排 11人队伍站在伊朗 Sanadaj一处泥泞之地。一队蒙着眼睛，另外一队举着来福枪。波斯文 Atesh（开火）的命令下达 Atesh！在最右边战士旁，第 12个人也 shot了，他的尼康相机和柯达胶片保留下了黑白的枪毙场景。”

中文无法准确地表达这里 Shot的双关意思：开枪，也是拍摄之意。

1980年普利策突发新闻类图片奖，颁给这张纪录伊朗行刑队行刑的照片，作者姓名却付之阙如。26年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伊朗找到这张照片的作者，摄影师 Jahangir Razmi，德黑兰一家照相馆的老板，伊朗总统和内阁的官方摄影师。据说，如今每一张寄到伊朗总统办公室的照片背后，都敲着 Jahangir Razmi的名字。记者不禁迷惑，这个对署名如此在意的摄影师，为何多年不敢认领他最有名的照片？

假冒的结局可能是一无所有。但是不断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直有人声称自己就是《胜利之吻》上的水兵或者护士，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这张照片会变成萨尔加多风格的群像，无数面目不清的人充斥着画面，彼此拥挤不堪地亲吻。Jahangir Razmi证明自己是 1980年普利策奖得主之前，冒认这一奖项的摄影师不在少数。和假冒照片中人不同，冒认普利策奖得主的行为是一种剽窃。他们想将别人的作品据为己有，更不堪的是，他们剽窃别人的道德勇气，剽窃不属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以及社会大众对此的崇敬之情。

新闻摄影受到的崇敬，比其它摄影行为要多得多，但是很少有人问一问，一般意义上的摄影和新闻摄影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无法从一张照片的社会后果去追溯这种差别；题材和手法也不能将它们区别开来。实际上，对很多读者来说，一张新闻照片和其它照片的唯一差别在于，它是一个新闻记者拍摄的照片。这个简单的事实意味着一种豁免权：现代社会鼓励一个新闻记者旁观、记录一件暴行，默许他听任事态发展，不去干涉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

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开枪命令下达的一刹那，11个士兵举枪射击，第 12个射击者——一个新闻记者，藏身在士兵的背后。新闻记者是隐匿的射击者。被蒙着眼的人永远不知道，他们面对着 11条步枪和一台尼康相机。

没有什么比这一场景深刻，更能表明新闻摄影的消极性；也没有什么比新闻摄影的这种消极性，更能说明现代政治意识深刻的内在矛盾。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看到行刑队的照片后宣布，一切都是捏造的——没有新闻，没有枪杀。那个隐匿的射击者被暴露在野地中央。Jahangir Razmi面前的 11个士兵消失了；没有行刑队，没有受害者，唯一等待革命委员会发落的事实，只有他自己和那台尼康相机。新闻摄影的消极性对革命来说是一个威胁。当人群被划分成行刑队和蒙着眼睛等待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两个部分，那藏身在士兵背后的新闻记者，却不承担处决的责任，也不承受被处决的后果。这个旁观者的角色，有悖于革命高度积极的动员原则，同时违反了共同分摊暴力责任的群众心理。

然而到了美国，当这张照片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消失的却是 Jahangir Razmi和他的尼康相机。对美国读者来说，这张照片只意味着一个事实：11个人开枪，将另外 11个人击倒在地。这张照片激起了美国人对革命中杀人如麻的恐惧和厌恶。与此同时，新闻摄影的消极性也消失了。美国人用普利策奖——一种积极的政治态度，赋予了这张照片全新的意义、道德感和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