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阿扁过境洛杉矶，原本飞越墨西哥飞航情报区是捷径，但由于墨国临时拒绝开放领空，扁专机只好费事费力绕道公海。由于晚点数小时，阿扁与亲台国会政要的会晤被迫取消。

　　墨国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取消的是扁专机的领空飞越权，暨芝加哥协定（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中约定的第一航权。由于台湾不具备公认的国家主体身份，获取民航航权需以交换协定或申请营业授权书方式向领域国接洽，而与非邦交国进行航权谈判不但涉及利益折冲，更有政治阻力，向来是极高难度的作业。

　　1980年，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与美国在台协会已缔结过《中美空中运输继承协定》，因此扁专机能否在美停靠已无太大航权技术障碍，而取决于美方的政治技术判断。不过，台美间航权协议限于民用航空，总统府行政专机”空军一号”并不在此列，这也是为何阿扁极少坐”空军一号”、更多乘用华航民机出访的重要原因。

　　基于务实操作理念，尽管障碍重重，台北亦成功与 40余个国家地区交换了航权，但并不包括墨西哥。华航本次计划飞越，借用的应是过去所获的临时航权。但航权只解决了门槛问题，领域国空管部门仍能以各种理由干涉飞行。

　　阿扁历次外访，航行计划秘而不宣，表面上常演出“迷航游戏”，其实幕后早有专门人员与所经国家先行解决技术问题，并准备多套预案——防的就是某些国家扛不住北京强大压力而临时变卦。

　　墨国空管部门突然拒绝阿扁借道，最可能是北京截获有关情报后紧急干涉——无论是歪打正着还是精心计划，晚点的阿扁只能等待其他机会与议员们握手了。

　　职业政客们也有公关需求。在欧美，政治公关是高利润的产业。一些 lobbyist摇身一变，就成了政客身边的心战顾问，平日里算计如何争取公众与媒体支持，负面消息出现时，他们又翻云覆雨，尽力化解——西人管这些人叫”Spin Doctor”，港台则形象地翻译作”政治化妆师”。

　　Spin Doctor的出现要拜选举所赐，这些心战顾问最擅长的就是操控媒体。马克·吐温笔下的《竞选州长》，躲在幕后借舆论暴力抹黑对手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家伙。不过”Spin doctor”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据说是在 1984年 10月 21日的《纽约时报》，报纸的描述还算中立：”善于对负面消息进行积极解释的宣传者”。当然，是非对错是道德与法律问题，能否立杆见影则属技术层面的考量。

　　在政治散打场上，本没有”好人”、”坏人”这样的简单脸谱，无论哪个阵营，每个光鲜面孔的背后，必然都有 Spin Doctor护驾。Spin Doctor只是一份职业，归根结底也是帮助客户更好地处理公共关系、有效传播核心信息。要 Spin Doctor对政治的混乱负责，其实不公。

　　中国大陆没有轰轰烈烈的选战，有没有 Spin Doctor？似乎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 Spin doctor是舆论寄生虫，即便是在温斯顿生活的”大洋国”，”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样的天条也要靠舆论深入人心，在某种意义上，”真理部”不就是老大哥的 Spin Doctor吗？

英国财政部顾问 Nicolas Stern应财相 Gordon Brown委托，一个多月前在伦敦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报告。11月 29日起，Stern在北京会见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的官员，并与 50位经济学家进行了座谈。尽管 Stern报告肯定了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上所作的努力，但这趟游说之旅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国成为主要排放国前，加入到英国主张的国际合作体系中来，并认同相应游戏规则。

根据《京都议定书》约定的清洁发展机制，中国目前不但没有减排义务，还可将温室气体减排额出售予发达国家。今后 5年，中国通过减排额交易可收入数十亿美元，并获得技术援助。Stern现在跑到中国来，游说内容之一就是在国际间建立统一的碳排放定价和市场标准，在能源与气候政策上确立长期目标和合作框架。

Brown还聘请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担任他的顾问。戈尔多年来反复强调全球变暖的惊人危害，并批评白宫退出《京都议定书》。尽管克林顿与布什政府对待议定书的态度不同，但环境议题一直是美中外交的重要环节，只不过克林顿时期更显温和，而布什则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作为重新加入议定书的前提。Stern也主张各方在《京都议定书》外再签署一个温室气体减排协议——根据《京都议定书》，中国在 2012年后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安排中本不承担任何强制性义务。

对中国政府而言，始终面临承担多少环境责任、如何维护发展权的考验。由于人均排放额增长速度较快，到 2009-2012年，中国可能成为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届时排放限额等系列问题难免还要升温。

作为最积极的倡导者，英国政府打环境牌益处多多：对内，能源替换计划在 2020年前将增加 1.7万到 3.5万个就业机会；对外，还能为今后输出低碳技术培育商业机会。假如 Brown顺利成为下届首相，很可能将环境外交置于中英关系中更重要地位。从 Stern与戈尔的言行来看，Brown或会采取“温和的强势”。因此 Stern的游说在争取原则性认同之外，亦是下一轮大国交手的信号。

即便在公关业内，也很少有人知道卡西迪的子公司 Powell Tate在中国已悄然运营。

2000-2003年间，Powell Tate曾接受台湾政经所委托，为阿扁当局在美国处理政府与公共事务。在京、沪两地，Powell Tate各有一间办公室，尽管平时也用“Weber Shandwick Public Affairs”（万博宣伟公共事务）的名义运营，但在宣伟内部，Powell Tate更接近于一个独立部门。以上海分部为例，它并不与公关团队合署办公，而是独自在领事馆云集的上海商城安营扎寨，毗邻美领馆新闻文化处。与张扬的宣伟公关相比，Powell Tate在中国市场十分低调，其上海办公室最为人所知的客户便是世博局与上海市政府。

Powell Tate随卡西迪于 1999年被宣伟收购，从而成为 IPG集团一员。尽管 IPG旗下诸多子公司均已进入中国市场，但宣伟、高诚（Golin/Harris）与 Powell Tate在华工商注册用的实际是同一名号——“埃培智市场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参加 2010年世博会与上海城市公关竞标时，用的其实也是“埃培智“的招牌。IPG拿下合同后，再将具体业务分头嫁接给宣伟、Powell Tate与旗下广告公司。从工商注册角度看，Powell Tate与宣伟在中国很可能并不具备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

得益于 IPG“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式的中国发展战略，Powell Tate终于在 2005年悄然登陆上海。至此，全美最大的前 15家游说机构，过半已在中国大陆设立办公室。

就在一个月前，Powell Tate高级副总裁 Stephanie Bluma首次访华，在北京与媒体高调畅谈政府公关之道。这个 Stephanie Bluma，早年作过 Tom Daschle参议员的发言人与政治顾问。她到中国来，看中的定不只是世博会这块蛋糕。中美之间商业游说的大市场，才是让 K街豪强食指大动的美味。

德州第10选区的众议员候选人巴德纳里克（Michael Badnarik）11日向共和党众议员荣·保罗（Ron Paul，R-TX）道歉，因为他在选举造势中以未来国会山首位“真正的自由党人”自居，被认为影射了具有自由党终身党员（lifetime member）身份的荣·保罗。巴德纳里克在公开信里谦恭地说：我希望他能成为我的导师（mentor）。两天后的一个宴会上，巴德纳里克“幸运地”坐在保罗的两位女助手之间，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参加保罗生日聚会的私人邀请。

在问政之路上，妇科医生荣·保罗确实是巴德纳里克的前辈，早在1970年代末，他就以共和党众议员的身份进入了国会，直至1984年离任。在官方网站提供的简历中，保罗隐去了1997年重返国会前的经历：1988年，这位前共和党议员摇身一变，成为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整整16年后，巴德纳里克也获得了这个提名。

荣·保罗现在是共和党自由派（Republican Liberty Caucus）的一员。1990年代以来，德州就由共和党占主导地位，2002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更掌控了德州议会——保罗显然知道哪张党票更有含金量。作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盟友，他又赢得了不少本属第三党的选票，左拥右抱，羡煞旁人。不过，71岁的保罗在平均年龄只有55岁的众议院同僚中毕竟已显老态，紧盯其德州第14选区席位的后生大有人在。

现年52岁的巴德纳里克正迎来他的黄金生涯。在今年德州被提名参加地方与联邦选举的6位自由党人中，巴德纳里克最不甘寂寞：2000年迄今，他已两度被提名为州议员候选人，一度成为总统候选人。即便这一次选举落败，他仍是耀眼的政治新星。不过，正如有拥趸指出：如果巴德纳里克能效仿保罗加入共和党“曲线救国”，选举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因此，这次以自由党人身份冲击国会山亦是投石问路。问政之路上，既然前有转投过第三党的保罗恩师，谁能断言未来不会有改变选区，甚至改旗易帜的巴先生呢！

美国政治丛林，驴象轮流坐庄，两党独霸天下。世人皆忘草莽中尚有一群豪猪，这个不甘被驴象践踏的族群正酝酿集体走西口，以实践建设“自由之州”（Free State Project）的宏愿。

豪猪是“自由之州”运动的标志，该项目以鼓动20,000名自由意志主义拥趸移民新罕布什尔为己任。尽管该项目平日以超党派自居，但其“减少政府权力、扩大个人自由”的政纲却与自由党心心相映。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自由之州”曾高调参加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其成员巴德纳里克（Michael Badnarik）还被提名为该党总统候选人。

美国有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但他们却未必是自由党的忠实拥趸，不少人觉得把选票投给第三党是一种浪费。虽然身为第三大党，自由党与其鼓吹的自由意志主义其实势单力薄。在国会中，唯一拥有自由党党籍的众议员荣·保罗（Ron Paul）代表的是德州共和党的席位。为了在新州根据地建立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自由之州”不得不选择超党派路线。单身姑娘总是更讨人欢心：2004年8月，共和党自由派（Republican Liberty Caucus）公开为“自由之州”背书；2003年8月，新州州长本森（Craig Benson）也在豪猪们投票选择落脚地前对这个项目表示了支持。

新州豪猪越多，当地自由意志主义者就越有参政议政的基础。但星星之火何时燎原还不好说，反正今年中期选举前，“自由之州”要完成招募20,000只豪猪的任务难如登天。

劳联产联（AFL-CIO）是1955年由劳联和产联合并成的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半个世纪以来，这个组织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游说力量之一。6月8日，劳联产联的官员与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卡丁（Benjamin J. Cardin, D-MD）共同呼吁布什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压，以敦促后者改善劳工权利。

劳工组织抨击“工人阶级政权”并不是第一回。2005年初，劳联产联主席斯威尼（John J. Sweeney）就曾公开要求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工人建立独立工会。并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长期、系统地压制工人权益，使得美国公司无法与中国企业竞争，从而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大量美国工人失业。令北京不安的是，早在1980年代，劳联产联在东欧和前苏联就积极支持过地下工会活动。另一些左翼人士干脆斥之为无产阶级叛徒，在他们眼里，劳联产联已成为“劳工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劳联产联当然不会承认这样的指控，斯威尼首先要对上千万名工会成员负责。资本与贸易全球化迫使他们空前关注大洋彼岸工友的境遇，因为中国工人不涨工资，美国资本家就有可能把更多工厂搬到中国去。无论是基于阶级信仰还是利益需要，毁誉参半的劳联产联事实上已成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坚定鼓吹者。

卡丁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少数党领袖，在汇率与贸易问题上一直呼吁白宫采取更强硬手段，劳联产联与卡丁的合作可谓一拍即合。何况在这个中期选举年，源自上千万会员的捐款与选票就是说客最得力的敲门砖，愿意对工人阶级敞开大门的高贵朋友，必然不只有卡丁一位。

由资深国会记者尼尔森（Christ Nelson）主笔的《尼尔森报导》（The Nelson Report）最近披露：陈水扁今年3月曾密函白宫，解释“终统”。消息说：扁此次传话绕过了驻美代表李大维与AIT，这份密函是由华府知名的亚洲问题专家叶望辉（Steve Yates）转交的。叶望辉从2001年起担任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去年12月卸去公职后，加盟知名公关公司BGR（Barbour Griffith & Rogers, LLC）并出任副总裁。BGR曾于2005年3月，与台北“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签署巨额游说代理合同。

扁之所以绕开正常管道，可能与1-3月间AIT台北办事处高层换血有关。现任处长杨苏棣（Stephen M. Young）3月18日方抵台履新，而1月25日离任的前处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却与扁交恶。AIT虽是华府处理对台关系的“白手套”，但“终统”风波期间这副手套正好换洗，而国民党“终身党员”李大维一直被绿营嫌恶，屡次被指对美“沟通不力”，这些应都是推动扁另寻信使的原因。

在此特殊时节，叶望辉便成为扁的第二管道。叶在进入切尼办公室前在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做过5年亚洲政策研究，更早前为国防部工作。叶不但在华府上下人脉通达，更与扁有私交。由这样一位友台的鹰派精英担任信使，表面上也顺理成章。扁看中叶，更重要的原因是后者曾为华府外交决策“圈内人”，期冀通过他背书来帮助白宫理解扁的意图。

奈何叶望辉在华府丛林中并没有这般能量。坊间传说透过公关公司送信是不智之举，令布什政府不以为然，不如说是扁的政治大动作总让老美促不及防、恼羞成怒。密使就算再轻车熟路，也不能替扁翻越政治信任的门槛。

华府非营利机构“公开公民”（Public Citizen）5月22日发布报告指出：1998年来，美国游说团体花在议员身上的投资超过1亿美元。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教育竟是与金融、防务业并驾齐驱的大金主之一。头号说客Stewart Van Scoyoc为超过50所大学代言，屈居老二的Dan Mattoon近5年也从科学联盟（The Science Coalition）那里收取了高达260万美元的游说费用。

科学联盟是一家由60多所公立院校与科教团体组成的游说组织，以推动联邦政府在自然科学、医学、工程与农业领域的高等教育投入为使命。由于宪法并未规定高等教育是联邦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因此当局的调控之策多靠立法、拨款、评估或颁发指导性文件来落实。公立大学经费来源中，政府拨款更占主导地位。公立院校与科教团体为求发展，离不开向政府、国会“要钱要政策”。3月14日，科学联盟的32位大学校长就曾联合致信布什，敦促总统增加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经费。

美国教育立法讲究分权。不但国会内要分，总统和大法官也时不时插上一腿，联邦与州更泾渭分明，以体现制衡之道。教育业者为求左右逢源，只好花钱请说客跑腿。虽说“重教”本就是政客脸上的金箔，但钱到底该分给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教育法案如何更能取悦选民，议员与官僚们还是要精心盘算。

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伍尔夫（Frank Wolf）之所以常年呼吁联邦加大高等教育与科研基金投入，就与该州几所公立大学的利益不无干系。科学联盟的游说亦颇见成效，今年头两个月，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克斯（Max Baucus）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州民主党参议员佩洛西（Nancy Pelosi）都公开表达了对其诉求的支持，大金主终于可以舒口气了。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5月15日宣布：美国邮政（USPS）副总裁韦德（James P. Wade）于9日致函该组织，指出USPS将接受FAPA建议，删除出版物与网站中对台湾地位的说明，不再标注“台湾为中国一省”。这是自去年美国铁路公司（AMTRAK）进行类似修改后，FAPA为台湾“正名”运动赢得的又一次胜利。

FAPA的依据是：美国国务院在1996年的公开备忘录中指出，因为美国与“中华民国”已无外交关系，政府相关机构与官员在提及台湾时，应一律以“Taiwan”相称。作为接受政府经费的企业，AMTRAK与USPS不得擅用“Taiwan, a province of China”的提法。尽管该备忘录并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历来按章办事的两家企业还是痛快地接受了请求。

尽管国务院文件的本意并非为绿营撑腰，但对民间团体的合法游说，美国政府与国会视之为正当行权，不会也不可能加以阻挠。因此，这两例个案不应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变更：白宫不会支持两岸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政府行为，尽管“台湾”在美式政治话语里是中性词，但扁政府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沿用“中华民国”国号。至于FAPA的胜利，更主要地应归功于其拿捏文字的能力与游说动员力。

“Taiwan, a province of China”的提法源自国际标准化组织核定的ISO 3166国家代码。真要改变国际标准，只是文字游戏玩得好还不够。（长期以来，两岸各有一套国家标准：在中国大陆制定的GB/T 2659-2000标准中，“CN”包括了台湾、香港和澳门，而在“中华民国”的CNS 12842标准中，“CN”仅指大陆，不含台湾。ISO 3166与联合国统计局国家地区代码一脉相承，通行国际。）

Element 21是一家以制造钪合金球杆闻名（钪即21号元素）的加拿大高尔夫球具制造商。今年2月9日正值航天员谢泼德（Alan B. Shepard）在月球挥杆35周年，Element 21当天宣布将推出“寰宇高尔夫”计划（Golf Shot Around the World Mission），邀请国际空间站上的航天员在舱外行走时用钪合金球杆打一次高尔夫。携带无线电信标的“太空高尔夫球”将成为一颗可飞行4年的业余卫星，球杆则用于义拍。4月24日，球具由“进步M-56号”货运飞船转交给了空间站上的航天员。

目前尚不知晓该计划的预算。Element 21是一家在美国柜台交易市场（OTCBB）挂牌的低市值公司（EGLF.OB），最近一年，股价最高不过0.48美元，2005财年毛利仅为26,000美元。这样一家公司能向俄罗斯航天局支付的费用应不是天文数字。好在俄方在航天商业化上相当务实，此次除用货运飞船搭载球具外，只需请国际空间站上的俄方航天员作作秀即可。

在技术层面，“寰宇高尔夫”的风险仍在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的评估中。对Element 21而言，“寰宇高尔夫”只是商业公关的一部分，无论最终能否顺利挥杆，企业知名度都已在全球性关注中获得了提升；对俄、美这两个航天大国而言，国际空间站的项目合作本就是各取所需，俄方急需靠商业航天活动贴补家用，不免会与美国磕磕碰碰，“寰宇高尔夫”便是大国空间利益较量的新剧本，其意义远不止于一纸商业合同。

明眼人不难看出，美国一直以国际空间站领导者自居，多次干涉俄罗斯的商业航天活动。对俄方而言，等待美国的评估结果只是一种表面尊重，想当年NASA反对富翁蒂托游太空，俄国人不还是憋着劲把他送上天了吗！

自 1979年卡特政府与台北断交后，“行政院”即成立了与美国在台协会（AIT）对等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外交部”领导下处理对美事务。1994年，其驻美国办事处更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分布在全美 12个城市的机构担负着事实上的“使领馆”功能，主导对美国政府与国会的沟通，并负责协调蓝绿两营在美的其他沟通管道。美国国会亦于 2002年修订了《与台湾关系法》，准许政府人员与现役军人到 AIT任职。

2005年 8月，美军现役上校 Wilner到任 AIT台北办事处，以提高美台军购效率。1994-2000年间，美台军购金额即高达 150亿美元，美国军工集团与政府、国会关系盘根错节，为从军火采购合同中获益，替台北游说背书便成为衍生交易之一。

除通过 TECRO与 AIT争取支持，台北还雇佣了卡西迪等公关公司游说朝野，是 K街的大客户之一。在官方管道以外，美国还有众多华人侨社与新兴社团。尽管近年来侨情错综复杂，但青天白日旗仍在众多华人华侨中有不容小觑的感召力。

1970年代之后兴起的台美人组织中，亦孕育出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等绿色“压力团体”。尽管蓝绿龃龉不断，但在 TECRO的斡旋协调下，这些社团也在地方与联邦游说中为维护台湾利益发挥着作用。

老社团是选区政客们积极争取的票仓， FAPA等新型游说团体则以影响国会立法为直接目标。

智库亦是台北游说的重要条线，刚离任的驻美副代表裘兆琳是马里兰大学政府与政治系博士，步入仕途前就是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现任代表李大维在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亦是研究台湾关系法立法进程的专家。

他们本身便从连接智库与政界的“旋转门”中走来，自然谙熟与学界、智库的沟通之道。争取影子政府中的蓝队是智库外交的直接目的，台湾与美国、日本智库间的定期“三边战略对话会议”，便被阿扁视为“第二管道”对话机制的典范。

在世人瞩目的“过境外交”幕后，实则是整个游说机器的高速运作与中美台的三边战略博弈。

他们不但为议员处理日常个人事务，更有机会扮演智囊角色，接触并影响核心政治运作。中国政府应完善包括助理沟通在内的国会外交体系。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一个美国国会助理代表团在美亚基金会（United States-Asia Foundation）的安排下访问了广东汕头。虽然上述事件并无直接关联，但中国政府显然已意识到，影响国会助理是开展国会外交的重要环节。4月18日，汕头市副市长与基金会主席魁克（R.G. Quick）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友好的对话。

在美国国会体系中，助理们对议员与立法进程的影响至关重要：他们不但为议员处理日常个人事务，更有机会扮演智囊角色，接触并影响核心政治运作。国会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外交中的难题，助理层级更是北京长期忽视的薄弱环节。在2005年美国华人“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的调查中，仅有19%的亚太裔国会助理对北京有好感。

相形之下，台北显然更熟谙“影子国会”的价值，历年来不断积极安排助理们参访台湾，更给予高规格礼遇——他们不仅可访问中央部会与朝野政党党部，更有机会与各层级行政主官直接沟通，国策研究院等民间智库每年也会接待数批代表团——台北坚信助理最终会影响议员们的观点与决策，更长远地看，其开放的姿态还将赢得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的好感。

4月19日，史密斯（Chris Smith）众议员在胡锦涛主席即将到访之际召开了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听证会。北京在恼怒之余，更应亡羊补牢，全方位地检讨、完善包括助理沟通在内的国会外交体系。类似魁克所带领的助理代表团，亦应在今后受到更多重视。

与国会的高高在上相比，地方政客与选民的距离更近。他们对丑闻的反应也更迅速，更急于证明自己为修补游说制度的漏洞努力过。

当国会仍在为修补游说制度漏洞而焦头烂额时，华盛顿智库——公职人员廉正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研究员David Jimenez与Leah Rush指出：在游说法案升级上，许多州已经走到了中央前面。

在“旋转门”（Revolving Door）条款上，国会刚刚提出要把离任议员的游说禁制期（Cooling-off Period）由1年延长到2年，在地方上已有6个州在落实2年禁制期；在礼品问题上，国会还在为礼品价值上限而争论不休，至少已有7个州明确规定议员不得接受说客馈赠，肯塔基与南卡罗来纳更禁止说客们资助竞选运动；在登记与公开条款上，国会目前的要求是每年2次，有12个州要求议员按月提交开销报告，北卡罗来纳亦将从2007年起要求议员在会期内按月备案；当民主党在国会建议成立独立机构来监察游说公开制度的执行时，21个州早已付诸实践。

与国会的高高在上相比，地方政客与选民的距离更近。正因为置于选民的直接监督下，他们对丑闻的反应也更迅速，更急于证明自己为修补游说制度的漏洞努力过——俄亥俄的Bob Taft就是最近的例子——在承认了4项对其违背游说登记与公开制度的指控后，今年2月，Taft“亡羊补牢”，抛出了一个改革游说制度的建议。另一方面，地方立法更灵活、高效，也是这些州领先中央的重要原因。

修法无疑是为了树立清明的政治，但美国根深蒂固的游说文化与体制，绝非修补几个法案就能动摇。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直接的推动力，当然是波澜起伏的选情。

3月10日，《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沃特（Stephen M. Walt）联合执笔的《以色列游说》（The Israel Lobby）。两位学者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尤其是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美以关系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偏袒以色列与在中东推动民主进程等做法激怒了阿拉伯-伊斯兰族群，这不仅危及了美国安全，也影响了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稳定。两位学者认为，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会（AIPAC）为首的犹太人游说团是摆布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力量。这些游说团虽然所向披靡，但一边倒的中东政策不但拖累了美国国家安全，也势必会反噬以色列的长远利益。

在众多犹太裔美国人看来，他们的命运与以色列的存在休戚相关。犹太裔美国人在全美人口中的比重极小，靠选票无法撼动国家政策。扶植代理人，使政治家们相信犹太人或以色列所倾向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便成为游说团的不二法门。犹太人游说团与以色列政府之间亦协作紧密，AIPAC更控制在支持立库德集团的强硬分子手中。文中写到，除了惯常的游说拉拢，最近曝出的AIPAC官员曾向以色列泄露美国政府机密的事件说它已超越了游说的范畴，扮演了国家博弈工具的角色。因此，将“犹太人游说团”视作“以色列游说团”并非毫无根据。

另一方面，宗教游说也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犹太人宗教团体本身便在华盛顿有强大的游说势力，而许多基督教福音派信徒比犹太裔美国人还要支持以色列。

评估以色列游说团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似乎相对容易。两位记者援引了记者阿尔特曼（E.Alterman）的统计数字。后者列出了多达61位“无条件”力挺以色列的媒体作者，却只找到了5位长期批评以色列或同情阿拉伯的意见领袖。当某个利益集团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如此重大影响时，两位作者的担忧与警醒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3月26日，全美步枪协会（NRA）宣布支持德州共和党人Lamar Smith在国会提交的HR5005法案，该法案试图修改现行枪支管理法律，使其更有利于拥枪人士。两天后，同为共和党人的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出人意料地对该法案进行了强烈抨击，令外界侧目。

作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拥枪团体，拥有420万会员的NRA长期与坚持保守主义政策的共和党互相支持、共存共荣。Lamar Smith在枪支问题上一贯反对加强管制，曾获得NRA的“A+”最高评分，由他来推出HR5005法案，倒也符合政治与选举逻辑。今年11月7日，众议院的405个席位将重新划分版图，由于布什在第二任期的政绩乏善可陈，不少观察家认为，民主党将在今年的众议院改选中东山再起。共和党此时在放松枪支管理问题上展开立法动员，无疑有倚靠拥枪团体的政治资源自保地位的战略考量。

但这种用放松枪支管制换选票的作法在中期选举中未必有胜算。联邦众议员都来自地方选区，对当地选民来说，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持枪权带来的往往不是自由与安全，而是日益增多的生命威胁。Bloomberg的高调反对，直接原因就是纽约市的治安压力，他在国会坦陈：“我已经参加了太多次警官的葬礼。”放宽枪支管理，极可能引发更高的犯罪率，在民主党势力强大的纽约，这将使攻击者获得更多把柄。在财大气粗的Bloomberg眼里，纽约市民的治安诉求远比NRA的“含金量”有分量，为此离经叛道亦在所不惜。

Bloomberg的态度也显示了部分共和党人正在重要内政议题上与布什拉开距离。共和党近期政治行情并不看好，在国会中， 必定也会有一部分议员为迎合选民而临阵倒戈。共和党党鞭除了要提防这些同志动摇，更需考虑这一法案到底能否冲破民主党设置的路障，坚定的保守主义能否挽回共和党在国会中日落西山的颓势！

为了避免在两国元首会谈前就陷入最尴尬的局面，北京有可能会表现出更多弹性。在这场双簧戏幕后，白宫亦有可能向国会施加压力，再次推迟表决日期。

本周，民主党籍参议员Chuck Schumer与共和党人Lindsey Graham、Tom Coburn空降北京，中国政府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三位参议员此行的中心议题。下周五之前，参议院将正式对Schumer和Graham提出的惩罚中国操纵汇率的议案进行表决。尽管表决期限早在2005年底就已确定，但由于中国外交部周四刚宣布胡锦涛主席下月将造访白宫，这次立法行动被认为是在元首峰会前对中国的一次警示。为了给双方博弈留有余地，Schumer和Graham表示，将视情形决定是否推迟要求表决。

胡锦涛主席原计划在2005年9月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前夕访问白宫，后受卡特里纳飓风影响延期。但即便当时云淡风轻，两国元首围绕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争论亦难以避免。由于人民币的低汇率水平被认为有损美国贸易利益与就业形势，在即将来临的国会中期选举前，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客为了取悦选民、争夺席位，纷纷加入声讨中国货币政策的行列。众议院似乎比参议院更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大约每位期待连任的众议员都感受到了民意压力。布什政府也计划于下月发布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香港《英文虎报》21日戏评道：北京的一些人必定正祈祷另一场飓风在胡主席下月访问华府前突袭美国。

三位参议员访华前夕，人民币汇率加速上行，一度再创新高，但中国金融官员显然并没有在美方压力下示弱。为了避免在两国元首会谈前就陷入最尴尬的局面，北京有可能会表现出更多弹性。比议员们的华丽演出更具实质意义的是行政当局之间的沟通，美国财政部常驻北京的代表David Loevinger已经到任，他将负责与中国的金融官员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在这场双簧戏幕后，白宫亦有可能向国会施加压力，再次推迟表决日期。

华人是美国人数最多、增长最快的少数族群，政治影响力、参政意识却与人口比例极不相称。本届内阁，仅有劳工部长赵小兰一位华裔；国会中，继邝友良上世纪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后，目前仅有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吴振伟出任众议员；在地区舞台上，尽管有华盛顿州长骆家辉与一批新崛起的区域政治明星开创局面，华裔的整体政治势能仍显得十分单薄。选举意识淡漠是问题的直接体现：华裔选民登记率与实际投票率均落后于全美平均水平；华裔选民给候选人投票时，往往将能否为本族群谋求利益当作第一评断标准。折射出华裔在参与政治生活时，游离于公民意识与族群意识间的茫然。

4年前在加州，曾出现两位华裔候选人（共和党籍沈家麒与民主党籍赵美心）在同一选区竞争州议员席位的个案，令一些习惯按肤色投票的华裔投票人感到棘手与尴尬。对自身利益过于敏感，难以将族群意识与公民意识、族群利益与国家利益相融合，导致了部分华裔的自我边缘化，从而阻碍了他们迈向主流的脚步。而宥于族群门户之见的政治人物即便当选，亦注定难有宽广的前途。

部分华裔社团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纽约，2004年由福建公所签头发起了“美国华裔选民协会”，推动当地华裔选民登记投票；在加州，以宣传选民教育为宗旨的团体“华美政望”（CAUSE－Vision 21）更将目光投向了年轻一代，在名为“CASIC Internship”的青少年项目中，华美政望为华裔学生提供了到州长与议员办公室政治实习的机会。这些率先觉醒的华裔社团将选民教育与投票辅导视作长期的工程，政治家们也鼓励华裔选民以更开放、积极的心态参与今年的中期选举。

民主政治的精髓本来就在于全民参与。让更多的华裔乃至亚洲裔美国人主动参与到这一进程，以融合替代孤立，其意义要远比在国会山增加一两个象征人物重要。

台湾游说团力促国会支持台美自由贸易协定，北京的施压与美国工商界的冷淡可能令该协定搁浅。

近日，在美国的台湾独派游说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正号召美国民众发动国会攻势，以推动《台美自由贸易协定决议案》（HCR342）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更多支持。

第342号决议案由国会台湾连线（CTC）成员Robert Andrews于上月15日提交，目前正等待排入外交委员会议程。该决议案虽不具法律效力，但对敦促白宫优先考虑与台湾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有一定作用。2003年3月，台湾连线另两名成员Jim Ramstad与William Jefferson亦曾引进类似决议案。如果台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将大幅抵消中国大陆的磁吸作用，打破台湾在国际经贸中所受排挤与孤立，并降低北京攻台可能性。对提升台美实质关系，推进台湾“政治独立”亦具重大意义。北京对类似协定持坚决抵制态度。

该会紧急号召美国民众给所在选区的众议员发送请愿信，以支持第342号决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特别提醒，为提高传递效率并尽可能获得议员关注，建议支持者以传真形式陈情。其分布在美境内的近50家分会还为当地民众提供了请愿信范本。

作为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台湾游说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以争取议员支持、影响国会立法为活动目标，更直接对口联系拥有近150位成员的国会台湾连线。本届国会期间，还在废统、加入WHO、抵制反分裂法、维持欧盟对华武器禁运、推动台美高层互访等议题上积极奔走，成为台北政府开展国会心战的最重要管道之一。中期选举在即，这个独派游说团一边积极为亲台议员投注，一面紧锣密鼓加大攻势，以确保明年6月前，上述协定签署能挤进布什时间表。

真正令台北忧心的是，即便该决议案在国会勉强通过，来自北京的强大压力与美国工商界的普遍冷淡也极可能让自由贸易协定搁浅。对北京而言，如何推动觊觎中国大陆市场的美国企业在国会展开反游说，则是全新课题。

2月25日，来自加州第12选区的联邦众议员Tom Lantos宣布竞选他在国会的第14个任期。

现年78岁的Lantos出生于匈牙利犹太裔家庭，是国会中唯一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这位资深民主党人从1981年起就进入了国会山，是国会人权连线（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的发起人兼联席主席，并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和政府改革委员会（Government Reform Committee）中举足轻重。

对北京而言，这位资深众议院是“麻烦制造者”。这位前美中议会交流小组副主席曾访问过北京与平壤，但在人权、民运、法轮功、台湾、西藏、贸易乃至奥运等议题上，几乎是“逢中必反”。本月15日举行的众议院听证会中，Lantos再度上阵，猛烈抨击雅虎等四家互联网公司协助中国政府禁制言论。

在对华关系上，Lantos扮演的另一层角色是坚定的“友台派”。他多次呼吁要在华府迎接陈水扁，2005年1月在台北受过陈水扁接见，并曾颁发国会人权奖给阿扁与吕秀莲。对台北而言，Lantos是国会山上最可倚靠的盟友，自然也是最值得下注的对象。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苏起揭发说，阿扁之所以能获人权奖，与台北每年支付巨额经费给美国游说公司不无干系，而Lantos的女婿就任职于前亲台众议员Lester Wolff开设的游说公司。

旧金山湾区有40万华裔居民，是亚洲之外最大华人社区，既是两岸政治势力的拼抢之地，也是Lantos极力争取的大票仓。过去这里的侨团大多亲台或中立偏台，近年来随两岸风云更迭，侨情渐现“三元化”格局（华商总会亲北京，中华总会馆亲台北，中华总商会居中），但北京并不占显著优势。Lantos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并不影响其在当地的民意支持。此外，Lantos十分重视维护当地华裔居民的权益。因此在过去的选战中，旧金山华人社区、华裔民主党协进会（Chinese American Democratic Club）与加州政坛新秀马世云（Fiona Ma）都是他的支持者。

本次中期选举，民主党应不会轻易放弃这员老将。Lantos的发言人Lynne Weil乐观地表示：到目前为止，她尚未听说有人反对Lantos谋求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