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周四，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爱尔兰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批准代替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欧盟其他26个成员国，都将动用上了保险栓的议会投票批准里约，结果几无悬念，只有这个小小的岛国依据本国宪法将举行全民公投。考虑到里约奉行一票否决原则，整个欧盟屏住呼吸，伸长了脖子试图一探究竟。

　　6月5日《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上TNS/merbi民意调查显示，35％反对30％同意，加上28％悬而未决。而前一天爱尔兰最大的农民工会才刚刚表示愿意重新支持里约。6月8日, 星期天经济邮报 （Sunday Business Post）发表的民调却显示，42％赞成对39％反对，加上19％摇摆不定。如果42％算的上是相对多数而让布鲁塞尔稍微安心的话，不要忘了，2001年南斯条约公投之前爱尔兰举行的类似民调都显示超过50％的正面支持，可公投结果却是否决。更何况如果对比该同一机构5月的调查结果“41％支持33％反对25％摇摆”的话，会发现赞成趋势基本持平，摇摆派却多倾向投NO。

　　不过里约批准的形势又未必象民调数据显示的这么悲观。首先，离公投还有近一个星期，不排除欧盟委员会会根据情况再邮寄出一份糖果包的可能。其次，爱尔兰人其实很清楚，“爱尔兰的明天在欧盟”。1973年爱尔兰加入今天标识为EU的组织时，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今天，爱尔兰的人均收入仅次于卢森堡，高居欧盟榜眼。作为欧盟拉动区域经济的“正面范例”，爱尔兰不可能抛弃欧盟。虽然即便否决了里约，爱尔兰也不可能被欧盟踢出盟外，但影响力必然显著降低，甚至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现在民调中强大的反对声音，一定程度上是想迫使欧盟作出明确的承诺，比如在国家税收方面，在共同防御方面等，以便日后不至于对里约含糊松散的条文无可奈何。到了最后投票，即便欧盟方面不做承诺，这些反对的声音恐怕也不必然会投出反对票。

　　而这一“软肋”，欧盟高层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欧盟委员会主席霍巴索才敢反复强调，里约批准进程“没有plan B”，也不会因为公投而给爱尔兰“特殊对待”。欧盟委员会甚至还在今年年初“扬言”，如果爱尔兰答卷写no，将通过非正式决议“忽视爱尔兰公投结果”。从根本上说，这场博弈的主动权还是在欧盟手中。

　　爱尔兰的两难境地在于，一方面作为经济上最大的受益者，爱尔兰的未来系于欧盟，否则以小小岛国的份量，很多时候连国际谈判席都坐不上。但另一方面，加入如今联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欧盟，政治影响力无可争议的会下降。以前对众多重大问题都遵循一票否决原则；批准里约之后，即便欧盟承诺保证成员国经济体制和国防等方面的主权，但双项多数原则应用范围必然越来越广。考虑到欧盟内部，政治影响力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否决里约，爱尔兰将面临边缘化，经济成果即便能维持，也难以继续发展；而通过里约，政治权重也会下降，挣来的经济甜头会被更直接的要求“分享”。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长远来看对爱尔兰这样的小国来说都不会是赢局。

　　有句爱尔兰谚语很有意思，在别的国家一切可能严重，但不绝望；在爱尔兰一切都绝望，但不严重。与欧洲大陆遥遥相对，四面环海的爱尔兰现在面对的艰难选择，何尝不是这句谚语的一个注脚呢？

　　2005年5月29日,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举行公民投票。投票以55.96%反对，44.04%赞成告终，法国的NO否决了欧盟宪法，也使欧盟政治整合陷入僵局。

　　3年后的同一天，卢森堡国会正式通过了欧盟宪法的精简版本里斯本条约(里斯本条约)。这第15声YES，标志着里斯本条约得到了欧盟27国的多数(15国)支持，可以说在生效征程上又前进了一步。但考虑到里斯本条约生效要求27国一致同意，换言之任何一国的否决都将是全面否决，里斯本条约前途仍充满变数。

　　欧盟宪法的失败，使欧盟政治整合停滞了三年。里斯本条约的重新提出，被看作是欧盟政治整合的另一次尝试，它所承载的意义不仅仅指向欧盟的过去，更指向它的未来。但令人遗憾的是, 里斯本条约文本的完善性和它所承载的意义根本不成比例。

　　这份近300页的厚重文件，并不是对欧盟发展作出的谨慎思考或商议结果，而只是政治家们“救市”的伪劣产品。为了避免05年暴露的公众危机，里斯本条约删减了原条约中所有包涵或暗示“宪法性精神”的条文,并去除了代表或暗示“统一国家”的标识，如旗帜徽章等等.删减拼凑的结果，形成了一份“无脑的文本”：不仅语言晦涩生硬，难以理解的程度几乎可以与“世界上只有3个半人懂”的理论相提并论；更严重的是很多条文前后矛盾，缺乏基本法必须包涵的统一精神和价值追求，与其说是一个条约，不如说是一本法律汇编，是“另外3000个欧盟条约的目录”。

　　“改头换面”的“里斯本条约”看上去消除了公众对“欧盟帝国”的恐慌,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欧盟建设中最根本的“民主赤字”问题。根据欧盟晴雨表的统计，现在仍有超过60%的欧盟公民表示欧盟忽视他们的声音，65%表示不支持里斯本条约，换言之如果举行全民投票的话，里斯本条约很有可能将被再次否决。

　　但令人无奈的是，现阶段欧盟政治想要有所发展，又必须有一份提供合法化资源的条约支撑。尽管里斯本条约如此的不完善，它却同时不可否认地承担了重启欧盟政治整合的非常任务。欧洲委员会为了能使其顺利通过，甚至称得上是“不择手段的”。比如里斯本条约刚刚推出，委员会就在各国首脑间达成非正式协议，要求各国通过议会表决而不是全民投票的方式批准里斯本条约。再比如，因为里斯本条约难以理解，欧盟议会的议员们曾达成一致意见，要求提供一个更友好的完整版本以供阅读。而委员会竟建议“先批准、后理解”，并禁止任何欧盟机构印刷其他版本的里斯本条约。

　　这些“为了民主而反民主”的近似荒唐的怪现象深刻地暴露了欧盟政治整合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和深化经济整合的成果，欧盟需要开启进一步的政治整合；而另一方面,政治整合的动力又由谁提供呢? 如果欧盟公民是政治整合最合理的动力的话，那么漫长甚至艰难的民主深化过程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里斯本条约批准过程进行得如此艰难,也正是因为欧盟层面的民主刚刚起步的缘故。

　　“干涉内政”听上去是个很严重的指责，但是在西方语境中，只被看作陈词滥调。当年马歇尔抛出著名的“欧洲复兴计划”时，如果有人打出“干涉欧洲内政”的标牌，恐怕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的外星生物。而正是借助马歇尔计划，美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持续了过半个世纪，至今绵绵不绝。而现在类似的问题摆在塞尔维亚的面前，蓝底黄星的欧盟版“复兴计划”已经送到门前，塞国应该如何抉择？

　　问题的爆发点回放至今年2月17日，原属塞国一自治省的科索沃宣布独立，随后得到美国和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承认。塞国执政联盟因此产生严重分歧，亲欧盟派倾向于“咽下”既成事实入盟要紧，民族主义派则转向俄罗斯坚持“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分歧无法调和，总理科什图尼察于3月8日宣布辞职，总统塔迪奇随后在13日发布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将大选提前至5月举行。5月11日星期天的这次选举，是塞国内部亲欧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或者说亲欧势力和亲俄势力的一次正面对决。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科索沃宣布独立基本算是意料中事，尽管不能说由其一手策划。科索沃17日抢在循例的欧盟部长会议相关决议发布之前宣布独立，只是演了一幕“先斩后奏”，其实它通过欧盟长期的协调工作已经对27国各国态度揣摩得一清二楚，事后强调“欧盟是科索沃的未来”只是把气势汹汹的塞国挡给欧盟。与之相应，欧盟内部或许有些勉强，但这个马蜂窝摊子欧盟是不得不管的。

　　欧盟版“复兴计划”的序幕是4月29日签署的预备会员协定（pre-membership trade-and-aid pact），也就是所谓的《稳定与联系协议》（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SAA）。SAA是欧盟为巴尔干地区“潜在成员国”拟定的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根据欧盟标准改革国内法律制度，并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等内容。欧盟在去年11月7日已经和塞国草签了SAA，但遭到荷兰和比利时基于“赛未能与海牙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全面合作”为主要理由的否决，该协议搁置。这次重新仓促签署，正如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外长鲁佩尔所说，是为了向塞尔维亚（更具体说是塞尔维亚选民）释放一个强烈信号，即欧盟希望赛国早日成为其一份子，塞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入盟的道路。而这些信号，说白了就是为了帮助塞国内部亲欧盟的政治势力赢得大选。否则时至今日，塞在和前南法庭的合作上并没有什么进展，为什么协议就能一致通过，并且还换了个“好听”的名字“预备会员协定”呢？

　　协定好是好，但终究还是“预备会员”，塞国人民对这个协议还是不太买账，“土耳其不也和欧盟签过很多会员协议，萨科齐一上台，不照样说土不可能入盟”。近日民调显示，塞极端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激进党”甚至仍然小小领先亲欧盟派。于是欧盟又于本月6日，塞大选不到一周前，与塞签署了一项“自由签证”（free visa deal）协议。塞国人民在欧盟范围内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17个成员国以及非会员国挪威境内不必签证。如果说SAA是宏远的国之大计，那么free visa就是贴近的便利，两者“殊路同归”。

　　其实塞国的选举之争，只不过是一场象征意义的争斗。民调显示，亲欧派和民族主义派势力相当，无论哪边赢了选举，都不可能单独组阁。选举之后，注定免不了长时间的政治谈判，胜利的一方不见得会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对于欧盟来说，讨到这个“名”却非常重要。这个“名”即便不能成为塞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暗示，至少也给欧盟介入一个合法性理由。更何况欧盟，又怎么能容忍一个亲俄的塞尔维亚呢？

　　通过重新推动新宪法里斯本条约，欧盟内部整合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虽然要求全民公投的声音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之间互相呼应，但在各成员国速战速决的议会全力冲刺之下，里约生效的终点站触手可及。

　　在此背景之下，乘胜追击似乎是不二法门，”安内”之后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把眼光移向地中海南岸，在4月28日的突尼斯访问中，再次将“地中海联盟计划”（L’Union Pour la Méditerranée/UPM）提到欧盟事务表的最前端。

　　这个地中海联盟计划,被普遍解读为13年前“巴塞罗那进程”（Barcelona Process）的一个变体。1995年，当时还只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和地中海沿岸12个国家的外长们联合发表《巴塞罗那宣言》，宣布欧盟同地中海南岸国家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正式启动了旨在加强双方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发展等方面合作的“巴塞罗那进程”。这个进程成功与否,各国有不同的看法，但从1995到2005年10年时间只开过一次峰会的表象来看，至少说这个计划“濒于停顿”或“进展缓慢”是公允的。

　　进程不进的原因有很多，粗略说来不外乎定约两方：一方面欧盟内部在不断整合。原先定为为邻居的马耳他（Republic of Malta）和塞浦路斯（the Republic of Cyprus）于2004年加入欧盟成为会员国的事实，说明欧盟成长阶段，对自身的定义是不断演化的。另一方面地中海沿岸各国对欧盟的期许也是复杂矛盾的。欧盟的经济援助并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南岸国家开口吃之前总是害怕里面加了民主人权的辅料。

　　但是这个计划和巴塞罗那进程又有很大的不同,积极的说是更加务实了，消极的说恐怕是更加着眼于短期利益的。实际上这个计划首先是法国总统萨科齐从法国利益出发提出的，并不是欧盟的集体规划。利用今年下半年轮系主席的优势地位，萨科齐起初根本打算在这个计划上“单飞”，经济上的利益显而易见，光卖卖核电站技术拉拉石油就是不可估量的买卖，政治上也可以通过地中海门户“开阔”欧非影响力，还可以顺便将德国这个对手晾一边。这些“小九九”很大程度上框限了这次UPM的轮廓，巴塞罗那进程中全方位的综合考虑被切实短促的利益代替。即便经过多方博弈，UPM最后还是订上了EU的标识，但纸面的堂皇仍掩不住其中慢慢扩散的铜臭。

　　是的，从巴塞罗那进程到地中海联盟计划，欧盟的睦邻政策似乎更加务实，但是满纸利益的纯经济计划能走多远多久呢？如果将自己定位为地中海地区更大的“交易商”，欧盟或许能够获得不少、甚至可能是丰厚的经济利益，但同时更有可能阻断自己对南岸国家艰难建立起来的绵长政治影响力。

　　4月18日,第三届”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未能就任何具体的减排目标达成一致:欧盟始终主张确定具体量化的减排指标,而美国除了抛出一张总统布什(Bush) 16日白宫讲话的白条之外,在此问题上没有根本让步;发展中国家虽然普遍接受京都议定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大原则,但在具体的责任分摊问题上仍存在争议。总的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议题停滞在京都阶段,没有太大进展。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欧盟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似乎有些”过于热心”。无论是难以计数的”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和改善能源利用率的共同体策略”的研究计划,不断扩大的ECCP项目(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欧洲气候变化项目),还是世界各地不断的峰会或谈判,都在传递同一个讯息,欧盟是气候变化议题的”急先锋”。为什么欧盟选择这一个环境议题作为政治主打牌呢?答案与经济有关,但却不仅仅是经济。

　　不可否认,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能源结构更加合理,能源利用率高,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高。相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的美国和仍然严重依赖传统能源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欧盟的减排目标更容易实现,成本相对较低。如果说其他国家的企业需要更换所有设配以期提高能源利用率的话,欧盟企业或许仅需要更换一两个零件,减排可以说增强了欧盟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如此,欧盟在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的领先技术,或有潜力造就一个可观的市场。考虑到依赖传统能源的企业数量之众,就不难想象在减排压力之下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丰厚利润。

　　欧盟对气候变化议题的热衷当然与这些经济考虑密不可分,但是更重要的动力,却来自于政治方面。

　　众所周知,欧盟第一阶段的整合可称为经济整合,随着欧元的逐渐通用,欧盟经济区的稳定发展和共同体共同经济政策的健全,经济层面的整合基本告一段落。然而如果没有政治共同体的支撑,经济共同体必定脆弱和冲突不断的。所以欧盟开始了不可避免的政治整合。但是政治整合的动力是什么呢?基于一战二战的共同记忆已经越行越远。法国作为二战重灾区的记忆却丝毫不阻止法国人在政治整合中最重要的欧盟宪法上投反对票,对本国政治的不满堂而皇之的成为反对欧盟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对过去的回忆已经虚弱到不足以成为将欧洲各国绑和在一起的胶带。

　　既然过去历史不可期,那么就只能寄希望于对未来的承诺了。气候变化这样的环境议题,就是欧盟为政治整合许下的一个承诺。标识着EU的绿色面具之下,潜在的台词是这样的：面对类似全球温室效应这样的宏大挑战,欧洲人不能指望自私自利的美国人,也不能指望经济占第一考虑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唯一能指望的是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统一的欧洲。这,才是欧盟热衷于气候变化议题的最深层原因。

   如果你对希拉里深夜三点谁来接电话的广告印象深刻的话，或许你会想起一个30年前的著名诘问：美国国务卿基幸格曾经问道“如果想和欧洲通话，我应该call谁呢？”

   并不仅仅只有美国人困惑。根据夭折的欧盟宪法，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欧洲议会主席，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或者部长理事会主席都有可能成为接起电话的人。相比而言，法国总统萨科齐（Sarkozy）重新推动的新宪法条约《里斯本条约》则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里约，欧盟将取消目前每6个月轮换一次的欧盟主席国轮值制度，设立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职务。任期30个月，可连任一次的常任主席主要负责主持欧盟会议、保证欧盟内部团结和共识，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代表欧盟。基幸格的问题有了答案，有事情找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

    如果各成员国批准程序顺利完成的话，里约将于09年1月正式生效，常任主席也将于今年下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选出。目前欧盟各成员国正在为选谁做常任主席而争论不休。但他们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谁更有资格更有能力领导欧盟，而还是最初的老问题：欧洲需要怎样的欧盟，“政府间合作型”（邦联型）还是“联邦型”？

   倾向于“政府间合作型”的国家，比如英国，相比与强势的理事会而言更希望出现强势的主席。他们认为，欧盟的发展应该走少数国家引领的“雁行模式”。领头雁在英国人看来当然是英国，在其他大陆国家看来或许是德国和法国。而该国的行政一把手自然应该是常任主席的最好人选。这是为什么布莱尔（Blair），梅克尔（Merkel）和萨科齐成为候选人的原因。

    而对于那些倾向“联邦型”的国家以及大多数害怕“大国专政”的小国，则倾向于支持弱势的主席以期出现强势的理事会。对于热心欧盟联邦化的国家，各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应该更多地向理事会过渡，强势的成员国对欧盟“主权”的拢聚反而是个阻碍；而对于位轻权微的小国来说，支持集体决策的理事会显然比附庸主席背后的大国更合理。对于这些国家，合适的候选人则是现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巴霍索(Jose Manuel Durao Barroso)。

   总而言之，这个人选至关重要。他不仅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欧盟的代表”，而更是欧盟未来政治发展的风向标，无论里约文本上的词语如何。 

11月 2日，欧盟现任轮值主席芬兰宣布取消与土耳其和塞浦路斯计划就土加入欧盟问题举行的会议。芬兰政府发言人 Mikko Norros表示，取消磋商会议意味着“我们无法将有关各方拉拢到谈判桌前”。由于赛对土的入盟谈判拥有否决权，土的入盟前景灰暗。3日，英国广播公司(BBC)透露了将于下周公布的欧委会对土入盟的改革评估报告草案的部分内容。该文件中，欧委会“严厉批评”土的改革进程，对土拒绝对赛开放港口和领空表示不满，并特别对土人权状况表示“深切关注”。土耳其入盟谈判受挫，加入欧盟的计划可能完全崩溃。

早在 1999年的赫尔幸基高峰会议，欧盟就承认土耳其为入盟候选国之一。2002年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决定，欧盟将对土的改革做出评估，以此决定是否展开入盟谈判。同年 10月欧委会公布评估报告，给予土正面性的评价，并建议欧盟一旦土相关重要立法生效便可启动入会谈判程序。然而“好事多磨”，土入盟的谈判程序迟迟不能展开。其争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首先，土一旦入盟即将成为欧盟内人口最多的会员国。欧盟“东扩计划”已使其政治发展重心向中东欧国家倾斜，土的加盟将加剧这一趋势，南欧国家边缘化的疑虑日深。其次，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与欧盟主流存在巨大差异。最后，土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缺陷。欧委会多次对土的人权记录表示担忧。

欧盟成员国中，表示支持的国家主要有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而法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和部分新会员国则倾向于反对态度。德国是土重要的经济和商业伙伴，双边贸易额每年约为 140亿欧元，德对土的出口约占总出口额的 17%。英国除着重考虑土在巴尔干半岛，中东和高加索地区为重要北约同盟国的意义外，也不愿意失去一重要贸易伙伴。与此相对，法国虽然与土贸易关系紧密，但国内对欧盟发展前景的普遍怀疑直接导致了对土入盟的“敌意”。而少数新会员国则担心土的入盟会大幅度转移欧盟的经济援助重心。

10月 24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责任共进》，及其“姐妹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文件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并扩大内需，扭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确保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对欧盟各国的经济构成威胁，同时进行公平交易。

作为欧盟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中国对欧元区经济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欧盟经济增长缓慢，急需引入有利的外部刺激。欧洲共同体统计局(Eurostat)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第一季欧元区与欧盟 2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 0.6%与 0.7%，第二季 GDP仅比前一季增长 0.9％。欧盟官方认为，中国将在其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另一方面，欧元区对外贸易逆差总额逐年大幅度增加。Eurostat的数据显示，2006年 8月欧元区对外贸易逆差总额达 58亿欧元，2005年同期为 27亿；2006年 8月欧盟 25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达 215亿欧元，2005年同期为 146亿。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被普遍认为在贸易中获利“远远超过欧洲”。

综合两方面考虑，欧盟出台了对华政策文件，希望通过政策的改变谋求经济地位上的“平衡”。一方面防止欧元区各国“掩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巩固欧盟自身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希望促使中国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和欧盟“共同地、公平地获利”。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欧盟的文件开篇写道“过去 10年中，中国重新成为了世界大国”，与之相应，欧盟对华策略的定位也从“援助引导”变为“主动合作，平等交易”。欧盟将继续与华“深度对话”，加速中国经济改革，甚至采取“反倾销”等手段。

10月 20日，欧盟 27国（25个成员国及将于明年 1月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领导人在芬兰拉提（Lahti）举行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由于议题重点在欧洲能源政策，会议同时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outine）出席。 尽管会前北欧各国及各前苏联的“卫星国”们表示对待俄人权问题将保持“坚决”态度，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却采用“去政治化”概括谈判过程，普京仍拒绝与欧盟签署任何能源协议。欧盟能源危机的僵局未破。

欧盟的能源严重依赖俄罗斯，并且短期不可能脱离。虽然普京多次宣称“保证欧洲能源供应的稳定”，却没有任何意向与欧盟签署能源协议，相反越发收紧了对资源的垄断控制。本周一，俄突然宣布政府颁发给远东地区“萨哈林 2号项目”的一个关键环境许可证无效。这可能意为着一个总投资 200亿美元，将于 2008年夏产出液化天然气的计划破产。同在本周，莫斯科宣称在最近几个月将对任何出现在其领域内的大型油船进行审查，不合格者将被吊销开采执照。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俄实际上进一步公开限制了外国对能源开采的相关投资，这与欧盟提出的“自由换气计划”背道而驰。

尽管部分专家认为，俄罗斯跟德国的关系从来都很好，而德国将从明年一月开始担任欧盟的轮值主席。2007年的春季欧盟高峰会议可能在能源问题上有所突破。但实际上之前欧盟对俄的种种期望已经或正在被证明是幼稚的，正如巴黎第十一大学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安东.考斯洛夫所言，“俄不大可能对外开放能源领域有两个简单的原因：第一，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第二，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欧盟应该将政策重心转移到寻找其他能源伙伴及研发实用的可替代能源上。

根据欧委会对“人员自由移动”的民意调查报告，当被询问“欧洲在你心目中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时，53%的欧洲公民认为是“可以在欧盟境内自由地旅行和工作”，持上观点所占的比率甚至超过“欧元”（44%）和“和平”（36%）等选项。为了实现这个能带来丰厚政治、经济价值的梦想，欧盟一直在努力。2004年东扩后-，欧盟曾乐观的宣称“必须于2009年以前实现大部分成员国劳工自由移动，必须于2011年前实现所有会员国的劳工完全自由移动”。

然而，8月22日，英国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最新一轮东扩以来，平均每年有30万东欧国家的移民涌入英国，超过英国政府预想20倍。英国政府随后称，将考虑改变欧盟新成员国公民入境工作的规定，即将提高明年1月入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公民获得英国工作许可的门槛。此举为欧盟的“两个必须”写下了一个失败的注脚。

英国人的惊慌是容易理解的。东扩前，欧委会对东扩后移民潮的评估报告认为，“即使在人口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从新会员国移入目前会员国的人口数只占欧洲劳动人口的1%，因此对新成员国大量移民涌入造成的恐惧其实是不必要的”。当时英国政府也曾经预计，东扩后每年将有1.5万东欧国家的移民进入英国，才于2004年大开国门，“允许新成员国国民在其国内从事全职工作”。然而统计表明，仅今年4－6月，从东欧各国流入的移民总数就高达5万人，两年中共有60万东欧人进入英国，严重冲击了英国医疗等福利保障系统，并对就业造成沉重打击。明年1月，保、罗两国即将加入欧盟，鉴于如今惨重的“亡羊”教训，英国赶在此前将牢补实是实际和明智的。

英国的教训，不仅归咎于英国政府的错误估计，欧盟对东扩风险盲目乐观的估评也负有重大责任。错误的风险评估又进一步催生出“大跃进式”的“两个必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正是欧盟为打开各成员国大门而推动的“人员自由移动年”。经过英国此次事件的警醒，欧盟有必要对东扩的风险应对和“两个必须”的打算作严肃的反思。

本月19日，作为对黎巴嫩南部联合国部队（Unifil）的首批增援，法国总统希拉克派出的50名左右士兵到达黎南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停火状态，保证援助物资送到平民手中。增援部队虽然派出，但是数量微小，法国的消极态度让国际社会大为失望。

法国与黎巴嫩历史渊源深厚。1920年至1943年期间法曾接受国联的委托管理黎，并从1978年开始一直承担联合国驻黎临时维和部队的指挥权。法国在黎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有着特殊的利益和影响力。因而整个黎以冲突期间，法国积极斡旋，最终成功促成了联合国1701号决议。根据此项决议，停火后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将逐渐由黎政府军和联合国军队代替。正当国际社会对法寄予厚望，希望其承担Unifil指挥权并积极派兵的时候，希拉克却于17日宣布，暂时仅计划向黎派遣200名士兵增援。

正如法国国防部长所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派多少、什么时候派，而是为什么这么做和应当怎么做”。目前黎以局面仍然混乱，19日凌晨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武装分子在黎边境又发冲突，但扩展的Unifil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临时委托，任务不明晰，部队虽有权自卫，却不能用武力实现和平。希拉克一直要求安理会进一步明确Unifil任务、干预规则和具体权力，同时表示担心法国士兵的安全情有可原。

不仅如此，之前为了实现停火，法国与美国合作推出“停火草案“。随后美国主动表示与法关系是“朋友”加“盟友”，不寻常的热情背后颇有文章。鉴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惨痛教训，法国不得不小心谨慎，力求争取到最多的指挥权，防止陷在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不能自拔。更何况上周刚刚发生“炸机阴谋”，法国如果在黎出现稍许偏差，恐怖分子难保不从纽约、伦敦转到凯旋门下。

综合来看，暂时派遣少量部队既有表明立场之效，又兼重申原则之美，该举措不失稳健，以守为攻。如今联合国兵力急缺，而各欧盟国家又以法马首是瞻，法国近日很可能如愿促成联合国“明确授权“，承担Unifil的领导权并向黎大幅增援，巩固其在中东地区的积极影响。

欧盟不是英国危急时穿起来避弹，用不着了就搁置生锈的防弹衣。

本月16日，英国内政大臣雷德(John Reid)在伦敦主持召开非正式会议，邀请了法国、德国、芬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的内政部长以及欧盟司法专员弗拉蒂尼（Franco Frattini）参加。弗拉蒂尼承诺在短期内提出“探测爆炸品“的完整计划，并讨论“在欧盟内部航线实施乘客咨讯系统“的动议。各国部长表示将督促本国对爆炸品实施更严格的管制，并加强信息共享合作。会议成果限于在航空安全方面。

尽管雷德极力强调“恐怖主义对欧洲的威胁是‘现实‘和‘持续‘的“，呼吁建立大框架的安全系统，各国态度并不积极。一方面，如欧盟反恐专员德弗利所说“法规的实施、警察和秘密警察实际工作仍然由各成员国负责，欧盟中央只能起到协调和通报信息作用“；另一方面，也与英国在欧盟边缘化日深，各成员国对其多有腹诽有关。

欧盟虽远不是铁板一块，但英国的“叛逆“却尤为突出。英国大力宣扬“新欧洲模式“与法等国早有冲撞，作为成员国而不使用欧元，经济发展略好却对欧元区迟缓经济“袖手旁观“。不仅不是欧盟创建的功臣，对欧盟发展也没有出过力，甚至不掩饰分裂欧盟从中渔利的心思。之前伊拉克战争，英国和法德分裂，引发国际社会“欧盟翻船“之忧；如今以黎冲突，英国仍是坚定的“代言“美国，直接造成欧盟拟定的停火协议夭折。欧盟内部对英国的“倒行逆施“早就不满。这次伦敦发生“炸机阴谋“，“恐怖分子“都是英国本土制造，即便沾到欧洲敏感的“青年伊斯兰“，也更多归咎到英国实施“融入政策“时的缺失。各成员国以及欧盟中央都不会对英国自己的内政指手画脚，更无从谈起完善“欧洲范围的安全系统“。

虽然法国内政部长萨尔科奇（Nicolas Sarkozy）说“无论我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观点有何不同，但是在反恐上面，我们是一致的，绝对的一致的“，但英国对欧盟不应该期望太多。毕竟，欧盟不是危急时穿起来避弹，用不着了就搁置生锈的防弹衣。

8月1日，欧盟外长特别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前，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外长图奥米奥亚（Erkki Tuomioja）态度鲜明地谴责“以色列对南黎巴嫩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并提议欧盟呼吁“立即停火”，表明了大多数成员国的立场；而由于英、德、波兰等国坚持反对，声明被迫改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管25国勉强达成一致口号，但显而易见的内部分裂使欧盟不得不放弃“明确、统一的政治目标”，打翻了欧盟“先以德服人，后有力停战”的如意算盘。

相比于世界管家联合国和过分活跃的美国，挑起解决冲突大梁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欧盟。地理上，黎巴嫩距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仅数千米；交情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均因1995年欧盟推出的“巴塞罗那进程”而与欧盟拥有著名的“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国际影响上，欧盟正好借此反击“美国造的霸权外交”，增加自身影响力。所以，从黎以冲突开始、激化，到持续至今的武装冲突中，欧盟散尽千金，用心良苦。

战争伊始，欧盟各国立即建立“疏散通道”，随后又为黎提供可观的食物、医药及避难设备援助。根据8月4日轮值主席国芬兰政府的最新报告，欧盟先后提供给黎巴嫩的援助超过一亿零八百万欧元。但黎以战争不是“印尼海啸”，疏散平民和物质援助固然好，更急需的却是釜底抽薪的“政治援助”——尽快结束战争。

所以，统一、坚决、适时的停战斡旋是欧盟圆满解决此次冲突的关键。然而，内部分裂造成的疲软外交打乱了欧盟的计划，庞大的“前期投入”反而使其策略看起来“本末倒置”。一招棋差满盘输，欧盟可能丧失其在中东地区本已有限的影响力。

本月24日在布鲁塞尔，欧盟竞争委员会在主席（芬兰商业和工业部长）Mauri Pekkairinen领导下召开特别会议，成功扫除了阻碍欧盟第七期科技框架计划（FP7）的最后政治障碍。该计划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官方科技计划之一，主旨在于提高欧洲整体的科研水平和跨国合作能力，总投入预计500-700亿欧元。这是芬兰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后开始推广重科研重创新的“芬兰模式“所迈出的第一步。

接替奥地利成为2006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的芬兰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其工作直接关系欧盟未来10年发展前景。不仅要扮好“说客“角色，广泛取得共识，更重要的是“守好后院“，引入自身的成功经验减轻欧盟失业、犯罪、能源等方面的压力，强化欧盟竞争力，为欧盟的发展夯实民众基础。欧盟是否能尽早摆脱因法国“公投失败“而陷入的泥潭，芬兰的角色至关重要。

作为全球竞争力和教育排行榜上列前的国家，芬兰在经济和社会模式方面的“科技创新理念“被期望成为粘补欧盟公众破碎信心的粘合剂。芬兰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以上用于研发，是欧盟中最重视Ｒ＆Ｄ（研究与发展）的国家，并且一直奉行教育优先的投资原则。十年前其经济还主要依赖纸浆和纸张，现在已成为了全球移动电话和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军者。对比于其它死气沉沉的欧盟成员国，仅拥有520万人口的小国芬兰有着稀缺的创新理念和改革勇气。如果能够成功推行“经济弹性和社会安全结合的‘芬兰模式‘”，不仅07年政治上的“谋算“推行起来会容易得多，欧盟的全球竞争力也会显著增强。

今年八国峰会大半个关键词是“能源“。作为重要的能源需求方和供应方，欧盟和俄罗斯在经历一系列碰撞之后，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共识。可见仅凭欧盟“担保俄罗斯能得到欧洲国家的投资和技术”作为交换俄罗斯“稳定的、可靠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 一厢情愿，是不可能在能源问题上取得有效进展。

欧盟自身能源蕴藏和储备有限，决定了它的天然气和石油进口严重依赖俄罗斯：目前俄的天然气供应占欧盟国外天然气供应总量的24%，其石油出口占欧盟石油进口总量的 27%，未来还会持续增加。欧盟 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对俄能源的依赖。而俄罗斯国有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在欧盟地盘上的不断扩张，渐有造就垄断地位之势。今年一月，俄罗斯因与乌克兰关于天然气价格的争端，中断了其通往西欧国家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再次凸现出欧盟在能源问题上的外忧内困。

为了脱离困境，在八国峰会之前，欧盟已和俄罗斯有了多次交锋。欧盟希望能够把俄罗斯拽进“理想的能源共同框架”中，而俄态度始终强硬。今年5 月 25日举行的欧盟- 俄罗斯峰会上双方对能源问题“存在巨大分歧”，未能达成任何协议。7月3 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向普京提出了一项涵盖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交易建议，尝试说服普京开放俄罗斯能源市场。而仅仅两天后俄推出了针锋相对的《天然气出口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 Gazprom公司对本国天然气出口的垄断权，强势姿态一览无余，显示出在全球能源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能源大国通过优越的自然资源能够获得越来越丰厚的政治资本。

几个回合下来，欧盟明显居于下风，其内部对于解决困境也产生了意见分歧。尽管部分欧盟国家，譬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已丧失对俄的信任纷纷着手扩展自己的能源供应渠道；而另一部分，譬如G8 成员德国和意大利却仍希望成为俄的优先伙伴，从而得到后者的长期供应承诺。这样的分歧间接助长了俄以“能源牌”要挟的威慑力。而最后仅存的砝码“入世”又被与欧盟关系微妙的美国牵制，小布什在G8 峰会上强硬的“NO”不留余地。欧盟在能源问题上与俄的交锋再一次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