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团队6个月前喊出的”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口号，现在看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任4个月来，经济形势的一再低迷，”九万兆”团队焦头烂额，政绩既不彰，也无法完全负责。”完全执政”的主体到底是马总统还是国民党，颇值得一问。

　　近日关于总统兼任党主席的争论甚嚣尘上，坊间传言马不否认拒绝兼任党主席，而吴伯雄也一再声称党内多人支持自己连任云云。虽然后来府党各自出来消毒，共同营造表面和谐气氛，但毫无疑问，府党之间的矛盾，势必因为明年党主席的改选而全面暴露。

　　吴伯雄上任之初，因为年长，外界多认为其是过渡人物。讵料经立委选举及总统大选两役，吴伯雄党主席的位置大为巩固。马萧上任后，两岸直航观光政策，也因为国共平台的原因，多赖吴伯雄及连战从中奔走，才得以部分实现。

　　按理说，依当下政制，国民党是要严守党政分际原则的，但因两岸的特殊关系，许多政事需要国共平台及海基会出面才得以推动，这使得国民党在现行政治架构中的分量大大增加。但吴伯雄一再表示这几个月其实是”党政分离”，而且表示”这是行不通的”，未来还要继续推动党的理念云云。

　　刘兆玄与陈长文相继提出支持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其立论基础是党权限制了执政空间。马的直系幕僚认为党内大佬如连战、吴伯雄等，挟国共平台之威，几乎就是马总统的”太上皇”。党政平台如能统一，可以避免多头马车的状况。虽然马此前声称绝不会兼任，但最近谈话露出试探口风，那自是因为4个月来，国共平台的密切互动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少。

　　于是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马系认为国民党涉入政事过多，吴系却认为还太少。无法否认，比民进党相比，国民党与政权的关系是更为密切的。因为从在野党时期开始的两岸新一轮互动中，国共平台发挥的作用，要比受权委托的海基会更大。毋庸讳言，马英九的政策支票离不开大陆，那就离不开国民党。

　　但问题在于，”九万兆”的思考与国民党中央并不完全相同。例言之，政府在两岸关系上要审慎以待，避免予人口实，而国民党中央则不必如此，祭祖看奥运，根本不必理会口水。与民进党时期的府党口径高度一致相比，这种差别往往给外界”府党不同调”的印象，甚至给外界造成”党中央是太上皇”的不佳观感。

　　”九万兆”将政绩不佳的部分原因诿过于党权过大，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考监两院人事，通过率八成六以上，看不出有哪些地方有党中央掣肘之处。如果府方认为在两岸方面党权过大的话，完全可以透过陆委会及海基会来谈，但这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北京方面认为国共平台管道更为畅通的认知。

　　临全会还有两个月即将召开，党主席能否由总统兼任，马吴各自如何考量，那时候才会见真章。唯今之计，马英九如要避免多头马车之讥，只有在党内扶植自己的势力。本来中生代就对老一辈颇为不满，马英九可以借助这股力道，整合党内势力，将国共平台的主导权抓到自己手上。以前唱府党唱”红黑脸”，优点自不待言，但长久这样下去，党权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对饱受质疑的新政权而言，绝非福音。

　　马政府上任百日，长期低迷的民调开始转头向上。长期被指责政策跳票的马政府，因为近期陈水扁洗钱案的延烧，稍微有所心安。百日执政的文宣本拟称“百日维新”，因为口彩不好，旋改为“新政府施政实录”，可见其姿态已经颇为低调。这是马政府交给民众的第一份施政考卷。

　　及时出现的阿扁洗钱案就像给马政府的大礼包，勉强可以转移民众视线，但马政府以及国民党，不能继续指望用追查阿扁家族来掩饰其施政瑕疵。上任前夸口大破大立的马政府，完全陷入媒体与反对党制造的口水议题之中，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导致整体上施政口碑不佳。幸而扁案发生，立院休会，当下是最好的重整旗鼓之机。

　　“台湾社”发动的八三〇大游行，虽然其主诉求是“护主权、顾民生、要阳光”，甚至要求挺扁者绕行，但其议题设置无疑是“呛马不反扁”。在民进党犹豫是否要与阿扁切割之际，这次游行却把民进党和阿扁又绑在了一起，阿扁为游行鼓呼的声明也获得民进党的背书。未来阿扁很可能会藉此掌控绿营主导权，甚至与司法周旋。

　　这次游行不仅会把中间民众推向蓝色板块，但同时也会使得民进党受到极大伤害。民进党屈从于“守护台湾”的意识形态，不得不替扁出头，刚刚进入蔡英文时代的民进党，依然无法摆脱阿扁的影响力，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此，蓝大绿小的基本盘面短期不会改变，还会向蓝营倾斜，这也是马政府下来需要利用的正面因素。

　　马政府似乎并没有如其宣称的那样卧薪尝胆，在观赏阿扁被追查的同时，他们也缺乏反躬自省的具体作为。提名关中任考试院长，已经违背了当初马英九的承诺，即使关中比当初的张俊彦更适合这个职位，但无疑会给民众带来受骗的感觉。阿扁执政时期“用人唯党”的帽子，很快就会扣到马英九的头上。

　　风传中的党章修改，也重挫了马英九政府的声名。国民党、民进党执政时期的以党领政，如今在台湾民众的理解中无疑是党政不分。马政府不论如何不应该在这个全社会都用放大镜看新政府的时候，放出风声要马英九参选党主席。假如当选，放眼国民党党内，还有谁能与马英九抗衡？府党之间的矛盾，不能简单地藉由总统兼党主席来解决。

　　民生方面，新政府着墨甚多，然收效不彰。这一轮经济低迷，虽不能完全归责于政府，但马政府以拉动内需来刺激经济的做法，显然是以经济优先为考虑，缺乏通盘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得不说的是，民众对新政府在民生及社会福利层面的期待，比四年前和八年前，其标准和要求更高。马政府的守成特质及选举支票，使得民众产生极大心理落差，才使得风评如此不佳。

　　另一个饱受诟病的就是新政府的两岸政策。在多数民众看来，显得过于亲大陆，尤其是台湾邮政的更名，更加剧了这种隐忧。陆客登台后，因为各种原因，人数逐渐减少，直航航班数量也在持续减少，直航机场甚至只剩下两个。开放大陆投资上限，台商外流更加严重，岛内经济动力也更加不足。可以说，开放或者不开放，都是两难的选择。

　　此外，对于两岸间的一些摩擦，马政府的谦和隐忍，都加剧了民众对于国民党能否守护台湾主权的质疑，很大程度上，这种质疑也构成八三〇大游行的民意基础。号称百日维新的马政府，这百日以来，恐怕不是维新，而是“维旧”，丝毫找不出所谓大破大立的路径。如果走不出这种以选举为指向的政策窠臼，等扁案落幕之际，马政府的麻烦就到了。

　　 深究其因，则马政府在执政理念、党政关系、两岸政策方面，都未能有明确而让民众放心的表现。这个守成的、谨小慎微的执政团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畏首畏尾、举棋不定，并且缺乏其核心政策论述，从而显得步履维艰捉襟见肘。

　　 马政府上任以来，油价高企、股市下跌、阁员任命、苏花高案、考监提名、风灾救助等种种事情，使得政府疲于奔命，四处灭火，频频道歉，然收效甚微。还在竞选之际，风评即称马团队危机处理能力是其短板，以今观之，所言非虚。刘兆玄组阁之际，多起用前朝旧臣，按理磨合甚易，然老臣子在新政府中，全然变成实习生，险况频仍。

　　 在全世界都面临着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民众对于经济问题不断抱怨、进而泄愤于执政当局，原是常态，但像马英九这样被钉得满头包的总统，却甚为少见。高票当选，当然要高标准要求，民众的期待与实际状况落差太大，不可能安之若素。执政当局对民众呼声视而不见，百般辩解，更是不该。马政府”天时地利人和”俱失，再不亡羊补牢，恐时不我予。

　　 因为有民众背书，马英九声称要做”全民总统”，试图争取浅绿民众，扩大执政基础，意图甚明。陆委会人事案，阁员任命，撤销竞选告诉等等，无一不在向泛绿民众搔首弄姿。唯手法拙劣，变成不问是非的讨好与取悦，这样显然就会开罪于投票支持的一方。不仅如此，那些永远不可能投票给国民党的人，对这种秋波媚眼也毫无感觉。

　　 国民党的本土论述与民主转型，已为民众认可，当下需要建构执政的大框架和核心理念。绿帽子在争取重新执政过程中是有效的，但执政之后，便不能为继，毕竟在野党时期的空喊和执政党时期的实干完全不同。完全执政，完全负责，不等于全民总统。民主政治的规范之一，就是只需要取悦一部分民众——那些给你投票的民众。马英九的不自量力，使得泛蓝民众下次选举势必会重新考量。

　　 此外，严格的”党政分立”，使得摩拳擦掌的国民党有兔死狗烹般的不爽。因此修改党章，要求行政院秘书长得列席中常会的会前会与中山会报，同时明定，行政院主管得列席中常会。两次政党轮替之后，以党领政的涵义已与威权时代大不相同。因为两岸事务及阁员任命问题，党政矛盾已经极为突出，府党不同调几乎已成常态。国民党需要明确定位自己在国家机器中的位置。

　　 即便是马英九上任以来最为突出的两岸政绩，如今也不得不对其多加检视。8个起降机场在直航两周后，已经锐减为2个，解除投资上限后发现大陆投资环境出现变化，经济形势堪忧。这剂救台的大补药效果如何，未来仍须评估，但已经引起民众质疑。与大陆沟通中，因为”中华台北”的名号，也引发民众对两岸沟通以及对马政府维护台湾主体性的疑虑。

　　 马英九的考卷民众不满意，在于马政府的守成特质。不沾锅的马英九，当然也沾不到民意。宅男马英九如果做不出Long stay时期倾听民意的耐心，恐怕剩下的3年多时间，执政将更为艰难。

一代报人陆铿先生6月22日病逝于旧金山。依照其遗嘱，陆铿将归葬大陆昆明市金宝山之名人园。陆铿在世时曾云，墓碑上刻“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享年89岁的陆铿，是新闻界久负盛名的前辈人物，遽尔仙去，论者咸以为憾。

陆铿早年即因新闻报道开罪于蒋氏，晚年则又因采访胡耀邦而引发轩然大波。陆铿从业达60余年，亲历中国近代当代史上的众多政治事件，亦因此，其一生与国共两党政治牵涉甚深，先后系狱于国共两方。其命运跌宕波折，堪为报界传奇。陆铿曾自嘲说，“一辈子只做过两件事，做新闻和坐牢。”

最为人称道者，乃是陆铿不畏强权，敢于在权力面前讲真话。陆铿曾说过：“不坐牢不是好记者”。他将“讲真话”作为新闻记者应该尊而奉之的圭臬。在《中央日报》时，即提出“先日报，后中央”之诫语，且力行之。他最早以亲身行动说明，党报的“人民性”是高于“党性”的。

陆铿1919年出生于云南保山县的一个世家大族，如同曹雪芹一般，他的少年时代家族已日薄西山。抗日战起，身无分文的陆铿，历尽艰辛，赴襄阳将老祖母接回云南老家，在途中险为湘西悍匪所害。18岁在本县中学做教员。1938年，陆铿即成为《仰光日报》之特约记者。随后在萧乾鼓动下赴重庆，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即今日国立政治大学前身）新闻班，1940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系中国第一个广播记者，一个甲子的记者生涯由是而始。

随后陆铿与同学创办《侨生报》，率先发布太平洋战争的消息，令外界刮目相看。1944年冬，25岁的陆铿随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赴欧洲。在柏林，他以一枚在希特勒官邸捡获之十字勋章，贿赂盟军监狱之狱卒，见到系狱的纳粹元帅戈林，其机敏如此。在欧洲，陆铿偶遇前北洋政府陆征祥并会晤良久，并在日本投降次日，受邀面见教皇庇佑十二世。返国后，陆铿加入国民党，并入《中央日报》任采访主任。

当时的陆铿，身材修颀，风流倜傥，文笔敏捷犀利，报界咸称青年才俊。老报人于右任替他起外号“大声”，报界前辈也对他多所奖掖。陆铿采访国共与美国的谈判，国府代表徐永昌拒绝采访，也不愿面谈。陆铿颇为不满，在《中央日报》发表新闻《徐永昌失踪》，引发蒋氏过问，最终徐氏才接受访谈，并在以后每天向陆通报。陆铿还在庐山偷看陈布雷的机密文件，并在报纸上刊出，使陈极为不悦。

陆铿其后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各国媒体驻华记者，到南京首先拜会陆铿，请求“多多关照”。陆亦曾以代总编辑之身份，曾参观麦克阿瑟治下的日本；国共和谈时，他与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其后他替蒋氏放出风声，传话称胡适出面竞选总统；在竞选之时，他作为于右任的发言人，与李宗仁的发言人程思远（程晚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台辩论。不到而立之年的陆铿，已经有着令无数新闻同道为之艳羡的履历。

陆铿做记者，最重求真。他认为“讲真话”才是记者之价值所在。他从来不认为记者在官员面前就是低人一等，而这正是中国新闻界长久以来难以救治的沉疴。记者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不能因为有党派、“端人的饭碗”就去改变甚至隐瞒真相。

1949年4月，适逢国共最后在华东决战之时，陆铿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因在报道中准确预测出共产党部队的渡江地点，国民党有人称陆铿通敌而必欲除之。陆铿情知不妙，还写社论称“自由精神不死”，旋即被捕下狱。幸赖国府大老于右任、阎锡山出面斡旋，两个月后才得脱囹圄，在于右任的劝说下赴香港暂避。

是年底，卢汉在昆明起义，山河即将变色。当时陆铿与南京中央大学的校花杨惜珍结婚不久，杨还在昆明家中。陆铿自香港飞昆明，欲接走家人，在昆明即为中共逮捕，罪名是要代表阎锡山接收云南。据其回忆录，审查人员曾问其为何回国，陆铿却称妻子温柔漂亮，难以割舍。该人不之信，说，“你太太就是天仙，也不值得冒生命危险呀！肯定有重大政治任务。”于是再度系狱。

陆铿生性达观，在狱中之时，别人满面愁苦，他却毫不为意。因其罪名重大，心知必死无疑，就暗自琢磨，自己要是被毙了，新闻标题该怎么写才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杀我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我考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题目：《万人争看杀陆铿》。自己得意极了，暗暗得意了两天。”

陆铿1954年获释，并担任云南省政协委员。眼见一切即将如常，子女绕膝、共享天伦之时，反右开始了。这次他没那么好的运气，以战犯身份一直坐牢到1975年国家大赦。其妻杨惜珍茹苦含辛，抚养五个子女。陆铿晚年在给杨的信中说，“我欠你的债，不要说这辈子，下辈子也还不完了。”

根据当时政策，陆铿提出要去台湾，但是他亲属都在大陆，上面不批。由于他是香港《新闻天地》的创办人之一，该刊社长卜少夫邀请他来港，《大公报》的费彝民也向上面建议，陆铿在新闻界人脉极广，出去贡献则更大云云。此事拖延数年，1978年3月20日，有关部门专门为陆铿赴港向最高当局请示，文件中提出，“陆到港后，在其找到生活来源前，由中国旅行社按中等标准安排生活”，“如陆要去美国探亲，可发给为期一年的普通护照”。

这一请示旋即被批准。在来港之前，依例在各地考察。在京期间，陆铿在民族宫剧场偶遇程思远，颇多感慨。有人问他来京感觉如何，他笑答：“共产党的犯人不好当，共产党的客人好当。”陆铿说，“我去了大庆、大寨，心里树立起了两面红旗，就像李玉和说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陆铿到香港后，在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1981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直至1994年，并每周为香港《信报》撰写专栏。1982年，陆铿公开发表文章说蒋经国身体不好，不适合连任，引发蒋经国不满，台湾情治机关将其列为“中华民国政府不欢迎的人”，直至1990年才解禁。

因陆铿的连襟龚选舞夫妇及陆夫人都在美国，陆铿也兼任纽约《华语快报》的总采访主任，也时常赴美居住，这段时间他来往与港台与北美之间，是一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1985年，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访问纽约，邀请陆铿回国看看，陆提出想采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随后不久，陆铿接到有关部门的邀请函，便以《百姓》杂志社长的身份去了北京。在1985年5月10日下午，陆铿进入大陆最高权力中枢中南海，与胡耀邦面谈了两个小时。二人的谈话中，涉及对台政策、对毛泽东的评价、高层人事、新闻自由以及人权等敏感话题，故胡耀邦在阅后提出了删改建议。

这篇访谈全文刊发在《百姓》杂志上，题为《胡耀邦访问记》。由于陆铿在发表时拒绝胡耀邦的删改建议，导致胡关于中国政治的一些看法在香港曝光，引发北京高层另外一些人的不满。这次访问，也成为胡“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证据之一，某左派大老在中央文件中说胡向陆“泄露了国家机密”。

后来因为1989年的北京事件，大陆政局发生巨大变化，有海外学者称“陆铿一言丧邦”，“邦”即指胡耀邦。陆铿在回忆录中对此深为悔恨。陆铿觉得，胡耀邦待人非常真诚，而且性格很直。当年采访时，陆铿要求带录音机，但负责接待的中国新闻社不同意，最后还是胡耀邦批准了。陆铿认为胡耀邦是一位毫无机心、待人宽厚的君子。

陆铿在《访问记》中说，“胡耀邦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人非常客气，而且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们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谈话），一点架子都没有。（他）问我们，希望怎么样谈，就尽快按你们的要求来谈一谈，并不是说他要你来按照他的要求来谈，没有。他说按照你们的意思来讲，想问甚么就问甚么。”

当时陆铿并未意识到《胡耀邦访问记》带来的政治后果。后来他还在美国出版了中英文版的同名书籍，一时洛阳纸贵。后来他也承认，不应该秉持“新闻第一”的原则而不加删改，自己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

1990年，他帮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出逃美国，又被大陆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士，从此不能再回大陆，只在台北与旧金山常住。直到2007年3月30日，他才被解除禁令，回到阔别30年的昆明。

陆铿更为坊间津津乐道的是，他一生中也以“讲真话”面对自己。在面临自己的情感问题是，他敢爱敢恨，也勇于面对自己的绝情。陆铿的发妻杨惜珍，早年在昆明即是著名医生，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姿仪俱美，温柔贤淑。陆铿系狱的22年中，杨艰难抚养孩子们长大。离开大陆后，二人形如孟梁，和睦多年。

陆铿虽已年老，但风流不改。学者唐德刚回忆说，陆有次交了美国西岸的一位女友，也是位名媛。有日陆太太外出，陆铿抓起电话大诉衷情，他声大心热，不知道太太忘了拿东西又回来了。听到了与他大吵，陆也觉得一生愁苦，活着没意思，就说两人一同自杀算了。太太也同意，到了晚上陆冷静了，说还没写下这一生心实不甘，请让他写完回忆录再一起自杀。结果陆拖了5、6年才写出，越写越欲罢不能，最后不但背信不死，还逃家出走了。

唐德刚说陆铿“离家出走”，即是指1988年陆铿与江南（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在江南的安葬地黄山“再订终身”。江南因为出版《蒋经国传》被台湾情治机关委托“竹联帮”暗杀。江南案后，陆铿直称这是政治谋杀，他也一直关心此事。

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关于江南案的记者会上，陆铿对崔蓉芝一见倾心。那时候，陆铿已经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了，但他仍然“逾矩”追求崔蓉芝。后者曾说，陆铿当时一天打十几通电话给她。

陆铿曾言，选女人第一标准是漂亮，其次是温柔。杨惜珍不论是家世、容姿、性格，都无可挑剔，早年他们正是昆明城中的一对璧人。陆铿决心离开杨惜珍之时，有友人警告他说，你若背叛了杨惜珍，全世界的人都会向你扔石头！然而陆铿却不为所动。1990年《联合报》登出陆崔绯闻，海外华人均感震惊。当年，陆崔二人便在旧金山同居。而五个子女均感愤怒，拒绝与其父来往。

2005年，蒋介石的座机长衣复恩去世，因陆铿早年随蒋之专机采访，与衣交情匪浅，在台北的时候也是住在衣复恩给他的房子里。故而从旧金山赴台北吊丧，谁料在衣家的电梯里撞到头部，遽尔进院治疗，丧礼也未参加。从此就渐渐失智，去世前两年，已不能辨物。

陆铿辞世时，旅居德州的长子陆可望、云南的次子陆可信，以及长孙女陆赞美赶到医院随侍。女儿陆南达在陆住院间，曾从纽约到旧金山探望。此外三子陆可人及次女陆南军却未至院守候。陆铿名义上的夫人仍是杨惜珍，崔蓉芝则一直陪侍病榻。

陆铿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几部著作，也不仅仅是一段文笔与情缘的传奇。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报人，有着于右任、张季鸾那样的报人风骨。陆铿辞世，“报人”一词，终成绝响。

（图片由台湾传记作家王丰提供，特此致谢）

　　论者咸称揭开两岸新页，开始实质性接触，其历史意义不可谓不大。1999年两国论出台后，两岸关系即进入冰封期。这9年来，海峡两岸与国际环境均发生极为重要的变化，此次的”陈江会谈”与当年的”汪辜会谈”已不可同日而语。相较而言，前者较后者走得更快更远。由于两岸”搁置争议，共创双赢”的共识，才有柳暗花明的今日，但也因此，两岸更需注意，两岸合作的基础尚未坚实，不宜片面求速。
　　 北京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开始拉近和台湾差距。北京对台策略，在这30年中历经数次调整，在胡锦涛时代始见成效。虽然始终以”一个中国”为基准，然其内涵外延均有弹性解释。胡提出”同属一中”、”和平发展”等方略，较之前人已颇为进步。在历经”胡连会”、”胡萧会”、”胡吴会”后，策略已较为定型。

　　”以经领政”是港澳经验的延续，本质上是用经济互惠来搁置政治争议，核心在于加深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程度，藉此压低未来台湾的砝码。就短期而言，对于台湾的经济刺激是立竿见影的。但是，高速发展了30年的中国大陆，能否长期延续自身的高速发展，并不断为台湾经济提供外部动力，现在还不能过早判断。假设大陆经济退速，经济依赖可能演变成经济捆绑，其对台海关系的负面影响，也值得关注。北京的”香港经验”能否施之于台湾，还在未知之数。

　　另外，北京长期坚持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统战策略，长期以来饱受台湾民众质疑。政治体制的差异，使得台湾民众对于彼岸的大陆政府抱有戒心。两岸能否从经济合作转为政治谈判，甚至谋求某种形式上的统一，也有赖于大陆自身制度上的民主转型。这恐怕是台海问题中，未来最受关注的问题。

　　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确立了稳定的民主体制，但因为有台海问题的存在，岛内意识形态分化严重。与大陆的合作兹事体大，需要凝聚岛内民众共识，这是新上台的国民党政府亟需重视之问题。政府行为需要民众认可，尤其是关乎”国家走向”的重大政治问题更是如此。虽然马英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扩大共识基础，但是在两党政治下，从分化到共识，绝非朝夕之功。

　　从这次两会复谈来看，由于马英九不希望直航观光出现跳票，因此台北的主场劣势极为明显，北京几乎全盘掌握了议题走向和结果。国民党上任后百废待举，在提振台湾经济这一目标上有急于求成之举，北上和西进成为最便捷的办法。这也引来反对派对国民党能否保证台湾主体性发生质疑。事实上，这种质疑无时无之，此次会谈只是佐证了这种长期以来的指责。

　　早年国民党执政时期，秉承蒋中正”汉贼不两立”之原则，拒绝承认大陆政权，后来改为默认，但一直要求对方承认”两岸对等政权”，在对话与合作上，也要求对岸平等以待。这在上世纪70、80年代尚可维持，但如今，对岸的国力日益增强，台湾国际空间急遽缩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日益孤立，差距若此，平等谈何容易！

　　一个甲子的长期分离，台湾相对大陆的主体性在日益高涨。不能不承认，外省人愈加减少的台湾，主体与本土意识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国民党新政府的选票基础不能离开保证台湾的主体性，但又无法脱离与大陆的联系，那么，国民党又将如何鱼与熊掌得兼？ 而且在大陆方面，在”一国两制”对台湾毫无吸引力的当下，即便过渡到政治谈判，如何确立一种承继”一国两制”却更有弹性和可操作性的大方略，仍是难题。

　　此次复谈已经提及到的共同开发油气，即面临着主权争议，即便客航包机的航线，也得共同面对国际航约的规范。刚刚发生的台湾渔船事件，台方已召回驻日代表。这种外交共存问题，不是一句”解决国际空间”问题就可轻易化解的。牵一发则动全身，可以预料到的是，在先易后难的两岸谈判中，主权争议将在各个领域出现。”搁置争议”言易而行难，不可不审慎以待。

　　总之，两会复谈开启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开端，制度性的对话已经开始，两岸正在建立协商与互信的基础，未来过渡到政治谈判也可预期。正唯此，才更需两岸的政治家们，各自先面对内部的深层问题与隐患，评估其对两岸发展的影响，再周详考量化解争议之坦途。欲速则不达，两岸要更加稳定地展开合作与谈判，就需要共同营造坚实的政治与制度基础。我们深信，台海问题终将以中华民族的智慧而获解决。

　　5月19日，世卫组织（WHO）举行本年度大会，此前该组织以”无法受理”为由，拒绝了台湾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的申请，这是WHO第五次拒绝台湾以”台湾”名义进入世卫组织。很明显，只要阿扁政府在任一天，台湾很难像马英九说得那样”拥抱国际”。虽说国共双方一再强调”搁置争议”，但争议就在眼前且不可避免。

　　即以此次台湾派赴大陆的地震救援队而言，要不要在服装上出现中华民国国旗，即是争议之一。未来台湾民众能否携带国旗看奥运，也是争议之一。”搁置争议”，永远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未来两岸经贸正常运转之后，政治层面的歧见必将被时时提起。外部如此，国民党内部亦很难达成共识，新上任的马政府，势必在两岸政治协商问题上步履维艰。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将于下周访问大陆，胡吴会将是两岸执政党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吴伯雄访问大陆，一方面是为两岸两会的迅速复谈热身，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内部不同势力争夺两岸议题的表现。

　　依照吴伯雄的个性而言，倘若不是7月的包机与6月两会复谈已经有了答案，恐怕不会来大陆。萧万长出席博鳌后，北京迅速邀请吴伯雄访问大陆，因为吴是未来国共平台的主持者。北京需要国民党中央去牵制马英九”以政为主”的两岸管道。大家表面上都”尊连”的时候，连战已经靠边站了。

　　最近的”观礼席位事件”就显示出马团队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接到马英九就职观礼邀请函的党魁有一百多个，吴伯雄被毫无分别地安排在这一百多个次要席位中，当时就拒收邀请函。堂堂第一大党的党主席，跟莫名其妙的、毫无影响的小党主席坐在一起，吴伯雄当然难以接受。虽然事后被安排在”特一区”，坐在周美青后面，但如果不是马团队对国民党中央的刻意忽略，恐怕很难解释此次的失礼问题。

　　吴、马在两岸议题上都想控制主导权，国民党中央想提升国共平台的参与比例和地位，但马一直想控制在陆委会及海基会这边，尽量压低国共平台的比例。这种很难量化的微妙差距，将来会使得马英九很难控制两岸议题的进度与程度。因此马借美联社的专访，说出”连我们这一生要看到统一的谈判都很难”这样的重话，就是想替国民党中央降温。

　　虽然国民党大老纷纷出来替马消毒，但是马英九的明确态度，是很难让北京放心的。这样一来，北京的操作手法是只能多利用国共平台来牵制，这样又会使得马团队的反弹更大，很可能陷入越牵制越疏远的恶性循环。”搁置争议”的共识，很可能会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龃龉而无法搁置。

　　马英九对赖幸媛的任命（参见本刊2008年15期相关评论），掀起部分蓝营人士持续一周的“讨赖风潮”。虽然北京方面就此不予置评，但马英九还是按捺不住，5月1日接受亲北京的凤凰卫视专访，明确向对岸喊话，既有表态亦有定调，这是马直接向对岸表达两岸政策的第一次。

　　长达36分钟的专访中，马谈了三个问题——延展九二共识的的内涵，强调自己的“中道路线”，以及对赖幸媛人事案的解释。选择在这个时机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看得出是马团队精心设计的一招。这三个问题，是目下最易引发北京疑虑的内容，马亲自出面阐释，不仅为了化解对岸疑虑，也是向对岸亮出己方底牌。

　　虽然国共表面上一团和气，但北京方面深知，连战、江丙坤这些“老朋友”代表不了马英九，吴伯雄也代表了马英九，真正说话管用的，还是这个即将上任的马总统。北京对马的态度，跟2000年陈水扁上任后何其相似。而且，北京对“独台”的防范比“台独”或更甚之。马不表态，北京对连、江北上吹气球、马、刘岛上画大饼，都不好回应，这才出现最近“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

　　马英九在托连战问候胡锦涛之后，立即在凤凰台表示，胡的十六字方针与萧万长的十六字箴言有共通之处，是共享价值云云。同时马也没忘记提醒北京，台湾要的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不是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这当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从一中原则到新华社英文版的一中各表，北京迈出这一步何其艰难，况且，北京最终的底线也只是互不否认，遑论台版的九二共识。

　　我们多次强调，九二共识并非共识，乃是歧见。虽然两岸一再表示搁置争议，但双方依然一再提出这一争议话题。马英九和赖幸媛的主张与当初陈水扁的主张亦属类似，只不过陈水扁反对的是九二共识，却没反对一中各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中，两岸的实质问题就是“台湾能否表述”，两岸争执了八年。现在轮到马英九，又是同样的问题。

　　马英九当然不会试图去向北京争取台湾的表述，他就是亮出自己的底牌：北京如果做出退让，当然再好不过；北京坚持陆版九二共识，也是意料中事。马的调子就是政冷经热，在政治协商上没有突破的打算。与陈水扁的八年相比，只不过经贸的步子更大一些而已。毕竟，选民投马英九，就是对两岸经贸和两岸和平有所期待。两岸当下情势，一言敝之，大陆要的是统战，台湾要的经贸，各取所需而已，惟台北不愿在政治上做丝毫退让。马英九的定调，也是不软不硬地让对岸有所准备。

　　由于国共平台与沟通管道的熟络，北京方面期待连、吴二位党内大老以及江丙坤的海基会，能够对从没打过交道的马英九起到牵制作用，不想让其走得太远。正是北京有此一心，蓝营大老们纷纷北上西进，却赶制出一辆多头马车，反而使在两岸问题上真正负政治责任的陆委会黯然失色。从体制上说，两岸政策是总统职权，赖幸媛既是防洪闸也是刹车皮，大老们跑得太快，两岸协商愈为复杂，马英九必须要有所准备。赖幸媛人事案就是一石三鸟，不仅做给蓝营的”红军”看，也做给大陆看，也是做给担心两岸太近的华府看。

　　虽然江丙坤一再强调，未来两岸协商不会采取复委托机制，当由由陆委会及相关单位分工讨论，制订政策，有关两岸涉及公权力协商的部分，必然授权海基会与中国海协会沟通协商。但是，党内诸公对马的牵制、“海陆大战”存在的可能等，都不会让赖主掌的陆委会轻松。马在专访中刻意为赖幸媛摘“绿帽子”，一是化解对岸疑虑，二是回应岛内“红军”质疑，为赖未来获得党政部门的认可而打气。

　　此外，马认为两岸领导人会面并非当务之急。这也让外界一直期待的“胡马会”想象落空，更为政冷经热的基本调门做下注脚。这就是说连、江、吴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马的这次定调不卑不亢，直截了当的向对岸表达自己的看法，也让反对党稍稍放心。接下来北京的反应值得观察，虽说北京口头表示搁置争议，但对陆版的九二共识，在短期依旧不能释怀。

　　4月24日，马英九市长特别费案三审定谳，对其个人而言，终于洗刷清白，但这场政坛风暴并未就此平息。最高法院认同二审裁定马英九不构成贪污罪的理由，但否决二审法官定义特别费之半数属于首长“实质补贴”或“特别酬庸”的性质。

　　如此，同样因首长特别费被起诉的吕秀莲、游锡堃和陈唐山等十一人的案子，以及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其未来走向就颇值得观察。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法律层面规范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的性质与领用程序，杜绝这一模糊空间引起的司法争议。
 
　　马英九特别费案是全台首长特别费案中最先审结的一桩，一审及二审中，法庭均认为特别费为“实质补贴”，具备“特别酬庸”之性质。最高法院的对判决书概言之有三条最为重要：“非实质补贴”、“因公支出并用罄不成罪”、“纳入私囊才犯罪”，以此衡之，对陈水扁、吕秀莲等人颇为不利，但也会有一部分官员因此受益。

　　因为马英九五二〇就职以及终审日期的规定，使得马的特别费案不容再拖。最高法院做此判决，背后的意涵值得玩味。一方面厘清特别费之半数的性质，认定其公用的性质，杜绝了行政官员私用特别费的空间，推翻了行政上延续的惯例；另一方面又扩展“公用”的定义，认为“公益用途”亦在其列，对马而言稍有偏颇之意，因为全台的官员中，拿特别费捐给公益事业的，马英九是罕见的特例。
    外传的“特别费大赦”将会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一性质认定而无从谈起。最高检察署也表示，未来将以此作为侦办其他案子的规范。这样一些牵涉特别费案的官员，如并未中饱私囊且无主观违法认识，则可因最高法院的判决准则而脱罪。易言之，对于目前被告发的特别费案当事人，将审酌动机与是否施用诈术作为有罪与否的认定。就检署而言，这如同一张过滤网，未来特别费的争议会少很多。
    对其他法院而言，最高法院的判决并非判例，下级法院未必有遵循的必要，审判中的争议未来不可避免。对检署而言，未来的特别费的侦办却是严峻考验。有发票的半数部分固然好侦查，以收据核销的半数部分，既非“实质补贴”，如何认定其为私用或者公用或者公益？这无法查证的部分，根本不可能办得下去。此外，侯宽仁如不为侦办马谢时的双重标准做出解释，亦恐难以服众。
    绿营当初以特别费打击马英九的时候，当然料想不到，一审二审马英九因为“实质补贴”而获无罪，三审因为“非实质补贴”仍然无罪。这当然归因于马英九的清廉与洁癖，不是民进党的一些高层官员所能做到的。未来倘若据此断案，必有官员因诈取特别费而获罪，这才是当下民进党的大佬们忧心的地方。

　　检察系统此前本应达成统一追诉或者不追诉的标准，却因为蓝绿歧见，导致标准不一。当然，终结这一争议的最佳途径是，经由立法院修正特别费相关的主计法规，要么规定特别费用收据领用的部分是实质补贴，要么规定特别费非实质补贴，一律使用发票核销。这样在侦审之中的其他案件，才能得以解套。

　　多年来，美国一直小心谨慎地维持美台”非官方的联系”，避免刺激北京敏感的神经，但实际上官方的联系不但需要，且不可避免。民进党2000年执政以来，美台关系一度降温，民进党频繁的小动作，甚至让布什爆粗口。尤其去年”入联公投”推出以后，华盛顿对台北的警告层级不断升高，民进党政府失信于美方，使得华府频频接到来自北京的压力，由于在伊朗和朝核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故”中美共管台海”的三角关系不仅被默认，且逐渐趋于稳定。

　　北京通过华盛顿向台北施压，已经屡见不鲜。而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在国民党胜选后出现了些微改变。两岸气氛转暖的速度大大超出外界预期，高层互访的消息也频频传来，甚至中断9年的海基海协会谈，6月即将复谈。布什政府对此虽表示乐见，但对两岸复谈的担心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共两党目前的热络协商，会渐渐减少美国对台海问题的介入程度。

　　如果我们还记得布什2002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需要台湾同大陆保持距离。当时有学生问布什，为什么美国总是说”和平解决”而非”和平统一”。布什两次回避了这个问题，着重谈”和平对话”和”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布什的”避谈统一”绝非偶然，而是美国一贯的态度。

　　1979年以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从未说过”反对台湾独立”，而说”不支持台湾独立”，甚至”三个联合公报”都尽量避免，美国需要回避这些实质性问题。在美国看来，两岸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统一”，或者就是在”和平独立”与”民主统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美国能够持续对于台海问题施加影响，而非当初承诺的”退出海峡”，这才符合美国的太平洋利益。

　　基于上述考量，美国需要警惕两岸过分亲热，也需要均衡当前的三角关系。两岸的重启谈判，使得华府制约北京的筹码正逐渐减少，北京到台北的最短的距离，不再是绕道华盛顿，而是直航。陆战队入台，固然在表面上可以解释为美国提高了AIT的安保层级，同时对台湾新政府传达将改善美台关系的意图，更为重要的是，华府藉此向国民党释放重要信息——不能过分亲近北京。

　　虽说北京此次把两位领导人的见面定位为经贸会谈，不涉两岸政治。但不论是从博鳌对萧的礼遇规格，还是从萧提的”十六字箴言”来看，此次会面还是关涉两岸政治议题。从细节来看，这是北京与台湾新政府建立互信的第一步，两岸已经进入”春暖花待开”的互动时代。
　　
　　新华社的通稿当然不会提到萧”台湾候任副领导人”的身份，国内各新闻网站甚至亲北京的港媒《大公报》，也只是转载新华社的通稿，可见北京此次在宣传口径绝对统一，这自然是出于”一个中国”的政治正确。但新华社也未提及萧”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理事长”的身份，解释空间极大。同时又以超出以往规格的礼遇，来彰显胡萧会面的重要性。可以说，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手法已经愈加娴熟，两岸转暖的气氛，多半还是北京烘托出来的。

　　台湾媒体过分关注萧万长在博鳌受到何种礼遇，担心被”矮化”，并称北京”默认”了萧万长”副元首”的地位。其实，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不仅有萧万长、鲍威尔、陈锦华，还有曾荫权、何厚铧甚至杨洁篪。北京在礼遇规格上拿捏十分恰当，外媒及台媒对萧身份的关注，北京不置一辞，说”默认”亦可，说否认亦可。

　　萧万长提出”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胡锦涛当场用”四个继续”予以回应，在提及”继续促进恢复两岸协商谈判”的时候，胡并未像以往那样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对”搁置争议”立即表示了善意回应。双方在会后的对外发言，均未提及”一个中国原则”或是”九二共识”。这表明，两岸均心照不宣的采取模糊策略，即”经贸先行，政治缓议”。要说胡萧会达成了某种共识，即此也。

　　胡萧会上，萧万长提及的经贸内容基本就是对马萧竞选政见两岸部分的重复，胡锦涛也是立即回应，可见北京对于包机、观光等议题确实较为重视。由于国民党声称在7月就要开放周末包机，从就职到开放，仅有月余时间，这需要尽快与大陆协商，在一上任就要展开相关作业，萧希望取得胡的首肯，落实国民党的政见。

　　胡锦涛连续用了三个”和平发展”来表示自己的两岸愿景，强调”和平发展”而非”和平统一”，也是北京近年来对台思路的一个转变。虽然对内还是称”和平统一”，但对台口径已经转变为”和平发展”，这不仅是释放善意，也是北京打算把”统一”放到更长远的以后来考虑，打消岛内的一些顾虑。

　　胡在会见结束时托萧转达对马、连、吴的问候，更是精心策划的一招。因为马英九声称在任期内不会考虑和大陆领导人见面，这个问候毋宁视作是向马英九传递两岸最高层可接触的意愿。2005年7月17日，胡锦涛曾向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致贺电，马当即回电，可见胡向来就未放弃与马的接触。胡将马放在连、吴之前，正是因为其”候任总统”的身份，这已经超出”胡连会”等党对党交流的范畴了。

　　萧万长此行不仅见到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与前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前澳洲总理霍克会见，收获颇丰。美国当天也由内格罗蓬特出面表态，称乐见两岸开启对话。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并以此基础开启协商对话，对中美台三方来讲，都是”解套”。与布什关系密切的人士即将赴台北出席马萧就职典礼，规格超过2000年，也显示出美国对于国民党新政府的高度重视。

　　胡萧的会面，北京释放的善意信息很多，值得台湾细细解读。从1999年中断的两岸协商，可望藉此重启。在台北摇摆不定的马英九，一会说要看奥运，一会又说不见面。台湾大选之后，我们认为，球已经到了大陆一边，现在，面临大陆对台策略的务实转型，球又回到了台北。马英九如何应对胡锦涛的”善意问候”，是下来值得观察的地方。

　　虽然博鳌亚洲论坛第七届年会的名单里迄今仍未出现候任副总统萧万长的名字，但其本人已于周日下午证实将赴海南参加本年度博鳌论坛。4月13日下午博鳌论坛闭幕大会前，将会召开一个小时的”台湾经济与两岸经贸展望圆桌会议”。毫无疑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海南会见”财团法人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萧万长。

　　博鳌论坛此次也颇为小心，迄今仍未公布”两岸经贸展望圆桌会议”的主持人以及讨论嘉宾名单，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布具体明细的论坛日程。萧万长此次来大陆虽循例以平民身份，但其作为”中华民国候任副总统”的身份更为外界重视。萧在2004年曾在海南与胡有过短暂会晤，而这次”胡萧会”，对融冰在即的两岸关系而言，其意义不可谓不大。

　　起初，国民党内部对此次”胡萧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国民党之前极为紧张，碍于萧万长候任副总统的身份，对外坚称不会参加，然而萧本人的与会愿望则极为强烈。周五晚上，情势又柳暗花明。照此情形，当是大陆相关部门向其传递了善意信息。马萧竞选总部发言人王郁琦被指派为随团发言人，可见国民党相当重视此次会面。

　　对于国共双方来说，自是乐观其成。在短期内两岸就胡萧会面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可想而知马萧的候任团队，与大陆涉台部门乃至决策层已经建立了沟通管道。由此也显示出，大陆虽然对萧万长候任副总统的身份有顾虑，但”身份问题”在大陆看来不应成为影响两岸经贸交流的因素。

　　2001年，陈水扁拟委派总统府资政、前副总统李元簇赴上海参加第九次APEC领导人峰会，遽因身份原因为大陆拒绝。此次萧万长身份与李元簇相类，甚或更为敏感，为候任副总统，却获许登陆海南岛。APEC与博鳌论坛的层级与重要性不相上下，李萧二人结果迥异，乃是时移世易之故。

　　一则大陆对台的宏观政策逐渐转向，作风也更为务实；二则面对即将当政的国民党，大陆需要释放善意，不能有损两岸目前渐趋转暖的气氛；再次，大陆很期待能在两岸共同市场上有具体的作为，而萧万长是共同市场的发起人与推动者，于情于理都不应拒之；最后，大陆目前对台的在心态上变得信心大增。

　　下周举办的第七届博鳌论坛年会是历届规格最高的，有多国领导人与会。对于台湾一直呼吁的国际空间而言，博鳌论坛的确是一个合适的平台，有助于台湾与他国进行经贸交流。胡萧会的举行，也让两岸未来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可以想见，胡萧见面之际，会就两岸共同市场先做理论上的擘划，未来国民党执政后，则可按部就班而行，或可促进两岸未来经贸议题的协商进度。

　　但不能不说，此次胡萧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外界对于两岸的热忱期待，主要还是因为二人的身份，因为”国家主席”与”候任副总统”的会面。萧在博鳌的言动，也不能超出基金会董事长的范围，关于共同市场的筹划，一切还只是纸上谈兵，未来具体作业，还是要交给海基海协两会。博鳌的握手，也只是两岸的一小步。

    马英九当选后，外界普遍认为这将给两岸未来带来些许暖意，大陆民间期待尤有甚之。相较于近年来“政冷经热”的两岸现状，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未来的想象空间骤然变大。然则，这个想象与当下现实间的落差，却比想象中的还大。毋庸讳言，马英九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在两岸关系上的作为十分有限。

    首先，政权交接费时至少一年，国民党接下民进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组阁之后先面临岛内的经济难题。马英九在当选后坦言“两岸经贸优先”，这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也是如何把政策支票兑现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步，会走得异常艰难。譬如说两岸直航的定位，是国际航线还是国内航线？在国、共双方都高度强调“名正言顺”的现状下，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讨价还价。

    虽说马英九表示“搁置统独争议”，但争议的部分远不止统独议题。国民党主张的共同市场，是比CEPA层级更高的经贸合作，其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两岸经贸来往中，类似“汪辜会谈”那种煞费时日的谈判，不可能让经济复苏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马英九任期的前两年就会这样消磨而过。何况，如何在每一步阐释政策、取得在野党与反对民众的认同，也绝非简单之事。

    其次，马英九就任前要访问美日，寻求国际支持，就任后要实现“活路外交”，扩大台湾国际空间。这期间如何取得北京的谅解、不至于对他的“一中”产生质疑，也需要两岸深入沟通。马尚未建立与北京的直接沟通管道，其间的迂回辗转，不可以道里计。今年5月的WHO会议，北京是否依然反对台湾加入，是观察两岸政治的风向标。国际身份证北京可以发给国民党政府，但是4年或者8年后，又“轮替”到了民进党手中，这是北京始终不敢轻易许诺国际空间的原因。北京有此忌惮，马英九的出访红线可能比陈水扁还窄。

    两岸倘若转暖，台湾不必再依靠金元外交维持既有的邦交国，一旦停止援助，这些欲壑难填的邦交国势必要倒向北京。北京是接还是不接？倘若接了，那依然是“挖台湾墙角”，在野党必然要认为国民党卖台，国民党有苦难诉。倘若不接，台湾的国际空间亦会因此收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需要两岸长久的协商与谅解才能得以实现，恐怕短期绝不会有所改善。    

    再次，马英九一再强调，开启谈判前会要求大陆撤除飞弹，签署和平协议。自大陆而言，这恐怕不难办到。如果北京愿意再释放诚意，沿海的对台导弹全部或者部分撤除到武汉长沙一线，不是不可能。北京的态度是“你不独我不武”，飞弹可以撤，关键是“不承诺放弃武力”这句话不能撤，这依然会让台湾感到不安。马英九外要取得谅解于中共，内要取信于选民，两者之间难以达致平衡，此外还有美国的军购因素，也会使得这一过程充满变数。
 
    又次，与大陆深度的经贸外来，势必使得台湾未来对大陆的经济依存度大大提高。这对马英九以及国民党来说，有饮鸩止渴的危险。设若台湾经济过于依赖大陆，必然使得两岸未来的政治谈判中，台湾的筹码大大减少。即便民进党以后上台，也不得不因为经济原因而迁就北京。这虽说是北京乐见的效果，但很可能会让国民党饱尝受制于人的恶果。因此马英九不会单纯依靠“两岸共同市场”，这可能会令他的承诺大打折扣。
 
    最后，以后两岸在政治议题上不论怎么谈，先需要一个谈判框架。两岸的主权、领土等等，需要双方都能接受的定位。众所周知，一中各表乃是歧见，而非共识，而这已经是当下最大的公约数，照此情况看来，达成这个谈判框架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况且，自目下情势而言，两岸是否需要立刻开启政治谈判，恐怕也是未定之数。北京对于统一的渴望，绝不是外界认为的那么急迫。至于马英九，第一任期（如果还有第二任期的话）内绝不会和北京开启政治谈判。他能摆平岛内的事情，已经是难上加难了。

自台湾有总统直选以来，国、民两党以各自主张获得不同选民之认可，在历次大选中，互有胜败。由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性，统独之争成为这二十年政治发展的主轴，并据此建立了并非民主政治常态的价值标准。台湾的政治生态，在意识形态、省籍、族群、文化认同上，依据民进党打造的判断标准，陷入了”不问是非，只问蓝绿”的政治怪圈。两岸长期的敌对状态，也使得主流民意一度倾向民进党。台湾的政治版图，一度形成以浊水溪为界的北蓝南绿的格局，使得政治空转，经济凋敝，民怨丛生。

所幸者，台湾在今天终于告别这些政治转型期间的阵痛。如果说，第一次政党轮替结束了国民党在台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公民用选票开启了民主政治的大门，这一次政党轮替则是公民用选票选择了一个自己中意的政府。多数公民对政党的评价标准，不再依据早前民进党制造的标准，而是依据政党的执政水平以及公共政策，选民已经体会到民主政治的真谛而渐趋理性，开始缓缓告别统独、族群、省籍、文化的紧箍咒。

国民党通过本土化转型，破除了”民进党即本土”的国族认同论述，国民党通过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破除了”民进党即民主”的价值认同论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许多取向已经渐趋一致。至于统独争议，在现时暂时搁置不议，也是符合当下台湾内外交困的现状。选民这次选择了对自己与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一方，这就是民主迈向成熟的表现。

但是，认为台湾告别蓝绿对决的时代却为时尚早，因为还有544万人选择不认同这个即将上任的新政府。马英九萧万长面临一个满是创伤的台湾，除去经济问题不谈，缔造一个超越族群与蓝绿的共同价值，凝聚更多选民的对其的认同，是新政府亟需考量的问题。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朝野两方固然需要其不同政治主张，但更应该有一个是非判断的共同价值。这是二十年来台湾转型期获得的最大的殷鉴。

此次两位总统候选人，严格来说，都是政绩不及格的候选人。但民主政治的规则正在于此，人民选择的不是一个超凡的至高无上的领袖，而是一个凡间的常人。此次选战中，主权问题、族群问题等选举议题逐渐褪色，代之以经济议题、民生议题等成熟民主社会中的世俗议题，说明台湾民主已经逐步世俗化。此外，台湾内部的矛盾逐渐缓和，文官系统更加中立，政党轮替及政权和平转移将成为台湾政治的常态。

民进党未来将面临内部的自我整合。在单一选区两票制之下，两党政治的形态在短期不会改变，自2000年以来的蓝绿六比四的基本支撑盘面短期也不会改变。如果国民党执政差强人意，民进党可能沦为长期的在野党。民进党的问题在于，如何做一个让执政党、让人民同时尊敬的在野党。

可注意者，统独议题仍然会成为台湾政治中未来最大的争议，也给两岸埋下共同的变数。此次”两岸共同市场”跟统独议题相关，却仍然是经济问题，虽然获得多数选民认可，但在实施之时如何修正其他选民”一中市场”的认知，如何跟在野党协商，如何给连战的北京之行买单，都是难题。按照马英九经贸优先的原则，可想见两岸未来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回暖期。不论如何，朝野两方都提出与北京开展经贸合作，这点只要岛内形成共识，北京自然是要叙叙”兄弟之谊”的。

马英九投下公投票时，隐有彰显”两岸对等”的意涵。3月初北京释出的”同等地位谈判”已然在表示诚意，国民党也做了隔海呼应。在中美共管台湾的状况下，只有两岸关上门叙旧的时候，才可能让美国退出海峡。这也是北京所乐见的。但这一天恐怕要很晚才能到来。毕竟，两岸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长期搁置不议，这需要政治家的过人智慧。历史留给后人最大的包袱固然沉重，但是，只要尊重民意的选择，对民主抱有敬意的任何政党，都不会损害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财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3月 4日对台问题的讲话，罕见地第一次提出“谈判的地位是平等的”，扩大了两岸未来的想象空间。胡同时还对“从事过台独活动的人士”伸出橄榄枝，意在分化独派阵营。自始至终，一个中国原则仍是其核心，虽然延展了未来两岸交流的空间，但还是未脱胡四点的框架。

　　早在 2003年 3月，胡在两会上关于台湾问题的“四点建议”里，就提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当时的国台办副主任周明伟即解读说，这表明两岸未来的谈判地位是平等的。

　　当时并未引起普遍注意。嗣后通过的《反分裂法》也沿用了“同属一中”的表述，也不同于宪法“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的表述，但是一中到底是什么？此次的“同等地位谈判”在十七大报告中未曾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胡说的“同等地位”，只能解读为“同等政党地位”，而绝非“同等政权地位”。北京现在的思路仍然是“党对党谈判”，避开政权问题，而台湾要求的则是“政权同等地位”。这恐怕是北京近期乃至以后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接受的条件。

　　因此，“同属一中”的解释就显得迫在眉睫。在胡的“台独分裂活动违背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意志”这句话中，“中华民族”显然不是一个精准的政治词汇，也不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权名称，而应该是“同属一中”的那个“中国”的主体。

　　这显示出，北京已经意识到，“同属一中”的“一中”继续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困境。岛内对此表述较为审慎。加入将来两岸两党开启政治谈判，中华民国主体性的话题必将再次挑战北京的底线。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真正“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的反而不是台独，而是两岸的名器之争。

　　对于天然认为“一中”就是北京，改变这一惯性概念的路程走了几十年，终于有所改变，但台湾的要求远不止“同属一中”这么简单。能否由“同等政党地位”过渡到“同等政权地位”，将是下一阶段北京要思考的头号问题。

　　选前三周，台湾文教界、法律界、医疗界以及公营事业的头面人物，纷纷表态挺马，西瓜效应颇为明显。以当前两阵营的差距衡之，国民党内有人声称”躺着选也会胜”，看来困难不大。其所虑者，在未来三周内，如何化解谢阵营出其不意的议题追打。但说到底，马萧在南台湾绿营票仓县市，只要小输，即可赢得大选。

　　此次选战中，马萧阵营因为立委胜选，大选策略便好整以暇地以守为主，对谢营的议题攻击只是步步防守，称为”高格调选举”，也试图将战场锁定在民众不满的经济议题。这虽然可以部分摆脱过去政治口水战的指责，但选战议题与节奏控制都在谢营手中，以马萧阵营的危机处理能力而论，疲于应付东奔西走在所难免。

　　经济议题上，两位候选人的政纲可谓大同小异，真正的着力点其实不多。以往令蓝营无法招架的”外来政权”议题，如今被国民党的本土化转型以及低姿态的道歉消解不少力道。今年二二八之时，两阵营不同的纪念方式，足以说明民进党对消耗历史悲情的警惕。在本土意识上，绿营操作的空间不大。

　　约占总数四分之一的 400万张青年选票，也足以造成选情的逆转。两个阵营如今都在全力抢夺青年票源，且都端出了价格不菲的政策蛋糕。这部分选票中，马英九的优势明显，许多在民进党 8年执政期间长大的年轻人，对转型正义的议题兴趣不大，却对民进党的治国无方深有观感。但如今一成的民调差距，谢阵营只要能抛出几个踢爆马英九的震撼弹，也有回天的可能。

　　此外就是所谓的中国因素。北京在选前对台湾的外交围堵当然会停止，只要不发声就算帮了国民党。谢阵营也缺乏操作的相关议题，何况国民党对付”抹红”的经验绰绰有余，这点也不足为忧。至于”两岸一中市场”的指责，蓝营的回击也颇为有力。

　　国民党虽然立委选胜，但政治版图的北蓝南绿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各自的基本盘此次也更加稳固。国民党不仅要继续巩固中台湾的票源，更重要的是不能在南部大输。连宋四年前在云嘉的败仗，国民党决不能忘。云林、嘉义、高雄与屏东等八县市，远非国民党想得那么乐观。国民党在上述县市，只要小输即为大胜。跨越浊水溪，仍是国民党最大的困难。

　　陈水扁的意图颇为明显。先约请老吴会谈，再让亲绿媒体爆料，继之谢长廷放话。给外界的印象就是：吴伯雄和马英九未作沟通，联合内阁有戏，马英九说谎。每一招都打到国民党的痛处，否则老吴也不至于一天数次地做澄清。这一回合，国民党输得很不体面。至于王金平替阿扁牵线，这”背后剑”之谓，在党内是难辞其咎的。

　　密室会议的好处在于朝野协商动静不大，影响波及范围较小；缺点是容易给外界留下口实，并且台湾政坛的密室会议，从来没有不被报道出来的。国民党的立委大胜，如今却仿佛成为总统选举的包袱，一党独霸、坐地分赃等等，都被民进党刻意渲染。这次吴扁会，正是绿营制造坐实这些攻击的证据。

　　国民党胜选之后，嘴上说小心谨慎，实则傲慢顢顸，此次吴扁会的媒体效应虽已平息，但对吴伯雄、王金平以及国民党的伤害都很难评估。国民党的所谓团结一致本身就脆弱，经此分化，恐更难一致。国民党慎之。

　　获得立院主导权的国民党，已经提名王金平为第七届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人选 21日下午由党团会议假投票选出，如无意外，现任国民党政策执行会会长曾永权将成为王金平的副手入主立院。

　　此举将牵动国民党中央的重要人事变动，也为未来国民党内部矛盾埋下未知变数。

　　这次是国民党”乔人选”不成，才以假投票来决定公职提名。登记参加立院副院长提名初选的立委共计六名，分别是曾永权、黄昭顺、蒋孝严、潘维刚、洪秀柱、徐中雄。早前曾传出秘书长吴敦义及七届立委朱凤芝有意角逐，但因副院长”位高权轻”，吴敦义在最后关头放弃。

　　立院副院长仅仅是王金平的执行副手，在台湾的政治架构中，算不得实权人物。上届副院长钟荣吉携亲民党的 27个席次被选为副院长，但钟荣吉在第六届立院三年中，几乎未曾起过重要作用，其党派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此次曾永权在国会席次减半的新制下接任副院长，则又有不同。

　　曾永权是国民党大党鞭，政策执行会执行长在党内地位仅次于秘书长，甚至可与秘书长分庭抗礼，曾永权颇受连战、王金平倚重，在党内人望颇高。在满眼是国民党席次的国会中，曾永权绝不会像钟荣吉那样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副院长，”坐二望一”当是其最终目标，这次其卡位成功，未来当是接替王金平的不二人选。

　　马系的吴敦义退出副院长角逐，显示其未来在党务职位上当可更上一层，在以马英九为核心的选战进程中，”双吴一关”体制作用尤大，年事已高的吴伯雄，十分属意吴敦义，后者升任副主席的日子不会太久。

　　政策执行长的空缺虽然传出由黄昭顺或者徐中雄接任，前者是得票第一的中常委，党内呼声很高，后者与马英九关系良好。但执行长是有权职位，以吴伯雄的老谋深算，这一职位将不会给马系的徐中雄。黄昭顺在南部深耕多年，甚至获得南社深绿人物首肯，由其出任政策执行长，将与双吴的本土化策略形成呼应，对于未来总统选战也有一臂之力。

　　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如今被放在放大镜下检视，争夺立院副院长已经给外界造成不良观感，外界多有坐地分金之讥。这几宗人事布局，已经露出国民党蠢蠢欲动的姿态，党内生态将更加复杂

　　跳出来占据新闻版面的是中选会，是新闻局，是教育部，是各党党魁，是总统候选人，是现任正副总统。候选人及其声音被边缘化，显得无关紧要。即便有，也只是人身攻击之类的新闻口水战。选民也无所适从，甚至不关心立委的选举议题，乃至厌恶选举。第七届立法院在诞生前就已经注定继续“污名化”。

　　取而代之的各项所谓选举议题，仍然超越不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看不到丝毫“和解共生”的苗头。陈水扁在新年献辞中指责的M型社会，谢长廷指称的马英九投降大陆，蓝营力挺台商投资大陆，无一不是在“中国问题”上互相呛声。正所谓万变不离其“中”，在民进党的选举语言操作下，每一场选举，最后的议题都简化为两岸问题，都简化为政治正确与否的简单判断，至少在立委选举里，无疑已经偏离了方向。

　　纵观第六届立法院任期内的有限作为，无论如何不能对未来的立法院报以太大希望。

　　这个决定台湾前途的重要机构的候选人，在选举中的位置被朝野的各路天王占据，候选人们无法改变朝野两党划定的选举潜规则，也无法在选举中彰显自身的政策指向。在选制改变之后，立委的权责更大，但立委的声音却越来越低。

       延宕达两月之久的领投票争议，在中选会的六项折衷版本出台后可望落幕。泛蓝执政的十八县市也表示接受该版本。蓝绿两党此前锱铢必较、互不退让的对立态势（参见本刊2007 年40 期《谨防执政党操作选战空间》一文），在立委选前终于达成妥协。

      中选会的新六条，被蓝营解读为“两阶段领票，一阶段投票”，这已经是两党在领投票争议上的最大公约数，照顾了两党各自的主张。依照中选会最早的纪要，两党的争议是“一阶段领票、一阶段投票”或者“两阶段领票，两阶段投票”。简而言之，是“一起领，一起投”，或者“分开领，分开投”。

      国民党如此退让，自有其考量。马英九被判无罪，立委选情和总统选情都趋于乐观，如果再争论下去，立委选举将无法进行，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如果宣布延期选举的话，会打击国民党参选人员的士气，也会给选民造成不必要的不良观感。其次，国民党最初抗议一阶段投票，也是担心“讨党产公投”与“入联公投”票数冲高。但中选会同意在不违背一阶段领票的配置下，允许公民自行决定领票顺序，且公投票可不领，这样对国民党来说，其最终结果当比“一起投”容易接受一些。

       民进党此次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策略，一方面研议折衷方案，一方面撤换台北市选委会主委吴秀光，也无疑是向国民党暗示这已经是其底线，不能再有余地。次则，民进党的两项公投尤其是未来的入联公投是争议性极大的话题，选民表态与公投通过，其间差别不可以道里计，民进党也是心有戚戚焉。

       虽然现时国、民两党各自对领投票争议各有阐释，都认为自己胜利，但根据中选会的规划，整体上仍是一阶段的领投票配置。况且错投票箱的选票都视为有效，如此，国民党也算不上在这一回合有所斩获。

       这一个假议题落幕后，未来一周内，中选会势必要与地方选委会协调沟通，把此前泛蓝执政县市的二阶段动员更正过来。在新一届立院产生后，应该切实规划中选会的法律地位，在确定选务时应有其权力，并明确规定地方选务机关与中选会的关系。当然，最好是藉此机会，确定未来各种选举的选务规划。

       虽然争议已经落幕，但在选举之时会出现何种状况目前仍然无法预料。两党暂时的妥协，只是为了将来更激烈的斗争。这次争议也为三月的总统选举划下游戏法则，但不排除立委选后，两党重新评估这一法则对自己的选票影响。果如是，投票方式的口水战二月依然会再次上演。

　　AIT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本周在台湾的访问，不仅是表达华府对台湾当前选举局势的关切，更是给北京一个颇为积极的表态。薄氏虽然表面上反对民进党的入联公投，实则已对其表示一种无奈之下的默认。当然，这也代表华府对陈水扁的完全放弃，并寄希望于未来当选的总统。

　　美国早已开始担忧入联公投对台湾造成的紧张局势。8月底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就公开表达过反对意见，称”入联公投即台独一步”。如今华府见入联公投势头难以阻止，调门顿时放低，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本月 7日只是说反对入联公投而已，并不对入联公投进行统独上的定性，可见美国态度出现无奈之下的和缓。

　　为了化解北京对华府政策的忧虑，薄瑞光此次亲自出马赴台，高调反对入联公投。北京早就体认到，北京与台北之间最近的距离，乃是绕道华盛顿。薄瑞光动身之前，布什主动与胡锦涛通话，醉翁之意不在台，在乎伊朗与朝鲜。布什对北京保证对台政策的延续性，并事先给北京打了强心剂，为薄瑞光对北京的善意警告埋下伏笔。

　　华府的中国问题幕僚精心安排的薄氏行程，在外界看来，无疑是对陈水扁的全然放弃。入联公投在华府的眼里，其威胁性已经不下两国论。华府如再不管控民进党政府并取得北京的理解，其后果如何，尚在未料之数。基于北京对民进党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华府有必要在北京剑拔弩张之际，在两岸间做出调停。薄瑞光呼吁北京克制待变，即此也。

　　在入联公投几乎是必然通过的研判下，华府已经为台湾的未来忧心。倘若公投通过，新任总统是否要将其视作必须实施的政策，在现行政制下，如何将通过的公投虚化空洞化，华府会要求国民两党的参选人做出解释。

　　薄瑞光此行是美国近年对台湾分贝最高的一次警告。1999年两国论出台后，AIT台北办事处主任张戴佑（Darryl Norman Johnson）在任满回国之时，曾以极其严厉的口吻当场对李登辉兴师问罪。更高层级的薄瑞光并非通过杨苏棣而是亲自来台宣示华府立场，可见华府对入联公投引发的北京反应，实为忧心。

　　但薄氏的台湾之行并未得到北京的完全谅解。15日孙亚夫借助与美国侨界人士座谈之时，直指入联公投即为变相的台独公投。此前陈云林会见柯庆生时即表明这是红线，可见北京此次对华府的表态并不满意，从而在非正式场合做出反应。

　立委选举及公投的领投票争议延烧一月有余，蓝绿双方日渐剑拔弩张（见本刊 2007年 40期、43期相关内容）。解决争议之办法，除了在法律层面厘清中选会及地方选委会的权责，更需两党跳脱出严重对立的现状，从尊重宪法及人权之层面出发，解开这一死结。

　　距离选举仅余一月，立院会期也即将结束，倘在此前仍无建设性之解决方式，立委选举必将让朝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局面。两党各存一己私心，中选会又非独立中立之机构，如再讨论一、二阶段之优劣已是无用，当下则需两党平心静气进行朝野协商。

　　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而言，中选会不能仅仅依靠以往的函令，对地方选务机关进行指挥与监督。当下两方依据的法规都没有错，但只引用利于己方的依据，中选会在法制化未曾完成之前，亟需依据《选举罢免法》与《行政程序法》明确地方选委会与中选会之间的权责关系以及具体操作流程，以免两营对现有法规做出利己解读。

　　中选会倘能以行政规则代替函令文件，地方选委会所负之法律责任则转为中选会承担；再依据《行政程序法》之规定，将一阶段投票以标准程序明定之，则地方则有遵守之义务。但目下状况而言，行政规则之出台，仍需中选会的研议与听证，并得政院通过之，此举耗时甚久，亦非两营所愿。

　　如是则唯一解决之途即两方都做出妥协，譬如效法美国，将选票与公投票印在同一张纸上，一次领取，既保障公民投票隐私，也可保证公投人数。

　　12月1日，中选会称 14377个投开票所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设置”可不领公投票”的标识。这也可化解蓝营的疑虑。对蓝营而言，不管执政者出于何种目的设置一阶段，但既然是民选政府之政策，即应遵照之，保证程序上之正常实施。

　　讨党产固然对自己而言是一大难堪，然则承担当年党国不分之责任，又有何妨？

　　马英九11月20日公布了外交政策白皮书，首次将竞选政纲付诸文献。马英九强调在两岸关系的基础之上，以经济实力拓展”活路外交”（参见本刊 2007年20期相关内容）。

　　台湾外交一直受制于两岸关系。现有的 25个邦交国多半是因为台湾的金援才保持外交关系，两岸的”凯子外交战”历时数十年而不变。马英九意图先在两岸关系上取得突破，在对岸的认可之下，再以经济实力拓展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外交空间。

　　马阵营很清楚当下台湾外交的最大关键在北京，于是制订出这三步走的外交政策。一言蔽之，马英九的外交议题无非三个：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两岸签订和平协定，拓展台湾国际空间。这三项呈递进式的步骤看上去很美，但都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之下——即对岸同意。

　　倘若马英九如愿当选，两岸经贸在短期内不难实现突破，台湾萎靡不振的经济或可从中再获生机。单就经贸而言，国共合作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以两岸经贸缩短海峡距离本就是北京的既定政策。如是，壮大台湾经济实力之目的，虽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仍可达成。

　　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却是难事。马的立场是”不独、不统、不武”，前两者正是目下现状，”不武”却略见幼稚。在北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和平协议立即会在飞弹问题上形成僵局。北京对连战是放心的，对马英九却很难放心，和平协议的附加条件会让马阵营防不胜防。

　　马英九认为两岸应以”相互不否认”为基础，这正是其一厢情愿之处。九二共识的共识恰恰是”没有共识”。北京还没有计划承认”两岸对等的政治实体地位”，所谓的”相互不否认”云云，国民党政府——如果其执政的话——是非常弱势的，这就是马英九的最大难题。马声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作为与对岸协商国际空间的基础”，没有共识何谈基础？北京充其量会默认台湾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但绝不会在台湾返联以及加入政治性国际组织之问题上有任何让步。

　　马英九声称的”中国与台湾同时在国际社会存在”，这不仅不会引起北京的兴趣，反会招致更严重的质疑。在名器问题上，北京从来都是保守而强硬的。除非北京愿意放弃”唯一合法代表”这句表述，否则活路外交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11月6日立法院《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修正案三读中，”扩大排黑条款”被各立院党团联手撤销。如是，则有案在身、刑期超十年的无党籍立委颜清标以及国民党籍立委何智辉，即可参加明年立委选举。

　　这一被称为”颜清标条款”的修正案条文为”受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决尚未确定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此前已获审查及立院二读通过。虽说此修正案因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而存在争议，但依例三读只能就文字、标点之部分修改，谁料在立法院各个党团进行”朝野协商”之后，功败垂成。

　　台中地方大老颜清标是立法院无盟总召，虽说无盟在立法院仅有 8席，但在蓝绿对决的状况下，恰恰成为立法院最有分量的党团，蓝绿两党笼络都来不及，加之颜清标在中台湾的雄厚实力，自然不能得罪。

　　蓝绿两党作为立法院最大的两股势力，居然屈就于一个颜清标，且是以密室政治之方式，罔顾选民之意见，违背立院之程序，推翻旧有之共识。立院的政党协商制度一直饱受争议，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物，但也给政党的利益交换提供了空间。此次颜清标的解套，正是拜密室政治所赐。

　　除了”颜清标条款”之外，新选罢法还规定，政党须有五名现任立委，或提名区域立委十人以上，才可提名不分区立委。

　　台联提出的”两党得共推候选人”之案亦被国民党与亲民党联手否决。此前的”吴宋会”乔定不分区立委名单，话题还可能包括蓝橘合并，亲民党立委才会跟着国民党立委投反对票，这仍旧是密室商议的结果。

　　如此，在”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新选举制度下，新选罢法使得台湾各个小党参政的门槛被大大提高，生存空间再次被严重挤压，亲民党、台联等小党必将泡沫化。自从上次修宪之后，两党制的框架就已俨然成为朝野两大党的共识，此次对小党的立院夹击中，只不过是蓝绿两大党难得一见的默契而已。

　　国民党中常会日前通过的 2008年度中心任务文件，并未如往常那样列入”国统纲领”与”九二共识”，引发深蓝阵营剧烈反弹，也被外界认为国民党的政策基础有所动摇。尽管事后国民党解释为”误删”，但此事显示出国民党高层对本土化程度的巨大分歧，国民党”绿化”政策的负面效应开始彰显。

　　当下的台湾政治话语中，”认同台湾”或曰”爱台湾”的政治正当性已经不容质疑。民进党成立后这二十年里，成功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把政治人物分成两种：爱台湾（或者声称爱台湾）的人，不爱台湾（或者爱中华民国）的人。在外省人不到 15%的台湾，选战政策”去统化”、”去中国化”是不得不为之的必要选择。

　　向民主化、现代化转型的国民党，在失去政权之后，开始以选票为政策依归，注重本土性，突出台湾意识，在许多理念上非常接近民进党，这就是近几年来国民党的”绿化工程”。戴上了绿帽子的国民党，却无法逃避一个根本问题，这与党的宗旨及核心理念相冲突。”国统纲领”及”九二共识”就是两个大包袱。

　　面临即将来临的立委及总统选举，国民党的继续”绿化”显然是为了争取中间及浅绿的选票。在连战及深蓝阵营的呛声之下，马英九和中常会对去”九二共识”做了笨拙的解释。这出戏码其实就是未来选战中，马英九因应谢长廷阵营呛声的预演。

　　假如马英九在选前依然表示”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是政策基础的话，中间选民和浅绿会不会觉得 long stay其实是个骗局？中间和浅绿选票的游移性本来就很大，在瞬息万变的选战中，这些不认同甚至排斥”九二共识”、”终极统一”的选民，随时可能因为抠破国民党的一层绿漆而改弦更张。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二字，正是国民党的七寸。马英九竞选团队为了避开软肋，却把自己带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因为深蓝阵营的选票并非铁票。

　　深蓝阵营与马英九竞选团队最大的区别是，务实的后者没有真实的理念与信仰，无法体会深蓝阵营对未来党政领袖的苛刻要求，对一个政党宗旨的竭力维护。”你们再忍忍，我只不过是为了夺回政权”这样的说辞显然无法取得深蓝的信任。他们不会因为反台独民进党，就要投马英九的票，”含泪不投票”也是他们的选择之一，他们不会做马英九的投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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