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某种意义上，他的理论重构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宪政道路的非制度政治的一面。

　　2008年4月16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因其在“社会运动、抗议政治以及现代国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艾伯特·赫希曼奖。仅仅半个月后，4月29日，蒂利因淋巴癌病逝于纽约布朗克斯，享年78岁。

　　蒂利早年的研究集中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问题的重点在于，欧洲国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结果，以及为什么几乎所有幸存下来的传统国家最终都选择了民族国家的形式。蒂利的研究结论指出，民族国家这种形式之所以最终胜过所有其他国家组织形式，根本在于民族国家能够有效的汲取、动员国家内的各项资源，保证其在国家间的竞争（绝大多数时间是以战争的形式竞争）中不被彻底打败。

　　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时进行的，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蒂利发现，传统国家为了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进而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中央集权化的直接统治。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于是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也通过向抗议性的集体行动和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着社会契约，并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雏形。

　　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为切入点，蒂利敏锐地注意到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抗议政治的重大意义。传统的涂尔干社会学将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议政治归结为社会失范，并试图将此类社会现象解释为社会的瓦解。蒂利的理论彻底扭转了涂尔干社会学对抗议政治中组织和动员等集体行动逻辑的漠视和敷衍解释。蒂利的研究表明，是组织的瓦解而非社会的瓦解，促进了罢工等集体行动的出现。进而，蒂利认为以组织和动员为核心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化的非抗议政治同样是推动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蒂利重构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宪政道路的非制度政治的一面。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知识语境中，法国大革命代表着革命乌托邦的血腥和进一步退两步式的专制复辟，而英国的宪政道路则代表着一条相对平和、稳健的渐进式路径。但在还原了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的历史情境后，蒂利的研究则表明，法国大革命留给法国国家的不仅仅是雅阁宾式的血腥和拿破仑的篡权，还有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选举和代议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直接统治方式。从而一扫路易王朝时代的封建弊病，为法国搭好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同样的，英国看似摈弃了暴力革命的发展路径其实远非一路坦途。虽然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社会却依旧存在着持久“权利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19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工人阶级运动史，英国的工人阶级通过集会、游行等抗议政治的典型方式，最终促成了英国普选权的扩大和工党的壮大。成为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先驱。

　　蒂利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别具一格的研究，极大的拓展了人们对社会运动等非制度政治的理解和认识。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议政治的偏见，更重要的是，蒂利指出了抗议政治背后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社会运动网络藉全球化之力的迅速扩展，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以非暴力政治为基调的抗议政治几乎成为左右一国转型的决定性力量。蒂利对抗议政治丰富的研究成果，就更值得后来者关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