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全部赞成票，通过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第41条制订的1874号决议。决议使用了严厉的“最强烈的谴责”等措辞，以批评朝鲜5月25日进行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决议通过了制裁朝鲜的三项内容，分别是：“武器禁运、金融制裁、货物检查”。1874号决议是1718号决议的升级版，它扩大了制裁朝鲜的内容，比起1718号决议更具实质性意义。但是，它的制裁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大国博弈、角力的影响，效力也将大打折扣。

　　1874号决议通过的15个小时后，朝鲜以外务省声明的形式，发表了三条针锋相对的观点，分别是：“针对封锁采取军事应对，将新提取的钚武器化，启动铀浓缩”。外务省针锋相对的声明，表明朝鲜在制裁问题上，丝毫没有表现出采取妥协、协商的软化立场的意愿，而是硬碰硬。之前，从5月25日到6月12日，将近三周的时间里，为朝鲜回心转意改变立场提供了足够多的时间，而朝鲜不为所动，迫使中、俄与其他国家一道同意对朝鲜的制裁。朝鲜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采取硬碰硬对抗的外交姿态，在于它可以借助对抗外交的危机感，来防止内部动摇，加强团结，巩固继承体制。

　　从去年9月金正日健康恶化后，朝鲜领导权的继承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苏丹制极权主义政体，一直存在领导权继承危机，原因是政治继承没有制度化。自4月朝鲜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以来，不顾国际社会劝阻，继而5月下旬又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这些现象背后，并非所谓的“打牌论”、“筹码论”战术利益要价所能解释。朝鲜孤注一掷的行为逻辑，源自它将核武器与政权安全和稳定挂钩。认为只要能满足朝鲜的利益需求，就可以弃核的玫瑰梦，已被刺破。一个国家领导权移转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的试验，可以加强内部团结，鼓舞人心，同时是朝鲜“强盛大国”的象征，最重要的是，它是朝鲜政权安全和稳定的保障。被外界不屑和误解的“强盛大国”和“核自卫能力”，其实是朝鲜政权合法性的两个来源，即意识形态和国家防御。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依赖，缺一不可。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制裁，不断以挑衅行为刺激外界的感官，除了内部政权的政治逻辑使然，还有外部大国权力角逐所留下的对朝政策的弹性空间。

　　中、美两国是朝鲜半岛影响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对朝外交政策，有所谓的“三非三不愿”原则，即朝鲜非核化、非战争、非崩溃；不愿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密切关系，不愿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对立关系，不愿由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南北韩统一。朝鲜的非核化和政权稳定是两个不可能同时达到的目标。冲突的战略目标使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十分尴尬。这种两难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为对朝政策留下了弹性空间，制裁效果将受到一定影响。虽然，通过中朝边境检查，查出一辆装有放射性物质的货车，被退回朝鲜，以示警告。但是，效果有限。

　　美国和中国一样，也给朝鲜予留下了弹性空间。奥巴马政府辅一上任，就宣示了“与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进行直接对话”的外交政策。6月11日美国政府的对朝特使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出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时，又进行了详细阐述，“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大方向是介入与对话，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利用外交解决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美国对待朝核问题，采取“胡萝卜大棒”式的方式，一方面对朝鲜发射远程弹道导弹和地下核试验进行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又为朝鲜内部政治继承完成后，留下了朝美双边对话协商的空间。反观朝鲜，也没有堵死对话协商的空间，朝鲜扣押了两名美国女记者，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大国之间复杂的国家利益考量、权力角逐，以及朝鲜将政权与核武器挂钩，两者相互激荡，使朝核问题日益复杂化、长期化。

　　11月4日，随着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的尘埃落定，韩国朝野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心日益显现出来。作为对这种担心的回应以及对韩美同盟关系的重视，韩国总统成为奥巴马第一批打电话的9个国家领导人之一。从总统候选人到候任总统的奥巴马对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一直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对汽车贸易的不满。而作为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质受惠者的韩国，也是几经波折，围绕恢复进口美国牛肉问题，朝野政党恶斗，并一度酿成牛肉风波。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毋庸置疑是一个不平衡的贸易政策协定。对于韩国而言将受惠于此，对于美国而言并无太多实质经贸利益。两国在今年4月和6月实现了元首互访，并提出建立”21世纪的战略同盟”关系，而作为韩美同盟关系内容框架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布什政府也有在国会推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动议的意愿，但是中间一度被韩国朝野政党恶斗引致长达3个月的牛肉风波所延宕。

　　代表中下劳工阶层的美国民主党，出于对工人阶层选票的权衡，对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一直持否定态度。无论是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还是候任总统奥巴都缺乏推动不平衡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这自然是依赖出口的韩国所不愿看到。在美国推动乏力、避免逆转的情况下，韩国只能在国会会期内尽快批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对美国进行施压，力求能在布什政府时日不多的任期内尽快批准协定。

　　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韩国出口乏力的情况下，继续杯葛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统合民主党将会遭到选民的厌恶。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为韩国对外贸易带来70万辆汽车的出口量，创造30万个就业机会。在执政初期李明博政府的政绩泛善可陈，挫折和困境不断。此次如能够尽快推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将为李明博政府和大国家党加分。

　　作为美国候任总统的奥巴马，如果祭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将背离自由贸易的原则，也将与出口国家发生贸易摩擦。奥巴马及民主党认为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没有充分给予美国汽车进入韩国市场的权利，是不平衡的贸易协定。众所周知，美国汽车制造业相对韩国汽车制造业竞争力不足，市场空间狭窄，只能向韩国出口5000辆汽车。面对此种情况，奥巴马以美国国内贸易和环境团体反对FTA的投资相关条款为由要求重新进行谈判。如果任期即将结束的美国总统布什未能在国会通过FTA动议而将此留给奥巴马政府，韩美两国将会在汽车贸易问题上重新进行谈判，内容分别是：在10年间分阶段取消韩国产小型载货卡车的关税；立即取消排量在3.0升以下韩国产轿车的关税。

　　对于陷入全球经济衰退旋涡的美国和韩国来说，克服危机和促进增长将是两国共同的关切点。代表自由贸易原则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则是朝着走出经济困境方向的具体实践。 

　　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是20世纪两股世界潮流。

　　1915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省海宁视察时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冲击——回应”模式下，迫使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立宪派对制度的重视，国人的认识由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即市场和民主。历史诡谲而曲折，直至1978年底中国才走上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道路。相对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还在上下求索、匍匐前进。

　　民主与市场这两大主题，波裔美籍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代表作《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里，作了充分的探讨。普沃斯基是新左派政治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出生于波兰，时值德国入侵波兰的次年。1961考入华沙大学，机缘巧合，被来波兰访学的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看中，于1966年远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20多年的教学生涯，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来自中国的崔之元和何高潮就是他的学生，如今的普沃斯基已年界古稀。

　　《民主与市场》是普沃斯基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引用率最高的一本，199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值苏东剧变、两极体系解体，中东欧国家纷纷向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转型。背负沉重的共产主义遗产的中东欧各国充满了不确定性，威权政体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只有向民主转型的唯一路径，还可能出现反复向威权政体回溯。普沃斯基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探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并配以拉美国家作比较分析。普沃斯基对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出色研究，奠定了中东欧国家民主化研究的权威学者地位，成为区域民主化研究与胡安·林茨（Juan Linz）、吉里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并驾齐驱的人物。

　　普沃斯基对民主转型和巩固问题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民主结果不确定性的问题。他认为民主的一大标志性特征即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具体的结果总是不确定的，还运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了民主结果不确定性出现的各种可能的结果。在关于民主结果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检验民主巩固的三个标准，分别是：

　　1、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某种特殊的制度体系成为成为人们间唯一的博弈规则，谁也不能想象游离于民主制度之外，失败方想做的一切就是在他们刚刚失败过的民主制度下，重新努力；

　　2、只有当民主变得自我执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所有的相关政治力量发现，继续将它们的利益与价值付诸于不确定的制度博弈对自己最为有利时，它才是巩固的；

　　3、即使是失败了，也遵从当前的结果，并以此指导其在制度框架内的行为，这对相关的政治力量来说，要好于去颠覆民主。

　　普沃斯基对民主转型的发生路径沿袭了罗斯托学派的转型理论，1970年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在美国《比较政治学》杂志发表的《民主转型：一个动态模式》开启了民主化研究三大理论之一的转型研究路径，转型理论注重不同政治行为者的策略，并把最终的结局解释为这些策略的结果。此外两种民主化研究路径是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与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现代化理论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与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学派的结构理论。普沃斯基认为在威权主义政体难以容忍独立组织的存在，当威权体制内权力集团发生分裂，公民社会自治组织不再受到镇压，两者相互作用时将出现政治自由化。政治自由化后，威权集团内的强硬派与改革派，反对阵营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策略互动最终将摆脱旧政权向政治民主过渡。

　　普沃斯基在探讨完政治民主化又探讨经济自由化，普沃斯基通过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批判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批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提出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他认为由于中东欧国家历史负担沉重，中东欧国家多数选择了“休克疗法”以此激进改革战略欲图迅速建立市场经济。

　　在普热沃斯基的经济改革模型里，S表示回复改革前的状态；R表示激进改革；G表示渐进改革。R战略的实施在于强大的民众支持基础，在该战略开始实施时，民众的利益在短时间受到损失并恶化，民众对于政府存在压力，要求政府转向渐进战略。在普沃斯基经济改革模型中，激进/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实施某种战略，而是激进/渐进改革战略的交替实施。激进改革往往可以触及到经济社会问题的核心，而渐进改革很少能触及，甚至成为没有尽头的改革。他主张先进行激进改革触及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当民众的社会代价难以承受时，再转向温和的渐进改革。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同时性问题，林茨认为新兴民主国家先进行政治改革，再进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最后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是一个最优的改革序列，他的母国西班牙由苏亚雷斯领导的改革是林次改革序列的摹本。林茨对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同时性问题，提出“紧密聚合”和“松散聚合”的概念来解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关联性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8月开始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对于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以及人们在中东欧国家经济恶化时对于民主政体的认同程度的问题。李普塞特关于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论述认为，当经济的有效性受到侵蚀时，人们的合法性认同将下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金融危机将是考验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巩固的标尺。

　　有学者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存在三种关系，兼容论、冲突论和怀疑论。Z.F.阿拉特在1988年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杂志的论文《民主与经济发展》对1948——1977年间世界上120个国家的民主水平与经济关系提出了与兼容论、冲突论和怀疑论相对应的李普塞特模型、杰克曼模型和奥唐奈模型。阿拉特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民主水平的提高，在某一特定时段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而普沃斯基探讨民主和市场，实际上旨在探讨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美）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韩国SBS电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事先暴光了开幕式彩排，还有韩国国民对四川省大地震的恶意留言。随着媒体对上述事件的报道，中国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上的反韩情绪。中韩两国一直亲善友好，即使中间有涉及高句丽历史争议的“东北工程”，两国关系也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

　　此次两国关系降温始于民间，昔日“哈韩”的青年和“韩流”文化，使两国民间“热呼”起来，谁曾想到两国民间突然转冷。在曝光奥运会开幕式和地震后的恶意留言之前，中韩两国民间也因韩国将端午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而龃龉。韩国暴光奥运会开幕式和四川省大地震后的恶意留言，在中国民间被视频为不道德，“冒犯”了民族尊严且打击了民族自豪感，而这是反韩情绪的社会心理基础。

　　除了韩国在一些事件上的“失礼”行为，中国的某些媒体非理性地夸大了某些事情，搞得韩国媒体一头雾水，将美国著名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说成拥有韩国血统，并称转自韩国著名媒体。此事不但不能消弭两国之间的矛盾，反而推波助澜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

　　近来因广东省《新快报》报道而被热炒的“孙中山有韩国血统”，互联网论坛上的谩骂风声鹊起。事件的始作俑者是韩国成均馆历史学系教授朴芬庆，但吊诡的是韩国《朝鲜日报》等媒体查证，成均馆大学没有“朴芬庆”这个人。随着事件的进展和发酵，“朴芬庆”被解读为“嫖愤青”，引起诸多猜测，自然也少不了杜撰的嫌疑。除了《新快报》的“嫖愤青”，去年10月台湾《联合报》报道了与《新快报》相同的事件，事件的缘起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可能，同样吊诡的是，韩国媒体查证外国语大学也并无“吴可能”这个人。无独有偶，人们又将“吴可能”解读为“无可能”。除此之外，还有“剽窃风”（朴惬沣）、“瞎扯淡”（夏澈丹），解读背后的文化暗示，无非是讥讽韩国的文化政策以及对“愤青”群体智力上的歧视。

　　韩国和中国的文化争端，引致了两国民间的摩擦。韩国出于对东亚大国文化垄断的不满，抢先申请各种世界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民间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反弹，反韩情绪的社会土壤也是来源于此。

　　反韩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势必影响中韩关系的发展，但是，反韩群体主要还是愤青群体，多数社会群体的反韩情绪只是一种娱乐性质，对于韩国民族主义不断抢先注册文化遗产的娱乐看客心理。不过，中韩关系相比卢武铉政府，疏远了许多。中立保守的李明博政府在四强外交选择接近美日，疏远中俄的政策。4月份奥运圣火在韩国传递发生的肢体冲突事件对中韩关系有一定冲击，反韩情绪对中韩外交的影响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是随着胡锦涛主席25日的访韩的首脑高峰会，两国民间的摩擦将可能降温。

7月25日，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地名委员会(BGN)将原来标记为韩国领土的独岛(日本称“竹岛“)改为“未指定主权地区”(Undesignated Sovereignty)，并改称“利扬库尔岩”(Liancourt Rocks)。此事一经韩国媒体报道，随即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美国偏袒韩日独岛主权之争的日本一方。然而戏剧性地转机出现于一个星期后，布什总统亲自过问独岛标记事件，将独岛重又划回了韩国领土，只是名称仍用“利扬库尔岩”。

8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将举行韩美峰会，在此前夕出现这样的外交戏法，源于美国想要惩罚韩国在进口美国牛肉问题上令美颜面尽失的民族主义行为。深层次的意涵可能是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大于美韩同盟的重要性。

对起因于日本文部科学省面向全国中学发布的社会科教学文件《学习指导纲要》引起的独岛主权争端，韩国召回了驻日本大使权宇哲以示抗议。韩日独岛主权争端由来已久，此次争议的激烈，与韩日两国两位弱势领导人的处境有关。“双弱”领导人在国内都面临着棘手的内政问题问题。李明博因为牛肉风波民意支持率只剩下了两成，窄化的权力基础遭遇抵制的结构性经济改革，使李明博在独岛争端上不得不强硬，同时也转移了民众的视线。福田康夫模糊没有方向感的内政政策，使得民意支持率只剩下25%，虽然于8月2日进行了内阁改组，但参众两院的对决姿态已经台面化。福田内阁修改《学习指导纲要》出于应对党内压力，其实已经拖了很久。两位弱势领导人处于内部压力，在独岛主权争端的外交角力、拉锯，硬碰硬就不奇怪了。

除了各自所处的政治环境，还有经济利益的算计。独岛处于日本海寒流和暖流交汇处，四周海域是一片丰饶的渔场，渔业资源丰富，海底还蕴藏着较丰富的油气田。独岛主权的归属涉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划分和油气田勘探开采问题，经济利益成为了争夺的算计。

此外，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化的灼热，很快热传递到了独岛主权争端。国内声势浩大的抗议还不够，韩国媒体也与日本媒体较上了劲，保守的《朝鲜日报》则称日本是“东北亚麻烦制造者”。此外，韩国还情绪化意气地派出了国务总理韩升洙访问独岛，并举行了军事演习。在这次独岛争端中，韩国官方和民间给人以应对过度的印象。

李明博“亲美、友日”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在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和韩日独岛主权争端问题上已经破碎不堪。社会内民族主义聚集的民意能量，迫使李明博转变了外交政策。李明博如何度过难关，将热闹喧嚣的外交纷争尽快翻过去，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才是他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7月11日，就在李明博发出与朝鲜进行全面对话的呼吁的时候，一位名叫朴旺子的韩国女游客在朝鲜金刚山特区高尔夫球场附近被哨兵枪杀。随后，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金虎年宣布，暂停金刚山旅游项目，直至真相水落石出。

　　韩国女游客被杀的事情发生后，韩国政府意气般地中断金刚山的旅游，在朝鲜看来是一种挑战，因为金刚山是朝鲜少数创汇的收入来源。当冷静下来的韩国政府向朝鲜提出合作调查时，却被朝鲜断然拒绝。

　　在朝鲜问题的政治立场，一度是韩国左右政党划分的标识。保守的大国家党籍总统李明博，辅一上台就提出了强硬的“无核、开放、3000”政策。李明博试图将粮食油料援助与朝鲜弃核和对外开放的表现挂钩，北方则批评李明博是“民族叛徒”，南北关系陷入僵局。

　　朴旺子在金刚山遇害后，韩国政府要求派遣调查组赴金刚山进行调查，但遭朝鲜拒绝，韩国颇为尴尬。

　　随着朝鲜戏剧般地炸毁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向中国提交了核申报清单。作为回报，美国承诺将在45天内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并将逐步解除经济制裁，中间经过柏林、纽约双边对话，美朝关系开始好转。

　　朝鲜在美朝关系修好的情况下，拒绝韩国调查组进入朝鲜，成了朝鲜惩罚韩国不尊重对方的手段，有意奚落韩国。李明博已深知他南北关系政策的失当，将要进行政策调整，呼吁与朝鲜全面对话时，却暴出韩国国民在金刚山被枪杀的惨剧，使他尴尬难堪，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

　　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韩国牛肉风波，焦头烂额的李明博疲于应付，金刚山游客被杀和独岛主权争议转移了民众的关注视线，减轻了政治压力。但是，南北关系的交恶，国民被杀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不能不说是李明博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一大败笔。此外，起因于进口美国牛肉的风波，被激起的韩国民族主义冲击了加强中的韩美同盟关系；改善中的韩日关系也因独岛主权争议陷入困局。

　　受牛肉风波的影响，民望一度跌至17%的李明博，在国民于北方遇害事件上，如果能积极稳妥地处理，将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在南北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寻求国际社会的第三方解决不失为一个妥当的办法。此外，CEO治国的李明博，在执政的前几个月，因为缺乏政治理念，频出的事件使其推行的政策经不起检验，多次的政策调整给人以摇摆多变的印象。金刚山游客被杀可以说是他南北关系政策失当的一个明证，“推土机”式的施政理念到了反省和调整的时候了。

　　6月10日，持续40多天的”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集会抗议达到高潮，议题也由”反对进口美国牛肉”扩大到”反对韩半岛运河建设”和”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失去理性的烛光集会甚至还要求李明博下台。

　　”恢复进口美国牛肉”是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内容之一，如今却掀起轩然大波，导致朝野政党对立，民间也爆发抗议运动。导火索后面的深层原因，则是韩国国内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国际石油价格高企、物价上涨、就业率降低。经济恶化累积的社会民怨，透过牛肉风波迸发出来。参与此次抗议的群体较为庞杂，集中了左派团体和工会组织。

　　总统李明博在具体公共政策上做了过高的许诺，也并未因环境变化而进行政策调整，从而失去政策的弹性空间，失信于民，留予民众志大才疏的印象。此外，李明博疏于对保守政治势力内部的整合，在党际间无法与自由先进党结成政党联盟，共同推动国政运作。在大国家党(GNP)内部，也缺乏与朴槿惠的团结合作。上述原因将李明博推到风口浪尖。

　　牛肉风波与街头示威，迫使韩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国政的先后顺序，属于李明博新自由主义改革部分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及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被迫搁浅。为了化解政治危机，减少民众的不满，民生政策成为优位选择。

　　韩国的烛光集会，除了民众对健康的忧虑，还夹杂着反对开放市场的经济民族主义。为了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促进韩国电子汽车产品的出口，李明博政府同意开放国内市场进口美国牛肉。”韩牛”的牛肉价格远高于美国牛肉价格，进口美国牛肉对国内畜农形成巨大压力。加上谈判过程颇为轻率，被民众视为过于亲美，从而遭到抵制与指责。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除了影响国内政治局势，还将影响提升中的韩美同盟关系。

　　6月6日青瓦台秘书官集体辞职后，6月10日韩升洙内阁也宣布集体辞职，以化解牛肉风波导致的政治危机。为了不致国政空转，李明博选择性地允许阁员辞职，以达到中等规模的内阁重组。除了内阁重组，李明博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接受包括重要亲信朴永俊在内的秘书官的辞职。

　　但处于政治危机旋涡的李明博终究还有力挽狂澜的机会。因为除了韩国第六共和国半总统制的宪政民主体制、大国家党国会过半的制度因素，李明博还有转危为安的契机。韩美两国贸易代表在相当于重新谈判的补充协商中，对限制30个月以上生长期的美国牛肉进口，有望达成一致，实行企业间的”自我限制”。

　　即将进行的人事重组，除了避免”高所岭”、”江富子”内阁，也注重道德标准的考量，在选拔有国政运营经验的官员时，将注重其民意基础，以便较好的推行国政。此外，李明博还要吸取国务总理和总统办公室室长职能错位与颠倒的教训。出于整合保守政治势力的目的，极可能出任总理的朴槿惠，应发挥中央政府的协调职能，而非埋头”资源外交”工作。除此之外，李明博要谨言慎行，不要开不切实际的政策支票，不可无视国民，也应注重与在野党、市民团体和民众的有效沟通。

　　国政运营困难，愁眉不展的李明博，如果能够有效地整合保守政治势力、拓宽政治基础，并进行符合民意的人事重组，合理地回应群众运动中的诉求，并保持有效的沟通，这场风波就会安然平息。成熟”起来。修复韩日关系已经凸出，李明博和谷垣贞一言论的善意释放，为双方在历史问题、独岛主权之争的沟通和对话奠定了基础和条件，也为朝核六方会谈的韩日协调增加了灵活性。

　　6月初，随着牛肉风波的发酵，韩国朝野出现了对峙，民间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会抗议，要求李明博政府下台。6月3日，总统任职刚满100天的李明博面对因牛肉风波引发的政治危机愁眉不展。

　　进口美国牛肉的议案终未能在17届国会通过，围绕牛肉问题朝野的对峙，18届国会目前无法召开。悬在牛肉问题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刺穿了国政无所建树的李明博政府，民调支持率仅剩下16.9%，国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恰恰是他国政运行考卷不及格的印证。

　　相比前总统金泳三、金大中，李明博缺乏坚实稳固的政治基础，大国家党亲朴议员的出走和未对李会昌领导的自由先进党进行整合使韩国保守主义政党的政治基础分裂。保守主义政党政治基础的分裂致使无法应对来自反对党的攻击，国政推行困难。李明博在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下，试图通过自由市场和私有化刺激经济增长，通过自由贸易开放国内市场，并着手对公共企业部门进行民营化改革。对于经历了十年左派进步势力主导的韩国来说，“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模式的阻力重重，除了来自在野党的攻讦杯葛，还有来自保守政治势力内部角力、博弈的掣肘。

　　外界有“房地产金融”内阁之称的李明博政府，人员组成被国民所诟病，他们所推行的公共政策受到国民的质疑和批评，逐使国民缺乏对政府的信任。牛肉风波引发的国民抗议，对李明博政府或许是个转机。青瓦台秘书官的集体辞职以及可能性极大的内阁辞职，无论是韩升洙总理以下的集体辞职还是选择性的辞职，新的人员重组，李明博如果能够慎重挑选阁员，对于陷入政治危机的政府意味着一线生机。

　　在野党和市民团体借助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集会抗议，要求政府重新谈判，对于李明博政府是一个骑虎难下的选择。重视经济发展的李明博政府不会因牛肉再谈判而损伤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中韩国汽车出口的事项。在野党和市民团体的要求，李明博政府只能通过韩美企业间的“自我限制”解决，使生长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不在韩国市场流通。能促进韩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李明博希望议案尽快在国会通过，并能够在布什任期内达成自贸协定，下任美国总统热门人选奥巴马对韩美自贸协定的言论，韩国朝野充满疑虑。

　　就任总统100天，国政推行困难、朝野政党杯葛、国民不满，对李明博是一个重大考验。人员重组、大国家党亲朴议员恢复党籍问题的解决、美国政府在韩国进口牛肉问题上的积极回应，使陷入政治危机的李明博希望犹在。但李明博更需要的是拓宽政治基础，整合保守政治势力，并与国民有效沟通，建立信任关系，才能顺畅地推行国政。

　　198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其中两卷是理论部分，另外两卷是案例部分，作者是来自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流社会科学学者。《威权统治的转型》是罗斯托学派的代表著，引用率极高，《威权统治的转型》与二战后的现代化学派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视角不同，相比李普塞特学派，罗斯托学派注重政治领导、政治行为者等微观条件。从社会经济条件到政治过程，民主转型的研究范式发生了转换。民主化研究常给人经验比较的感觉，每个国家源于各自历史的独特性，促进民主的因素，在各个民主国家占据的比重各不相同。相比各种民主转型的发生学，我认为”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社会运动——民主转型”的发生路径是比较好的民主转型路径。

　　市场经济奠基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私有制和财产自由权；公民社会奠基于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和个人主义的个人自由，即公民权利，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结构条件是结社自由；社会运动本身是一种制度外政治行为，并且是一定规模和组织化的，反对或者支持变革。Schmitter & O’Donnell在《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一书认为，民主转型后公民社会将得到复兴。在威权主义政体下，因为对公民权的限制，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比如晚清时期，政治高度集权化，民众一盘散沙。所以在此意义上，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渐进试错法式的社会改良作用有限，比如民国时期理想主义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做的乡村建设试验。顺便说一下，时下艳羡的经济上的南街村、华西村模式，还有政治上的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未完成时期，地方经验试探，不具有普遍意义。再往下继续外延扩展讨论，香港、新加坡的廉政社会和法治社会模式，也是现代化未完成时期，地方经验探讨。新加坡是美国女政治学者shedler意义上的选举威权政体，新加坡法治社会的法哲学与西方自由主义法哲学有很大的区别，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畸形，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马来西亚前总统马哈蒂尔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也是经不起检验的。政治学系的学生由于理论知识体系的不完整和知识积累的未完成，容易上当。坏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喜欢拿特殊来解释一般，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对社会事物和社会形态的一般性解释。社会科学是具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磁性的科学，非奠基于田野观察的理论经不起推敲。政治转型的制度选择和发生路径，与本国的历史沿革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Tilly认为，英国和法国所代表的两种民主路径，是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通常所谓的英国渐进改良的道路，也伴随着19世纪强大的劳工运动，来争取公民权。英国最终因为第一世界大战的原因，迫于动员的需要，给予了全民普选权。英国模式下也是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逐步扩大公民权。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国的政治秩序》界定了官僚帝国制国家与封建等级制国家，法国则更接近于官僚帝国制，路易十四时，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法国大革命有其内在逻辑性。随着西方对革命的批判和国内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深入学界，革命黯然失色时，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屏弃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当然后果也很多。

　　社会运动是民主化的结构动力。Schmitter认为威权政体出现危机时，民主转型才会出现，接踵而至的是政治分裂和社会运动的发生。Schmitter & O’Donnell把政治行动者分为两方，体制内温和派、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温和派、体制外激进派、机会主义者。协议式转型通常是由体制内温和派和体制外温和派的”交易转型”，他们必须在各自内部占据主导地位，拥有议题主导权，才能与对方进行协商谈判，妥协机制是民主转型的关键，如果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激进派占据主导地位，”交易转型”的两方互不让步、互不肯妥协民主转型难以出现，只能出现零和博弈。如果是体制内强硬派占据上峰，将巩固威权主义政体；如果是体制外激进派占据上峰，将出现民主转型的置换模式，比如1986年阿基诺领导的”人民力量”运动，置换了威权主义者马科斯，通常后一种方式较少发生。O’Donnell对阿根廷民主转型提出了”不可能博弈”来解释阿根廷国内政治中的庇隆主义，脆弱的民主派面对庇隆主义政治势力的民主竞选，一直处于下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或者执政多数的政党联盟。”不可能博弈”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具有解释力，但是这是一个悲观的结论，对于信仰自由主义的我来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结果，也许这是历史的悲哀。当然探究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它督促你进一步的读书学习，来搜寻它的动力。体制内温和派和体制外温和派的协议式转型，属于合作博弈的范畴；体制内强硬派和体制外激进派的置换式转型，属于非合作博弈的范畴。博弈论对经典四方协议式转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用囚徒困境博弈来分析，补充了若干种转型路径的可能。

　　Schmitter & O’Donnell除了提出了民主转型的经典四方博弈，还对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进行了概念化，他们认为政治自由化是公民权的扩张过程，是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松绑。政治民主化是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美国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提出了巩固民主国家存在的”去民主化”行为，去民主化将导致巩固民主政体的崩溃，巩固的民主政体会不会崩溃呢？Linz & Stepan认为，巩固的民主政体同样可能崩溃。民主转型不仅是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而且是防止”去民主化”的过程，通过宏观经济社会条件、微观政治行动者把民主规则当作唯一的游戏规则、政治文化中民主价值的深化、植根公民的民主观念的内化让民主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扎根。Schmitter & O’Donnell对国家和政权的民主化作了区分，国家的民主化是制度层面的民主化；政权的民主化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民主化。

　　以20世纪60年代作为经典社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的分水岭，前者包括民主化运动、劳工运动等，后者包括环境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台湾《东亚季刊》在2006年第1期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光谱图作了细致划分，大体内容与新权威主义学者萧功秦的解释相同。 运用博弈论分析微观层面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基本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

　　19年前的历史乡愁扑面袭来，让我深深陷入其中不可自拔，文字一路倾泻下来，大意已经写出，再往下再也写不出。一段历史宿怨，惟有合和，屏弃历史，深刻反思，才能追求未来政治社会转型后的个人自由幸福。

　　4月18日韩国签署了进口美国牛肉协议，一个月后，伴随着“疯牛病”谣言的四起，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内的市民团体举行了烛光示威抗议活动。朝野各政党围绕“牛肉问题”在汝矣岛（韩国国会所在地）陷入胶着状态。

　　本月29日，第17届国会行将结束任期。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在汝矣岛胶着的状态下难获批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将为韩国带来30万个就业机会，有助于提振出口导向型的韩国经济。但是，朝野各政党在牛肉问题上的角力，使本能刺激韩国经济增长的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了下届国会的议题。

　　“疯牛病”谣言扩散后，李明博政府并未采取实质性行动，向国民公开牛肉进口协议说明书，而是以模糊的言辞回应，使国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同市民社会进行有效沟通，反而带来了社会恐慌，引发民众不满，李明博总统不得不以向国民道歉的形式收场。

　　李明博政府对于签署进口美国牛肉协议急于求成，对于国民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不经深思熟虑就说大话，最终使国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感，国政施行困难，李明博的支持率也仅剩下20%。

　　众所周知，农村是统合民主党的政治支持基础，签署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进口美国的牛肉将对韩国畜农产生冲击。在李明博政府未有明确的保护因开放牛肉市场而蒙受损失的畜户、农户的实质性政策，在第17届国会占多数的统合民主党将不会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前大国家党代表朴槿惠要求退党的亲朴党员全部恢复党员的提议未获李明博全部接受的情况下，朴槿惠还将以消极的方式应对李明博的国政运行困境。同属保守势力的自由先进党，在李明博政府未与之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李会昌也将以消极的方式应对。

　　还有一个多月，大国家党将举行党代会，选举新的党代表，朴槿惠有意角逐党代表，如果退党的亲朴党员全部恢复大国家党党员身份，朴槿惠将毫无悬念地当选大国家党代表。但是，这是大国家党亲李派所不愿看到的情景。大国家党的内斗和李明博政府缺乏与在野党的政策议题沟通以及出言不谨慎造成的国民不信任是李明博政府国政运行困难的主要原因。李明博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由“747计划”7%的增长率下调到6%的增长率，但企划财政部的经济报告认为，韩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4.5%。李明博政府应如实向国民说明，以求国民谅解。梦幻般的韩半岛运河建设是否具有可行性，也应向国民说清楚。以避免成为在野党攻击的对象。

　　在目前，李明博政府国政运营困难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与朴槿惠进行协商，以恢复党员的妥协让步的方式获得朴槿惠对李明博政府国政运营的支持。并与李会昌领导的自由先进党进行良性互动，使能提振韩国经济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尽快获得国会批准。

3月18日，美元兑换韩元汇率1：1006.56，创下新高。与此同时，受美国投行贝尔斯登陷入流动性危机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跌破1600点，韩国80%依赖进口的迪拜原油攀升至100美元/桶，政府宣布对50种生活必需品进行管理。物价攀升、原油价格高企、汇率股市证券趋弱，韩国宏观经济陷入了困境。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一国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会随着全球化的链条扩散到与之发生经济联系的其他国家。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原材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出口导向型的韩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波动。韩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国民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高位运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已经显著。

美元兑换韩元的汇率由1：929.20飙升至1：1006.56，韩元走弱。韩元贬值，虽然可以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但是世界各国通货相对美元“疲软”走强的趋势下，韩元的贬值将导致进口成本负担增加，不利于韩国的投资和旅游。韩元相对美元走弱，在世界各国通货相对美元走强的情况下，走弱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原因在于：第一，美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实体经济出现流动性短缺，美国的投资者收回投资到韩国股票上的美元；第二，向外国股东支付股息导致的美元货币需求超过了货币供给，外汇供需失衡。此外，韩国股市证券纷纷走弱，投资者信心不足。

陷入困境的韩国实体经济，对于李明博政府选前的经济“747”计划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去年韩国GDP增长率为5%，GNI为2万美元。今年，韩国企划财政部制订的2008年经济运作案，“经济增长6%左右，创造就业岗位35万个，物价上升控制在3.3%左右，经常收支70美元逆差等”。但是，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原材料价格高企的影响，李明博政府完成6%的经济增长率较为困难。在政府完成不了上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时候，要向国民系统解释原因，降低经济增长期望过高的预期，以减少政府的压力。

李明博政府面对宏观经济困境，采取了减税和增加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启动国内内需消费已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但是，韩国受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的限制，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短时间内，内需的消化还很难奏效。政府的减税和鼓励投资无疑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距4月9日韩国国会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值得期许的是大国家党、统合民主党、自由先进党、民主劳动党和创造韩国党五个主要政党。民主劳动党和创造韩。国党内部纷争不断,需要关注的只有前三个政党。大国家党是李明博政府的政治支持基础,如果国会选举席次过半,将有利于李明博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如果席次未能过半,李明博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将受到掣肘。统合民主党目前是国会第一大党,历经几次分裂合并,新合并的统合民主党力争在国会争取更多的席次,在公共政策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自由先进党是韩国前总统候选人李会昌的政治支持基础,是4月国会选举的一匹黑马,在民主劳动党和创造韩国党一蹶不振的情况下,成为国会第三大党的可能性较大。

　　韩国国会选举,先需要韩国各政党在各个地区公开推荐候选人,公开推荐是韩国选举体系框架内候选人制度的主要形式。大国家党为回应选民希望国会选举出现变化的需求,在各个选区开始“大换血”。众所周知,岭南地区是大国家党的“票仓”。政党地区主义政治传统的韩国,政党在支持地区的“大换血”的阻力可想而知。大国家党在岭南地区更换了27名候选人,

　　变换率为43.5%。被更换的议员候选人,激起了大国家党前代表朴槿惠的强烈反弹,最后演变成了亲李派和亲朴派的派系斗争。如果大国家党内部纷争不断、山头林立国会选举过半将充满变数;如果派系之间利益均衡、相互协商妥协,结束纷争,挟李明博当选总统余热之势,国会选举席次将过半,青瓦台的各项政策将顺利实施。

　　统合民主党在议员候选人资格标准上出现了纷争,将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挪用公款、营私舞弊等有过不良司法记录的人排除在外。在其政党地区主义的政治支持基础湖南地区,公推候选人变换率为30%。

　　无论执政党大国家党还是在野党统合民主党,真正能被选民感知到选举变化的还是首都地区,在容易被选民感知的首都地区,政党内部的公推将出现激烈竞争。政党内部的激烈竞争,造成了落选者离党,以无党派身份参加参加国会选举。韩国选举体系内的候选人制度有诸多弊端,容易造成激烈的政党内部纷争、非理性对抗。政党和政治家可以操纵候选人的提名与推荐,使候选人提名制度成为只为特定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在这种情况,难免有人质疑“公推”是政治家的“私推”。

　　因为公开推荐,政党内部发生的纷争,根本上还是候选人制度没有得到民主化的问题。

　　入主青瓦台不久的李明博，4月中旬将出访美国和日本。从韩国舆论以及外交通商部的动向都可以体察到韩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变化。如果说从金大中到卢武铉执行的是偏左的外交路线，那么李明博政府将外交路线的光谱右转了。

　　李明博将在戴维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属 50年来第一次。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看好右派保守的李明博。韩国政府对外政策一直存在着“自主派”和“同盟派”的争执。从金大中对北韩的阳光政策、南北首脑的历史性会晤到卢武铉收回美国战时指挥权等外交事件，自主派在主导着韩国外交政策，甚至在 2006年 10月北韩的核试爆，卢武铉政府仍执行亲北亲左的政策。韩国的阳光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没有减轻自身的安保压力，换来的却是北方的核试爆。李明博政府在瑞士日内瓦人权理事会提出了北韩的人权问题，对北政策已经右转。

　　李明博政府强调，北韩人权问题与南北关系、朝核问题无关，并说明人权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李明博政府对北政策的转向积极回应了韩国自身安保的需要和选民保守心理的需求。

　　韩国学界建议外交政策转向“联美通中”。联美，强调韩美同盟关系；通中，是与中国保持沟通和协商，促进韩中关系半官方半民间的的沟通。在韩美同盟关系十年冷淡期过去后，保守的李明博政府将使韩美同盟关系“热乎”起来，自身的安保问题和经济发展已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右转。在面对北方的军事威胁，韩美有共同的利益汇聚点；在经济发展方面，韩国政府期望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尽快达成，以促进出口和引进投资。

　　李明博政府与华关系的降温已经不可避免，但不会冷却。在朝核问题和经济发展，韩中两国相互依赖，微妙之处在于中国社科院“东北工程”中的高句丽历史，但韩国对自身安保的担心还是超过了对历史的纠结。

　　卢武铉时期一度冷淡的韩美关系，在李明博时期将“成熟”起来。修复韩日关系已经凸出，李明博和谷垣贞一言论的善意释放，为双方在历史问题、独岛主权之争的沟通和对话奠定了基础和条件，也为朝核六方会谈的韩日协调增加了灵活性。

　　在李明博政府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导向下，寻求着与北韩、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四边平衡，但是对韩美同盟关系重要性的强调，平衡的砝码更向美国倾斜，形成了一个韩美同盟关系为核心的不规则的四边形。

　　韩国国会22日通过了将现行18部4处的政府组织重组为15部2处的《政府组织法》修订案。这是大国家党和统合民主党朝野政略协商妥协后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竞争力考虑的结果。

　　经过一番艰难的朝野谈判，日统合民主党代表孙鹤圭表示同意撤消海洋水产部， 20保留女性部和统一部。至此李明博政府机构改革完成。此一结果与总统职务接管委员会的政府机构改革目标“13部2处”相去甚远，李明博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被善于政略操作的在野党统合民主党搁浅了。

　　李明博当选总统靠的是打经济牌和民生牌。

　　对于选前承诺将取消限制性条规的李明博来说，新政府的机构改革，能够创造一个小政府，减少公务员人数，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是对选民需求的一个合理回应。然而，在野党基于政党利益的考虑，为了讨好女性、渔民、农民等群体，极力要求新政府机构改革不应取消海洋水产部、统一部、女性部和农业振兴厅等部门。在野党统合民主党的政府机构改革主张显然不符合韩国民众希望经济起色、改善民生的意愿，对新政府的掣肘和杯葛只会增加民众的厌恶感。

　　李明博新内阁的组成，由于多数人为富翁再加之房地产置业较多，被在野党揶揄为“房地产富翁内阁”。国会对国务总理候选人韩升洙的人事听征会，暴出了房地产投机和伪造履历的问题。26日国会还将对部长级长官举行人事听征会，以检验其是否有能力履行公务职务的要求。在野党统合民主党已经瞄准了“房地产富翁内阁”的财产来源问题。一切为了选举。2月 17日合并后的大统合民主新党和民主党，将以统合民主党的新形象扬帆起航于 4月份的国会选举。虽然，现在距离 4月国会选举还有 40多天的时间，但是统合民主党在政治议题对李明博新政府和大国家党的发难，已经为国会选举拉开了序幕。

　　李明博政府的“房地产富翁内阁”，从人员组成结构上看，较少职业官僚出身，而是以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为主，似乎为韩国政坛带来了清新的政治空气。如果经济政策能切中韩国民的利己心态和共同体意识，有效实行，为国民带来福祉，未免不是“经济内阁”。

　　25日新政府成立后，李明博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将陆续将其 5大国政指标、21个国政战略目标、193个国政课题逐个落实，以回应选民穷则思变的心理。也许像李明博在第二届领导力会议上说的那样，将创造出第二个“汉江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