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香港是时候走出自己狭隘的地域想象，去期待中国的未来。

　　前段时间，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在《明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的文章，指出香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漠视、香港人对人文艺术的冷淡，都促使他愈发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内地，因为那里有更良好的创意环境，理性的观念受到尊重。梁更在结尾提出，“我们‘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

　　该文一出，立即在香港文化人中激起千层浪，诸多批评的声音占据了争论的主流：梁先生你一篇哀鸣，看似能发人警醒，但实际上只是告别香港、“投诚”内地的自我宣言，又如何可以代表整个香港文化界呢？

　　争议之下，梁文道随后又在《明报》发表《恐惧中国》一文，以回应众多批评。文章中，梁指出，香港政治在意识形态里对中国内地一直有一种传统的恐惧，即无论内地如何发展与进步，只要其“不民主不自由”的状态维持在现有水平，就需带着戒慎的心态时时提防它的接触和渗透，所谓良骏不与拙骑为伍是也。但事实上，这样的成见是荒谬异常的，理解中国的关键词不应该只是极度简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以我去年在中国大陆半年的浅薄经验，中国大陆的某些知识分子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问题的繁复历史肌理，以及行动方案的艰难，我觉得他们在困而勉之地、低调地寻找轻微的晃动、微小的缝隙，与些微的正当性，一点一滴地做与思考。”

　　果然，文章甫一登出，“我就是恐惧”的定性铺天盖地，甚至有人搬出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人，大都是做戏的虚无党”，以表达自己对内地，特别是内地法制制度缺陷、言论自由匮乏的不满。两篇文章之所以在香港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乃是得益于香港人对香港日益缺失的文化土壤的关切之心，这是我们必须得承认的前提。但绝大部分讨论，都偏离了事件本身的关注范畴，未免将焦点转移于：凡是香港的，就是公正自由的；凡是中国内地的，就是邪恶不好的。在这样简单二元对立中，一个香港人如此推崇内地的发展空间和理性价值，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对环境诱惑的屈从，是一种投机式的“变节”表现。

　　也许梁文道对香港的失望过于悲观，但香港文化心理上的固步自封、妄自菲薄，似乎也可以从对梁的诸多犬儒式批评中略见一斑。香港人所恐惧的，往小的方面说，是深港一体化后香港过往中心地位的边缘化，是孕妇自由行后医疗资源的被抢占，是内地互联网上漫天盖地的攻忤与谩骂；往大的方面说，是担忧香港民主法治、自由廉洁的社会核心价值被内地同化，是担忧另一制的进逼之下，香港本土身份的退步与丧失。很多香港人就此认定，除非内地在核心制度上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例如扩展更多的言论自由，提升更广泛的法制保障，否则就无法在道德的基础上平等以待。

    恐惧之下，最可怕的并不是地域上的界限、生活方式上的差异，甚至“社资”制度上的分野，而是文化乃至价值观上的抗拒与隔阂。今日的香港人可以挥洒自如地北上消费、揾工，甚至以娶内地妻作为风尚，但是却依然维系着自己在名称上作为香港人的一点道德优越感，固执地将中国内地订立在落后封闭、充满言论禁区的角色中，不愿意接受内地正在悄然发生的改变，也漠视内地人的希望与抱负。这种认知上的偏执，是可悲可笑的。

　　多年前，诗人食指在《相信未来》中写到：“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那份对未来的执著直到今天依旧鼓舞着很多人。同样，香港何不走出自己狭隘的地域想象，去期待中国的未来？因为“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