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谁也没有预料到，2008年伊始，香港会遭遇到一场”照片门”事件。演艺明星陈冠希以及一干女明星的裸体照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甚至引发相关论坛服务器出现堵塞。香港警方也迅速介入，截止 2月 2日凌晨，已经逮捕 4名涉及收藏及传播”不雅照片”的嫌犯。

　　而针对这一事件，香港演艺人协会也公开表态，认为此事对于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希望政府有所行动，阻止歪风。”偷拍、色情文化，这些并非是香港公共生活的新奇事物，早在 2006年，香港演唱组合 TWINS成员之一的阿娇就遭到偷拍，照片刊登在香港的《壹本万利》上，这招致了香港多个团体以及舆论的谴责，最终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认定《壹本万利》的相关照片为不雅物品。

　　2007年曾经闹的纷纷扬扬的”《中大学生报》情色版事件”，也让我们领略到香港公共文化中弥漫的”色情”味道。《中大学生报》情色版由于发布某些露骨的情色内容遭到学生的投诉，而《中大学生报》则认为传媒将此事无限上纲，甚至在被评为”二级不雅”后仍然坚持申辩，认为淫审处及校方是打压言论自由。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孤立，却凸显出一个深刻的危机：香港这样一个商业文化主导的法治社会，公民的自由权利正在不断侵蚀公共道德的基础，以至于道德在商业利润的驱动和个人自由权的保护下正在不断沦落。

　　尽管每次事件最终都受到公共舆论的批评，政府也给予相应的制裁，但是这并不能遏制媒体和公众对于色情文化的需求。由于香港本身就源于一个政府与市民社会二分的自由主义模式，个人的自由权可以不经受公共道德标准的衡量与评判。只要不违反法律，个人的道德问题都可以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的名义下得到庇护，因此香港无法形成一套文化性的道德共识。

　　更为恶劣的是，由于文化市场化的彻底性，各商业文化公司均以利润作为经营的目标，而不会考虑一套正面的公共文化的建设，而将这一任务转交给政府部门。但由于香港的殖民史，港英政府实际上基本上放弃介入公共道德文化共识的培育，而任由民间自然残存的道德文化来维持社会的运作。一旦当香港民间的文化生产机制被市场逻辑所侵蚀完毕后，色情八卦文化便成为整个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由此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八卦刊物和大学生的学生刊物都在不断挑战公共道德的底线。

　　1月8日，“民间电台”及其成员涉嫌无牌管有及使用无线电发射器材一案正式宣判。主审法官给出的裁决为，《电讯条例》订立的电台发牌制度违反基本法中的“保障言论自由”条文，宣布撤销6名被告共 14项控罪。但是律政司代表却立刻上诉，申请暂缓撤消控罪，而将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

　　尽管律政司于10日从高等法院那里紧急申请了禁止令，规定在18日之前不得广播，但是“民间电台”仍然在10日晚上8点强行直播，并邀请了立法会 6位反对派议员参与节目。而在13日，民间电台更在泛民及民阵游行之际，在游行路上摆设宣传摊点，在当日下午2点半正式恢复 FM102.8MHz广播。

　　民间电台是由泛民派人士曾健成发起成立的非营利电台，自开播以来，邀请了诸多立法会议员作为节目嘉宾，颇多敏感言论，并于2005年9月向政府部门申请广播牌照，但一直未获批准。在 2006年8月29日和10月13日，电讯管理部门两度查封民间电台，并于10月18日正式起诉民间电台。

　　纵观整个过程，行政部门以《电讯条例》的牌照审批程序一直压制民间电台，但是后者却以基本法中的“言论自由保障”条款为理由，认为《电讯条例》违反了言论自由原则。

　　事实上，香港电台(RTHK)作为香港政府支持的公营电台，在 97回归之后，也一直面临言论自由和政治犯忌的争议。而政府也在去年对香港电台进行非常严格的审计，有舆论分析此举也是以行政来实现政治管束的目的。而对于民间电台而言，虽然最高法院可以继续以言论自由的原则判定无罪，但是政府仍然会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压制，或许最终解决的关键，则在于《电讯条例》本身。

　　12月12日，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向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提出申请，请求发布关于《香港政制改革报告》的声明。这是政府经过数月征询之后，对未来香港特首以及立法会普选的时间表与路线图所作的一个最终报告。

　　就在当天中午时分，曾荫权发表了电视讲话，概要介绍了这份政制报告中主要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普选时间表问题。这份报告虽然承认，有超过半数的市民赞成在 2012年实行普选，但却意味深长的补充认为，如果普选于 2017年推行，将会更加容易被公众接受。

　　原本据分析认为，这份报告将会在明年初出台，可是这次突然公布，颇让人感到意外。就在唐英年在 12日下午在立法会发布声明之后，多名反对派议员相继发难。刚刚补选成功的陈方安生，更是连续三次追问报告中所谓的“民主程序”究竟为何，并且认为报告是“扭曲民意”。

　　显然，反对派根本无法接受这份报告中淡化“2012年普选”的措辞，在他们看来，这实际上向中央已经表明， 2012年普选方案基本可以放弃，而转以 2017年作为一个模糊的普选时间表。17日，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份《香港政制改革报告》，要求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回答议员提问。

　　出于对这份报告所透露的信息的忧虑，反对派紧急动员，一方面由 26名泛民议员联名致函曾荫权与国家主席胡锦涛，表达了“2012年实行普选”的民意诉求，另外则由杨森向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提议，继续在 19号讨论政制改革问题，不断发酵这个政改议题。反对派由此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借由立法会的质询，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另外则向中央释放信息，表达“2012年普选”的强烈诉求。

　　不过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香港政制改革报告，最终决定，2012年不实行普选，关于特首选举与立法会委员的选举办法维持不变，但是 2017年可以实行普选办法。29日，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法工委副主任李飞，联同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将会一连举行两场政制发展座谈会，解释决议案内容。

　　尽管泛民派一再表示要对这一决议进行抗议，但是如今看来，中央对于这一决议的态度相当强硬，已不大可能再有所改变。2017可以实行普选已经是中央给出的明确时间表，这既表明了中央对普选的基本态度，又让政改的步骤可以稳定推进，符合中央对香港政治稳定的要求。

　　12月 5日，陈方安生正式宣誓就任港岛区立法会议员，她同时也是首名经由地区直选就任立法会议员的前政府高官，她将在剩下 8个月的任期内，填补前民建联主席马力因去世而留下的空位。

　　就任当天，陈太在立法会里仍然就座于马力所留位置，左右乃是民建联副主席刘江华与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媒体戏称她置身于民建联阵营之中。她对此状况却表示，不介意与民建联比邻而座，而且还可以有机会多多沟通。

　　尽管如此，民建联却丝毫不留情面，副主席刘江华已经去信立法会秘书处，就陈太的“十成按揭”事件进行口头质询，而民建联也已致函金管局，要求澄清银行当年批准陈太获得逾七成按揭，是否符合相关规定。除开按揭一事外，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苹果日报》“号外”助选一事，也同时让陈太身陷争议。

　　不过陈太在就任当天首次在立法会中就推动社会企业的动议发言时，要求政府注重弱势群体，“民主与民生是不能分割，无民主、无公义，弱势社群会得不到照顾。”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总结发言时则暗讽陈太，不仅“忽然民主”，而且还“忽然民生”。

　　此言一出，顿起波澜。陈太在会后指曾德成是“人身攻击”和“挑衅”，并称“公务员也要学习民主”。而在 7日，她更是点名特首曾荫权，要求澄清曾德成之言是否代表政府立场。不过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却是力挺曾德成，认为他只是说出了事实而已。陈太初初履新，就已在立法会里掀起波澜。

　　综看陈太当选之路，本是挟港英殖民时期的“民主价值”遗产，但是民主派却已深切感知，这一份“民主价值”遗产在今天香港政治社会的转型中已经逐渐淡化，中间派选民在“民主”与“爱国”之间开始出现了价值选择上的犹豫，陈太将“民主”与“民生”进行勾联，也只不过是对此情形的应对之举而已。

　　香港立法会港岛区议席补选于 2日晚 10时 30分最终结束，根据选管会的选情通报，最终投票率为 52%，约有 32万人投票。凌晨 3点 20分，选委会正式公布计票结果，陈方安生的最后得票为 175874票，而叶刘淑仪为 137550票，陈太最终赢得补选胜利。

　　从选举投票率来看，本次投票率虽然低于 2004年立法会选举，但还是让反对派有点意外，因为按照往年经验，补选投票率往往不会很高，但是今次由香港两位女性政治人物参与竞争的补选，却意外提升了关注程度。

　　在投票刚结束时，根据香港大学民意计划的出口民调显示，陈太得票率当时就要略高于叶太。而从整个选举过程来看，双方竞争也呈现白热化状态。从早上 7时半正式投票开始，到晚上 7时半，投票率仍然比 2004年选举要低上 4%，这让泛民派感受到明显的压力，因为建制派有固定的”铁票”支持，而按照泛民派估计，投票率越高，陈太的胜算才有把握。于是泛民派启动了”告急”策略，《苹果日报》甚至印出”陈太势危”的号外发送，试图提高支持陈太的选民投票积极性，而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也是亲自守侯在商场外为陈太拉票，足可见本次泛民派对选举重视程度之一斑。

　　选举结果揭晓后，叶刘淑仪毫不掩饰失望之情，但是仍然表示明年将继续参选立法会选举，而她的对手陈方安生也表示会在明年积极考虑继续参选。相信这次补选的竞争只是一次短兵相接的序幕，明年的立法会选举竞争将会更为激烈。

　　从立法会港岛区议席补选的结果来看，泛民派仍然占据了大约六成左右的支持率，保持了对传统建制派的优势。这也意味着叶太个人也无法完全扭转民主诉求对于选民影响的倾向性，所以陈方安生选前纰漏不断，但仍然能挟泛民之势，获得选举胜利。但是陈太的当选并无法完全消除泛民派上月在区议会选举失败的阴影，随着香港”民生”议题不断发酵，泛民派所赖以生存的”民主”诉求将会越来越被挤压在日常生活的议题之下，这对于泛民派而言，无疑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

　　立法会港岛区补选投票在即，叶刘淑仪与陈方安生的第二轮竞选辩论也于 25日晚七点在遮打花园举行。此次辩论与第一次相比，显得火药味更为浓厚，当中陈太更是频繁插嘴，使得辩论气氛一时有如吵闹。双方辩论主题也未出新意，陈太的”忽然民主”以及叶太的”二十三条”都是各自竞选的软肋所在，也成为互相攻击的重点。

　　但是最近的选情却对陈方安生极为不利，在前不久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民建联大获全胜，有 115人当选，而泛民则只取得 103席，比上届减少了足足 48席位，这无疑也让陈太的选情受到一定影响。而最让她头疼的则是港廉政公署执行处前副处长、时事评论员徐家杰日前发出公开信，公布陈方安生于 1993年获得”十成按揭”优惠的消息，并且要求律政司澄清这一行为是否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而随后更有市民匿名信揭发，指陈方安生的女儿陈慧玲，于同年也以高达 9成 1的按揭优惠，购买了天后庙道一个豪宅单位。

　　陈方安生对此回应说，该按揭是用自己的两个物业抵押给银行才获得的，但是却不透露另外一处物业的具体位置。这些都让陈太最近选情连连失分。尽管目前民调显示，陈太仍然领先 10个百分点，但是泛民派对此十分担忧,一旦投票率不高，选举结果就将非常微妙。

　　从泛民区选的大败，到如今陈太选情的告急，都透露出反对派在今天香港的政治脚力中的衰败之势。普选等民主议题固然能够吸引相当民众，但是政治议题需要特殊事件的催化才能发生效力。在香港经济与内地已成唇齿相依之时，香港人的政治观念将更为复杂，经济利益、国家认同以及民主价值都成为政治行为中的选项，但是如何最终转化成政治人物所需的选票，则就要看是否天时、地利、人和了。

　　11月8日，立法会港岛区补选首场候选人辩论会在港大举行，除了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位热门侯选人外，其他六名候选人包括柳玉成、李永健、萧思江、蒋志伟、凌慰云、何来，都现身港大陆佑堂，参加第一轮辩论。

　　但很明显，陈、叶二太基本上成为整个辩论会的主角，观众提问也都集中在陈、叶二人身上，这也引得其余几位候选人颇有微辞，来自运输业的蒋志伟就抱怨本次选举集中在少数人是不公平的。

　　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叶太大打政策牌，频频以政策议题为难陈太，责问后者为什么后者在政务司长时期，身为粤港联席会议主席，无法解决货柜车过境塞车问题，并且还询问陈方安生关于香港通识教育的看法，逼得后者只能承认不及对手了解清楚。明显在具体政策议题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回答则显颇为勉强。而陈方安生则以”普选议题”猛攻叶太，指责她在出任保安局长时，推销二十三条立法，引发了 2003年的香港市民大游行。

　　但是毫无疑问，由于”恤发事件”效应，陈方安生的”普选”议题效应已经开始减弱，会中就有学生公开提问，质疑陈方安生是否真正支持”民主”，还是想借此提高名声。不过陈方安生在民调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最近一份香港大学的民意研究计划所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受访的 1200人当中，有 41.7%表示会选择陈方安生，而叶刘淑仪则获得了 35.3%的支持率。尽管陈太最近民意受挫，但是”普选”议题目前仍然能够保证她获得足够的支持率。

　　目前观察选情，尽管叶太努力缩小与陈方安生的差距，想以政策议题稀释后者主导的”民主”议题，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想扭转民调差距，则有相当的难度。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柱铭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呼吁美国在奥运会来临之际给中国政府施压，以改善人权状况。此文一出，引起香港舆论大哗，批判之声不绝于耳，而且多冠以”汉奸”、”卖国贼”之名。

　　《大公报》《文汇报》等亲中央报纸都以醒目标题批评李柱铭的言论是要求外国势力干、涉香港事务，而且有意将奥运政治化。自由党主席田北俊，民建联主席谭耀宗都极尽批判之势，工联会议员王国兴甚至以吴三桂之喻讽刺李柱铭。

　　10月 25日晚，李柱铭出面发表公开声明，称并非要杯葛奥运。不过就在 27日，他在一个电台访谈节目中却大叫委屈，并认为是一个有组织的势力利用上纲上线来打压他，并且拒绝道歉。就在当天，民主党一方面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进行表态，民主党一直都支持北京奥运，并且就李柱铭的相关言论来作答辩。

　　正处于竞选热局中的陈方安生，则认为李柱铭是”爱国人士”，并且表示将支持北京奥运。而香港红衣主教陈日君则力撑李柱铭，认为对其所作的”汉奸”指控相当荒谬。但是总体来看，民主派在此事上显得相当被动，舆论上根本无法抵挡集体的讨伐之声。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反观马力关于”89风波”的言论所引发的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爱国主义与民主这两种意识形态在香港各自都据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亲中央派与民主派如果想走极端立场，势必会引发对方的攻击，而且也会失去相当部分持中间立场的民意，李柱铭此次招致大规模批评，或许在于他并没有意识到，奥运问题与爱国主义意识之间具有相当的共生性，一旦以人权等议题来否定奥运，定会引发强烈反弹，从而陷民主派以不利之境地。从策略上而言，民主派假如不再对爱国主义话语的态度进行转化，让民建联等党派全部垄断爱国主义的话语资源，未来在选举中一定会丧失大量的民众支持，因为今天的香港，不管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经济政治的考量，都已经被深深卷入了大中国的话语系统之中，任何试图挑战这一话语的政治诉求，都难以在未来的政治角力中得以成功。

　　10月17日，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向香港东区民政事务处递交表格，正式参选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她也获得了 200人的参选提名，其中不乏港区的重量级人物，如前布政司钟逸杰、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中华总商会会长霍震寰等政商界人物。

　　但获泛民派支持的陈方安生最近却被卷入“恤发事件”，导致其选情出现大的波动。10月 7日，陈太出席泛民派组织的“撑普选”游行活动，但是未及 10分钟便失踪，事后被人发现陈太快闪后是去恤（set）发（做头发），舆论一片哗然。民建联等建制派人物纷纷出来讥讽陈太，称她是“重发型”胜过“重民主”。而陈太在事发 7个小时后，委托其竞选传媒顾问向各大媒体传话，声称陈太是接受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杨森的提议后方才离队。

　　这一借口也让陈太陷入了更深的公关危机，人大常委曾宪梓甚至评论说：“与其半途而废，不如咪去！”而根据政府一个民调显示，“恤发事件”对陈太的民调影响极大：陈方安生的支持度最高时比叶太高出 25个百分点；“恤发事件”后，政府内部的民调结果显示二人的支持度已经相当接近。

　　与陈太的民望丢分相比，叶刘淑仪却继续将“织网策略”作为选举策略，而这也使得叶太在最近的选战中得分不少，可谓稳扎稳打。

　　对于陈太的“恤发事件”，有媒体评论她仍然是“蓝血贵族”作风，无法与当今香港基层反对派潮流合拍，这也使得泛民派虽然以“民主”为旗帜，却常常犯下“脱离群众”的失误。反观叶太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甚至在电台里以打出“亲情牌”，以此获得民众好感。所有这些都为 12月 2日的补选埋了不少变数。

　　最近关于陈方安生重出政治江湖的新闻一直是香港媒体的焦点，由于民建联主席马力在 8月病逝，导致立法会港岛区的议席空缺，尽管本届立法会只剩下 7个月的任期，但是却仍然引起了泛民派的强烈兴趣。

　　不过由于反对派内部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陈方安生相近的政治号召力与资源，据传李柱铭、张建利以及黎智英等泛民派的大老人物力推陈太出选，因此经过泛民派内部的协商，中西区区议员何秀兰与民主党的甘乃威相继退出补选的竞争。

　　9月 11日，陈方安生正式宣布参选，不过她并不是以泛民派的身份，而是以独立身份进行竞选。这一举动引起了广泛争议，《大公报》等亲中央媒体纷纷批评陈太重出江湖，指她是依靠泛民派内部私相授受来获得参选资格。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由陈太出马，正是为防止泛民派分裂的无奈之举，但是民主党内部存在着对李柱铭公开发话支持陈方安生不满的声音，何秀兰与甘乃威的退出之举，也被舆论分析成他们部分是向李柱铭表达不满。

　　而反观民建联，尽管党内已经有人表示有意参选，但是经过 19日的中常委会议讨论，民建联决定支持叶刘淑仪参选，叶太在与民建联内部进行沟通之后，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虽然目前仍没最终决定，但是舆论一致认为叶太参选的可能性相当大。假如一切顺利，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这两位香港政坛上的女性风云人物，将会展开一轮直接的政治脚力，这一耐人寻味的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有待我们持续进行观察。

　　9月7日，香港九龙巴士公司向运输署提出加价 9%，平均每程加 0.51元。九巴解释说，之所以有此需求，是因为 1997年之后九巴就未涨价过，而如今燃油成本与隧道费都有大幅上涨，九巴为了获得相应的回报率，才会提出这一请求。

　　九巴作为香港三家主要巴士公司中经营最为成功的一家，不仅不需要香港政府的补贴，而且盈利状况一直保持良好：2003年的税后盈利就有 5.998亿元， 2004年更是高达 6.755亿元。不过从这一年后，盈利开始持续走低: 2005年为 4.775亿元，而 2006年更是下跌到 2.163亿元。

　　盈利逐渐走低的主要原因自然是由于燃油价格不断攀升所造成，这给巴士公司造成了不小的运营压力。从 2006年开始，政府推行巴士可加可减机制，规定巴士公司的固定资产平均净回报率从 13%降低到 9.7%，试图以此减少巴士公司的盈利冲动。但事实上，大屿山巴士公司在今年初就已经向政府提交了加价申请，幅度约为 5%，只不过政府一直没有批准这一请求。如今九巴跟随其步伐，前景似乎也不太乐观。

　　就在九巴提出加价申请之后，民建联、民主党大约有数十人前往九巴总部抗议。颇为有趣的是，民建联与民主党两大政治立场不同的政党，在此事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均以民生作为诉求的重点。这也可以看出，在香港的日常生活中，民生问题作为长期而稳定的政治诉求，其实为各政党所普遍分享，而”普选”议题对于香港市民的重要性而言，或许并不如巴士票价增加的一元钱。

　　8月8日，香港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马力因患结肠癌在广州市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病逝，享年 55岁。这位香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也陆续有政治人物与市民前往民建联总部吊唁，其中就有立法会主席主席范徐丽泰。几家亲中央的报纸，《文汇报》《大如、公报》都纷纷发表社论悼念，极尽赞美之辞。

　　而定于 23日举行的公祭规模也相当庞大，民建联公布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数量高达 330余人，其中包括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重量级人士。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高祀仁、副主任彭清华也代表中央向马力的家属表达哀悼，这一切，可谓荣极一时。

　　这位香港的老牌政治人物，本在内地出生，来港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并且曾与钱钟书有过教学之谊。2003年，他接替曾珏成担任民建联新一届主席，并且在 2004年成为立法会第一大党。

　　但是马力在今年成为香港的争议人物，他由于不满香港教师授课时对于 1989年政治风波的用词，而在与传媒的茶叙上表达出异议，引起了泛民派的强烈反弹，支联会更是发起公开抗议，一时间让马力陷入了激烈的政治争议之中，也直接给民建联带来剧烈的政治压力。

　　毫无疑问，马力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他所引发的政治争议并没有平息，他所引发争议的”关键词”仍然将持续在香港政治话语中不时的发酵与争论，这也显现出香港的政治论述虽然越来越主旋律化，但是很多敏感的政治话题仍然可能在这里被广泛的争论，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香港处在一种拉锯状态下的微妙的政治生态。

　　8月1日，香港警方会同地政总署在皇后码头展开了清场行动，数十名绝食抗议的”保皇后”市民被警方以和平的方式逐一带走，由此也为拆卸皇后码头扫清了民间抗议的障碍。

　　但或许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就在7月31日，”本土行动”两名成员朱凯迪及何来在民主党党员吴永辉陪同下，向高院法庭递交文件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码头不属法定古迹的决定及禁止政府进行拆卸。而这一请求也被高等法院接受，将于 7日展开聆讯，但是按照目前情况来看，这次司法复核无法改变皇后码头被拆卸的结果，”保皇后”运动与先前的保卫”天星码头”运动一样，都无法逃脱进入历史的命运。

　　类似的事件并不会就此结束，有着 70年历史的湾仔街市，也将被收回交由市建局清拆重建，街市内的小贩年底则需要搬出。这也使得香港的保育行动（指对历史文化传统或者生态方面的维持与保护）随着一连串的事件迅速连接起社会运动的雏形，这让《大公报》、《文汇报》这些亲中央的报纸担心泛民派政治势力利用保育行动来发出他们的声音。《文汇报》甚至认为”保皇后”运动根本上就是政治行为，而非法律问题，如此反复的抗议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对于香港发展不利。

　　这样一种观点当然有其意义，香港一直是一个强调行政效率的城市，它的命运从来就奠基在其有序的法治社会与效率优先的观念之上，但是当香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各种诉求开始浮出水面，尽管这些多元的声音并非主流，但是如果不以一种”政治”的眼光看待，那么最终只是利用行政指令压制这些不同意见，这反而使得社会运动在这样的压制下面逐渐酝酿成型，并且可能在市民的层面上发展出更多的诉求团体，促成”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尽管这个过程目前看来刚刚开始，但是很显然，保育行动已经开启了一扇社会运动的窗口。

　　朱培庆的私人丑闻，最终绝对不会仅仅止于私人事件的影响，而可能成为政治角力的一个重 7月 5日晚，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在铜锣湾闹市与一名涂抹艳丽的时尚女子湾臂同行，正好被结束其他采访任务的一帮记者撞到，为了逃避记者拍照，朱培庆先是躲在同行女子的身后，后又夺路而逃，进入一家日式卡拉 OK躲避。

　　此事一出，舆论哗然，朱培庆的好友兼下属、助理广播处处长戴健文回应道，该名女子只不过是同行男子的女友，当时之所以有如此过激的反应，可能是因为喝醉的缘故。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陈敏娟则代表朱培庆向舆论因为当晚的”举止失措”表示歉意，这也被舆论解读成试图淡化事件的努力。

　　此事虽然一度引起了舆论对朱与其妻关系破裂的猜疑，但是最大的影响是在于香港电台的声誉因而又受到打击。就在去年，香港审计署就曾发布报告，指港台滥用公帑、浪费资源、管理不善。这也被解读成政府打压香港电台的又一次行为，早在 2005年，曾荫权就曾经高调批评港台作为公立电台，没有担负起解释政府政策的功能，反而经常攻击政府官员，港台则一直试图以”新闻自由”来回应政府的各种批评。

　　2006年 1月 17日，行政长官已委任一个独立委员会检讨本港的公共广播服务，这让香港电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一个紧张状态。在这样的时机，朱培庆又爆出丑闻，无疑会加重公众对港台的印象，这也可以让政府可以有充足的借口进一步挤压港台的空间，毕竟”新闻自由”对于香港，仍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政治价值，因而朱培庆的私人丑闻，最终绝对不会仅仅止于私人事件的影响，而可能成为政治角力的一个重要话题。

　　6月 2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成员的侯选名单，特首曾荫权率领新一届政府成员正式公开亮相。新的成员班子人选并不出人意料，财爷唐英年升任为政务司司长，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曾俊华则接任财政司司长一职，而黄仁龙则续任律政司司长。

　　如果说政务司与财政司的人选并无太多悬念，那么 12局及入境处、海关、廉政公署、审计署与警务处首长的任命背后却潜藏着一些波澜，值得玩味。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保安局局长李少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审计署署长邓国斌及警务处处长邓竟成都是续任原职，而林郑月娥、郑汝桦、邱腾华和张建宗则是来自原有的公务员队伍。

　　按照《信报》分析，除了三司之外，中央对于新任政府成员的三个部门人选最为敏感，如需要大陆公安部保持联络的保安局局长；以及有”统战工作”意义的民政事务局局长以及统筹”心战”工作的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保安局长李少光和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都是续任，并无问题，民政事务局新局长曾德平则一直被舆论看作是铁杆左派，他曾担任过《大公报》的总编辑，并且在 1967年的强烈左翼色彩的”抗英风波”中派发反殖民传单被捕入狱两年，他的反殖民地与亲中背景甚至让舆论称为比前任何志平更”红”，入选新一届班子也属于皆大欢喜的结果。

　　原海关关长汤显明之所以也受人关注，是因为他接替的是因”教院风波”而辞职的罗范椒芬；香港科大商学院院长陈家强则因为其专业背景而”入阁”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总体而言，新一届特区政府的几个政治色彩敏感的位置均安排有中央信任的人选，而在最为主要的政务司与财政司，更是凸显了香港未来发展的”经济主题”，这样一种”中央搭台，经济唱戏”的格局，未来一段时间将难以改变。

　　6月8日，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因胰腺癌并发症在帕罗奥多（Palo Alto）的家中去世，享年 75岁。

　　《纽约时报》 6月 11日发表了讣告，在同日，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也在《南德日报》（Sueddeutsche Zeitung）上发表了纪念罗蒂的文章《不断震惊》（Immer wieder schockiert），深情回忆他与罗蒂这位哲人、诗人与友人的交往。

　　作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罗蒂饱受争议。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他接受了良好的古典哲学训练，但并未真正信服古典形而上学。从 1960开始，他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1979年，《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出版，正式确定了他反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他的出名则更是纯属偶然，1990年，罗蒂与艾柯（U. Eco）、卡勒（J. Kuller）以及罗斯（C. Brook-Rose）在剑桥大学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会议，辩论会最终成为艾柯与罗蒂的交流。从此，成名的罗蒂无论出现在什么哲学场合中，都会面对来自于不同思想传统的批评。

　　哲学上，罗蒂反对古典形而上学传统，他所喜欢的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M. Heidegger）、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以及德里达（J. Derrida），无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反叛者，因此他也被看作与福柯（M. Foucault）、利奥塔（J. F. Lyotard）以及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分享基本哲学前提的“后现代主义者”。

　　有趣的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同时，他也反对分析哲学传统，力图从杜威（J. Dewey）的思想中发掘出对抗前面古典形而上学与现代分析哲学思想传统的资源。

　　对于罗蒂，比较通常的说法是：他是一位反本质主义者、新实用主义代表，倡导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政治观，认为宗教文化只能限定在私人领域等等。但是他的哲学观念与其政治立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对于今天的汉语思想界，似乎值得认真对待。

　　这位从小生长在美国左派家庭的哲学家，一直在灵魂与社会正义两个议题上想获得某种贯通性。前者，他在《真理与进步》（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III）中开篇就提出一个论断：“没有真理。

　　”这意味着在善的问题上，他不指望一种实在论的真理论来满足灵魂对于善与美的论证，心中的野兰花虽然美丽，但是却是私人性的体验，无法寻找到知识的根据，也难以普遍化。

　　在政治问题上面，他只是一个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者，更多地考虑政治实践的议题。他认为，相信人权是因为这样会让我们能够在教育方面更有效率，通过这种教育，我们可以增进对人类的互相理解，从而彼此视为是平等的个体。这样一种立场继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政治传统，也让哲学摆脱了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迷梦，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提出了“民主优先于善”的论断——上帝和本质性的实在，包括普遍性的道德法则都无法给民主提供一个稳妥的基础，民主本身所达到的自由同意才是其存在的理由和未来发展的希望。

　　这样一种以“希望”代替“知识”的哲学观，本质上来自于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观，这也使得罗蒂相信，今天的美国民主自由体制已经是一个相当令人惊叹的历史进步，民主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价值，不仅对于美国，同样对于中国以及伊斯兰世界也是同样有效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协调传统文化认同与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身份而已。2004年访华期间，记者问及民主是否适用中国，他使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民主就是阿司匹林”。他始终相信，无论儒家提供了多少种关于道德理想的论述，但是那些要么是误导性的，要么其和实用主义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罗蒂对于民主的相信，并不是在于他给自由民主提供了一套比其他哲学家更为有力的知识基础，而在于自由民主体制带来了更少的对人的损害，而且赋予了人民以未来进步的希望，是的，罗蒂依然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远景，但是这却不是一个依靠形而上学的知识来提供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对于未来社会图景的乐观主义式的展望。

　　对于中国大陆思想界而言，罗蒂似乎是一个暧昧的人物。一方面他的后现代哲学立场，对于仍然在寻找一套自由民主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者而言，似乎太过前卫；对于新左派而言，对“文化左派”大加批驳的罗蒂自然也难以进入他们的视野。

　　这样一个从后现代主义哲学到现代自由民主的立场，对于罗蒂而言，那是实用主义开创的一套新的哲学视野和政治方案。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却要同时面临道德性危机与政治秩序重建的双重夹击，罗蒂虽然译介多年，却没有受到国人的足够重视，背后原因固然复杂，但或许也是由于他对于中国，似乎并不那么“实用主义”。

　　新一届特区政府人选虽然仍然没有最终定论，现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 2005年正式出任，曾荫权成功连任后，许仕仁却希望只留任两年，在 2008年退休。曾荫权及中央则希望他能留任五年，双方最终并未就此达成共识，因而最终曾荫权也只能另择人选。

　　香港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现任财爷唐英年将出任新一任政务司司长，而现任特首办主任曾俊华则会接任财政司司长一职。不过政制事务局长林瑞麟在 2号表示，三周之后政府会将公布最终结果，并且对媒体所作的揣测不作任何评论。

　　面对这样的坊间传闻，唐英年本人的反应相当低调，一再强调自己从前只是从事金融及经济相关的事务，政务司则是有关民生与政制议题，将是不同的挑战。对于中央是否委任的问题，他则表态说：“如果我有能力服务市民，而做好呢份工（财政司司长）的话，我会感到好高兴。”不仅舆论追捧唐英年，从中央的角度来看，财爷同样是政务司的理想人选。首先他一直是实业家的背景，并无太浓厚的政治倾向。而就在财爷这个位置上，他也做的相当漂亮，不仅在 2006年，香港扭转了多年的财政赤字，盈余高达 551亿，因此在 2月份的财政预算案中，大方派红，在薪俸税等项目上派出了 200亿的预算，赢得了港人一片掌声。

　　拥有如此理想的民望以及实业家的背景，自然符合中央对于香港行政人物的期待。唐英年因而在就任政务司方面已经没有太多阻碍，但是让人关注的是，从财爷身份转到政务司司长一职，就会面对极为不同的议题，而他将如何处理日趋紧迫的普选时间表等政治敏感问题，将是对于唐英年的真正考验。

　　香港《中大学生报》情色版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而转载情色版内容的《明报》也被淫亵及不雅物品审裁员协会裁定为“二级不雅”。而就在 5月 10日，香港一名中年男子因在 uwants香港讨论区内张贴 8个男女性交照片的超链，而被控“发布淫亵物品”罪名。

　　这几起事件前后相随，因而更集中了公众对言论自由及道德议题的争议。实际上，《中大学生报》情色版早在 2006年 12月就开始讨论某些露骨的情色问题，从而一再遭到学生的投诉。

　　而该报则认为，传媒将此事无限上纲，甚至在被评为“二级不雅”后仍然坚持申辩，认为淫审处及校方是打压言论自由。

　　其支持者甚至在网络上发起“投诉圣经大行动”，认为《圣经》中也有相关暴力及色情的内容，如按《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相关规定，《圣经》也应如《中大学生报》情色版享受一样的待遇，并把这两者仅仅看作是品位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

　　同样，关于“超链入罪”与《明报》转载入罪，同样引起激烈争议，辩护者认为此举是滥用司法及网络监察权力，压缩言论自由空间。

　　初看起来，这几桩事件乃是政府行政权与个人以及公共舆论的冲突，但是背后的真正问题是，在香港这样的法治社会中，政府有何权威来维护道德的底线？香港的政治及司法架构袭自于英国殖民时期，最大的遗产乃是保留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但是这样一个市民社会却长期被草根文化所垄断，造成情色、暴力成为香港市民社会的主要文化内容。由于香港政治架构本身就源于一个政府与市民社会二分的自由主义模式，因而公共道德议题最终就会过渡成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这样一种冲突由于没有一个文化性的道德共识而无法有效解决，更因为没有一个包含道德伦理内容的最高法来对这些争议进行司法审查，将注定成为一场持久的拉锯战。

　　今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而这次主权移交的庆典规格也相当之高，胡锦涛主席已经确定将会率领中央代表团来港，而另一位参加典礼领导人的人选将是总理温家宝或者副主席曾庆红，这样的高规格待遇是 1997年之后所仅有的，胡主席也预计将在香港逗留 4日，还会主持 7月 1日新一届特首就职宣誓典礼。

　　但同时，英国方面却在抱怨。《每日电讯报》就透露消息，英国政府先后向特区和中央政府表示，他们有意参加此次回归庆典，却遭到中方的拒绝。不过香港回归庆典统筹办公室发言人却以邀请名单尚未最后确定的理由来回应，而且解释此次庆典并未打算大规模邀请海外嘉宾，只会考虑邀请驻港使节人员。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虽然会获邀参与部分回归活动，但只能以驻港外交代表的身份参加。

　　如果英国媒体报道确有其事，英国作为前宗主国的地位如今看来，已经相当的落魄。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日前访问中国，与中国外长杨洁篪进行会谈。访问前，贝克特在接受采访时候表示，英国承认香港回归 10周年所取得的成绩，并且认为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处在一个相当好的时期。

　　但是或许中方并不一定完全认同这种判断，英国与美国的特殊盟友关系加上英国在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上的强硬态度，都使得中英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而贝克特此次访华所谈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由于中国在苏丹问题上态度消极，美国一些众议员以及法国一些政治人物都宣称要抵制 2008北京奥运会。贝克特之行，也是要和中国在这个议题上进行沟通，很显然，中国并不愿意积极介入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但是由于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利益，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理应在那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显然十分的微妙。香港在邀请英国参加庆典的冷淡态度，背后其实是因为，香港今天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内地的市场，这使得中央无论是政治权威上还是经济政策倾斜上，对于香港而言，都显得举足轻重。

　　英国的前宗主国的符号在强大的现实利益下，已经开始越来越淡化。对于香港人而言，当下的利益乃是对一个政治权威的主要态度，当舆论中普遍弥漫着对中央的好评时，英国作为殖民地传统的符号，已经不再能勾起港人的怀旧感，毕竟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城市。

　　4月 27日，俄罗斯著名大提琴家和指挥家罗斯特洛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在莫斯科因病去世，享年 80岁。西方媒体纷纷以长篇讣文报道这位音乐家的逝世。

　　在他流亡美国的 16年间，他在西方古典音乐世界依然享有极荣耀的地位。他在华盛顿的国家交响乐团执棒 17年，并且和伦敦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以及纽约爱乐乐团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这是他能在 1974年从苏联流亡海外之后，仍能维持名声于不坠的主要原因。毕竟俄罗斯的流亡文人实在太多，但是能在异乡获得认可的，却少之又少。

　　而且那些俄罗斯的被驱逐者们，常常只能以逝者的身份回归故里，比如拉赫玛尼诺夫和纳博科夫。俄罗斯民族对大地与人民的那种深刻眷恋，使得归乡成为俄罗斯伟大人物的一个悲剧性的悖论，他们因伟大而流亡，却又因流亡而益显伟大。

　　他的好友索尔仁尼琴，曾经从 1969年开始隐居于罗斯特洛波维奇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当苏联政府阻止索尔仁尼琴获授诺贝尔文学奖失败后，政府在报纸上继续攻击这位作家。罗斯特洛波维奇挺身而出，于 1970年 10月 30日给《真理报》、《消息报》、《文社刊》与《苏联文化报》的主编们寄去为索尔仁尼琴辩护的公开信；然而这封信非但没有发表，还让他陷入无穷的麻烦。1974年 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同年 5月 10日，罗斯特洛波维奇在莫斯科音乐厅里指挥完柴科夫斯基那首离愁般的《悲怆交响曲》后，于 26日悄然离开苏联，而且他所获得的一切勋章和奖励，都被禁止携带出境。他的离去，当时或许只让极少数人神伤，寥寥几位学生到机场为他送行，而他的精神导师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离去前无不感伤地说道：“你和加莉亚（罗氏夫人）这是让我在谁的手上死去啊？”不过，离乡或许是成就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转机。尤其是 1978年苏联宣布开除他的国籍之后，他对待良心的勇气更使得他成为一个精神标杆，但这无疑也让他倍感屈辱――对怀有浓厚乡愁的艺术家而言，与精神源头的分割将带来无休止的折磨。流亡的 16年间，他始终没有加入任何国家的国籍，这使得他成为一位地道的流浪者，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政治上。

　　罗斯特洛波维奇生前曾说，他一想起夏里亚宾去世后 34年才回到故乡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或许要等待 50年后，自己的尸骨或许才能归乡。只要看看苏联著名导演塔科夫斯基的《乡愁》，或许就会明白，这一种返乡的情结纠缠于俄罗斯人之深，似乎是俄罗斯大地所发出的某种神秘主义的归乡呼唤，让他们陷入之中，难以自拔。

　　苏联政局的变化使得这一切出现转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政释放出宽容的空间，1990年，罗斯特洛波维奇不但重获苏联国籍，还得准许回国演出。对此，他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声明：“我们认为，恢复我们的苏联国籍是国家对自己在过去所犯错误的直接和公开的承认。”罗斯特洛波维奇的还乡被赋予了无上的荣耀，曾经驱逐过他的这个国家，如今在生前又补偿以慷慨的回报，甚至就像忘记了曾经如此粗暴地对待他们。这就是俄罗斯，一个以悲剧性滋润天才，但是又不断挫伤这些俄罗斯精英的国家。

　　1990年以后，罗斯特洛波维奇不但在俄罗斯频繁地举办音乐会，而且参加了大量的公共事业活动。尤其让俄罗斯人印象深刻的是，当 1991年 8月 19日苏联发生反对戈氏的政变后，他毅然飞抵莫斯科，加入保卫“白宫”的队伍之中。他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我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同样艰难的时代，但我曾师从于普罗科菲耶夫与肖斯塔科维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与那种精神的载体和发电机，后来却被‘铁腕人物’践踏和焚烧，致使他们从你们这一代的生活中消失了。”是的，罗斯特洛波维奇要保卫的绝非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不再摧毁俄罗斯文化的氛围，一个不再让俄罗斯天才们背井离乡的政治空间。但是或许吊诡的是，驱赶这些天才的，不仅有那些强力人物，还有一群或被假借之名、或被迷惑、或主动参与的俄罗斯人民。面对这样的局面，那些伟大的俄罗斯天才们，一方面寄予人民以莫大的希望，但是却一次次的失望地离乡。人民并没有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幸运者自然能够盼到归期，不幸者身后方能回归故里，这种俄罗斯文化的悲剧性，或许对于罗斯特洛波维奇而言，也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为什么我们同情的人民，却常常冷漠与反戈相向？ 2007年 3月 27日，罗斯特洛波维奇的 80岁寿辰，普京在克里林姆林宫授他“祖国功勋”奖章，而先他几日逝世的叶利钦，也曾在 2001年获得同样的勋章，他们如今一同长眠于 Novodevichy公墓，在那里，还有罗斯特洛波维奇的精神导师肖斯塔科维奇。罗斯特洛波维奇是幸运的，他看到了俄罗斯宽容天才的这一天，但是他或许又是不幸的，因为只有悲剧性的人物，才可能在俄罗斯享受到永恒的礼赞。

　　26日的午夜时分，是香港政府规定的中环皇后码头运营的最后时间表，而政府同时也鼓励民众改用中环 9号码头。

　　皇后码头最早建于 1925年，但是由于中环的填海工程， 1953从年开始迁到如今的地点。它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不仅是中环沿海的地标性建筑，而且在港英时期，无论是英国皇室人员访港还是港督的履新，均是由此而入，对于港人而言，皇后码头无疑承载着过往的历史记忆。

　　而就在 26日晚，大概 20余名请愿人士以及立法委员梁国雄在皇后码头聚集，批评政府不顾香港历史记忆的政策。而就在 28号凌晨四时许，香港影星周润发甚至前往码头支持静坐人士保留皇后码头的诉求。

　　其实在皇后码头之前，还有天星码头的先例。天星码头于 2006年 11月 11日停止运营，12月 12日被正式拆卸，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停运之日，香港市民约有 15万人前往送行。而在拆卸之时，更有数名抗议人士与警察发生冲突而被逮捕。

　　面对这样的民意诉求，特区政府一方面以专业委员会的意见作为挡箭牌，一方面则以选择异地重建的措施来缓解各压力团体的诉求。但是基本上，由于香港土地使用紧张情况加剧，关于中环及湾仔地区的填海工程一直饱受争议，香港保护海港协会就曾向高等法院申请工程暂缓的入禀令，虽然最终败诉。

　　尽管不能否认香港特区政府在行政上的效率考量，但是治理并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效率，如何应对各种政治诉求，同样将是未来特区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今天虽然能够通过行政力量推行各项大的工程项目，但是以行政效率为主导的治理方向，无疑将是未来香港社会隐藏的政治危机来源。

　　4月9日，曾荫权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温家宝总理的任命书，从而正式成为香港第三届特首。同日下午，胡锦涛主席也正式接见曾特首，并且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在高民意支持基础上，高票提名、高票当选的“三高特首”。

　　而引发香港媒体高度兴趣的，则是温总理以《论语》中的“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勉励曾特首，希望他能为香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此番勉励与早先曾荫权的“一定打好这份工”的竞选口号显示出两地政治文化的某些差异，对于曾而言，港英政府工作的经验让他更认同自我的行政公务员的身份，而大陆的所谓“父母官”的意识对于港人而言，其实已经逐渐陌生，因此当温家宝总理高调期待特首能够死而后已时，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以此作为标题，也显示出两地政治文化的某些差别。

　　中央如此高调的支持曾荫权，自然一方面希望他能够保持特区政府的控制力，以此维护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民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随着中央政治影响力的深入，香港领导人的某些政治理念或许也在被迫转型。

　　在港英时期，华人公务员直接对港英政府负责，而无须对香港市民负责，但是在 97回归之后，市民的意见与舆论构成了特首权威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成为中央衡量特首人选的主要参考，因此当温家宝总理的“死而后已”与特首的“我要打好这份工”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对比时，曾荫权或许应该明白，是香港市民而不是中央指示，构成了他权威的最主要的来源。

　　4月2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 490号令，任命曾荫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这也终于使得第三届行政长官竞选最终画上句号。曾荫权随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谢辞，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

　　4月 8日，曾荫权抵达北京，准备接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状，并且预定在 9日会受到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的接见。当然此行除了接受任命，据媒体报道，曾荫权还有意获得中央批准来将旗下行政班子大换血，尤其是传言他会力推特首办主任曾俊华出任下任政务司司长一职。

　　曾荫权试图更换手下行政班子，自然是想通过将合拍之人擢升到要职，以求得行政之效率。但是此举未必会获得中央的信任，在现有的中央香港关系架构里，中央的期望是人员变动越少越好，因为大变动自然就会造成政治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化，会让中央觉得不够稳妥。毕竟中央对于香港的期待是经济保持增长，政治改革则要缓进，这样就可以维持平衡的控制状态。

　　而如此来看，尽管曾俊华与特首关系甚好，但是却不为中央所熟悉，而另外一位热门侯选人唐英年则有长年财务司司长的经验，为中央所熟悉，因而特首就算藏有私心，但能否说服中央，则是未知之数

　　3月 25日上午 9时许，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投票正式开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投票与点票过程，选举主任最终宣布，曾荫权以 649票的高票成功当选新一任香港行政长官。而其竞争对手梁家杰，则只获得 123票。

　　这样的选举结果并无意外之处，对于民主派而言亦是如此，因此一直也强调此次竞选只是打破过去”有选举，无竞争”的格局。如果从长远角度来看，此次特首竞选对于个人而言虽然有赢家与输家，但是对于香港政治的格局与发展而言，却是颇多收获。

　　首先是选举竞争的政治文化开始被港人所认同。民主选举虽然落实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上，但是如何培育一个公共政策论辩的政治空间，则是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这次选举中所举行的两次公共论辩，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政策交锋，但是却让港人有机会了解与参与政治的运行，无疑是一大进步。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选举结果揭晓之后，梁家杰主动向曾荫权表示祝贺，这一风度相当令人赞赏，也树立了良好的竞选表率。

　　其次则是普选理念逐渐被港人所认同。虽然在历史上，港人一直缺乏激进的民主诉求，但是经过民主派对普选持续的诉求，无论是曾荫权还是各工商利益集团，都开始接受普选这一政治价值。这也是泛民派的普选诉求逐渐失去其激进效果的原因。今天无论是陈方安生还是曾荫权，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普选的问题上，而在于普选的步骤与时间表，这也使得”民主”作为一种正面价值被港人所普遍接受。

　　香港经过 1997年回归之后，无疑面临着政制如何走向的问题。今天看来，尽管这个过程颇有波折，但是民主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普选的政治目标基本确立。虽然泛民派和亲中央派之间仍然存在分歧，但是只要香港经济社会状况没有大的变化，未来的香港政治发展则是相当令人期待。

　　3月 15日，香港特首竞选辩论在将军澳电视城二度开锣，在首次辩论中，公民党候选人梁家杰短兵相接，赢得了不少分数，而曾荫权一直处于守势之中。而反观这第二次辩论，梁家杰的咄咄相逼却被曾荫权寻得不少破绽，虽然二人无直接对话，但是彼此的间接回应当中，已经暴露出泛民派某些诉求缺乏持续性的公共号召力。

　　梁家杰在辩论中一再强调自己是代表“无票无权无势”的人，但是这一草根民主的口号其实很难动员起香港草根社会民主的能量。如果说首次辩论中，普选的口号能够勾起包括中产阶级的一些民主想象的话，那么继续走激进左翼民主的路线，将无权者与“官商”对立起来的话语策略，事实上在今天的香港公共政治氛围里，难以产生大的作用。对此，曾荫权回应道，“无论有钱无钱、有权无权、有票无票、有势无势，都是他的老板，不能令香港陷入阶级斗争，不能把香港分为有钱人与无钱人，千万不能妄言分化，和谐的社会才是港人的共同发展目标。”这表明曾荫权拿稳定和谐为旗帜，自然可以十分成功地抵挡试图依靠动员草根民主力量来获取政治资源的梁家杰。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梁家杰的左翼话语，并无法超过更为草根的“长毛”梁国雄。事实上，就在 3月 18日的“争双普选大游行”中，“长毛”狠批梁家杰参加小圈子选举，而且还“输了民调，输了选举，还众叛亲离”。

　　如此可见，梁家杰的政治光谱处在一个极为微妙的位置，论右，他无法和亲中央的曾荫权相比；论左，他自身并非是草根派出身，更无法僭取香港传统左翼的资源，从而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他都无法寻找到统一的立场和资源，这也是他如今左右为难的真正原因。

　　3月1日，香港举行了首次行政长官选举论坛，虽然民主派并不期待这一次公开论坛会对下任特首选举结果产生逆转性的影响，但是却可以借此公共平台向公众展示民主派的政治理念，实为难得的机会。

　　整个论坛并没有设置梁家杰与曾荫权互相质询的环节，就算如此，梁家杰由于并无选举结果的后顾之忧，反而表现的积极主动。在次日香港各大媒体上，梁家杰明显获得更多好评。值得注意的是，在最为敏感的普选问题上，梁家杰也开始转变了过去与中央直接抵触的策略，改为“近攻远交”。认为只要特首能够让中央确信普选有利执政稳定，中央定会支持普选，这意味着泛民派改变了过去总是将曾荫权与中央政府进行连带批评的策略。

　　而就在日前，民主派还推出了共同制订的“2012年双普选(直选行政长官、立法会议员)方案”，试图在不违反《基本法》的前提下，实现全民普选。这一举措也显示，民主派目前开始回避与中央的直接抵触，而采取更为有效务实的方式。

　　这一策略是否取得足够的效果，还有待观察，但是在中港关系上，很显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央的忧虑并不在于香港的民主化，而在于是否失去控制力，尤其是今日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已经开始减弱。因此在香港民主派争普选的过程里，如何让中央对普选尽快开绿灯，重点还在于如何使中央相信，普选的结果仍然是在中央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在今天香港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中，随着经济对内地的依赖性逐渐增加，以及港人中国认同的加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全方位的深入。这造成未来的香港普选结果，越来越容易被纳入到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轨道上去。只要香港经济仍然平稳运行，香港的普选诉求就难以激进化，而今天民主派的策略改变，虽然是曲线救国，却是务实之道。

　　曾荫权宣布参加特首竞选之后，接连展开拜访各党派的拉票活动，2月 6日，特首就亲自拜访自由党总部，当场得到自由党追加 9席提名的回礼，也使得自由党提名曾荫权的席次增加到 110席。

　　除了本人到处拜票，在宣布正式参选之后，中央通过各种渠道表示对曾荫权的支持，5日，中央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李刚就表示，曾荫权当选符合香港民意。而在 6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吕新华在一个公共论坛里谈到，曾荫权在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获得明显成绩。在这一波挺曾的高潮中，正在陪同胡锦涛访问非洲的国务委员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更是认为，反对派难以当选。

　　这几轮中央挺曾的的舆论，虽然并不是影响曾荫权获得提名的主要力量，但是却基本设定了中央对于香港特首选举的基本态度，那就是继续支持曾荫权担任下一届特首。而曾荫权目前也获得了高达 500票的提名，远超过竞争对手梁家杰的 113票提名。

　　在这样的氛围下，泛民派的应对显然难以为继，除了梁家杰公开批评曾抄袭其政纲之外，20多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召开紧急会议，表示将提议修改基本法，取消”提名委员会”。这些反击显然都难以抵挡曾荫权的竞选旋风，这也引得信奉托派的立法会议员”长毛”在曾荫权拜访社福会代表时候，带领人马进行示威，要求进行对话，只是在香港这一个长期法治的社会，社运传统相当薄弱，”长毛”这样的反对派运动最终也只能成为香港新闻的八卦噱头而已。

　　而就在此前一天，公民党候选人梁家杰宣布得到了 111票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支持，这已经超出特首候选人提名要求的 100票的门槛线，意味着香港首次将出现特首竞争的局面。如果考察这一次民主派的心理，其实是想靠某种竞争态势压迫曾荫权作出关于普选等问题的承诺，或者至少使得普选问题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议题，从而在未来的香港政治生活中，占据有利的舆论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梁家杰明确提出，他的参选只是为了打破“小圈子”选举的模式，希望将曾荫权直接拉到香港民众面前。而为此目的，梁家杰助选团代表杨森到行政长官曾荫权的竞选办公室递交了邀请信，邀请曾荫权出席3月15日举行的论坛。

　　此举的意义在于，将特首选举的主题不再定在职位的争夺上，而是拉到一个公共政治论辩的层面上。这也是香港未来民主化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因为直接从公共政治入手，会打破权力的内部操作，而以公共议题的辩论作为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手段，其意义将比一届特首职务更为深远，也将为未来普选铺垫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

　　香港将于 3月25号进行特首选举，虽然公民党参选人梁家杰早早就宣布参加竞选，但是现任特首曾荫权到目前仍然没有正式宣布参选，不过他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时表示，他希望在第二个任期内将香港普选的时间表定下。这样的言论，似乎和泛民派一直对曾荫权的批评有一些距离，而曾特首还无不暧昧的说，他需要得到（北京）的信任，才好正式铺开直选的道路。

　　这样的表态似乎透露出曾荫权公务员身份的另外一面，那就是政治手腕。或许曾荫权本人并不具备那么强烈的民主信念，但是他或许已经了解，普选诉求已经无法由某一个人就能消除，假如他还要继续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如何面对普选，将是他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与曾荫权在媒体上的发话相比，梁家杰则在四出寻找立法会议员的提名，而职工盟在 25日晚召开执委会后宣布，将会提名梁家杰参选。至此，已经有 19名泛民派的议员将支持提名梁家杰参选。同时，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在 23日讨论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的安排，有立法会议员质疑，特首 22日使用政府车辆到湾仔巡视选举办事处，这使得他们担心曾荫权是否会动用现有行政资源来竞选。甚至民主党的李永达建议特首竞选期间要休假，不过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回应说，特首竞选期间履行行政职务符合《基本法》规定。

　　更引人注意的是，目前有传闻，曾特首将于 2月 1日宣布参选，而另一竞选人梁家杰则会同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演讲，宣扬其参选的政治理念，以此和曾特首展开竞选擂台。随着选举时期日益临近，类似这样的竞选“暗战”只会越加激烈。

　　1月 16日，香港医管局宣布，从下月起将实行产科服务中央预约制度，而就在 06年 12月份，医管局就已经将内地孕妇在港生产的费用提高，以此限制大陆孕妇前往香港生产。在医管局此次的决议中，还提到入境处有权拒绝孕妇入境，这也意味着大陆孕妇潮对于香港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大陆孕妇涌入香港生产，背后有多重原因，其中包括香港居民的身份或是港区的优良医疗服务水平。但是大量大陆孕妇改往香港生产，客观上造成了挤占香港公共资源的现实。

　　最近香港医管局承认，公立医院产科医生流失严重，就在去年，沙田威尔斯医院就有 19名医生离职，这一部分流失者大多前往私立医疗机构就职。这意味着香港本地孕妇将无法获得良好的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造成了本地居民的强烈不满，这也是特区政府最近连出重手，限制大陆孕妇来港生产的主要原因。甚至香港民建联建议，希望内地机关配合港方审查来港的内地孕妇资格。

　　医管局这一举措虽然短期内有效，但是由于两地在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将会继续出现内地居民通过各种手段涌入香港的热潮。而就在近年，内地大学生青睐香港各大学，纷纷放弃国内名校，前往香港就读。

　　但这背后存在的一个悖论在于，在香港今天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内地的同时，更为方便的人力与物质交流的背后，也会使得香港本地的公共服务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趋势背后，或许并不能只通过各种“拒人于门外”的限制手段来维护香港的公共服务水平。或许，特区政府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如何在享受内地经济之利的同时，也要承担因此而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