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出道前在美国旧金山作过一段嬉皮士。1960、70年代，旧金山曾是反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后来硅谷高科技产业区的孵化器。

　　由叛逆青年变为时代先锋，由反对主流的堡垒走向引领时尚的前沿，这种人物和城市的身份转化是否暗含着某种内在逻辑？人们谈论起每座城市的特色，几乎和他们评价每个人物的秉性一样兴味浓厚。媒体每年都会推出根据各项指标排列的城市排行榜。区域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城市竞争指数的单项罗列，而是各项指数之间的内在联系。1990年代末，研究高科技产业分布的美国学者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惊奇地发现，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同性恋的人口比例也比较高。依据两者的相关程度，这很难说这是巧合。

　　弗罗里达猜想，如果说有什么能将这同性恋和科技人才吸引到同一地区，那便是城市的宽容环境。看过《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的朋友都知道，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爆发以前，同性恋在宗教气氛浓厚的美国一直是头等社会禁忌。性革命之后几十年，环境虽然比以往宽松许多，由于右翼保守主义的回潮，与同性恋有关的议题又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

　　随着意识形两极化，美国各大城市也逐渐形成了或自由或保守的“性偏好”。在纽约的曼哈顿区，你会看到《欲望都市》（Sex and City）中的场景：一对男“同志”相互搂抱着招摇过市；在传统的南方城市里，同性恋者则很少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如果一个成年人总是找不到性伙伴，或者找到了也只能担惊受怕地过把瘾，他或她在这种地方弊久了一定想搬家。美国又是内部迁移率极高的国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同性恋者自然有机会就会搬到那些乐意接受他们的城市。

　　那么，硅谷英才们为什么也喜欢宽容无拘的气氛？众所周知，这些人尖子能在龙虎之地混出名堂，必定有过人之长；众所不知的是，这些人尖子大都也具有异于常人的怪癖。美国人戏称硅谷的科技人才为“Nerds”，意指那些不喜社交，一味钻研某种技艺的怪人。有些“Nerds”在学校里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挣到大钱才变成“钻石王老五”。这种人或许能够创造大笔财富，却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好邻居。也只有在硅谷这种地方，他们才能够获得别人的赏识和承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奋斗。这里的人们既然都有些怪癖，大家彼此见怪不怪，也就习以为常了。

　　宽容吸引人才,人才创造科技，这就是弗罗里达在他的成名之作《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中提出的“三T理论”（talent, technology, tolerance）。以往主流的区域经济理论强调城市吸引企业的重要性。企业在某地投资会创造就业机会，寻找工作的人们跟着搬入，地区就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弗罗里达则强调“以人为本”。在“创意经济”时代，城市需要致力于吸引和保留大量“创意阶层”，这些人才点子颇多，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兴办企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那么如何才能吸引人才？弗氏认为，高工资和低物价水平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因为创意阶层更看重新鲜惬意的城市体验。因此，弗氏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开发市内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丰富城市的外在魅力；修筑自行车道和小型球场，而非大型体育场馆，因为创意阶层更喜欢参与式的体育运动，而不是坐在看台上喊“加油”。弗罗里达提出创意阶层理论之后，不少学者在欧美各地进行了数项实证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当然也有不同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格雷斯（Edward Glaeser）重新检验了弗氏的数据。他发现抛开旧金山和洛杉矶两个显得例外的偏值（outlier），同性恋人口和高科技产业的相关性并不那么显著。

　　争议还在继续，可以肯定的是，弗罗里达已经开创了一片区域经济的全新研究领域，预示了新经济活动模式的到来。人类从采集狩猎社会转入农业社会之后，安土重迁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千年。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型将人类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而以“后工业”或“创意产业”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转型，可能再一次将人类从城市的定居状态中解放出来，转向游走于都市之间的迁移生活。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Richard Florida著，Basic Books出版社, 2004年出版。

《纵横》编辑：

贵刊第 38期《中期落幕以和为贵》一文将美国众院领导职位“Whip”译作“督导”，第 39期《胜利者的糟糕开局》则将此词译作“党鞭”。两文出自同一位作者，最好能够统一译法。

Whip在英语里的原意为鞭子，引申作国会内负责协调意见，争取本党议员投票的领导人。在就议案投票时，美国国会议员并不没有义务与所在政党保持一致，所以 Whip一职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监督指导权力。

Whip的工作以说服为主，严格说来不能称作督导。

“党鞭”是不雅的直译，容易让人联想起“党棍”。我建议将 Whip译作“协调人”，似乎更妥。

《中期落幕以和为贵》一文还提到“民主党竞选委员会主席拉姆•伊曼纽尔（伊利诺伊州）表示，他将放弃对民主党众院二号席位、多数党督导的争夺。但事情尚未结束，与女议长关系密切的宾夕法尼亚州议员约翰·莫萨对此位置仍虎视眈眈。”这里，督导应算作多数党内第三把交椅，前面还有众院发言人（speaker）和多数党领袖。而约翰·莫萨虎视眈眈的也不是 Whip一职，而是多数党领袖。

此外，38期《中期选举波及美国后院》一文称“过去的几个月里，布什总统和参议院的投票都表示支持加强对加利福尼亚边界的警卫，并同时创设一项“访问工作者“（guest worker）的计划。”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受了“访问学者”一词的启发，在中文文献里 guest worker一般译作“客籍工人”。作者还称“对于总数多达 1千万的外国移民到底该怎么办，美国公众远未达成共识。”这里应该是指一千多万非法移民。美国的移民总数多达三千五百万，其中非法移民约占三分之一，他们才是这次移民改革的重点对象。

顺便提一句，对美国国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部三十年代末的喜剧影片《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来看，在轻松之余了解参议院的议事过程。

文 /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田方萌

《纵横》创刊伊始，就致力于国别研究专业化的方向，令人敬佩。可以想像，每周为《纵横》撰写专栏文章，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作功课。不过，并非一番分析研究之后的文字成果都可以称为学术文章，发表这些研究成果的杂志也不见得就是学术刊物。比如国际政治领域的重磅杂志《外交》（Foreign Affairs），文章作者多是长年研究地区事务的专家，刊载的文章绝对称得上专业研究成果。但《外交》不会自称学术刊物，顶多是“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学术界也没有将它看作学术刊物。在欧美大学，你在《外交》上发的文章再多，也不会对你评上教授有多大帮助。

以《纵横》目前的风格、体例、编辑体制和面对的读者群来看，主编实在不宜将它称为“研究性学刊”。学术刊物有着约定俗成的指涉，《纵横》即使不理会通行的概念，也会给读者带来混淆，同时影响到作者的写作定位。我绝不认为今天知识生产的源头只能在学术界。尤其在中国，由于教授们的失职，我们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入了解有赖于学术界之外的人士。《纵横》的作者们如果长期努力，相信可以成为某国问题专家，不输于高教体制内的知识精英们。只是，《纵横》这一短评式的论坛从形式上说不应被归为学术刊物，仿照清末报纸，倒是可以称为“万国舆情周评”。

第22期“读编往来”中，《纵横》编辑称“例如新加坡，国内也只有在本刊，读者才能认识一个政治的新加坡”。在我们这一代，中国已经出现相当规模的英语阅读群体。即使在国内，读者也不一定要通过《纵横》“认识一个政治的新加坡”。《纵横》虽然起步不久，但不应满足于作中国第一或中文第一，而应具有向国际水准看齐的雄心，把国际大牌刊物当作它的竞争对手。有限的阅读时间内，我是在《纵横》和《经济学人》之间作出选择的。

顺便再提一条建议。《纵横》在每篇文章后面，是否可以像《经济学人》网站那样，附上几条相关链接？这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作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资讯管道也得以分享。

《纵横周刊》答：

感谢田方萌对杂志的建议，我们会把“研究性学刊”改成“研究性刊物”。要说明的是，《纵横周刊》在一开始起，就建立了无主编的轮编机制，整个杂志编辑事务目前由9位同事分担。所以并没有您所说的“主编”一职。不采取天下杂志都采取的主编制，的确给杂志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无主编也带来了研究员自主、杂志事务民主分权的惯例，这对一个研究性的刊物来说，会利大于弊。毕竟，我们应该认为，没有人能什么都懂。

至于和《经济学人》竞争，这是我们不愿去讨论的。纵横目前的研究能力，还非常弱，而且全部是免费志愿行为，根本不可能和英文大刊物并论。纵横里面好些研究员，都非常接近三十，保守进步也成了我们的共同理念，宁愿稳步达到小目标，也不愿意树立一个豪迈但暂时在天上的目标。

最后解释一下关于相关链接问题。其实《经济学人》印刷刊物并没有这样的链接。《纵横周刊》之所以做成pdf版本，也是推荐大家打印阅读，因此网站有的互动，我们并不采用。

在当今世界，民主恐怕是最富意识形态色彩的，意义也最含混的政治理念。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民主的阵营都将两种基本的政治价值混为一谈，这就是民主与自由。美国政论家弗瑞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撰写的《自由的未来》一书开宗明义，旨在澄清这两种价值及其相应的建制。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公开、公平的选举，按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对获胜的候选人授予权力。自由政治意在建设和完善一系列公共制度，这些制度应当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权利。最典型的自由体制包括分权制衡的宪政、有效完善的法治、自由独立的企业、媒体和社团等等。民主和自由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分立的。

按照一个社会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程度，我们可以将全世界的政体分作四类。第一类是自由民主政体，包括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第二类是不自由的民主政体，包括许多最近三四十年新产生的民主国家。此类国家尚能进行较为公正的选举，但独立媒体和社团受到政府打压，民众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第三类是不民主的自由政体，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东亚的香港和新加坡。两者皆非民主社会，但政府廉洁高效，法治昌明有度，城市公民享有高度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最后一类则是既不民主又不自由的政体。

对于不自由的民主政体和不民主的自由政体，扎卡瑞亚认为，后者的政治文明程度比前者要高一些。缺乏自由建制，民主社会很可能选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带给人民的苦难会抵消人民享受的民主红利。反观不民主的自由社会，公民享有较多的人权和福利，问题只是自由权利没有民主保证而已。作者在书中列举诸多国家案例，说明已有自由的社会进行民主化，要比已有民主的社会进行自由化容易许多。

民主政体应当受到自由制度的节制。扎卡瑞亚并不认为进一步民主化是自由民主国家应当面对的政治发展方向，他担心“过度民主化”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扎卡瑞亚一再强调他并不反对民主，只是提醒读者意识到民主制度的黑暗面。比如，60年代以后，美国很多公共机构在扩大民主化的呼声下，进行了公开化改革，致使决策过程直接暴露在民意测验和游说集团的压力下，反倒引发了民众不满。扎卡瑞亚指出，民众需要选出的应当是具有公共决策能力的代议人，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充当多数民意的传声筒。

民主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天下大势。对于尚未民主化的国家，《自由的未来》不啻是一份清晰鲜明的启示书。现代化国家前进的政治目标应当是建立成熟完善的自由民主政体，而不是仅仅举行全民普选了事。自由制度的建设比民主选举艰难得多，需要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持久切实的努力。就具体的民主化路径而言，扎卡瑞亚总结数十国经验教训，主张宁可等到国民经济水平升至5000美元左右，法治建设已经能够保障基本人权之后，再举行全民普选不迟。

《自由的未来》，法理德-札卡瑞亚著，孟玄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

在第八期的《纵横》中，易茅提到，“大部分的生物灭绝起因于地球环境的突变或小行星的袭击”，而不是生存竞争。因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达尔文主义命题受到质疑。其实，这一发现恰恰是进化论的良证，而不是反证。

自然选择理论强调只有符合“天择”标准的“适者”能够生存下来。至于“天择”是环境突变还是渐变，并不是重点。这一理论承认两者都有可能。“适者”在这里也并不仅仅指物种之间竞争的优胜者，而更多地是指物种内部竞争的赢家。因为只有具备适应环境的性状的亲代才可以将自己的基因传递给子代。食物链中的狼和羊在长期的生态博弈中并没有消灭对方，它们只消灭了竞争力劣于自己的同类。

我并不否认基因漂变是种族之间性状差异的来源之一，而且可能是主要的来源。但某些关键的基因差异仍然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造成的。比如温带和寒带生活的人类，体形高大，肤色较白；而热带地区的人类体形矮小，肤色较黑。这与不同纬度地区的紫外线照射程度和排汗需要是直接相关的。很可能正是这些少数但是关键的基因决定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

顺便提一句，我们现在往往把达尔文主义等同于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的另一重要思想，性选择理论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很多学者已经应用这一理论解释人类智力和审美能力的起源。易茅文章的结论是：“看来我们人类走到今天的样子；不是靠生存竞争，而是共存和融合，相当程度上也靠了很大的运气。”照我看，我们人类走到今天，不仅仅是靠与天斗，生存竞争；也靠与人斗，配偶竞争。至于共存和融合，多半是斗争的结果，而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