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会恪守那种刻板的思想，而是要回归美国外交政策的务实传统。”6月18日，春风得意的奥巴马与刚刚组建的外交政策顾问团队会面时，毫不吝惜地赞美着。”保卫和促进国民利益的外交传统，正是这个房间里的这些人发扬光大的。”而今天，他们被召集起来，要为民主党的新希望保驾护航。

　　一般而言，从初选转入大选阶段后，候选人之间的对决焦点将从形象转向更为实际的政策议题。这就意味着，奥巴马在内政外交上的经验不足将再次进入共和党攻击的火力点。早在5月28日，麦凯恩就曾挑衅似的邀请尚未锁定初选胜局的奥巴马共访伊拉克。”奥巴马只去过一次伊拉克，还是在两年多之前……这关乎领导力和学习力。”今年3月刚结束第8次访伊的麦凯恩尖锐地摆弄着数字。这位亚利桑那州的资深联邦参议员公然指责，自己年轻的对手对伊拉克事务知之甚少就轻言立即撤军，简直就是”投降主义”。

　　面对共和党在自己政治软肋上的猛戳，这个由13位民主党前外交、军事高官和国会议员组成的顾问团队被寄希望将为奥巴马有效地补台。但是，细看该团队的构成，却充斥着明显的选战工具特征。对外而言，成员平均65岁以上的年龄结构将充当挡箭牌，封住麦凯恩炒作”经验”的嘴。尤其是现年71岁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83岁的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81岁的前防长佩里以及77岁的资深前众议员汉密尔顿，都将以长老般的威仪，冲抵麦凯恩的老练。而对内而言，13位成员中8位前克林顿时期官员的比重，则明确传达出招揽希拉里支持者的信号，服务于巩固党内团结的迫切战略意图。

　　试想假若希拉里赢得初选，前第一夫人建立的外交顾问团队没准也是这样。唯一具有奥巴马个人风格印迹的只是两位非洲裔成员：克林顿时期的副司法部长霍尔德和分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苏珊•赖斯。但他们两人在热议的伊拉克议题上同样是”经验荒”，只能暗示出奥巴马在外交上对人权议题和非洲事务偏重的可能性。

　　16日，奥巴马已宣布将在大选前的某个时候访问伊拉克和阿富汗，”田野调查”般地前往现场补课，为选战加分。虽有逃不掉的作秀成分，但此次出访料将为奥巴马丰满其伊战政策提供第一手依据。但问题是，誓言希望的奥巴马如何将变革延展到外交的方向盘上。近来，有传言四年前惜败布什的克里将出任国务卿，不免令人担忧他的摇摆不定会否松动变革的希望。是倚重经验丰富的”老臣”，还是启用阅历有限的少壮派，决定着变革的步伐。至少，从这么个老派的外交团队看，奥巴马真正能带来的彻底革新，或许有限。

　　6月12日，美国部分媒体报道，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和克里斯•史密斯召开发布会，指责中国黑客攻击了其在国会山工作人员的电脑，并”窃取”了大量情报。沃尔夫还抱怨道，”一切信息，包括电子邮件、备忘录、通讯簿、选区情况，都被别人看到了。”同时，两位众议员还特别呼吁，在众议院如此，参议院有会遭遇如何境遇呢？

　　事实上，近年来经常爆出美国政府电脑遭遇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攻击。这至少可以折射出美国国内某些人正在建构的国际新秩序的消极与无助的反应。

　　在美国政治构架下，国会虽然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掌握着最高立法权和可以有效（或许会延时）制约行政体系的钱袋权，但由于其多元的内部运行结构和集体决策的立法，议员个人所获得和掌握的信息大都不是最为关键而机密的。同时，在这样一个由党团领导、由委员会构成的立法机构中，党团领袖与关键委员会的主席掌握着更大的权势，进而也掌握着更多涉及重要立法的信息。但现在看，沃尔夫和史密斯这两位共和党人，既非党团领袖亦非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换言之，即便真的存在某些国家的黑客攻击，作为普通一员的他们也不大可能成为目标，更不用说他们现在无端的指责。

　　自曝”被黑”的沃尔夫和史密斯分别来自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他们在1981年同时选入众议院。现年69岁的沃尔夫在国会中始终为所谓的人权议题奔走呼号，他与已故的民主党资深众议员兰托斯组建了”众议院人权连线”，把意识形态的手伸向大洋彼岸。1999年，他还以劳工人权为由，极力要求终止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年轻沃尔夫14岁的史密斯则以其强硬的反堕胎立场著称，甚至在1970年末就是由于在”罗伊诉韦德”案中与民主党意见相左，才转投共和党的。他在国会中经常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议题无端发难，并要求该议题与对华贸易挂钩。

　　可见，沃尔夫和史密斯在中美正式建交以来的关系发展史上，一直扮演着负面角色。究其原因，议员本人的浓厚保守立场、选区内的产业经济利益以及某些反华利益集团的介入合流共同构成了其动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议题的炒作，为沃尔夫和史密斯带来了在全国媒体露面的机会，并提升了在国会中的影响力。而今，沃尔夫已身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管对外事务的分委员会首席成员，而史密斯也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站稳脚跟。

　　沃尔夫和史密斯的指责，很可能成为一笔”糊涂账”，但这为他们创造了再次利用中国议题发难的的空间，值得关注。

　　6月3日，漫长的民主党初选终于在南达科他和蒙大拿的投票箱中结束。民主党”旱涝保收”地获得了一次历史性的提名，而美国选民则享受了一场畅快淋漓的民主盛宴。预料之中落败的希拉里，无论出于何种主观图谋的坚持，都在客观上增值了这场选战的民主价值，就像她为自己找的借口：我在竞选全美国的总统，要给某某州一个发言的机会。事实上，美国媒体也五味杂陈地报道说，蒙大拿州选民也为意外得到的如此关键的决定权受宠若惊。

　　在美国几乎尽人皆知很久的希拉里的政治雄心，其发端至少可以要回溯到克林顿的白宫岁月。甚至当四年前克里失败之后，就有人认定这位前第一夫人将是2008年民主党唯一的希望。事实上，在此前超过一年的”隐形初选”中，希拉里始终在民调中领先。或许正是如此超前的优势，让希拉里自信满满地更像是个捍卫已有职位的谋求连任者，并没有让美国看到任何新希望。而这一点，奥巴马恰恰做到了。

　　当尘埃落定之际，舆论开始总结希拉里的选战历程。从时间序列上看，希拉里的代表数和民调同时在2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之后被奥巴马彻底赶超的，这也成为希拉里所无法弥补的差距。而在”超级星期二”时22个州的民主党初选中，希拉里拿下的9个全部是初选方式（primary），而其中13个支持奥巴马的州中就有6个基层党团会议方式（caucus）。如此结果暴露希拉里大州策略缺陷的同时，也表现出希拉里固定支持群体（如老人、蓝领、主妇等）在”冗长而吵杂的”基层党团会议中的天然劣势。

　　最近数周来，希拉里在无望中苦苦支撑的真实目的终于浮出水面。不久前，人民在克林顿的暗示中找到了答案：她要做他的副手。但今天的总统选举制度毕竟不同于美国建国之初，1804年的《第十二条修正案》早就终止了位列第二者为副总统的安排，更何况在党内初选的情境之下作此要求，更有携党内分裂之可能逼宫之嫌。

　　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搭配对双方并不理想。对于希拉里而言，她很清楚副总统在美国政治棋局上的尴尬，那绝对不是她想要的境遇；而且面对小自己14岁的总统，副总统”扶正”的机会要等4年或8年。更何况奥巴马未必可以当选。反观奥巴马的竞选历史，仅仅数次的竞选经历皆为同新人对垒，并且互有胜负。与麦凯恩相比，奥巴马实在是初出茅庐。对于希拉里来说，把宝压在奥巴马身上实在不是上上之策。高举“改变“大旗的奥巴马更是不愿意让自己沾染上王朝政治的色彩。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周四，希拉里的助手放话出来：她并不谋求副总统位置。这是明智的态度，认为”奥希配”是梦之队的人，估计多半是麦凯恩的拥趸。在奥巴马阵营在11月大选日前不出其他问题的情况下，希拉里应尽快回到国会山，回到卧薪尝胆的状态。根据《时代周刊》进行的网络调查，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她的顽固坚持已经伤害了奥巴马的当选力。除了考虑到”网络鸿沟”在奥、希阵营中的一定存在外，如此效果或许也就是希拉里有意无意需要实现的：麦凯恩胜出会留给希拉里在2012年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且她无论何时都比老麦年轻。

　　希拉里，已经走出了问鼎白宫的第一步。在这一步之后，她更是一个叫希拉里的优秀政治家，而不再仅是前第一夫人。历史或许会可她一个同苏珊·安东尼齐名的机会，但仍需要她坚韧地等待。

　　初选正式开启5个月后，人们才敢相信，希拉里将在下周了结白宫之路，成全奥巴马。而老麦的搭档人选还要好好吊着选民的胃口。相比两大党的慎重或磨蹭，美国政治中一直名不见经传的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们早已不加掩饰地表达着对执政的觊觎。纳德尔的再次复出，布隆伯格的暧昧游移，这些足够超脱传统的新奇都是选举中夺人眼球的插曲。

　　5月22日至26日，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迎来久违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的3个月，美国自由党在此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号称”美国第三大党”的集会上，650位代表选举前国会众议员鲍勃·巴尔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同时也确定了其搭档人选。巴尔曾经的共和党籍议员的身份，不禁令人联想到仍苦苦支撑在共和党提名厮杀中的罗恩·保罗。同为共和党人的保罗曾在担任一届国会众议员后，代表自由党参加了1988年总统竞争，并终以0.5%的选民票位列第三。但显然巴尔对自己在11月的战绩更为乐观：这是自由党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组合。其实，面对巴尔的提名，有媒体已经公开表示担心。这位年近60旬的佐治亚政客，在众多议题上与麦凯恩相当接近，存在着争夺共和党选民的可能。事实上，自1992年的佩洛特、2000年的纳德尔成功搅局之后，美国选举中的第三方政治再次挤入公众的关注。对此，巴尔本人回应：我不是搅局者，而是竞争者，是为胜利而来。

　　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美国人的参与意识或文化。虽然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的投票率并不尽人意，但事实上每次直接参选总统的人却不在少数。曾有人统计，2007年时建立网站公开宣布自己有意参与竞选总统的普通人就数以百计。参与者中的绝大多数当然清楚自己的分量，而仍旧的坚持却彰显出多元利益和观点在政治中的一种存在。这个道理，同样可以解释第三方的不懈参与。

   　对”结党营私”的厌恶。但当杰斐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对国家的何去何从出现分歧时，两党作为议会内生党的出现就显得极为必要了。甚至有学者认为，政党政治堪称美国的第二宪法，正是两大党的存在润滑、缓冲、整合着碎片般的美国政治。同时，基于两大党利益而设计的选举制度与选区安排，又为两党制的维持创造了必要条件。换言之，在美国选举中的单一选举简单多数的体制下，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当然，并不能否认佛蒙特等少数州内独立政党的发展，但这些第三方当选者在任上都不得不与两党中的一方结盟，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参与在多数时间更具价值。按照主流的政党观点，在常规的政党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的存在，必须在立法机构中、在选举中、在社会动员中才有意义，缺一不可，否则将注定在现实政治中被泡沫化。基于如此认识，第三党在大多数时候显然处于相当式微的地位。在地方、州和国会层次的选举中，第三党的机会尚且有限，总统选举自不必言。

　　当然，放眼2008年两大党候选人，高龄老人、黑人或者女性，如果获胜就将创造历史的他们或是太标新立异，或是太过片面，以至于选民未必可以接受。这就意味着，第三党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独立候选人（如纳德尔和布隆伯格）将有可能分裂两大党的传统基本盘。当然，这种分裂肯定是有限度的。比如很难想象，因为嫌老麦的高龄，得克萨斯就倒向了自由党。但在那些本来就势均力敌的摇摆州中，或许第三方政治将发挥更大作用。这就需要两大党候选人审时度势地考虑进一步拉拢摇摆州。这样看来，佛州州长克里斯特对麦凯恩更有价值，而奥巴马也得想想怎么讨好一直不大喜欢他的俄亥俄了。

　　从地域上看，麦凯恩所在的亚利桑那相对较小，且位于美国西南部。基于以往经验判断，他有必要考虑两个条件：人选来自地域差异较大的州、来自政治影响力较大的州。这两个条件显然可把路易斯安那州的金达尔排除在外。相对而言，罗姆尼执政的马萨诸塞和出生的密歇根都符合与亚利桑那地域差异较大的特点，刚好可覆盖从东北到西南覆盖美国，且两州的政治影响力也比较大。

　　1964年，麦凯恩的前任巴里·戈德华特参选总统时，选定纽约州联邦众议员米勒作为搭档，也属于同样的考虑。然而，克里斯特的佛罗里达虽然与亚利桑那都大体属于南部，但在多次对于2008年最终两党较量的沙盘推演中，佛州都是必争的关键之地。克里斯特加入的唯一好处就在于将最大限度地确保共和党拿下这个战场州，甚至可成为最终入住白宫的最后砝码。事实上，传言中的另一位候选，前预算与管理局局长、前众议员罗伯·波特曼也是出于如此考虑：波特曼来自另一个骑墙州——俄亥俄。

　　从年龄上看，三位候选人显然都年轻于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这将一定程度上弥补麦凯恩的高龄带来的种种不利。年轻选民、女性选民或将因为一位年轻而具活力的总统搭档而认同共和党的老少配组合；而对老麦因其年龄无法在午夜三点钟接电话而心怀忌惮的人，在看到总统身边年轻的副手时，也会相信他们可以为国家提供24小时的服务。当然，71岁的麦凯恩要找一位不能体现这些优点的候选人，估计更难。这样来说，36岁的金达尔可能最具竞争力，而61岁的罗姆尼则有些老了。但问题是，现在麦凯恩不断批评奥巴马资历太浅而没有执政能力时，金达尔会不会为民主党反唇相讥提供最好的借口呢？毕竟这位印度裔州长的政治生涯太一帆风顺了，甚至令人感觉有些单薄。反而，克里斯特的51岁具有足够的年轻和足够的成熟，或许正是最适合麦凯恩小兄弟的年岁。

　　当然，还有另外两个问题摆在麦凯恩面前：美国选民需要什么；副总统候选人没有什么。首先是很简单的事实，美国民众最为需要的是在国内解决经济问题，在国外处理好伊拉克驻军。麦凯恩在行后者，而前者恰恰可以留给具有丰富经济管理经验的罗姆尼。虽然麦凯恩曾在此前的初选中嘲笑罗姆尼更像个“经理”而不是“领袖”，但现在这个”经理”正是他需要的。第二，即要清楚副总统人选的家底儿，他们到底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有被媒体揭发的可能。一般而言，媒体对于州长层次官员的揭发远远不及对总统候选人的曝光。这就是说，曾参与初选的罗姆尼将可能拥有一个更加干净的壁橱。

　　在多重平衡之间，最具新意的金达尔或许是最为理想化而不切实际的选择。而罗姆尼和克里斯特则各有千秋地满足了对于麦凯恩白宫之路的某种“补足”。麦凯恩将要谁走上平衡木呢？相信很快就将出现答案。

　　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里氏7.8级（后修正为8.0）的地震，中国政府近乎以举国体制来动员救援和赈灾行动。在这个需要借鉴各国灾难应对经验的时刻，美国这个一直为中国学习榜样之一的国家，能否给中国提供正面经验？

　　但如果问美国人，这个问题会很令人尴尬。因为3年以前，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数州，造成1209人死亡，经济损失344亿美元，列入美国建国以来的”十大灾难”。当时，在卡氏飓风中的政府表现成为民众批评的焦点，应急反应迟缓、救灾疏散组织能力低、政治利益与官僚的负面作用等，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生在应急管理体系的历史几乎与国家同步的美国。当时，布什甚至在卡特里娜登陆后近一周后才结束自己的假期，这成为当时媒体炮轰的焦点之一，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联邦救援迟迟才启动，事实上，美国政府权力的多元化，甚至碎片化，反而未必能在关键时刻马上”拧成一股绳”。另外，卡特里娜期间，疏散民众的方式甚至是以自我疏散为主的，其中不乏出现了没有私家汽车的穷人、黑人、病患以及老人儿童等不能及时撤离的情况。这几乎发生是在第三世界的体制性“人祸”，通过电视直播，让卡特里娜成为美国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疤。

　　因此，部分美国评论甚至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应对汶川的相对迅速和高效、军队投入的相对及时（一天对比美国的三天），让人惊讶。正是因为卡特里娜的阴影对比，美国媒体这次全面对中国救灾进行了相对正面的报道，也让大部分美国读者和观众对中国此次的遭遇产生了极大的同情，民间对四川地震之捐款大大超过了对缅甸风灾的捐款。

　　不过，作为中国人来说，排除“卡特里娜失败”之外的美国救援体制和经验，依然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虽然即便在管理科学发达的西方学界也尚没有完整而系统的危机管理理论体系（9.11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观），但主流观点认同完整的应急管理应该包括四个环节：减缓、准备、反应、恢复。基于这一观点，中国只是在第三个环节做的不错，但在其他环节之中，美国实践的经验仍具有借鉴的价值。

　　第一，增强公民的防灾意识。根据一份较早的统计，自1990年至2003年间，美国本土发生地震28692次，6级以上84次，然而13年间共仅死亡86人。这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民众具有相当强的防灾意识。相比而言，中国民众的此类意识还需要加以培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宣传作用比较关键。

　　第二，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的紧急预案。紧急预案的设计为政府应对突发情况提供了前期保障。美国的具体实践往往要求地方政府在最坏最糟糕的预期下完成紧急预案。中国政府特别是县一级的地方政府或也应该充分考虑如此思考的维度。

　　第三，完善立法。面对涉及众多同胞的地震灾害，全国人民自发地以捐款、捐物、志愿支援等方式加入到抗震的战斗之中。但在温暖的真情背后，法律的规范同样重要。如何规范政府与军队之间在抗灾中的协调机制、规范捐款、捐物的使用、保护灾民、施救者、志愿者等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等都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明确。更为重要的是，在抗灾过程中，各级政府、各类领导、管理人员的权责也必须用法律的方式加以规定，这样才有可能依法加以问责。

　　第四，涉及各个群体的心理恢复。在拯救灾民伤员的同时，对其心理进行及时疏导也被视为是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这几乎是目前人们关注的共识之一。此外，对于其他涉及群体的心理恢复往往可能被忽视。事实上，第一线的施救者、记者、医疗人员等等，每天都可能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与心理冲击，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同样是恢复阶段需要顾及的重要因素。

　　第五，是否需要建立类似于FEMA的机构？

　　美国的联邦应急管理属（FEMA）是1979年在卡特政府下成立的。这一机构是由一系列联邦部门合并而成的，包括国家消防管理局、联邦保险局、联邦广播系统、防务民事准备局、联邦灾害援助局、联邦准备局等等。其建立的意义在于将救灾和民防充分结合，体现出美国所谓”综合性应急管理”的理念。

　　然而事实上，作为独立行政机构的FEMA并没有摆脱美国碎片化政治的影响。甚至在卡氏飓风期间，其作用不尽人意，很大程度上与其被归入国土安全部有关。当时新建立的国土安全部以反恐作为最大甚至唯一的任务，忽视了对于FEMA应对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方面的资源投入。这样看来，中国政府面对灾害后，由国务院牵头组织各相关部委组成紧急指挥部确实是一种更具效率的机制，这也正在被现实所强烈地验证着。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前文提到的美国民众较强防灾意识的养成，一定程度上与”救灾和民防相结合”的FEMA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如此一个常设的独立行政机构，恰恰可以在平日专门担负起宣传教育公众防灾减灾、帮助地方政府制定紧急预案等的责任，这是”紧急指挥部”方式不能完成的。

　　相比而言，中国政府框架内，并没有一个专门负责此项事务的部位或直属机构，而议事协调部分的相关单位的职能也只能通过隶属部委完成。在大部制的步伐中，是否需要整合出一个更具实际行政权力的应急防灾部门以强化在减缓、准备阶段的应急管理职能呢？

　　5月6日，民主党再次寄予希望的两场初选终于拨云见日。两州初选看似战平，实则大局初定。有消息称，奥巴马将在5月20日肯塔基和俄勒冈州初选后单方面宣布胜出。与此同时，面对媒体和选民的退选压力，希拉里仍旧韧劲十足，”要给西弗吉尼亚一个说话的机会”。

　　目前，如果希拉里誓不退出，奥巴马在统计上没有达到2025″胜利门槛”的可能；但希拉里本人在统计上也没有赶超奥巴马的机率，除非得到超级代表的倒戈力挺。然而，根据最新的统计，奥巴马在超级代表上实现了追平甚至超越，这就意味着前第一夫人的白宫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了。当舆论纷纷猜测其仍苦苦支撑的真实政治目的时，克林顿的前高参George Stephanopoulos再次提出了那个”看上去很美”的大胆设想：希拉里做奥巴马的副总统。

　　”奥巴马—希拉里”，或许是一张”梦之队”的选票。当共和党已经锁定麦凯恩近2个月时，”梦之队”将实现大逆转：民主党反而先于共和党确定了副总统人选。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票上的两位是否能够弥合数周来恶言相向的裂痕。事实上，作为领先者的奥巴马应该并不接受如此安排，希拉里能给他带来的优势不是独一无二的，是通过一位南方白人人选就可达成的。同样，满口改变的他，也没有必要让自己朝气蓬勃的选战沾上”政治王朝”的污点。奥希内斗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与其说是两位候选人都太强势，不如说是都太片面的后果。而这种片面并非是互相穷尽的，他或她都需要一个中道人物加以回归。

　　面对”奥希”如此梦幻组合的创意，众多能人也为老将麦凯恩支招。早在2月初，一直”追寻真理”的Rush Limbaugh相当”有才”地想出了一个更加梦幻的人选：新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一位年龄仅为麦凯恩一半（36岁）的印度裔州长。金达尔的可选性完全回应着奥巴马的提名：他被视为是”共和党版的奥巴马”。当去年10月，金达尔竞选州长时，其演讲的主题与奥巴马如出一辙：改变，改变，还是改变。如此人选，无疑将最大限度地冲抵奥巴马以年龄、种族这两个关键优势对麦凯恩的威胁。同时，相对温和的麦凯恩将因金达尔的加盟，或可获得更多党内保守派的关键性认同。

　　一些传统上需要遵循的原则，也为金达尔选项提出了不少疑问。比如政治版图上的平衡，路易斯安那和亚利桑那从大处看，政治风格与利益同构性较强。对于麦凯恩来说，如此倚重一隅，而忽视广大北部如大湖区、或东西海岸，以及已经确定是骑墙州的俄亥俄或佛罗里达，很可能要冒很大风险。再如，政治新星毕竟是新星，背后可能存在的”家丑”只经过州和地方媒体的检查，在面对道行更深的全国媒体时，天知道会不会也被曝出有个三岁的非婚生子。如此花边，对婚姻史本就不太让某些人满意的麦凯恩而言，将会雪上加霜。当然，为了公平，也不排除奥巴马难过此关的可能。

　　虽然金达尔因”立足未稳”表示暂不考虑此建议，但这多少为2008年副总统人选的大猜想提供了一个极为惹眼的选项。在美国总统史上，副总统的位子更多时候只是冷板凳，我们看到今天布什和切尼的琴瑟和谐（或者言听计从）绝对属于特殊人物的特殊情况。当总统候选人选择副手时，他或她（对希拉里保持理性上的尊重）最想要的是竞选中的伙伴，当选后的摆设。奥巴马对麦凯恩的局面下，两位候选人的特殊要件将直接映射在对方副总统人选的身上。如此照镜子似的对称搭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奥的年轻使其不得不找一位经验丰富的角色，但经验丰富者更想当的不是摆设而是导师；麦凯恩的年迈最要找像金达尔这样的新星，而新星们未必甘愿像戈登·布朗那样被贮藏多年。

　　2008年副总统人选的暗战早已恰然展开，而”梦之队”的呼声在两党内的高涨，或许也能理解为：目前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老人、黑人、或者女人虽都将刷新民选的纪录，但在激烈的选举政治中却令人难以”圆梦”吧。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身后的任何一位白宫主人足够幸运获得连任时，他们不曾意识到自己将进入与过去四年迥然不同的处境之中。虽然在内政外交的政策导向上，这个男人（至少今天为止，都是男性白人）将富有很多的政治经验以及放开手脚的空间，但选民的政治审美疲劳、国会内易变的党派权重等等会让敏感的民调数字出现令人不安的波动。这时，任何一位坐在椭圆办公室里的人都会开始担心自己在后人教科书里的形象问题。 

　　好在，有观点说，任何伟大的人物或许都是毁誉参半的。这没准是现在的白宫主人——布什最能够接受的论调，因为这是在无法改变表语时，最佳的主语。但显然有人并不认同布什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在后者还没有成为历史时，就捏着鼻子仿着总统的口气，写出了本“布什自传”。这本“伪书”已被译出中文版，叫《命运天注定：未经授权的布什自传》（Destined for Destiny: The Unauthorized Autobiography of George W. Bush）。
 
　　认真地讲，《命运天注定》是本相当搞笑的消遣佳作，很适合多少了解美国政治且对布什持至少无所谓态度的读者阅读，或者供对布什好感车载斗量的读者撕毁。内容不多，只有18个故事，一贯以布什自己的口吻，说着上帝如何帮助他一生中成功的故事。在两位作者的操作下，布什的父亲在没有当总统前就在战争中殉了国（而后又奇迹般地“还魂”）；而布什申请耶鲁时的理由只有：我喜欢康涅狄格、我去过康涅狄格、我家离康涅狄格近、我的朋友都去了耶鲁……云云。针对布什总统在越战时期逃避服役的不良记录，书中还相当正经地仿造出一份新闻报道：“议员之子（时任议员的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单枪匹马击败阿拉巴马的越共分子”（该书为了成全布什的英雄形象，慷慨地允许胡志明在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等地建立打游击）。

　　最冷冷地幽一默的情节是，当想着学老爸进白宫的布什问老爸如何选副总统时，得到的回答是：找一个比自己差的。但按此要求，他竟然很久没有找到，幸好最后切尼的出现。当然，两位作者的讽刺也没有遗漏布什的对手，他们让布什把2000年大选对手描绘成为“可以听见脑袋里咯吱咯吱机器齿轮转动的怪物”。如此比喻，对刻板冷峻、满脸精英像的戈尔或许也算公平。

　　感叹两位资深媒体人出身的作者有如此胆识之余，本书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位个性总统历史定位或者功过评价的借口。虽然在联邦宪法关于总统权限的部分没有重大改动的情况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还是从国会政体转身为“帝王总统”，即便也有人认为最近两权处于平行制肘。虽然总统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一直希望在这个人身上既能找到普通人的缺点，又能在危机时看到领导者英雄般的一面。

　　简单地基于这样一种矛盾的大众心态，布什似乎是相当成功的：出身精英的他却存在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直到今天也还经常犯着普通人也会犯的错误，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其稳健反应却同样满足了大众的审美要求。当然，正是这个令他快速成熟起来的九一一也成为日后反恐战争扩大化的魔盒。不过试想如果2000年麦凯恩没在北卡落败而击败布什，进而战胜戈尔入主白宫，这位老将面对九一一又会如何呢？只可惜，历史不可以重来。当布什政府进入“垃圾时间”时，国会换上了一帮踌躇满志的民主党人，而他们的目标就是彻底把布什打成“垃圾”。

　　现在仍然很难判断这位开启新千年的总统的是非。如果你说他的伊战堪比越战的话，有人就会反驳说布什对于环境问题的怠慢才是他给国际社会最深远的负面烙印。而研究中美关系的人，也会发表观点：或许在经验上看，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好相处。这同样是在布什过去7年的表现中得到证明的事实，当然要除去刚上任总统常有的“鲁莽时间”。

　　如果真的能简简单单像《命运天注定》这样认清布什的话，历史肯定也可以让人轻易发笑。或许他会像福特，或许他注定就是个尼克松，但无论如何，他并不是“命运天注定”般活得如此轻松。不过，布什卸任之后应该着手写本真正自己写的自传，陈列种种经验教训，让萨科齐好好看看。

　　《命运天注定：未经授权的布什自传》，[美]史考特·迪克斯（Scott Dikkers）、彼得·希勒伦（Peter Hilleren），王德军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我拿下了必须要赢的州，像俄亥俄，还有宾夕法尼亚。”刚刚绝处逢生的希拉里受访时如此炫耀道，“很难想象哪个民主党人输掉这些州还能入主白宫。”前第一夫人在暗示选民：领先的奥巴马在大选中得不到关键州的青睐，而只有她可以。

　　宾州初选10%的优势暂时打断了奥巴马的凯歌猛进，把民主党“内斗连续剧”拖入5月。在这个以钢铁著称的传统工业州，希拉里尽展在老人、白人、妇女、劳工等群体中的绝对魅力。但由于党内比例代表的分配方式，她仍落后130个代表上下的水平，其胜出的可能性在统计上依然渺茫。

　　在共和党人麦凯恩力压群雄一个半月后，民主党内早已出现期盼尽快结束初选的焦虑呼声。此前初选选情显示，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很称职地俘获了民主党最为关键的两个基本盘，即黑人和白人劳工。但或许是他和她的魅力太过强势，或者太过片面，以致两大基本盘的背书水火难容。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胜出，都可能导致对手拥趸的集体“罢选”，由此上演民主党人白宫路上的重大梦魇。

　　所以，无论谁最终成为民主党提名人，重新团结基本盘、弥合党内矛盾，将是相当棘手的迫切任务。虽然也有人乐观认为，长时间的内斗将挤压媒体对麦凯恩的报道空间，从而使民主党食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此长时间大幅度的相互攻击肯定为麦凯恩免费提供了日后开火的最佳炮弹。

　　事实上，希拉里一改往日稳健形象，毫无忌惮地负面竞选，充分表明她手中已无好牌可出，只好希冀着某个抹黑可牵绊、甚至拖垮对手。同时，这位前第一夫人的一线希望，都系在赢得不受民意左右的更多“超级代表”上。但问题是，如果选任官员和党内领袖们看中希拉里在关键州的斩获而“弃奥投希”的话，那将是1968年以来美国初选史上最无视民意的黑暗一页。

　　更为讽刺的是，从西方民主实践的大处着眼，希拉里的顽抗（或搅局），恰恰为普通选民留下了另一个有效的备选，成全了一场难得的民意盛宴：未来7个州的初选，若缺了希拉里，9%的美国人的投票将哑然失声。即便假定他们原本就都倒向奥巴马，其结果的民主也会因程序缺位而褪去光彩。换言之，正是希拉里的存在，使对奥巴马的提名比麦凯恩的更具民主价值。

　　比例代表的分配和“超级代表”的参与，作为民主党初选制度的特色，具有鲜明的历史路径。196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党曾长期徘徊在白宫门外群龙无首，比例分配代表刚好可以提升党内初选的竞争性，以确保最具实力的人才脱颖而出；而“超级代表”的参与则能实现对于民意表达的适度纠偏。

　　但是，随着新一轮政党交替周期的来临，不断得势的民主党人更需要的是像对手那样“胜者全得”的高效提名方式。可以预见，在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的情势下，一旦在大选中民主党再次失利，或旋即揭开又一轮痛定思痛的初选改革。而改革的核心仍旧是先贤们苦苦思索的取舍：是选举民主的理想追求还是政党当选的功利现实。

　　4月6日，希拉里竞选主管马克·佩恩（Mark Penn）黯然辞职。据报道，这位被约翰·爱德华兹怒斥为”民主党的卡尔·罗夫”的高参，因同意游说国会推动美哥自由贸易协定而得罪劳工利益。面对工会组织强力反弹，希拉里为力保劳工势力强大的宾州（可缩称Penn.），只好牺牲另一个Penn。

　　自去年年初，希拉里和奥巴马相继投身初选至今，民主党阵营连续上演着拉锯式的”二人转”。2月5日”超级星期二”之后，奥巴马领先希拉里100个代表左右的优势初见端倪，并得以保持。而在麦凯恩出线已整整一个月之后，希望渺茫的希拉里仍发誓要留在一团糟的党内初选中。

　　伊战泥潭、经济凋敝以经济共和党官员近年来的道德失范，这些都是民主党夺回白宫无可争辩的理由。而女性总统或者黑人总统对于民主党人乃至整个美国而言，都将开启托克维尔们不曾预期的政治图景。根据此前初选各州的出口民调，奥巴马完全俘获了黑人票仓，而希拉里在白人劳工中的绝对号召力也在俄亥俄州的反击中可见一斑。当民主党最为关键的两个基本盘，分别支持着水火不容的对手时，民主党却被拖入不可回避的困境之中：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胜出，都可能导致对手拥趸的集体”罢选”。待到11月4日，当黑人乔治或者工人约翰躲在家里看肥皂剧时，麦凯恩就可以准备刷新里根的老龄记录了。
　　
　　事实上，目前的僵局对一路顺风顺水的奥巴马而言，同样艰难。虽然在统计上胜算高达80%，但这位黑人政治新星毕竟仍未正式获得提名。这就意味着，他不但没资格集中精力迎战共和党对手，而且还成了党内外火力的最大聚焦点。对此，有人认为这有助于使奥巴马提前经历最严苛的考验，但当人们在大选期间回想起那个叫耶利米·怀特的牧师大放厥词时，对这个口口声声带来变革希望的年轻候选人的好感或将大打折扣。

　　一时间，除了希拉里退出之外，似乎没有关于初选更值得期待的新闻了，因为那将彻底打破目前的僵局。然而，人们却忽视了藏在希拉里坚持背后的悖论。正如在一次造势活动上，希拉里呼吁的那样，”我们将给5月初选的印第安纳一次机会”。换言之，如果希拉里此时退出，未来3个月中举行初选的8个州将哑然失声，近13%的美国人将被剥夺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便假定他们都倒向奥巴马，但结果的民主也会因程序缺位而失去理性的光泽。但是，如果希拉里继续艰难的白宫之路，她获胜的唯一希望只是在796位由选任官员、党内精英组成的”超级代表”中赢得更多垂青，而这又将把初选引向民主的另一个反面。

　　希拉里目前面对的困境，折射出作为选举的民意与政党的精英之间独有的迷茫。在关注选举实际结果之余，如此典型的民主悖论无疑是管窥美国政治精神的又一样本。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生生不息的民权之路，今天仍未走完。

　　1955年12月1日傍晚的蒙哥马里，42岁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像往常一样登上回家的公共汽车。这位疲惫的黑人女缝工习惯性地坐到有色人种标记的位置。但当汽车驶过三站之后，车厢里出现了没有位子的白人时，司机布雷克要求黑人让出座位，因为这是法律保护的惯例。面对其他三个黑人无奈的起身站立，罗莎却回答，“我认为我不应该站起来”。这样的态度，是因为罗莎认出这个布雷克正是12年前在她付过车费的情况下，仍戏弄地把自己扔在雨中扬长而去的那个司机，是因为4天前罗莎聆听两位民权领袖被暗杀真相的媒体会时心中的愤懑，更是因为像其他黑人同胞一样，在罗莎的生命中已经充满了太多的不平等。

　　自1862年林肯的《解放宣言》以及三条所谓“内战修正案”的出台，黑人的平等权利在宪法中得以确认。但在这位伟大人物的身后，内战虽然使南方废除了奴隶制，却并没有为黑人带来永久的平等。事实上，1877年以来，随着重建期间北方军队的撤离，南方各州政府再次回到了白人保守派的手中，于是在选举上的歧视和在众多社会生活中的隔离仍旧是南方长期延续的惯例甚至法律。

　　在罗莎出生的20世纪初，很多黑人逐步脱离南方的农业劳作，迁徙到北方的城市谋生。其中很多人走进了工厂，特别是两次大战期间的军工厂和新政期间的众多项目。而正是如此人口经济层次的变化，导致了黑人群体开始接受更为平等自由的政治主张，并出现了类似中产阶层对于政治权利的平等要求。于是，在全国特别是广大南部地区，掀起了众多要求平等权利的黑人运动。罗莎曾关注的那两位惨遭杀害的民权领袖，李（George W. Lee）和史密斯（Lamar Smith）就是这一运动的先行者。
　　依照当时阿拉巴马的法律，不让座位的罗莎被逮捕。对此，当地妇女和黑人社团忿忿不平，并着手采取反制行动。而在谋划与领导的过程中，刚刚获得哲学博士的年轻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脱颖而出，可贵的是他并不是在高谈阔论苏格拉底，而是试图谋求实现一种对美国而言全新的哲学，一种甘地式“非暴力不合作”的美国延伸。最终对于罗莎的声援，演变成为长达382天的罢车活动，并以最高法院宣布在交通工具上种族歧视非法而胜利落幕。

　　1957年，那位年轻的牧师凭借在蒙哥马利赢得的声望，建立了一个叫“基督教南部领袖会议”的组织，并自任主席，由此踏上了“要有多久实现，并不会太久”的民权之路。同年，非暴力的抗议方式，结出了另一个成果：国会通过了《1957年民权法案》，规定设立一个专门的民权委员会，协调种族问题，并要求司法部对违反“内战修正案”的限制黑人选举权的行为加以调查。该法案虽明显是折中的妥协，但却算得上过去100年来保护黑人权力立法的难得成功。而推动这一法案的，正是采用其独有的“约翰逊方式”牢牢握住参议院的那个得州自由派。

　　1963年8月28日，在25万美国黑人争取就业和自由的“华盛顿进军”活动集会时，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马丁·路德·金为全世界留下了一个伟大的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子女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度里。”

　　同年11月，肯尼迪遇刺。来自得州的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后，马上告诫国会，尽早通过《民权法案》才是对英年早逝者的最好悼念。次年7月2日，这部由肯尼迪提出的法案最终绕开了“费力百事拖”（filibuster）的纠缠被国会通过，并由约翰逊签字生效。在被称为“第二次重建”的《民权法案》中，任何场合的种族歧视行为都是非法的，并授权司法部在选举、教育等多个方面严格实施监督。然而，这样一部法律在南部的实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抗，各地的种族冲突频繁，甚至超越了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可以容忍的地步。而就要面对连选连任的约翰逊也开始担心南部的背叛，转而畏首畏尾起来。

　　1964年的诺奖对于金的认可，并没有平息黑人群体内部的挑战与质疑，以黑人领袖马尔科姆·埃克斯（Malcolm X）、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等为代表的主张暴力抗争的力量迅速抬头。如此混乱的局面很快导致了民权运动的分裂，甚至雄心勃勃的马尔科姆·埃克斯在1965年竟被黑人对手暗害。可以讲，《民权法案》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激化了种族矛盾，使之升级为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冲突。

　　面对更加糟糕的意外局势，马丁·路德·金依然坚持非暴力的温和方式，但历史却在最后讽刺了他。1968年3月，金组织了“贫民进军”民权活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在4月来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以支持1300个垃圾清运工的罢工行为。在入住每日29美元的假日旅馆招致媒体唏嘘后，搬入13美元的洛林汽车旅馆。4月4日晚饭前，马丁·路德·金靠在二楼房间外的铁栏杆上与楼下的同事说话。突然，一颗子弹射入他的脖子，在颚后爆炸，金应声倒地，再也没有起来。讽刺的是，在马丁·路德·金遇刺之后，卡迈克尔等人借机煽动黑人拿起枪来向白人实施暴力报复。据统计，为了这位一生非暴力活动家的死，全国至少发生了2600起纵火案，2万多人受伤。

　　5天之后，30万人参加了马丁·路德·金的葬礼，其中包括代表总统约翰逊的副总统汉弗瑞，和时任国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而后者将在2个月后遭遇同样的劫难，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1968年。

　　《民权法案》和马丁·路德·金之后，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党得到了黑人的支持，却把广大南部拱手让给共和党。1968年之后当选的88位黑人众议员中仅有2个是共和党人。

　　马丁·路德·金逝世7个月后，奇思霍姆（Shirley Chisholm）成为第一位选任黑人女性国会议员，并在1972年成为第一个竞选总统的黑人。

　　4年后，其助手之一的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当选国会众议员，后又成为一个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黑人，以及亚特兰大市市长。

　　16年后，其助手之一的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第一次参选总统。

　　22年后，怀尔德（L. Douglas Wilder）成为第一个黑人当选州长，主政弗吉尼亚4年。

　　24年后，布朗（Carol Moseley Braun）当选第一个黑人女性国会参议员。

　　32年后，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成为第一位黑人国务卿。

　　40年后，美国50个州中历史上第一次同时有两位黑人州长在任，而在国会众议院中包括41位黑人议员，占全部众议员的9%，已经迫近总人口中12.3%的黑人比重。

　　更为关键的是，马丁·路德·金逝世40年后，一位黑人政治新星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靠近白宫。一个40年的梦想或许将在巴拉克·奥巴马身上成为现实。但种种迹象表明，作为奥巴马宗教导师的怀特，并不是如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温和派，而像同马尔科姆·埃克斯如影随形。同40年前一样，经济的危机、战争的泥潭、纷乱的社会、仍若隐若现的种族极端言论，涉政未深的奥巴马会在这生生不息的民权路上走多远呢？

3月4日又一个超级星期二，当年迈的麦凯恩尽情拥抱迟来8年的胜利时，民主党人们还不得不忍受遥遥无期的拉锯战。未来数周十场初选的民意对于前者将近乎废纸，而后者却视其为最终的判决。甚至，如果奥巴马和希拉里在比例代表原则下，继续保持难以压倒对方的交替上升，揭开最后悬念的很可能是796位党内精英的好恶。若如此，这就是美国总统初选制度36年来面对的最大尴尬。

两百年前，作为国父，华盛顿的不恋栈成就了其千古不朽的英名，但他本人却从未得到任何提名，而是直接被各州制宪者们推举出来的。在没有党争的情况下，宪法也对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只字未提。

当华公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杰斐逊爆发激烈政见冲突时，美国政治史被戏剧性地改写了。随后分裂成”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的政治精英们，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问题上已很难达成任何一致，进而由两党国会议员分别组成的提名核心小组应运而生。这种熟悉政治风向的核心小组确实高效地遴选出合适的人选，但其毕竟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

19世纪初，美国自由主义工业资本的崛起打破了两党政治的平衡。1800年之后的6次选举把3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共和党人送入白宫。在这段”弗吉尼亚王朝”中，联邦党的竞争毫无威胁，获得民主共和党党内的认可就意味着当选。这样，国会核心小组逐步演变为有实际选举权力的机构，实质上允许了少数人来直接指定总统人选。

1824年，田纳西的民主共和党人安德鲁•杰克逊获得多数选民票却因没有得到核心小组支持而不能当选。随后，杰克逊另外组建了”民主党”，并以各州代表组成的”全国政党代表大会”的新机制来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1828年，由全国大会推举出的杰克逊顺利当选。此后，无论是”民主党”、”辉格党”还是”共和党”都将该方式沿用至今。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进入了”镀金时代”，政坛上到处充斥着”权钱交易”与”政治分赃”。 由于与会代表需要通过政党组织的间接选举，有垄断资本撑腰的”政党老板”完全操纵了政党代表大会和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面对如此”政治之耻”， 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知识界撕开了改良性质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序幕。1903年，在密西西比和佛罗里达部分尝试由普通选民直接提名的初选制后，威斯康星全面推行初选制。这标志着威斯康星成为全美第一个在总统提名程序中采用初选制的联邦州。时任威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与同时代的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以及路易斯•D•布兰代斯一起有效地推动了初选制的普及。根据统计，直到1916年，在州内采用初选制的州达到了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州通过了在州内官员选任中建立初选制的立法。但在总统提名过程中的初选则相对滞后，长期只有少数州通过了相关法律。

不幸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进步主义运动带来的初选制仅仅在某些州得以保留，并没有被全国接受。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场改良运动并没有剪断垄断资本支持的政党老板们对竞选资源的绝对控制。在获得提名未必要赢得初选的情况下，只有三种候选人情愿接受选民的直接考验：1960年的肯尼迪是要通过初选证明自己的年轻并不是问题；1968年的尼克松是想告诉选民他能从1960年的失败中走出来；而1968年的麦卡锡是要冲破政党老板的控制。

1968年在整个动荡的六七十年代中特别刺眼。这一年里，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而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更是充满了反战游行和暴力冲突。这次大会上，没敢露面的约翰逊执拗地坚持了对其副总统汉弗瑞的提名，即便后者并不曾参与任何一场初选。

很多人都将民主党在1968年的败选归咎于越战，但当时民主党内左派势力却认定政党老板控制提名才是最为致命的制度无能，各州党组织也希望能够保证未来选举中本党的普通选民参与权力。

面对濒临崩溃的政党忠诚与近乎瓦解的政党团结，1971年旨在保证提名有竞争力候选人的”政党结构与代表选举委员会”浮出水面。被人们以两位主席的姓氏简称的”麦考文—佛雷瑟委员会”（McGovern-Fraser）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的建议，取消有官员充当的”超级代表”，实行比例代表方式分配代表，增加女性、青年或者少数裔代表比例，而他们达成的最大成果就是1972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

1972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两党以初选方式产生的代表越过了全会代表50%的门槛，标志着初选制度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主导地位最终确立，从此任何候选人必须赢得初选才能获得提名。作为推行提名制度改革的委员会主席之一的民主党左翼参议员乔治•麦考文也自得其益：他在初选中爆发出惊人的竞选能力，一举击败了被党内高层精英广泛支持的马斯基。

初选制度最终被广泛接受，是与选举政治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经济危机之后的垄断资本被不断分割，形成更为多元的政治介入。寡头的政党老板风光不再的同时，选举的主角从政党机器转向候选人。同时，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电视等现代媒体的普及，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了解更为直观，降低了获得信息的成本，大大提升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可能性。

在保守主义思潮占上风的七十年代里，相对开放的初选并没有为民主党人带来明显的制度优势。72年的麦考文过于左派，难以被中间选民接受，而76年的卡特则又太草根，不能融入华府政治圈，很快陷入内政外交矛盾重重的府会困境。于是，在民主党内部，一股反改革的潮流开始上扬，其怀疑普通选民政治判断能力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亨特委员会主导的调整之中。为了及时纠正普通选民”热情冲动且没有远见”的偏好，民主党人在1984年的初选中召回了超级代表制度。同年，共和党一定程度上地跟进。

2008年美国总统的两党党内初选，是采取初选制度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任正副总统染指的一次，是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次总统初选。但面对选民在奥巴马和希拉里之间的左右为难，经过比例代表的程序转化为两者持续的党内角力。如此拉锯式的角力如果延续下去，超级代表可能绕开民意做出致命决断。讽刺的是，民主党主导初选改革才前后形成的比例代表分配方式和超级代表制度，最终走向反面，在2008年后可能成为再次改革的众矢之的。

3月13日，在结发21年妻子希尔达的陪同下，民主党人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召开了三天来第二次记者会。面对《纽约时报》曝光其召妓的丑闻，年轻的州长黯然宣布辞职。在以69%高支持率当选的14个月后，斯皮策的政治生涯就此意外终结。3月17日，现任副州长戴维•佩特森按照州法继任空缺。作为纽约州第一位黑人州长、全美第一位盲人州长，佩特森的掌政似乎再次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平等与包容，但同时又充满了众多无奈的必然。

通过媒体乐此不疲地对斯皮策风流韵事的挖掘，人们已经知道这位48岁的州长在那个叫”皇帝俱乐部”的国际卖淫组织中编号为“9号顾客”。而具有长达10年嫖妓历史的斯皮策，最近几个月内已挥霍掉8万美元，甚至还曾借公差机会南下千里到佛州偷欢。讽刺的是，这10年却恰恰是斯皮策在纽约州检察长和州长任上，高喊维护公共权益，大刀阔斧地惩治金融操弄、打击色情犯罪的政绩黄金期。人们很难相信，这么个白衣飘飘的“清廉先生”，却在一夜间劣迹斑斑，沦落为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在众多相关报道中，一个早年的细节或可成为解码斯皮策复杂心路的关键。据报道，斯皮策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父亲伯纳德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家长，一直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在玩大富翁游戏时，小斯皮策被父亲弄哭，而父亲却告诉他：永远不要服从权威。此后，也正是因为其父的财力，斯皮策才有机会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法学院，为其日后进入政界铺平道路。

如此可见，成长期的斯皮策始终处于家庭中父权权威严苛的压制之下，其未来发展的路线早就由权威的父亲算计好了。年幼的斯皮策一面尊重、甚至害怕权威，一面却又竭力实现权威的目标，甚至要最终成为父亲那样的权威。在如此充斥着扭曲和压迫的人格形成的同时，斯皮策的确以其自身的天赋与勤奋一步步站上了整个社会的管理层，最终成为掌握权威的社会精英。而就在这一刻，已经再也没有权威压抑的他，开始难以克制地寻求反权威行为为其带来的刺激与快感。于是，这便塑造出一个雷厉风行、嫉恶如仇而又轻率放纵、沆瀣一气的伪君子。

当然，成长中的人格扭曲是斯皮策沦落的重要内因，而在政治层面上的制约不利也是值得思索的外因。不可否认，欧洲先贤们的分权制衡在年轻的美国获得了最为具体而充分的实践。然而，对于所谓”三权”如何制约，即便是先贤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洛克从”主权在民”的观点出发，坚持立法权的主导；而孟德斯鸠则认为需要用更加强大的行政权来遏制”立法专制”。出于对政府作为必要灾祸的恐惧，美国的制宪者赋予了立法权事实上更强力的地位，这也正是伍德罗•威尔逊名著《国会政体》中描述的故事。然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的不期而至，代议决策只会带来无休止的利益纠缠，而唯有行政权才能符合高效快速反应、决策的要求。这样，在位12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为美国真正开启了行政权主导的时代。即便在随后的70年代，被迫辞职的尼克逊降低了总统在民众中的威信，但立法权的复兴并没有本质上逆转行政权的地位。而9.11之后，反恐事务等危机的再次浮现，也明显为小布什带来了绝对的权力。

今天，作为州长行使行政权的斯皮策，在众多政府行为中，就恰恰缺失了有效的政治制约。据报道，斯皮策对于华尔街众多金融机构的调查中，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此暴风骤雨的彻查，得到了大众与社会舆论的认同，这在极大地助长了斯皮策对权力的控制欲。当这位“华尔街十字骑士”发现自己完全可以把公共权力操弄于鼓掌之间时，其被权威扭曲的人格就驱使斯皮策走向了另一面。最终扳倒斯皮策的却是被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另一种制约的媒体，天然地具有滞后性。换言之，当媒体发现、曝光问题时，问题者或将没有太多修正的余地了。

曾享有相当高道德认同度的斯皮策，甚至一度被视为是2012年大选民主党的希望。而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格，在执掌绝对主导的行政权力时，却在“事实上、法律上、道德上、伦理上”都犯了错。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斯皮策的悲哀，更是美国政治的无奈。从此，美国政坛多了个伪君子，美国人民少了个好公仆。

　　3月5日，年迈的麦凯恩被邀入白宫，聆听 8年前老对手的溢美，而民主党人们还要接着忍受似乎无休止的拉锯战。原本被视为大结局的 3月 4日“超级星期二”没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作为大票仓的得、俄两州对于希拉里阵营的支撑虽然微弱，但却足以令这位前第一夫人抓住一个留在游戏中的最后理由。4天之后，采取党团会议（caucus）方式初选的怀俄明再次站回奥巴马一边。事实上，怀俄明是 2008年美国总统民主党初选中第 14个党团会议初选，而目前奥巴马已轻松拿下了其中的 13个。

　　与 1972年才正式在总统层次确定主导地位的投票初选（primary）相比，党团会议作为一种提名方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世纪上半叶。1828年，当第一位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入住白宫时，基层党团会议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实施。具体讲，党团会议方式需要选民聚集在某个固定地点（比如目前最为常见的是中学校舍或体育馆），公开申明不同的候选人偏好，进而经过多轮次的协调合纵，最终达成妥协一致的意见。可见，不同于“一投了之”的投票初选那样更为私人而高效的现代方式，党团会议虽然增加普通选民参与的民主成本，但却处处闪烁着协商民主的淳朴光泽。目前，全美只有少部分州仍然执拗地保留了党团会议方式，成为美国政治中众多例外主义的又一个案。

　　即便如此，党团会议方式的残存，并没有损害主流观点对于投票初选决定提名结果的充分信心。然而，当奥巴马领先于希拉里致命的百位代表，并在统计上几近赢得提名时，人们发现这位黑人参议员在大多数党团会议中一贯的出色表现，才是其获胜的秘密武器。

　　根据 CNN的估算，怀俄明之后，不计入超级代表，奥巴马和希拉里所掌握的代表数分别为 1328比 1190，而 14场党团会议给两位候选人带来的代表数是 355比 193。换言之，如不计如党团会议，两者的代表数则为几乎平手的 973比 997。不难看出，希拉里目前难以逾越奥巴马的百位代表的差距，事实上源于在党团会议中的损益得失。

　　年轻而充满希望的奥巴马在党团会议上的巨大斩获，客观上具有必然性。作为奥巴马固定的支持者，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者、黑人等群体往往对一位年轻、发誓变革且非洲裔血统总统的诞生满怀政治热情，并且愿意花上半天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因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自己表达的效用和感受，而不是成本。而对于希拉里的基本盘而言，帐却是另一种算法。很难想象，一对 65岁的老夫妇能够忍受在周围七嘴八舌的篮球场里待上几个小时的煎熬，况且他们已经看烦了近 10场类似的政治秀，多一场闹剧也不关他们如何。或者，蓝领工人也不会情愿因为要去完成政治表达，而不得不多付给临时保姆额外报酬，或者浪费一个在家里懒洋洋看电视的周末下午。这样一来，党团会议天然的参与成本门槛，造就了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客观分疏。

　　如果客观的障碍难以被希拉里主观改变的话，竞选战略的摆布则再次印证了奥巴马的明智。事实上，仍然采取党团会议的州多集中在西部山区腹地以及广大南部地区，像怀俄明、爱达荷、堪萨斯等等，而且小州居多（得州民主党初选仅有 1/3采取党团会议方式）。从美国选举政治版图上看，这些地区大都是民主党人在大选中并不觊觎的共和党传统势力范围。基于如此考虑，自视颇有经验的前第一夫人一开始就把竞选重点明确锁定在大票仓州、民主党传统州以及摇摆州上。而初出茅庐的奥巴马则创造地选择了不同的策略：尽量与对手在大州紧紧咬住的同时，竭力在这些党团会议的小州上拉开最大可能的差距。而在民主党比例制分配代表的原则下，大州中微弱的优势并未成就希拉里，而那些小州中差距的积少成多，却为奥巴马积累下关键的代表数领先。在目前 2008年民主党初选中，两位候选人最大的差距就出现在采取党团会议的爱达荷州。在这个“宝石州”里，奥巴马以 79%战胜了希拉里的 17%。

　　与党团会议对奥巴马情有独钟相似，共和党党团会议也曾一度特别青睐已经退选的罗姆尼。这位马萨诸塞州前州长曾先后 12场党团会议中 8场取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借助巨大财力在各州建立的众多基层助选组织密切相关的。但不同于民主党初选比例分配的是，共和党采取的“胜者全得”帮助了拿下加州、得州等大票仓的麦凯恩压过罗姆尼的小州，得以最终加冕。

　　党团会议的连胜，奠定了奥巴马在初选中的关键优势，但协商民主中妥协的色彩也使这位政治新星需要掂量 11月 4日走入帘幕里的选民会如何做出没有群体压力的选择。同样，对于 72岁的资深老将而言，在初选中因温和的立场而失去传统共和党州的认同，或许也会成为大选阶段的某个梦魇。

　　“拉乌尔·华伦伯格高中”，如此奇怪的校名，或许只有李玟的歌迷才记得这是她的母校。而对于熟悉二战历史掌故的读者而言，会马上联想起那个外交官辛德勒式的生平。事实上，华伦伯格对于旧金山的影响，远不仅限于一所中学，在几个街区之隔的国会第 12选区，人们刚刚送别一位老人。在他 27年的立法生涯背后，总能找到那个瑞典人与那个时代的烙印。

　　托马斯·彼得·兰托斯，1928年 2月 1日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刚刚饱受一战蹂躏的欧洲，只留给小兰托斯 16年的平静生活。1944年，布达佩斯陷落。与其他同胞不同，住在首都的犹太青年们只被德国人送到周边的强制劳动营，而非远在波兰的奥斯维辛。虽然由此躲过了“死亡工厂”，兰托斯还是试图逃离被奴役的命运，幸好第二次尝试就让他成功了。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无助的兰托斯很快成了华伦伯格救助过的 15000个犹太人中的一个。

　　经过一年的折磨，布达佩斯迎来了红军的解救。同年，失去家人的兰托斯在四处打听之后，终于联系上了儿时的玩伴，一个叫安妮塔·蒂勒曼的女孩。1947年，在大学里苦读一年的兰托斯抓住机会，第一次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三年后，已经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候选人的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里谋到一个教职。他决定在城市南部住下来，并和安妮塔完婚。此后 30年里，亲历大屠杀的经济学教授并不安于讲台，他经常在电视媒体上对于国际事务评头论足。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兰托斯也尝试出任大公司和国会议员们的顾问。这一切试水导致着一个必要的选择：参选国会议员。1980年，52岁的兰托斯以 5700张选票的微弱优势险胜。或许兰托斯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他一生 14次参选中最险的一次。

　　同众多自由派的民主党人一样，兰托斯的立法生涯也在健全社保、枪支管制、环境保护、堕胎合法等议题上可圈可点，但他最为关注的还是曾经被纳粹夺去的人权。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国会众议院建立了关注全球人权发展的“人权连线”，这也兰托斯“人权外交”政策取向的最好阐释。

　　无论是巴以问题、达尔富尔还是伊拉克战争，兰托斯在众多国际问题中的话语都基于同样的风格：他的敌人是强权的当政者，他要帮助的是被夺去人权的人民，他梦想自己成为全世界的华伦伯格（瑞典外交官 Raoul Gustav Wallenberg，从纳粹手中拯救了十多万犹太人）。然而，他完成这种“拯救”的途径却不是简单地把那些人民藏在自己安排的房间里。正如在 2002年伊战前夕，他劝慰一位以色列议员的那样，“别担心，萨达姆不会再成为你们的问题了。我们会除掉这个杂种，”这就是这位“人权斗士”自认为正义的方式。

　　面对选区内全美第五的亚裔人口比重（28.7%），人权议题取向的兰托斯必须回归戴维·梅休（David Mayhew）式的选区相关。虽然对共产主义心怀敌意，他仍然会保持与中国领导者的经常接触。而在日本慰安妇问题上，他积极的表态或许也是兼顾人权考虑和选区呼声的顺水推舟。

　　虽然习惯性支持了伊战的发动，在民主党治下的第 110届国会中，兰托斯还是在质疑声中出任外委会主席。然而，这位年仅 80岁的老人迎来政治生涯颠峰不到一年，就因为食道癌的折磨黯然退场。

　　2008年 2月 11日，兰托斯突然去世。就在 1个月前，他曾深情地感慨，“只有在美国，一位穷困潦倒的大屠杀幸存者，一位反纳粹的地下战士，才可以接受教育，建立家庭，并拥有作为国会议员服务 30年的荣幸……我无法表达对这个伟大国家的深深感激。”现在，兰托斯终于能与那位影响一生的恩人和他的偶像重逢。

　　2009年1月小布什卸任之后，将面临着众人对自己作为新世纪开门总统的”盖棺定论”。

　　这恐怕也是他最最担心的事情，于是在最后的白宫岁月里他正在努力留下更多。2000年的重新计票的司法之争，让这位政治经验极为有限的”干部子弟”一开始就被不信任的嘲讽笼罩。

　　甚至按照迈克·摩尔在《华氏 9.11》里的算法，小布什的头 8个月让人们惊讶的发现，总统似乎正考虑把白宫搬到得州。但 9.11改变了一切，美国人民再次团结在一个战时总统身边，慢热的小布什才好进入角色。如此，有人评论，小布什或许可能是美国世上最糟糕的总统，或许不是；但他肯定是在任期间成长最快的。然而，需要补充的是，正是 2006年的中期选举让小布什作为总统的成长显得完整了许多。

　　事实上，民主党议员们虽然在 1994年被金里奇共和党人暗算而失去国会两院的多数权。但其后的至少 8年中，民主党在国会两院中的席位一直在微弱爬升。即便是在克林顿面对弹劾的时期，民主党在参议院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还在众议院争回了 5个席位。可以设想如果没有 9.11，民主党在 2006年中期选举的胜出将肯定早来几年。而 2000年总统选举中，戈尔在选民票上的胜利，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佐证民主党在政治版图中的崛起。

　　9.11所带来的改变被 9.11给小布什带来的任务——伊拉克战争——改变了，民主党再次获得了开启新时代的钥匙，而小布什也补上了作为总统最艰难也最难得的一课：如何做好跛脚鸭。

　　整个第 110届国会的硝烟被佩罗西们的”100小时立法”扬起，随后是反反复复的撤军议题，再加上时不我待的”挑灯夜辩”，作为国会多数党的民主党和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形成了明显的府会”强分立”格局，府会间展开着激烈的党争。自 2007年第 110届国会开幕以来，如此紧张关系已经迫使否决记录少得可怜的小布什频频动用杀手锏。

　　与小布什此前 6年仅在干细胞研究相关法案采取一次否决相比，在第 110届国会第一个会期的 2007年中，他共动用七次否决权（包括一次搁置否决），并遭到国会推翻否决一次。

　　同时，小布什否决的法案不但包括佩罗西、里德们主打的从伊拉克撤军等相关内容，还包括医疗、劳工、教育、能源、资源等重要国内事务问题。可见，府会党争的战场是全方位的。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党控制了两院，却并没有最终绝对主导议题。

　　在任何一项有效力的法案都必须在两院通过的前提下，民主党可以轻松凭借 233比 212的绝对优势在众议院过关，但面对共和党占有 49席的参议院则往往束手无策。目前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微弱的优势，甚至这种多数需要两位独立人士的结盟才能超越共和党副总统切尼打破僵局时的一票。同时，一项参议院关于终止冗长发言和辩论的规则，成为共和党人的致命利器：终止必须经过表决，门槛是 60票支持。这样，共和党虽然在最终对于法案表决时或许未必占优，但却能干脆不让自己不喜欢的法案进入表决。如此一劳永逸，成为民主党国会多数优势得以施行的最大制度瓶颈。

　　在第 110届国会如此别扭着熬过的一年里，民主党推动的主要议题里只有最低工资、官员道德、清洁能源等方面得以实现，而更多曾经踌躇满志的想法，被府会间的撕扯终结。根据民调显示，伊战泥潭把小布什的支持率拉下水的同时，国会的支持度也在跟着下跌。

　　虽然 2006年中期选举之后，由于民众对于民主党新国会的期待抬升了民意态度，但在 2007年第 110届国会开幕后再次明显下滑。

　　如此惨状，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民众对于府会紧张导致的立法与行政的低效率感到厌恶和失望。

　　当然，虽然作为整个的民主党多数国会，在民意上和小布什”一起沉沦”着，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很多民主党在任议员将在 2008年国会选举中面临困境。事实上，这正是所谓”费诺悖论”在发挥作用。30年前，国会学者费诺就发现，人们在评价国会或者自己选区议员时，会不自觉地采取两种指标体系；而府会冲突下的低效率，丝毫不会有损选民对自己议员魅力和能力的青睐。

　　第 110届国会在第二年里整体上将延续 2007年的别扭局面。虽然参众两院都有议员因为常人”生老病死”而变动，但毕竟不会改变 2006年中期选举形成的大格局。而 2008年国会选举，将成为民主党巩固甚至扩大优势的关键一役。如果民主党议员们真能象目前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预计的那样，在参众两院中优势明显增加，特别是在参议院中迫近甚至超越 60票的门槛，那 2006年中期选举将在未来被政治学者视为又一个开启时代的关键性选举。当然，彻底变革别别扭扭的府会关系，还要期待希拉里或者奥巴马的问鼎。

　　这种看似有些偏执的立法，并不能异想天开地找到太多文化根源。事实上，在美国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联邦、州或者地方层次上都并不过多关注堕胎之类的司法问题。因为当时的美国法律传承着英语国家普通法（common law）的影响，延续了在法律和道德上不承认在胎儿具有”胎动”（quickening）之前所谓的”宪法人”地位。

　　对于传统的遵循一直保持到了 19世纪 20年。1821年，康涅狄格州首先立法，把胎动后的堕胎视为违法。8个月之后，纽约州走得更远：认定胎动之前的堕胎行为为重罪，并进一步推定胎动前的堕胎同样属于轻罪。此后， 1830年至 1849年短短不到 20年间，当时美国的 30个联邦州的 16个都相继禁止堕胎。

　　这场立法运动最终在 19世纪 60年代快速蔓延为主流思潮。探究早期各州立法限制堕胎的动机，并非如人们后来习惯性认为的道德伦理甚至宗教情绪问题，而是极其现实的对于堕胎手术本身在医学技术上可能出现危险的担忧以及对于堕胎本身对妇女身心健康危害的忧虑。而当时主导这一思潮的力量，事实上也并不是宗教界，而是医学界。医学界这样做的目的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般而言，主流的观点除了认为他们担心手术安全问题之外，还有认为医学界要防止不断增长的游医的恶性竞争，或者是为了规范行业，以维护自身利益。直到 1900年，堕胎几乎在每一个州里都被视为违法行为。当然有些州虽然追随了潮流，但仍然保留了相对温和的条件：比如在妊娠危及孕妇生命安全等情况，可以考虑实施”治疗性堕胎”等。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也加入到了在各地推动限制堕胎立法的利益群体中间，包括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或者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当然她们的观点和现在她们的后辈正好相反：出于对于妇女身心健康与发展的考虑，赞成限制堕胎，主张以节育取而代之，治标治本。

　　根据某些统计数字，在 1840年到 1870年也就是限制堕胎的思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全面禁止堕胎的法律并没有导致堕胎现象的减少，甚至当时美国平均每降生 5至 6个婴儿中就有 1个死于堕胎。当时的非法堕胎仍然迅速增长，如果需要这种违法的服务，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得到，如此的行为扭曲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上个世纪 60、70年代的美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荡之中，嬉皮士、反战、民权运动、性解放标记着当时文化的叛逆。1971年，在堕胎违法的情况下，当年的美国堕胎案例与 1970年相比激增了 149%。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年轻人的无畏尝试却带来了无法承担的后果。要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妇女，或许还可以到个别自由州甚至是国外顺利解决问题，而穷人则不会那么幸运，她们只能求助于那些条件和技术都十分浅陋的地下诊所，手术失败常常危及生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把禁止堕胎的法律推向了损害平等人权的另一面，众多女权组织极力活动游说，希望堕胎解禁。

　　解禁运动虽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1966年到 1972年里相继有 18个州修改了其限制堕胎的立法，在但争取堕胎合法的利益群体并不满足于在少数州内取得的初步胜利，他们不断觊觎时机，谋求在全国范围内堕胎的放宽限制甚至合法化。在几次尝试失败之后，他们惊喜地听到了需要帮助的诺玛·麦考维的敲门声。

　　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 1970年 3月 3日，在支持堕胎合法的组织支持下，化名”简·罗伊”（Jane Roe）的麦考维谎称自己被恶人侵犯导致受孕，并将执行得州禁止堕胎法律的达拉斯县检察长亨利·韦德（Henry Wade）告上法庭。庭审期间，这个案件引起各届的广泛关注，最终引爆了美国社会中”生命权”（pro-life）和”选择权”（pro-choice）的全面论争。

　　6月 17日，得州联邦法院做出了支持麦科维的判决，但是拒绝了制止得州继续执行禁止堕胎的法律。虽然麦科维在这期间已经无奈生下了不想要的女儿，但作为控辩双方的支持堕胎合法的社会组织和得州政府，对此判决都不满意，并最终把这一将改变美国社会生活的案件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1971年 12月 13日，该案开始第一次庭审，举国瞩目。控辨双方针对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一是妇女的选择权与胎儿的生命权，韦德一方认为胎儿是有生命的，根据宪法是需要平等保护的。而罗伊一方的辩护女律师韦丁顿（Sarah Weddington）则反驳说，宪法只保护人出生之后的权利，限制堕胎事实上正恰恰侵犯了宪法赋予妇女的权利。这位 26岁的年轻女律师还指出，堕胎与否事实上是妇女自身的个人决定，属于隐私范畴，是宪法规定予以保护的隐私部分。

　　在水火不容的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出于新老更替中。虽然总统尼克松提名的刘易斯·小鲍威尔（Lewis Powell, Jr.）和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已经通过了国会的批准，但毕竟没有宣誓就任。所以时任首席大法官华伦·伯格（Warren Burger）委托曾经为一家著名大医院做法律顾问的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起草判决书。一则等待两位新任大法官，二则这件将颠覆美国社会道德规则的案件需要慎而又慎。

　　1972年 10月 11日，时隔近 10个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庭审。韦丁顿在这次庭审中的辩护引发了大法官们心理天平的微妙变化，她指出：虽然堕胎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了保护宪法赋予妇女的基本权利，请让她们自由决定这样一件隐私的事情。

　　1973年 1月 2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 7比 2做出判决，支持罗伊一方，判决得州立即废止禁止堕胎的法律。2张反对票来自怀特（Byron White）和后来成为首席大法官的伦奎斯特。判决书基本采用了布莱克门先前数月研究思考后完成的初稿，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项判决的理由。其一，法律应该保护正在承受肉体和精神折磨而又不愿意生育的妇女，而不是法律地位不清的胎儿。”从一切情形看，联邦宪法所指的’人’都是特指出生后的人”。其二，自由堕胎权是个人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法院应该对于妊娠期的不同阶段区别对待。最初三个月，胎儿没有成形，堕胎一般不会对于妇女造成危害，可以允许妇女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中间三个月期间州政府可以加以一些管理，但仅限于规范堕胎程序安全，以切实保护孕妇身体安全健康，堕胎的决定应由孕妇与医生协商做出；最后三个月，由于胎儿基本发育成熟，此时堕胎对于孕妇风险很大，州政府的禁止堕胎”才有了逻辑学和生物学上的合理性”。据此，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不加区别一律禁止堕胎的得州败诉，并立即修正该法律。

　　这一判决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得克萨斯州，而是全美除了先前通过堕胎合法化的纽约州之外的 49个州。随后不久，美国各州都严格按照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修正了一切禁止或者限制堕胎的法律。有调查称，此后数年内，美国每 4个适龄妇女中就有一个曾经堕胎。

　　政治化的标签”罗伊诉韦德”的判决已经距今整整 35年，可以讲进入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案中的罗伊和韦德都早已成为了站在不同阵营了符号。他们卷入这个案件，事实上是为全国妇女所进行的。这一判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开明派和女权主义者欢欣鼓舞，支持高院判决的同时，保守派开始忿忿不平。

　　然而，这样一个颠覆性的判决不但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美国社会中持不同看法的两派的对峙：支持生命权与支持选择权的斗争。前者一般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保守派，后者则是女权主义者与在道德伦理宗教问题上持开明观点者的大联合。

　　美国统治地位的两党也在这场纷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这个社会议题争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共和党支持生命权，民主党选择了选择权，此次作为一件司法经典的”罗伊诉韦德”被政治化了。

　　70年代之后的美国政党政治已经逐步摆脱了”南方民主党”的纷扰，回归到理想的两党政治环境中。民主共和两党逐步在地域、性别、族裔、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选民人口统计学结构上都划分好了自己的安全范围。巧合的是，在不同层次的两党分野恰好与在堕胎态度上的对立相互重合：比如，南北的保守与自由之争，就生动地体现在堕胎议题上；而女性、少数裔、高教育水平等都同时既是当时民主党的关键词，又与堕胎自由的态度相互关联。

　　与此同时，堕胎作为一个生活的世俗议题，与宏观的内政外交相比，留给选民更多了解、参与并发表意见的空间。政党政治也很容易通过这个离选民很近的话题实现对于自己支持者的直接动员。

　　换言之，堕胎成为了一个两党政治分野旗帜鲜明的操作化标签。

　　70年来以来，在共和党更为长期控制白宫的情况下，最高法院法官的更替呈现出明显的保守取向。截至到目前所谓”罗伯茨法庭”（Roberts’ Court），经历过”罗伊诉韦德”的大法官只剩下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一人。在保守主义的主导下，最高法院的手臂不断扩张，不断修正”沃伦法庭”和”伯格法庭”带有自由倾向的判例，”罗伊诉韦德”也成为最为重要的扳倒对象。

　　在最高法院转向的大背景下，先后通过了多个令反对堕胎分子满意的判例。1989年的”韦伯斯特诉生殖健康诊所”（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明确支持了密苏里州禁止公立医院由公共雇员进行堕胎的州立法；而 1992年的”生育计划组诉凯西”（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虽然维持了”罗伊诉韦德”的基本思想，但却允许各州政府在无给妇女带来”不必要负担”的情况下管理堕胎事宜，并支持宾夕法尼亚州关于未成年人堕胎必须经父母允许的州立法。目前，美国大多数州都要求申请堕胎者接受强制性的辅导，以保证孕妇对于堕胎的信息了解全面；同时，很多州强迫申请堕胎者等到至少 24小时，以保证孕妇本人深思熟虑。

　　任何决定得以实施或者维持，都离不开财政的供给。司法判例也不例外，而这也成为保守的共和党人限制堕胎的有效手段之一。除了一些州长和州议员采取一系列试图变通”罗伊诉韦德”的财政措施外，掌握”钱袋权”的国会也成为堕胎与否的党争前线。以财政遏制堕胎的始作俑者就是去年底刚刚谢世的共和党资深国会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其在第 98届国会上提出的修正案明确禁止联邦资金用于或者资助堕胎手术，这就意味着很多公立医院不能实施堕胎，妇女不得不再次走进私人诊所。继”海德修正案”之后，国会经常在审议预算、拨款等事宜中加入对于堕胎问题的争论，堕胎议题从高尚的道德论战沦为犀利的党争工具。

　　”罗伊诉韦德”35年来的每场选举中，堕胎都是两党候选人不可回避的议题，甚至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共和党候选人会支持”选择”，或者民主党人爱上”生命”。这恐怕也是目前拥有巨大竞选财力和能力的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并没有得到共和党保守分子看好的原因，很多人还依稀记得这个摩门教徒在 1994年与爱德华·肯尼迪竞争联邦参议员时，曾经公开支持堕胎。

　　偶然的历史有时蕴含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看似无关的事情，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左右你的生活。1973年”罗伊诉韦德”宣判时，还在耶鲁法学院的希拉里还需要一年时间的考虑才会嫁给比尔，深陷越战泥潭的麦凯恩正在天天谋划着越狱，而奥巴马仍在夏威夷外公外婆的呵护下乖乖地念中学。那时的他们或许最多只注意到 1月 22日林登·约翰逊因心梗的去世，而不是同一天的这个判决。但今天，他们必须借助这一判例来表现自己的政治忠诚，以实现对属于自己党派选票的最大化动员。

　　罗伊，或者麦考维，也并没有沉没在美国公众的视野中。她再没有做成称职的母亲：注定影响她一生的女儿一生下来就送了人。她再没有做成称职的妻子：整个 70年代到 90年代，她一直和一个叫康妮的同性伴侣一起走过。她甚至没有做成称职的”选择”派：1995年罗伊突然宣布她将为反对堕胎而战。

　　2008年 1月 22日，”罗伊诉韦德”35周年纪念日当天，罗伊告诉人们，她将支持共和党党内候选人罗恩·（Ron Paul）保罗。

　　后者曾告诉媒体，他认为”罗伊诉韦德”是”完全错误”的，罗伊则回应，”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正像上周在内华达基层会议后广泛的媒体预期那样，奥巴马轻松拿下了这个非洲裔占 29.5%的南部州。南卡是民主共和两党初选的第一个南部州，被视为候选人能够获得关键的南部选票的试金石。1月 22日，麦凯恩在南卡的胜利最大限度地扭转了其新罕布什尔中间温和派宠儿的固有形象，把这位年近 72岁的越战老兵再次推到了共和党的最前线。1月 25日和 26日，佛罗里达州拉美裔联邦参议员梅尔·马丁内斯（Mel Martinez）和佛州具有超强支持率的现任州长查理·克里斯特（Charlie Crist）相继为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政治老人背书。有如此强大的支持，可以想见朱利安尼的佛州防线将很可能遭遇麦凯恩而完全击溃，22%比 18%的民调可以成为最好的佐证。当然，麦凯恩目前需要担心的是募到比自己多一倍竞选经费的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

　　与对手的情况相似，南卡之后的民主党初选仍然可以将悬念继续保鲜。但与 4人对决不同，民主党只留下了希拉里和奥巴马，对于爱德华兹而言，最大的悬念就剩他何时退选了。与艾奥瓦一样，似乎奥巴马在关键性的选战中都可以表现的不错。但事实上，他在南卡的结果，远远不能与麦凯恩的关键胜利相比。根据出口民调显示，这个非洲裔比重全美第三的州，非洲裔选民的 78%支持了奥巴马，而希拉里在这个群体中只拿到 19%。

　　面对如此悬殊的数字，奥巴马庆祝胜利时也不忘辩解，”这不是白人与黑人比拼，而是过去与未来的较量。”但出口民调还显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关心议题等以往更加显著的变量都不再发挥作用。甚至在参加的女性选民高达 61%的情况下，希拉里也没占到半边天的任何好处。究其原因，同演黝黑的皮肤使人们忽视太多东西，集体演出了奥巴马的胜利。

　　最近如沐春风的前第一夫人已经预料到了这场对决对自己不利。在过去的几天里，她将视野更多放在 2月 5日超级星期二的 22个州里，那将回报给她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取而代之，被戏称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克林顿坚守在南卡，迎战有希望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奥巴马。如此分身术或许只有前民主党的第一家庭才玩得来，并遭遇了倍感腹背受敌的奥巴马和爱德华兹酸溜溜的批评。

　　事实上，以族裔划线的南卡民主党初选选择了奥巴马但却失去关键意义。22日共和党出现的出口民调时非洲裔仅占选民 2%，与 26日民主党初选出口民调非洲裔 55%的对比，证实了美国政党政治中族裔的分布现状：长期以来，非洲裔一直是民主党的传统选民。甚至走入政治精英圈子的非洲裔也更多是通过民主党途径实现的，如目前第 110届国会中 40位非洲裔众议员、1位非洲裔参议员（奥巴马本人）以及目前全美 50州唯一的非洲裔州长德沃尔·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均为民主党人。当然，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康多莉扎·莱斯（Condoleezza Rice）是可以被马上想到的反例，但他们走入政治舞台的路径，完全是非选举的。2006年，全美换届 36个州的两党候选人中竟然破天荒的出现了三位非洲裔候选人，共和党人肯·布莱克维尔（Ken Blackwell）竞选俄亥俄州州长、共和党人林恩·斯旺（Lynn Swann）竞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还有刚才提到的民主党人帕特里克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其结果相当简单，都是压倒性的胜利，两党候选人间最小的差距也在 20.3%，不同是是两个共和党候选人惨败，民主党候选人胜出。如此事例足以说明作为民主党在非洲裔中和作为民主党的非洲裔更相对优势。

　　这一优势，足以令克林顿夫妇相信，作为民主党的传统选民，即便是没有非洲裔甚至是有共和党非洲裔参选的情况下，非洲裔选民也会选择民主党候选人，无论他或她是黑是白。而现在奥巴马仅仅证明了他在非洲裔选民中的天然认同。但往往，任何人，无论肤色或者性别，只要代表民主党参选，就应该得到非洲裔的忠诚支持。如此逻辑，可以让希拉里不必特别担心非洲裔票源的流失，她要做的只是让自己成为非洲裔选民唯一的民主党候选，而且她正在慢慢做到。

　　自从在新罕布什尔实现惊天逆转之后，希拉里的竞选网站上一直保持着同样的画面：前第一夫人手按在胸前，脸上洋溢出女性独有的幸福与感激。

　　这样的设计估计是受到了”哽咽战术”的启发，希望留住希拉里在女同胞们中的优势和空间。而画面旁边的标语直抒胸臆：帮着创造历史，鼓足势气继续下去。

　　幸运地是，本周以来的两州初选，足以使希拉里更加长久地幸福和感激了。这是民主党 2008年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的第三和第四站，与第二站的新罕布什尔一样，胜出的人是希拉里，而没有”变革”成奥巴马。

　　15日的密歇根初选对于民主党人而言，希拉里的全胜毫无悬念。由于 2008年总统选举自 1952年以来的空前开放性，各州初选前置以实现本州在初选过程中更大话语权的竞争弥漫了整个 2007年下半年。

　　面对几近失控的局面，忍无可忍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给予两个前置大州，即密歇根和佛罗里达，以取消代表资格的处罚。于是，面对没有任何实际代表产出意义的初选，奥巴马和爱德华兹等人决定忽视密歇根人的声音，而希拉里没有。面对来自前第一夫人的执着，密歇根人给她以热烈的回报，55％的得票率足以说明一切。

　　根据出口民调， 40％的选民投向了没有参选的其他人选。换言之，即便奥巴马没有参加选举，但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在整体上虽然并不及希拉里，然而在年轻人、独立选民、高收入者和黑人等群体选民的心中仍然把最佳位置留给了缺席的奥巴马。对于胜利者而言，参与这样一场没有实际意义的初选的目的相当长远。面对如此一个具有 17个选举人票的经济问题严重的传统工业州，希拉里在这里顽强地证明了女性候选人的”当选力”，日后或将转化为大选中在该州的绝对自信。

　　与密歇根不同， 19日的内华达初选虽然采取了更加封闭的基层会议方式，但却聚齐了多位民主党候选人的参与。最终的结果也在预期之中：希拉里 51％、奥巴马 45％以及爱德华兹的 4％。有趣的是，希拉里和奥巴马的最终比分恰恰与出口民调中在女性受访者中的支持比率相同。可见，在与全国男少女多刚好相反的内华达，仍然保持了民主党对于女性选民的传统吸引以及希拉里对于姐妹们的号召力。也有媒体分析，内华达民主党初选中的族裔选票或已超越性别，成为更为引人注目的因素。根据出口民调，内华达州占人口 24.4%的拉美裔（这个数字大约是全国水平的两倍）倒向了希拉里，而仅占 7.3%的非洲裔美国人支持了他们的黑弟兄。

　　希拉里在内华达优势再次扩大的同时，初选的主题和风格悄然间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伊拉克局势的相对稳定，国内经济问题再次跳到前台，为经验颇丰的希拉里可以淋漓尽致发表自己蓄积已久的政策主张，而满口变革的奥巴马必须拿出切实的实施方法加以对应，这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希拉里和奥巴马作为大党候选人的特质开始发酵，女性和黑人成为各自的忠诚拥趸，这也使选战中的合众国多少面临着性别和族裔间的政治分立。

　　艾奥瓦异军突的奥巴马或许太过期待胜利，以至于有些偏执。内华达初选后，所有媒体和希拉里阵营都认同了胜利的归属，而在奥巴马的竞选网站上还是赫然列出了两人在内华达得到席位数量：奥巴马 13、希拉里 12。如此数字其实与民主党初选中超级代表的存在和各州党组织分派代表时的古怪方式有关，但制度结果并不能取代选民交出的 51%对 45%的偏好表达。求胜心切至如此，到输不起的地步，令人感觉在故意混淆视听，背离了他一直给予选民的真诚清新。

　　不过，下周六的 26日民主党将移师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南卡罗莱纳，该州人口中的黑人比例高达 28.6%（这个数字大约也是全国水平的两倍多）。按照在内华达的态势，奥巴马将凭借黑人兄弟的帮忙，迎来三周之后再次胜利的甘霖。目前各大民调也支持了这种预测，自去年 12月中旬奥巴马在这里反超希拉里以来，最多的差距已经高达 20%，而最近的 17-18日的民调中奥巴马的优势仍然有 6%。被戏称为”第一黑人总统”的克林顿或许该为自己夫人的白宫梦想想办法了。

　　但是，奥巴马在南卡的可能胜利，远远不如 19日麦凯恩在这个”扇榈之州”的胜利或者希拉里期待的胜利更具标志性意义。后者两位白人参选人，虽然知名度高，但其政治立场必须经历这样一个保守南方州的考验，以证明他们在包括”圣经带”在内的南部的竞选能力。至少在民权运动之后，广大南部地区对于两党的选战都至关重要。然而，奥巴马拿下黑人比率全国第三位的南卡，只能证明参与民主党初选的选民中黑人比率很高，甚至高于全州水平。而在大选中，如果真的是奥巴马，他将很难抢到这里更多的白人选票，那时黑人兄弟将难以有效地相互帮助。像很多分析指出的那样， 2006年中期选举中谋求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民主党黑人新星小哈罗德·福特可以成功地赢得党内初选，但却在中期选举中遭遇共和党人甚至有些下作的抹黑。要知道就算在淳朴厚道的南方白人，面对一些偏激的种族主义暗示时，都不可能再信任任何黑人候选人。

　　南卡如果投入奥巴马的怀抱，就等于放弃了标志性意义而转向种族划线；而青睐希拉里则或可提前宣布前第一夫人的胜出。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美国影视剧中的总统不少是黑人或者女性，这或许是在说这个故事实在是离现实很远的虚构，但这一切或许在 2008年彻底改变。

　　这当然不是部鬼片，虽然宣传海报上那个长脸的男人有些可怕。事实上，它是在记录 2004年1月 27日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真实故事，面对来自左邻右舍的夹击，这个东北边陲州是如何为民主党相中那张长脸的。当然，同样具有缩写成JFK名字的长脸参议员并没有终结当时美国已经44年的参议员总统荒，而是把这个重启历史的机会留给了4年后的一个女人和一个黑人。

　　长脸克里的那次胜利，端倪于艾奥瓦，发扬于新罕布什尔。这应该就是黑人参议员奥巴马觊觎重演的一幕吧，但问题是他所面对的不是只会怪叫的前州长迪安，而是会本色出演悲情戏的前第一夫人。

　　“这不容易，不容易……”这么句希拉里哽咽的开头，估计有望成为流行语。哭过之后，媒体普遍认为就是这么一哭，她才赢出来了39％。哭的艺术，实在是难以效仿。年轻气盛的奥巴马当然不会哭，他哭了反倒没有了形象。但希拉里可以，因为上一次人们最想看她哭的时候，她没有。

　　在出口民调中可以看到，不同于艾奥瓦的一边倒向变革，女性、老人、中低收入者和大城市人开始回到原本的政治谱系上，投票给希拉里。在解释女性的回归时，希拉里的泪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那足以说服女性选民投票给一个受过伤又出来艰难闯荡的姐妹。但其他人群的变化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或许是泪不能融解的部分。

　　新罕布什尔州所举行东西叫初选，与艾奥瓦的基层会议大不相同。初选是选举，有真正的选民背靠背的参与。而且新罕布什尔的两党都认同一种被称为“半开门”（semi-open）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以往一直投票给某党的选民外，中间的游走者也可以自由加入。如此制度安排，带来的不仅是投票率的激增，还为筛选候选人提供了不同于基层会议的尺度。如果说，艾奥瓦的奥巴马情结验证了党内积极分子求变的诉求和妥协，那么新罕布什尔则是在真正选举的名义下，由站在更为宽广政治光谱上的人们作出折中的判断。

　　虽然，种种迹象仍然提醒公众，新罕布什尔同样渴望艾奥瓦所追逐的变革。但这里的变革或许更加稳妥而成熟。“艾奥瓦人摘玉米，新罕布什尔人选总统”，前新州州长苏努努（John H. Sununu）曾如此嘲讽着，或许这也是希拉里最愿意听的笑话。但不可否认的是，艾奥瓦的政党分子选择变革、选择奥巴马，未必是肯定奥巴马实现变革的能力，而是青睐他的气质更加接近变革。而在新罕布什尔，一切似乎又回到理性，人们用头脑投票，未必用心。但至少，务实些的政策比满口变革的空支票好些，即便她早己有些令人不信任。

　　有人经常批评，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在人口统计学上与全国的偏颇，就此痛斥两个小州与本身地位并不相称地决定着美国的未来。然而，就是这么两个白人比例超重的保守摇摆州，却因为 70年代以来州法关于第一个基层会议或初选的刚性要求，而幸运地成了金钱政治外的保留地。在这里，在那里，候选人可以做的是演讲、回答、微笑、握手。要近身拜票，要扫街窄播。要费口水说出自己的故事，要用胶水粘好自己的海报。零售政治的全部都遭遇在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里，这就是美国民主的魅力。

　　由于前置或者其他，今年冬天里需要候选人跑去“零售”的州相当多。等到2月5日，第一个超级星期二来临的时候，候选人需要具有巨大的财力来做一次“批发”。

　　于是，所有人都清楚，现在的任务就是在未来的5个州里，取得尽可能大的优势，吸引财力、积累精力。

　　2月之后的白宫之路，没有钱将寸步难行。

　　本后希拉里的逻辑很简单，只要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妇女、独立选民出来，整个局势就会对希拉里有利。事实证明，希拉里选战总指挥应该被开除 N次——出口民调表明，这些被诸多广告催出来的群体，并没有支持雄心勃勃的民主党第一家庭，反而毫无例外地更支持奥巴马，整个广告适得其反。

　　艾奥瓦党团会议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历史——美国黑人候选人首次在初选第一站获胜。相比奥巴马得到的 37%，4年前与副总统擦肩而过的爱德华兹以 7%的差距位列二位。而曾长期领跑全国的前第一夫人却仅仅拿到了略微逊色的第三名，沦落为艾奥瓦最大的失败者。依照希拉里目前在全国的优势地位，艾奥瓦一战如果拿下，或将可长驱直入，很有可能彻底甩掉奥巴马们的纷扰，可惜她没能做到，反而陷入在新罕布什尔孤注一掷的坚守。对奥巴马而言，虽然近期民调能让这位 46岁的黑人政治新星松口气，但若在第一站败在希拉里脚下，将很难布局下一步的竞选。而今已经在艾奥瓦选民面前证明自己更具“当选力”的他，已经被新罕布什尔大胜的雄心完全驱使了。

　　民调更加印证了艾奥瓦效应的威力：新罕布什尔民调在艾奥瓦党团会议之前，希拉里领先 8个百分点，之后 1天，希拉里和奥巴马拉平，之后 2天，希拉里落后 10个百分点。几乎奥巴马已然提前拿下新州初选。

　　不过，与其说这是艾奥瓦的魔力，不如说是今年求变的魔力。在艾奥瓦成为初选第一站的 36年里，民主党正式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