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导演朱尔斯·达辛（Jules Dassin）去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才恍然发现，随着这位96岁老人的作别，黑色电影（film-noir）时期的大师级导演们已全部离场。这个好莱坞历史上曾经最具艺术创造力的时期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所谓黑色电影，是特指美国1940、50年代集中出现的一些具有黑暗特质的影片，它们往往拥有愤世嫉俗的主人公，宿命天定的主题，和悲观厌世的暗淡情绪。

　　朱尔斯·达辛的作品便是典型的代表。他的成名作《血溅虎头门》（Brute Force）拍摄于1947年，讲述一群犯人的越狱行动，一直被视为监狱片题材的鼻祖。

　　监狱题材发展到今天，从《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到《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绿里奇迹》（The Green Mile）、乃至电视剧集《越狱》（Prison Break），情节五花八门主题却始终如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中权力工具的抵抗。犯人往往代表正义的一方，对抗狱警邪恶的一面。

　　这个主题在《血溅虎头门》中便已阐述得淋漓尽致。朱尔斯·达辛对于犯人的刻画相当悲壮，他们明知计划已被警察识破，仍与其进行正面交锋，毫无退路的争斗尤其震撼人心。结尾处主人公费尽辛苦来到监狱大门，恰因同伴欲以卡车撞门导致他无法开门，自由近在咫尺却终成泡影，对人生的唏嘘与绝望态度表现无疑。

　　此后，作品《不夜城》（Naked City，1948）、《盗贼的公路》（Thieves’ Highway, 1949）、《四海本色》（Night and the City, 1950）一部更胜一部，被誉为黑色电影时期的杰作。其中《不夜城》荣获了1949年奥斯卡最佳剪辑奖和最佳黑白摄影奖，其优秀的视觉风格与现实主义手法使之成为后来者争相相仿的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具有相同气质的电影纷纷出现，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弗里茨·朗（Fritz Lang）等大师杰作倍出，几乎任意一部黑色电影的艺术水准都高于同时期的默片、歌舞片、西部片。这使得1940、50年代成为艺术创造力惊人的时期。

　　黑色电影的繁荣不难理解：一方面美国人看烦了大萧条以来电影中就一直提倡的积极振奋，似乎每个主角面对灾难都具有超乎常人的自信与乐观；另一方面二战打破了人们重回经济繁荣期的美梦，对生活的幻灭与破碎感延伸到了当时每一个艺术领域之中。

　　在大量的黑色电影中，士兵们发现退伍归来妻子已经另嫁他人，商人们发现从小一起长大的生意伙伴背信弃义，年轻女子们随时面临着被劫杀的危机，似乎整个社会都不值得为之奋斗。

　　可悲的是，现实也正是如此。仅从达辛本人的命运便可见一斑。虽然在四十年代他声名大噪，为制片公司赚了不少钱，但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曾为美国共产党员的达辛也难逃被清理的命运。

　　那是在1930年代中期，年轻的达辛刚从欧洲学习戏剧回来，在左派剧院做演员。某次演出结束后，他被众人的喜悦所感染，发觉自己是非共产党员而羞愧，于是他决心要像别人一样做点什么，要创造更美好的世界。2002年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达辛曾说：“你长在纽约哈林区，那里的人每天为如何吃饱穿暖而发愁，而旁边就是第五大道，人人过着优雅的生活。你烦恼，你思考，你看到身边那么多的贫困，加入共产党便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协议，达辛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因而退党。但他没想到在十几年后，曾经一起工作的导演朋友揭发了他的往日经历，他被HUAC（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反美行动调查所，美国反共调查组织）列入了黑名单，自此跌入命运低谷。

　　《四海本色》完成后，没人找他拍片，曾经有可能实现的几个项目都因被人威胁而被资方取消。1953年达辛无奈地离开美国，前往巴黎。

　　在法国的前五年中，达辛的生活窘迫之际，常常需要靠朋友的救济。他难以找到工作，有次接到个意法合作的电影项目，却在美驻意大使馆强烈要求下被意大利政府驱逐出境。时间长了，制片人都不敢给他工作。

　　直到1954年，达辛接到一个根据某法国小说改编电影的小项目，讲一群珠宝盗贼的俗套故事。制片人称找他的原因是，书里所有的坏蛋都是北非人，鉴于当时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法国导演不适合拍摄，但是达辛没这层顾虑，他可以把这些人都处理成美国人。

　　达辛接手这个项目，完全是出于生活的拮据，但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深厚的功力使得结果出乎一切人意料。影片《男人的争斗》（Rififi）于1955年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亦是达辛导演生涯的顶峰。法国新浪潮代表人物弗兰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曾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黑色电影。

　　片中最经典的是长达三十分钟的作案过程，没有音乐，没有对话，完全让观众沉浸于每个细节，并无意中期待着他们的成功。达辛本人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名盗贼，当然，最终片中所有盗贼的设定都被他处理成了法国人。

　　戛纳成了达辛生命的最大转折。在这里，他不仅重新开始了事业，也结识了当时在法的希腊名演员玛丽娜·墨蔻莉（Melina Mercouri），后者成为他此后多部影片的女主角，如《痴汉淫娃》（Never on Sunday）、《通天大盗》（Topkapi）。达辛的第二度婚姻因墨蔻莉完满，二人随后定居希腊。墨蔻莉的父亲是希腊国会议员，她本人则是知名的反法西斯分子。1967年，希腊发生军人政变，墨蔻莉被剥夺希腊国籍，驱逐出境。

　　命运注定一般，达辛再次踏上流亡生活。他们前后在纽约、巴黎居住，直到1974年政权倒台，才回到希腊。墨蔻莉进入政坛，并于1981年成为希腊文化部部长。遗憾的是，直至墨蔻莉于1994年去世，二人始终没有孩子。达辛的前妻为了他生了二女一子，儿子约瑟夫·达辛（Joseph Dassin）曾为法国知名歌手，可惜1980年便因心脏病去世。正是这一年，心情沉痛的达辛拍了他最后一部电影《Circle of Two》，票房大败。

　　晚年孤独寂寞的达辛主要的工作是以妻子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要求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归还200年前掠夺的帕台农神庙雕塑，继续妻子在任时的意愿。

　　似乎是无意之间，他的一生与政治纠葛不断，不断遭遇流放与驱逐，不断经历愤怒与幻灭。这决定了他影片中独特的冷漠气质，也使得他“因祸得福”融合了美国和欧洲黑色电影的精华。他成为他事业领域的大师，却也是被迫与自己的文化母国割裂的可怜人。

　　在几年前的采访里，这位九旬老人的话令人心酸：“我永远是美国人，我想念美国。”

　　“书他都能喝醉”，同住长岛萨加波纳克区（Sagaponack）的老友罗伯特·达什（Robert Dash）这般忆述。喝醉了一辈子书的文学编辑艾伦·艾歇尔（Aaron Asher），3月18日因癌症并发症于家中去世，享年78岁。

　　在“人人彼此相识”的纽约文化圈，艾歇尔的声名全凭幕后为他人织纺嫁衣累积，是长流的细水。也许你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但提起他曾经编辑出版的书籍，无人不会顿生敬意。此处仅以1992年内由他编辑出版的书目为例：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作恶者、受害者、旁观者：犹太人的灾难，1933-1945》（Perpetrators, Victims, Bystanders: The Jewish Catastrophe,1933-1945）；克里斯托夫·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的《普通人：预备警营101与波兰的最后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玩笑》（The Joke）。

　　艾歇尔1929年生于立陶宛，8岁时随全家移民到美国。1949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学士学位，三年后又在该校拿到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坐上文学编辑这张冷板凳。这本是1930年随排犹风潮自欧洲流散、又总还恋恋欧洲文明的犹太人的标准宿命。在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笔下，无数这样的犹太文人迫于生计而退事文化二三线职业，余生始终抱守不得志的郁郁喟叹。艾歇尔却在使命与生计之间，将一项往往被行外人忽略的工作做到了极致，以四十五载从业生涯，圆满了同族的又一个美国梦。

　　1960至80年代，艾歇尔先后在霍尔特（Holt）、莱恩哈特与温斯顿（Rinehart & Winston）、麦克米兰（Macmillan）等大出版社出任重要职务；并曾任法勒（Farrar），斯特劳斯与吉罗（Straus & Giroux）的主编。对书稿的敏感，并严谨的编辑风格，陆续为他带来有分量的作品。

　　编务之外，他跟同时代的一流作家们常葆有深厚私交，名单上赫然可见索尔·贝娄（Saul Bellow），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弗兰克·康洛伊（Frank Conroy），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等人。又以米兰·昆德拉为例，艾歇尔不仅是他的图书编辑，还与太太琳达（Linda Asher）一起，亲自将他的许多作品翻译成英文。昆德拉向来不愿分心于他国版本，尤其对以往部分英译本的轻率和自以为是明示不满。然而在艾歇尔翻译他的《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时，昆德拉竟一起参与了校正过程，实为罕见。与作者的良好沟通，成就了高质量的译作。例如汉译成《为了告别的聚会》的书名，来自早期的英译本《Farewell Party》。而“聚会”一词在捷克文中原义应为圆舞曲，艾歇尔的英译本则忠实呈现了昆德拉的原意，作《告别圆舞曲》（Farewell Waltz）。

　　艾歇尔对于历史、政治、社会学有着敏锐的见解和洞察力，经他出版的学术著作多为当时最为重要、独到和前沿的作品。譬如上文提到的《普通人》一书，出版时社会上正流行戈登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们：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从基层军人员构成、心理等原因出发，解释1933-1945年间为什么希特勒能够一呼百应。而艾歇尔及时推出的《普通人》，分析资料基本来源于戈登哈根提供的一手素材，却得出相反的发人深省的结论：犯下大屠杀罪行的德国士兵们并非怀有日耳曼式的独有邪恶，相反，他们只是同他人一样的普通人，不幸被历史的压力扭曲成了非人的形状。可想而知在前本书畅销全球的背景下，这本拥有相同资料和相反观点的作品会掀起多大波澜。与汉娜·阿伦特（Hanah Arendt）“罪恶的平庸”之观点呼应，艾歇尔借此书，再度呈现犹太人劫后的悠长而深刻的反思。

　　他曾参与反越战的运动。最著名的事件是1969年在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上抵制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报道上了《纽约时报》头版。39年之后，为美国前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出版回忆录的，却又是他，一时引来“首鼠两端”之讥谤。艾歇尔后来解释道，尽管自己非常不满总统在越战中的立场，但他仍旧尊敬约翰逊本人，毕竟他令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内战后首度获得了投票权。“在我眼里，你是纽约那些鸽子中的一只，”老总统对他有温和的印象。

　　1993年，64岁的艾歇尔退休，卸下近20项头衔。昔日那衣著考究、弹得一手好巴赫的老派美国犹太人终于有时间与儿孙辈一同在花园里除除草，修修篱笆，种种西红柿，太太在一旁甜甜看他理园艺如编书般专注。此后他又多少不甘寂寞，带着书的余醉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艾伦·艾歇尔图书”（Aaron Asher Books），隶属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旗下。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艾歇尔留下长岛书香琴韵，和半部纽约文学出版史。

与2008年相继离开的电影导演们相比，54岁的英国导演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显得那么年轻。他应能指望更长远更辉煌的导演生涯。

3月18日，在接受完颈部癌症手术一周后，明格拉因大出血不幸于伦敦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身故。

与他合作过的明星、制片人们纷纷表示震惊和哀悼，英国首相布朗也致辞高度评价：“他是英国最具创造性的天才之一，我们最优秀的编剧与导演队伍中的一员，是英国电影工业的战士，亦是文学和戏剧领域的行家。”

在他的创作年表上，位列他导演名下的电影寥寥六部而已，其中半数却声名显赫：《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冷山》（Cold Mountain）。尤其《英国病人》获得当年奥斯卡12项提名，摘取9项大奖，而这只是他的第三部导演作品。

明格拉显然还难与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等大师们比肩，但他至少是英国导演中负载厚望的人选。他擅长运用对文学的优雅品味和熟练的视觉语言，制造出看似庞大、奢华又不乏柔情、细腻的影像，以表达他深深着迷的主题：历史、时代与个人命运的紧密交织，单个个体被逼到无路可退时的挣扎与爆发。

从他已经呈现给世人的作品来看，不难期望，假以时日，他将在电影事业上创造出更大的成就。然而，一切戛然而止。我们的期望不得不突然扭转为怀念，并喟然回溯他刚刚历经半个世纪的人生。

1954年，安东尼·明格拉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地区，父母都带有意大利血统，坐拥当地著名的冰淇淋工厂。父母的商业头脑，明格拉并未继承，年少时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明星，并在两个乐队做键盘手。

中学时期，英文老师普里查德（Gareth Pritchard）指导他参加了校内的戏剧表演，他对戏剧的热情自此点燃。若干年后，第一次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明格拉激动地感谢了这位启明之师。普里查德老师于本月早些时候去世。

明格拉毕业并任教于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戏剧系，后来转入电视行业，从最卑微的助理开始。到198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BBC知名的电视编剧。
明格拉的导演处女作诞生于1990年，《真实地，疯狂地，深刻地》（Truly, Madly, Deeply），由他自己编剧。最早这部片子是为BBC拍摄的电视电影，后来在影院公映。这部电影给明格拉带来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BAFTA）颁发的最佳原创剧本奖，鹊起的声名为他日后的电影事业铺开坦途。

第二部作品《红娘先生》（Mr. Wonderful）被舆论称为“蓝领阶层的罗曼蒂克”以及“英国版《人鬼情未了》（Ghost）”，不过风头都被后一部作品盖过。

1996年《英国病人》，1999年《天才雷普利》，2003年《冷山》，明格拉愈发一帆风顺，三部影片都改编自知名小说家的作品，无一不是大明星大制作。三部影片共获得24项奥斯卡提名，明格拉向观众和行家们都交出满意的答卷。

2006年，明格拉重新着目于原创剧本，电影《解构人生》（Breaking And Entering）将关注点扭转到人们更熟悉的城市生活，把一贯喜爱的大时代大背景统统刨除，沉稳地透视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也许，他已在路上，向更成熟的作品迈进。

入行近二十年，明格拉统共仅拿出六部作品，主要原因是，他对导演工作并不专心：他不断从事着各种电视编剧、导演工作，爱写小说，曾在英国大选时为布莱尔和布朗拍过宣传片，最近一两年甚至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导演了歌剧《蝴蝶夫人》——竟然也大受称赞。

用“博而不精”来形容安东尼·明格拉也许有些苛刻，事实上他在每个艺术门类都有上乘表现，但遗憾的是，年月无情，离伟大或经典总是差着几分。

　　“日本影坛四骑士”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1996年小林正树撒手人寰，1998年黑泽明和木下惠介相继离开，剩下市川崑一个人，硬是撑到 92岁高龄，拍完人生第 88部片子，才于 2008年 2月 13日安心离去。他的一生称得上无憾了。

　　市川崑的死讯传出，最伤心的人当数岩井俊二。2006年，后者刚刚拿出一部纪录片《市川崑物语》（The Kon Ichikawa Story），以自己崇拜者的视角，追溯市川崑少时学习绘画一直至今的人生轨迹。

　　影片开篇是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影迷，如果有人问我，谁的电影我看过的最多？我会肯定地回答是市川崑。——三岛由纪夫”一句话点出市川崑电影的最大特色：改编名家名著居多，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气息和美学风格，于文人有莫大的吸引力。

　　父亲早逝，市川崑承母亲和姐姐们养育，因而性格里多有女性的柔情。幼年曾在打棒球时被球击中腰部，被误诊为脊椎炎。二战爆发后，在东京拍电影的市川崑两次被征兵令召回家乡广岛，但都因为这次误诊结果没有入伍。也许，拍电影就是他一生的使命。

　　年轻时市川崑本打算做动画片的，因为初看迪斯尼的米老鼠电影，十分佩服人家能把绘画变成活动的影像，他便决定要做出日本的迪斯尼。

　　毕业后他如愿以偿进入了 J.O.摄影所动画片部门。当时在摄影所偶然遇到正在制作电影的导演山中贞雄，市川崑对他的故事长片赞叹不已，并将能制作出同山中贞雄一样的电影作为目标。

　　1940年代，J.O.摄影所被并入 P.C.L.公司和东宝电影发行公司，组成了东宝映画株式会社。市川崑转到东京工作，并结识了时任东宝公司翻译员的和田夏十，两人在市川崑完成处女作——木偶戏《娘道成寺》 Girl at Dojo Temple）——后（A结婚。

　　1949年，二人婚后第一年，和田夏十开始为市川崑撰写剧本，第一部作品是《人间模样》（Design of a Human Being）。

　　此后，和田夏十总计为丈夫撰写剧本 34部，而这段时间也毫无疑问成了市川崑导演事业最辉煌的时期——“市川崑的和田夏十时代”，特指 1950年到 1965年二人合作的时期。

　　和田夏十擅长改编剧本，这段时间二人把大量自名家名篇搬上银幕，包括夏目漱石的《心》（The Heart）、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影片名为《炎上》），谷崎润一郎的《键》（The Key），大冈升平的《野火》（Fires on the Plain）等。

　　几乎每年，市川崑都有作品入选“风向标”——《电影旬报》年度电影十佳。也是在这一阶段，市川崑逐渐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在三大电影节上都获得重要奖项，如具有反战思想的《野火》《缅、甸的竖琴》 The Burmese Harp）等影片。（ 1965年，和田夏十参与撰写《东京的奥林匹克》（Tokyo Olympiad），这是部革命性的体育纪录片，它关注的更多是人性而非体育。故事描述了一位来自乍得的非洲选手与其他参赛者之间的隔阂。令人揪心的跨国竞赛为这部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却不令人厌倦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尾。这部影片获得当年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大佳片第二位。但是由于这部影片中没有表现日本运动员，最终被政府勒令修改。和田夏十自此停止了编剧工作，理由是“不喜欢新的电影语法和处理素材的方法；当今的电影再也没有灵魂了，没人再会严肃地对待人与人的爱心。”直到 1983年，停笔已久的她为市川崑一直想拍的一个剧本写了结尾，那部电影就是著名的《细雪》（The Makioka Sisters），改编自谷崎润一郎原著的经典唯美之作。两个月后，和田夏十因病去世。

　　二人多年来工作十分亲密，共享各种想法，以至于即便和田夏十离开，市川崑的作品中还是带着明显的妻子的特色。一般来说，人们普遍倾向将其电影中黑色幽默的元素归于市川崑，因为在 1965年之后的电影作品中仍然保留着这种特色——尽管和田夏十本人也有反讽的一面，这在她个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而把早期作品中对于人性和命运的关注归结于和田夏十，这也是市川崑作品中的一贯主题。

　　但是总体来看，评论家们都同意市川崑在和田夏十退出后的作品质量明显下滑。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包括，电视行业冲击带来的整个日本电影产业的倒退。客观地看，在这个时期，即便“四骑士”也不怎么景气，相比之下，市川崑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1976年，他凭借侦探电影《犬神家族》（The Inugamis）迅速挽回人气。

　　说起来，市川崑对于侦探电影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在 1970年代中期，他完成了横沟正史的《金田一耕助》（Kindaichi Kousuke）系列，以绚烂的画面，紧凑的剧情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还常常在自己担任编剧时署名“克里斯蒂”，透露出对侦探题材的兴趣。《犬神家族》正是《金田一耕助》系列中的一部， 2006年市川崑在三十周年纪念时启用明星阵容重拍这部作品，获得东京影展最大奖项樱花奖和黑泽明奖奖金十万美金，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很难简单概括或评价他一生的八十多部作品，不过这其中确有共同的特色：带有黑暗色彩、疏离气质，又不时被人性的、爱的火花点缀着。

　　从这些特征来看，他的追随者岩井俊二的电影风格与之有很大差别，即便岩井本人，也迟迟未能察觉出市川对自己的潜移默化。直到岩井为拍纪录片第一次与市川见面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我面前这个男人，是我的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只是到现在才遇到了他。”两个人相谈甚欢，一起讨论关于逆光的应用等电影技法。他们还谈到一些影坛趣事，比如市川崑回忆到，好色的名作家太宰治在他的小说《佳日》被导演青柳信雄改拍成《四次结婚》（1944）时，每晚都想潜入女演员的房间，身为助导的市川崑每次都要阻拦他说：“太宰治先生，您不能这样乱来！” 2000年市川崑拍摄了电影《放荡的平太》（Dora-heita），影片的剧本是由“四骑士”早年共同创作的，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拍摄。等到时机成熟，却已只剩他一人还在人世了。

　　他的长寿是家族遗传，母亲和姐姐分别活到了 90岁和 103岁。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时候，市川家有 8人住在爆炸中心附近，但他们逃到了附近的山顶，全部平安无事。几乎随时随地，市川崑都在叼着烟。老头说，他们是连原子弹都杀不死的一家人，抽点烟算什么呢？没准儿如今他的逝去，是因为完成了在尘世的使命。所以观众不必特别悲伤，电影曾因他的存在而美丽。

　　澳大利亚男演员希斯·莱杰（Heath Ledger）的离世如此突然，让人不禁相信一个人的名字确实会影响他的命运——希斯·莱杰的全名是希斯克里夫·安德鲁·莱杰（Heathcliff Andrew Ledger），取自英国名著《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里面男主人公的名字。

　　小说里的希斯克里夫是一个自我毁灭性的悲剧人物，正如 1月 22日那则让人惊诧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3点半，希斯的尸体被管家发现，身边是散落的安眠药片。

　　顺便插一句，希斯还有一个妹妹叫做凯瑟琳，正是《呼啸山庄》女主人公的名字。这足以证明希斯与文学人物重名并非巧合，大概是他们的父母太热爱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的这部小说了，甚至并未在意两个名字背后的悲剧意味。

　　希斯·莱杰的过早离世让人扼腕，尤其，在这奥斯卡盛宴即将开幕的时刻。在三年前的相近时刻，希斯·莱杰正走在第78届奥斯卡的红毯上，他因电影《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在大众认可方面，这算得上他短暂一生里的巅峰时刻。

　　在这部电影里，希斯·莱杰扮演牛仔埃尼斯（Ennis），与同伴杰克发生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片尾埃尼斯紧紧拥着杰克的衣服深呼吸的情景，打动了无数观众的柔软心灵。

　　这一幕，《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曾形容：“希斯·莱杰的表演是一个奇迹。他看起来像是将自己的内心撕裂了开来，不仅仅知道埃尼斯如何移动、说话、倾听，甚至知道他如何呼吸。看他嗅着杰克牛仔服中自己衬衫的味道，如同在心中衡量着永失所爱的万分痛楚。

　　”在以他为首的演员们精湛的演出之下，《断背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空前的成功。当它落选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时，甚至有众多影迷自发为其募款六千五百美元，在美国大小多个媒体上刊登对影片的致谢广告。

　　与此同时，它引发的社会讨论也颇有意味，热烈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部华人导演的作品。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是同性恋是否能被接受以及被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具体到影片传播上，就是是否放映和是否删节的问题。

　　欧美世界几乎一律放映足本，但也有瞩目的例外，比如 NBA大联盟犹他爵士队（Utah Jazz）的老板拉里·米勒（Larry Miller），就在自己拥有的影院中将此片撤了下来，原因是他在了解了剧情之后认为这是违反主流精神的。莱杰本人甚至被视为同性恋的象征，受到恐同人士的攻击，即使身故后，亦未能消停，例如极端反对同性恋的魏斯特布洛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正策划在葬礼上以“上帝憎恨同性恋和支持同性恋的人”“莱杰下地狱”等口号泄愤。

　　、在华语地区，“断背”迅速成为对男同性恋的流行称呼。但它其实仅得以在港台放映。未实行电影分级制的中国大陆以“不适合年龄小的观众观看”为由拒绝了公映，民间猜测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官方反对同性恋的态度。有趣的是，尽管如此，宣传部门允许电视、电台及纸媒热烈讨论，并一致赞同李安是极其优秀的华人导演。

　　到了中东地区，放映与否甚至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在大部分中东地区，同性恋是非法行为，即便在少数认为同性恋合法的国度里，这种性取向也被视为违背宗教教义的禁忌。整个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放映了足本《断背山》；黎巴嫩放映了官方删节版，它也是阿拉伯国家里唯一一个引进此片的；态度激烈的如阿联酋，干脆将此列为禁片。

　　其次，在同性恋已被接受的国家里，影片又引起另一个层面的讨论。由于这部电影从宣传到报道几乎一致被称为“男同牛仔电影”（gay cowboy movie），引起很多同性恋人士或研究者的不满。因为这两个主角究竟是同性恋、双性恋、异性恋，还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有评论称：两个主角在片中与男人女人都有性需求和浪漫生活，为什么不正视这一点，称呼他们“双性恋”？这显现出的是对双性恋群体的有意忽视，和主流人群乃至同性恋人群里对双性恋的恐惧。这是令人悲观的事实。

　　对此，希斯·莱杰也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发表看法：“我觉得埃尼斯不应该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如果他不是遇到了杰克，也许他一生都不会出柜……这个片子的重点是，两个孤独的灵魂爱上了彼此。

　　”那时他对电影的精准理解得到了导演李安的赞赏，而三年后的今天，李安被他离世的噩耗打击得说不出话来。包括李安在内，所有与希斯合作过的导演几乎都认为他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好演员，人们对他抱有更高的期望。

　　新一年中，《蝙蝠侠前传 2》（The Dark Knight）中的惊艳小丑，《我不在场》（I’m Not There）里不羁的“鲍勃·迪伦”（Bob Dylan），也许本可以为他带来更高的事业成就。可惜一切到此为止，“澳洲阳光”惊鸿一现，牛仔的爱情在世间余音袅袅。

　　1月11日，新西兰探险家艾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lary）因心脏衰竭在奥克兰市立医院去世，享年 88岁。他是人类史上首次成功登上珠峰顶端的“双雄”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夏尔巴人向导：丹增·诺尔盖（Tenzing Norgay）。

　　1953年 5月 29日，时为英国远征探险团成员的希拉里与向导丹增成功登顶。在距离顶端一步之遥时，希拉里开口说：“这是你的土地，你先上。”丹增成为真正意义上第一个踏上珠顶的人，希拉里为他拍照留念。丹增不会用相机，因此希拉里自己未留下在珠顶的影像。

　　“我并不很激动，也没有兴奋地到处跳跃。但是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感，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几十年后，希拉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

　　下山的时候，希拉里遇到迎接他们的队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征服了这家伙！（We kocked the bastard off!）”登顶胜利的消息传至英国时，正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之日。希拉里为英联邦增光的行为与大无畏的勇气，为他赢得了代表骑士爵位的不列颠帝国勋章。此后，他陆续获得了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其他勋章，头像还被印在新西兰 5元纸币上——这是新西兰首个获此殊荣的在世者。

　　事实上，登顶成功与加冕礼的日期如此接近并非偶然，而是英方早已计划好的。由于珠峰的最佳攀登位置在北坡，属于中国管辖范围内，因而尼泊尔政府每年都限制探险队数额，当时一年只允许一个探险队攀登。各国都想争取早日登顶，正如一位登山家所言：“没人会记得第二个登上珠峰的人是谁。”那时，法国已登记在 1954年，瑞士登记在 1955年，英国为争取首个登顶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甚至曾因此更换了敦促不力的领队。历史证明，英国远征团确实选对了时机，在他们登顶之际，全球 14座海拔逾 8000米的山峰里只有安纳普尔纳峰被攀登过。仅仅五周之后，全球第九高峰南迦巴瓦峰就被征服，而自此之后的十年里，只剩下禁止外国人攀登的希夏邦玛峰无人涉足。

　　艾德蒙·希拉里的壮举促使更多人去挑战珠峰，1970年代起甚至成为一种潮流。上千双登山靴躺在路边，绳索和帐篷四处皆是，铝梯竖满在斜坡的冰缝里。21世纪初尼泊尔政府曾派专人上山清理，据说清理出 100吨以上的垃圾。夫妻登顶、兄弟/姐妹登顶，甚至盲人登顶陆续出现，在中国，花 20万人民币就可以有导游带你实现登顶愿望。

　　“这让人觉得悲哀。”希拉里生前不止一次直言不讳对此的批评。他认为，攀登珠穆朗玛是登山家们单纯的自我挑战，是对大自然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但当人们潮水般流向珠峰，甚至变出各种花样时，登山就成了他们出名的工具。

　　“我觉得他们没办法获得我们那时候登顶的成功感和喜悦，因为我们面对的挑战比这些后来人们大得多。”希拉里对媒体说。

　　就他自己而言，在 1953年之后，他再也没有返回过珠峰，而是不断发起新的人生挑战。他攀登了喜马拉雅山系的另外十座山峰；他带着队员们逆恒河而上探寻源头；他还随探险队到过南极大陆与北冰洋，成为第一个足迹遍及世界三极的人。他的一生从未停下脚步，甚至去年一月，87岁的他还前往南极参加斯科特基地建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然而，为他带来最大骄傲的是，他毕生都在从事帮助喜马拉雅山区改善生活的慈善事业。他以自己的名声在全球为夏尔巴地区募捐，建立了许多间学校、医院，并且几乎每年夏天都亲自到当地工作，与工人们一起砌墙、运水泥。2003年，在纪念登顶五十周年之际，尼泊尔政府颁给希拉里荣誉公民称号，这是尼泊尔首次颁发此项荣誉给外国人。

　　希拉里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作为探险家，他也一直拥有同行们艳羡的幸运。他多次经历危机情况却安然无恙，最让人不知如何解释的是，1979年 2月起，他开始担任新西兰航空 901号班机的解说员，这是一班定期带乘客前往南极洲观光的航班，每班均有经验丰富的南极导游随员飞行。爱德蒙一直解说了 13班，唯有当年 11月 28日，他有事在身，导游由朋友兼登山伙伴彼得·马格鲁（Peter Mulgrew）顶替。而这一天，航班撞上南极洲的火山，全机 247人无一生还。

　　希拉里后来娶了马格鲁的遗孀，他自己的前妻在一次探望他的航班中与女儿一起遭遇了空难，双双身亡。好在那次他的儿子彼得当时没有随行，后来他也成为登山家，曾成功登上珠峰，同伴是父亲的夏尔巴向导丹增的儿子。

　　也许真的是上帝保佑，这个探险家与慈善家中的英雄健康地活到 88岁，在兜转了大半个地球后，于自己的祖国寿终正寝。他的家人说，希拉里死前很平静。

　　希拉里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新西兰全国降半旗致哀，尼泊尔也出现了大型的悼念活动。一位喜马拉雅山区的居民说：“我将为他燃起油灯，日日为他转世为人而祈祷。”

　　如果他的私生活不是那么声名狼藉，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美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将更加显赫。他的人生比他笔下的人物还具有戏剧性：六次婚姻，九个儿女，其中一次婚姻只维持了一天，为的是给私生女一个合法的身份。他甚至拿削铅笔刀捅进第二任妻子的小腹，在一个他喝得酩酊大醉的通宵聚会上。

　　然而，正如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评论家史科洛夫（Raymond Sokolov）在 1968年评论的那样：最终，仍是作品评判一切。

　　两次普利策文学奖，一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在 2005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的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无论他四十几部作品里有多少仍备受争议，诺曼·梅勒在文坛的地位稳如泰山。

　　另一方面，对于二战以后的美国文化的影响，几乎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超过梅勒：从参加二战到反对越南战争，从嬉皮士运动兴起到新新闻主义的倡导，梅勒身上集中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文化的重要纪录。

　　因此 11月 10日，84岁的梅勒在曼哈顿的家中因急性肾衰竭去世，悲悼者众。美国女作家琼·迪迪恩（Joan Didion）闻讯后赞扬诺曼是“美国伟大的良心”，法国总统萨科齐则表示，这是“美国文学巨人的陨落”。

　　这位文学巨人于 1923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父亲从事会计工作，母亲做石油方面的生意为家庭带来更多财富。16岁时梅勒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航天工程学。大学第一年他就发现自己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从阅读福克纳开始，沉浸不可自拔。至毕业，他已有短篇小说引起出版商的注意。

　　1944年，毕业一年的梅勒决定参军，并很快奔赴菲律宾战场。战事不久趋于平静，与普通步兵共同生活的经历却给了他难以忘怀的感触。1948年，年仅 25的梅勒出版了以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由描写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关系写出美国社会的缩影。他一举成名，甚至被誉为“未来的海明威”。

　　过早成名对诺曼·梅勒来说很难判定是好是坏。他从此得到了更多的个人资源，发表评论、创立报纸、乃至始终站在文化前沿都变得轻而易举，但如日中天的声名也将他与普通生活隔离，不但难以寻得灵感，更将他的公共形象固化为大众文化消费品制造者。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自己悄悄变成了一个叫诺曼·梅勒的人的秘书，如果你想见他，先要来见我。”年轻的梅勒显然难以集中精力创作，此后的几部长篇，他都得到批评家们毫不吝惜的严厉批评。1955年，梅勒转而与人合作创办了主要在纽约发行的报纸《村声》（The Village Voice），如今美国的权威文化刊物之一。

　　接下来的几年里，失去创作小说信心的梅勒在反传统文化的思潮中获得巨大的声名。

　　1957年，他在散文《白色黑鬼》（The White Negro）中定义嬉皮士（“hip”）为美国战后的“存在主义者”，而性高潮则是这些“垮掉的一代”追寻生命意义的捷径。

　　他鼓励美国青年去尝试无尽的可能，对抗美国的集权文化。这使他与凯鲁雅克（Jack Kerouac）、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一样成为“垮掉的一代”中的精神偶像。1960到 70年代的摇滚、性解放、毒品等的流行，更与之不无干系。

　　1960年代，梅勒又转而开始了新闻报道工作。他与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琼·迪迪恩（Joan Didion）、汤姆·乌尔夫（Tom Wolfe）等人共同发起“新新闻运动”，倡导用将虚构、客观记叙、主观评论混于一体的自由风格的报道形式打破传统新闻报道的模式。梅勒的新闻报道得到很高的评价，曾报道过 1967年 10月在华盛顿的反战抗议（他参加了抗议并因此入狱），连续六届的美国总统竞选，以及美国的登月计划。他的作品批评美国的权力结构造成了集权，得到很高评价。

　　运用这种主客观掺杂的新闻手法，梅勒以描写五角大楼反战游行的《夜幕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和描写死刑犯人生轨迹的《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分别获得 1968年和 1980年的普利策奖文学类奖项。1999年，在纽约大学“20世纪中 100个最佳新闻范例”的调查中，《夜幕大军》排名第 19位。

　　梅勒曾表示一生的目标就是创作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回顾他的四十几部作品，他描写过古埃及、拳王阿里、梦露、希特勒，甚至上帝——去世前一个月，他刚出版了一本政论文集《关于上帝》（On God）。且不论他的理想有无实现，他确实如他所信奉的“把写作看作英雄般的事业”，即使身在病榻也未曾放弃。

　　写作之外，梅勒的生活与他的时代一样狂躁。他曾两度竞选纽约市长，竞选纲领包括让纽约市独立为美国第 51个州，以及安排监狱里的囚犯到中央公园进行决斗；他曾四处游说让当局假释一名被判有罪的作家杰克·艾博（Jack Abbott），此人出狱后第六周就在酒吧杀死了一位年轻剧作家；在导演电影《梅德斯通》（Maidstone）时，这嗜好拳击的硬汉将一位男演员打得下巴脱落，在另一场混战中，又把另一名男演员的耳朵咬破了。

　　梅勒的一生贴满了标签：小说家、记者、文学批评家、诗人、政客、导演、社会活动家、“运动”迷。在他的历任妻子口中，他又是酒鬼、瘾君子、花心萝卜……他的生活从来不曾寂寞，即使辞世之后，还有无数人在为他种种成就与恶行如何定论争吵不休。

　　今年年初小说《森林城堡》（The Castle in the Forest）出版前，诺曼·梅勒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认为小说正走在消亡的路上，但我同时认为自己的职业自然显得比别人的重要，所以我深信，世界会因此遭受损失。”世界的确遭受了损失，至少，少了这个好斗的老人，将变得安静寂寞。

　　二战期间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美国空军机长保罗•蒂贝茨（Paul Tibbets）于 11月 1日因病去世，享年 92岁。他一生中极具转折意义的那几分钟，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最著名的两难。

　　1945年 8月 5日，岁的保罗•蒂贝茨在自己驾驶的 B-29轰炸机机身上刷上母亲“艾诺 30拉•盖伊”（Enola Gay）的名字，此时身在迈阿密的艾诺拉•盖伊完全不知，十几小时候她的名字将作为轰炸机名字被郑重地载入史册。

　　翌日上午两点二十五分，蒂贝茨驾驶着这架轰炸机于太平洋上的天宁岛（Tinian）出发，飞往广岛。此前的三十多个小时他一直因这个即将杀死数万人的任务无法安睡。当地时间八点十五分，重达 5吨、代号“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投向大地，庞大的蘑菇云腾起久久不能散去，大约 14万生命瞬间于云雾中消散。

　　许多年后蒂贝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此形容过当时所见情形：“仿佛有人在沙盘上建起一个城市，又用手迅速把它迅速抹平……现在我们仍然难以相信那天看到的情景。”广岛轰炸标志着二战结束的开端。8月 9日，另一组美国飞行员在日本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胖子”（Fat Man），造成至少 4万人当场死亡。几天后，日本投降，二战结束。

　　经历且亲手完成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幸运也是不幸，蒂贝茨的后半生永远与这件被指派的任务相纠缠，他不断受军人及家属感谢、赞扬，也不断被反核分子指责、辱骂。“我只能说我被分派了任务而且不带私人情绪地完成了，直到今天想法也一样。”1970年，蒂贝茨接受迈阿密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要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这么做，因为它营救的生命远远超出它夺取的。”为历史所选择的蒂贝茨于 1915年在美国伊利诺州昆西出生，平常的小康家庭，父亲在当地做批发商，后来举家迁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度过大半童年。12岁时，他在一场小型广告活动中第一次接触飞行，从此便痴迷于此。

　　长大后蒂贝茨入读盖佛罗里达大学，学习医药，但 12岁时那个飞行的梦想，他始终丢不下，终于在毕业后违逆父母意愿，报名参加了空军。那是在 1937年，他 22岁。第二年他便因几次出色的飞行任务被任命为少尉，并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轰炸机飞行员之一。

　　1942年 8月 17日，他率领第一批 B-17轰炸机参与第八空军在欧洲的轰炸行动；后来又在地中海战区参与战斗，直至返回美国试飞 B-29超级堡垒轰炸机。1966年身为将军的蒂贝茨退役。之后，他曾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国际租机服务公司工作，不甘“荣休”的寂寞，他两度重返机舱。

　　战后的橄榄枝生根发芽，蒂贝茨却永远与投掷原子弹这一使命难分难解，不论赞誉抑或毁谤。1976年，他在得克萨斯州哈灵顿市（Harlingen）的航空展上重演了模拟的投掷过程，遭到无数谴责。他解释说这个展示“无意伤害任何人”，然而面对日本国民的群情激昂，美国政府不得不发表正式的道歉声明。

　　“使用原子弹武器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对此毫不后悔。”2005年，在纪念二战原子弹爆炸 60周年的活动上，当时幸存的“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上的三名机组人员都表示，“从未因此而失眠。”然而蒂贝茨去世后，他的好友盖瑞•纽豪斯（Gerry Newhouse）表示，蒂贝茨生前希望去世后不举行丧礼，也不安放墓碑，因为他担心那些反对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人士会把墓地变成一个反核示威的场所。

　　一再声称绝不后悔，一手毁灭十几万生灵的人，原也难得内心平静，到临走还担心着后人无法谅解。凡人之躯承受着人类历史最大的两难。就如“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虽有盛名遗世，却终生难逃“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的良心追究，直至闭目离世，魂灵终难安宁。

　　10月 23日，马来西亚第三大富豪林梧桐在当地的梳邦再也医药中心逝世，享年 90岁。他去世后，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Abdullah Badawi）亲自去其宅邸慰问，盖棺论定林梧桐是“一名伟大的马来西亚公民，他的去世对国家和社会都是巨大损失。”在今年 3月的《福布斯》（Forbes）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林梧桐位列第 204位，总资产约 333亿港元。

　　他的成就之一，是在原本人迹罕至的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上独立创办了“云顶集团”，使之成为年均接待游人超过 1200万人次的世界级乐园。1997年，马来西亚政府曾授予林梧桐“特别旅游奖”，以表彰他对马来西亚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做出的贡献。

　　然而，林梧桐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亚洲四大赌王之一，与叶汉、何鸿燊、田乐园齐名。据说，林梧桐在赌业上精明的经营手段是与生俱来的。1918年他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安溪时，嗜赌成性的父亲正在赌场，接生婆跑去问他给新生儿子起什么名字，他举着麻将大喝一声：“五通”。接生婆回去便说，孩子的名字叫“林五通”。后来林梧桐发迹，才改成“林梧桐”。

　　传言未足为信，但林梧桐在赌业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云顶集团是马来西亚唯一合法的赌场所在地，亚洲闻名。著名的丽星邮轮赌船队也是其资产，主要靠邮轮上的赌场作为揽客的重要手段，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邮轮公司。

　　不过，马来西亚长期禁赌，在那里开赌无法像在澳门一样得到官方的赞誉。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拥有众多伊斯兰教徒，他们反对参与赌博，因而即使实在本地的云顶高原，政府也禁止本国居民参赌，只能接待外国游客，并且禁止媒体为赌场做广告。

　　这也是林梧桐热心于跨国发展赌业的原因。在马来西亚，他也更多以建筑地产商的名义出现，谨慎地与赌王的名号拉开距离。

　　他更多的资产与名声，经由其他身份而来：建筑、地产、旅游、酒店、慈善……乃至于葬礼上，花圈多到要分区，“赌业区”用来放置包括何鸿燊在内的世界各地赌业巨子们送来的花圈，“部长区”放当地财政部、国安部、交通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送的花圈，“中国干部区”的花圈则为福建省长、中共安溪县委员会等中国部门所赠。

　　这一点与韩国的“赌神”田乐园非常相似。韩国长期禁赌，但为了发展经济，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希望开设只面向外国人的赌场。田乐园与韩国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及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开设了韩国历史上第一家挂牌的赌场。之后，田乐园的赌场生意陆续扩展到韩国各大城市，全韩国的赌博业都被他牢牢控制在手里。

　　相比之下，在澳门这个以博彩业为主要支柱的地方，叶汉、何鸿燊的发迹显得更为容易，他们从小处发展，到 1961年一起成功投得澳门博彩业专营权后，一发不可收拾。叶汉因业务受排挤，逐渐往个人豪赌方向发展，曾有在拉斯维加斯一夜赢回 300多万美元的记录，成为名副其实的“赌王”；何鸿燊则致力于赌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澳门首富，其旗下所有产业总收益达到澳门 GDP的三分之一。

　　只是，四大赌王龙争虎斗的岁月已然画上句号。1997年，叶汉辞世；2004年，田乐园辞世；如今，林梧桐也撒手人寰。曾经叱咤风云的亚洲赌王们只剩下 86岁的何鸿燊一人，好不孤单。

　　10月 2日，著名建筑评论家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因肺癌在曼哈顿去世，年仅 59岁。《纽约时报》他以上长达 12年的建筑评论闻名，被称为继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之后最优秀的建筑评论家。

　　1947年，马斯卡姆出生于费城的一个商人家庭，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了两年就主动退学，到纽约成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工作室的正式成员。波普文化浸润在他的青春时代，给了他 1960年代永不褪色的恣意不羁。之后马斯卡姆进入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学习建筑，后来又去伦敦进修建筑史和建筑理论。

　　马斯卡姆评论的最大特色在于，艺术色彩和主观感觉浓郁。他最擅长把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不拘一格的联想和想象表达自己对建筑的感受。比如，在 1977年对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进行评论时，他竟唤出了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鬼魂：“在首次参观之后，我回到旅馆写笔记。正是傍晚，小雨初滴。我稍作休息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个女子独自站在栅栏外的街道上。白色长裙曳地，珍珠手袋夺目万分……为什么没有一栋房子能拥有这样动人的瞬间？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刚从一栋迷人的建筑出来，它正是玛丽莲·梦露的再生化身。”他接着写道：“在我的印象里这栋房子和这个女星是何等的相似，她们都代表着美国式的自由……易动、流畅、具体、活泼、无畏、容光焕发，并像初生婴儿一样脆弱……”除了这样飘逸灵动的文字，马斯卡姆的文字也常变得具有破坏性，甚至任性、诡异到令读者发狂。以至于 2004年他离开《纽约时报》转而去做专职作家和专栏写手时，不少读者庆贺不已。

　　纽约的城市规划是马斯卡姆永恒的话题。他谴责纽约地标保存委员会与地产开发商们保持一致，使城市丧失了许多建造永恒建筑的机会。关于世贸遗址重建，他更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批评，嘲弄这个 1776英尺高的自由塔为“和平时期也显得蛊惑人心”的设计。

　　《时代》（The Times）的前执行主编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评价他说：“他的批评充满热情——对部分读者而言甚至过多。但正是这种热情点亮了他的文字和整个建筑界。”《纽约时报》则在他去世后评价说：“当现代派与后现代派反复的战争不得不让步于多元化潮流时，他抓住契机将建筑界带入大众关注的领域。”建筑批评在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大众的关注视野，相对而言，艺术甚至较为边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划受人瞩目是一种必然趋势。发达国家有很多专职的建筑批评家，他们往往与建筑行业保持一定距离，以求做出公允独立的评判。这些建筑批评在主流的大众媒体上广泛传播，常常能起到重要作用。就像马斯卡姆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通常建筑无法杀死建筑评论家，但反过来可以。”相比之下，中国的建筑批评不少是圈里人的自吹自捧，或是一味反洋或崇洋的呼声，只有少数如方振宁、张永和等个性化的建筑评论家支持着局面，但也很少能真正介入城市建设。倒是国外设计师的“实验性作品”在中国遍地开花，某种程度上有着以实体进行建筑批评的讽刺意味。

　　究其原因，一则中国城市化速度快、规模大，而多数学者的知识构成已经过时，难以准确作出评判；二则目前中国还较少有马斯卡姆这样将建筑理念“公共化”的人，将建筑批评从专业的圈子里拔出来。

　　马斯卡姆很少用缜密的理论和结构分析来点评建筑，但可能正是这种方式使建筑评论愈加被人们关注，令大众文化与建筑审美相接轨，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他的成就与带来的影响，或许对我们的建筑批评家们是个启发。

　　9月27日，缅甸仰光中心地区，日本东京APF图片新闻社摄影记者长井健司（Kenji Nagai）被缅甸军方枪杀，年仅50岁。

　　长井健司于9月25日进入缅甸，报道民众抗议政府油价上涨的大型示威游行。27日，他前往市中心地区的塔德尔旅馆（Tarder Hotel）附近拍摄，相隔不远就是仰光市中心著名的苏雷佛塔（Sule Pagoda）。这天游行局势恶化，军政府派出的安全部队在发出警告之后，开枪射击，导致 9人死亡，42人受伤。

　　长井健司是 9名死者中唯一的外籍人士，缅甸官方报道说，他是被当时的流弹击中致死的。幸而这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日本富士电视台在随后的报道中公布了当时的照片及视频，图像证明，长井健司是被一名缅甸军人推倒并射杀的。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媒体在早晚两次新闻中报道这一事件时对照片作了不同的处理。尽管它们来源于同一张照片，但在早间新闻展示的图片上，长井健司中第一枪倒地后，被缅甸军人继续正面射杀的场景被删剪掉了。

　　第一手照片殊为珍贵，电视台要展示也顺理承章，可是，为什么一开始却要选择裁剪，令长井的死因模糊不明？事实上，日本新闻媒体有避免公开死者图像的传统禁忌。电视台要展示长井被射杀的过程，显然经过一番思量：中枪倒地后的长井仍举着相机勉力拍摄凶手的面目，在生命的终点，摄影师的敬业让人油然钦佩。同时，破例展示长井被杀的全过程，也揭穿了缅甸军政府的谎言。

　　生于 1957年的长井健司生于四国岛爱媛县，东京经济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留学一年。回国后，做了相当久的兼职自由撰稿人，直到 1997年与 APF图片新闻社签约，他才成为正式的摄影记者。他从不怵于跑到中东地区等危险的地方：从开始当摄影师到去世的十年里，他的时间几乎都花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北朝鲜等地，致力于用相机表现战争残酷的本质。

　　“他相信自己要去那些没人愿意去的地方。”长井健司的同事回忆说，他用“无情”来形容这位前同事的工作状态。长井的父母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多年不曾回老家探视的儿子在几天前去了缅甸。

　　“国际社会不允许和平示威者被打死打伤。”消息传出后，美国国务卿赖斯对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说。高村正彦在华盛顿向媒体表示：“不排除采取迄今为止最为强硬的应对措施，我们将关注事态发展。”自 1989年日本政府承认缅甸军事政权开始，日本一直是缅甸的最大金主，企望通过长期的经济援助和投资促进缅甸发展。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仅 2005年度就提供了约 17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

　　然而，长井之死后，日本政府在是否对缅甸采取经济制裁问题上尚非常谨慎，仅表示要求缅甸政府查明事实。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日本援助的项目多半是人道方面，因此不能立即停止。

　　长井健司的死亡可能会成为日本对缅态度的转折点，至少，是外力上迫使日本进行慎重思考的契机，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桩残酷的意外意义重大。但对于个体生命而言，这是一位新闻记者生涯无奈的终结，是一个始终致力于控诉战争残酷的人给社会的最后一次警醒。长井健司是第一个死于这次缅甸游行示威活动中的新闻记者，但愿也是最后一个。

　　在对西方音乐不甚了解的中国听众耳中，卢奇亚诺·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就是歌剧的代名词。以至于随便拉一个人来都听得出，那相声段子里学男高音的逗哏唱的正是《我的太阳》。对普罗世界，帕瓦罗蒂最大的贡献即在于此。在四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中，帕瓦罗蒂通过勤奋的演出及与新媒体的积极配合，将歌剧这门殿堂艺术送呈大众欣赏。

　　2004年 3月，帕瓦罗蒂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演唱歌剧《托斯卡》（Tosca）时，已是他在那里的第 379次演出。此外，他曾经在米兰斯卡拉剧院演出过 140次，在伦敦皇家歌剧院演出过 100次，在芝加哥抒情歌剧院和旧金山歌剧院分别演出过 76次……这个数字的总和，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歌唱家。

　　也是帕瓦罗蒂，早在 1977年率先将歌剧带上电视荧幕，并在其后参与多次大规模电视直播。由上亿电视观众带来的巨大影响，恐怕此前的歌剧大师从未敢想象。即使在快餐文化的时代，歌剧因此并没有跟其他殿堂艺术一同萧条，反而高踞娱乐节目榜首，这里面，帕瓦罗蒂居功至伟。

　　因此 2007年 9月 6日帕瓦罗蒂的讣闻传出时，全球听众无不唏嘘。享年 71岁的歌王在家乡意大利摩德纳（Modena）死于胰腺癌，留下妻子与四个女儿，以及价值三亿美元的巨产。

　　老搭档普拉西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立即在洛杉矶颂扬：“我永远仰慕他嗓音中上帝赋予的荣耀——那种绝对错不了的特殊音质，从最底处拔升到最高处的高音音域。”帕瓦罗蒂、多明戈和乔塞·卡雷拉斯（Jose Carreras）世称“三大男高音”。1990年罗马世界杯足球赛开始，“三高演唱会”的形式正式确立。这场盛大的演出传闻作三大歌唱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共同献唱，引得听众纷纷涌去古城罗马，然而此后“三高”又出现在 1994年洛杉矶道奇体育场、1998年巴黎埃菲尔铁塔……每次都称是最后一次合作，文化商与听众也乐得见他们“反悔”重来。到了 2001年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三高盛宴已足足举行了 30场之多。

　　可与之相媲美的是帕瓦罗蒂的告别演出。2002年，67岁的歌王就向媒体透露要退出舞台，一告别就告别了三年，这期间，他在全球大约二十几个城市举行了四十多场告别演出。听众早已习惯了帕瓦罗蒂的“谎言”，也乐得跟随他一场一场听下来。2006年 2月都灵冬季奥运会的演出之后，最终的告别不久就已来临，太阳终于落下，明天不再升起。

　　还是记住 1967年的帕瓦罗蒂吧，那时他第一次完成世人称之为男高音禁区的咏叹调《啊，多么快乐》，在短短一分钟内连续唱出 9个高音 C，在他之前几乎没有男高音能做到这一点。1972年，帕瓦罗蒂再次完美地演绎了这部作品，自此加冕“高音 C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