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最近发布一份工作论文认为，生物能源在粮价攀升的过程中起了70-75%的作用（A Note On Rising Food Prices）。

一般认为，粮价高企主要由四个原因引起。

一是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粮食需求增长。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从目前看，两国粮食消费增长将长期持续，这对世界粮食生产构成了相当的压力。但中印两国十余年来1-2%的粮食需求增长速度并不足以解释近5年来国际粮价暴涨。

二是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粮食生产成本上升。以美国为例，2002-2007年美国粮食生产的运营成本上升近50%，高油价拉动的种子、化肥、燃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三是美元贬值。2002年-2008年，美元兑欧元贬值约35%，这对粮价名义价格上涨起了重要作用。四便是生物能源的兴起。

对于生物能源在粮价高企中的作用，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虽然生物能源近年来发展很快，但由于生物能源大多使用非粮农作物，对粮食安全威胁并不是很大，全球用于食用目的的粮食总量并没有下降，仍然呈增长态势。而且，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足以弥补生物能源带来的影响。因此，生物能源并不是诱发粮价高企的主要原因。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生物能源并没有直接采用粮食作物，但是生物能源在两个方面影响了粮食安全。

一方面，直接采用玉米等作物生产燃料乙醇直接影响了全球粮食安全。据统计，2004-2007年间，70%玉米产量的增长被用于燃料乙醇生产，年均增长36%；而同期用于食用目的（直接食用、饲料用等）的玉米只增长了1.5%，这无法满足全球对玉米食用需求的增长。

另一方面，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的农作物面积迅速上升，这对粮食产量增长构成了巨大压力。2007年，玉米价格的暴涨使大量的美国农场主转而种植玉米，播种面积上升了23%，而同期大豆播种面积则下降了16%。2001-2007年，8个主要小麦出口国小麦播种下降约1%，而同期油料作物（油菜、向日葵）播种面积则增加了36%。

生物能源是否为粮价高企的主要原因尚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生物能源的确影响了低收入国家和人群的粮食安全。虽然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粮食应该首先用于满足胃的需求，但在市场经济当中，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很容易将更多的粮食用于满足燃料需求。

但人们似乎也不必过于悲观，全球粮食生产的潜能并未挖掘殆尽。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拥有大量的休耕土地，随着农产品价格的高涨，更多的土地将被重新用于农作物生产。另外，粮食单产依然有提升空间，农业技术的推广并未走到尽头。从这个角度来看，仔细观察粮价和生物能源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7月22日，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了原油价格中期调查报告（Interim Report on Crude Oil：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Commodity Markets）。报告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国际原油价格受到投机资金操纵。

　　 报告认为，供求关系趋于紧张是推高国际油价的最重要原因。2004—2007年，全球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3.9%，而同期全球石油产量的增长幅度却远低于此。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石油消费迅速增长的主因，近2/3的石油消费增长由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国家拉动。

　　 报告还认为，汇率变动对国际原油价格影响很复杂。以2002年1月国际油价为100基数计算，无论是以美元、日元、欧元或者加拿大元来衡量，油价指数都呈类似走势。报告还对油价与交易数据做了比较分析。通过对交易商持仓头寸与油价、公开信息之间的相关分析，报告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有资金对油价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操纵。

　　 从整体来看，供求矛盾这一点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新兴国家国民消费升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新的石油需求，促使这些国家的石油消费市场进一步膨胀。另外，地缘政治对石油生产的外部冲击依然存在，产油国不稳定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形势，对石油供应有极大影响。
　　 2007年，受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全球原油产量比2006年略有下降，这使得石油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成为推高国际油价最有力的基本面因素。

　　 汇率变动固然是影响油价的因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一年来美元与国际油价之间的跷跷板效应非常明显，欧元兑美元汇率走势与油价走势的趋同性可以证明这一点。进而言之，多种货币原油价格指数走势的趋同性并不能掩盖其差异性。美元原油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远远高于其他货币，欧元升值最为强劲，上涨幅度也最低。

　　 尽管国际油价高企是两大因素的共同结果，但对投机资金的指责却在近期持续升温。很多人认为，两大因素不足以推动油价上升到如此高度，国际游资才是罪魁祸首。这种声音已经影响到公共政策领域。就在报告公布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以94比0全票通过《2008年停止过度能源投机法案》(Stop Excessive Energy Speculation Act of 2008)。

　　 投机行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没有投机者的存在，期货市场的风险也就无人承担，公众对于投机行为的道德厌恶值得反思。市场经济固然是一个很糟糕的制度，它会经常产生过度反应，但其他经济制度似乎比市场经济更糟。

　　 国际油价持续暴涨可能是市场的一种过度反应。但是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市场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如果国际原油供给关系发生变化，美元不再继续贬值，那么国际油价走势很可能会走向相反的方向，投机行为也无力改变这一趋势。

　　近日，美国金融市场再掀巨浪。印地麦克银行（(IndyMac Bank）因无力应对挤兑而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公司（Fannie Mae）也遭遇抛售危机，美国政府被迫宣布，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但金融市场依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采取了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干预措施，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有市场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大规模减税和房贷保障措施来得太晚且力度不够。还有人认为，次贷危机实质上是信用危机，美联储一味注入流动性的措施并不正确。

　　应当注意到，联储采取降息等一系列注入流动性的行为，其副作用正在显现。过剩的美元一面使美元快速贬值，一面推动国际油价飙升。在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同时，6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环比上升了1.1%，同比上升了5.0%。这种尴尬的滞胀局面在联储的意料之外，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承认，美国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从目前的情况看，面临双重风险的美国经济需要确定一个方向，即联储不能再向市场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或者说，联储应将控制通胀风险这一货币政策目标置于经济增长之前。

　　美元是世界货币，铸币权是美国最核心的经济利益。在市场信心低迷的情况下，单纯注入流动性除了会进一步刺激美元贬值和降低美元信誉之外，对解决次贷危机并无裨益。而且，疲软的美元会进一步拉升大宗产品价格，反过来继续增加通胀风险，危及尚处于正常状态的实体经济运行。

　　虽然市场希望能够尽快摆脱次贷危机影响，但是一个潜在损失高达上万亿美元的危机不可能迅速结束，不恰当的干预政策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在通胀压力面前，减少次贷危机影响的最好方法还是依靠市场本身。

　　巨额损失需要有承担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金融机构濒临困境甚至倒闭都是一种正常现象。需要规避的是由个别金融机构关闭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政府的干预行为应当严格控制在最小且必要的范围之内。

　　次贷危机当中，市场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一条不实信息随时可能会诱发一场恐慌。因此，面临困境的机构，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公开信息和承认现实。监管当局应帮助机构做到这一点，只有让投资者了解实际情况，市场才能做出相对更正确的决定，才能逐步恢复信心。

　　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依然拥有极强的吸引力，有足够多的主权基金和私人基金愿意进入美国市场，为需要输血的美国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只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摒弃政治成见，这部分资金是可以帮助美国度过次贷危机的。正如格林斯潘所说：市场灵活性和公开竞争，这一点不仅重要，实际上也至关重要。

    据韩国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韩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5.5%，环比上涨0.6%，创近10年来新高。市场普遍认为，在油价和粮价高企的形势下，韩国央行有可能在8月进行加息。

　　这种判断不无道理，油价和粮价持续高位运行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正在不断显现。作为一个较为开放的中等发达国家，韩国不可能不受到全球通胀的影响。韩国央行也认为，2008年韩国整体通胀水平创10年来新高几成定局。

　　在物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韩国央行采取的任何一个紧缩行动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韩国央行奉行通胀目标区间理论，其制定的2007-2009年度整体cpi的目标上限是3.5%，在实际通胀水平远超目标的情况下，将反通胀作为第一使命的韩国央行必须采取行动。

　　不过韩国央行的行动效果如何尚难预料。分析最新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引领韩国物价上升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运费，6月份同比上涨14.1%，环比上涨3.6%。作为一个能源进口国家和小经济体，韩国收紧货币政策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将十分有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韩国食品价格并未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6月份，韩国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同比上升5.1%，与整体物价上涨水平大体一致，但环比却下降0.2%。在国际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食品价格与油价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而韩国表现出的单一因素推动特征与韩国国情有紧密联系。

　　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缺乏必要的适应能力，在韩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了保护这部分农民的利益，韩国一直奉行农业保护政策，高贸易壁垒和高农业补贴使韩国农产品价格综合水平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因此，在此轮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浪潮中，韩国食品价格却表现出天花板效应，上涨幅度比较有限。

　　从这个角度分析，韩国控制物价的途径除了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农产品贸易政策其实也可以作为政策选项之一。与韩国国内的农产品价格相比，很多进口农产品价格仍然较为低廉，国际农产品的大量输入有助于韩国控制物价上涨。

　　但韩国政府不可能迅速开放农产品市场。韩国农民作为农业保护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反对任何试图打破这种保护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农民组成的农业团体拥有强大的动员和游说能力，这些团队对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近期开放美国牛肉进口掀起的政治风波就是明证。

　　即使有充分证据证明农产品市场开放有利于缓解韩国国内的物价上涨压力，但每一个韩国政府都不得不将由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来考虑。

　　持续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威胁越南国内局势的稳定，越南政府已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这一决定无疑是明智的，但成功控制通货膨胀需要一系列政策配合。对于越南这样一个正处于转型的国家而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从外部环境来看，持续上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越南是一个巨大压力。1-5月，越南贸易赤字达到了144亿美元，国际能源、建材和化肥价格上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从内部环境来看，由于越南政府长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国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货币投放过多，国内流动性过剩。在越南政府制定的2008年经济规划中，554万亿越南盾的投资规模相当于GDP的41.5%。

　　在双重压力下，越南政府不得不将经济增长目标由9%下调到7%，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越南政府需要立即采取足够力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越南国家银行已将基准利率提升到12%，但与25%的通胀水平相比，目前的利率水平仍然过低，越南需要更多更有效的紧缩措施。

　　虽然摩根士丹利将越南与1997年的泰国相提并论，但越南与泰国是有本质区别的。越南目前并未允许资本项目自由流动，而1997年的泰国是允许资本项目自由流动的。从“不可能三角”理论来看，1997年的泰国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目前的越南依然有机会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因此，国内有人认为货币危机等于“经常项目持续逆差+低外汇储备+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公式并不适用于越南。

　　越南当前问题解决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作为一个对社会经济资源有极大支配能力的政府，越南政府除了要立即采取紧缩措施遏止通胀之外，更应该从中汲取教训：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灵丹妙药。虽然这种增长模式有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获得成功，但这仅仅是一种经济规模上的增长，而不是经济发展。

    社会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长期稳定。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回避社会转型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进行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才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

　　地震保险在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时间都不长，即使是地震频发的日本，其地震保险制度也是在1964年新泻地震之后才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在日本，地震保险作为房屋火灾保险的附加险存在，房屋所有者有权选择购买与否，但由于日本地震频发，地震保险的实际购买比例较高。与之相对应，新西兰地震保险是强制购买的，当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火灾保险时，必须同时购买地震保险。

　　无论是新西兰的强制购买还是日本的非强制购买，两国地震保险在制度设计中都突出了政府参与的特征。这表明，地震保险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家庭财产部分，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险属性。尽管损失惨重的地震是极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保险公司基本是无力赔付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地震都列入财险免责条款的重要原因。不过对于单个家庭来说，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是无法承受的。如果没有保险制度提供保障，单纯依靠政府资助，那么家庭灾后生活的恢复将是极其缓慢和痛苦的。

　　既然保险市场本身无力解决在地震灾难中的市场失灵问题，那么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干预作用。地震灾后重建的庞大资金需求不是政府或保险公司那一方能够单独提供的。日本和新西兰经验表明，在政府提供地震再保险的情况下，合理的地震保险制度设计可以有效提高灾后重建的效率，对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都有很好的正面效应。

　　地震保险的制度设计当然要结合本国实际，但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国际经验也要积极借鉴。例如在地震保险费率方面，各国一般都按地区和建筑抗震等级来确定，这种经验具有通用性。各地区发生地震的概率千差万别，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大相径庭，以此作为费率标准的参考因素之一是非常合理的。而建筑物抗震能力更是直接决定地震损失的主要因素。延伸一步考虑，在地震保险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建筑物发生不符合其名义抗震能力的损失，保险公司也有权向建筑开发商和承建商提出索赔要求。尽管这种建筑质量责任追究方法代价沉重，但在其他建筑质量检验渠道有可能失效的情况下，遭遇不恰当损失的保险公司或许能够更好的推动建筑质量提升。

　　建立起一个比较有效的地震保险制度并非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国家和地区地震保险历史也不过十几年而已。地震保险或许无法减小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但地震保险却能有效的提升灾后重建效率。而且，由于损失责任承担比较明确，灾后引发的损失责任承担争议也将大幅减少。从灾后重建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震保险制度是值得慎重考虑的。

　　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0关口之后，关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声音又开始高涨起来。对于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外汇储备问题已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很容易引发公共话题，有时甚至会引起政治争拗。尽管人民币破七实际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迈向6字头时代的人民币的确有理由让人再度担忧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

　　除了利用特别国债成立的中投公司之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投资近来也逐步走入公众视野。近日有媒体披露，外管局收购了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1.6%的股份。更有媒体指出，外管局其实一直在对外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联系到此前一系列关于外管局对外投资的传闻，有理由认为，外管局对外投资的规模远超想象。但是由于外管局没有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此类投资信息并不公开，因此一直没有引发公众关注。

　　由于外汇储备的运营状况直接影响着对外管局效能的评估，作为外汇储备的管理当局，外管局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进行对外投资无可厚非。这也间接的告诉公众，在公众对外汇储备保值增值问题关注之前，外汇储备管理部门早已着手行动。实际上，一直有传闻声称，由于外管局长期管理外汇储备，运营经验丰富，所以外管局的投资水准远高于中投公司。不过据有关分析人士估计，尽管外管局对外投资的规模庞大，但是与其管理的巨额外汇储备相比，保值增值投资的规模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这种谨慎是必须的。保值增值意味着投资要进入更高风险的市场。尽管外管局的运营状况如何公众无法获知，但是中投公司成立以来的业绩已经证明，外汇储备运营的保值增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中投公司如此，对外管局亦是如此。公众也逐渐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主权投资基金都能够获得成功。

　　既然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那么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就更应该得到关注。无论如何，零收益也远远好过负收益，更何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高安全边际的投资产品并不缺乏，尽管其收益率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向往。

　　即使在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运营经验之后，也不应期待外汇储备能够长期实现较高收益。对于公众来说，放低对外汇储备汇率损失的指摘是一种理性表现。毕竟，世界上并不存在着一个国家，会将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置于安全性之上。即便人民币还将长期持续对美元升值，这一标准也不应当动摇。

　　在私营部门收购方案不佳的情况下，英国政府 2月17日宣布将北岩（Northern Rock）银行暂时收归国有。英国政府称，收归国有是暂时行为，英国政府将继续寻找私营化方案。

　　此项决定引起了广泛争议，北岩银行的投资者对补偿方案表示担忧。在次债危机中损失惨重的北岩银行遭遇挤兑风波之后，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对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避免引发连锁反应。但北岩银行仍然无法摆脱困境，这使得人们对英国银行业的监管和内控制度产生了质疑。

　　英国银行业的监管是由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来负责的，在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之后，英国金融服务局作为实施全面监管的独立机构，从英格兰银行手中获得了对金融、证券、保险业的监管权。从法律授权上来看，防范系统风险是金融服务局的职责之一。

　　北岩银行陷入挤兑危机是由次债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服务局的职责要求他们能够提前预见这一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金融服务局并未能做到这一点。这反应了外部监管机构在银行业监管问题上的困境。

　　非现场监管作为当前全球监管机构的主要监管方式，在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方面有着突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受到专业手段和理论缺陷的制约，监管机构无法及时了解银行的运营状况。因此，金融服务局在北岩银行事件中表现被动也就不足为奇。

　　在北岩银行事件中，英格兰银行反应缓慢一直为市场所诟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监管机构与央行信息沟通协调机制的缺陷也是原因之一。英格兰银行采取行动需要充足的信息支持，金融服务局并未能及时预见北岩银行的挤兑风险，英格兰银行反应迟钝也就理所当然。

　　从内控制度来看，北岩银行的内控制度并未起到预防风险的作用。当然，与很多人的理解不同，银行业内控制度并不能保证违规及风险事件的发生与蔓延。逐利天性使得银行业内的内控制度能够容忍对银行整体利益有利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好的内控制度是指能够防止损坏银行整体利益的合谋及犯罪行为而不是保护客户和投资者利益。所以，银行内控制度经常对鸡毛蒜皮纠缠不休却对很多重大问题视而不见。

　　因此，在没有明确合谋行为证据的情况下，对北岩银行的内控制度进行指责是毫无意义的。从内控制度和内控人员本身利益出发，他们也并不希望发生类似事件。作为直接利益的受害者之一，他们应该有阻止类似事件发生的动机，但是内控制度的天然缺陷使得他们无能为力。

　　北岩银行事件当然会使人对监管和内控制度提出诸多质疑。但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迄今为止，人类并没有发现能够根治银行业挤兑危机的方法，监管和内控制度的缺陷只是原因的一小部分而已。

　　次债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恐慌令人瞠目结舌。很多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损失惨重，英国北岩银行更是发生了挤兑风波。金融市场的恐慌蔓延到了其他领域，美联储不仅因此转入了降息周期，而且降息的幅度和频率也令人感到错愕。作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一极，美国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显然将是负面的。尽管对于 2008年的美国经济到底是减速还是衰退尚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一点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

　　次债危机也波及到了美元。美国经济的疲软和利率的下调影响了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美元对各种主要货币几乎都呈单边快速下跌走势。迅速贬值的美元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担忧和不满。有国家甚至指责美国故意放任美元贬值，用铸币权来剥夺他国财富。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货币，美元不负责任的下跌会使国际货币体系陷入混乱，后果当然会是灾难性的。但美国很清楚美元对美国的重要性，铸币权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放任美元下跌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何有效恢复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次债危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是空前的。总体上看，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都已转入中性或降息周期。尽管欧洲央行依然声称对通货膨胀有所担忧，但欧洲央行已经不大可能继续执行连续升息的紧缩型货币政策。其他国家货币当局或随同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或保持观望立场。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特别，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要求继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但由于美联储降息，在目前中国的货币体制下，继续采用升息这种紧缩政策的成本在不断攀升。而且，由于美国经济走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朗，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执行到什么程度目前也不清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7年一系列紧缩政策实施之后，中国经济是否仍然处于流动性大量过剩也值得商榷。在祭出新增贷款计划这一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紧缩法宝之后，中国还会处于流动性过剩的阴影之下吗？次债危机对国际原油市场也有间接的影响。一方面，美元的贬值促使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原油名义价格不断攀升。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甚至曾突破 100美元大关。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前景的不明朗使得投资者对石油需求前景又有所担忧。国际油价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将有可能继续保持较大幅度波动，对缺乏石油定价权的新兴国家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次债危机也引发了对金融监管的思考。金融创新产品的复杂性使得投资人很难正确识别产品的投资风险。市场化的评级机构也没能为投资人提供足够专业的评级服务，致使大量投资人在次债产品上损失惨重。市场失灵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担忧，很多人呼吁监管机构应当改进对此类金融投资产品的监管。但应当如何改进监管体系则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应当以市场自发监管为主还是由监管机构直接干预，公众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巨大。

　　很多人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将被次债危机终结，但愿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1月15－16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和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Board）联合举办了伊斯兰金融论坛。自从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去年10月份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在港建立伊斯兰金融平台之后，香港在推进伊斯兰金融发展方面进展颇多。就在此次论坛上，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透露，香港已决定申请成为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的联系会员。

　　受伊斯兰教义制约，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一直存在着一些差别。这些差别使得伊斯兰金融在与传统金融对接方面存在着许多障碍。随着近年来伊斯兰金融的蓬勃发展，传统金融与伊斯兰金融的融合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在去年发布的伊斯兰金融十年发展框架中已将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融合问题列为重要议题。

　　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融合是对经济自由度和制度宽容性的考验。对于连续 14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来说，伊斯兰金融在港发展并不会遭遇很大的法律和监管障碍。对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微调便可以使伊斯兰金融拥有一个比较公平的制度环境，而且香港政府目前已着手修订有关条例。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伊斯兰金融产品全面进入香港市场已经指日可待。

　　在港全面发展伊斯兰金融对香港意义非凡。香港已经矢志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方兴未艾的伊斯兰金融正好可以有效弥补香港金融市场层次较浅的弱点。但与伊斯兰金融论坛上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不同，金管局总裁任志刚近日表示，港股直通车是重要政策，希望尽快落实。这表明，相比于港股直通车、人民币离岸交易所遭遇的政策摇摆，带有更多商业色彩的伊斯兰金融更易推进。而且，伊斯兰金融在香港的成功发展也能给内地带来有益的启示：除了能够让内地更加了解并利用伊斯兰金融以外，内地数千万穆斯林也能够了解，原来金融产品也可以是伊斯兰的。

　　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新年伊始便突破 100美元关口之后，大量分析人士对此做了详尽阐述。一般认为，产油地区政治局势动荡带来的供应压力、投机资金的炒做、美元的贬值是支持此次国际油价破百的主要因素。并由此认为，这三个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发生转折，因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扬的空间是存在的。

　　从基本面来看，由于中印等新兴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在大幅增加，国际市场的石油供给压力会越来越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的追逐将有可能改变国际石油市场的原有结构。石油这一战略能源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变革很可能是划时代的，石油名义价格的逐渐上升似乎将不可避免。

　　不过近期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扬并不能仅用这一因素解释。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美元贬值速度加快的背景下，资金出于保值目的或者投机目的大量的流入石油市场，在一系列短期消息的影响下，将原油价格快速推高。

　　假定上述解释合理，那么美元和石油这一对跷跷板则是当前国际油价快速上扬的一个重要原因。受次贷危机影响，联储被迫数次降息，美元的贬值速度大大加快。在美元国际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以美元结算的国际原油市场名义价格上升是一种必然（见下图，以欧元兑美元汇率为例）。

从上图对比可以看出，在欧元兑美元逐渐走强的趋势下，纽约市场石油期货价格大体呈现同向的上扬走势。欧元与美元的汇率变化和国际石油期货价格存在较大的相关性。

　　美国经济的走软削弱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如果联储如市场预期在下次例会上再度下调基准利率的话，美元进一步走软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国际油价再度水涨船高也不会令人感到惊奇。而高油价带来的通胀威胁将始终伴随着 2008年的全球经济，对很多新兴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应对的现实。

　　数据来源：wind资讯

　　银监会已批准 QDII将投资范围扩展到伦敦并计划在未来继续扩大到美国及其他市场。尽管初期能够投资伦敦市场的资金估计只有几十亿美元，但这还是令市场人士感到兴奋。这一举动虽然仅能视为中国在资本帐户开放方面迈出的一小步，不过它还是可以反应出中国庞大的资金对海外投资的热切憧憬。

　　随着港股直通车的搁浅，内地在资本帐户开放方面的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港股直通车的暂缓可能与特区政府的高调推动所引起的城市博弈有关，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北京对个人海外直接资本投资的保守立场没有发生松动。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伦敦作为 QDII新目标的方法不失为一种策略性的战术调整。在充斥着金融战争阴谋论的内地，强行推动资本帐户开放很可能会被扣上各式各样的帽子，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政治上的争拗。QDII作为一种已经被接受的海外投资方式，在这方面多做工作是有助于推进资本帐户开放的。

　　从英国的角度看，区区几十亿美元肯定无法对伦敦金融市场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不过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对外资本投资潜力，伦敦需要保持对中国海外资本投资政策变动的高度敏感性。

　　从内地的角度看，QDII投资香港股市已有一段时间，也取得一定经验和业绩。适时的扩大 QDII的投资规模和投资地域，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内容既是各家代理机构的愿望也是许多国内投资者的要求。选择在诸多方面与香港有相似性（例如会计财务制度方面，香港与英国就有较多的相似性）的伦敦作为 QDII投资升级的突破地区不仅合理而且务实。

　　QDII作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一种试验性方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弊端。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并不拥有对外直接资本投资权力的普通人来说，它的存在至少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世界银行 12月 17日发布了 2005年度国际比较项目的初步结果(200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Preliminary Results)。这个比较项目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测算基础，包含了 1000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将其转换为美元购买力。中国首次参加这一项目，印度也自 1985年以来再次参加这一项目。根据最新数据测算，中印经济较以往的评估结果大幅缩水，中印经济规模(PPP)几乎缩水 40%。

　　初步结果显示，在 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按汇率计算大约占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 5.06%，PPP算法则占 9.7%；印度经济规模按汇率计算占 1.76%， PPP算法则占 4.26%。中国人均 GDP按汇率计算约为美国的 4.1%， PPP算法约为 9.8%；印度人均 GDP按汇率计算约为美国的 1.7%，PPP算法约为 5.1%。在新数据基础上测算出中国经济规模缩水并不令人意外，这项颠覆性结果与很多人的实际感受相一致。以往由于中国并未参加这一计划，关于中国的 PPP都是建立在并不准确的价格估计或者是以类似国作为参照对象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将印度作为参照对象(PPP价格指数为 33，中国为 42，以美国为 100)，中国经济规模将增加约 27%。

　　当然，作为一个有争议的研究方法，PPP算法存在很多问题。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在各国消费结构大相径庭的现实面前，1000种商品和服务的选择是否具有典型性，是否能够代表一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各国在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质量上存在着巨大差别，解决该项目的这一缺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该项目不可能形成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结果。尽管这一结果不被普遍接受掺杂了很多政治因素，但必须承认的是，商品选取的代表性和基础数据的可信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仅仅以这份报告来看，中国经济较以往 PPP评估结果大幅缩水的直接原因在于价格指数被低估。从这一点上来分析，中国公布的历年物价指数都存在着被低估的可能。尽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人瞩目，但是如果以中国的复兴愿望作为衡量标准，即使与周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仍然不能乐观估计自己的经济未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Preliminary Results）

　　在美联储（Fed）降息行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之后，各国央行意识到信贷紧缩并不能依靠简单的降息行动来解决，市场缺乏的是信心而非资金。于是联储联合欧洲央行（ECB）、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和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试图缓解市场担忧，恢复市场信心。

　　从时间上来分析，五大央行之间应该早有默契。否则该措施的推出也不会与联储降息行动仅隔一天。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五大央行都在观察联储降息行动的市场反应，降息效果一旦不佳，新措施便随即推出。这次相机决策的效果如何尚难确定，但不管怎么说，央行之间联手干预市场的举动是值得鼓励的。

　　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给各国货币当局带来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各个货币当局的单独行动只能对某种货币的供给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区域性的。在资金全球流动的现实情况下，各央行的独立行动的效果一般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二是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三是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在货币国际化程度低、经济开放程度不太高、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该货币当局的独立行动一般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但目前由次债危机引起的信贷紧缩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作为实质上的全球货币，美元的稳定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上说，美联储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央行。因此，缓解市场紧缩的责任也不应当仅仅由联储来承担。同样，联储也逐渐意识到，尽管联储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它仍然无法单独解决未必是非常严重的次债危机。换而言之，现实利益要求各央行携手缓解目前的信贷紧缩。

　　不管五大央行联手行动的结果如何，这次行动都将会给市场留下深刻印象。对共同利益的认知有助于各国货币当局在以后继续开展类似行动，希望这次行动能够是一次好的开始。

　　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有关讲话中的 AH股互换部分被媒体“误读”为沪深港股联动交易已进入政策咨询阶段，而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承认交行曾被征询意见的表态更为这种判断提供了佐证。受此消息影响，上周四 AH股表现迥异。

　　在港府的积极推动下，沪深港股联动的声调在今年渐渐升高。但内地官方对这个敏感性话题一直保持低调，只有一些层级不高的官员和学者从专业角度做出了公开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屠光绍以证监会副主席的身份提及 AH股互换产生的爆炸性效果也不足为奇。尽管屠光绍究竟说了什么尚无定论，但证监会随后的澄清说明 AH股互换作为一个敏感性话题，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并不大。

　　有评论认为，AH股互换不可实施。A股市场会因此而猝死，H股市场也会被慢性绞杀；而且，AH股在当前状况下的互换对 A股投资者是不公平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至少对于当前的 A股市场来说的确如此。

　　但有一个事实不应当被忽略的。互换对 A股投资者产生不公平影响的始作俑者并非 H股投资者。因此，认为 H股股东应当为此付出对价成本的观点值得商榷。这与内地的全流通股改对价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假如 A股投资者有权在高溢价的情况下提出对价要求的话，那么当 H股股价高于 A股股价时 H股投资者是否也有权提出对价要求？在内地股市走熊的时候，H股股价高于 A股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在 AH股实现互换的前提下，或者说，当 AH股互换进入征询意见阶段的时候，这种争论会显得更有意义。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尽管港府有急切推动的愿望，但内地官方一直谨慎低调应对。因此，在 AH股互换尚处于提议阶段的时候，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更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金融市场，香港在金融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经验。内地金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港府不仅应当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内地金融改革出谋划策，而且应当从内地金融改革的角度出发帮助内地实现体制的平滑过渡。AH股互换这种可能刺激内地投资者情绪的建议应当谨慎提出，高调推动不仅容易使内地投资者产生误解，也会令谨小慎微的内地主管部门陷入困境，港股直通车或许就是这样一个范例。

　　欧元区13国财长近来发表一份声明，首次将人民币汇率问题置于美元和日元汇率问题之上。欧盟在人民币问题上温和立场的转变并不令人惊奇。在年初评论 G7财长埃森会议时，本研究员已指出，在美元持续走软的情况下，人民币盯住美元策略会刺激欧盟和日本的温和立场。因此欧盟财长们决定派遣货币事务专员阿尔穆尼亚、欧元区财长会议轮值主席容克和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年底前访问中国协商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令人意外。

　　但欧盟的施压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欧盟施压只会刺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极有可能产生反效果。

　　尽管近年来中欧贸易发展迅速，但欧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牌可打。虽然欧盟内部对对华贸易赤字有强烈不满，但通过人民币汇率调整也无法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是搞错了方向。

　　中国不可能按照欧盟的意愿调整人民币汇率。欧盟内部日渐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欧盟如果想解决对华贸易赤字问题，应当从贸易赤字问题的内在根源出发来寻求解决方案。从本质上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问题的根源在中国国内。中国国内消费能力的不足抑制了国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因此，提高中国国民对欧盟产品的需求才是解决中欧贸易顺差的根本途径。欧盟如果真的想解决中欧贸易顺差问题，那么欧盟应该在提高中国国民进口需求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这才是解决中欧贸易顺差问题的关键所在。

　　欧盟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上，多在中国国民进口需求问题上下下功夫更有必要。而且，在中国国民进口需求上提出建议会显得更有诚意也更容易令中国接受，中国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空洞乏味不触及根本的指责。

　　美联储在9月18日例会上将基准利率调低0.5个百分点至4.75％，超出市场预期的降息幅度刺激了金融市场，华尔街各大股指全面飘红。贵金属和原油价格受此影响也逐步走高。与之相对应，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则降至 15年来的最低点，美元逐步走软的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

　　一般认为，美元急剧下跌会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美元逐步走软则有利于全球经济恢复平衡。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美国的财政和国际贸易双赤字状况仍在持续；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国际贸易顺差难以削减，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这种失衡是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除中国正在忍受由流动性过剩引发的资产泡沫以外（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至少也应将部分原因归于国际收支顺差），印度也正在努力克服卢比汇率不断上升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印度储备银行除大举干预外汇市场以外，一年来还将基准利率大幅提升至 6％，但这仍无法遏制印度的通涨风险。

　　在联储降息之后，很多人认为，亚洲央行更普遍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加息将会导致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本币升值压力将会更大；降息则会进一步释放流动性，刺激资产泡沫，对遏制通涨风险不利。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从长远来看，联储降息巩固了美元走软的趋势，这对国际贸易恢复平衡大有裨益。联储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元走软对美国物价影响有限，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外国企业在其本国货币兑美元走强时，往往会下调商品价格。从这项研究成果来看，美元走软不会美国消费价格产生明显影响。

　　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对美出口名义贸易额也因此未必会受到太大影响，但走软的美元对美国出口却能有所促进，这对美国削减贸易赤字无疑是有帮助的。

　　另一个好消息是，据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 9月 30日本财年结束时，到美国财政赤字有望比上年降低 32.6%，降至 158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的报告预测，今后十年美国政府的盈余总计将达 5.6万亿美元。共和党认为，布什的减税政策是政府盈余的主要原因；民主党则认为，盈余只是经济反弹的正常结果。抛开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不说，美国至少很好的完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期望。在 IMF去年与美国政府的磋商报告中，IMF希望美国能在五年内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从今年的情况看，完成这一目标不成问题。

　　次债危机是否会终结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尚未可知，但美国双赤字削减的趋势却足以让世界感到欣慰。或许，逐渐恢复平衡的美国经济能够帮助延续这个黄金时代。

　　美联储将在9月18日召开例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联储将在这次会议上做出降息决定。美国8月槽糕的就业数据是支持这一决定的主要因素，当月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减少 0.4万，为 4年来首次下降。充分就业一直是联储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在就业人口下降的情况下，联储降息可以视为一个正常反应。

　　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的讲话也透露出类似信息，他认为，由房市下滑和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所引起的市场动荡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伤害。金融市场的动荡已经开始影响实体经济运行。

　　尽管目前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证据并不充分，但在就业数据的支持下，联储降息看来不可避免。不过联储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例如达拉斯联储行长费舍尔就认为，8月份就业人数的减少只是一个偶然的不协调的现象。

　　对于联储来说，处于类似的两难境地是一种常态，内部出现争论也十分正常。降息究竟是对金融市场的纵容保护还是对实体经济的未雨绸缪尚未可知。伯南克认为，联储不会对投资者自己造成的损失提供保护。但联储降息在客观上还是会保护金融市场，也肯定会被人指责为被金融市场劫持，这并不是一个能被人欣然接受的批评。

　　在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的背景下，通涨梦魇并未远离全球经济。尽管美国的通涨问题在当前并不突出，但美联储的两大政策目标——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之处。

　　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做决定固然是艰难的，但与上任伊始的压力相比，伯南克一年来累积的声望使他能够从容面对这次挑战。虽然降息对错与否需要时间来证明，但联储降息或许已经不可避免。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及总统侯选人奥巴马近日表示，应当对“掠夺性贷款机构”罚款，因为他们给数百万美国人发放了具有欺骗性的次级抵押贷款。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的提议代表了很多人比较激进的态度，这与布什政府的温和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奥巴马在次贷问题上的高调立场或许与美国大选有关。从预防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角度来看，奥巴马的观点确有可取之处。相对滞后的监管法规的确没有起到预防市场失灵的作用，监管机构对次债危机的爆发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美国有关监管部门应当开始着手弥补监管规则漏洞，使之能够适应当前金融市场的实际。

　　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从技术角度来看，次贷的主要提供者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一向是监管部门的软肋。由于法律授权的相对含混，各国监管部门一般都很难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即便很多人支持赋予监管部门相关权限，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益代言人的游说也将迟滞立法行动。况且，如果某种金融需求的确存在的话，那么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足以使他们能够绕过几乎所有的法规障碍。

　　从这个层面上说，分析次贷需求的潜在规模和运行机制比所谓的加强监管更有实际意义。而且监管部门的权限是不能无限扩大的，过度监管将会抑制市场的活力。尽管次债危机给很多人带来损失，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次级抵押贷款也使很多低信用人群改善了居住条件，而这正是市场创新的魔力。要相信市场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能力。所以，监管规则的改进应以控制和降低市场失灵风险为目标，避免扼杀市场自身的创造力。

　　据《东方日报》报道，香港金管局为实现沪深港股联动交易，目前已提出三种参考解决方案。一是容许在另一市场买卖持有相关股份组成的预托证券，实现间接互换股份；二是让两类股份直接互换买卖；三是设立非牟利公共机构，负责进行套利。

　　联系到最近媒体猜想的香港收编深圳的思路，香港为寻找自己在大中华经济圈的新定位的努力可见一斑。从最有利于香港经济未来的角度来分析，成为大中华经济圈中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经济未来最光明的定位。因此，除了其他经济便利措施和计划以外，香港方面频频提出并积极推动的沪深港股联动交易的设想尤为值得关注。

　　尽管内地对此的回应似乎较为平淡低调，但实际上香港方面就此问题与内地相关部门的协商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沪深港股联动对香港经济的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能否实现还要看方案在政治上和技术上是否可行。

　　直接互换买卖涉及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问题，在内地金融改革谨慎缓行的背景下，这一方案恐难得到各方认同。设立非牟利公共机构套利固然在技术上可行，但非牟利机构一来很有可能成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有违香港自由放任的经济传统，影响投资者信心；二来非牟利机构（包括资格认定、审批、运行等方面）有可能被少数人或团体操纵，存在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温床的危险，对监管机构而言，这种挑战也是他们无法应付的。

　　在目前的条件下，最有希望被采纳的无疑是预托证券方案。这个间接互换股份方案既不会对内地金融改革进程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带来非牟利机构所引发的其他担忧。更重要的是，预托证券早已被很多在海外上市的内地公司所采用，内地对预托证券的接受程度和熟悉程度也相对较高。但这一方案仍存在着明显弱点，首先是间接互换未必能够消除股价差别，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一个公司四个价格的情况；其次，预托证券有可能成为部分人进行国际资金转移的渠道，这将增大监管机构的工作难度。

　　最重要的是，即使这个方案在各种技术性细节上都设计的无懈可击，足以规避以上所提到的各种风险，但有一个问题是，政治上，这个方案可行吗？

　　7月10日，世界银行公布了1996-2006年度各国治理报告（Governance MatterⅥ：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6）。这份报告随即引发了巨大争议，除多国迅速对此提出批评以外，9位世行执行董事日前也致信新任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对这份报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

　　对报告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认为，拥有保罗*沃尔福威茨这样的前行长的世行没有资格对各国的治理情况说三道四；另外一些国家则对统计指标的可信度及评判标准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由于这一长期研究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影响力，因此此次发布的新报告引发各种非议并不足为奇。

　　正如世行和项目研究人员所一再强调的那样，这份报告只是一个研究成果，并不代表世行的官方立场。但对于众多需要证明自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份报告的各项数据排名决不是一个研究成果那么简单。

　　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对报告的批评也难免夹杂着复杂情绪。一方面，很多国家对报告表示不屑，认为其缺乏价值。另一方面，各国却又很少对报告的研究方法、指标体系、数据可靠性等专业内容提出具体意见。这至少说明，从专业或者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份报告未必不客观科学，其结论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否则也不会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报告认为治理和反腐并不是只有工业化国家才能做好的，经济水平不高的国家同样可以做好这些工作，例如智利、波罗的海国家和博茨瓦纳等。这一结论并不让人意外，正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将人均寿命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样，某些发展中国家在治理方面走在经济水平前面也是合乎逻辑的。

　　关键在于，试图证明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把精力放在自身能力的提高上。因此发展中国家无需对报告大动肝火，也无需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正如考试成绩并不能代表一个学生的潜力一样，一个国家是否伟大也不是一个世行报告所能决定的。

　　6月28－29日，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2007年度全体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除通过中国成为正式成员外，FATF同时宣布接纳中东非和北非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MENAFATF)成为其成员。在 7月 6日公布的对华评价报告中，FATF既对中国在短期内履行相关承诺表示赞赏也对有关问题提出了意见。

　　FATF最早将职能定位于国际金融反洗钱合作，但随着形式发展， FATF逐渐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反洗钱合作组织。911恐怖袭击之后，在 FATF的任务不仅超出金融业范围，而且还增加了反恐怖资金流动的职能。其制定的“40+9”原则成为了国际社会反洗钱（40条原则）和反恐怖资金流动（9条原则）的通行标准。在 FATF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国际社会反洗钱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但近年来 FATF在面对恐怖主义威胁和经济全球化方面进展有限，2003年修订后的“40+9”原则已越来越难适应当前反洗钱工作的实际需要。FATF只是一个国际合作组织，它并没有强制力来保证各国遵守相应的规则。FATF的专业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各国普遍欢迎 FATF在反洗钱方面提供的指导、支持和培训工作。FATF制定的原则也是很有前瞻性的，但在面对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的时候，FATF当前体制无力解决这些问题。

　　反洗钱本身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洗钱活动涉及的上下游犯罪种类众多、形式多样（包括恐怖主义），遏制洗钱犯罪超出了金融业的能力范围。因此，在 FATF将目光延伸到其他行业的之后，各国也应将反洗钱范围扩展到非金融及其相关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涉及到一国行政体制的变化。因此，例如中国，在反洗钱立法中只能被动的去定义“反洗钱”而不是“洗钱”，其目的很大程度就是为了界定清晰现有的行政边界。

　　另外，从俄罗斯的经验来看，反洗钱不单是一项遏制犯罪活动。在转型国家中，由于洗钱犯罪经常与普遍的体制性腐败和重刑事犯罪勾结在一起，这就使得反洗钱制度和规则的建立本身就会遭遇到很大压力。

　　即使相关制度和规则经过千难万险得以建立，其执行也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钳制。去年俄罗斯央行副行长安德列•科兹洛夫之死很好的为此做了注解。因此，指望通过采用诸如身份实名登记核查和征信体系这样的专业手段来解决洗钱犯罪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样的挑战面前， FATF除了需要继续对“40+9”原则进行修订之外，或许还应尝试对其运行体制和组织形式展开变革。

　　6月 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突然宣布因个人原因辞职，他将于 10月 IMF秋季会议后离任。由于 IMF原先计划于 2008年 1月确定新的配额比例调整方案，因此有外界猜测认为拉托是因为方案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被迫辞职的。

　　对于 2004年才上任的拉托来说，在今年宣布提前结束 5年任期难免会引起外界对此做出各种揣测。无论如何，在配额调整方案尚未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下，总裁一职易人并非好兆头。尽管 IMF已在去年提高了中韩墨土四国的投票权，但这次调整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意义。IMF配额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投票权自动调整规则并未在各国间达成广泛共识。

　　虽然各国均赞同对 IMF的投票权进行改革，但各国的目的却不尽相同。欧洲国家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其主要配角地位，不因经济实力下滑而急速坠落。美国态度则相对较为含混，一方面，以经济实力为主要参考指标的投票权改革无损其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担心新兴国家话语权的增强可能会给其带来更多麻烦，因此美国也不希望对 IMF投票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新兴国家对此意见也不统一。新兴国家总体上希望能够改变 IMF由欧美把持的局面，提升发展中国家在 IMF中的话语权，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想因此而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IMF的投票权改革进展缓慢。

　　在世行行长的易人风波之后，拉托的辞职难免让人质疑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任命机制。

　　不管拉托是否真的因为个人原因而辞职，在 IMF改革的关键时期，他的离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IMF的投票权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掌门人的专业才华和外交技巧。在新总裁将会是一名欧洲人的前提下，希望 IMF能够走出投票权改革的困境。

　　继 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总裁任志刚之后，香港特首曾荫权于近日表示支持实现沪深港股联动交易。在内地资本项目尚不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任志刚建议创立“以上海、深圳和香港交易所上市股票托管证明书为形式的衍生工具”。

　　目前，香港已就有关问题与内地相关部门展开磋商。除去与内地天然的亲和关系之外，香港在经济自由度、监管完备性等方面也具备明显优势，这也是吸引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主要原因。香港已经成为了内地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桥头堡。

　　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同时在沪深港上市交易，两地交易价格差距问题也日渐突出。从纯粹的市场角度来看，为了获取同等收益，两地投资人却需要付出完全不同的成本，这并不符合市场发展的自身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建立两地市场联动机制无可厚非。

　　但香港的目的并不仅仅在此。一方面，香港确实希望能够建立两地联动交易机制。这不仅可以巩固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首选地的地位，而且可以给香港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也希望借此来巩固香港作为大中国经济圈唯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这才是曾荫权积极推动沪深港股联动交易的主要原因。

　　从香港利益的角度出发，港府此举确实很有先见之明。在实现沪深港股联动之后，未来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中心自然也非香港莫属，香港光明灿烂的经济未来基础可以就此奠定。

　　不过这一目的并不容易实现。尽管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遥遥领先于任何一个内地城市，但金融中心不同于 CEPA大礼，内地众多城市也在为此不懈努力。在制度认同尚未实现的情况下，香港未必能够成为内地心中最合适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全球瞩目的八国峰会上，各国首脑在对冲基金管理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尽管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对冲基金问题列入议程还是相当的引人关注。在德国埃森 2月份举行的 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的经济官员已对此问题做了深入讨论，但由于各方立场差别过大，短期内在对冲基金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已无可能。

　　去年开始的全球金融交易机构合并浪潮势不可挡，低廉、快捷、高效、持续的跨大西洋交易平台已逐步成为现实，欧洲大陆的传统金融市场面临严重冲击。金融交易机构的整合有助于提高全球资本的流动速度，也有助于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特别是在金融交易成本相对较高的欧洲大陆。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对此深感忧虑，他们担心对冲基金会利用这种便利条件掀起更多风浪。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金融市场的整合固然有利于资本全球化，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动也难免会因此而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金融投机活动的代表，总规模超过一万六千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进入首脑们的视野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逐利是资本的天性，指责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是不妥当的。更进一步来讲，对冲基金并非金融市场风险的始作俑者。

　　真正应当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负责的是东南亚各国政府，而非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美英和德法等国在对冲基金管理问题上的分歧体现了各国在金融管制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对于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相对发育更为成熟的美英来说，他们更希望有效的发挥市场选择功能，让市场来决定对冲基金的管理方式。而德法等国则认为，先期加强管理有助于保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德法等国在对冲基金管理问题上可谓是用心良苦。但善于创新的金融市场从来都不惧怕金融管制政策。近几十年来，金融创新几乎可以与同期的科技创新等量齐观。因此，目前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进步不是政府管制带来的，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近日，日本政府开始讨论成立一家外汇储备运营公司，目的在于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率。

　　无独有偶，俄罗斯政府最近也在考虑将石油储备基金的一部分用于购买国际企业股票。继中国宣布将于年内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之后，日本和俄罗斯的积极跟进态度有可能将引起各国政府的连锁反应。

　　包括稍早提出类似计划的韩国在内，中日韩三国的方案都倾向于采用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方式，东亚经济巨人们都希望能够完美复制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模式。俄罗斯的策略则有所不同，他们计划由外国公司来代为运作。实际上，这与其他三国并无太大区别，仅仅是经营主体的内外之分。因此，在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俄罗斯走向淡马锡模式也是可以期待的。

　　考虑到四国均拥有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他们采取类似举措是合乎逻辑的。在四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都占据了主要地位。近来缓慢贬值的美元影响了四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有效降低这种汇率波动损失已成为外汇储备管理当局的重要职责。在这种压力下，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经验无疑成为了四国的不贰之选。

　　当然，四国政府均了解，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还是应当放在首位的，投入淡马锡模式的外汇资金只会是总储备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其总额也不容小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不可低估。很多人认为，由于这部分资金将从债券市场流出，债券利率也将随之上升，进而将会影响美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从这一点上说，四国效仿淡马锡模式将具有深远影响。

　　但目前还无法判断四国能否成功复制淡马锡模式，毕竟，淡马锡只是在新加坡取得了成功。四国的国情与新加坡相距甚远，简单复制很可能水土不服。对于踌躇满志的中日韩俄四国来说，因地制宜才是上上之选。

　　上周，英镑兑美元汇率一度突破 1：2大关，创15年来的历史新高。虽然随后美元有所走强，但总体上，美元继续走软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英国 3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至 3.1％，薪资水平也大幅攀升。市场预期，英格兰银行将迅速对此做出反应，在 5月份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5.5％。

　　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近日不得不致函财政大臣布朗（Gordon Brown），解释英国通胀水平大幅高于央行目标的原因。在英镑持续走强，通胀压力不断增大的双重压力面前，英格兰银行有必要采取行动，确保英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实际上，和其他经济体一样，近年来基本面走势强劲的英国经济同样受到美国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的困扰，英镑兑美元汇率的不断上升正反映了这一点。持续发展的美国双赤字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平衡的最大因素。IMF在去年与美国的年度磋商报告中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在未来 5年内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美国的过度消费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由于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因此各国也不希望美国在双赤字问题上做出过度反应，以避免全球经济出现剧烈波动。从美国的角度看，尽管美国可以从美元发行上获取巨额铸币收益，但这并不能确保美国经济安全无虞，所以尽快削减双赤字也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财政赤字方面，美国需要在政府支出、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方面努力做出调整，但美国国内的争论传统会使得这一过程所需时间难以预计。而贸易赤字的削减会直接影响美国国内需求和财政收支，所以美国经济尽快恢复到平衡状态的最佳选择是在美元汇率方面做出调整。

　　但激烈贬值的美元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对其他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美元贬值必须以渐进温和的方式进行。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元对包括英镑在内的世界其他主要货币都将继续呈现贬值走势。对于正在努力恢复平衡的全球经济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3月26日至 27日，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IFSB）年会和世界伊斯兰金融论坛（GIFF）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会上，马来西亚宣布了一系列放开金融管制措施，包括自 4月 1日起取消国内银行净敞口头寸资本金比例限制，废除居民外币存款账户的隔夜限制等。为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马来西亚央行还与卡塔尔金融监管局、阿联酋迪拜金融当局就伊斯兰金融发展问题签署了有关合作备忘录。

　　会上还就伊斯兰金融发展方向达成了共识。经过近两年的酝酿，IFSB在 26日通过了伊斯兰世界金融十年发展战略与框架草案。该倡议是由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于 2005年 7月首先提出。这份草案不仅设计了未来十年伊斯兰金融发展的蓝图而且提出了有关发展方针，不仅总结了过去伊斯兰金融的发展经验，而且在伊斯兰金融制度改革和基础发展方面提出了 12项建议。

　　近年来，随着伊斯兰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伊斯兰债券等金融创新工具的推出与发展，伊斯兰金融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但由于伊斯兰教义在利息方面有所约束，伊斯兰金融在与国际市场接轨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限制和误解。

　　从当前情况看，传统的金融工具已无法完全满足伊斯兰世界对金融的需求，这迫切需要有关各方加强对话和沟通，推动伊斯兰金融创新，促进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金融发展。尽管这份草案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未完全公布，但透过有关信息判断，这份草案将为伊斯兰金融合作和改革提供一个完整思路，将有效促进伊斯兰金融创新与发展。更加有效地挖掘伊斯兰财富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的愿望，也是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实际需要。

　　从日本银行一直在申请成为 IFSB观察员的行动来看，各国在争夺利用伊斯兰财富方面已渐趋激烈。这对伊斯兰世界来说无疑是一次良机，伊斯兰世界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外部条件，推动伊斯兰金融在未来 10年的快速发展。

　　悲观主义者认为，很多人低估了次级按揭贷款市场的规模，也低估了次级按揭贷款市场所能带来的连锁效应。在他们看来，次级按揭贷款逾期率的上升将有可能引发美国房贷市场的危机，房贷市场的风险将会集中释放。而这一切应当归罪于美国房地产 2005－2006年的空前繁荣，商业银行在这一时期放松了房贷条件，强烈的放贷冲动使其低估了抵押品的价格风险。因此，假如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崩溃，那么无论是对美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这次打击将是致命的。

　　出于这种担忧，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决定从 3月 27日开始就房贷问题召开系列听证会。政治家们担心，房贷坏帐堆积的各类机构和无力偿还贷款的借款者将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金融和社会危机。包括希拉里在内的很多议员都认为，应当采取立法措施来限制和管理房贷市场。

　　政治家们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1989年的储蓄信贷协会危机处理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他们不希望重蹈覆辙。而储蓄信贷协会，就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房贷供应机构之一。

　　但政治家们不应对此反应过度，房贷市场的恶化很可能是去年 10月美国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挫的后遗症之一。房地产价格下跌很自然会带来房贷市场恶化，只要房地产市场能够启稳回升，那么房贷市场也会走出低谷。政治家们也许应该回忆历史，如果当年没有对储蓄信贷协会进行过多的行政和立法干预，那么危机可能不会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去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重挫并未蔓延到其他行业。消费者信心依然充足，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房贷市场的恶化将不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很多人猜测，联储在例会上不会采取降息行动。

　　在德国埃森刚刚结束的西方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G7的高层经济官员们讨论了有关汇率、多哈回合、对冲基金等全球性经济问题。如外界所预期，鉴于日本经济尚处于复苏阶段，在会后公报中的外汇段落，日元汇率问题并未被提及。与日元相反，人民币汇率弹性问题再遭点名指责。G7公报称：”在拥有大量经常帐户盈余并且继续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我们期望其采取有效的汇率举措，以做出必要的调整。”据路透财经报道，此处措词与 G7去年 9月新加坡会议使用的几乎完全相同。这表明 G7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G7将继续保持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高度关注。尽管中国财长金人庆表示，中国与 G7关系友善，已就不同议题进行了友好讨论。但仅仅是讨论并不能打消 G7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渐趋上升的不满情绪。

　　在 G7看来，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不断的小幅度攀升，但人民币汇率实质上仍继续实施盯住美元策略。随着美元的逐渐走软，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反而呈现相对贬值趋势，这大大刺激了原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立场温和的欧洲和日本，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 G7最为关心的经济议题之一。因此有人再度提出，应当邀请中国成为 G7的正式成员，从而使中国承担起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义务。

　　但从目前的政治现实来看，中国在短期内成为 G7成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一贯视人民币汇率为内政问题，屈从于发达国家的压力有可能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将主要由中国内部的改革力量推动。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央行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作为年度工作重点之一。这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改革进程将继续下去，力度和范围取决于目前国内所能达到的共识程度。

　　地产市场的衰退并不表明美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已经解决。从牛气冲天的华尔街来看，联储内部似乎应当出现新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