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日，欧盟夏季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闭幕。本次峰会的两大政治议题是，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和《里斯本条约》的批准问题。关于前者，参加峰会的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巴霍索连任欧委会主席一职，但任命的批准时间将由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另行商定。关于后者，欧盟承诺将对爱尔兰附加“解释性的和澄清性的法律保障”，以保证里约能顺利通过爱尔兰第二轮全民公决。    

　　巴霍索的连任问题，早在欧盟议会选举之前，就已被公认为布鲁塞尔“最不保密的机密”（worst kept secret）。峰会上各首脑的“一致同意”将保证巴得到提名；而月初欧洲议会选举中右派势力的优势胜出，将保证巴的任命得到批准。虽然议会左派第一大党社会党主席舒尔茨表示，将尽量联合左派否决巴的连任，但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议会左派在此问题上，只在决定具体的批准时间上有微弱的影响，而对于结果多半已回天无术。    

　　巴霍索连任问题真正有意思的是一个影响力微弱的职位为什么会引起这么热烈的争论。巴霍索作为欧委会主席最突出的特点，并不是他如何强有力地完成右派的计划，恰恰相反，是他在任上的无所作为。吸引各国首脑（譬如右派的萨科奇、默科尔等）以及欧洲议会的，正是巴霍索任下出现的“权力空档”。欧盟的三架马车中，理事会和议会的性质和运行方式已经明显区分为两个阵营，剩下的欧洲委员会反而因其“可塑性”成了关键的“必争之车”。数日前，萨科奇和默科尔对巴连任“有条件支持“的联合声明，以及被戏称为“面试”的要求（各成员国首脑要求巴霍索提出明确的计划纲领，根据纲领决定是否支持其提名），似乎都在试图表达一个讯息：巴霍索的真正老板是各国首脑。而另一方面，议会左派的反对，排除表面上对中右势力理所当然的反对，更深的原因同样是想说明：巴霍索的真正老板是议会。支持巴的和反对巴的，其实都想通过巴的连任问题将权力的杠杆向己方偏移，巴霍索连任背后深层的张力还是基本的 “划分政治权力”的问题。

　　相比之下，里约核准的争论多少有些肤浅无趣：峰会对爱尔兰做出的保证书，从形式到内容似乎都不过是张纸做的胶布。

　　事实上，导致第一次公投被否决的三大顾虑——爱尔兰的国家中立、税收自主和伦理价值（反堕胎）——仍然盘踞在爱国公众心中。里约虽然赋予了欧洲议会更大的权力，但这些权力并不触及国防、税收、宗教等重要领域，换言之，这些传统上直接关系主权的领域仍然被保留给各成员国。正是因为如此，欧盟在爱尔兰第一次公投前，才会拒绝对其做出特别承诺。既然里约都没有触及这些领域，写一份保证不触及的保证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爱尔兰的否决对欧盟的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欧盟首脑为了尽快解决本次“宪法危机”，才在此次峰会中回应爱国总统的要求，做出了有“法律保障”的承诺。而“解释性的和澄清性的”限定语也表明，这份保证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选民，而并不是特殊保护，同时也意在消解其他成员国的责问，“既然能给爱尔兰承诺，为什么不能给其他成员国承诺呢？”。总之，峰会生产的这枚定心丹，能赢得爱尔兰第二次公投固然是好，但就其本身而言，只不过是一枚多此一举的“水果糖”而已。

　　布鲁塞尔众人皆知的秘密，就是现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巴霍索（Jose Manuel Durao Barroso）的连任问题。作为欧洲委员会主席的唯一候选人，2004年各欧洲党派妥协之下临时选择的巴霍索，继续他的第二个任期似乎已无悬念。

　　根据欧盟法律，欧盟委员会主席由欧盟理事会和成员国政府首脑提名，并需要征得欧洲议会的同意。第一道门槛，巴霍索可轻松跳过。在欧盟27成员国中，他所代表的中右（保守）力量正在其中的21个充当执政党。除此之外，其他中左掌权的国家中，至少西班牙、葡萄牙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集结在巴霍索身后的保守政府力量，在欧盟圆桌上占到了绝对多数。

　　而第二道门槛，巴霍索也完全没必要担心。无论此次议会选举席数如何变化，可以肯定的是代表中右力量的第一大党欧洲人民党-欧洲民主党（EPP-ED）仍会保持议会多数。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决巴霍索连任理论上不可能：拿现有议会做例子。本届议会总共785个席位，其中中右第一大党EPP-ED占288席，中左第一大党欧洲社会党（ESP）占217席。否决生效需要绝对多数393票，如果左派能一致联合甚至争取到部分中右但不支持巴霍索连任的党派，否决仍是可能的。

　　事实上，欧洲左派也曾试图如此经营，不久前的“红绿联合”，就是欧洲社会党（红）与欧洲绿党（绿）“联合抗巴”的一次尝试，但是并没有成功。前者席数加上后者43席，离倒巴的多数还差了一大截，其他小党在巴优势如此明显的形势下也轻易不会尝试联合。

　　很多人或许会问，如果中左党派如此反对巴霍索所代表的中右保守力量，如此反对中右所设想的欧洲未来，为什么不推选出一个自己的候选人来与巴竞争呢？巴霍索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他的主张、他代表的政治势力一目了然，但是反对他的其他方，除了反对巴霍索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造成这种政治软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左派，如果还能将他们统一称之为左派的话，背后的政治主张和价值更加多元化。左派都主张一个“更社会化的欧洲”，但何谓“更社会化的”？对于某些人，它意味着更环保；对于另一些人，它更强调劳工保障。左派阵营在价值取向上的分歧使得他们难以融合。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左派根本就不希望在欧盟建制中有“巴霍索”这个存在，“欧盟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和议会民主自相矛盾的。对于左派来说，欧洲首先需要成为一个更社会化的欧洲，而不是一个更政治的欧洲；即使欧洲需要政治化，也需要议会式的民主政治，而不是委员会式的外交政治。

　　做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欧洲中右和中左的“建欧”争论，就像国家建制中的实君和虚君制之争。中右固然推举出一个“实君”宣讲自己的“强权”纲领，本身就反对实君的中左又怎么可能推出一个强大的候选人来宣讲完全相反的纲领呢？如果中左无法推选自己的主席候选人的话，并不是疏于战略考虑，也不是内战无暇，而是左派的设想本身就与主席候选人不兼容。

　　但是现实政治的结果是，巴霍索将毫无悬念地赢得连任。左派的理念似乎注定了它无法成为欧洲建制过程中的发动机，而只能作为刹车板。它的抗争短期看必定是政治无效的，但长期看或许并不是徒劳无功的。

阿隆和法国知识分子

《纵横周刊》：3月14日是阿隆先生的诞辰纪念，我们就从阿隆开始今天的访谈吧。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时，您做过他的助理讲师；他组织创建的学术刊物《评论》 （《Commentaire》）， 您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创建者之一。 您眼中的阿隆是一个怎样的人？您认为他的思想中最可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马兰：我和阿隆结识在68五月风暴事件之后，大概在70年初。当时我非常不满意法国的政治状况和思想气氛，特别是高师当时受到很多不同思想的猛烈冲击，而这些思想根本不符合我的思考。

　　后来，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我做他的助理。我在他的讲演中发现了一种不同的政治研究方法。他偏爱用一种今天或许可以称之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分析方式来研究政治，一方面试图避免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又努力的将政治背景、人类生活的现实境况和政治行为纳入思考。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概括，我从阿隆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说阿隆让我最敬佩的东西，是他非常认真地对待政治。（在他看来）政治，并不是一种虚无飘渺或者可有可无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触及到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东西。理解政治是困难的，在政治中辨别方向更加困难。作一个公民、一个好公民是一种真正的职业，而做一个好的政治分析家更是一种真正的职业。所以，我从阿隆身上学到的，就是这种对政治的尊重。

　　除此之外，阿隆还是一个非常慷慨、非常宽容的人。他有很强的能力理解和包容别人，包括那些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和他在法兰西学院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非常愉快，让人难忘，在那里总能遇到各种各样对当时法国文化思想境况感到忧虑或愤怒的思想家。我想我或许可以把那段时间的法兰西学院称为一个友谊和智慧的坐标中心。

《纵横周刊》：尽管阿隆的思想非常复杂，很难贴上一个清晰明确的标签，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说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请问您如何看待法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阿隆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法国是否属于少数？

马兰：正如大家所知，要清楚地标定自由主义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常常说，法国是一个对自由主义总怀有敌意的国家。因为法国人往往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就是国家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就是天主教徒。总之一句话，他们不会是自由主义者。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从18、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通过法国思想家们的作品得以传播，通过法国当权者的辅助得以理论化。在法国作家、思想家和出版界一直存有非常强的自由主义传统。另外，除了一些特殊时期，比如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政体基本上一直都是自由主义政体。当然，我们可以针对（法国政体的）某些方面进行讨论，或者可以偏爱英国或美国式政体，但是我认为不能过度夸大法国政治中某些与自由主义有冲突的特征。

　　的确，在法国，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又或是天主教的某些派别，对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批判传统，但是无论如何，法国政治中最核心的、最占优势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思想。
 

《纵横周刊》：那么在所有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中，比如基佐，贡斯当，托克维尔等等，您最欣赏的是哪一位呢？为什么？

马兰：我欣赏所有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有不同的天赋，不同的兴趣点。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毫无疑问我最感兴趣的是托克维尔。为什么呢？或许因为托克维尔有一种特别敏锐和细腻的天赋去发现和理解问题。

　　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基佐或者贡斯当，他们都很有才华，有各自独特的办法去解决政治问题，或者说各自特有的方式将自由“制度化”，进而解决政治问题。托克维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于应该做什么有着非常明晰的想法，但是同时他保有一种谨慎的怀疑，他认为在价值博弈过程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确定的，或者是易碎的。我想，对比于其他自由主义者面对自己的方法或信念所表露的那种坚定不移，正是这种潜伏在托克维尔内心中的不安让我最感兴趣。 

《纵横周刊》：半个世纪以来，萨特和阿隆不仅主宰着法国的知识界，更深刻地影响着法国社会。但是两者介入社会的方式却截然不同。阿隆自称要做“负责任的观察家”，而他的小同学则高喊 “知识分子要介入社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是一个广泛被讨论的问题。请问您怎样理解“介入社会的知识分子”？在您眼中, 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应该怎样介入社会?

马兰：我认为，知识分子，首要的身份是公民，就像其他人一样。所以首先他们应该弄懂什么是公民的美德和能力。其实知识分子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更多的能力和时间来理解和获得“公民技能”。对于我来说，知识分子的品性，就在于成为一个“知悉的公民”（citozen informé）。这一点萨特并没有做到，因为他似乎忽略了了真实的政治历史和社会。

　　知识分子，首先是个公民，一个拥有更多时间和能力来获取“公民技能”的公民。而所谓“公民技能”，并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而是去辨认和学习那些能够帮助公民们在公共领域中辨别方向和规范行为的美德，从而获得一种能引领至美好政治生活的公正判断。

　　我并没有区分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比如数学家或许会更加专注于追寻科学领域的真理。但是我想强调，人文领域或至少政治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会有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投放或传播到公众领域的倾向，这个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因为必须把“城邦”纳入考虑，必须认真地对待城邦的善。在介入社会之前，必须要弄懂这个社会是怎样运作的，必须要考虑清楚政治生活的真实境况，同时必须避免那种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

　　我相信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政治生活是艰辛的。很多时候，很多知识分子都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政治和社会。当然其他公民有时候也有这种态度，但知识分子往往特别突出。而这种态度我非常不赞同。

　　我不希望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并不确定“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但是我尽力成为一个“知悉的公民”。

 国际关系

《纵横周刊》：您的老师, “上个世纪最清醒的人” 阿隆对战后世界局势做出的判断是“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太可能”（Paix impossible, guerre improbable)。现在的世界局势与阿隆所处年代的相比已经有着很多变化，但阿隆先生的判断似乎仍然有效。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与西方大部分国家在无论文化价值观还是政治法律建构方面都有重大差别的中国的崛起，是未来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潜在因素。请问您认为中国的崛起对西方世界意味着什么？做最坏的打算，亨廷顿预言的“文明间战争”是否可能？

马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考虑当下的世界局势以及它区别与之前历史的特点。

　　在冷战时期，由于冷战双方达成某种暂时的均势，世界局势曾经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紧接着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拥有一种帝国或近似帝国的支配性力量。但是以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国的帝国时期同样结束了。今天，美国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已不再拥有帝国的支配性地位了。

　　于是世界陷入某种混乱：两大阵营对抗的均势原则不再适用，近似帝国的美国霸权也不再适用。国际舞台上，各种各样性质迥异的强国──比如中国，俄罗斯，欧盟，美国等等──用各自不同的原则分享着世界。而国际机构变得尤其脆弱，因为缺乏任何确定的因素允许它发展或作用。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处在一种深刻不确定的局势中。

　　这种局势让人非常担忧。对于欧洲来说，或许很多时候中东地区受到特别的关注。但是风险并不仅仅来自中东，它有可能来自世界的其他地区和国家，比如非洲，北韩，或者中国。在很多地方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而很多地方战争正在进行中。

　　另外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会有所谓的“文明间战争”。或许会有国家间战争，当然战争中的国家可能隶属于不同文明，但是我不认为会有所谓的“文明间战争”。的确，文明间常常存在冲突，这些冲突往往导致或助长彼此间的敌意，但是敌意并不会直接导致战争。比如说，欧洲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间存在着很强的紧张，但是我认为在两个间并不会发生战争。再或者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战争却是不太可能的。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崛起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问题。的确，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参与定义当下世界的格局，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地位的博弈。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将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经济危机会极大的增强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受到危机的冲击较小；但同样似乎有理由设想相反的情况，中国的实力可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因为原本由中国商品占据的市场会变得难以进入或维持。似乎没有人知道中国会变成什么样。甚至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也尚未弄清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或者它应该用新获得的实力作些什么。

　　我想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很多不同的设想都有可能。此时很难作出精确判断，我认为想要准确预言是近似荒谬的。

　　另外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国政体的本质或许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非常明显，中国共产党仍保有政治上的垄断性权力。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这个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否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欧洲经验反复证明，从长线上看，只有自由的政体才能保证好的统治。我强调“从长线上看”，因为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现在的经济危机，有人或许会争辩一种不自由的政体能更快地决策。但是从长线上看，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欧洲历史经验都一再验证，自由的政体才能保证好的治理。所以中国需要一个更加自由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是同时这种政治模式是否会阻碍中国的发展甚或威胁世界的安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我此时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纵横周刊》：从另一方面,在中国崛起过程中, 西方主流价值观可能起到些什么样的作用呢？阿隆先生在中国被阅读的最多的著作是《知识分子的鸦片》，其中阿隆曾经提到：“法国知识分子喜欢用意识形态术语来进行经济和外交两方面的争论”，另外，“法国并没有创造出那些已成为现代世界特点的政治制度（个人自由、议会）和经济制度。但是它形成并传播了欧洲左派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人人平等、公民自由、科学和自由验证、革命和进步、国家独立、历史乐观主义思想”。您认为,这些“代表性的意识形态” 是否仍然显性或潜在地，支配着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马兰：首先我想强调，“价值”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有点模糊。对于中国，（法国）有种复杂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对于中国政体有着强烈的保留意见和批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印象深刻。我想可以诚实地坦白，我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如今的中国；尤其对于法国，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因素综合考虑。

　　或许可以拿俄罗斯做个比较。和俄罗斯的关系相对容易处理，因为我们能确定共产主义在俄罗斯政体中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对于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仍保有政治上的垄断权力，但是中国的政体，或者至少经济制度，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制度了。另一方面，俄罗斯仍属于欧洲，所以从原则上说它应该并且能够建立我们的（欧洲模式的）政治制度。但是对于中国，文明差异的问题总是存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中国人缺乏宗教经验，没有经历西方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那些民主自由价值对于欧洲人来说必不可少，可是我们（欧洲人）常常自问，这些价值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否必然是必不可少的呢？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是不是处在一种独立的、自足的状态呢？

　　我不想过多评论外交政策或者分析其中的细节，但是非常明显，这种不确定的双重态度根深蒂固。
 

《纵横周刊》：在法国民间,也同样有非常强烈的要求中国改革的声音。比如前段时间，“兽头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您怎样看待这些诉求呢？

马兰：概括而言，我想法国人最关心的还是公民自由的问题。比如中国警察似乎有太宽泛的职权，轻而易举就能把人关入监牢。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作更多改革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否能并行不悖？我们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者常常怀疑。因为一旦拥有政治权力，人们往往用来为自己谋利，尤其是没有监督力量的时候。正如孟德斯鸠说过，“所有的权力都需要限制”。 

经济危机和欧盟建构

《纵横周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危机.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来势汹汹,被认为是欧洲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大家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是导致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本病根? 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

马兰：我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在于资本的全球化。因为实际上我们讨论的首先是一个金融危机，一个因全球资本脱离了与公民的所有联系而引起的危机，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因全球资本不再对公民负责而引发的危机。

　　金融全球化是在一个对任何国家都不负有任何责任的全球领域上完成的。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病因。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美国的资本家，比如比尔·盖茨。他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他有责任意识，不仅仅对美国公民，而且还对整个世界。他创建的基金会在帮助和救治世界各地的人们。但是金融界的管理者们不仅对自己对应的公民，对世界都同样缺乏责任意识。所以我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根本上是全球化的危机。

　　我们需要重新修复责任机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修复国家权威。当出现困境的时候，人们往往转向国家寻求帮助，这种依赖产生一种重建国家权威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是短暂的。而从更长远的看，必须找到一种方式确定、明晰和加强金融市场对相应公民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机制只能通过重新修复国家权威才能保证。

　　但是同时这也正是问题的难点。关键在于，金融全球化不仅仅脱离了条约法规的控制，而且还脱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风险，它脱离了与政治的联系和与公民的联系。如果不重新建立某种基于国家权威之上的责任机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重建国家信贷，能够度过这次金融危机。
 

《纵横周刊》：面对金融危机,欧洲各个成员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 欧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统一的应对措施。您认为应对此次经济危机,欧盟应该以及能够起到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马兰：欧盟没有统一应对措施的原因很简单，欧盟不是统一的政治体。欧盟的作用，仅仅在于向各成员国提供一个谈判协商和合作协作的公共领域。它在政治意义上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存在体，也就不可能有应对经济危机的统一措施。欧洲主要的玩家不是欧盟，而是各个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我想不应该为欧盟设定某种她根本无法承担的责任：欧盟不是按这种设想建立的，它的存在也不是为了实现这种设想。

　　除此之外，如果考虑到欧元区的话，就有一个更加现实和严重的困难。欧元区有着共同的货币，可是却没有共同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设想，或许欧元会崩溃，再或者欧元会逐渐成为某些国家无法承担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或许会给欧盟带来沉重和深远的打击。 

《纵横周刊》：欧盟缺乏统一的经济政策,其中一个原因归结于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介于国家（松散）联盟和帝国的超国家共同体。您曾经论述过，欧盟的政治整合无法完成, 深层次的原因是单纯世俗意义上的：没有历史的民主（démocratie）不足以粘合欧洲。这是否意味着欧盟的政治整合必须引入一种新的“宗教”？有些观察者认为正是这种新的“宗教”的需求推进甚至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人权话语”。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马兰：“欧洲”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当人们谈及“欧洲”的时候，其实他们谈论所指的“欧洲”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或想象。

　　比如说，有些欧洲人谈论的“欧洲”指的是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限制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的欧洲是一个不同于中国，不同于美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一系列独特的道德、文明和政治内涵的欧洲。或者另一些人谈论的“欧洲”所指的是全球民主的代表，或者通过一些新的途径达成某种人道主义统一的代表。

　　我的观点是，认为欧洲是某种全球民主的“领路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全球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空想，其他国家似乎都没有参加的意愿，中国没有，俄罗斯没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似乎也没有。而某种人道主义的统一运动，我认为在欧洲已经达到了它可能的最大延展度。

　　欧洲今天的境况，我想必须坦白说，“欧洲”这个概念没有任何意义。“欧洲”这个概念本来就非常模糊，它最明确的内容似乎是人权，但是基于人权本身并不足以构建一个有效的政治体。更何况人权如果根据自身定义是普遍价值的话，就不能被认为是“欧洲“特有的内容或特征。换句话说，“欧洲”这个概念缺乏一种政治上有效的内容支撑。这种缺乏限定了欧盟的建制。

　　欧盟如果说有政治整合的话，只能建立在国家间公约或协约之上，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谓公共机构的政治整合并不存在，布鲁塞尔或斯特拉斯堡的机构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政治整合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仍然是主权国家间的协商和协约。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欧洲的未来有欧洲国家间关系所决定，尤其是几大强国间关系决定。

　　我认为国家间的协商和合作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这种协商合作会不会导向一种更高的、同时政治上有效的欧洲价值呢？或许不会。但是认为欧洲已经存在的想法仅仅是一种虚幻的空想。“欧洲“最明晰的内容──人权──都不是政治有效的。真正存在和起作用的，还是主权国家。虽然相比以前似乎更脆弱，或者具有更少的合法性，但是只有国家才是实现更加紧密和多样化合作的驱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才可能使“欧洲”成为欧洲。

　　1月1日，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接力棒正式递交到捷克手中。捷克总理米雷克强调，6月任期中将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能源，经济和欧盟在国际舞台的角色。能源问题，原本不是捷克工作的重点。去年11月欧盟轮值主席国揭幕仪式上，捷克总理提出的三个议题是：经济发展（解决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和欧盟外交政策。捷克接任时将能源问题凸显的原因，是对俄乌断气纠纷的呼应。

　　新年伊始，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天然气问题再次出现纠纷。简单概括纠纷双方立场，俄方希望大幅提高对乌天然气的出售价格，同时指责乌在传输过程中趁机“偷气”；而乌则认为大幅加价无异于“强盗行为”，同时强调“乌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偷盗天然气，少量“技术性耗损”纯属正常。纠纷过程大致为：1日，俄方大幅削减对乌方的天然气输送。直至4日晚，轮值国发言人仍将此纠纷定为“纯经济纠纷”，欧盟虽不介入，但促请双方尽快解决纠纷，保证对欧盟各国的燃气供应。5日，俄方将通过乌方输送给欧盟各国的天然气夜间供应量削减70％。同时，欧盟27国副大使（deputy ambassadors）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无实质成果。9日周五，轮值国捷克正式介入。欧盟专家组进驻俄、乌，检验双方是否遵照合约，寻求此次纠纷的解决方法。如果不出意外，本周内欧盟、俄、乌三方或有望达成三方协议。尽管明确的买卖价格仍难达一致，但或可为此次纠纷暂时划一段落。

　　抛开俄乌，单从欧盟方面分析的话，欧盟在纠纷初期将其定位为“纯经济纠纷”是合理的。这种处理不仅给俄、乌双方留出更多的谈判空间，同时也为欧盟留出更多的回旋余地。

　　首先，此次纠纷的两个问题都很难证实证伪。一方面，根据欧盟专家评估，乌方是否偷气“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查明”，即“天然气传输过程中的技术性损耗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正常”这个问题暂时无解。另一方面，俄方提高对乌天然气的售价并不是无理要求，现在乌方支付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格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到底多少是公平的“市场价格”呢？

　　其次，此次纠纷双方显然各有所图。乌方明显想通过迫使欧盟介入以增加自己的谈判砝码。从06年后乌方一直在积极存储天然气，此次危机初期就已放话“储备够乌支撑到年底”，但欧盟全然没有这样的“底气”，某些完全依赖俄方天然气的国家，如保加利亚、斯络伐特等国，不要说年底，就是断气一天两天都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问题。欧盟如果能不通过正式谈判就以“秘密外交”的方式解决纠纷，应该是最好的出路。

　　总的来说，捷克在俄乌危机初期谨慎克制的反应（尽管可能不得不如此）是恰当合理的。针对捷克行事不利、能力不济的种种指责，如果不是出于对捷克的偏见盖过理智的话，就是出于对欧盟协作能力存有过高的幻想。俄方对欧盟能源安全的威胁，在06年的断气风波中就已实战演习了一次，三年过后乌方建立了繁多的天然气储备站，而欧盟却除了重弹“重新启用关闭了的核电站，重新考虑风能水能等环保能源”这样的老调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统一能源安全策略。几个大国，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能源独立性稍强，冬天不烧俄产天然气或许也能过冬，但苦了动辄零下十几度的巴尔干各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新年歌声未尽就已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009年夏天会热吗？2008年末欧洲议会通过了被很多人称为“历史性成就”的《欧盟气候变化协定》。尽管该协定在很多关键领域存在争议，它仍然意味着“欧盟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媒、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的三个20从空口承诺转为有约束效力的国际协定。

　　然而这份协定只是孤本，它远不能成为全世界减排的范例，根本无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换句话说，这份协定仅是“迈向低碳社会漫长征程的第一步”（Linda McAvan），它成功签订所获得的赞誉恰恰反衬出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世界各国存在的分歧之深和国际统一协作的能力之弱。今天夏天会热吗？每一个关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欧洲人都会扪心自问，这项可能给欧洲相关企业带来沉重的财务和行政负担的协定，到底会给欧洲大陆的炎炎酷暑带去几丝凉风？

　　2009年夏天会热吗？至少2008年夏天爱尔兰很热。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注视下，大陆一隅的爱尔兰人民最终对欧盟新宪法性条约《里斯本条约》亮出了灼热的红牌。2005年受挫的欧洲政治整合进程在其他欧盟成员国搀扶之下颤巍巍看到希望的时候，又再一次遭到公投的诅咒。欧盟将何去何从？虽然“二次公投”的民主性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重压之下的爱尔兰政府最终不得不公开承诺在2009年春季对《里约》进行第二次全民公投。今年夏天会热吗？至少每个爱尔兰人都会扪心自问，如果二次公投再次失败，爱尔兰会不会被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腾腾怒气提出欧盟？

　　2009年夏天会热吗？哪怕爱尔兰的二次公投批准了《里斯本条约》，布鲁塞尔的欧洲议员们恐怕还是会问这个问题。09年6月，欧盟将迎来离民主本来含义最近的重要事件――欧洲议会选举。由于里约在爱尔兰铩羽，本已提上日程的机构改革不得不再次推后。或许欧洲议会选举最终能在以前达成的《尼斯条约》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在欧洲议会本来指望的，立法权从原来的75％扩充到100％的30岁寿礼（欧洲议会选举诞生于1979年，到2009年6月整30年）算是彻彻底底的泡了汤。

　　2009年夏天会热吗？气候变化，政治整合，机构改革，这些议题或许太遥远了，还是经济实在些。2008年夏末，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全球金融风暴”正式登陆欧洲。原以为远离危机、隔岸观火的欧洲区经济境况开始恶化，虽然或不至于“分裂”或“崩毁”，但欧元的这第十个生日注定是快乐不起来的了。虽然欧元区“有统一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但各成员国在欧元的大保护伞下，相比于其他地区和国家，受到的波及相对要小。一向颇有微词的傲慢英国，开始对欧元持更开放的态度，几个摇摆的国家也开始有办理欧元区会员证的意向。度过了艰难环境，欧元是否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或者成为与美元同等重要的储备货币？在金融风暴的狂风暴雨后，具有比较优势的欧元以及欧元区会员或许能有个相对火热的夏天？

　　今年夏天会热吗？凭借这个简单的问句，只想点出2009年横滞在欧盟面前的一些重大议题。

　　本月26号，顶着强大的疑欧派总统卡洛斯（Klaus）的压力，捷克宪法院（Czech Constitutional Court）一致通过了有关里斯本条约合宪性的决议，裁定里约中引起争议的条款并没有改变欧盟根本的发展方向，也没有伤害到欧盟成员国的主权。

　　尽管本次宪法院审议的范围只包括里约中最受争议的条款，即意味着参议员仍有可能就其他条款提出申诉，但根据参议长索博卡（Sobotka）的观点，“参议员们不太可能有兴趣再拷问里约的合宪性”，同时考虑到两院核准里约的力量占据多数，里约在捷克的核准程序基本走到尽头。

　　随着里约在捷克宪法院的核准，欧盟矛盾的焦点又重新回到爱尔兰身上。之前稍有平息的“二次公投”的呼声重新高涨：布鲁塞尔接连出了几份次级会议报告，指出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举行第二次公投；25号爱尔兰某国会委员会提出报告，指出在就里约举行二次公投“法律上是可行的”，并将报告提交欧洲事务国会委员会讨论。26日爱尔兰欧盟事务部部长表示，爱将对里约再次举行公投。

　　举行第二次公投的确是“法律上可行的”，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2001年爱尔兰全民公投否决了《尼斯条约》，一年后的“二次公投”又重新接受了尼约。要知道，尼约最重要的部分是东扩计划，它对欧盟建构的影响是绝对深远的，当之无愧称得上是“宪法性条约”。如果尼约危机都能以二次公投的方式解决，那么里约危机为什么不能呢？

　　问题是，这种解决危机的方式是不是真正民主的呢？

　　“二次公投”是6月公投否决之后布鲁塞尔开出的首张药方，可是遭到了爱尔兰人民的抵制。“No means No！”的宣传标语在爱尔兰随处可见。6月的NO当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几个月的反思，挖掘出了很多原本隐藏的（可能）因素，比如美方财力对反对方的支持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始终不能遮盖最主要的疑问：里约是否符合爱尔兰的国家利益？欧盟成员国的双重民主――国内民主和欧盟层面民主在里约框架之下能否保持平衡？这些问题被6月否决集中表现出来，但到目前为止，却还没有得到布鲁塞尔明确的答复（或许也是因为没有人知道答案）。在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举行二次公投的基础能有几分尊重呢？

　　布鲁塞尔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爱尔兰否决引起的宪法危机必须在09年6月之前解决。倒不是因为布鲁塞尔担心宪法危机会摧毁欧盟人民的信心，也不是因为欧盟人民有多在乎这个所谓的新宪法的批准程序，而是根据既有法律，09年6月欧盟各部要进行全面选举。解决不了里约危机，欧洲议会的议员人数都无法确定，又何谈“欧盟”的存在或将来呢？但要解决里约危机，目前似乎必须要借助“反民主”的方式才行。欧盟建构过程中这种“为了民主而反民主”的吊诡现象，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本月12日捷克总统卡罗斯（Kauls）访问爱尔兰，期间专程会见了在不久前里斯本条约公投中起其重要作用的”反对运动”（No Campaign）主力甘利（Declan Ganley）。随后卡罗斯发表公开声明，提出建议一个”泛欧洲联盟”来回应里斯本条约公投失败的宪法危机。

　　卡罗斯的本次行程和言论备受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他作为捷克总统将在明年1月接替法国总统萨科奇成为为期六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考虑到 “欧盟总统”随里斯本条约的否决而夭折、欧盟议会毫无实权的背景，至少在这六个月里，卡罗斯以及他的幕僚将全面执掌欧盟舵。其次是卡罗斯是众所周知的疑欧派（欧盟一体化反对者），他对甘利高调的重视和支持被指为”分裂欧盟”的前奏。最后再考虑到全球经济危机的阴晦气候，欧元区经济首次出现集体衰退的大背景，卡罗斯的”泛欧洲计划”矛头所指，甚至都不是欧盟存在的合法性，而是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全球经济危机的洪水一来，各个国家都会寻找避难的方舟。作为半成品的”EU号”，一路走来本已诸多险阻，遇上狂风暴雨，船长没有、大副们却又互相打架，这船就显得更加岌岌可危。一些大副们想”内收”，把所有乘客的小船拆了，补实大船。比如萨科奇（现欧盟轮值主席）前段时间提出建立一个”欧盟中央经济政府”。这是一个绕过政治整合、绕过制宪雷区的险招，不要说在欧盟政治建制严重畸形的情况下这种馊主意有多危险、有多不可能被列国接受，就是迫于险恶现实建立起来，也顶多起到饮鸩止渴的作用。另一些大幅则想”外散”，干脆把漏水舵偏的大船拆拆，船板分分坚实一下自家小船更加实际。卡罗斯的”泛欧洲计划”就是实例。”泛欧洲计划”，表面上看是扩张欧洲概念，但实际上企图是淡化乃至断绝欧洲核心国家和扩展后”会员国”之间的联系，回返到92年前的状态。

　　不过话说回来，卡罗斯的想法虽然挑战欧盟存在的根本，但实际上却不太可能使EU号偏离航道。6个月的任期，或许能说很多话，却不见得能做很多事。EU虽为半成品，毕竟尾大难掉。这艘漏水的船在风雨中一时半会沉不掉，但也不会扬帆远航。

里斯本条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欧盟27个成员国在内政外交上都能走“统一步调”。内政上,欧盟层面立法机构要成为最终法源;外交上,所谓的“欧盟总统”, 即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将“在世界其他地区代表欧盟”遵循里斯本条约,一个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会不会诞生还是未知之数,但是至少EU模糊的身形上开了张口,从此欧盟对外将是一个声音.

可惜6月14日,爱尔兰的一票否决决定了里约的死亡,欧盟又退回到“松散的国家间组织”的状态.在内政方面,打击短期内或许并不明显,发出去的条例指令仍然生效;但在外交方面, EU穿上了一件隐身衣。

拿这次“出席奥运会”的欧洲各国做个例子.去还是不去,欧盟内27个成员国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表态。 8月8日,法国总统萨克齐还是带着他的小儿子来了,但是同时他的老婆第一夫人布吕尼将在巴黎接见达赖。德国总理默克尔不参加开幕式,但派来了负责体育事务的内政部长普勒。而英国则派了英国公主安妮看开幕式,首相布朗将参加闭幕式。三个欧洲大国,三种不同的做法,蓝底黄星的EU在哪里呢?

严格说欧盟层面的表态也有。欧洲议会主席波特林,就在萨克齐转风表示参加开幕式的几个小时后,明确表态不参加.但是欧洲议会在欧盟现有的权力体系中太过羸弱,议会主席和众多欧洲议员的抵制声音在欧盟决策中基本没有影响力. 还有欧盟轮值主席吧。可是不具有欧盟事务决策权的轮值主席,除了名牌上的光鲜,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总的来说,欧盟从尼斯条约之后的整合,都是冲着政治上统一的”final vioce”这一终极目标前进的。无论这个最终决策者是民主合法性最高的欧洲议会,还是政治实践性最强的部长理事会,只要有一个”统一的声音”,欧盟在外交棋盘上的地位就能渐渐凸现。可惜要拥有统一的声音,必须舍弃自己的声音,这是很多小国都无法接受的现实,也是欧盟政改无法回避的难题。里斯本条约的否决姑且看作这个难题的第二个住脚,后果就是欧盟在外交政策上的软弱无力。

　　6月12日下周四，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爱尔兰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批准代替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欧盟其他26个成员国，都将动用上了保险栓的议会投票批准里约，结果几无悬念，只有这个小小的岛国依据本国宪法将举行全民公投。考虑到里约奉行一票否决原则，整个欧盟屏住呼吸，伸长了脖子试图一探究竟。

　　6月5日《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上TNS/merbi民意调查显示，35％反对30％同意，加上28％悬而未决。而前一天爱尔兰最大的农民工会才刚刚表示愿意重新支持里约。6月8日, 星期天经济邮报 （Sunday Business Post）发表的民调却显示，42％赞成对39％反对，加上19％摇摆不定。如果42％算的上是相对多数而让布鲁塞尔稍微安心的话，不要忘了，2001年南斯条约公投之前爱尔兰举行的类似民调都显示超过50％的正面支持，可公投结果却是否决。更何况如果对比该同一机构5月的调查结果“41％支持33％反对25％摇摆”的话，会发现赞成趋势基本持平，摇摆派却多倾向投NO。

　　不过里约批准的形势又未必象民调数据显示的这么悲观。首先，离公投还有近一个星期，不排除欧盟委员会会根据情况再邮寄出一份糖果包的可能。其次，爱尔兰人其实很清楚，“爱尔兰的明天在欧盟”。1973年爱尔兰加入今天标识为EU的组织时，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今天，爱尔兰的人均收入仅次于卢森堡，高居欧盟榜眼。作为欧盟拉动区域经济的“正面范例”，爱尔兰不可能抛弃欧盟。虽然即便否决了里约，爱尔兰也不可能被欧盟踢出盟外，但影响力必然显著降低，甚至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现在民调中强大的反对声音，一定程度上是想迫使欧盟作出明确的承诺，比如在国家税收方面，在共同防御方面等，以便日后不至于对里约含糊松散的条文无可奈何。到了最后投票，即便欧盟方面不做承诺，这些反对的声音恐怕也不必然会投出反对票。

　　而这一“软肋”，欧盟高层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欧盟委员会主席霍巴索才敢反复强调，里约批准进程“没有plan B”，也不会因为公投而给爱尔兰“特殊对待”。欧盟委员会甚至还在今年年初“扬言”，如果爱尔兰答卷写no，将通过非正式决议“忽视爱尔兰公投结果”。从根本上说，这场博弈的主动权还是在欧盟手中。

　　爱尔兰的两难境地在于，一方面作为经济上最大的受益者，爱尔兰的未来系于欧盟，否则以小小岛国的份量，很多时候连国际谈判席都坐不上。但另一方面，加入如今联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欧盟，政治影响力无可争议的会下降。以前对众多重大问题都遵循一票否决原则；批准里约之后，即便欧盟承诺保证成员国经济体制和国防等方面的主权，但双项多数原则应用范围必然越来越广。考虑到欧盟内部，政治影响力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否决里约，爱尔兰将面临边缘化，经济成果即便能维持，也难以继续发展；而通过里约，政治权重也会下降，挣来的经济甜头会被更直接的要求“分享”。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长远来看对爱尔兰这样的小国来说都不会是赢局。

　　有句爱尔兰谚语很有意思，在别的国家一切可能严重，但不绝望；在爱尔兰一切都绝望，但不严重。与欧洲大陆遥遥相对，四面环海的爱尔兰现在面对的艰难选择，何尝不是这句谚语的一个注脚呢？

　　2005年5月29日,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举行公民投票。投票以55.96%反对，44.04%赞成告终，法国的NO否决了欧盟宪法，也使欧盟政治整合陷入僵局。

　　3年后的同一天，卢森堡国会正式通过了欧盟宪法的精简版本里斯本条约(里斯本条约)。这第15声YES，标志着里斯本条约得到了欧盟27国的多数(15国)支持，可以说在生效征程上又前进了一步。但考虑到里斯本条约生效要求27国一致同意，换言之任何一国的否决都将是全面否决，里斯本条约前途仍充满变数。

　　欧盟宪法的失败，使欧盟政治整合停滞了三年。里斯本条约的重新提出，被看作是欧盟政治整合的另一次尝试，它所承载的意义不仅仅指向欧盟的过去，更指向它的未来。但令人遗憾的是, 里斯本条约文本的完善性和它所承载的意义根本不成比例。

　　这份近300页的厚重文件，并不是对欧盟发展作出的谨慎思考或商议结果，而只是政治家们“救市”的伪劣产品。为了避免05年暴露的公众危机，里斯本条约删减了原条约中所有包涵或暗示“宪法性精神”的条文,并去除了代表或暗示“统一国家”的标识，如旗帜徽章等等.删减拼凑的结果，形成了一份“无脑的文本”：不仅语言晦涩生硬，难以理解的程度几乎可以与“世界上只有3个半人懂”的理论相提并论；更严重的是很多条文前后矛盾，缺乏基本法必须包涵的统一精神和价值追求，与其说是一个条约，不如说是一本法律汇编，是“另外3000个欧盟条约的目录”。

　　“改头换面”的“里斯本条约”看上去消除了公众对“欧盟帝国”的恐慌,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欧盟建设中最根本的“民主赤字”问题。根据欧盟晴雨表的统计，现在仍有超过60%的欧盟公民表示欧盟忽视他们的声音，65%表示不支持里斯本条约，换言之如果举行全民投票的话，里斯本条约很有可能将被再次否决。

　　但令人无奈的是，现阶段欧盟政治想要有所发展，又必须有一份提供合法化资源的条约支撑。尽管里斯本条约如此的不完善，它却同时不可否认地承担了重启欧盟政治整合的非常任务。欧洲委员会为了能使其顺利通过，甚至称得上是“不择手段的”。比如里斯本条约刚刚推出，委员会就在各国首脑间达成非正式协议，要求各国通过议会表决而不是全民投票的方式批准里斯本条约。再比如，因为里斯本条约难以理解，欧盟议会的议员们曾达成一致意见，要求提供一个更友好的完整版本以供阅读。而委员会竟建议“先批准、后理解”，并禁止任何欧盟机构印刷其他版本的里斯本条约。

　　这些“为了民主而反民主”的近似荒唐的怪现象深刻地暴露了欧盟政治整合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和深化经济整合的成果，欧盟需要开启进一步的政治整合；而另一方面,政治整合的动力又由谁提供呢? 如果欧盟公民是政治整合最合理的动力的话，那么漫长甚至艰难的民主深化过程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里斯本条约批准过程进行得如此艰难,也正是因为欧盟层面的民主刚刚起步的缘故。

　　“干涉内政”听上去是个很严重的指责，但是在西方语境中，只被看作陈词滥调。当年马歇尔抛出著名的“欧洲复兴计划”时，如果有人打出“干涉欧洲内政”的标牌，恐怕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的外星生物。而正是借助马歇尔计划，美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持续了过半个世纪，至今绵绵不绝。而现在类似的问题摆在塞尔维亚的面前，蓝底黄星的欧盟版“复兴计划”已经送到门前，塞国应该如何抉择？

　　问题的爆发点回放至今年2月17日，原属塞国一自治省的科索沃宣布独立，随后得到美国和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承认。塞国执政联盟因此产生严重分歧，亲欧盟派倾向于“咽下”既成事实入盟要紧，民族主义派则转向俄罗斯坚持“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分歧无法调和，总理科什图尼察于3月8日宣布辞职，总统塔迪奇随后在13日发布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将大选提前至5月举行。5月11日星期天的这次选举，是塞国内部亲欧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或者说亲欧势力和亲俄势力的一次正面对决。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科索沃宣布独立基本算是意料中事，尽管不能说由其一手策划。科索沃17日抢在循例的欧盟部长会议相关决议发布之前宣布独立，只是演了一幕“先斩后奏”，其实它通过欧盟长期的协调工作已经对27国各国态度揣摩得一清二楚，事后强调“欧盟是科索沃的未来”只是把气势汹汹的塞国挡给欧盟。与之相应，欧盟内部或许有些勉强，但这个马蜂窝摊子欧盟是不得不管的。

　　欧盟版“复兴计划”的序幕是4月29日签署的预备会员协定（pre-membership trade-and-aid pact），也就是所谓的《稳定与联系协议》（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SAA）。SAA是欧盟为巴尔干地区“潜在成员国”拟定的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根据欧盟标准改革国内法律制度，并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等内容。欧盟在去年11月7日已经和塞国草签了SAA，但遭到荷兰和比利时基于“赛未能与海牙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全面合作”为主要理由的否决，该协议搁置。这次重新仓促签署，正如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外长鲁佩尔所说，是为了向塞尔维亚（更具体说是塞尔维亚选民）释放一个强烈信号，即欧盟希望赛国早日成为其一份子，塞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入盟的道路。而这些信号，说白了就是为了帮助塞国内部亲欧盟的政治势力赢得大选。否则时至今日，塞在和前南法庭的合作上并没有什么进展，为什么协议就能一致通过，并且还换了个“好听”的名字“预备会员协定”呢？

　　协定好是好，但终究还是“预备会员”，塞国人民对这个协议还是不太买账，“土耳其不也和欧盟签过很多会员协议，萨科齐一上台，不照样说土不可能入盟”。近日民调显示，塞极端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激进党”甚至仍然小小领先亲欧盟派。于是欧盟又于本月6日，塞大选不到一周前，与塞签署了一项“自由签证”（free visa deal）协议。塞国人民在欧盟范围内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17个成员国以及非会员国挪威境内不必签证。如果说SAA是宏远的国之大计，那么free visa就是贴近的便利，两者“殊路同归”。

　　其实塞国的选举之争，只不过是一场象征意义的争斗。民调显示，亲欧派和民族主义派势力相当，无论哪边赢了选举，都不可能单独组阁。选举之后，注定免不了长时间的政治谈判，胜利的一方不见得会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对于欧盟来说，讨到这个“名”却非常重要。这个“名”即便不能成为塞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暗示，至少也给欧盟介入一个合法性理由。更何况欧盟，又怎么能容忍一个亲俄的塞尔维亚呢？

　　通过重新推动新宪法里斯本条约，欧盟内部整合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虽然要求全民公投的声音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之间互相呼应，但在各成员国速战速决的议会全力冲刺之下，里约生效的终点站触手可及。

　　在此背景之下，乘胜追击似乎是不二法门，”安内”之后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把眼光移向地中海南岸，在4月28日的突尼斯访问中，再次将“地中海联盟计划”（L’Union Pour la Méditerranée/UPM）提到欧盟事务表的最前端。

　　这个地中海联盟计划,被普遍解读为13年前“巴塞罗那进程”（Barcelona Process）的一个变体。1995年，当时还只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和地中海沿岸12个国家的外长们联合发表《巴塞罗那宣言》，宣布欧盟同地中海南岸国家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正式启动了旨在加强双方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发展等方面合作的“巴塞罗那进程”。这个进程成功与否,各国有不同的看法，但从1995到2005年10年时间只开过一次峰会的表象来看，至少说这个计划“濒于停顿”或“进展缓慢”是公允的。

　　进程不进的原因有很多，粗略说来不外乎定约两方：一方面欧盟内部在不断整合。原先定为为邻居的马耳他（Republic of Malta）和塞浦路斯（the Republic of Cyprus）于2004年加入欧盟成为会员国的事实，说明欧盟成长阶段，对自身的定义是不断演化的。另一方面地中海沿岸各国对欧盟的期许也是复杂矛盾的。欧盟的经济援助并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南岸国家开口吃之前总是害怕里面加了民主人权的辅料。

　　但是这个计划和巴塞罗那进程又有很大的不同,积极的说是更加务实了，消极的说恐怕是更加着眼于短期利益的。实际上这个计划首先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从法国利益出发提出的，并不是欧盟的集体规划。利用今年下半年轮系主席的优势地位，萨科齐起初根本打算在这个计划上“单飞”，经济上的利益显而易见，光卖卖核电站技术拉拉石油就是不可估量的买卖，政治上也可以通过地中海门户“开阔”欧非影响力，还可以顺便将德国这个对手晾一边。这些“小九九”很大程度上框限了这次UPM的轮廓，巴塞罗那进程中全方位的综合考虑被切实短促的利益代替。即便经过多方博弈，UPM最后还是订上了EU的标识，但纸面的堂皇仍掩不住其中慢慢扩散的铜臭。

　　是的，从巴塞罗那进程到地中海联盟计划，欧盟的睦邻政策似乎更加务实，但是满纸利益的纯经济计划能走多远多久呢？如果将自己定位为地中海地区更大的“交易商”，欧盟或许能够获得不少、甚至可能是丰厚的经济利益，但同时更有可能阻断自己对南岸国家艰难建立起来的绵长政治影响力。

　　4月18日,第三届”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未能就任何具体的减排目标达成一致:欧盟始终主张确定具体量化的减排指标,而美国除了抛出一张总统布什(Bush) 16日白宫讲话的白条之外,在此问题上没有根本让步;发展中国家虽然普遍接受京都议定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大原则,但在具体的责任分摊问题上仍存在争议。总的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议题停滞在京都阶段,没有太大进展。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欧盟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似乎有些”过于热心”。无论是难以计数的”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和改善能源利用率的共同体策略”的研究计划,不断扩大的ECCP项目(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欧洲气候变化项目),还是世界各地不断的峰会或谈判,都在传递同一个讯息,欧盟是气候变化议题的”急先锋”。为什么欧盟选择这一个环境议题作为政治主打牌呢?答案与经济有关,但却不仅仅是经济。

　　不可否认,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能源结构更加合理,能源利用率高,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高。相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的美国和仍然严重依赖传统能源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欧盟的减排目标更容易实现,成本相对较低。如果说其他国家的企业需要更换所有设配以期提高能源利用率的话,欧盟企业或许仅需要更换一两个零件,减排可以说增强了欧盟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如此,欧盟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的领先技术,或有潜力造就一个可观的市场。考虑到依赖传统能源的企业数量之众,就不难想象在减排压力之下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丰厚利润。

　　欧盟对气候变化议题的热衷当然与这些经济考虑密不可分,但是更重要的动力,却来自于政治方面。

　　众所周知,欧盟第一阶段的整合可称为经济整合,随着欧元的逐渐通用,欧盟经济区的稳定发展和共同体共同经济政策的健全,经济层面的整合基本告一段落。然而如果没有政治共同体的支撑,经济共同体必定脆弱和冲突不断的。所以欧盟开始了不可避免的政治整合。但是政治整合的动力是什么呢?基于一战二战的共同记忆已经越行越远。法国作为二战重灾区的记忆却丝毫不阻止法国人在政治整合中最重要的欧盟宪法上投反对票,对本国政治的不满堂而皇之的成为反对欧盟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对过去的回忆已经虚弱到不足以成为将欧洲各国绑和在一起的胶带。

　　既然过去历史不可期,那么就只能寄希望于对未来的承诺了。气候变化这样的环境议题,就是欧盟为政治整合许下的一个承诺。标识着EU的绿色面具之下,潜在的台词是这样的：面对类似全球温室效应这样的宏大挑战,欧洲人不能指望自私自利的美国人,也不能指望经济占第一考虑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唯一能指望的是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统一的欧洲。这,才是欧盟热衷于气候变化议题的最深层原因。

   如果你对希拉里深夜三点谁来接电话的广告印象深刻的话，或许你会想起一个30年前的著名诘问：美国国务卿基幸格曾经问道“如果想和欧洲通话，我应该call谁呢？”

   并不仅仅只有美国人困惑。根据夭折的欧盟宪法，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欧洲议会主席，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或者部长理事会主席都有可能成为接起电话的人。相比而言，法国总统萨科齐（Sarkozy）重新推动的新宪法条约《里斯本条约》则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里约，欧盟将取消目前每6个月轮换一次的欧盟主席国轮值制度，设立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职务。任期30个月，可连任一次的常任主席主要负责主持欧盟会议、保证欧盟内部团结和共识，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代表欧盟。基幸格的问题有了答案，有事情找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

    如果各成员国批准程序顺利完成的话，里约将于09年1月正式生效，常任主席也将于今年下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选出。目前欧盟各成员国正在为选谁做常任主席而争论不休。但他们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谁更有资格更有能力领导欧盟，而还是最初的老问题：欧洲需要怎样的欧盟，“政府间合作型”（邦联型）还是“联邦型”？

   倾向于“政府间合作型”的国家，比如英国，相比与强势的理事会而言更希望出现强势的主席。他们认为，欧盟的发展应该走少数国家引领的“雁行模式”。领头雁在英国人看来当然是英国，在其他大陆国家看来或许是德国和法国。而该国的行政一把手自然应该是常任主席的最好人选。这是为什么布莱尔（Blair），梅克尔（Merkel）和萨科齐成为候选人的原因。

    而对于那些倾向“联邦型”的国家以及大多数害怕“大国专政”的小国，则倾向于支持弱势的主席以期出现强势的理事会。对于热心欧盟联邦化的国家，各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应该更多地向理事会过渡，强势的成员国对欧盟“主权”的拢聚反而是个阻碍；而对于位轻权微的小国来说，支持集体决策的理事会显然比附庸主席背后的大国更合理。对于这些国家，合适的候选人则是现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巴霍索(Jose Manuel Durao Barroso)。

   总而言之，这个人选至关重要。他不仅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欧盟的代表”，而更是欧盟未来政治发展的风向标，无论里约文本上的词语如何。 

11月 2日，欧盟现任轮值主席芬兰宣布取消与土耳其和塞浦路斯计划就土加入欧盟问题举行的会议。芬兰政府发言人 Mikko Norros表示，取消磋商会议意味着“我们无法将有关各方拉拢到谈判桌前”。由于赛对土的入盟谈判拥有否决权，土的入盟前景灰暗。3日，英国广播公司(BBC)透露了将于下周公布的欧委会对土入盟的改革评估报告草案的部分内容。该文件中，欧委会“严厉批评”土的改革进程，对土拒绝对赛开放港口和领空表示不满，并特别对土人权状况表示“深切关注”。土耳其入盟谈判受挫，加入欧盟的计划可能完全崩溃。

早在 1999年的赫尔幸基高峰会议，欧盟就承认土耳其为入盟候选国之一。2002年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决定，欧盟将对土的改革做出评估，以此决定是否展开入盟谈判。同年 10月欧委会公布评估报告，给予土正面性的评价，并建议欧盟一旦土相关重要立法生效便可启动入会谈判程序。然而“好事多磨”，土入盟的谈判程序迟迟不能展开。其争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首先，土一旦入盟即将成为欧盟内人口最多的会员国。欧盟“东扩计划”已使其政治发展重心向中东欧国家倾斜，土的加盟将加剧这一趋势，南欧国家边缘化的疑虑日深。其次，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与欧盟主流存在巨大差异。最后，土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缺陷。欧委会多次对土的人权记录表示担忧。

欧盟成员国中，表示支持的国家主要有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而法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和部分新会员国则倾向于反对态度。德国是土重要的经济和商业伙伴，双边贸易额每年约为 140亿欧元，德对土的出口约占总出口额的 17%。英国除着重考虑土在巴尔干半岛，中东和高加索地区为重要北约同盟国的意义外，也不愿意失去一重要贸易伙伴。与此相对，法国虽然与土贸易关系紧密，但国内对欧盟发展前景的普遍怀疑直接导致了对土入盟的“敌意”。而少数新会员国则担心土的入盟会大幅度转移欧盟的经济援助重心。

10月 24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责任共进》，及其“姐妹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文件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并扩大内需，扭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确保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对欧盟各国的经济构成威胁，同时进行公平交易。

作为欧盟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中国对欧元区经济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欧盟经济增长缓慢，急需引入有利的外部刺激。欧洲共同体统计局(Eurostat)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第一季欧元区与欧盟 2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 0.6%与 0.7%，第二季 GDP仅比前一季增长 0.9％。欧盟官方认为，中国将在其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另一方面，欧元区对外贸易逆差总额逐年大幅度增加。Eurostat的数据显示，2006年 8月欧元区对外贸易逆差总额达 58亿欧元，2005年同期为 27亿；2006年 8月欧盟 25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达 215亿欧元，2005年同期为 146亿。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被普遍认为在贸易中获利“远远超过欧洲”。

综合两方面考虑，欧盟出台了对华政策文件，希望通过政策的改变谋求经济地位上的“平衡”。一方面防止欧元区各国“掩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巩固欧盟自身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希望促使中国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和欧盟“共同地、公平地获利”。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欧盟的文件开篇写道“过去 10年中，中国重新成为了世界大国”，与之相应，欧盟对华策略的定位也从“援助引导”变为“主动合作，平等交易”。欧盟将继续与华“深度对话”，加速中国经济改革，甚至采取“反倾销”等手段。

10月 20日，欧盟 27国（25个成员国及将于明年 1月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领导人在芬兰拉提（Lahti）举行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由于议题重点在欧洲能源政策，会议同时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outine）出席。 尽管会前北欧各国及各前苏联的“卫星国”们表示对待俄人权问题将保持“坚决”态度，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却采用“去政治化”概括谈判过程，普京仍拒绝与欧盟签署任何能源协议。欧盟能源危机的僵局未破。

欧盟的能源严重依赖俄罗斯，并且短期不可能脱离。虽然普京多次宣称“保证欧洲能源供应的稳定”，却没有任何意向与欧盟签署能源协议，相反越发收紧了对资源的垄断控制。本周一，俄突然宣布政府颁发给远东地区“萨哈林 2号项目”的一个关键环境许可证无效。这可能意为着一个总投资 200亿美元，将于 2008年夏产出液化天然气的计划破产。同在本周，莫斯科宣称在最近几个月将对任何出现在其领域内的大型油船进行审查，不合格者将被吊销开采执照。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俄实际上进一步公开限制了外国对能源开采的相关投资，这与欧盟提出的“自由换气计划”背道而驰。

尽管部分专家认为，俄罗斯跟德国的关系从来都很好，而德国将从明年一月开始担任欧盟的轮值主席。2007年的春季欧盟高峰会议可能在能源问题上有所突破。但实际上之前欧盟对俄的种种期望已经或正在被证明是幼稚的，正如巴黎第十一大学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安东.考斯洛夫所言，“俄不大可能对外开放能源领域有两个简单的原因：第一，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第二，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欧盟应该将政策重心转移到寻找其他能源伙伴及研发实用的可替代能源上。

根据欧委会对“人员自由移动”的民意调查报告，当被询问“欧洲在你心目中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时，53%的欧洲公民认为是“可以在欧盟境内自由地旅行和工作”，持上观点所占的比率甚至超过“欧元”（44%）和“和平”（36%）等选项。为了实现这个能带来丰厚政治、经济价值的梦想，欧盟一直在努力。2004年东扩后-，欧盟曾乐观的宣称“必须于2009年以前实现大部分成员国劳工自由移动，必须于2011年前实现所有会员国的劳工完全自由移动”。

然而，8月22日，英国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最新一轮东扩以来，平均每年有30万东欧国家的移民涌入英国，超过英国政府预想20倍。英国政府随后称，将考虑改变欧盟新成员国公民入境工作的规定，即将提高明年1月入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公民获得英国工作许可的门槛。此举为欧盟的“两个必须”写下了一个失败的注脚。

英国人的惊慌是容易理解的。东扩前，欧委会对东扩后移民潮的评估报告认为，“即使在人口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从新会员国移入目前会员国的人口数只占欧洲劳动人口的1%，因此对新成员国大量移民涌入造成的恐惧其实是不必要的”。当时英国政府也曾经预计，东扩后每年将有1.5万东欧国家的移民进入英国，才于2004年大开国门，“允许新成员国国民在其国内从事全职工作”。然而统计表明，仅今年4－6月，从东欧各国流入的移民总数就高达5万人，两年中共有60万东欧人进入英国，严重冲击了英国医疗等福利保障系统，并对就业造成沉重打击。明年1月，保、罗两国即将加入欧盟，鉴于如今惨重的“亡羊”教训，英国赶在此前将牢补实是实际和明智的。

英国的教训，不仅归咎于英国政府的错误估计，欧盟对东扩风险盲目乐观的估评也负有重大责任。错误的风险评估又进一步催生出“大跃进式”的“两个必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正是欧盟为打开各成员国大门而推动的“人员自由移动年”。经过英国此次事件的警醒，欧盟有必要对东扩的风险应对和“两个必须”的打算作严肃的反思。

本月19日，作为对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部队（Unifil）的首批增援，法国总统希拉克派出的50名左右士兵到达黎南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停火状态，保证援助物资送到平民手中。增援部队虽然派出，但是数量微小，法国的消极态度让国际社会大为失望。

法国与黎巴嫩历史渊源深厚。1920年至1943年期间法曾接受国联的委托管理黎，并从1978年开始一直承担联合国驻黎临时维和部队的指挥权。法国在黎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有着特殊的利益和影响力。因而整个黎以冲突期间，法国积极斡旋，最终成功促成了联合国1701号决议。根据此项决议，停火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将逐渐由黎政府军和联合国军队代替。正当国际社会对法寄予厚望，希望其承担Unifil指挥权并积极派兵的时候，希拉克却于17日宣布，暂时仅计划向黎派遣200名士兵增援。

正如法国国防部长所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派多少、什么时候派，而是为什么这么做和应当怎么做”。目前黎以局面仍然混乱，19日凌晨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武装分子在黎边境又发冲突，但扩展的Unifil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临时委托，任务不明晰，部队虽有权自卫，却不能用武力实现和平。希拉克一直要求安理会进一步明确Unifil任务、干预规则和具体权力，同时表示担心法国士兵的安全情有可原。

不仅如此，之前为了实现停火，法国与美国合作推出“停火草案“。随后美国主动表示与法关系是“朋友”加“盟友”，不寻常的热情背后颇有文章。鉴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惨痛教训，法国不得不小心谨慎，力求争取到最多的指挥权，防止陷在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不能自拔。更何况上周刚刚发生“炸机阴谋”，法国如果在黎出现稍许偏差，恐怖分子难保不从纽约、伦敦转到凯旋门下。

综合来看，暂时派遣少量部队既有表明立场之效，又兼重申原则之美，该举措不失稳健，以守为攻。如今联合国兵力急缺，而各欧盟国家又以法马首是瞻，法国近日很可能如愿促成联合国“明确授权“，承担Unifil的领导权并向黎大幅增援，巩固其在中东地区的积极影响。

欧盟不是英国危急时穿起来避弹，用不着了就搁置生锈的防弹衣。

本月16日，英国内政大臣雷德(John Reid)在伦敦主持召开非正式会议，邀请了法国、德国、芬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的内政部长以及欧盟司法专员弗拉蒂尼（Franco Frattini）参加。弗拉蒂尼承诺在短期内提出“探测爆炸品“的完整计划，并讨论“在欧盟内部航线实施乘客咨讯系统“的动议。各国部长表示将督促本国对爆炸品实施更严格的管制，并加强信息共享合作。会议成果限于在航空安全方面。

尽管雷德极力强调“恐怖主义对欧洲的威胁是‘现实‘和‘持续‘的“，呼吁建立大框架的安全系统，各国态度并不积极。一方面，如欧盟反恐专员德弗利所说“法规的实施、警察和秘密警察实际工作仍然由各成员国负责，欧盟中央只能起到协调和通报信息作用“；另一方面，也与英国在欧盟边缘化日深，各成员国对其多有腹诽有关。

欧盟虽远不是铁板一块，但英国的“叛逆“却尤为突出。英国大力宣扬“新欧洲模式“与法等国早有冲撞，作为成员国而不使用欧元，经济发展略好却对欧元区迟缓经济“袖手旁观“。不仅不是欧盟创建的功臣，对欧盟发展也没有出过力，甚至不掩饰分裂欧盟从中渔利的心思。之前伊拉克战争，英国和法德分裂，引发国际社会“欧盟翻船“之忧；如今以黎冲突，英国仍是坚定的“代言“美国，直接造成欧盟拟定的停火协议夭折。欧盟内部对英国的“倒行逆施“早就不满。这次伦敦发生“炸机阴谋“，“恐怖分子“都是英国本土制造，即便沾到欧洲敏感的“青年伊斯兰“，也更多归咎到英国实施“融入政策“时的缺失。各成员国以及欧盟中央都不会对英国自己的内政指手画脚，更无从谈起完善“欧洲范围的安全系统“。

虽然法国内政部长萨尔科奇（Nicolas Sarkozy）说“无论我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观点有何不同，但是在反恐上面，我们是一致的，绝对的一致的“，但英国对欧盟不应该期望太多。毕竟，欧盟不是危急时穿起来避弹，用不着了就搁置生锈的防弹衣。

8月1日，欧盟外长特别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前，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外长图奥米奥亚（Erkki Tuomioja）态度鲜明地谴责“以色列对南黎巴嫩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并提议欧盟呼吁“立即停火”，表明了大多数成员国的立场；而由于英、德、波兰等国坚持反对，声明被迫改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管25国勉强达成一致口号，但显而易见的内部分裂使欧盟不得不放弃“明确、统一的政治目标”，打翻了欧盟“先以德服人，后有力停战”的如意算盘。

相比于世界管家联合国和过分活跃的美国，挑起解决冲突大梁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欧盟。地理上，黎巴嫩距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仅数千米；交情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均因1995年欧盟推出的“巴塞罗那进程”而与欧盟拥有著名的“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国际影响上，欧盟正好借此反击“美国造的霸权外交”，增加自身影响力。所以，从黎以冲突开始、激化，到持续至今的武装冲突中，欧盟散尽千金，用心良苦。

战争伊始，欧盟各国立即建立“疏散通道”，随后又为黎提供可观的食物、医药及避难设备援助。根据8月4日轮值主席国芬兰政府的最新报告，欧盟先后提供给黎巴嫩的援助超过一亿零八百万欧元。但黎以战争不是“印尼海啸”，疏散平民和物质援助固然好，更急需的却是釜底抽薪的“政治援助”——尽快结束战争。

所以，统一、坚决、适时的停战斡旋是欧盟圆满解决此次冲突的关键。然而，内部分裂造成的疲软外交打乱了欧盟的计划，庞大的“前期投入”反而使其策略看起来“本末倒置”。一招棋差满盘输，欧盟可能丧失其在中东地区本已有限的影响力。

本月24日在布鲁塞尔，欧盟竞争委员会在主席（芬兰商业和工业部长）Mauri Pekkairinen领导下召开特别会议，成功扫除了阻碍欧盟第七期科技框架计划（FP7）的最后政治障碍。该计划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官方科技计划之一，主旨在于提高欧洲整体的科研水平和跨国合作能力，总投入预计500-700亿欧元。这是芬兰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后开始推广重科研重创新的“芬兰模式“所迈出的第一步。

接替奥地利成为2006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的芬兰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其工作直接关系欧盟未来10年发展前景。不仅要扮好“说客“角色，广泛取得共识，更重要的是“守好后院“，引入自身的成功经验减轻欧盟失业、犯罪、能源等方面的压力，强化欧盟竞争力，为欧盟的发展夯实民众基础。欧盟是否能尽早摆脱因法国“公投失败“而陷入的泥潭，芬兰的角色至关重要。

作为全球竞争力和教育排行榜上列前的国家，芬兰在经济和社会模式方面的“科技创新理念“被期望成为粘补欧盟公众破碎信心的粘合剂。芬兰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以上用于研发，是欧盟中最重视Ｒ＆Ｄ（研究与发展）的国家，并且一直奉行教育优先的投资原则。十年前其经济还主要依赖纸浆和纸张，现在已成为了全球移动电话和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军者。对比于其它死气沉沉的欧盟成员国，仅拥有520万人口的小国芬兰有着稀缺的创新理念和改革勇气。如果能够成功推行“经济弹性和社会安全结合的‘芬兰模式‘”，不仅07年政治上的“谋算“推行起来会容易得多，欧盟的全球竞争力也会显著增强。

今年八国峰会大半个关键词是“能源“。作为重要的能源需求方和供应方，欧盟和俄罗斯在经历一系列碰撞之后，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共识。可见仅凭欧盟“担保俄罗斯能得到欧洲国家的投资和技术”作为交换俄罗斯“稳定的、可靠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 一厢情愿，是不可能在能源问题上取得有效进展。

欧盟自身能源蕴藏和储备有限，决定了它的天然气和石油进口严重依赖俄罗斯：目前俄的天然气供应占欧盟国外天然气供应总量的24%，其石油出口占欧盟石油进口总量的 27%，未来还会持续增加。欧盟 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对俄能源的依赖。而俄罗斯国有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在欧盟地盘上的不断扩张，渐有造就垄断地位之势。今年一月，俄罗斯因与乌克兰关于天然气价格的争端，中断了其通往西欧国家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再次凸现出欧盟在能源问题上的外忧内困。

为了脱离困境，在八国峰会之前，欧盟已和俄罗斯有了多次交锋。欧盟希望能够把俄罗斯拽进“理想的能源共同框架”中，而俄态度始终强硬。今年5 月 25日举行的欧盟- 俄罗斯峰会上双方对能源问题“存在巨大分歧”，未能达成任何协议。7月3 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向普京提出了一项涵盖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交易建议，尝试说服普京开放俄罗斯能源市场。而仅仅两天后俄推出了针锋相对的《天然气出口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 Gazprom公司对本国天然气出口的垄断权，强势姿态一览无余，显示出在全球能源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能源大国通过优越的自然资源能够获得越来越丰厚的政治资本。

几个回合下来，欧盟明显居于下风，其内部对于解决困境也产生了意见分歧。尽管部分欧盟国家，譬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已丧失对俄的信任纷纷着手扩展自己的能源供应渠道；而另一部分，譬如G8 成员德国和意大利却仍希望成为俄的优先伙伴，从而得到后者的长期供应承诺。这样的分歧间接助长了俄以“能源牌”要挟的威慑力。而最后仅存的砝码“入世”又被与欧盟关系微妙的美国牵制，小布什在G8 峰会上强硬的“NO”不留余地。欧盟在能源问题上与俄的交锋再一次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