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他将自己归类为既是自由派又是保守派，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带着太多意识型态。

　　10月 5日，德国作家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过世了。早已经是意料中事，因为他与癌症已经缠斗多年，他的逝世被视为文坛的损失，因为他以充满实验性笔法写出了德国人在二十世纪的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一生出了几十本小说，几乎每一本都畅销。他在很多场合里都酸溜溜地抱怨德国文坛对他的忽视（事实确实也是如此），几乎要等到他发现不治之症时，文坛才认真看待他的作品。他说他一直被边缘化，因为德国文学界要求的是沉重的书写，德国人无法接受直接的、轻松的、幽默的作品，另外他自己也是有话直说的人，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将自己归类为既是自由派又是保守派，他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带着太多意识型态，他想要直接地告诉读者，他在想什么。

　　记者访问他时问，您是个易怒者吗？他说，是啊，我是个乐天的易怒者，不幸地我是。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文学不接受这个愤怒的作家，他不断抱怨着。虽然他的书都很卖，可是确实早期的他没有获得什么重要文学奖项，研究他的作品的论文也少之又少。他的种种抱怨，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与他同一时代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格拉斯可说是他批评的那种文学，沉重，负载深沉的政治意义，严肃的要死，符合德国文学的种种期待也因此想当然尔地是文坛宠儿。确实他也在某些场合下抱怨过，自己的作品不被拿到与格拉斯一样的高度看待（一个德国文学教授在他过世后称说这是德国文学最大的损失恐怕还是过誉之词，但他的文学价值被低估是事实）。去年“剥洋葱”事件时，格拉斯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也跳出来说话。一方面他认为格拉斯确实犯错，因为当年肯波夫斯基在 15岁时也面对格拉斯 17岁时遇到的问题：是否要站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阵营里，但是肯波夫斯基明确地拒绝了。所以那并不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

　　另外他觉得格拉斯的辩解不可信，格拉斯说他“忘了”这件事，记者在一次采访里问起肯波夫斯基说，格拉斯甚至记得集中营里的食谱，而他竟然会忘记自己是否加入过党卫军，谁会相信？肯波夫斯基冷冷地说，“我自己都还记得威玛共和国的事。”但他也为格拉斯说话。

　　当年他接到记者电话，第一时间问他对这事件的看法时，他说，“这么晚才说？不过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才丢第一块石头吧。”从这里可以看见他的心直口快，不遮掩自己的爱憎好恶。

　　如今他过世对他自己来说或许也是好事，他曾说自己的一生已经足够，当了几十年教师，写了几十本书，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了。一次瑞士媒体《世界周刊》（Weltwoche）问他，想怎么死去，他说想和德国作家冯塔纳（Theodor Fontane）一样。冯塔纳在吃饭时跟他女儿说，要去隔壁走走。然后大概过了约一刻钟后，他女儿发现他已经在床上躺好静静地死去了。

　　想到这个 1950年代就自杀未遂，1990年代中风过，然后后来又得了癌症的作家多么艰辛走完死亡之路，而他的愿望只是顺利地死去，不由得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