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并非放任不管， 其核心在于公平竞争，其前提在于严格的市场监管。

　　 面对危机，布朗和他的经济对策再次成为英国媒体瞩目的焦点。在9月23日工党年会的演讲中，布朗特别强调了在当今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公平的竞争机制和政府调控的重要性。此外，他还重提到一个英国金融机构的名字——北岩银行。

　　布朗指出，如果去年的挤兑危机发生在保守党执政的年代，政府很可能会将问题完全留待市场解决：“不会有任何对北岩银行的救助，而是毫不负责地任由它自行破产。”这虽是针对反对党的抨击之词，却也体现了工党的传统价值中的“社会主义”因子，即提倡“大政府”的概念，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布朗近日促成劳埃德收购三倍于己的HBOS与去年工党政府对北岩银行的“援助”如出一辙。去年9月份，英国第五大贷款银行北岩银行股价在数天内下跌了将近70%，严重的客户挤兑更导致30多亿英镑的资金流出，最后北岩银行在英国中央银行的力保之下才免遭倒闭，并在今年初实行国有化。

　　自从劳斯莱斯公司在七十年代一度被收归国有以来，北岩银行的国有化是目前英国最大的一桩国有化案。但从今年2月开始，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歇过。保守党攻击说北岩银行国有化的决定使得每个英国人多承担了四千镑的贷款，并且，由于银行分支机构的精简，造成了大量工作人员失业。伦敦金融界亦有不少人士以激烈措辞批评政府介入过多，影响自由经济的独立性。

　　但自由经济真的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吗？诚然，布莱尔政府依靠着对“自由经济”理念的继承而保持了英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欧洲低迷的经济相比，英国的增长自1997年以来以每年2.8%的速度累积。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英国经济存在种种隐患。一边是经济快速增长，一边是通货膨胀开始，金融产品的泛滥和资产证券化造成了市场的虚假繁荣。正是这一时期，北岩发放了过多高风险的抵押性贷款，为其悲剧收场埋下了伏笔。

　　其实，工党早在布莱尔时代便悄悄开始了经济政策的转向。时任财政部长的布朗力推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建立，从而奠定了英国财政部、央行、金融服务监管局的“三位一体”式管理结构，明确各部门权力，确保金融市场的规范运作。但碍于“自由经济”的思维模式，直到去年的挤兑风波以前，其作用一直未能充分发挥。

　　最近，资产证卷化的又一牺牲者，英国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Bradford & Bingley)也步北岩银行的后尘，被部分国有化。非理性投资导致的流动性匮乏仍然是主要原因。同时，HBOS又被曝在被收购之前涉嫌内线交易，舆论哗然。这使得信心丧失殆尽的储户纷纷将储蓄转入具有存款担保的北岩银行等几家国有银行。

　　英国政府提升存款担保上限，直接促使了银行股在10月3日的反弹。但要投资者真正重拾信心，三大金融管理机构必须拿出有效的对策，增加金融界的透明度和规范性。顺应着人心，布莱尔政策的强烈反对者，工党大佬罗伊·哈特斯利也在《新政治家》撰文呼吁英国金融界以北岩银行为鉴，摈弃自由经济万能的神话。“自由”并非放任不管，其精神的核心在于公平竞争，其前提在于严格的市场监管。众所周知，没有被滥用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刚果金总统卡比拉被认为是该国目前内忧外患的头号罪人。

　　本月，安静了一段时间的刚果金东部反政府武装再次活动，直逼刚果金东部最大城市戈马（Goma）城下。政府军抵挡不住，在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驻刚果特派团，MONUC）的从中调停下，叛军退兵而去。但随即反对派指称政府和联刚团一道与叛军做了交易，用物质利益换取短暂和平。

　　刚果金东部一直是非不断。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之后，残余势力就流窜到刚果金与卢旺达边界地区。1996年，在乌干达和卢旺达支持下，洛朗.卡比拉起兵反对蒙博托统治，并攻入首都金沙萨夺取政权，自任总统。2008年1月，刚果金政府在戈马市召开和谈会议，部分反叛武装组织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但由于最大的反叛武装头目Nkunda没有签字，该协议也被认为只是字面上的和平。

　　刚果金总统卡比拉被认为是该国目前内忧外患的头号罪人。37岁的的卡比拉，在总统位上已经坐了7年（2001年就任总统，2006年获得连任），”低龄”、”无经验”成为其遭指责的最大问题。他是在2001年其父洛朗.卡比拉遭暗杀之后，放弃在中国军校的学业，火速回国接班上任的，事前并没有参与政治治理的经验。因其幼年是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上小学和中学，所以尽管作为一个法语国家的元首，他连流利的法语也不会说，这也成为反对派指责他”不是刚果人的总统”的口实。刚政府总理基赞加（Antoine Gizanga）已83岁高龄，在黑非洲国家能有如此长寿已属不易，一直以来体弱多病，无法正常处理公务，上个月还以私人名义前往中国疗养。如此”老少配”，面对积贫积弱的经济民生和叛军无止境骚扰的东部边境形势，自然是无能为力。9月13号在戈马，卡比拉总统的飞机在降落时遇险，卡比拉总统及其随从幸运逃脱。此事一经报道，民间哗然，”专机出事总统怎么没摔死”的抱怨不胫而走。

　　如今的刚果金已沦落为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东部的矿业开采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刚果金政府军长期处于无薪缺饷、装备落后的境地，这不仅限制了其战斗力，也滋生了许多”警匪沆瀣一气”的问题。政府军内部与叛军眉来眼去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将武器卖给叛军换钱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刚果金国内流传着一个名为”卡比拉必须下台”的网站（www.kabiladoitpartir.com），”为了结束乌干达和卢旺达对刚果金的统治！”、”这个有黑暗过去的人的现状由刚果人决定！”是这个网站的口号。2008年5月，国际刑事法庭（ICC）在比利时逮捕了流亡中的刚果金最大反对派领袖让.皮埃尔.本巴（Jean-Pierre Bemba），分析认为此举是旨在巩固卡比拉的统治，但面对内忧外患，尽管有欧洲的政治上支持和中国援建的”五大领域”工程建设刺激，年轻的总统似乎也拿不出什么解决方案，带领这个国家走出泥沼。

　　卡梅伦的政治思维继承了更多撒切尔的成分，认同保守主义的传统。

　　在9月最新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的肖像，照片中的卡梅伦面带自信的微笑，嘴唇微启，似乎准备对读者说些什么。美国人为封面配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微笑的背后：谁是大卫•卡梅伦？”

　　那么，卡梅伦是谁呢？杂志刊登了长达六页的特写，全方位向世人展现了这位英国政治新贵和下届首相的有力竞争者。用撰稿人卡瑟林•迈耶的话说，卡梅伦的崛起证明了他自身的政治实力，更说明了英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提起英国保守党，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奥运闭幕式上被人形容为“行为不检点”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了。与约翰逊一样，不按规矩出牌的卡梅伦也带有不少“另类”气息。但卡梅伦的背景更加精英：贵族血统、政治经济学出身、伊顿公学和牛津毕业，这一切无疑增加了他的“明星”气质。

　　据调查，在青年人中，卡梅伦的受欢迎度高达58%，远远高于工党的布朗和自民党的克雷格。笔者身处校园，也发现身边不少英国的研究生甚至本科生都是保守党员或对卡梅伦抱有好感，而对工党首相布朗，他们大多持以讽刺挖苦的态度。

　　在1997年以前，工党政府从未在英国议会任满两届，但随着布莱尔政府2001和2005年两次选举胜利，新工党将议会的多数席位连续保持了三届。这无疑是工党光荣簿上显赫的一笔，但它也意味着长期由工党把持的议会老化现象严重。卡梅伦今年42岁，他的年龄优势，是目前工党的大部分政客所不具备的。

　　工党所不具备的还有保守党超高的选民支持度。在民调上，保守党一直领先工党约二十个百分点，而今年在伯明翰召开的保守党大会，报名参加的人数创历史最高。如今，政治观察家们所讨论的已不是下届大选哪个党会获胜，而是卡梅伦将拿出什么政策来应对英国的困境。

　　卡梅伦的政治思维继承了更多撒切尔的成分，认同保守主义的传统。在接受时尚杂志GQ的采访时，他曾说：“我将成为撒切尔夫人一样的社会改革者。现在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来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

　　重提撒切尔，预示着英国政坛酝酿着一场革命：更多的资本主义，更少的社会主义，政策向右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选民们对于“撒切尔主义”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基本没有什么记忆，他们所关注的是政府如何减少税收，增加就业机会，将英国带离目前的经济危机等等更实际的问题。卡梅伦十分清楚地知道，过去民众对保守党的敌视已基本消弭，希望政界更为务实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时代》杂志的那篇文章中，还附有卡梅伦的另一幅照片，照片中表情严峻的他正从办公室的阳台向外眺望，不远处就是英国的政治心脏威斯敏斯特宫。或许用不了多久，卡梅伦就能走完二者之间这段并不长的距离，完成英国政党政治的又一个轮回。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只要其遍及全球的影响力不衰退，其”白条”就可以一直作为标准货币通行全球。在出现能够在武力上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实体之前，美元的地位不会动摇。 　　

　　次贷危机升级为信贷危机以来，最令各国银行家们胆战心惊的一幕已经出现。与AIG（美国国际集团）的量级和重要地位相比，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只能称为羽量级选手。尽管保尔森和伯南克出手接管，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仍然刻下了深深的裂痕。

　　AIG之重要地位不仅仅来自它万亿级的巨大资产规模（据2006年数据）。作为世界第一保险集团，AIG向遍布全球的金融机构和公司出售CDS（信用违约互换或信用违约掉期）产品。该产品相当于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债券提供风险保险，通过这一产品，AIG成为金融市场上风险的收集者和买家。在经济上行期中，违约风险较小，AIG的CDS产品成为金融机构资产配置中的优质成分。

　　但资产泡沫破裂后，骤升的风险使AIG不堪重负，市场对其偿付能力信心几近崩溃。一个明显的表现是，美国部分货币市场基金净值已经跌到一元之下，而此类基金净值按规定必须保持在一美元以上。如果AIG破产，全球金融机构将面临数十亿资产的冲销，民众的资产也将随各类投资基金贬值而大幅度缩水。尽管政府接管了AIG，但投资者的信心是否恢复，仍需看股市的表现。

　　恐慌蔓延的后果，即是美元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既然美元资产的价值脆弱到似乎被一根稻草即可压垮的地步，继续将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否明智？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一派人，早就喊出美元统治终结的口号。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候选储备货币从欧元甚至到人民币不一而足。

　　但是，从现实出发来看，美元的地位并不会随市场信心动摇。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各国必然需要一种储备货币。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各经济体总体储备货币正增长。在目前美元中心制的金融格局下，这意味着美元不断从美国流向其他各经济体，即美国保持总体贸易逆差。这是全球经济向前发展的前提。

　　作为资产储备，美元的稳定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需求，这点又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这与上述各经济体需要美国保持逆差的需求相矛盾。一个不断逆差的经济体理论上应当难以为继，但美元的背后并没有黄金实物支撑，美国国债也不需国内储蓄支持，能实现这种”钢丝上的稳定”的能力，即所谓”铸币税”。

　　这种特权的保障，部分来自于美国金融系统的深度和发达程度。次贷是美国金融体系”失手”的表现，但在总体上，该系统的风险分散和衍生品交易能力仍然无可匹敌。美国通过输出这些产品部分实现美元回流。同时，当各国经济发生动荡时，天然的避险需求会促使资金重新流回美国。如果美联储适时加息制造利差，这种回流将更为迅速。

　　此外，美元的动荡必然来自于美元资产的大规模抛售，但这意味着抛售者自身资产缩水、出口萎缩、失业率上升等问题。这两者共同作用，使世界经济体系对美元形成”路径依赖”。

　　最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美元相当于美国打给各经济体的”白条”，而白条的背后必然是实力保障。人们对”白条”的信心来自于美国的国家信誉，后者又以国力作为支撑。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只要其遍及全球的影响力不衰退，其”白条”就可以一直作为标准货币通行全球。在出现能够在武力上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实体之前，美元的地位不会动摇。

　　本文作者为刁莹

　　五十八年前，一位美丽女子，一台打字机，一个小房间，构成了一本杂志的全部家底。杂志名字叫《面具》（Caretas）。今天，它已是秘鲁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

　　8月23日，创下这本杂志并守候它半个世纪的传奇女报人多丽丝·吉普森（Doris Gibson）以98岁之高龄辞世。“我走了，但印刷机可不能停，”她在弥留之际对身边人说。

　　创立之初，杂志的名字本来是“面孔和面具”（Caras y Caretas），但是当时秘鲁正处在独裁统治之下，所以多丽丝决定名字中只含面具二字，以影射当时的环境。

　　杂志开始后不久就因抨击当时的政府而遭关闭。每期的视觉报道，从封面开始就让军政府当局心惊。因此曾先后被关闭八次，大部分都是在1970年代在贝拉斯科统治期间。“她每次都有办法在被禁之后重新开张，”她的孙女戴安娜回忆说，“只要有她，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多丽丝出生在1910年的首都利马。这过程纯属意外：母亲恰巧在船上，不慎羊水破裂，只好临时靠岸生产。

　　多丽丝父亲是秘鲁诗人派西·吉普森（Percy Gibson），为英国移民后裔，出生在富商家庭，但是性情反叛，走上文学之路。多丽丝的妹妹恰洛（Charo）说父亲一辈子一天都没有工作过，姐妹们摆着上流社会的派头，实际上过得却是穷酸的日子。

　　多丽丝19岁即嫁给了一名阿根廷外交官。在天主教的秘鲁创下第一单离婚纪录前，他们育有一子，恩立克（Enrique）。这个儿子后来一直是《面具》杂志的编辑，人称秘鲁最好的记者。

　　多丽丝年轻时美貌倾城，受到众多画家以及文艺界人士的追捧。她后来的恋人是古铁雷斯（Servulo Gutierrez），对方既把她当作情人，又是创作中的缪斯。他曾经为多丽丝绘过一幅真人大小的裸像，但是两人分手后，画被他卖给一个富商。孙女戴安娜（Diana）回忆说多丽丝和杂志的摄影师一起走进富商的家中，说想在日光下拍这幅画，结果就把画搬出来，上车急驰而去。而当富商打电话要索回这幅画时，她说：“我不想光着身子在你的房间里。”

　　尽管头顶上流社会的光环，但朋友皆说她待人温暖。她常说，有没有钱，不过是运气的关系。

　　不过，儿子恩立克说她的脾气有时像火山一样。母子二人之间的争吵也相当有名。但是，更多时候，她也把火发向权威。由于杂志的大胆和敢言，政府不停地想让这份秘鲁最重要的政治杂志噤声。每当办公室遭受袭击的时候，她总是站出来同士兵对抗，并让自己的摄影师记录下士兵的暴行。

　　“野草从来不会死，”她在利马城发散的传单上写道。在她看来，言论自由从来无法被压制，就像野草总是会在马路的缝隙当中钻出来。

　　她一生守候着这本杂志。自己的房间就在杂志办公楼的八层。儿子说她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也是天生的女企业家。

　　在女人依附丈夫生活的时代，她独立敢言。在女权运动开始之前，她就已经是女性主义者。而不论在秘鲁的新闻史还是艺术史上，《面具》的犀利报道与她的勇敢美丽，都是荡气回肠的传奇。

　　安替先生说，中国要增强软实力，“没必要另起炉灶来做观念征服，而是要更加彻底地实践西方价值。”我不同意他的后半句，有条件地认可前半句。软实力的增强，并不在于对其他文化的征服、训谕和灌输，更不可能靠“彻底地实践西方价值”来实现。在我看来，理想的中国文化，应该是自尊而又尊重他者、强势而非霸权的文化，其核心则是一种既能支撑本国社会繁荣昌盛，又能引导人民与其他文化和平共处、和谐交流的价值观。

　　但凡有生命力之文化，必然有其能感召人心的价值观。中国近年来的软实力建设，重在汉语教学和文化展示，固然有助于外国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但缺少了价值观的宣传，必然事倍功半。汉语不过是商务汉语，文化无非供猎奇之用，就算是日新月异的中国沿海，也只能让人称羡中国经济的腾飞。我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时，时有此感。但这并不是软实力建设者们的责任：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思想驳杂，道德失范，基本的诚信良知常常不能维系，怎么可能在价值观方面给世界一个铿锵有力的回答？

　　未来的中国价值观为何，眼下尚难定论。但“历史终结论”早已破产多时，安替先生竟还在主张“彻底实践西方价值”，实在令人难以苟同。什么是西方价值呢？个人主义、基督教这些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共性、而在中国绝无普及之必要及可能的东西，难道也要“彻底实践”？而假如抽掉了这类文化理念与精神，被广泛称颂的民主与自由制度在集体主义、社群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土壤上，开出的就必然是别样的芬芳。谈到价值观，有必要重审1991年新加坡政府以白皮书形式发布的五大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植，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不管西方人怎么看待内中“异端”之词，新加坡人的确在这番理念的指导下成就了社会繁荣和文化自信。虽为华夏一脉、实文化血统庞杂的弹丸之地新加坡尚能自信满满地朗声道出自己认同的义理，承中华文明正绪的泱泱大国却不能效法盛唐，不能通过广采博收而熔铸属于自己的新价值观，诚为可悲之事。

　　最后，在软实力的运用方面，我还想发表一点浅见。正如安替先生所言，胡萝卜加大棒的实力外交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基本原则。而软实力，可以说恰恰是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处。运用软实力，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得到对方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合作”来达成本国利益诉求。尽管由美元资本支撑的美国文化工业产品风靡世界，自由民主的理念也脍炙人口，美国的国家形象却越来越差，在世界各地得到的信任与合作也越来越少。这不仅仅是霸权主义行径的失败，更是文化根源，亦即软实力基本构成的失败。因为，正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狂妄自大的普世主义（这也是“西方价值”的一部分），为这个国家用暴力“输出价值观”提供了精神支撑。实际上，对于文化或多或少异质的别国“少为”或“无为”，而自己积极“有为”，才是更高明的策略。其实，这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智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他的底线是，坚持喜剧素材应该来自于对于人类和社会的短处的批判。

　　美国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逝后，他的生前好友，《阿飞正传》的主角宋飞（Jerry Seinfeld）回忆，卡林死前九天同他通电话，两个人还开起了关于死亡的玩笑。

　　“我们聊起了Tim Russert和Bo Diddley, 乔治说，‘我觉得我暂时是安全的。’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去，中间总要有中场休息吧。如果他们坐的飞机发生空难的话，我总想马上也登上飞机——这样子概率大一些。”

　　他大概没有想到，中场休息的时间并不长，前两位喜剧明星离开不久，叛逆不羁的卡林也因心脏病驾鹤西去。此刻，三人应该在天堂开派对吧，相较之下，人间少了许多讽刺，许多笑声。

　　卡林曾经说过，“基本上，语言是隐藏真相的工具。”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相反的事，用语言把真相表现出来。在他充满讽刺、有时还充满愤怒的社会评论中，他展示着自己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人们习以为常的怪现状的观察。那些为现代社会粉饰太平的人们生活中的各种角色——政客，媒体，宗教，以及各类的传统想法，都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卡林五十余年的喜剧生涯中，有不少话成为经典，总是被人引用。比如：“你有没有发现开车比你慢的人是傻瓜，比你快的人是疯子？”他还如此讽刺过政界人士：“他们块头越大，气味就越难闻。

　　人性和世界中的复杂与荒谬被他拿来玩味，他说：“如果你生在这世上，你就有了一张看一场奇异演出的门票，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美国，你的座位就在前排。”

　　乔治·卡林1937年5月12日出生于纽约。幼时父母离婚，他和哥哥一起在曼哈顿西区由妈妈抚养长大。“我在纽约长大，一直想变成想电影里和收音机里那些好玩的人那样，”他说。“我爷爷，爸妈都有语言天赋，我妈妈把这些都传给了我。她总是让我注意语言和词语。”

　　他高中时代辍学，加入空军。之后在洛杉矶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成为一名DJ。1957年他到波士顿，然后去了沃斯堡（Fort Worth）。 在这过程中他遇到了新闻主播和戏剧演员伯恩斯（Jack Burns）。他们在沃斯堡和洛杉矶一起工作，在电台里表演。二人搭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1960年，卡林还是决定单干。

　　他因语言天赋和聪明的语言游戏而出名，后来成为喜剧明星的宋飞回忆说：“我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对他着迷。对一个孩子来说，似乎整个世界都因为乔治·卡林而变得有趣”

　　不久后他成为美国最红的喜剧演员之一。 但随着1960年代结束，他已经受够了在他眼中微不足道的和“空虚”的成功。“我在揶揄那些我很同情的人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我和他们也有联系，我和他们观点相同，”他后来回忆说，“我是一个叛徒，在谎言中生活。”

　　　1970年，卡林换了方式，他扔掉西装领带，以及那些帮助他获得声名的那些传统的、干净的素材。他以文化叛逆者的形象重新出山。其时他已经蓄起了胡须，养长头发，穿上牛仔，开始吸毒。接下来，在一场著名的事故中，他拿越战开玩笑，激怒了群众，被驱逐出去。之后，他暂时离开夜总会，到了大学和咖啡馆，那里的观众更年轻、嬉皮，对他的新故事和新形象也都更感兴趣。

　　他最著名的开场白大概是：“我在想那些脏话和誓言，想那些诅咒的话和你不能说的话。”那个节目的名字叫“你永远不能在电视上说的七个词”。他因在这个节目中的用词而遭逮捕，被带上美国的最高法院。之后，法院裁决是他的用词“不够体面，但不构成猥亵”，这在之后也成为联邦通信委员会判断广播节目是否猥亵的判例之一。

　　“所以，我的名字在美国法制史上是一个脚注，我对此有点骄傲，”他说，“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大胆的。”

　他近来的作品尤其尖锐，充满了对愚蠢、肥胖、以及驯顺的抨击。但是他一直维护他的底线，坚持喜剧素材应该来自于对于人类和社会的短处的批判。“我的本能是想去除一些事情的神秘色彩，把它们从所谓的禁区中带出来，至少让大家可以对这些事情进行讨论。”

　　“把其中讽刺的因素去掉，”他说，“你会发现一个失望的理想主义者。” 他不害怕人性中自我粉饰的因素，说“面对现实我们都有犹豫，而我们都希望把让人不快的现实美化一些。” 如果有来世，他说，他可能是个老师。

　　习近平一方面给香港送出经济利好消息，另一方面也对特首提出不留痕迹的提醒。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接管港澳事务以来的首次访港之旅，留给港人敦厚和善、低调务实的印象。作为主管奥运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离奥运仅余一月的紧张时期，将访问的最后一站放在香港，足见北京对特区当下政经局势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习在赴港之前考察广东各地时，还特意选择了若干港方项目或港资公司，专门了解粤港合作情况。

在会见香港管治团队时，习近平明言，“既定的方针不变”，自己“和前任领导者（曾庆红）萧规曹随”，意在让港人相信北京对港政策的延续性。从其行程安排来看，亦是严格遵照中共领导人访港惯例，可谓“新人事、旧路线”。

三日紧凑的行程，凸显习近平此次访港的两大主题：“奥马”筹备，经济民生。胡锦涛今年两会期间对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四句话”总要求，“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列明了北京对港澳工作的主次之分：经济挂帅，民生打头、民主殿后。曾庆红主管港澳事务时期，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相继推出CEPA、自由行、内地企业大举来港上市等措施，推动经济在短期内复苏。如今香港经济依然畅旺，但通胀加剧、贫富差距恶化，港人自然期望“新老板”习近平此番会带来新的大礼包。

果不其然，习近平在出席特区政府晚宴时，即宣布一项“大利好”：国家商务部将与特区政府签定协议，让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特别是进入广东省，为香港服务业提供新的机遇。他还表示，中央政府会积极和特区政府探讨解决通胀困难的措施，在支持本港促进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措施会“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上述挺港大礼，无疑利于纾解近来香港社会不断累积的民怨。但对于近期因“副局长委任风波”而深陷管治危机的曾荫权来说，他更应该在意的，不是万众期待的送礼，而是“新老板”不露斧痕的批评。在视察奥运马术赛场时，习近平肯定港府工作的同时，又要求曾荫权要“亲自挂帅、亲自过问”。言下之意，不可将奥马交给马术公司或唐英年便告万事大吉。凑巧的是，习近平话音未落，会场的天花板竟然跌下两条铝质风管。习虽镇定自若，曾已颜面全无。

最让曾荫权坐立不安的，应该是习近平提出的对香港管治团队的期望：“通情达理，团结高效。”此语虽然不像2004年底胡锦涛要求董建华“总结经验、查找不足”那么严厉，但表明习近平对香港近期政局洞若观火，特意点醒曾荫权要重视民意、高效施政。

在习近平离港后，最新民调显示，特首民望评分只有55.9分，短短的两个多月，已经跌去10分。照此态势，相去董建华下台前的47.9分已经不远。曾荫权本人也意识到了事态的危险性，在最近不足三周的时间里三次“落区”了解民情，并将于7月16日宣布“派糖”十亿，纾缓市民通胀压力。

　　六方会谈成功的关键在于美国与太阳照耀下的朝鲜之间主要歧见的消除。
 
　　日前，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朝鲜将很快向六方会谈东道主中国移交拖延已久的核计划清单。作为回报，美国则把朝鲜从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除去，停止对朝鲜实施《与敌国贸易法案》，取消相关制裁。

　　按照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去年10月发表的《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朝鲜本应在去年年底之前完成宁边地区3个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对其全部核计划进行完整、准确的申报。只是由于朝美存在分歧，这一协议未能按时履行。

　　赖斯是本月18日在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说这番话的。没有人怀疑赖斯这番话的真实性，但观察家普遍认为赖斯过于乐观。在不停地扯皮与讨价还价之后，人们有理由为看到的每丝曙光而兴奋。赖斯称朝鲜会把相关材料交给中国，但需注意的是，平壤至今没有对此有任何回应。
　　以当下情势衡之，朝鲜国内存有尽早弃核的冲动。其一，朝鲜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经济状况恶化，尤其是粮食产量大幅减少，迫切需要国际援助。韩国银行最新公布的《2007年朝鲜经济增长率推测结果》显示，朝鲜去年的实际GDP比前一年减少2.3%，继2006年之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其次，韩国承认“阳光政策”失败，朝鲜在政治、经济上更加孤立。李明博政府宣布，韩国向朝鲜提供的援助和经济合作，取决于朝鲜是否信守解除核武装的承诺。在韩国对朝鲜的援助戛然而止后，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声称“没有韩国的援助，我们的国家一如既往，我们的人民一样如愿生活”，但其中苦处恐怕只有朝鲜自知。

　　再次，中国也为朝鲜弃核贡献良多。日前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朝时表示：“中国希望六方会谈早日全面落实第二阶段行动，并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步入新阶段。”金正日则回应：“六方会谈虽有曲折，但达成了许多重要协议和共识。中方作为主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朝中双方今后继续进行良好的合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朝核问题最终都会解决，只是，我们目前对此抱有的应该是一种谨慎的乐观。六方会谈成功的关键在于美国和金正日之间主要歧见的消除，而这取决于两国间的重大让步，且要获得参与国家的一致共识。

　　美国主张朝鲜必须先冻结各种核武研发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重返朝鲜，必须重新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如此才可换取美国持续的经济援助，并进一步改善关系。而朝鲜则坚持美国对朝鲜须先停止敌对政策、提供经援和外交承认等多项前提。

　　其中的难处则在于，双方主张互为因果。冀望于美国用西方游戏规则来影响金正日治下的朝鲜，双方在谈判桌上筹码都不会太多，因此每次六方会谈往往上演一场场拉锯战。

　　赖斯强调，在移交材料后的45天内，在所有措施真正生效之前，美国将继续评估朝鲜的合作，还会检验朝鲜所提供的核项目清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如果事实证明朝鲜违约或欺骗，白宫将会采取相应措施，朝鲜将再次受到撤回的制裁，而且还会加上新的制裁。如果赖斯的假设不幸成真，朝核问题的解决似乎只有在不断的谈判中让时间去解决，直到太阳下山。

　　相比领土疆域的回归，身份认同上的重建将是一项艰巨得多的工程。

　　6月17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布了有关港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香港巿民自称“中国人”的比率在过去半年里增加了12个百分点，达到39%，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
　　显而易见的推论是，香港巿民对“中国人”身分的认同感正在增加。的确，在一个以“一国两制”为前提构建的依附性政体里，这将是一个无可逆转的趋势。九七之后，港府大力推动“国民教育”工程，使得民众对国家的认知乃至认同有了明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十一年来经济的大起大落，使得务实的港人意识到在经济层面上对大陆市场巨大的依赖。

　　但是，考虑到香港居民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多元化，我们显然不能对这一调查结果做如此简单的解读。

　　首先一点，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比率的大幅度上升是常态还是特例？它是否会稳定在这一水平上？从港大民意调查的历史资料来看，在过去十一年中，选择“香港人”身分或“中国人”身分的被访者的比率并不稳定，较容易受到在香港和内地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研究者也表示，此次认同率的大幅上升，北京奥运和四川地震应该发挥了一定作用。

　　另外一个例子是，港大同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82%的港人表示反对西藏独立，较3月14日前的结果高出11个百分点。这显然与“拉萨事件”及随后中文媒体立场鲜明的报道有直接关系。

　　“中国人”意识和“香港人”意识的角力，无疑将深刻影响香港的发展脉络。尽管可以预见未来港人的“中国人”意识将逐步增强，但从港大的研究来看，近年来香港市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只是略有增加，稳定在30%左右，而认同“香港人”身份的比率略有下降，保持在30%以下，两者依然旗鼓相当。

　　其次，所谓“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如何界定的？是指“中华民族”，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港大的研究计划列出了四种身份供受访者选择：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事实上，研究者也承认，四者有可能重叠，未必能够反映各项身分认同的强弱，因此同时进行了单项测试。最新数据显示，被访巿民对“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评分最高，为8.25分，其后分别是“中国人”8.02分、“香港人”7.80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评分最低，仅6.84分。
 
　　从历史上考察，香港是个移民社会，也可以说是“难民社会”。抗战时期，即有大批内地人逃往香港躲避战乱。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败退，香港人口更是从120万激增到230万。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大陆饥荒时期、文化革命时期，也爆发了数次“逃港潮”。可以说，至少在1997之前，香港社会主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负面印象居多。

　　尽管如此，对执政组织的疏离，并不能掩盖港人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作为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社会，香港基本上并不存在文化上、血脉上认同中华民族的问题。否则就很难解释，在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数次重大政治或社会事件中，为何被称为政治冷感、“经济动物”的香港华人，却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热情。

　　总之，此次民调所显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率大幅度上升，也许并不一定是常态，也许并不完全符合北京对港人增强“爱国意识”的期待。相比领土疆域的回归，身份认同上的重建将是一项艰巨得多的工程。

　　对民意的忽视和挤牙膏式的应对方式，让曾荫权在此次风波中受伤不轻。

　　6月10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首度就“副局长风波”公开表示“歉意”。此时，风波已经持续纷扰三周之久。

　　与以往的政治争拗不同的是，此次危机中，不仅仅是政治反对派，甚至部分前政府高官、亲建制人士，都对曾荫权提出了质疑和不满。可惜，曾氏对情势判断失误，掉以轻心，最终导致今日的被动局面。据港大最新民调显示，曾氏民望急剧下跌，对其出任特首的反对率则上升到24%新高。如若继续处理失当，曾氏恐将面临其执政以来一次严重的管治危机。

　　其实，增加问责高官的议题并不新鲜。早在去年10月，特区政府便发表了《进一步发展政治委任制度报告书》，拟在三司十二局下，新增若干名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然而，自港府今年5月20日公布首批名单后，传媒即质疑其中不少候任高官拥有外国国籍或居留权。其后，社会舆论的矛头又直指官员薪酬过高、遴选机制缺乏透明度。

　　港府初期的回应颇为强硬，以“私隐”为由，拒绝公布官员的国籍和薪酬状况。并一再强调，整个委任过程符合《基本法》规定。只有“主要官员”才不允许拥有外国居留权，而副局长并不在“主要官员”的范畴。

　　港府用“合法”来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正当性，固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民意、舆论很多时并不以这么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政府决策的好与坏。况且，“副局长”是全新的职位，港府的界定也是“问责高官”，其国籍和薪酬是属于个人私隐，还是公众拥有合理的知情权？对于围绕新增职位而产生的问题，港府没有及时和公众做充分沟通，而是一味以十几年前的《基本法》条款来做说辞，这种态度如何令市民满意？

　　港府委任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的初衷，原本是为了发展政治委任制度，和国外的“部长制”看齐，以期未来特首可组成“内阁”、“执政联盟”，为落实普选特首铺路。如此一来，港府更应当规避“任人唯亲”之嫌，其委任过程应公平公开公正，方能建立公众对政治委任制度的信心。但可惜的是，在5月20日的名单公布之前，公众未见港府发布有关委任过程的更多信息。这不免给人留下“暗箱操作”的口实。

　　对这些不足之处，以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港府显然估计不足。在日后风波的发展中，给外界的感觉是“挤牙膏”式的步步退让，并非积极的主动回应。最早是迟迟不公布详情，在舆论重重压力下，直到6月5日才由特首办公室主任会见香港传媒高层，承认在事前低估了市民对问题的反应。继而，在泛民议员声称将在立法会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要求政府提交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资料之时，曾荫权才于6月10日亲自出面“灭火”。

　　在当天的记者会结束时，曾荫权一句“今次很多谢各位，我们迟些有机会再见面，讨论其它更加有趣的问题”，显示其心中多少有几分怨气。据悉，泛民在6月16日立法会上可能提出谴责政府的动议。但愿曾氏的怨气不会影响到他对局势的研判和因应。

　　在现实利益与能源诱惑面前，北极地区的领土争端只会愈演愈烈。

　　5月28日，北极地区周边国家丹麦、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和挪威代表结束了在格陵兰岛举行的部长级会议。这是五国首次就北极地区问题举行部长级会议，目的是消除最近各国因北极领土之争而造成的紧张气氛。五国代表会后发表声明称，愿意共同保护北极地区环境，但却无人承诺放弃对北极的领土要求。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北冰洋冰层消融，在北极诱人的自然资源面前，北极周边国家对北极领土和资源之争正在加剧。

　　北极领土纷争始于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率先宣布对北极享有领土主权。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强调“美国在北极地区有着独特的关键性利益”，随后丹麦也提出对该区域拥有开发权，俄罗斯则一再重申包括北极在内的半个北冰洋都是该国西伯利亚大陆架向北的延伸。去年8月，俄罗斯科考队员乘深海潜水器从北极点下潜至4000多米深的北冰洋洋底，在洋底插上了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此举令北极地区的领土纷争再次爆发。美国和丹麦相继派出科考队前往北极地区，加拿大则宣布将在北极地区建立两个军事基地。

　　如果说最初北极的领土之争是很纯粹的领土之争，那现时，在北极周边各国多在相关地理概念上做文章的背后，则牵涉多种利益的考量。其一，能源争夺，这是目前被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说法。北极资源丰富，拥有9%的世界煤炭资源，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据推测其储量占世界未开发油气资源的25%。另外，北极地区还有大量的金刚石、金、铀等矿藏和水产资源。尽管现阶段开发在技术上还不可行，但全球变暖正在使北极地区冰面以每10年9%左右的速度消失，油气开发是迟早的事。

　　其二，争夺“西北航道”控制权。“西北航道”是连接西欧与东南亚之间最短的海上通道，与其他航线相较，里程能够缩短6000至1.3万公里不等。一旦这条航道能够通行，其代表的利益可想而知。如果能够控制北冰洋的航路，无疑将给沿岸国家带来巨大利益，这正是北极代表的重要运输通道的意义所在。

　　其三，传统的地缘战略。冷战时期，北冰洋是美苏两国核战略的“要冲”之一。如果美苏想通过导弹攻击对方的首都，跨越北冰洋无疑是最近距离，导弹的到达时间短且命中率高。借助冰层的厚度，核潜艇的行动很难被发现。即使在今天，搭载着远程导弹的核潜艇仍潜行在这片海域。哪怕因为气候变暖而冰层消失，潜艇失去“隐身衣”，但北冰洋的战略重要性却不会有丝毫减弱，甚至会有所增加，因为传统的地理概念将因之改变。

　　这次会议由丹麦政府倡议，丹麦外交大臣佩尔·斯蒂·默勒在解释这次会议的主旨议题时说：“我们需要向国内民众和国际上其他国家共同传递一个政治信号，5个沿岸国家将以负责任态度应对机遇和挑战。”事实上，这个表态极具反讽意味。

　　在北极地区的陆地部分已经全部归属8个环北极国家的现状下，冰岛、芬兰、瑞典这3个北极委员会组织成员国，却被拒之门外，关注北极的环保组织和伊努伊特土著也没有参加。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负责任”的背后是自私的排他性。已有环保组织声称，这次闭门会议显然是想私下“瓜分”北极。而冰岛、芬兰、瑞典之所以被排斥在外，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低调与谦和，没有言辞激烈地宣称主权要求。

　　对北极的领土争端，有人引用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它成功地冻结了各国对南极主权的争夺，希望北极亦采用类似方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南极条约》只是“冻结”而非“解决”。联合国拟在2020年前对北极的控制权做出定论，但在现实利益与能源诱惑面前，北极地区的领土争端只会愈演愈烈，没有人会因为一纸文件而放弃觊觎已久“能源蛋糕”。

　　 “5.12”地震已事发一周，灾难与悲剧仍在继续，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平复。数以万计长眠于废墟下的罹难者，数以十万计身心俱损的生还者，数以亿计满含热泪的关注者……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劫难，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劫难。

　　灾难是共同的，痛苦是共通的，疆界、民族、政见、分歧，此时此刻都变得毫无意义。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在此时此刻为灾区、为不幸的人们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略尽绵薄，哪怕只是略表心意。

　　对逝者存者的救助在继续。挽救生命、维系生存，对他们而言固然万分重要，但死者的尊严，生者的心灵，同样需要尊重，需要慰藉。

　　 “9.11”死亡4000人，美国政府降半旗；印尼巴厘岛大爆炸死亡202人，印尼政府也降半旗；在死亡的恐惧与威胁下、在举国悲恸之中，人们有理由对每一个生命的价值表示敬意。

　　 就在动笔前，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同样曾饱受地震之苦的秘鲁，将5月19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届时秘鲁将为”5.12″中国地震死难者降半旗致哀。不要说距离，不要说是否相干，这是人类最本能的情绪反应，这是生者对死者的敬意，是生者对生者的关怀。

　　作为国际政治网刊，《纵横周刊》自诞生之日起，一直严格遵循着不涉及大陆内政议题的自我约束。然而在”5.12″的空前劫难面前，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更何况，《纵横周刊》其实没有破例：我们可以不关注大陆话题，但我们怎么可以不关注人类的命运与尊严？

　　术业有专攻，以国政为主项的《纵横周刊》所能为逝者存者、为一切不幸者做得实在有限，但遥远的秘鲁所能做到的，《纵横周刊》没有理由做不到，更没有不做的理由——纵横今日降半旗。在每篇国别研究专栏前加缀国旗，是纵横自第一期延续至今的传统，本期我们将它取消；同时，我们的副刊停刊一期，以示全体纵横人对所有”5.12″的罹难者、生还者最真挚的同情和敬意，表达我们对人类悲剧的无限哀恸。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此刻，最无力的也许就是语言。

　　安息吧。我们无法为你们做更多，但我们的心，永远与你们同在。

　　《纵横周刊》200814期上谷禹先生的纵论文章《粮价上涨背后的全球互信》从全球贸易体制缺陷的角度解析当前粮价上涨的原因，不无启发。本人读后觉得尚有可进一步思考和补充之处。概而述之，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其一，如何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是国际社会以及各国政府早就关注并且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其中，作为大米主要生产和消费者的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努力创建地区性的安全保障机制。东盟10国拥有8.7万吨的大米储备。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当印度尼西亚出现粮食不足的情况时，仍然显示出这种合作贮备制度和机能还不够完善。因此，东盟各国进一步提出了结合东盟+3的机制建设，建立东亚紧急大米储备体系，以期在发生灾害等紧急情况时，确保能够筹措到确保大米和粮食的资金。200 4年10月，第四届东盟一中日韩农林部长会议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出席会议的各国部长表示将在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等方面加强合作。会上，部长们还着重讨论了建立东亚大米紧急储备等相关的问题。

　　可见，在依靠全球自由贸易和市场体制对粮食资源的自发配置之外，已经比较成熟的区域性政府间合作机制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解决途径。今年出现的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一方面将考验这一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同时也必然会促使有关各国强化危机意识，加大共同建立地区粮食紧急储备的力度，包括大米储备和相应的专项基金准备。如此看来，阶段性的粮价上涨其实也不无正面的效应。

　　其二，应该看到，粮食安全问题与能源安全既有战略上的同质性，但是从长远的全球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考虑，后者的紧缺更加严峻。说到底，这次的粮食安全危机多少与发达国家致力于开发生物燃料，从而导致粮食供应紧张有相当大的关系。如何平衡发达国家对新能源的需求和发展中国家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是全球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

　　其三，这次粮食危机主要的受害者大多是哪些极度贫穷的地区和国家。这些国家大多面临严重的内部动乱。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对这些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国家无疑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某些国家的制度缺陷和政治危机才是问题的关键。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发起的粮食援助只能是指标之策。

　　一方面圣火应该让更多的普通香港人参与，另一方面，在面对抗议的时候，不妨更加大度点。

　　5月2日晚间，08奥运香港火炬接力在金紫荆广场划上句号。尽管在风雨中，火炬中途曾两度意外熄火，中国本土火炬传递的“第一棒”顺利完成。不过，但港府前前后后的处理手法，在得到大陆赞扬的同时，却在港引起一些争议。

　　当火炬传到以自由、开放著称的香港时，不少人怀抱不同的期待。曾荫权在点火仪式上，亦声称：“香港是世界的缩影，在彼此包容和互相尊重的精神下，能够汇聚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意见。”

　　不过，这种宽容表达，在遇到完成圣火保卫任务的时候，却显得有些脆弱，“言论自由”的那根底线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好的一面，5月1日，专程来抗议达尔富尔问题的美国影星米亚法罗（Mia Farrow）在澄清不干预火炬传递的前提下，获准入境；另外一面，是4月26日，反圣火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被香港入境处官员问讯六小时后遣返，另外有香港市民在路边大厦相继打出涉及人权议题的直幡，遭到警察干预，而激进打出雪山狮子旗的港大女生陈巧文，被带至警署后释放。

　　然而，这样的小插曲，并不是港人在此次圣火传递活动中最不满的事情。对于很多港人来说，他们反感的是120人火炬手名单。早在名单出炉之前，坊间就曾盛传，曾荫权有意亲任“第一站”的“第一棒”火炬手，而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将交接最后一棒，这样过于政治的安排，在一片抗议声中，首尾两棒最终交给了运动员。

　　改跑倒数第二棒的霍震霆认为，120人是“全体社会的缩影”。但事实上，名单中只有不到半数的火炬手为运动员，大量名额授予了不少富商、政党及社团人士，泛民主派人士无一例外地榜上无名，少数几名普通市民代表，则来自赞助商的推荐。本来很应该单纯的圣火传递，最后成了香港政商作秀的舞台。

　　本次火炬传递表明，在“一国两制”的制度结构下，在处理涉及国家层面的事务时，港府依然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拿捏失度。其实，回归十年来，得益于畅旺的经济形势，务实的香港市民国家认同感稳定上升，港人对国家的热爱，越来越强烈也是事实。北京和港府的治港思路无需拘泥于老套，应当自信地做出调整。一方面圣火应该让更多的普通香港人参与，另一方面，在面对抗议的时候，不妨更加大度点。港府曾声称，圣火传递要展现“香港特色”，而更为彻底的言论表达自由，更应该是这种特色的一部分。

　　总体来说我不太担心在韩国发生的事情会成为两国之间的更多外交问题。看今天韩国的报纸这个事情已经不再讨论了，甚至最强烈批评的《朝鲜日报》也在网版头版上贴了“北京奥运会”的特别专刊。但是我在这儿简单的说明一下一般韩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这样的“背景”也会能够帮助两个国家的互相理解。

　　韩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跟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稍微不一样。 首先，韩国人对中国不陌生，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 ，也不把它做“妖魔化”。在韩国，“中国”是很流行的一个词。现在大家都学习中文，甚至从2005年左右开始韩国最好的国立首尔大学的中文系的高考分数线超过了过去几十年保持第一的英文系的考分数。在韩国设立了世界最早的孔子学院，很多韩国人跟中国人结婚，两国之间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文化方面交流很密切很频繁，很多这些人之间成为个人朋友关系。 韩国也刚刚过了“发展中国家”的过度， 所以非常了解中国经济快书发展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西方媒体批评目前在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时，韩国人会说：“噢， 我们也经历了这一阶段”。

　　不过，就像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对西方保持“受害者”的心态一样，很多韩国人对中国有着亲密同时很复杂的“受害者”的感情，这是跟韩国人的历史认识有关。我们从韩国教科书学到的内容是：韩国被外国侵略了超过900次，大部分是从中国来的。这导致韩国人有所谓“受害者”情绪，特点就是对历史上强者一方一些非正常行为反应很敏感，很容易情绪化，所以《环球时报》才说韩国媒体对中国留学生在首尔的暴力行为做了过度渲染。 对韩国来说中国一直是大国，但有时会觉得傲慢。举个例子，很多韩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对这次首尔发生的事件只表达“遗憾”但不说“抱歉”是大国的傲慢，认为中国小看了韩国。 这和中美撞机事件的道歉之争也能做一个对照。从这个角度看，韩国总理也说韩国要恢复国家“自尊心”。

　　答自《纵横周刊》：

　　感谢李先生来稿，从一个韩国人的角度解释了韩国媒体和民众对这次首尔事件反应背后的心理。至于文章提到的韩国被侵略900次的事情，和事实不同，因为不能用民族国家的关系来描述古代的中国和朝鲜的藩属关系，否则怎么解释韩国从文字（汉字）、古籍、到文化认同，都是来自“侵略者”？在某种意义上，过度的“受害者”情结，并不利于打造成熟的民族心态。不过这点，我们中国人也感同身受，以至于在Made in China征服各地、一些国家开始真正害怕中国发展的时候，中国人还认为自己是被列强欺负。在这个意义上，中韩两国人民应该更加公正看待历史和现实。

　　另外，藩属时代早已过去，中韩已经是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国是常任理事国，韩国人是联合国秘书长。处理突发事件，应该法律归法律，外交归外交，个人事件不应该上升到需要外交部道歉的地步。民族心理我们应该给予理解，但现代国际政治，不妨按照国际惯例处理，不应该小事特办。因为在中国人心中，韩国应该是一个不需要特殊照顾的对等邻邦，而中国人在任何地方触犯法律，都要交给当地警方而不是北京外交部来处理。

贵刊1月21日一期（总第 95期）上《争特权是实争民主是虚》一文多处将肯总统所在政党称作“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实际上，KANU是肯国父肯雅塔于 1960年创建，2002年大选中败北成为反对党至今，其领导人为肯雅塔之子乌呼鲁。肯现总统所在政党为“民族团结党”- Party of National Unity(PNU)，系去年8月23日临时拼凑注册成立的联盟性政党，其中包括 KANU，但总统竞选旗帜仍是 PNU。请明鉴。

答自研究员陶短房

多谢读者的意见：

基巴基派在登记时打出的旗号是 PNU，但该党发给包括许多非洲媒体的新闻稿都用了 KANU的称谓，我这里也是斟酌再三才用了后者，现在看来也许未必是最妥当的。KANU的残骸其实在 2003年之后就已名存实亡，肯尼亚的政党政治实则就是部族政治，而部族的分合则是政党存废的基础，基巴基派固然是 2003年的反对党，可是奥廷加兄弟在那一年何尝不是基巴基的”同党”呢？还有，如果基巴基当选有效，KANU是”执政党”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反对党了，乌呼鲁.肯雅基在 2003年败给了基巴基，但肯雅基派的核心前身是 KCA，基库尤的色彩在乔莫.肯雅基死后越来越浓厚，上届基巴基的获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打了”非基库尤派”（利用了老反对派奥廷加家族），而上台后的作为，则重新向基库尤色彩靠拢，他们在选前的合流，是有一定的民族认同基础的，这和那些小民族的”墙头草”党派加盟的单纯利益交换不同。

还是要感谢读者的认真阅读和不吝赐教。

　　目前，萨卡什维利以接近 50%的票数在模拟总统选举中遥遥领先其他 7位候选人，但这是在他意外将总统大选提前大半年举行造成 10党反对联盟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取得的暂时优势。

　　离大选还有一个半月，还有如下变数存在：首先，紧急状态是在美国要求下取消的，美国并不刻意支持“酒、色、暴戾、玩乐诸毒俱全”的萨卡什维利连任，这将波及他下月出访美国的公关成效，而美国的背书对萨卡什维利连任的合法性极为重要；其次，尽管萨卡什维利通过操弄选举法，成功地将前国防部长奥克鲁阿什维利、前外交部长祖拉比什维利等有力竞争对手排除在总统候选人之外，而且反对派内部并不团结，除各党联合推出加切奇拉泽外，还有工党领袖纳杰拉什维利、新右翼党领导加姆克列利泽、媒体大亨帕塔尔卡奇什维利等自发参选，但反对派这种力量分散的局面也有可能随着选举临近而改变，故而萨卡什维利必须全力以赴。何况，只有他以绝对优势连任，才能保证执政稳固，并惠及议会选举。

　　撤换总理、打就业牌，正是萨卡什维利争取医生和教师等职业团体支持的捷径。这要比已经引起反效果的反俄牌更能收获基层选票及欧美观察员的首肯。

　　事实上，在莫斯科 11月 15日提前完成从格撤除军事基地的情况下，“反俄”已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姿态而不能再作为牌来打了。萨卡什维利作为美国支持的玫瑰革命曾经的宠儿，过去一年来已经多番指责俄战机入侵格领空及投弹，不久前以莫斯科支持两名格反对派领袖试图发动政变为由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最近又再次指责俄向格西北部分离地区阿布哈兹运送武器，这些指控根本得不到美国的信任。

　　更何况，在格俄长达 4年的交恶以至冷战状态中，格选民已经普遍亲美，加入北约成为格朝野的共同意志，即便个别反对派候选人不怎么反俄，也不敢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这次选举拼的是经济、反腐和人权，而不是外交、国防和意识形态。

　　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格当局才会在近日宣布以勒索和洗钱等腐败罪名，通缉早前取保候审后避居在慕尼黑的奥克鲁阿什维利，以整体抹黑反对派。而后者的实际“罪名”则是在 9月底组党并通过私营电视台指责总统贪污、企图武力收复南奥塞梯及妄图暗杀富商帕塔尔卡齐什维利。

　　帕塔尔卡齐什维利与普京的敌人、俄流亡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是“铁哥们”，如今他的民意支持率在格反对派候选人中一马当先，而且他为其他候选人提供媒体平台，也使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

　　不过排名第二的共和党领袖乌苏巴什维利已警告说，一旦他们发现当局不按规则出牌，10党联盟有可能抵制大选。抵制选举固然不能阻止萨卡什维利连任，但将造成政府的合法性不足，国内动荡持续，拖延第比利斯在明年 4月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加入北约的时间表，这是仰赖华盛顿支持的萨卡什维利们付不起的长期代价。

　　由于高额的对巴援助，美国一直被寄予厚望，国际社会希望布什能够向穆沙拉夫施加压力，结束当前的军事统治。在全国紧急状态开始后，美国国务卿赖斯宣布，对巴援助将被重新检讨。在公开场合，美国也一直持强硬态度。但这显然不是美国的本意。原布什保守幕僚、前美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一张大嘴肆无忌惮，说出了很多美国人的心里话，“虽然穆沙拉夫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但我对在巴基斯坦民选领袖能管住核武器没有信心”。

　　于是，在上周和穆沙拉夫通过电话后，布什本人对穆沙拉夫温和了很多，他强调，美国和穆沙拉夫之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和恐怖主义的战争。在反恐利益面前，民主被当然地置于第二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看来确实也别无选择。所以，穆沙拉夫可以大胆宣布，即使是明年的议会选举期间，紧急状态仍可能不会结束，因为反恐的需要，军事管制必须继续。

　　一直以来，穆沙拉夫将自己塑造为国家的核心，他想告诉人们，没有他，巴基斯坦和世界反恐事业根本无法向前走。以反恐之名，他的紧急状态下，数千名异议人士被捕。而人们所指望的前总理贝•布托，同样不可依靠。贝•布托所在的人民党原定于周五在军事首都拉瓦尔品第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但巴基斯坦警方很快就将其软禁在家。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一天后，她就获得自由，并于周六晚上在国会出席了外交晚宴。穆沙拉夫给予贝•布托的空间，可能意味着，两人之间关于分权的协议仍有可能达成，虽然他在周日的演讲中对贝•布托评价甚低。

　　贝•布托的行为已经伤害了她的部分支持者。这位在巴基斯坦、英国、西班牙等地面临贪污指控的反对派领袖，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支持率已经越来越低。贝•布托结束 8年流放回国，就是为了权力。一方面，她指望穆沙拉夫能与其分权，另一方面，她又必须承担反对派领袖的角色，那是她的政治生命所在。在这种首尾两端之间，她在过去的一周中，表现令人失望。在人民党内部，很多人已经开始厌恶贝•布托。而这位女强人，也正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Aitzaz Ahsan是贝•布托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之前， Ahsan是人民党的忠实信徒，从贝•布托的父亲老布托时代，他就是党内骨干，和贝•布托关系亲密。但自从 Ahsan获得美国的信任后，他与贝•布托的关系便每况愈下。即使是在今年 3月，他成功将首席大法官乔杜里请回最高法院之时，贝•布托作为反对派领袖，也未予以祝贺。

　　真正在巴基斯坦的倒穆行动中承担责任的，是巴基斯坦的律师们。他们像今年早些时候的最高法院风波时那样，通过专业的法律知识，发动游行，并向民众解释穆沙拉夫何以不合法。但是，他们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挑战军政权。上周，穆沙拉夫通过了新的军队法，规定军事法庭可以审判普通民众。在拘捕和审判的威胁下，律师们的命运只有两种可能：被拘捕或者闭嘴。

　　只要穆沙拉夫在巴基斯坦最大的权力机关——军队内的基础不变，那么携反恐之名，他将无视美国之外国际社会的压力，将军事管制进行尽可能长的时间；而在国内，他将依托军事恐怖统治，牢牢掌控局势。

　　一直以来，美国试图促成穆沙拉夫和贝•布托的联盟，让巴基斯坦向民主过渡，但只要美国处于自己利益对巴基斯坦施行民主半心半意，巴基斯坦这个核国家还是会被穆沙拉夫这个聪明的政客劫持。

　　穆沙拉夫的这一决定被看成是对其权力的挽救，但却让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权力博弈各方陷入惊慌失措。他们面临的选项很少，而结果对每个人都是扑朔迷离。

　　早在今年 8月 2日，曾担心巴基斯坦实行紧急状态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致电穆沙拉夫，劝说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自 2001年以来，美国向巴基斯坦投入 100亿美元资金，用于穆沙拉夫的反恐行动。因为对独裁者的支持，布什政府也受到了嘲笑，因为这对于他在中东推进的民主化样板戏是一个极大的侮辱。5个月前，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穆沙拉夫开始和前总理贝·布托谈判，目标在于权力分享，最终使巴基斯坦通过公正的选举，重新走上民主路。但是一切在 11月 3日晚上重新归零。在紧急状态实行前，美国驻中东地区的海军上将法伦曾警告穆沙拉夫和他的幕僚，美国将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但在穆沙拉夫置若罔闻后，美国方面的态度明显软弱，没有任何决定在紧急状态后作出。是让自己的 100亿美元打水漂，让美国的安全再次受到挑战，还是继续合作，不扛民主大旗，对于布什政府来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虽然这将意味着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更加遥遥无期。

　　而对于刚刚回国的反对派领袖贝·布托来说，这个从阿联酋迪拜紧急结束访问归国的夜晚是个不详之夜。她在紧急状态宣布后，做出了强烈谴责。但是作为反对派领袖，如果不能在未来几天组织抗议游行，她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明年 1月的大选即使如期举行，她也将难有胜算，之前由于和穆沙拉夫的合作，已经让她的支持率持续下跌；而一旦她付诸游行，则将面临被囚禁或者驱逐的命运。

　　同样在观察局势的还有巴基斯坦军方。此前，由于接二连三针对军方的恐怖袭击，已经让这支主宰巴基斯坦命运的力量士气低落。一旦穆沙拉夫的军事管制让军方的威信在民众间大打折扣，并爆发大规模、长时间的抗议，那么不排除军方内部政变，穆沙拉夫下台的可能性。在巴基斯坦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多次。穆沙拉夫在电视讲话中指出，高等法院释放了 61名疑似恐怖分子，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让军队出生入死抓捕恐怖分子的奉献变得没有价值。这明显是在安慰军方，为自己的决定寻找合法性。现在，穆沙拉夫应该还控制着巴基斯坦军队，但从 2001年开始积聚的军队强硬派对反恐的不满，可能成为他下台的定时炸弹。

　　穆沙拉夫曾经对美国人说，他羡慕美国的宪政，因为即使是肯尼迪被暗杀，美国仍然稳定地前行，但是他难以想像他一旦有不测，巴基斯坦会如何。他是一个恋栈的人，虽然他也能做出让首席大法官在被解职后重新归来的举动，以向民主派们有个交代，但是当一周前总统府周围再有爆炸案发生，当其重新被选举为总统，但资格合法性长期悬而未决之际，他做出了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既能保证权力，又能推进巴基斯坦的民主，是穆沙拉夫的 A计划，但是当权力处于危机时，他毅然选择了军事管制，可是 B计划又在哪里？可能只有极端分子们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混乱的局势将坚定整个国家的不安和恐怖分子们的决心。

　　在众多未知数解开之前，未来几天将成为重要的风向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不会到来，只有混乱将继续。

　　普京在自己的第二任期开始以后，尤其是今年 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针对美国言辞犀利的讲话以来，在对美外交政策上的强硬对抗表现远不是布什所预期到的。

　　本周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俄美双方继续着角力。美方虽然作出了一些让步的迹象——表示在波兰和捷克准备安置的导弹拦截系统和雷达站将邀请俄方观察员参观，并且将来只有在确信有来自诸如伊朗这样国家的导弹威胁之后才会开启导弹拦截系统——但还是强调这样的姿态不等于赋予俄方任何意义上的否决权。而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长塞尔久科夫则抱怨所有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上向俄方提出的建议都不能让俄方满意，并再次强调美国要理解俄罗斯在该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和美国的立场也没有任何走近的迹象。上周普京对伊朗进行的历史性访问显示了俄罗斯在去年 4月支持美国提出的谴责伊朗的联合国决议以后，重新评估伊朗对于自身的战略价值：美国对于伊朗越头疼，俄罗斯作为大国中伊朗仅有的盟友打伊朗这张牌的价值就越大。普京对伊朗的访问刚刚结束，美国就于 25日再次提高了自己对伊朗的批评力度：美国政府称伊朗军方的革命卫队直接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并支持恐怖主义，并决定对伊朗施行新的经济制裁。而此时在”欧盟－俄罗斯”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继续他今年 2月慕尼黑演讲以来一贯的犀利言辞，指责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疯子舞刀”的方式。

　　而在另一个纠缠在俄美之间的关键冲突上，俄罗斯对于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的地位问题也是丝毫没有松口，强调允许科索沃独立将会重蹈欧洲历史上众多民族冲突、种族杀戮的覆辙。

　　现在普京已经把俄罗斯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态度表达得非常明确：如果美国和北约无视自己的安全需要，俄罗斯将通过退出冷战结束前后签订的众多协议（包括裁军协定）来应对。最近俄罗斯重新恢复冷战时期的战略轰炸机的定期远程巡逻已经是直接的信号。所谓的”普京原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有自己的利益，给我们平等对待。

　　布什的说辞已经被众多不满普京对外政策的人拿来重新”演绎”。在强硬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口里：”当我看着普京的眼睛，我看到三样东西：克，格，勃。”现在普京谋求明年之后的总理任期，前克格勃对俄罗斯的长期统治似乎只是刚刚开始。

　　美国人至今才察觉俄罗斯并不是西方的好友，似乎显得过于天真。美国需要找到敌人，找到自己的定位。目前美国深陷于和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时而也关注中印这些新崛起的经济体，似乎无暇顾及传统地缘政治、石油政治概念上的俄罗斯大国的崛起。普京眼中的，不是他个人的灵魂，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渴望复兴、渴望世界权力的野心。

　　作为穆沙拉夫的暂时盟友，她在巴基斯坦的一项权威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已经降到 28%，落后于没有获得赦免的另一位前总理谢里夫。

　　有人将贝·布托的回归看成军政府和民意代表之间的战斗，但事实上，经过长达数月的谈判，贝·布托只是一个回来和穆沙拉夫分享权力的政客，同时，他们也组成了巴基斯坦的“反恐同盟”。卡拉奇的爆炸是对这个同盟的警告，同时也预示着，巴基斯坦长期的乱局已定。在北部部落地区的极端分子们已经集结力量，即使难以左右巴基斯坦的政局，也将给这个国家带来长时间的混乱。

　　1986年，贝·布托同样从国外回来，推翻了绞死其父的齐亚哈克军政权，当时有 75万人走上街头欢迎英雄归来。此次的 20万人已经难比昔日盛况，更为致命的是，她已经是一个被腐败指控困扰的政客。她对她的支持者说，她的回来是一个“奇迹”，但巴基斯坦的民主奇迹并不会就此发生。

　　目前，穆沙拉夫-贝·布托联盟将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的审判，法官将决定穆沙拉夫的总统资格是否违宪，并同时决定对贝·布托的赦免是否合法。

　　如果在最高法院方面没有遇到障碍，而贝·布托又能在明年 1月的议会选举中胜出，则巴基斯坦的官方政治格局中将出现 3个重量级的名字：总统穆沙拉夫、总理贝·布托和参谋总长基亚尼（Ashfaq Pervez Kiyani）。基亚尼是目前巴基斯坦军队中的二号人物，2003年，他因为调查针对穆沙拉夫的两起暗杀事件，而一路高升。此前，正是基亚尼负责和贝·布托集团的谈判。

　　在巴基斯坦独立的 60年时间中，军政府在这个国家统治了 33年，即使在民治政府时期，军政府也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依托于那些退休的将军，巴基斯坦的各大命脉行业均控制在军队手中，因此在可预计的将来，即使是穆沙拉夫脱下军装，也只意味着他个人权势的式微，而不代表任何军队退出政坛的可能，相反，基亚尼将成为这个国家政坛的最重量级人物之一。

　　基亚尼在美国眼中是一个开明派人物。在他担任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头目期间，接连有几个基地重要人物落网，而他也成为美国眼中的反恐希望。从 2001年 9·11事件后，美国已经在巴基斯坦投入 100亿美元资金，但是当前的评估显示，基地组织有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重新集结的迹象。

　　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机构在历史上参与创建了塔利班，一直和这一地区的极端分子保持紧密联系，以保持对阿富汗的介入，并在克什米尔地区对抗印度。9·11后的转型打击了军队中的保守派，而巴基斯坦军队在和基地的作战中伤亡率加大，则进一步分化了这个国家主宰势力：一边是曾经在美国培训，亲美的军事将领；另一边则是亲极端势力的军人，还有士气低落的士兵。一旦军队中的极端势力控制了局面，则危及的不仅仅是整个反恐战争，而可能涉及该国的核武库和核技术。为此，穆沙拉夫曾在去年专门派特使到华盛顿解释，保证即使总统遭到暗杀，核武库也将非常安全。

　　穆沙拉夫显然已经找不到对付极端势力的办法。他曾企图让部落长老担任中间人，劝退极端势力。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100多名长老因为主张和解被暗杀。随着卡拉奇爆炸的发生，巴基斯坦将迎来一个混乱的年代。目前，这才是穆沙拉夫、贝·布托和基亚尼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而民主在现在看起来则并不重要。

　　作为重要北约盟友的土耳其通过种种方式直接明示对美国国会此举的严重不满，并宣称可能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其中包括暗示将关闭美国空军基地。目前，美国空运到伊拉克货物的 70％和军用燃料 1/3都要取道土耳其。对于布什政府而言，美土关系是解决伊拉克问题作为重要的保障之一，两国交恶将使深陷泥潭的美军变得更为寡助。

　　土耳其人的愤怒是有源头的。虽然说奥斯曼帝国是历史遗产，但自从国父凯尔末在 1920年建立大国民议会、1922年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后，该国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遗产。在这些“新土耳其人”的历史观中，1910年代发生的帝国镇压和驱逐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希腊人、库尔德人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周围西方列强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以及反弹有关。因此，虽然土耳其迎来了民主，但 1915年的这段历史依然是课本的空白，土耳其学术界也不愿去轻易触碰。

　　不过，如果历史以这样现代的语言揭开，新的土耳其人会难以承受帝国在现代的国际政治包袱。如果亚美尼亚的声明合理，那么继承受难者历史的邻国希腊、叙利亚，特别是境内外少数民族库尔德人，都成为了对土耳其政治稳定的威胁。更别说亚美尼亚单方面提出的 150万的死亡数字，和即便当年英国政府的数字 60万相差甚远，而且对于前现代的政治行为是否可以用二战后国际法概念描述，也是相当争议。

　　美国的亚美尼亚提案，土耳其人理所当然认为是对自己国家统一稳定的伤害，甚至是西方列强的新一轮瓜分土耳其的企图。这是现代土耳其人不可承受的历史之重。

　　回顾土耳其因此悬案被别国点名的历史，美国国会的这次并不是独例，法国等欧洲一些国家都曾在立法机构中提出进而通过类似法律，甚至此事还曾成为土耳其跨入欧盟的一大障碍。但显然这次土耳其希望利用这次的悲情，变被动为主动，保护自己的利益。根据最新的消息，土方不顾美国反对，已开始对伊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展开炮击。预计 16日，土议会或将批准为期一年的跨境清剿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这样，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如果美国不希望让伊拉克局势更糟的话，就必须坐下来好好听听土耳其朋友的价码。

　　美国国内，这件已由 225名议员联署的决议案将交付众议院全会表决。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很可能会不顾布什政府的苦苦说情通过该案。虽然本案的类型为”决议案”，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同时也不需要另一院通过或者总统签署即可生效。换言之，众议院全会的通过确认只会将目前的舆论影响释放到最大，给美土关系的维系施加巨大压力。

　　现年 47岁的始作俑者已经在国会立法了 6个春秋，过去的 4次选举中的表现都相当出色，其代表的加州第 29选区所在的洛杉矶县西部恰恰被人称为”小亚美尼亚”，甚至该选区内主要城市格兰戴尔(Glendale)的亚美尼亚裔高达 26.2%。这些移民最初在 20世纪初达到美国，很多人正是为躲避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才漂洋过海而来。目前，西海岸的加州成为美国 140万亚美尼亚裔最为主要的聚居区，特别是希夫所代表的洛杉矶县。年轻的希夫，面对尚可延续的政治前途和亚美尼亚裔选民的关键比重，已经做出了最佳的选择。在连选连任为唯一目标的议员那里，选举政治中的亚美尼亚裔因素，驱动他们毫无顾忌地将”投票换选票”，却在客观上把国内政治国际化。

　　于是，在一场国内政治国际化的炒作中，一心连选连任的议员冲锋陷阵，把一个”干涉别国事务”的议题发酵成要代表所有美国人的全体众议员表态的决议案，他们博取到亚美尼亚裔不小的票仓，为自己的政治未来贮蓄了更厚的资本；而满怀雄心壮志的土耳其政府不依不饶，把对于国会的”不安”升级为对于美国政府的不满，从而报复地采取行动，给美国施压，以谋求殃及本国国土安全的库尔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最终，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1915年开始的亚美尼亚悲剧，近一世纪后，成为各派势力利用的政治工具。

　　随后一切都循着 19年前缅甸民众 1988年反政府示威的轨道：在上世纪末的那次民众示威中，缅甸军政府镇压造成三千多人死亡。军政府二十五日晚上宣布两大城市仰光及曼德勒实施宵禁，缅甸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开始被切断，大批军队进驻仰光。二十六日当局开始以武力驱散并殴打僧侣、学生及其它游行人士，已传出有 9死和近千名僧侣被逮捕。

　　美国、欧盟官员拟订了新的制裁计划，拒绝缅甸军政府官员和冻结相关官员在其境内的财产。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派出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甘巴里作为特使与军政府高层，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姬分别会面。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另外的变化。缅甸军政府头号人物丹瑞将军缺席当日联合国特使甘巴里与缅甸军政府高层会晤，反以健康为由在泰国接受医疗检查。丹瑞在此前 27日晚已安排妻子等 8名家人乘坐由亲信、缅甸富商 Tayza持有的一部蒲甘航空包机前往邻国老挝首都万象。而 Tayza本人也已于 29日结束了他在缅甸的产业，并以两个月补薪遣散所有雇员。种种迹象表明，政治强人可能已经丧失了对军政府的绝对控制力，军政府 2号人物貌埃很可能已经借力这场在全国蔓延的示威实现了逼宫。他控制的驻防在仰光附近的第 33及 99两个被派往镇压民众的轻步兵师据称镇压不力。

　　近年来，当前缅甸军政府内斗不断，丹瑞一方面拉拢年届 70，百病缠身的 2号人物貌埃，许诺将尽早交棒给他以防范原温和派总理钦纽可能的复辟，另一方面极力提拔对他效忠的 60岁的都拉隋曼，多次表示将许以国防军总司令头衔，以牵制貌埃。

　　在这样缅甸场景下，审视或质疑大国影响力或批评有关国家放手邪恶，似乎缺乏足够驱动力。就目前局势而言，军方政治权力的更替的完成就将是僧侣的革命的成果。无论取得最终胜利的是哪一个新的缅甸军人，他都将维持并扩大各国在缅甸的现有利益以取得各方支持。假设局势真的这么发展，这样借力民众完成的军政府朝代更替对参与的民众和流血的僧侣简直是一场没有意义的胜利。

　　再看国际影响方面，直到目前对缅甸的具有现实影响的中国、印度、东盟、日本各方却都相对保持着低调。在 30日前，地缘政治考量、能源开发优先权、武器销售利益可以为以上大国的旁观姿态做注释。不过，虽然中国并不是缅甸最大的援助国，对其内政的干涉能力甚至不如东盟，且在缅甸此次“僧侣革命”中并不比任何其他当事国更加袖手旁观，但因为意识形态、奥运会、联合国否决权等方面的因素，中国成为当然的众矢之的。

　　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还能和缅甸保持睦邻关系，就是因为在 1980年代完全放弃了对缅甸共产党的支持，也不参与缅甸国内汉族的独立运动。

　　由于长期的被殖民经历，以及整个国家统一尚未真正完成，缅甸政府对于任何国外的干涉都敏感异常，因此对外关系采取了和任何邻国都友好的中立外交，让自己处于中国、印度、日本、东盟的拉力平衡系统之中。鉴于缅甸高度的地缘战略优势，当事各国相互牵制，无法主动公开谴责和制裁缅甸军政府。新近常举人权外交旗帜的缅甸金主日本，甚至在国人死在现场的残酷事实面前，都不肯许诺放弃对缅甸的援助计划。但台面下的地缘政治现实并不是国际政治的全部，不能干涉内政不代表无所作为。

　　另外一个具有高度地缘政治价值的麻烦国家是朝鲜，中国在 2003年成功地举办了六方会谈，在继续保存中国对朝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感的认同。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拥有亲华（至少不反华）的缅甸政府至关重要，但如果这个政府开始遭到该国人民的唾弃，中国也必须妥善应对，不能在形式上成为被唾弃政府的同路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国家利益在缅甸的长远发展；否则，万一形式逆转，新的民选政府至少会在短期内反华，严重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能说服朝鲜，能部分说服苏丹，相信也能找到政治手段来劝说缅甸政府，这样才能在维护国际社会对中国观感的同时，捍卫中国在复杂局势地区中的国家利益。

　　福田的当选，终结了因安倍辞职而造成的短暂的政治空白期。虽然从政权的承袭上，被看成是“后安倍”政权的出发，但如果联系到福田其人的政治因袭和背景的话，新政权的成立，或许标志着日本当代政治的一个新的，却也是严峻的拐点：从日本在 21世纪所面临的国家战略目标及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角度而言，新政权作为戛然落幕的安倍政权的延续，上承小泉所开辟的“构造改革”的政治资源与“道统”，与安倍内阁一样，同属改革政权的性质；但同时，自民党作为执政党，政治凝聚力空前涣散，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关头，党的改造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几乎已不容分开来考量，任何机遇延误和政策误判，都足以导致政权更替、江山易手局面的提前。

　　对此，福田本人心知肚明。在选举结束后的两院议员会上，他不无沉重地表态说，“自民党正面临巨大的困境。首先期待以党的再生而重拾国民的信赖，切实地推进政策实施，本人将身先士卒。”整整一年前，高喊“摆脱战后体制”的年轻的安倍晋三，在国民追星般的一片喝彩中构筑了“美丽国家”政权，在小泉改革的正面和负面两种“遗产”中起航，结果不到一年便触礁，不但没能消化、克服小泉的负面遗产，连其正面遗产都未能尽保：不仅“贫富格差”、“下流社会”等社会问题依旧，而且党政也遭遇了此前被一度“去势”的派阀和族势力的复权、反动，离心力大于凝聚力，几乎“党将不党”。尽管在对亚外交领域，安倍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在国民最为关心的财政经济等领域，几无建树。

　　不仅如此，国民对“改革倒退”的失望及基于其上的对执政党信任沦丧的严峻现实，更抬高了继承政权执政的民意门槛——在所有的意义上，“后安倍”政权所面临的，无疑是一次艰难的出发。

　　对新内阁来说，延长即将于 11月 1日到期的《反恐对策特别措置法》，继续维持自卫队配合美军的印度洋上供油活动，以回报盟国的期待，是目前最重要、最紧迫的课题；安倍曾对国民庄严承诺“务必尽快解决”的国民年金记录遗失问题，事实上已“让渡”为新内阁的绩效指标；如何消解构成自民党参院选举惨败要因之一的都市与地方的经济落差，彻底整合、重构党政，以回应国民和在野党的批判，重建执政党的凝聚力，是福田政权的当务之急。而所有这一切，都要在“分裂的国会”（即众院由执政党主导，参院由在野党主导）的矛盾中艰难推进。如此现实，乃该党史上前所未有，其如履薄冰可想而知。

　　就对外关系而言，福田“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表态及其平衡、稳健的国际观，基本上保证了中日关系在其任内不会出现大的变数；其明显倾向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政治理念，也会在相当程度上“矫正”安倍保守的国家主义对日美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其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谋求问题解决的“向前看”的灵活姿态，对推动日朝关系走出死结，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利好。

　　1978年 8月 12日，正是在福田康夫之父、福田纠夫首相任内，中日两国复交后难产了 6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签署。乃父所倡导的与亚洲国家“将心比心”（Heart to heart）的“福田路线”，不仅从心理上拂拭了为日本欺辱过的国家对历史的阴影，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

　　而大器晚成的福田康夫，其在作为内阁官房长官长达 1289天的超长记录中的所作所为表明，贯穿父子两代的注重对亚外交的政治遗传基因，必将有助于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强化。

　　对此，不仅中国舆论普遍表现出善意的期待，而且，美布什政权也不掩饰对这位在构筑了日美蜜月同盟的前小泉政权内长期担任官房长官的政治家抱有的“良好印象”。

　　贵刊2007年第34期”纵论”中分析了奥运生活传递至台湾所引起的纷争，其中提到了各方对于所谓”境外”的理解问题：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之外”，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税管辖范围之外”，在国际法层面上，这两种说法均可成立。

　　我能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本人觉得对于第二种说法的表述值得商榷，至少不很完整，特别是当作者特地提到了”国际法”三个字的情况下。作者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税管理范围之外”应该是源于 WTO框架下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即台湾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参与。

　　这样作者以上述方式表述中国内地这一地理范围当然是能够被人了解的，但或许用这样一个经济管理的概念来表述一个倾向政治、法律方向的概念有些不适当。关税区只是一个税收概念，并不能将其他诸如人员往来签注之类的问题一并解决，这次的圣火问题明显与关税区无涉，将其用来解释”境外”明显是牵强的。本人觉得，如果要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来，不妨引入国际私法上的”法域”（law district）的概念。法域是指使用独特法律制度的特定范围，是由区际法律冲突引入的。这一概念并不涉及所谓”主权”的内容，是容易被两岸双方接受的，因在冲突法中法域可以指一个独立的国家（该国为单一法域，如日本），而相对的也可是一个国家的中的一个地区（大多联邦制国家中一个联邦成员即为一个法域）。中国由于历史原因，现实中存在四个法域：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在法域这个概念下这四个地区是平等的。

　　讨论这些并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在现阶段两岸分歧多于共识的情况下，对于概念的厘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都是因为作为前提的概念没有能够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述。

　　这次的圣火事件首先也是因为境内外这一概念的原因。现存的很多被称为”共识”的概念又存在着模糊点，如国共之”一个中国”理解就有不同。法域这一概念在处理中国内地与台湾之间的法律适用冲突问题时已为两岸法律界所接受。

　　如果能将这一概念引入更广的范围，就可以解决很多因为大陆在某些程度上不承认台湾相对独立性而导致的矛盾，特别是虽然现在北京在很多事务上能够与台湾相关部门进行对等协商，但是对于一直宣称自己是中央政府而台湾只是地方政权的北京来说总是不能名正言顺。

　　当然，这一概念也只能适用于不涉及”主权”的方面，对于如圣火来台中大陆敏感的”旗、徽、歌”的问题还需要两岸更大的容忍和智慧了。

　　截至 9月 15日，短短 3天的时间，执政自民党内各派站队完毕，重新集结，已初步形成”福田 VS麻生”的政治构图。在”国民不允许政治空白期过长”的政治语境下，日本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什么是”东洋速度”。

　　除了速度，还有戏剧性和噱头。一度被认为离党总裁宝座最近者、现任自民党干事长的麻生太郎显然没想到已引退一年之久的福田康夫真的会江湖重现，其内心始终盘算不已的一场类似”禅让”的正剧的节奏被彻底打乱：不仅此前已表明参选的津岛派重镇、现任财务相额贺福志郎收回了参选表态，转而支持福田；连外界一直猜测会不会成为”黑马”的前首相小泉也不顾党内力挺其出马的政治势力的失望，公开表明不参选并支持福田的立场。至 9月 15日，党内除麻生派以外的 8个派阀均已倒向福田，就像一年前的”安倍雪崩”一样，形成了”福田雪崩”的态势。日本共同社实施的紧急民调表明，福田的支持率（28%）已领先麻生 10个百分点。距正式投票还有 8天时间，福田当选下届党总裁，进而成为日本首相几乎已成定局。

　　至此，日本国内舆论的兴奋点已完全转移到总裁选战上，政治议题被迅速切换。安倍一个人寂寥地躺在庆应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榻上，仿佛已被世间遗忘。

　　福田康夫系前首相福田纠夫之子，曾 6次当选众院议员，在森、小泉两届内阁中任官房长官达三年半之久。一年前，鉴于选民的支持过度集中于”政治明星”安倍之一身的状况，中途退选。作为自民党资深政治家，其广泛的人脉、老成持重的性格、良好的平衡感及自由主义的政治背景，固然是其深孚众望的重要理由，但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日本政治的”钟摆原理”使然：钟摆从被认为年轻、太嫩、国家主义保守色彩过于浓重的 52岁的安倍一极，位移到了持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 71岁的福田一极，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面对党内和国民的支持，福田表示在如此”紧急事态”关头，不得不重出江湖，挽救党国的决心，顺势推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在外交上，将履行国际承诺，继续自卫队在印度洋上配合美军的供油活动，不参拜靖国神社；在内政方面，打破国家的封闭感，建设年轻人怀有希望、老年人安心生活的社会，为此将进行一系列改革。关于改革问题，福田认同小泉开创的”构造改革”的大方向，而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将适当修正改革路线，加以调整，等等。

　　公平地看，就政策本身而言，两位候选人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但党内和民意的天平却明显倾向福田一边。这种表面上的支持温差的背后，除了上述”钟摆原理”外，至少反映了两种明确的信息：一是党内派阀势力强弱的对比。相对于麻生统领的少数派”麻生派”，福田所属的派系为党内最大派系”町村派”。而安倍执政一年，本来在小泉政权时代已相对弱化了的党内派阀，曾几何时悄然复权，其卷土重来之实力不可小觑；二是麻生作为安倍的重要支持者，无论是参院选举的失利，还是鼓励后者在选举失败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均难辞其咎，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国民对安倍政权的情绪性反动的代价。

　　但甭管怎么说，9月 23日正式投票，无论上台的是福田，还是麻生，自民党总算暂时渡过一劫。接下来，后安倍自民政权能否坐久，以从根本上化解在国会对决中被民主党取而代之的危机，关键看其内政政策，换句话说，取决于能否”将改革进行到底”。这不但是安倍栽倒的地方，更是国民视线关注的焦点。

　　就中日关系而言，尽管日本政坛的洗牌为两国关系平添了一个不确定性因素，但福田如能众望所归上台的话，其贯穿父子两代人的注重对亚外交的政治理念及平衡、稳健的国际观，基本上注定了中日关系在其任内不会出现大的变数。

　　9月6日，北京奥委会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称，根据北京奥组委今年4月26号公布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