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一时间“历史的终结”成为西方政治学者的主旋律，乐观情绪弥漫。人们普遍认为，在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学者的帮助下，可以帮助更多的转型国家建立起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

　　进入 21世纪之后，人们突然发现，除了像捷克、匈牙利、波兰这样的好学生以外，许多推翻威权体制的英雄们正在成为新一代威权统治者——而且他们还拥有更大的政治合法性，他们一届又一届地参加选举，并不断在大选中胜出，同时将国内反对派压制在微不足道的状态，然后他们修改宪法，取消“革命的理想主义时代”所设定的任期限制，为自己的终身执政创下条件。

　　最新的例子是哈萨克斯坦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查韦斯同时在 8月中旬推出了自己的宪法改革计划，并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取得了初步胜利。还有俄罗斯，普金的任期将于明年春天到期，而这个国家正在热烈讨论的话题是，是否需要修改宪法，以挽留“我们民族的救世主”普京。

　　很多迹象表面，普京并不会善罢甘休——在他的授意下， 2005年成立了“普京青年团”（NAShi，俄语的直译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唯一宗旨是支持普京。一个希望激流勇退的政治人物会成立如此私人化的政治组织么？成功的转型各有各的成功之处，而失败的转型似乎都是一样的。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这三个最著名的“新威权国家”为例，他们都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在转型之前都没有成熟的反对派。

　　能源出口能迅速为新政府筹集资金，以遏制转型初期财政困难，缺乏成熟的反对派使国内的反对力量或者被政府机器同化，或者软弱无力。

　　但这一切条件要发挥作用的基础是，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对原有的行政体系和公务员队伍进行了最大的保留，以“维持社会稳定，减少转型阵痛。”而只有强大的行政体系能帮助新政府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只有强大的行政体系能尽量吸收、分化原本十分弱小的反对派。

　　这种路径依赖存在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前苏联国家——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国家动员能力是最强的。这种路径依赖甚至被查韦斯成功复制，委内瑞拉本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失效国家，而查韦斯通过庞大的社会工程（social project）成功建立了效率颇高的行政机构。在此之后，宪法改革和控制选举都变得顺理成章。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没有本质区别。同样是政府公司“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样是领导人来自旧有体制之内——区别仅在于叶利钦实在太糟糕了，这个国家才不得不换马，而换上来的还是前体制内的精英，在行政权力过分扩张的体制之下，行政体系之外的人根本无法领导这个国家。

　　但还是很难说这种新的威权体制是一种退步，即使在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这些已经延长总统任期，取消连任限制的国家，还是没有人胆敢取消普选。经过 10余年的改革，民主总算是深入人心——不管它实际运转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