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全是伪君子，你要做的就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他妈的凯迪拉克。然后他们让你觉得足球队输了你得表示伤心，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人人还得搞下流的小集团……”

塞上四门功课不及格的成绩单和开除通知，反戴着一美元买来的红色猎人帽，十七岁的霍尔登·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头也不回地离开无聊的学校，离开他只知道泡女人的魁梧室友和爱挤粉刺的朋友，到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

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可惜又没办法逃离。大城市好不了哪里去：他痛恨电影，又不得不去影院消磨时间；他不喜欢没有爱情的性，却没有拒绝小旅馆的妓女；他不喜欢女友的虚荣，可无法下狠心不再爱她；他觉得社会全是假模假式的人，内心又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站在悬崖边的守望者。”

这个空虚、叛逆、敏感又内心纯朴的考菲尔德，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简直成了年轻一代的代言人。小说《麦田守望者》自1951年于美国出版后，以每年25万册的速度销售，至今全球各种版本销售已超过6500万册。

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战后的太平日子里过得浑浑噩噩，大多都曾如考菲尔德一样逃学、挂科、吸烟、在夜总会谎报年龄买酒、忐忑不安地招妓女、每句话里加一句”他妈的”……他们早感到无法排遣的忧愁、失落和对世界的反叛，却说不出这情绪从何而来。好在这本小说及时提供了答案：因为成人世界都功利虚伪，没有什么是值得奋斗的。

当这代人成为父母，不免也叮嘱他们青春期的孩子赶快读读这本书，仿佛经过这样的阅读，就可以预先接受某种心灵免疫–在未来不可比避免地通往中产阶级的路上，不会因为猛然碰到真相而那么难受了。可以想象他们拿出这本书时，就像捧起泛黄的旧相册，又骄傲又感伤地说：这就是曾经的我。

考菲尔德就这样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偶像，到了八九十年代，其形象终于漂洋过海，在中国大陆也掀起一股热潮。尽管彼时国内尚没有所谓中产，但”成年人都是伪君子、学校的教育全是扯淡”之类的结论，总是适用于所有年轻人的。

然而小说的作者J.D.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创造这样一个形象，却未必是要教导全球的青春期少年摆出一副虚无模样。考菲尔德并非因为看不惯世界的虚伪而悲伤–他毕竟只是个孩子–而是因为悲伤才看不惯一切。在小说里，他经受了亲爱的弟弟去世的打击，死亡让他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联想到小说成书的时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以经历死亡后的无助情绪切入，无疑是塞林格本人战争经历的影响。

这个原本被父亲寄予”做火腿生意”的美国人，于二战期间入伍，1944年在英格兰德文郡的反间谍分遣队服役，负责盘问纳粹战犯和逃兵。他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和阿登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是第一批参与解放集中营的美国士兵。

战场的残酷给他带来严重的影响，以至于战后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星期的精神治疗。即便如此，此后他仍告诉他的女儿：”无论活多久，你永远别想赶走鼻子底下那股尸体燃烧的味道。”

塞林格的传记作者和其他书评人都认为，战争经历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和影响因素。战后他的许多故事中涉及战争背景，例如那篇有名的短篇《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中，写的便是驻英美国中士的经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退役士兵则在蜜月期间选择自杀。

战争之后，塞林格个人的追求和性格也发生很大的扭转。此前他曾那么渴望生命，四处投稿，拜访海明威等成名作家寻求指点，哪怕开吉普车去战壕都要带着打字机。”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我能找到一个空着的散兵坑，我都一直在写。”

然而《麦田守望者》为他带来鼎盛声名后，他却毫不留恋地转身丢掉。1953年起，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沃尔过起隐士生活，此后作品也发表寥寥。或许，他正是发现文学的成功也无法解决个人对世界的困惑，继而才在之后不断尝试禅宗和其他各种东方哲学。

在他高围墙包围的红色房子里，塞林格时时更换着自己的信条：禅宗、吠檀多印度教、基督教科学、心理学……他对自己的健康也非常在意，饮食严格，早餐只吃冷冻豌豆，晚餐是半熟的羊肉汉堡。

他拒绝一切当面和电话来访，偶尔在街上有陌生人向他打招呼，他转身就跑。朋友或热心读者给他写信，他吩咐把所有来信都烧掉。他也拒绝任何与其作品相关的交流活动，拒绝媒体采访，拒绝改编影视作品。

塞林格本人的与世隔绝，加强了人们对他乃至考菲尔德的崇拜。似乎一个这样不羁的文学形象，就应该出于这样决绝的作者笔下。以至于其后那么多想写出自己那代人的年轻偶像的作者，终因其自身无法超越塞林格的传奇而败北。

他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对个人生活的维护上，甚至于连个人照片都不肯流露。《麦田守望者》在第二版之后，塞林格就通知出版社称自己实在看得逆反了，在第三版就把封皮上的照片拿下。这些年来一直没有他的其他照片流出，媒体只得靠漫画来弥补，有家不熟悉情况的法国媒体还搞出笑话，错登了当时一位也姓塞林格的美国国会议员头像。

不幸的是，塞林格那么敏感，那么怕被伤害，却一次次被背弃。在六十年代之后，他每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都是因为版权纠葛或个人隐私被未授权公开：传记作者未经授权引用他大量私人信件；热心读者将他成名前散见于报端的文章结集出版；曾经的小女友写书曝光他们的情史；女儿出书讲述他这些年生活的隐私……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09年6月，有人化名J.D.加利福尼亚写《麦田守望者》的续集，76岁的老主人公逃离了自己的疗养院，令考菲尔德的拥趸们哭笑不得。

除却各种法律事件，围绕塞林格不断的另一个话题是他的女人们：他先是爱上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后者却与在他服役期间卓别林结了婚；第一个妻子是德国医生，第二个妻子是比他小19岁的英国艺术评论家之女，第三任则时在他年近七十时娶了一位年轻护士。此外还有上述曝光情史的耶鲁大学小女友、长期痴迷的女演员等等。

他要求伴侣跟他过一样的生活，不许探亲，最好也不生育（三任妻子共育有一子一女），仿佛任何他人的影响都会波及自己。他又不愿孤绝到底，如同对于外界纷扰的应对，一方面尽可能回避，一方面又放不开，无法完全置之度外。说到底，他大概还是不能彻底豁达度日吧。就像叛逆又无力逃避的考菲尔德，在那些刻薄的粗口下面，是一颗害怕受伤的心。

我们追忆塞林格

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在家中溘然辞世，终年91岁。

他的离世引起全球读者的震动，一方面哀悼叹息，另一方面又不禁因回忆而意识到自己的老去。我们陷入对故事与过往青春的怀念里，遥想反戴的红色猎人帽和冬天冰面上不知所踪的野鸭子，遥想着这个一辈子敏感又孤独的老头，怀着爱与凄楚，献上最诚挚的敬意：

[研究员 刁莹]：

2006年1月1号，我在西单外文书店买了《麦田守望者》。书是白色封面，小开本，薄薄的。同时买的还有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这两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离开家或学校，在正常生活的轨道之外历练一番后返回现实。

那时候我22岁，刚工作一年。外表已是成年人，可内心无所适从。读到这两个孩子的孤独和彷徨，我知道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随身装着这本白色的小书。常常拿出来找那句话：一个人不成熟的标志是他愿为一个事业崇高地死去，而成熟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之谦卑地活着。我想卡夫卡和霍尔顿会长成坚强的男人，用外表的谦卑沉默来保护心底那个纯真的小孩儿。

同一年的秋天去纽约的中央公园看浅水湖里的鸭子，想到霍尔顿的问题，我也想像不出它们冬天会去哪里。最近在阿姆斯特丹，看到很多鸭子在结了冰的运河上踱着步，想我可以告诉霍尔顿在荷兰它们是在冰面上走来走去的。尽管常想到霍尔顿，可不知为什么，在得知塞林格的死讯之前，我从没想过要了解他的人生。现在看，这无意中的无知，应该是合他意的。

[研究员 艾达]：

面对一位曾占据大学时代重要阅读榜单的作家，我对赛林格感到一种敬意。这种敬意与其说对于作者或者作品本人，不如说更多来自一个已经度过青春期的读者对生命感到的敬意。生命本身对一个人思维方式的修改，远甚于大学时代对一个人知识谱系的奠定。正如几乎十年以后，我重新翻开书架上布满灰尘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始终无法进入阅读状态。

我所惊奇的是，满篇特有的霍尔顿式愤怒中，有多少被过去的自己，包括与自己同时代的一群年青人所吸收、消化、继而构成长达数年我们思维方式里一种顽固的姿态。这种姿态是中国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阶层吸收西方思想体系之后的沉淀物之一，并以代际传承的方式庄重地遗留给下一代人（起码在我自己的记忆里，这是大学时代一位文学老师重点布置的为数不多的阅读书目之一）。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被麦田守望者意象感动着的六十年代（继而是七十年代）年青人，他们来自中国广大的农村、城镇、大都市，尚未被商业资本的洪流所改变，社会主义荫庇下的他们在体制的保护和束缚下拥有与生俱来的虚无、无力与愤怒，恰如赛林格或霍尔顿因为富有阶层的出身拥有逃避社会的资本，这种完全迥异但彼此暗合的情绪在十几岁少年的青春期失败叛逆故事中得到了宣泄。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完成以前，就早早选择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研究员 曾飙]：

王晓峰和苗炜都在三联周刊上班，王晓峰的”不许联想”链接了苗炜的博客，题注是”基本上中产了”。他们俩都迷赛林格。在赛林格死后，王晓峰发了照片，苗炜一下子写了五条关于他的博客。2月5日，苗炜特地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麦田朗诵会，来的都是白领或者中产。苗炜本人从事媒体行业，业余写小说，收藏瑞士表，开越野车。王晓峰的评价没什么错，他就是中产，这也是赛林格的意思，也是我和我太太制定的共同奋斗目标。

《麦田守望者》是我在青春期接种的中产虚伪综合症疫苗。赛林格给我的人生最大的启迪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中产阶级，而不怎么感到羞耻。我们都已经提前被赛林格骂过讽刺过叮过，因为如此爱他，所以都毫不抗拒地比照霍尔顿的理解看世界，看自己的无耻与虚伪是否到了成熟的哪个境界。赛林格预言每个正常人最后都会变成伪君子，人人都记住了，却没人能够停下来，只能一直往前走。我们不好意思说放弃了理想，只说压力有点大；我们明明失信于人，说自己最近太忙；我们为说谎开脱，其实这很正常。面对和谐，我们更要互相理解。其实，我们就站在悬崖边上，还自言自语说一直在看着麦田。现在，赛林格终于死了，我们都去纪念他，就像《洋葱》上说的那样，一大群伪君子的哀悼。

在语言能力上，我觉得赛林格，比王小波要厉害很多。王小波用自己的小说，解放了一批中国年轻人，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和未来博客写手的笔，让他们自信满满，认为用简单的逻辑和常识一样的问答体，就可以写出一大坨的文字，久而久之，形成了茅盾先生一样罗嗦体。赛林格不一样，他只教了一个关键词，我还是后来在北京真正学会。

记得大学第二年，我们从昌平园搬回了燕园。突然半夜有人在楼道里嘈嘈敲门，开门是三四个酒气熏天的奔四男人，其中一个面色微红，冲我们高喊，自己找到了过去的宿舍，激动，要回忆青春，还要进门摸一摸过去睡过的床。这样的夜晚，这样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

“师兄啊！”笑着把门当着他们面给带上，在黑暗里骂了一声”傻逼”，继续睡觉。

       若用一个词去概括法国导演侯麦（Éric Rohmer）拍了一辈子的电影主题，最恰当大概莫过于罗兰·巴特的书名：恋人絮语。自始至终，他将镜头对准那些从不超过四十岁的男男女女们，以细腻的镜头和永不停息的对白展示爱情的萌发，以及此后反反复复的思考和挣扎习惯了用身体激情说话的美国人常惊讶地评论其电影里的人物：“好像只在头脑里谈恋爱就够了！”诚然，这些主人公们宁可坐在一起探讨康德的先验主义，或者帕斯卡的信神赌注，也鲜见在肢体欲望上有什么表示。侯麦的回答是：“我不是要探讨人们做什么，而是探讨他们做事情时脑子里想什么。与其说是行动的电影，毋宁说是思想的电影。” 

       有评论戏称其人物堪称“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人人滔滔不绝剖析自己的内心，却难以在行动上更进一步。或许这是中产阶级的通病──怜惜自我，不忍扼杀欲望，却又害怕冒险，不肯为突发的感情颠覆原有的生活。 

       侯麦对这个主题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描摹同类桥段。仿佛担心观众不能体会，干脆换角度多拍几次给你看。他常常用几个故事组成一个系列，并狡猾地称“批评系列电影中的一部，总比批评一部独立的作品要难得多。” 

       “六个道德故事”系列都在描写已婚或正在追求女友的男人，遇到另一个颇打动人心的女人，如何向往又自我克制，最终回到原来轨道。“喜剧和谚语”系列也是六个故事，从男性视角切换到女性，详述其中期待与失落的波折。“人间四季”系列则分别讲述与四季相对应的不同爱情，如春天的故事是爱情的萌动，冬天的故事则是漫长孤独的等待。 

       主人公常常是在度假，永不会为生计烦忧，场景则常见清凉的海滩、幽静的山林，或者雅致的别墅。男女们相遇、对谈，没有剧烈的矛盾，没有曲折的情节。一如小津电影给人的印象，平淡而有滋味。一部剖析侯麦电影的专著题目切中精髓：《也许并没有故事》。 

       这样的古典主义审美情趣也许可以部分归因于侯麦的罗马天主教家庭背景。他探讨的主题实是在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念尚未成形的年代，人们如何一面恪守宗教教导的一夫一妻、忠贞、守信准则，一面应对来自人性的、欲望的诱惑。影片的主角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终靠着道德力量“重回正途”。 

       这种平和很难让人将其归入法国电影新浪潮名下——想想戈达尔、特吕弗，他们的类型电影多么有冲劲、反传统和无所顾忌。然他恰是新浪潮的主力一员，比他小十几岁的特吕弗等人尊其为老大哥，更有评论者冠之以“新浪潮之父”。 

       所谓新浪潮一代本是一群在当时电影资料馆看类型片长大的年轻人搞出的名堂，他们不满意那些靠改变文学名著为生的老导演们慢吞吞的呆板调子，并在杂志《电影手册》上大肆点名批评。侯麦便是《电影手册》上最知名的五大影评人之一，另外四人是戈达尔、特吕弗、里维特、夏布洛尔。 

       1957年开始，侯麦担任了《电影手册》主编，与其他几位一起致力于“作者论”的建立——创作者应该拿起“摄影机的笔”，拍自己的故事，就像信仰和日记一样，用第一人称来表达。与此同时，他在这批人中最早开始短片实验，1950年便拍摄《无赖日记》，第一部长片《狮子座》在1959年拍完，可惜票房和口碑都乏善可陈。 

       他的小辈们慢慢走上前台，特吕弗拿出《四百下》，戈达尔拍了《筋疲力尽》，一鸣惊人。1958年到1962年间，法国一共出现了97部新作，《电影手册》五虎将就拍了32部。有媒体记者将这一系列现象命名为“新浪潮”，并迅速在全世界 引起反响，引发了德国、日本乃至香港、台湾的新浪潮运动。（徐克、许鞍华、谭家明、严浩位列香港电影新浪潮导演之列，侯孝贤、杨德昌也明显带有作者电影的风范。） 

       小说家及教师出身的侯麦始终在坚持自己的选择，1960年代初，他开始拍摄“六个道德故事”，直到1967年，系列中的《女收藏家》才获得盛名，斩获当年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1969年，侯麦早期的重要作品《慕德家的一夜》完成，获得1970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和1971年奥斯卡最佳原著剧本提名。 

       1980年代，侯麦推出“喜剧与谚语”系列，每一部作品围绕法国的一条谚语或格言展开，如《圆月映花都》选取“有两栋房子的人失去了他的头脑，有两个女人的男人失去了他的灵魂。”《沙滩上的宝莲》里则是“说多错多”。这个系列大受好评，其中《沙滩上的宝莲》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绿光》获得威尼斯金狮奖。 

       1990年代，侯麦以七十高龄完成了他最好的一批作品：“人间四季”。他将主人公的欢喜忧愁置于季节的漫长延展中，一切幸福与不幸在时间面前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于是人生可以不必执着于一时的苦乐。他当之无愧是新浪潮一代中创作力最持久、电影观念最坚定的导演，到晚年也不改其风格。 

       除却少数几部片子依赖即兴对话，大部分作品都是侯麦自己撰写剧本的。在价值观变动如此剧烈的时代，他却始终能契合年轻人的心境，是罕见的年龄越大人生观越年轻的导演。 

       电影之外的侯麦并不为人所知，如同侯麦也仅仅是他的笔名而已。他有意要将私人生活和专业生活分隔，甚至他的母亲和妻子也不知道他是电影导演，一直以为他在经营某种并不怎么盈利的生意。 

       在有限的个人报道里，人们得知他出生于1920年，原名让-马里·莫里斯·舍热（Jean-Marie Maurice Scherer），笔名取自他喜爱的导演埃里克·斯特劳亨(Eric von Stroheim)和小说家萨克斯·侯麦(Sax Rohmer)——后者是傅满洲系列的作者。 

       至于他的出生日期具体是3月21日还是4月4日，出生地在法国东部抑或西部，至今仍有争议，因为他本人甚至给出过不同的答案。他一般拒绝接受采访，认为所要表达的已通过电影展示。某次去纽约参加电影首映，还特别贴上小胡子以防被媒体揪住。在2001年一家刊物的报道中，他被描述为“消费时代的‘禁欲’主义者”，因为他不用手机，没有汽车，办公室也看不到任何装饰性物品。 

       可以想见，他的片子也并不卖钱，这些年能一直存活下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补贴，更主要仰赖于大众的支持。当然这支持并不很大，但是好在我的片子也不需要太大成本。”他的作品完全是极简主义：采用自然光，非专业演员，普通的推拉摇移镜头，极度限制音乐的使用，因为没有多余的胶片，所有镜头只拍一条。被称之为侯麦最伟大的作品的《绿光》——也是唯一一部获得三大电影节大奖的——甚至全组加上他自己只有四个工作人员，连剧本都没有…… 

       或许，这恰是侯麦与新浪潮精神最一脉贯通之处：独立与自由。他一生拍摄低成本艺术电影，不依靠庞大的电影工业系统，不向商业社会和票房数据妥协（特吕弗和夏布洛尔后来都改拍比较商业性的影片），不受政治压力束缚，永远塑造着自己心仪的精神家园。 

       这一点恰可成为中国电影的借鉴之处，诸多第六代导演如贾樟柯、王小帅都声称自己颇受侯麦影响，大概也反映出他们希望有艺术电影生存空间的愿望。 

        2010年1月11日，侯麦于巴黎一家医院辞世，病因不详，享年89岁。他一生拍摄了长短片五十多部，最后一部作品《男神和女神的罗曼史》于2007年推出，描绘公元5世纪的牧羊人情侣生活。 

       影片以优雅的风格在幽静的原野风光中重建注重承诺、责任的爱情观，给老导演的创作生涯画上了相称的句号。然而有大量的观众抱怨看不懂，因为对白太多、人物太矫情、情节进展太慢……速食时代里古典爱情观已死，继续坚持这种艺术观的大师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又如此令人敬佩和仰视。

　　在美国学者玛丽•达利（Mary Daly）身上，可以窥见一个人的反叛能够多么彻底和持久。她出身天主教家庭，日后却否定了《圣经》中大部分内容，称其构建起的世界是不平等的男权社会；她成长在不鼓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却一口气拿下四个博士学位；她在波士顿学院执教三十年之久，期间不断与学院发生冲突，解聘又返聘，返聘又解聘—— 有时因为观点过于出位挑战了当时的宗教价值观，有时因为拒绝男生听她的课而触犯了校规……

　　对她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激进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radical lesbian feminist），玛丽•达利如此自嘲。这个称呼不知吓到了多少人。受惊吓的可能有天主教会教徒、波士顿学院师生，以及她口口声声要批判和分割的所谓男权社会的支持者——他们听到她反复呼吁女性要脱离父权的体系，另创一个认同并肯定女性的新世界，都忍不住摇摇头说：她做得太过了。

　　然而对于女性主义学者而言，玛丽•达利不啻于一个跨时代的符号。她广涉神学、哲学、女性主义理论乃至于生态学等多个学科，并对之作融合与重新阐释，继而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她为后来者设定了新的舞台；即使不认同她观点的人，也应感恩于她带来的挑战。”她的合作者玛丽•亨特（Mary E. Hunt）评价道。

　　玛丽•达利的主要论著无一不涉及对宗教世界的重新认知和反叛。在1968年出版的首部学术著作《教会与第二性》（The Church andthe Second Sex）中，她揭露深存于教会建制中的矛盾：一边宣告人在上帝的恩典中享有尊严，一边却高举男权主义，在其制度、神学及信条中无视或贬低妇女的地位。
　　
　　她还要求教会在神学、诗歌、礼仪以及《圣经》的诠释上，都将一面倒的男性中心用语，改为含括两性的用语。在1985年的论著《跨越天父：向妇女解放哲学迈进》（Beyond God the Father: Toward a Philosophy of Women’s Liberation）中，她甚至自创一套语言模式，给英语规矩作了翻江倒海的颠覆，力求寻找一种新的语言去思考和讨论女性跟上帝的关系。典型的例子有如：难道称呼上帝一定要叫“天父”么？这种“男神”的预先设定是不是一种大男子沙文主义思想？

　　很难想象这样的激进分子，恰恰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她出生于1928年，在民风保守的纽约州北部。父亲是推销冰激凌冰箱的小职员，母亲——按照她为《纽约客》杂志撰写的半自传文章——“曾在高中时期被迫退学”。所幸作为家中独女，父母鼓励她接受更多的教育，尤其母亲希望她能摆脱传统的家务负担，去过自己的生活。最亲密的女性长辈有此期望，显然为玛丽•达利日后的思想提供了起飞的台基。

　　年轻的她沉醉于大自然的独特呼唤。“尤其重要的是14岁那年夏天，一株正开花的三叶草令人吃惊地要跟我交谈。它只说了两个字，带着极度的朴素：‘我是’。”──“我乃我是者。”（I am that I am. 《出埃及记 3:14》）少女眼中造物者的自我显现，直接指向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理想。

　　她先在天主教会学校取得英文和拉丁文硕士学位，又到瑞典读书七年拿到神学和哲学博士学位。欧洲读书期间，她深受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娜•波伏娃及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逐步确立对男权社会的系统认识。

　　而 “男权社会”被她视作女性受压迫、乃至于所有社会问题的全部根源。她将世界划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系统，“前台”是所有虚假的文化、图像建立起的男性压迫女性的扭曲世界，“后台”是真实的自然的女性为中心的生态世界。她的一生都在为呼唤回到真实的“后台”而努力，甚至放弃“男女天性没有什么不同”的传统女性主义观点，肯定甚至阐发这些差异，指称女性的特质、价值观，甚至生物学上的构造都优于男性 (例如：女性寿命较长、较能承受压力、身体功能分化较细致等)，因而这个世界如果由女性统治，必会比男性统治好很多。

　　这些激进观点引来不少批评。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之后，她就被学校停止教职，其后在学生的集体呼吁下——有趣的是，当时学校都是男性学生——才重返讲台；由于忽视黑人和第三世界的妇女状况，她关于同性恋的论著大受抵制；对于变性人的不认同，也争议不断。

　　最后一次争议是起于1999年。她拒绝男性学生进入课堂听课，对学生称必须要修相关初级课程才有资格，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坦言“因为他们会破坏课堂”。“如果有男学生在班上，他们肯定会在讨论中说：哦，其实我也受到压迫……而女学生们会只想如何性感，而不思考。”

　　一个受拒于课堂的男生将她告上法庭，波士顿学院随之与她解约。校方称玛丽•达利自愿退休，但在一年后她声言乃被强行辞退。风波一直持续到2001年，她终于宣布自愿离开教职，此时已届72岁高龄。

　　不断的斗争之外，她的私人生活却格外平静，在各种见诸报端的文字中难寻痕迹。她给认识她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孤独、执拗，有时即使对密友也不讲情理，但永远充满勇气。

　　2010 年1月3日，玛丽•达利病逝于马萨诸塞州医院，终年81岁，无兄弟姐妹，又终生未婚，没有任何继承人。鉴于此，朋友们商量着该如何给她举办悼念会，却发现她早已留下遗愿：“如果有女人们或者人们（原文是women or people）想要纪念我，大家就待在自己的地方，一起阅读或者讨论我的书吧。”

　　“对你来说，什么是爱？”

　　“爱是空气。”“爱是面包。”“是孤独生命里的安慰。”“是裹着蜜糖的毒药。”“是上天开的一个玩笑。”……

      “用你们的肢体表现出来。”

　　提问者皮娜•鲍什（Pina Bausch），现代舞大师，那年刚刚经历丧夫之痛——设计师罗夫•波济克（Rolf Borzik）既是她的生活伴侣，也是她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两人相识不过七年，他便因白血病匆匆离世。

　　她原打算就此关闭剧场停止跳舞，结果却基于舞蹈演员们对爱情的不同答案，呈现出直指人心的舞蹈作品《1980》：

　　一个女子不断向一个男子冲撞，他僵硬而无动于衷，她跌倒了，爬起来，再冲撞，再跌倒，再爬起，再冲撞……直到她无力起身，他麻木离去；一群男子围着一个兔女郎嬉戏，他们肆意摆弄她的肢体，又用红唇膏在她身上作画；一群人唱歌跳舞，观看一个男子被另一群人脱光衣服，穿上裙子……

　　盲目、羸弱、寂寞、渴望、暴力、性欲、恐惧、茫然……皮娜•鲍什将内心深处的东西通通挖出来摆给你看。在她这里，舞蹈不再是一种表现美的方式，而成为使观众直面灵魂、反躬生命的精神涤荡。

　　正如她流传已久的名言：“我不关心人怎么动，我关心的是人为何而动。”在前辈舞蹈大师们陆续关注“我们如何跳舞”“什么是舞蹈”等命题之后，皮娜•鲍什和她的舞蹈剧场在1970年代再提出未曾解答的问题：“为什么要跳舞”。在她的舞蹈中，你永远找得到那些人类永恒的问题：爱情与恐惧，渴望与孤独，童年与死亡，回忆与遗忘。

　　《穆勒咖啡馆》里女人梦游般的舞蹈，男人拼命把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桌椅扔掉；两个人茫然的拥抱，第三个人上来纠正他们的姿势，企图让男人抱起女人，结果女人一次次从他无力的臂弯中滑落；《春之祭》里人们要挑选一个献祭的少女，选中者将穿着红裙子不断跳舞直至死去，裙子从一个女人传到另一个女人手里，人人惊慌恐惧，而男人是拥有交媾和选择权力的决定者。

　　以上两部作品都曾在2007年于北京演出——这也是皮娜•鲍什的作品唯一一次进入中国大陆。二者之中，一是近乎静谧的对爱情的追寻，一是充满暴力的对恐惧的抵抗，让你无法想象这个外表安宁、柔和，永远要将耳朵侧向她才能听清她说话的女人，如何能迸发出如此巨大又截然相反的能量。

　　天赋也许可以解释大部分。1940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Solingen）的皮娜•鲍什，五六岁时第一次被带进儿童芭蕾舞团，便按照老师讲的趴在地上，毫不费力地将双腿扳过头顶。她很快被指派饰演各种角色，十五岁顺利进入埃森市福克旺学校（Folkwang School）的舞蹈系学习，五年后又拿到奖学金去纽约进修。

　　此外，她不断遇到名师指点提携。福克旺学校校长库特•尤斯（Kurt Jooss）是德国著名的舞蹈编导；而她在纽约的授课老师安东尼•都铎（Antony Tudor），亦是有名的英国编舞者，喜爱以“创作课”的方式训练学生即兴发挥，并倾向融合世界其他地区的舞蹈特色。

　　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皮娜•鲍什出生于二战期间，成长于战后德国的青少年经历。纳粹政权时随处可见的巡警和猎犬曾在她作品中再现，“我害怕暴力”，她曾回忆道，战争给她带来紧张的童年。

　　她的父母经营咖啡馆生意，她从小孤单，很早学会以观察店里各式各样的顾客为乐。“咖啡馆是生活发生的地方，也是情侣们产生爱意和争吵的所在。我在那里体会到爱情是多么强烈的情感，无论温柔还是暴力，一切都可能在爱情中产生。”

　　对爱情的追寻与对暴力的恐惧，正是皮娜•鲍什创作一贯的主题。她很快在编舞领域崭露头角。1968年她的处女作《片段》（Fragment）未引起轰动，但次年便在1969年凭《在时光的风中》（Im Wind der Zeit）在当年欧洲新生代编舞家大赛中夺魁，一举成名。

　　1973年，皮娜•鲍什接下乌珀塔尔芭蕾舞团（Wuppertal Opera Ballet）的总监工作，在之后不久更名为乌珀塔尔舞蹈剧场（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彼时人们并未预料，一个传奇正由此展开。

　　皮娜•鲍什为舞蹈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她打破舞蹈和戏剧的边界，演员们在舞台上饰演各自的角色，穿日常的衣服，做送咖啡、化妆、对话等诸多日常行为，裸体、暴力、恐惧、梦魇则是其中常见主题。舞台亦突破此前惯例，被充分运用一切可能的表现手段，比如《春之祭》的舞台铺上厚厚一层泥土，《康乃馨》则在舞台上种满塑料花供演员践踏。

　　每一次创作之前，她都对可能出现的结果一无所知。她让演员们充分融入生活，然后接受她不断的提问：“你在孩子身上看到，但已被你遗忘的事物”、“你们感到惋惜的那些不存在的事物”、“你如何处理一具尸体”、“用动作讲出你的名字”……她便在舞者的肢体语言中寻找答案，力求每一次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一开始，皮娜•鲍什的创新遭到谩骂，观众无法接受高端优雅的舞蹈变得粗暴直接，有人甚至上去吐她口水扯她头发，评论者则将其称之为“扭曲的心理剧”、“敏感心灵的私密告白”。然而随着观众一代代的更替，以及其作品不断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皮娜•鲍什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

   其中包括不少知名导演。1982年，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将镜头对准鲍什，在影片《船续前行》中拍摄了她跳舞的片段；2001年，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在影片《对她说》中，也展现了其《穆勒咖啡馆》的动人演出。

   更令人期待的是今年9月，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预备拍摄3D版舞蹈电影《皮娜》，将收录她的三段舞蹈。孰料6月30日却传出皮娜•鲍什因癌症去世的消息。此时距她癌症确诊仅仅五天。而十天前，她还在乌珀塔尔舞蹈剧场与演员们一起排练。

   与MJ去世后得到的评价相仿，皮娜•鲍什的成就也可归结为：“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世界各地都有皮娜•鲍什的效仿者，他们也在舞蹈中加入戏剧元素，让演员开口说话，做各种平常或怪诞的举动。然而其中鲜有成功者，因其大多缺少如皮娜•鲍什一样不断向深处挖掘的自我拷问。

   对于MJ的怀念尚不绝于耳，皮娜•鲍什辞世带来的震惊又接踵而来。世人不得不接受：又一个文艺的时代，至此终结。

   就像买到MJ演唱会门票的歌迷突然发现偶像猝死，摄影爱好者们正准备参加《美国国家地理》举办的《柯达克罗姆（Kodachrome）文化：美国游客在欧洲》展览时，却在开幕前三天赫然听闻这一彩色反转片停产的消息。

   6月22日，柯达公司宣布，因数码相机的影响，将于今年停止生产柯达克罗姆64度的135胶片。此决定使柯达克罗姆胶片终成绝唱——2002年以来，其25度、200度、超8毫米等种类的胶片已先后停产。

   尽管胶片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早已注定，但柯达克罗姆的消失仍让摄影爱好者们无比伤感。它诞生于1935年，是史上第一款获得商业成功的彩色反转片，也奠定了后来所有彩色胶片的基础技术。其以色彩鲜艳、颗粒细腻、稳定时间长等优点，获得诸多摄影师的钟爱，亦成为无数西方人记录家庭生活的首选。

   看看电影《廊桥遗梦》的男主人公，包里永远装着几个红黄相间包装的柯达克罗姆；听听摇滚歌手保罗·西蒙（Paul Simon）1970年代的歌曲：“它带给我们鲜艳的色彩，带给我们绿色的夏天，那感觉，全世界都是晴天……妈妈，别拿走我的柯达克罗姆”；还有美国犹他州一个公园，名字就叫做“柯达克罗姆盆地景观公园”，因那儿有色彩鲜艳的岩石地貌和深邃的蓝天。
 

   毫不夸张地说，柯达克罗姆代表的不仅仅是胶片，它同时还是一项工艺、一种品质、一类文化，一个时代。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其诞生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柯达克罗姆与记忆同义。

   人们往往会提起《美国国家地理》与它的渊源——柯达克罗姆是其摄影师们公开的秘密，杂志上令人炫目的色彩大多来源于它的精准表现。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是摄影师斯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的《阿富汗少女》，占据画面大部分面积的红色头巾给人强烈冲击。如同绿色之于富士，红色是柯达克罗姆最得意的表现色彩，其他胶片无人可及。

   然而专业摄影师之外，不可忽视的是柯达克罗姆在普通家庭中的影响。它是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家庭的普遍选择，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几乎都拥有被柯达克罗姆记录的彩色童年。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柯达克罗姆记录的童年通常是这样的：在正午艳阳下站在院子里，按照兄弟姐妹个头高低顺序排好等待拍照——因为早期柯达克罗姆感光度低，正午户外是最佳选择；在朋友家用幻灯机观看他们外出旅行的照片，厚厚的布帘、关闭的电灯和每张照片之间的空白让人不断打瞌睡；圣诞节好不容易挨到了午夜，正要拆开白胡子公公送来的礼物，忽然被强烈的闪光灯闪到暂时失明，这时父母却饶有兴趣地记录起孩子们因此大哭的模样……

   而当肯尼迪遇刺的瞬间被一个服装店老板用柯达克罗姆电影胶片拍下后，人们蓦然发现原来同一种颜色既可以定义明媚的童年、人生的里程碑，又会完好地表现出一个人在爱妻面前丧命的全过程。世界上一切美好和残酷的事物，都能在同一生动的色泽里呈现，于是自遇刺视频公布的那一年，柯达克罗姆超8毫米胶片开始大卖。

   人们的记忆与照片、电影、视频的关联比想象中更加紧密相连，没有这些记录，任何当时以为刻骨铭心的经历都将在时间消逝中变得模糊。而但凡被记录下的画面，无论是否准确，终究会取代实际情况永存——这大概也是柯达克罗姆得宠的原因之一，人们总希望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即便它比现实夸张了一点。

   柯达克罗姆使白种人的肤色呈现出自然的粉红，又让大自然变得艳丽丰富，这一切都来源于其独特的工艺。不同于其他彩色反转片自带染色剂，柯达克罗姆的色彩是在显影过程中分三层分别加入的，因此具有很高的色纯度和饱和度以及优良的分辩力。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款其他工艺的彩色反转片能与之匹敌。

   它的发明过程也堪称传奇。发明者并非化学家，而是两个同名的音乐家好友，Leopold Godowsky Jr.和Leopold Mannes。两人一个拿过古根海姆奖金，一个为洛杉矶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却出于对摄影的共同爱好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彩色反转片的颜色表现。后来他们与柯达公司合作推出了柯达克罗姆胶片，这一成果也因二人的姓氏前缀而被戏称为“上帝与人类的杰作”（Made by God and Man）。

   然而他们研发出的冲洗工艺要求精准，需要三部机器分别处理三个色层，经过28道程序，耗时三个半小时才能完成，其中温度、时间以及药水控制也相当严格。加之冲洗过程污染严重，个人或民间洗印室完全无法实现。

   在美国以外的各地区，购买柯达克罗姆的价钱便包含了冲洗费和邮资，摄影者要将包装盒内的表格填好，与胶卷一起寄回。一段时间后，他们会收到由柯达美国总公司或在各州分公司洗好的胶卷。美国除外，1954年美国政府与柯达公司的一场官司中，柯达公司因涉嫌违反反竞争法败北，被迫公布其冲洗工艺，有一家民间冲洗社承担了这一任务。这家名为德维恩（Dwayne’s）的堪萨斯小店如今还在营业，并称会在2010年停止这项业务。

   昂贵的冲洗费用与等待的时间逐渐让用户们转而选择其他彩色反转片，连以此成名的斯蒂夫·麦凯瑞也转用数码相机和其他胶卷了，销量的持续下降使得柯达克罗姆不得不黯然退场。

   如今除非有人出钱买下其整个生产线和洗印厂，不然柯达克罗姆难有再现的可能。在没有RAW、没有PS、没有自动对焦和自动曝光的时代，这个依然鲜艳惊人的传奇就此逝去。

   时代之终结是不绝于耳的议题。MJ死后，美国流行文化再难独步全球时代；柯达克罗姆的停产，则蜡封了胶片摄影以烂漫色彩和细腻度取胜的时代。这张终结时代的名单越来越长，以至于我们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便发现曾经的美好又接二连三成为往事了——活在这个多元的时代里，免不了为种种终结而感伤，所幸与之同时，亦可旁观甚至融入新时期开始的辉煌。
 

　　6月19日，日本老人田锅友时（Tomoji Tanabe）因慢性心功能不全在家中去世，享年113岁又274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他为全球最长寿的男人，如今这一称号由英国一战老兵亨利·阿林厄姆（Henry Allingham）顶班，后者在十几天前刚刚度过其113岁生日。

　　田锅友时出生于1895年，2006年6月成为日本最长寿的男人；次年6月，在西班牙人艾米利亚诺·德尔托罗（Emiliano Mercado del Toro）于115岁高龄辞世后，他又在全球范围内年龄居首，是1895年出生人里最后一个健在者。

　　“我想至少再活十年。”113岁生日前夕，他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还能和大家说话是我最高兴的事。”其时他腿脚康健，每天早上看报纸，下午三点喝牛奶，最爱的食物是炸虾和日本酱汤。

　　他曾是宫崎县都城市政府的土木技师，退休之后经营农业，膝下有8个子女、25个孙辈、53个重孙和6个玄孙。不断有人向他打听长寿秘诀，他笑笑说：“就是不碰烟酒啊。”

　　他的高龄位列全球最长寿男人第十名，仅比第九名美国人约翰逊·帕克斯（Johnson Parks）少一天。魁首亦来自日本，泉重千代（Shigechiyo Izumi），享年120岁又237日，只是他的年龄尚存争议（另一说法称其只有105岁）。

   　在这十人名单中，五名来自美国，三名来自日本，恰巧体现出两国在长寿老人数量上的绝对地位。事实上，美国与日本正是全世界人瑞（centenarian）——对年龄过百者的敬称——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2008年的数据统计，美国有人瑞96548人，日本有36276人，排在第三名的是法国，共20115人。

　　美国位居榜首，很大程度归功于完善的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一般而言，在美国的退休者有三个渠道的养老金给付：由美国社会保障局发放的社保养老金；有雇主提供的雇主养老金；家庭及个人构建的退休储蓄账户和人寿保险。三种渠道基本使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老年人最有保障的国家之一。

　　在医疗保障方面，由于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负担很重，美国政府几乎将所有社会医保的财力都投入在老年人身上，只有年满65周岁的老人才有资格享受医保给付待遇，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此外，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救助”计划，也可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老年人帮助。

　　在这样的体系及日益提高的医学水平保障下，美国人瑞数量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1990年，美国有百岁以上老人三万七千名，到了2007年，根据贺曼贺卡公司提供的数据，当年已卖出“恭祝百岁寿诞”的贺卡八万五千多张。

　　“到2050年，美国将有84万左右人瑞，甚至可能达到100万。”位于纽约的国际长寿中心总裁罗伯特·巴特勒（Dr. Robert Butler,）如此预言。

　　联合国对于日本的预测结果也相映成趣──“到2050年，日本百岁老人数量将会突破100万，为世界最多。”这样的推断，基于日本人瑞数量的迅速增长。1963年日本第一次统计时百岁人瑞仅有153人，40年间已增加150倍。

　　而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也在持续增长，据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简易生命表”显示，该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99岁，连续23年排名世界第一，男性为79.19岁，排名世界第三，前两名分别为冰岛79.4和香港79.3岁。

　　日本人的长寿已经吸引了无数学者专家前去研究，并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其中许多互相冲突，甚至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规律相反。但鉴于日本人瑞多分布在冲绳地区，研究者们亦达成几点共识：

　　饮食多以米饭、鱼类、蔬菜等低脂肪食物为主；常年劳作，即便年龄很大仍坚持劳动；相互关怀的社区生活，老人之间不像其他地区一样彼此隔绝，可以更好地互相照料；生活压力较小；国民具有较好的保健意识，重视步行等日常锻炼——这或许与其传统生活模式有关，日本传统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每个角色都不可替代，为防家庭失去支柱，保健意识尤显重要。

　　以上分析多基于日本的地理环境和日常生活习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医疗保障制度上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2000年，日本政府在长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导入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看护保险”制度，面向全体纳税人，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国民的晚年提供保障。在此制度下，对老人的看护不再依赖家庭，而是由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来实现，并可解决由高龄住院带来的医疗难题。

　　另外，“癌症、心脏病、脑中风是造成日本人死亡的三大原因，治疗效果的提高带动了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一倾向将会继续保持。”厚生劳动省分析称。

　　在日本，每年9月15日是“敬老日”，百岁寿诞的老人会获得政府颁发的银质杯子及首相签署的证书。对长寿者的敬重之意全球皆然，美国百岁老人会接到总统的贺信，英国百岁者将收到女王的电报问候，而冰岛籍居民即便居住在国外，也会在百岁时收到政府寄来的2540欧元“人瑞奖金”。

　　这种敬重或许多少来自对长生不老的向往，如同中国皇帝自古总在享受“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祝福一样，长命百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愿望。无怪乎即便如长寿者田锅友时，也曾毫不忌讳地表示“我很开心。我还不想死呢。”

　　愿望可以无限美好，然而天国终亦有时，能在保障健全的社会制度里安然享尽天年，亦不枉凡人的一生了。

　　毕业那一年，刚刚取得神学学位的富兰克林·利特尔（Franklin H. Littell）去荷兰参加一个年轻学者的宗教会议。旅途中顺便到德国观光，想不到自此决定了今后的方向。人生大概都是由这样未可知的偶然瞬间决定的吧。

　　那是1930年代末，利特尔出于好奇参加了当时的纽伦堡大集会（Nuremberg Rally）——该集会是纳粹的宣传盛事，自1923年起每年举办一届，以加强纳粹党与德国人民的团结为目标，后期参加者人数超过50万人，来自党政军各个领域。

　　年轻的利特尔被吓得目瞪口呆，因会上充满公开的种族偏见，以及对雅利安民族无限的宗教似的推崇。最夸张的是希特勒神明一样的出场，宛如沐浴于光晕之下令千万人瞻仰膜拜。“那时候我只好溜了”。多年后，已成为大屠杀研究学者、神学家的利特尔仍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幕。

　　这一次经历触发了他对德国历史、宗教的兴趣与疑惑。此后他相继取得耶鲁神学博士学位、于密歇根大学、埃默里大学等处任教，并选定了究其一生研究的课题——在德国这个基督教文化欧洲的核心地带，受过洗礼的基督徒们何以能漠视乃至参与六百万犹太人丧生的大屠杀？

　　“当他选定这个课题的时候，国内几乎还没有类似大屠杀研究这样的领域。”另一位大屠杀研究者、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哲学名誉教授约翰·罗斯（John K. Roth）回忆说。

　　诚然。战后近二十年内，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始终没有成为公众讨论和研究话题，人们似乎达成了共识：幸存者们需要时间疗愈伤口。伤痛固然需要时间来治疗，历史却不能因时间而遗忘，二十年过去，即便伤疤仍在疼痛，也该认真追究下暴行背后的真正原因了。

　　1960年代，对大屠杀的关注逐渐增多。作家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的小说《夜》、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记》等“创伤文学”出版，对“死亡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进行审判，有民间力量开始收集幸存者的证据证言，各种探究大屠杀背后真相的努力浮出水面。

　　 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大屠杀学术研究的先河，富兰克林·利特尔正是这多元的力量中重要的一员。1959年，他在埃默里大学开设首个以大屠杀研究为课题的研究生专业；1970年，他建立起以此为主题的年度学术会议，这个论坛到今天仍在继续；1976年，他又在坦普尔大学建立起该专业的博士点。

　　在学科建设的同时，他亦以二十几本专著、上千篇论文的形式给出他对历史迷思的答案：基督教在创立初期便具有对犹太人及其信仰的轻视排斥。1930年代的德国，在国内宗教力量上占相对优势的“认信教会”群体（confessing churches）——为抵抗拥护希特勒政权的“德国基督教”（German Christians）而形成——对犹太人大屠杀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公开抗议，也没有向受害者施加援手。

　　对这一现象，利特尔认为：基督教教的排犹主义历来已久。《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有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门徒犹大为银币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造成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

　　“基督教的排犹主义是基础，是瓶底的那一层，只要你愿意，不光在德国，在全部基督世界都可以掀动风暴。在此之上，才是文化传统和社会偏见的积累作用。”利特尔在一次访谈中说。

　　2009年5月30日，富兰克林·利特尔在宾夕法尼亚州家中因病去世，享年91岁。

　　他此生最知名的著作是1975年的出版《犹太人被钉上十字架》（The Crucifixion of the Jews）。书中指出：“基督教从本源上讲就是犹太教。耶稣、保罗、彼得，大概都死在奥斯维辛了。”

　　他的一生让世人津津乐道。盘上华丽的棋风，盘下无醉不归、无赌不欢的人生，每一个侧面都透出“不羁”两个大字来。

　　其名藤泽秀行便足证明。须知，按日本棋坛的传统约定，只有本因坊才能使用“秀”字。（本因坊，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围棋世家，后来头衔被赠予日本棋院，成为重要的职业棋战称号。）当年尚未成名的藤泽保私自改名，引起许多前辈不满，然而他逐渐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几十年后，没有一个日本棋手不对他满怀敬意。

　　与差不多同时期的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等相比，藤泽秀行或许从来算不得日本棋坛的主流，但又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一位。

　　藤泽秀行棋如人生，作风豪爽，布局更是精巧，被称为“前五十手天下第一”；他曾获得冠军称号23个，又是著名的“尝鲜者”——从日本1957年的首相杯开始，1959年的日本棋院第一位决定战、1962年的名人战、1969年的快棋锦标赛、1976年的天元战、1977年的棋圣战，藤泽秀行都是第一期的优胜者，这是至今无人可及的记录。

　　当时大凡新设立的棋赛奖金都极高，尤其由他包揽前六届冠军的棋圣战，是日本七大棋赛中奖金最高的一项。第一届奖金有1700万日元，现在已涨到4200万日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90多万）。

　　有人说藤泽秀行之所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夺得诸多头衔，全是被巨大的债务逼出来的。因为他是著名的赌徒，从二十四五岁起赌自行车赛，在其上花费的钱要以十亿为单位计算。

　　“倒霉的是赛场有人会轻易就把钱借给我。‘秀行先生，要借多少都可以。’不由自主，借上五十万、一百万，一转眼就光了。借钱的利息也够厉害，从赛车当天开始每天百分之十！”他在1989年的自传《胜负与艺术——我的围棋之路》中这样说道。

　　他又时常经不住诱惑与别人合伙做生意，办过围棋报刊，也经营过房产的中介事务所，结果自然都是大赔钱。他主编的《围棋研究》创刊时，有棋手朋友真诚地写贺信说：“如果藤泽秀行能赚钱，日本就不再有穷人了，那该多幸福啊！”

　　赌钱之外，喝酒是藤泽秀行最出名的嗜好。他说这得益于他的好友、时众议院议员稻叶圭亮的人生信条，“兴志一来，可狂起耳；侠情一往，可乱醉耳。”即是说，不喝酒则已，一喝便该喝醉。于是他每日饮酒，威士忌至少一次一瓶，日本清酒一次一升。每次重大比赛之前，他必先提前一到两个月戒酒，才能保证头脑相对清醒。即便如此，酒精中毒的状况仍不可避免。

　　 1978年第二届棋圣战时，藤泽秀行对弈挑战者加藤正夫——棋圣战规定，由选拔赛冠军作为挑战者，挑战前一任棋圣，七局胜负——他出现戒酒后的成瘾性幻觉，常常感到“妖怪从天花板落下来，眼前总有虫子似的东西飞来飞去”，导致前四局以一胜三负惨败。

　　第五局在北九州，赛场外有棵茁壮的树，藤泽秀行散步时，有相熟的记者开玩笑说：“下完这一局，就在这儿上吊吧。”可见到时之境地。

　　然而被称为“妖怪”的藤泽秀行却被激起斗志，第五局翻盘，其中第93手创下两小时五十七分钟的长考记录，想尽了棋盘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最终一举获胜，此局成为首屈一指的现代杀棋名局。

　　第六盘、第七盘亦由藤泽秀行胜出，最终以半目优势卫冕棋圣称号，获得当年奖金一亿日元。

　　棋圣战规定，连续夺得五年冠军的棋手可获得“名誉棋圣”这一终身称号，而藤泽秀行一举包揽了前六届冠军，顺理成章拿到头衔。有评论善意嘲笑他为“每年靠四胜过日子的男子汉”，即每年只要在棋圣战七局胜负赛里取得四场胜利，就可以保住名号，获得奖金，其余怎么惨败也无所谓了。

　　然而六期棋圣战优胜的奖金加上变卖故乡住宅的费用，依然没有还清他经营生意、赌钱所欠下的债务，其人生之放荡不羁可见一斑。

　　第七届棋圣战时，他以三连胜继而四连败的大逆转输给赵治勋，拱手让出棋圣位置，赵治勋自此先后八次获得此称号。

　　比赛二十天后，他被检查出患有胃癌，手术切除大部分，只留下四平方厘米。1987年他的喉咙又生肿瘤，查出患有淋巴癌，但他一边接受放疗，一边继续下棋，棋力居然没有下降，身体也基本恢复。年近八旬时，藤泽秀行又被检查出患有前列腺癌。

　　一生经历三次癌症折磨，他的人生够坎坷离奇了。更令人起敬的是，无论何等病痛折磨，藤泽秀行从未放弃下棋。

　　1991年，他在日本第39期王座战五番棋决战中，3比1挑战羽根泰正王座成功，创下66岁夺冠纪录；次年他接受其时如日中天的小林光一棋圣、名人挑战，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仍宣称：“输了第一局后，我对战胜他更有信心了！”结果他3比2卫冕王座成功，同时再创最高龄夺冠纪录。至今该纪录还由他保持着，他也因此有了另一个外号“退休者之星”。

　　“如果把下棋比作两个人争100元，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只要拿到51元就可以了，但我认为应该拿到全部，本来能杀的棋不杀，即便是胜利了也称不上真正的胜利者。”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围棋理念。

　　他又说，“你不能指望对手很差，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手，应该期望对手很强，这样才能共同创造精彩的对局。”因而他认为围棋是没有国界的，无论哪国的棋手强大起来，对棋道中人都是好事。在他的一生中，亦非常注重对中韩棋手的指导关注，中国的聂卫平、马晓春、常昊，韩国的曹薰铉、李昌镐都曾受到他的栽培。

　　他率领的“秀行军团”——以他在经营失败的事务所发起的围棋研究会成员为核心——曾十四次访华，每次来就是与中国棋手下指导棋、快棋战，晚上再复局讲解。讲解地点设在北京饭店，当时只允许外宾出入，但据藤泽秀行回忆，总有许多普通市民里的围棋爱好者突破警卫闯进来听。

　　藤泽秀行对中国的兴趣在更早的时候已经产生，无奈文革时期到1980年代初，中国方面都以“酗酒放荡”为由拒绝他的访问。所以他的初次访华已经是1982年的事。而到1985年开始的中日擂台赛上，日本方面吃了三连败。有棋手质疑他，“秀行先生，你就这么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吗？”藤泽秀行目瞪口呆，“把日本输棋说成是我的责任，多么小心眼……中国啊，更加强大起来！我这样想。我们就是被超过了，也没什么不好。那时，我们就会象中国那样，拼命努力，再把失去的夺回来。”

　　1998年，藤泽秀行宣告隐退。当时他在中日韩三国各选出一名棋手下隐退棋，中国的常昊、韩国的曹薰铉以及他在日本唯一的正式弟子高尾绅路被选中。“迄今为止，从秀哉、木谷实、吴清源，一直到藤泽秀行，一系列围棋宗师中，只有他一个人隐退时邀请了三国各一个棋手来下纪念对局。”常昊曾撰文说。

　　2009年5月8日，藤泽秀行名誉棋圣病逝于日本东京都内医院，享年83岁。

　　生前他曾与将棋九段芹泽博文讨论过，“关于围棋和将棋，我们到底知道多少”的话题：“如果神仙知道一百，我们知道几呢？”

　　两个人将答案写在纸条上，再亮给对方看，想法竟是相同的。非六则七。不是十之六七，是百之六七。藤泽秀行说：“其实六七也有点儿不自量，没准儿还要少。人的大脑再经过几万年的进化接近一百的时候，也许会突然发现，原来神仙知道的是一千。”

   　如果没有康拉德·丹南伯格（Konrad Dannenberg）及他的117位同伴在二战尾声转投美国，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也许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至少，他们大概无法在1969年便顺利实现登月计划，兑现当时的总统肯尼迪曾在1961年演说中声称的目标——“美国会在1970年以前把一个宇航员送到月球上并把他安全带回来”。

　　1945年5月，德国军方火箭计划的团队核心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被美国情报人员说服，带领其研究团队成员前往美国。自此以后美国的火箭工业和太空发展就扶摇直上，美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实现第一个登月计划、在冷战中与苏联开展航天竞争，以及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无不与这批德裔科学家息息相关。

　　康拉德·丹南伯格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曾经应征入伍，参加过德法战争，但由于其在航天领域的专业水平和浓厚兴趣，仅仅参军一年后，28岁的他就作为火箭推进专家被吸纳入德军研究发展中心——该机构位于德国东北部的小镇佩内明德（Peenemünde），曾是V1和V2火箭的研制基地。

　　V2火箭是英国人的心头之恨。1944年到1945年间，三千多枚V2降落在英伦岛上，仅伦敦及周边便有2700多名平民因此丧生。由于不像V1火箭般可以拦截，尽管杀伤能力有限，V2仍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慌。

　　这种由德国发明的中程弹道导弹，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实战使用的弹道导弹，其目的在于从欧洲大陆直接准确地打击英国本土目标。而担任其火箭推进器主要研制任务的，正是康拉德·丹南伯格。

　　二战一结束，美苏都急于掌握德国先进的火箭技术。苏联凭借雅尔塔密约取得对佩内明德的托管权，但美国人不甘心，竟赶在苏联进驻之前占领当地。十天时间内，他们动用了300节火车车厢和13艘轮船，把近百枚的V2火箭以及相关的一切设备和半成品抢运一空。等苏联人按时抵达，只剩一座空荡荡的工厂了。

　　但相比抢夺设备，美国最受益的还是赢得了这上百名的德国顶级火箭科学家。据称1945年春，研究团队的核心布劳恩已开始和手下商议投降，但对究竟是投降苏联还是美国迟疑不决。促使他最终决定选择美国的原因是，害怕苏联在战后虐待战犯。

　　这批科学家在美国德州建起火箭研究小组，在新墨西哥建立的白沙导弹试验场，并给军方、厂方和大学的人士培训有关火箭和导弹复杂的设计制造技术，为美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足够的新鲜血液。

　　次年，美国海军实验室便发射了一枚V2火箭到数百公里的高空，用来观测来自太阳的紫外线。这是V2第一次应用在太空研究，从此开启了太空科学的新页。

　　1950年，他们又在V2的基础上研制出红石导弹（Redstone missile），这是美国第一代可装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红石导弹的改进型——木星-C探空火箭（也称“丘比特”Jupiter-C）也是由这个团队开发的，它在1958年1月31日成功地将西方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一号（Explorer 1）成功送上太空。

　　1960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新成立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以研发运载火箭为内容的土星计划（Saturn program）为主要任务，布劳恩任主任，丹南伯格是副主任。

　　到1973年丹南伯格退休之前，马歇尔中心发射过多次土星火箭，其中最大的运载火箭土星五号，曾承载过著名的阿波罗11号航天器。“人类的一大步”由此诞生，它背后远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一小步”。

　　然而作为二战时期德国军方的科学家，丹南伯格及同伴们始终面临着媒体对他们的质疑甚至鞭挞。

　　由于布劳恩本人为德国党卫军（SS）成员，其直接上司汉斯·卡姆勒尔（Hans Kammler）是包括奥斯维辛在内的多个集中营的建设者。V2火箭基地建立时，曾动用大批集中营囚犯作为奴隶，在此过程中因疾病、鞭打、恶劣环境而死的多达两万人——比V2作为武器致死的人还多。

　　“军队是那时唯一的富亲戚，能提供给我们想要的一切。”丹南伯格本人并非纳粹成员，他称火箭研究团队并未参与工厂建设的事宜，“火箭科学是纯洁的。”

　　然而科学的进步未必代表社会的进步，它时时刻刻要求着科学家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或许对于探索航空航天技术的科学家来说，康德的那句名言更加适用：世界上最应让人敬畏的两样东西，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2月16日，康拉德·丹南伯格去世，享年96岁。

　　一个世纪的历史忽闪而过，一战、二战、冷战、伊战……世界在她眼前创造又重复着各种风云变幻，她却只愿仰望着她悠长生命里的两个男人。跟随着他们的步伐，她从英国到了格陵兰，又几乎迈入唐宁街10号。

　　巴特勒夫人（Lady Butler of Saffron Walden）常常被媒体尊为“爱德华时代的遗响”，因她一言一行皆保留着旧日的优美典雅。乃至她的语音语调——如她习惯称年轻女子“gel”——似乎都是对如今社会不再讲究礼节的时时提醒。

　　然她一生中最被津津乐道的，却是她的“最不通情达理”：

　　1963年，她的第二任丈夫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落选英国首相，她坚信这是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故意作梗不予提名。巴特勒时任第一国务卿，并在此前历任财务部长、内政大臣和代理首相，论资历任首相无可厚非。

　　因而她立誓再不与麦克米兰讲话，并严格恪守一生。此后麦克米兰曾到巴特勒先生任院长的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访问，她坚持不许其进入主屋。

　　甚至一次她不得不开车送麦克米兰前往演讲地点，仍坐在司机位一语不发。“我只是想到战争时期那些常常为将军们开车的了不起的女人们，我的眼睛一直牢牢地盯着前方。”

　　巴特勒夫人闺名莫莉·蒙哥马利（Mollie Montgomerie），出生于1907年。父亲出身于苏格兰低地，一战后成为埃塞克斯地区小有名气的养鸡场主。莫莉自小在那儿长大，并与邻居考陶尔德家族（Courtauld，有名的纺织业制造商）的小女儿贝蒂成为好友。

　　20世纪初期，英国乡间美好的爱情仍如简·奥斯丁笔下的故事一般优美地展开着。惯例是在舞会上，莫莉结识了贝蒂身为探险家的哥哥奥古斯丁（Augustine Courtauld），互生爱意。

　　莫莉二十岁时，奥古斯丁问她敢不敢乘他和朋友驾驶的旧引航船去苏格兰西海岸探险，以此看她适不适合作为终身伴侣。航行大概十分顺利，1930年，莫莉与奥古斯丁订婚。

　　不久后，奥古斯丁只身前往格陵兰岛的极地冰冠探险，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不断写日记以派遣对未婚妻的强烈思念：“倘若祈愿有用，我最想实现以下愿望。第一，晚饭前坐在摇摆的扶手椅里，身前壁炉里是温暖升腾的火焰，身旁听莫莉为我弹琴吟唱。第二，夏日晴好的早晨，在海上驾一艘小船，清新的海风微微吹拂，悠悠的小船扬帆启航，莫莉拿着喷香的早餐出现对我说早安。”

　　两年后，他们结婚。蜜月在苏丹沙漠中骑骆驼度过，之后又前往苏格兰和挪威海岸。1935年，两人一起去格陵兰岛探险，攀爬那里刚被发现的一列山脉。生命以不可思议的丰富为莫莉展开，她体验着同时期的女人们难以亲历的自然世界。直到，另一个世界的打开。

　　他们回到埃塞克斯居住，认识了保守党派政治家拉博·巴特勒。考陶尔德家与巴特勒家族为邻，巴特勒的妻子雪梨（Sydney）正是奥古斯丁的堂妹。

　　莫莉起先怯于与这个著名的政治人物打交道，不敢往雪梨家打电话，生怕是巴特勒接听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尤其怕家庭聚餐时被安排坐在巴特勒旁边。但1954年，一切都起了变化。

　　莫莉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刻。1954年11月30日，丘吉尔八十岁生日，艺术家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受邀给其画肖像做礼物，她去观赏赠送仪式。那天拉博·巴特尔坐在主席台上，面容憔悴，形单影只，因雪梨刚于一周前因癌症去世。“他的样子一下子让我意识到我爱这个男人。”

　　但现实并没有相爱那么简单。尽管奥古斯丁脑部患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一直到1959年才因并发症离世。六个月后，莫莉与拉博·巴特勒结婚。面对别人的微言，她在自己的传记里写道：“他们不知道奥古斯丁已经离开我多久了。”

　　他们的婚姻一直美满幸福，直到拉博1982年去世。“年轻人的爱情被无限吟诵，但中年的爱情在我看来更像一次复活，比我所知的任何事情都要强烈。”巴特勒夫人曾这样写道，“我从未遇过如他这么有趣的一个人。他的陪伴如同在凄苦夜里的一盏灯火，温暖而又闪耀。”

　　她只出现在丈夫最后五年的政治生涯里，且永远以其最有力的支持者形象出现，无论是面对死刑讨论、同性恋还是同南美的体育争端等问题。拉博·巴特勒是英国史上少数历任财务部长、内政大臣和外交部长职务，又未曾当选首相的政治家之一，并且一生中两次与首相位置擦肩而过。“历史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而我们错过了一位好首相。”巴特勒夫人说。

　　1995年，近九十岁的她出版了自传，回溯其丰富幸福的一生。同时她还整理了与巴特勒的书信集，最终还是觉得过于私人不宜公开，保存在了巴特勒任院长达十三年的三一学院院长室里。

　　她始终精力充沛，接待朋友、评论政治、孜孜不倦维护巴特勒男爵的名誉。即便晚年听到麦克米兰的名字，仍然不依不饶。

　　2009年2月18日，巴特勒夫人去世，终年101岁。

　　他笔下的“兔子”，像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一样，是这四十年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面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价值的急剧变化，显得无所适从，茫然而又疏离。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以含蓄温和的笔调描绘美国中产阶级的命运与内心，以工笔画般的精准细腻直书男男女女的婚姻与性爱。他笔下的男人们内心丰富、好奇，充满躁动的欲望，又带着不肯变革的懦弱；他笔下的女人们却多数无法令人喜欢，幼稚或者极端，吃醋或者报复，仿佛从这个时代的男人眼里看来女人便是如此。

　　他是美国当代文学中久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一生获得两次普利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欧·亨利奖等十二次不同文学奖项。有青年一代把他列为已去世的名家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的同辈，因而总有人问：“厄普代克还活着吗？”

　　“兔子”哈利•安斯特朗（Harry ‘Rabbit’ Angstrom），是厄普代克贡献给美国文学的经典形象，亦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象征，56岁的时候便被创造者“狠心赐死”，只因为英语单字中没有“五部曲”的表达，厄普代克写完“兔子四部曲”便决意收手。

　　《兔子，跑吧》（Rabbit, Run）、《兔子归来》（Rabbit Redux）、《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以十年一部的频率出炉，以纪年的方式描述“兔子”平庸、无聊、幻灭、“美国梦”的生活状态，被誉为比任何历史文献更能具体描绘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文化的杰作。

　　四十年来读者们陪着“兔子”一起从26岁成长到56岁，眼看他一次次逃离、偷情、换妻，再回到日常的生活轨道，从惊鸿一瞥的矫健体育明星，变成与儿媳上床的衰老男人。如同他的外号，“兔子”永远采取着逃避的态度，按照本能行事，不假思索，担惊受怕，自恋、敏感又脆弱。

　　“兔子”之外，厄普代克笔下的另一经典形象当属“亨利·贝克”，这位仁兄的身份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单身、低产，常常遇到写作障碍，却意外领得诺贝尔文学奖，还顺便把瑞典人戏谑一番。这大概也包含着厄普代克的愤愤不平——尽管他在美国拿奖无数，却一次也没有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厄普代克的天赋一部分源于家庭。他出生于1932年的宾夕法尼亚，父亲是做着不稳定的高中教师工作——每年五月离职，九月再重新上岗。这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给厄普代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开始写作之后，他对所有不那么完美的、动荡的、稍显笨拙经历都抱有温和的同情，从不采取嘲笑或怜悯的态度。

　　母亲则是厄普代克走向文学的引领者。她是英语专业出身，热爱写作，后来还一度成为《纽约客》的撰稿人。厄普代克年少时，常常看到母亲坐在打字机前敲敲打打，那种安静的声音与气氛让他感到非常美好。

　　12岁时，厄普代克的阿姨给他订了份《纽约客》作为圣诞礼物，从此他的志向便是成为《纽约客》的插画作家。他还曾在哈佛毕业后去牛津学习绘画，后来在母亲的鼓励下尝试写作，最终走上文学道路。

　　另一个被众人广为推论的催化剂是厄普代克从小患有的病症。他自少年时期就患有较为严重的口吃和牛皮癣，常被别人耻笑，不喜欢与社会打交道。文学恰好给他提供了安静又广阔的天地，以创作的游刃有余逃避局促不安的现实。

　　1957年，25岁的厄普代克在毕业之后两年，辞去《纽约客》撰稿人的身份，与同是哈佛校友的妻子移居马萨诸塞州的小镇，据说也是因为牛皮癣要不停晒太阳的关系。此次离开纽约，不得不以自由作家为职，为了解决经济压力，他养成了每天必写5页纸的习惯，成为终生的高产作家。

　　尽管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热闹异常，赶上“婴儿潮”一代步入社会、“叛逆一代”吹响反文化号角、女权主义运动、嬉皮士生活、种族对峙、性革命……可在厄普代克笔下，“兔子”的“一生是一段向女人身子里钻的旅程”，偌多大事都成了一段段风月的模糊背景。

　　他像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一样，是这四十年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面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价值的急剧变化，他显得无所适从，茫然而又疏离。

　　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厄普代克于1982年10月18日再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上一次是1968年4月12日，他的小说《夫妇们》（Couples）描写了中产阶级换妻的故事，引起颇多争议，当年《时代》封面的标题直书“通奸社会”。

　　1982年之前，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只有三位作家有两次登上《时代》封面的荣誉，他们是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和福克纳。

　　然而厄普代克的文学贡献还不仅仅在于小说。他一生著作等身，76年的生命历程中写了61本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等题材，是五十年来的《纽约客》、《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的长期作者；他笔下的主题包罗万象，从哈姆雷特前传到当代婚姻生活，从反恐革命再到2020年的生存危机，千变万化；他的写作风格更是独树一帜，精致、温润、优雅，有人被这细腻的美感而打动，也有的称其“匠气太重”。

　　写作似乎是厄普代克命定的人生主题，而他用一生写作所探讨的问题也可以归纳为一句：“中产阶级的家庭风波，对思想动物来说如谜一般的性爱与死亡，作为牺牲的社会存在，意料之外的欢乐和报答，作为一种进化的腐败——这些就是我的主题。”

　　事实上，早在1976年，厄普代克曾被误传过一次死讯，那时他还称不上大师，但已出版的《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已令文学界侧目。

　　2009年1月27日，厄普代克因肺癌于美国去世，享年76岁。他比自己创造的文学人物整整多活了二十岁。

　　这一次，讣告是真的了。

　　美国专栏作家玛里琳•约翰逊（Marilin Johnson）曾在其书作《先上讣告，后上天堂》（The Dead Beat）中写道，根据她对讣告的长期研究发现，在同一领域、行当或有某种特殊关联、共性的人会在相邻的时间里去世。最经典的例子如美国第二、第三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在1826年7月4日同时撒手人寰。近期的如电影大师伯格曼与安东尼奥尼，辞世的时间只相隔一天。

　　1973年，年轻的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凭借将总统拉下马的系列报道，使《华盛顿邮报》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一年后，在两人合作的第一本书《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首次谈及一切关于水门事件的情报都来自一个叫“深喉”的人。而“深喉”也许应该叫做《深喉》，那是一部1972年拍摄的X级电影。年仅23岁的女主角拉芙莱斯（Linda Lovelace）为艺术大胆献身，但却因这部至今仍令美国人脸红心跳的电影而终身蒙羞，最终竟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色情业的伪女权主义者。也许这部电影在当时实在太刺激人，或者仅因为两位年轻的记者对这种消遣品情有独衷，反正他们毫无犹豫地为前副局长选择这样一个极度暧昧而危险的代称。创造出这一伟大词汇的色情电影导演杰拉德 •达米阿诺（Gerard Damiano）刚刚于月前停止呼吸，12月18日，水门事件中的“深喉”（Deep Throat）——联邦调查局（FBI）当年的副局长马克•费尔特（W. Mark Felt）也离开人世。人生的因缘际会如斯，不得不称奇。

　　相比其他水门事件的英雄和罪人来说，现在被确定为“深喉”的费尔特一直过着挣扎和尴尬的生活。舆论不知道该把他归类为“爱国者”还是“叛国者”，也不知道他的行为究竟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个人报复——在大学毕业到进入联邦调查局之间的两年里，曾为两位来自家乡爱达荷州的国会参议员做过助理工作，而这两位议员都是民主党人。这一细节为日后费尔特与总统尼克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主义之争”的靠谱解释。更重要的是，据传费尔特奉其上司、FBI的大老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如师如父，他本人也在局里被看好为下届局长的当然接班人。而当1972年胡佛突然去世之后，尼克松楞是把门外汉格雷（Patrick Gray）塞进来补上局长之缺，从而断送了费尔特的仕途。

在1979年费尔特出版的回忆录《联邦调查局金字塔内幕》（The FBI Pyramid: From the Inside）中，费尔特毫不避讳地表达对于升任调查局局长的强烈愿望。可惜他的这一梦想一再被尼克松打破——1973年，新局长因被曝光私自销毁与白宫有关的文件而辞职后，向尼克松提名费尔特接任局长。然而尼克松始终不信任胡佛的手下能为自己效劳，又一次指定新人担任局长职务。

　　这是不是费尔特执着地向伍德沃德透露所有情报的原因？恐怕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源于他31年的联邦调查局工作经历。在所有人的记述里，他是一个作风强硬、雷厉风行的人，做探员时如是，被胡佛提拔做领导后也如是。

　　他是胡佛的忠实信徒，例如，胡佛长期与马丁•路德•金唱对台戏，他在各个其下榻的酒店安装窃听器以搜集金私生活放荡的证据，并爆料给美国各大媒体。而费尔特不顾局内争议，坚决支持这一举动。他们认为，只要出于国家最高利益任何行为都值得原谅，而FBI就是做这个任务的。胡佛在任的48年里，美国换了8个总统，16个司法部长，与其信奉这一信条不无关系。从这个背景看，费尔特把总统拉下马似乎也不只是一时意气。

然而原因究竟为何，费尔特本人从未作答。

费尔特的家人们仍然坚持另一个版本：费尔特始终保持着对联邦调查局的忠诚，以致于他无法忍受“帝王总统”尼克松对于他们正常工作空间的压制。于是，费尔特的行为，仅仅是为了阻止尼克松利用联邦调查局为自己和共和党牟利。

　　不过，《华盛顿邮报》当时对费尔特的采访的确堪称经典：他们实在学足了地下党工作。据报道当时如果伍德沃德想要与“深喉”会晤，记者会重新整理一盆植物放在他的公寓窗口；如果深喉想会晤伍德沃德，就会以某种方法把伍德沃德收到的那一份《纽约时报》（用对手媒体做掩护）中第20页的页码用笔圈起来。虽然如此隐蔽，但也没法遇上美版浦志高：在此之后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深喉”身份的报道。最危险的一次是在1999年，一名年轻的记者拿出足以让人信服的消息来源，说1980年代与伯恩斯坦的儿子一起夏令营时，对方告诉他费尔特就是“深喉”，并称这是源自父亲的亲口说法。费尔特还是否认，并说“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做得更好。‘深喉’并没有让白宫彻底垮掉，不是吗？”如果不是伯恩斯坦本人也紧急出来灭火的话，也许菲老先生就不会很平静活到2008了。

　　其实活到今天又有什么好的呢。尼克松夫人1993年去世，悲伤至极的前总统第二年便撒手人寰。现在看来一直知道“深喉”身份的人不只是3个，尼克松应该是第4个。而他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的原因只有一个，不想逼费尔特说出更多关于水门、关于美国政党政治的内幕。于是，两个同出生在1913的男人在对峙中达成了部分的默契。

　　在1980年费尔特身为一桩非法闯入民宅的事件负责人被起诉时，尼克松被要求作为辩方证人出席作证。这是自1974年被弹劾下台之后，尼克松第一次现身法庭，却是为这个毁了他政治生涯的人辩护。

　　尼克松指出自罗斯福时代开始，总统们就常常指派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对外国情报人员或嫌疑人做出类似行为，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这一切在所难免。这一辩护无疑对费尔特及其他FBI被指控者产生了有力的保护作用，最终费尔特逃脱诉讼里要求的十年牢狱之灾，只被判罚5000美金，而这一处罚也在几个月后被当时的总统里根赦免了。

　　此案的结果充分显示出总统们与联邦调查局等特情机构的勾结，也证明“国家安全”是剂宏大堂皇并包治百病的万金油。费尔特为这一结果对二位总统感激不尽，却忘了几年前他的“义举”正是要批驳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名义下进行的犯罪行为。仅仅几年之后，这一切都被遗忘了。

　　或许最令费尔特挣扎的时刻也出现在那个法庭上。他在言语中无意提及自己常被误认为“深喉”，结果被陪审团质询是否属实。在手按《圣经》发誓所说句句属实之后，面对这样的质疑与内心的底线，他最终吐出一个“不”字。

　　在水门事件之后的三十几年里，他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不断面对各种质询，不断对媒体、公众甚至自己的内心否认。自己的盟友伍德沃德《总统班底》和《最后的日子》（The Final Days），大书特书水门事件的采访过程，根据前者改编的同名电影还拿了四项奥斯卡大奖。而费尔特只能在各色人等拿着各种考据前来时，一再说“不是我”。

　　他完好地守着自己的秘密到老。2005年5月，当美国《名利场》杂志爆出“费尔特就是‘深喉’”时，他已经被几次中风和阿尔茨海默病逐步夺去记忆。向媒体公开真相的是他的律师与密友，称费尔特已被家人说服决意公开真相。

　　“我们至少能赚到足够的钱支付账单，比如我已为孩子学费背上的债务，”费尔特的女儿曾这样解释公开秘密的理由。结果倒是真的如他们所愿，有出版社与费尔特签订了书稿合同，环球公司又买下他的电影改编版权，两项的受益带给费尔特总额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收入，只是不知道他心里究竟作何想法。

　　伍德沃德也对这次披露表示惊讶，随后他出来证实消息的真实性。此前他已为费尔特准备好讣告，因其身体逐渐衰弱的缘故。消息传出又引起媒体一番争论，并把怀疑对象指向当时更加体弱的当事者。不料真实消息很快曝光，人人大吃一惊，尤其当年还曾提名费尔特接任自己位子的“空降”局长更大呼自己“有眼无珠”。

　　12月18日，费尔特因心脏衰竭在睡梦中去世。《华盛顿邮报》发出讣告，作者为报纸总编助理伍德沃德，想到三十多年前二人联手推起的波澜，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传奇就此落幕，是非无需纠结。马克•费尔特为美国政界、新闻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与辉煌，其发挥的作用与意义毋庸赘言。费尔特的离去，终于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伍德沃德和另一位合作者一起为这位自己文章中的人物撰写了纪念文章，刊在那份《华盛顿邮报》上。今年9月，伍德沃德的新作《内部战争：2006-2008年的白宫秘史》（The War Within: A Secret White House History 2006–2008）出版，首印90万册。天知道，人们能从这本500多页的大书里嚼出什么更深的秘辛。

　　鲍勃·迪伦曾说：“第一个让我爱上民谣的就是奥黛塔（Odetta）。”那奥黛塔，是嗓音沧桑而宽厚的黑人女歌手，是将民谣与蓝调完美结合的开创者，是1960年代美国民谣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亦是在当时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中曾与马丁·路德·金并肩游行的斗士。

　　使命的号角一次次唤召奋起与反抗，她生命的起点与终点都发生在经济萧条与社会动荡之中。出生于美国大萧条最黑暗时期的1930年，辞世于2008年12月2日，77岁的生命在真实、充满力量的歌声面前显得如此短暂。

　　奥黛塔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在她的记忆里，最早听到的音乐都是那类“解放的声音”——囚歌、南方的劳动歌曲等等。童年时父亲早逝，她跟着母亲、继父搬到洛杉矶生活。旅途中乘坐种族隔离火车，在洛杉矶因自己是黑人而被离家最近的中学拒收，不得不每日转车去远些的学校上学，这些都给年少的奥黛塔留下深刻印象。

　　老师对奥黛塔的母亲说，这孩子的嗓音有天赋，应该让她去学音乐。于是十几岁时，奥黛塔一边为别人做家佣，一边在洛杉矶大学的夜校学习音乐课程。13岁时，她还接受了歌剧方面的训练。母亲希望她能像玛利亚·安德森（Marian Anderson，第一个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黑人女歌手）一样，有朝一日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

　　“这些练习很有意思，但几乎跟我以后的人生毫不相关。”谈及曾经接受的专业训练，成名后的奥黛塔曾这样说。她对歌剧兴趣不大，反而是草根性质浓郁的民谣、蓝调、爵士和非洲风格的音乐里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1950年，二十岁的奥黛塔作为“Finian’s Rainbow”演出团体的一员，首次登台参加专业演出。但她很快发现，相比正规庄重的舞台，她更享受在咖啡馆、酒吧歌唱的体验。“在那里你抱着吉他轻弹，人们在你四周围坐着，哼起那些民间的歌谣，仿佛回到家乡一样。”

　　她长驻旧金山的锡天使（Tin Angel）酒吧演唱，声名鹊起，并因此获得纽约有名的蓝天使酒吧（Blue Angel）的邀请。在那里她弹唱了一个月，获得皮特·西格（Pete Seeger）和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rte）的赏识——这两位都是当时民谣复兴运动的老牌干将。

　　奥黛塔迅速树立起自己独特的个人形象：怀抱一把空心木吉他，如男人一样贴头皮的短发，深远辽阔的女低音声线，以民间歌谣为主的，又杂糅以蓝调、爵士甚至灵歌的独特唱腔。甚至她弹奏吉他的方式也开创了新天地，被后来人称为“奥黛塔漫弹”（The Odetta strum）。

　　1956年，奥黛塔推出第一张个人独唱专辑《民谣与蓝调哼唱》（Odetta Sings Ballads and Blues），以传统歌谣对现代社会做出新的诠释，引起许多怀旧者的共鸣。鲍勃·迪伦也正是从这张专辑中听到很多“至关重要又个人化”的东西，从此被民谣吸引，扭头就将自己的电吉他和扩声器卖掉，换回一把原声吉他（acoustic guitar）。

　　次年奥黛塔推出有灵歌、民谣、蓝调结合的第二张专辑后，她已被视为当时民谣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还有乐评称其为“美国民谣中最辉煌的新嗓音”。

　　与许多歌者不同的是，奥黛塔非常重视对音乐感觉的切身体验，以加强其歌声的真实性与震撼力。她甚至为了体会囚歌中犯人的感受，专门买来长锤猛击岩石。在她的理解中，“民谣就是某种愤怒”。

   　也正是从1950年代末开始，伴随美国政治与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音乐界也兴起了民间音乐的复兴运动。简单的音乐形式伴随着丰富的歌词内涵，往往令对现实不满的听众在旧日传统的歌曲里找到共鸣。这一时期，鲍勃·迪伦、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和琼·贝兹（Joan Baez）等日后被奉为民谣领域天王天后的人纷纷涌现，而他们无一不在日后的访谈中表示过深受奥黛塔歌曲和技法的影响。

　　与同时代的民谣歌手相仿，由于演唱内容本身就关切现实，奥黛塔也自然而然走上民权运动的道路。在她看来，那些民权运动中的演讲与音乐“捕捉到了我成长过程中的愤怒与困惑”。

　　奥黛塔的音乐天分与个人魅力吸引了大量拥护者。那位曾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掀起反对公车种族隔离的女士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在被问及“哪首歌最能打动你”时回答：“所有奥黛塔的歌曲。”而马丁·路德·金则曾在1961年赞扬她为“美国民谣皇后”。

　　1963年，奥黛塔的声名达到了顶峰。在8月28日华盛顿那次著名的二十万人大游行中，示威者向肯尼迪政府施压，要求依照美国的民主信条给予有色人种平等的待遇。马丁·路德·金在游行中呼喊出《我有一个梦想》，而奥黛塔就在稍后于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唱起《我在路上》（I’m on My Way）和《啊，自由》（Oh freedom）。当日的《纽约时报》评论道：“她那伟大、洪亮的声音几乎要把整个国会山抬起来了。”

　　1960年代她推出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专辑，并在1963年获得格莱美最佳民谣专辑提名。1999年她又获过一次提名，直到2005年终于因专辑《Gonna Let It Shine》捧回格莱美奖杯。此为后话。

　　1968年肯尼迪遇刺之后，奥黛塔的影响力也逐渐随着民权运动的偃旗息鼓而减弱。1977到1997年的二十年中，奥黛塔只推出了两张新专辑，期间她曾涉足电影、电视节目和歌剧，并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

　　1998年开始她重新将精力聚焦于出唱片和巡回演出中，新作品又带来无数赞誉与奖杯。1999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她颁发了国家艺术奖章，赞扬说她的生涯让人们看到“音乐有改变人心和世界的力量”。

　　她一生都没有停止演出，已逾七十高龄的她近年来身体欠佳，甚至需要借助轮椅和吸氧设备才能完成一场演唱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她宽广的音域和情感的力量。2006年12月的一次演唱会后，《波士顿环球报》评论说：“她的声音依旧带来自然的力量。”

　　奥黛塔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在2009年1月奥巴马就职典礼上演唱，愿望近在咫尺又可惜无法如愿以偿。出生于黑人备受歧视的年代，她亲身经历着千万人的反抗与呐喊，又一步步眼见到社会风气的变化，乃至黑人成为国家总统的新时代的到来。

　　奥黛塔的一生见证着这段坎坷的历史，又用歌声把它们传播开来。就像一次她在接受访问时曾说的：“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民谣歌手。尽管我不介意人们这么称呼，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音乐方面的历史学家。”

　　一生中十八部著作，为美国建立起一部持续、宽广、自下而上的平民史；四十五年来从不停歇的广播节目，成为芝加哥城的显著标志和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他被批评者称为”脆弱易感的平民主义者”，亦被更多学界人士推崇为口述史类别的重要推动者；他喜欢穿着红白细格子衬衣，热爱站在街头听普通百姓讲他们的人生、感触、恐慌与希望。

　　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是一个社会学、历史学领域和广播行业必不能忘却的名字。10月31日，特克尔因心脏病并发症离开人世，享年96岁。

　　他一辈子做了无数采访，其中不乏马丁*路德*金、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巴斯特*基顿、马龙*白兰度和鲍勃*迪伦这样的名人，但更多的是那些本来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我们在历史书上知道了大萧条，我们听到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声音，我们也可能读过一战退伍老兵在街头卖苹果的故事。但是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的历史是关于将军、总统、明星和名流的，可那些底层的无名人士呢？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谓’自下而上’的意义。”特克尔曾这样阐述他的想法，并用了一生去实践。

　　1966年，特克尔的第一本口述史著作并第一本畅销书出版，题为《断街：美国都市采风录》（Division Street: Report  from An American City）。书中以芝加哥市民为走访对象，七十位不同阶级、民族、肤色、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文化、政见的人—-中下层为主，作者故意不找宗教、教育、新闻、写作界，说他们平日饶舌已足—-对着录音机倾吐胸中的喜怒哀乐。编写时每人的故事各自成篇，不做褒贬，读来如与邻人絮语，生动亲切。

　　《断街》的成功作法一直贯穿到特克尔之后的著作中。1970年的《艰难时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口述史》（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共有一百五十人篇，从新政官员、商业巨子和艺术家到农夫、工人均有涉及。一个商人回忆道：”连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都遭受了巨额财产损失。简直无人能够幸免。”一个特克尔的同事则指出：”害怕失去，尤其是害怕财产损失，是迄今犹存的三十年代后遗症之一。”

　　无论政客、囚犯、民权人士还是三K党成员，都肯在他的小录音机面前侃侃而谈。特克尔说其实自己在采访上并无过人技巧，只是”相信人人都有精彩的故事可以讲述”。

　　”采访不是质问，而是探索，通常是一种对过去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最温和的问题就是最好的问题。”特克尔曾说，”而温和的问题就是：接着发生了什么？”

　　此后，特克尔一部部推出人们颇为关心的讨论话题，每部都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1972年的《工作》（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讲述从银行经理到贩夫走卒的职业甘苦；1975年的《正义的战争：二战口述史》（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讨论战争究竟有无正义非正义之分，以及它最终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此书获得当年非小说类普利策文学奖。

　　1980年，《美国梦：失与得》（American Dreams：Lost and Found）出版，又一次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在经历了19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氢弹导弹、古巴危机、肯尼迪遇刺、反战、民权、性解放、学生运动、水门事件……之后，特克尔逢人便劈头直问：”你的美国梦如何？”尽管人们的回答毁誉不一，但特克尔还是在书中流露出对美国人民的信心与宽容。《纽约时报》当年曾有书评说：”读之希望油然而生。”

　　但到了1988年的《大分裂：对美国梦的重新思索》（The Great Divid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American Dream），不足十年的时间，情形却大为不同。被采访对象中，约一百名持有大学文凭的人当中，有一半不知道苏联在二战中是美国的盟友。当听说苏联也曾参加过二战，有几个人竟为之愕然。一位政治活动家则回忆道，他在大学校园里演讲时居然发现，台下没有人知道美国还有过一个胡佛总统。 

　　同样是对美国梦的探讨，此次特克尔则显示出无尽的忧虑：”这是一种’全国性的老年痴呆症’，好像所有人都得了历史健忘症。”

　　从某种意义而言，特克尔的著作正是对美国民众历史记忆的挽救，尽管它们并不是严谨的历史学著作，但”在描述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况方面，其他学术著作实难望其项背”（《时代》杂志评语）。

　　特克尔此后还陆续出版《种族》(Race: What Blacks and Whites Think and Feel About the American Obsession )、《老龄化》（Coming of Age: The Story of Our Century by Those Who’ve Lived It ）、《观众》（The Spectator: Talk About Movies and Plays With Those Who Make Them)等等，一生笔耕不辍。去世那天，他的床头还摆放着一本《又及：一生倾听的深层思考》（P.S. Further Thoughts From a Lifetime of Listening），这是他的最新一部著作，将在本月内出版。

　　斯特兹*特克尔出生在1912年，泰坦尼克沉没的一个月后。他的父亲是多年重病缠身的裁缝，母亲曾是马戏团演员。1923年全家自纽约迁至芝加哥后，家里开了个低廉的小旅店，主要提供给蓝领工人们居住，年幼的特克尔在这些租客身上开始了对这个社会的了解。

　　另一个供他学习的地方是家附近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当地人戏称之为”精神病院广场”（Bughouse Square），那里每天都有平民的街头演说。”很多演说都没有实际意义，除了一种：人生的意义。”特克尔回忆说。

　　1932年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碰上经济大萧条，他没机会当过一天的律师、法官，而是先后做了一些诸如工会联络、音乐评介、广播肥皂剧剧本创作等工作，有时则在广播剧中扮演不得善终的反派角色。

　　1945年前后，特克尔终于在芝加哥一家广播电台有了自己的节目，主要介绍爵士乐。他的认真和热情从这时现出端倪，除了爵士，特克尔常常主动推荐一些当时不为人知的乡村音乐、民谣、歌剧和圣歌，还会请曲作者或演唱者到节目里做访谈。195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爵士巨人》（Giants of Jazz），是爵士乐领域的名人传记合集。

　　当1950年代初期电视行业出现时，特克尔又被请到电视台主持一档名为”斯特兹地盘”（Studs’s Place）的节目。在这个背景设定在一家小酒馆的节目中，特克尔展现出他过人的采访和主持天赋，他常常挥舞着手臂，身体向谈话对象微微倾斜，快速而流利地吐出一连串得体而幽默的话语。观众们感觉他不是在做一个采访，而是在做某种平等的对话，无论谈话对象是什么身份，他总是显示出对其本人和谈话内容的真正关注。

　　然而他的电视生涯并不长久。特克尔热爱在各种他支持的请愿书上签名，又曾在节目中公开反对麦卡锡，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无疑是自丢饭碗，他很快因拒绝”悔改”而被开除，还被当时的政府列入了黑名单。

　　失业状态又一次开始。直到1952年10月的一天，特克尔偶尔听到一家电台在播伍迪*古斯瑞（Woody Guthrie，美国伟大的左翼民谣歌手），他好奇除了他之外还有谁知道并播放伍迪的音乐，于是打电话去电台问。这家芝加哥新成立的文艺电台WFMT很高兴找到了这个此前很出名的音乐DJ，完全不顾黑名单的禁忌，立即将他雇佣下来。

　　此后，特克尔在WFMT忠实工作了四十五年。周一到周五他每天做一个小时的评论和采访节目，电台还允诺他不加广告，不限定内容，不干涉政见。这个每天上午十一点开播的栏目（1980年代后期移到每天下午五点半）逐渐成为芝加哥的标志栏目，节目片尾语更成为芝加哥人的名言警句：”放轻松，但别放下（Take it easy, but take it.）。”1980年，特克尔凭此广播秀赢得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

　　1960年代中期，特克尔已年过五十。旁人在此年纪都想着怎么退休，他的事业却在此时迎来新的机遇。

　　当时瑞典人杨*米尔达（Jan Myrdal）以陕西柳林为背景写的《来自中国乡村的报道》（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一书反响很好，内容是对毛泽东治下的普通民众的采访集。出版商急于寻找一本美国的同类书，后来潘塞恩图书出版公司（Pantheon Books）的编辑和经营者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找到了以采访闻名的特克尔，并说服他利用职业的优势做一些有特定主题的采访。

　　尽管特克尔的第一反应是”他疯了”，但还是依照策划做了一次尝试。这些访谈后来结集成书，即为《断街》。

　　从此，特克尔和希夫林的经典合作开始了，后者负责想出一个个点子，前者将这些想法一个个实施。后来希夫林被排挤出潘塞恩，自创新新出版社（The New Press），特克尔也毫不犹豫跟着把自己的作品出版权转给刚刚起步的新新出版社。他一生总共出版了十八部书，其中十七部都交由希夫林负责出版。

　　1997年，特克尔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以表彰他为美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去白宫领奖时，他被门卫拦在外面查验身份。这个一辈子不会开车、不懂电脑甚至用录音机采访也会按错键的人—-他曾因此误删掉许多采访录音，包括对哲学家罗素的采访—-拿不出驾照或其他有效证件，最后掏出一张芝加哥捷运局老年卡才得以过关。

　　2004年，特克尔在家里被自己的一堆书绊倒，从此健康情形每况愈下。他对生命早已看开，在一次复杂的心脏搭桥手术后，医生说他应该能活到99岁，特克尔笑笑：”我觉得到95岁就可以了。”

　　他已为自己写好墓志铭：”好奇心没有杀死这只猫。”因他一生的工作动力全源于好奇心三字，至死也未停歇。他又在今年早些时候留下遗愿，要求把自己与老伴的骨灰一起撒在芝加哥的”精神病院广场”上，”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让他们来告我们吧。” 

　　1972年，刚刚由美发师转入导演行当的杰拉德·达米阿诺（Gerard Damiano）偶然遇见二十三岁的琳达·褒曼（Linda Susan Boreman），后者在成人电影中展示的将男根全部吞入口中的技巧令他叹服。他立即决定要为之量身定做一出戏，并迅速敲定了片名：《深喉》（Deep Throat）。

　　那时的达米阿诺并未料到，这两个字将在此后的美国文化史乃至政治史上，闪耀着怎样的光芒。他只是在2005年出版的纪录片《深喉解密》（Inside Deep Throat）中笑着说：“当初有人建议把片名改为‘吞剑者’（The Sword Swallower），还好没改。”

　　2008年10月27日，八十岁的杰拉德·达米阿诺因一个月前的中风而健康状况恶化，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麦尔斯堡辞世。他的儿子小达米阿诺说：“尽管我也没有看过我父亲的全部作品，但我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电影人而骄傲。”

　　成为导演之前，达米阿诺是个纽约的穷小子，早年丧父，童年时做过时代广场的擦鞋匠和曼哈顿的餐馆工。十七岁时他去参加海军，四年后服役期满，又在纽约皇后区的牙买加医院当了十二年X光技术工。

　　至此为止，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可以光耀门楣的迹象。直到他再次转行，在皇后区开起美容店，并逐渐成为当地最富盛名的美发师。做头发的时间里，他顺理成章听到女人们之间滔滔不绝、毫无避讳的对话，其中不乏关于“性福”的讨论。出生于1928年，从小被教育“性是禁忌话题”的达米阿诺意识到，自己正身处性观念变革的前沿年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光荣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达米阿诺曾这样描述1960、70年代的美国。一面是政府不断压制有关性解放、毒品、暴力的内容，一面是人们不断游行呼吁取消审查机构；一面是法官们以审查为名看成人电影又禁止其上映，一面是刚起步的导演们由于成本限制和谋生需要不得不一再冒险拍摄限制级内容。达米阿诺就是其中一员。

　　由美容店的会计介绍认识了电影圈内人后，达米阿诺立刻被这个行业深深吸引，并将后半生的精力与忠诚全部投入其中。深谙女性心理又毫无拍片成本的他自然也从成人电影起步，在《深喉》之前，他已制作出五部电影作品，皆无反响。直到与琳达·褒曼的相遇，四十四岁的达米阿诺终于迎来人生的最高峰。

　　他为这位灵感女神改名为琳达·洛夫莱斯（Linda Lovelace），在一周内写好剧本，找来22500美元，又在六天内完成了拍摄。1972年6月12日，《深喉》在纽约时代广场首映，反响超出所有人意料。

　　《深喉》讲述的是一位女子始终无法在做爱中达到性高潮，找医生检查后得知自己的阴蒂不在阴道内而是在喉咙中，因此只有口交能让她得到最大的快感。于是她开始做护士，通过口交来抚慰各色男人的生理病痛，并从中得到享受。

　　影片非常直接地展示了各种做爱方式和过程，还采用蒙太奇手法用火箭发射、烟花绽放等影像来表现女主角的性快感，极富创造性。在此前，赤裸裸的做爱场面被允许搬上大屏幕只能是在性教育电影里（如今仍有老影像资料可查，在介绍某个做爱姿势时，旁白还会提示“年老或体弱者可能会有些吃力”），突然有如此不加遮拦的61分钟影像直接将色情摆上桌面，可想而之将会吸引和刺激多少观众。尤其，它还反抗传统观念，革命性地在大屏幕上宣示女人也可以有性高潮。

　　一时之间，人们的话题都成了《深喉》，报纸上充满争论，各种电视节目争相借题发挥，琳达·洛夫莱斯成为不计其数的杂志封面。反叛的人们找到了武器，以《深喉》为契机大声呼唤性解放和反文化运动；正统的人们找到了矛头，在各个场合痛心疾首“我们正让那些淫荡的人挡在国家前进的道路上”。

　　1973年，《纽约时报》发表报道对影片表示肯定，称之为“色情风潮”（Porno Chic），又一次带动起人们观影的热情。电影院前挤满了排队来看第二遍的人，据统计，平均每天有1700人，不少名人如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等也在其列。

　　但政治的力量始终能压制文艺，比如即便尼克松政府在1968年要科学家做实验测试色情是否对人体有害并得到否定结论以后，政府还是通过议员们激烈争辩的方式最终颁布了压制色情内容的条令。

　　《深喉》也不能例外。1970年代中期，至少32个州尝试请陪审团同意以淫秽名义禁映《深喉》，最终有23个州施行禁映令，直至今天仍未解禁。曾有影院挂出如此标语以示观众心声：“喉咙被断，世界哀悼。”（Judge cuts throat, world morns.）即便是可以上映的影院里，也能在观众席看到FBI探员的身影，他们会在影片开始不久后一齐起身疾呼：“这是性爱影片！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紧接着，包括影院经理等也算在内的相关人士117个人以各种名义被起诉，扮演医生的男一号被判五年徒刑，成为史上第一个因出演电影角色而被判刑的演员。达米阿诺一度被拘留，最终因提供了证据而被豁免。

　　尼克松政府对《深喉》开刀的力度不可不谓之巨大，讽刺的是，尼克松的命运正系在这两个字上。当《华盛顿邮报》于1972年曝光尼克松选举丑闻“水门事件”时，透露幕后信息的秘密线人即自称“深喉”，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这两个字可以算是导演给后人的最大遗产，从此成为事件背后更深层声音的代名词。

　　《深喉》之所以能在1970年代的美国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政治风暴，其成功不仅仅在于直接表达了性的快感，更在于以不顾羞耻的方式大声喊出了应有的自由。它还以超过一亿美元的暴利吸引了无数后来者——如派拉蒙当时就制作了大批色情电影——为此后蓬勃发展的色情影业打定基石。（注：一亿票房为当时《纽约时报》的统计。有数据称六亿美元，但根据当时票价折算所得的观众人数不符实际，可能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影院为了洗钱而夸大票房。因为当时的色情电影制作、放映都是由黑社会把持的。）

　　 然而作为这一伟大作品的缔造者，身为导演、编剧、剪辑的达米阿诺却从不认为这部片子是好电影。他原本向往性爱可以逐渐融入艺术之中，“谁知结果恰恰相反，色情和艺术彻底分开了”。由于这一行业的暴利和政府力量的压制，成人录像带逐渐取代电影成为一统天下的媒介，低成本的大批量生产带来的粗糙、低劣使得达米阿诺越来越绝望，发恨“绝不拍这类东西”。

　　尽管如此，达米阿诺在此后孜孜不倦拍摄的41部电影仍无法跳脱《深喉》的盛名，难以被人记起。而他本人也一再因色情影业祖师爷的身份出席各种大型活动、慈善募捐、晚宴聚会。他的私生活领域与“江湖地位”又恰成反差：他的善良、随和、优雅为所有朋友津津乐道；一生与无数艳星打交道，但没有传出任何花边新闻；与生命中三个曾经是妻子的女人也始终保持融洽关系。

　　 在两个多月前他八十大寿上，全部朋友都来祝寿。当灯光倏地亮起，在场的人一起大喊“Surprise”，他看到几乎所有曾在他镜头前展示赤裸的美丽的女人们，激动不已：“除了被逮捕的那一刻，我这辈子没这么惊讶过了。”

　　这人生中最盛大的一次聚会，仿佛一个告慰、一次小结。一月后，他中风瘫痪。又一月后，他平静归天。他已无憾，影史亦无憾。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以过人的洞察力和天才的文学禀赋，惊人的语言游戏和庞杂的人物情节，戏谑的文字风格和深沉的哲学思考，为世人描绘出光怪陆离的生活中那些内心的茫然与孤独。

　　他一辈子以诙谐、讥嘲、繁复、热闹的笔调书写这个世界，最终却以孑然一身的孤独决绝地离开。2008年9月12日晚，华莱士自缢于家中，终年仅46岁。

　　四年前刚刚嫁给他的妻子首先发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他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父亲则于采访中悲伤地透露，儿子已患抑郁症逾二十年，最近几年则尤其消沉。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出生于1962年的纽约州。他的父亲詹姆士•华莱士（James Wallace）于这年秋天刚刚得到伊利诺伊大学的教职，并于次年取得康奈尔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母亲亦为伊利诺伊大学的英文教授。

　　在这样优越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自然而然走上一条精英化的道路：大学时期在父亲的母校——马萨诸塞州的Amherst College，主修哲学和英文，并辅修模态逻辑（modal logic）和数学。1987年，他又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创造性写作专业，获得艺术硕士学位（MFA）。

　　本科时期，华莱士就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最有力的证明是，他在24岁时完成的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即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系统的笤帚》（The Broom of the System），这也是华莱士初现文坛且大放光彩的作品。

　　此书通过描述一位年轻女子寻找自己身份的过程，描摹出正处于滑稽和危险的时代漩涡中的美国群像。书名受到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格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启发，小说的内容、结构布局和碎片式叙事都与维特格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形成呼应。

　　这本书也奠定了他今后的写作风格。内容上，他一直以巨大的好奇心关注这个物质的世界，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感受，尤其是那些生活在20世纪末的美国的人们。形式上，与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简约主义所不同的是，华莱士非常热爱繁复的长句子，并且喜爱甚至比正文更绵长的脚注和尾注，这成了他的作品的显著标志之一。

　　“我想以注释来打断正常的叙事结构，以此来表达我对现实的真实感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在1997年的一次演讲中，华莱士曾经这样解释他文章中的注释，“我其实也可以打断正文的结构和句子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这样就没有人会去读了。”

　　此后，华莱士一度前往哈佛大学学习哲学，但中途放弃。1992年，他申请到伊利诺伊大学的英文系教职，并开始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

　　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发行人迈克尔•皮奇（Michael Pietsch）被誉为“当代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麦克斯威尔•珀金斯是美国出版史上的著名编辑，先后挖掘费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他回忆过1996年收到华莱士这个当时的无名小卒的部分书稿时的情形：

　　华莱士对文学经纪人说：“我想出版这本书胜过想呼吸！”于是皮奇收到了作者一千多页的全部书稿，充满脚注、缩写词、糅杂的后现代语言——真的让人无法呼吸。然而，皮奇还是出版了这本《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并使之成为了畅销书。

　　这部小说于1996年出版，并奠定了华莱士在文坛的地位。作品通过描述一名压力过大的网球神童与一个曾经的小偷、吸毒者相遇而产生的故事，描摹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并以讽刺幽默的口吻预见其泛滥和对人类社会的严重危害，借以呼唤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主流价值。

　　次年华莱士便凭借此书获得麦克阿瑟基金（MacArthur Foundation）奖励，此奖项一贯被称之为天才奖。《无尽的玩笑》更在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选为1923年以来世界百部最佳英语长篇小说之一，与詹姆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威廉•加迪斯的《承认》和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等相提并论。

　　2002年之后，华莱士在加利福尼亚州普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任写作教授，并专心写作。相较于他那些文字艰深、语言跳跃且篇幅冗长的小说，其短篇作品更受读者欢迎。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头发奇特的女孩》(1989)、《与丑陋人物的短暂会谈》(1999)和《忘却》(2004)以及两部论说文集《一件我决不再做且看似好笑的事》（1997）和《考虑龙虾》（2006）都大受好评，其语言的讥诮幽默和针砭的痛快淋漓在此得到极大的发挥。

　　这些作品题材包罗万象如电视与美国小说、年度成人电影（AVN）奖、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电影导演大卫•林奇、有奖游戏节目、同性恋、朋克摇滚青年等等。华莱士借书写这些色彩斑斓的生活，展示出被扭曲的大众文化以及人们内心的焦虑与寻找。

　　在150周年特辑的大西洋月刊（2007年11月号）中，华莱士与其他多位著名作家、政坛人士、商界人士等一道受到邀请，要在400个单词以内描述出什么是他们心中的美国精神。加州州长说是“到美国去”，Google的首席执行官施密茨说是“新事物”，而华莱士的答案是一连串长而有力的问句：

　　“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为它牺牲吗？美国精神是其中之一吗？你愿意做一个思考实验吗？假设我们将9•11中丧生的2973个人作为民主的牺牲品而不是恐怖袭击的遇难者会怎么样？换个说法，假设我们我们选择的对抗恐怖主义的底线就是牺牲某些民主精神的原则又会怎么样？再换个说法，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并无法百分百保全自己免于恐怖袭击，除非它放弃自己坚持的某些原本值得我们为之牺牲的原则，那我们就每年奉献成百上千的生命于各种所谓的恐怖活动中来保全我们的民主精神？这个设想你觉得可怕？那么接受每年4万例车祸死亡而其代价就是我们享受到了高速公路的便利，这个事实你觉得可怕吗？我们真的变得如此自私和畏惧以至于甚至不去考虑某些我们奉之为法宝的东西是否安全？它预示给我们什么样的未来？”

　　然而即便如华莱士之洞若观火，也逃不脱思想者们面对思想和现实的巨大逆差而选择寻求死亡的悲剧命运。他们的深邃不止一次为世人带来巨大的警醒，却也带来自身的无边孤绝。如同前辈海明威、伍尔芙等人，华莱士亦在对现实有深湛思考之后消沉不已，于9月12日选择主动结束生命。

　　生前人们热爱讨论他在诸多著名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文，而当他的死讯传来，华莱士的处女作《系统的笤帚》立即位列亚马孙网上书店畅销榜20位，《无尽的玩笑》则排名第75位。

　　全美的女同性恋者都在为她哭泣。8月27日，黛尔·马丁（Del Martin），愈半世纪同性爱情的模范，首个美国女同性恋组织的成立者，因胳膊受伤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在旧金山去世，终年87岁。

　　值得安慰的是，仅两个月前，她刚与伴侣菲利斯·莱恩（Phyllis Lyon）拿到了结婚证书，再度缔结加州第一例同性恋合法婚姻。 “自从五十多年前相遇的那天起，我从没想过有一天黛尔会离开我的身边，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的结婚。”83岁的莱恩在马丁去世之后接受采访说，“我要崩溃了，但在马丁去世之前前，我们得以享受了见证爱情和相守承诺的结婚仪式，这对我来说多少是个安慰。

　　1921年5月，黛尔·马丁出生于旧金山。少女时代，她是老师喜爱的优秀生，曾担任所在班级的致辞毕业生代表，是名校乔治·华盛顿高中的首名毕业生。此后，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州立大学学习新闻，并在人类性别高级研究学会（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Human Sexuality）拿到了艺术类博士学位。

　　她曾有一段并不顺利的异性婚姻，维持了四年，生下一个女孩。离婚后，她坚持保留了前夫的姓氏马丁。这是美国女同性恋群体的常见经历。而保障此前异性婚姻所生子女的法律权益，后来也就成了同性恋者多年来争取婚姻合法化的主要动机之一。

　　1950年是马丁生命中的最感恩年份。这一年在西雅图，她遇到比自己小四岁的菲利斯·莱恩。当时她们同为一家杂志社工作，巧合的是，莱恩也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专业，相同的经历和工作促使她们迅速了解并坠入爱河。1953年的情人节，两人一起搬到旧金山，开始了长达五十五年的同居生活。事实证明，她们经历了很多异性伴侣也做不到的长久。

　　此后，马丁和莱恩积极投身于同性恋者反歧视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活动。1955年，她们与另外三对女同性恋伴侣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女同团体“比利蒂斯之女”（Daughters of Bilitis），名字来源于法国诗人皮埃尔·路易斯的诗歌《比利蒂斯之歌》（The Songs of Bilitis）。

　　比利蒂斯是公元前六世纪前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笔下的虚构人物，萨福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女同性恋者，而她的出生地勒斯博斯岛Lesbos被人们奉为女同性恋者的发源地。此后，人们以此岛上的人来代称女同，即Lesbian，中文译为“拉拉”。 

　　恰在同一年，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旧金山公开宣读诗作《嚎叫》（Howl）。美国文学新潮流的灵魂由此成型，那“跨掉的一代”，以同性恋作家和诗人群体为主力，领导了1950年代的美国社会思潮。

　　那时二战结束不久，麦卡锡主义迅速蔓延到各社会领域，议会要求对所谓的“危险分子”进行严格控制。1950年美国国务院将同性恋者划归为危险分子行列，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压制性措施，例如被怀疑为同性恋者的人不能为任何一级政府工作，不允许穿着异性服装出现于公共场所等等。

　　同性恋者因此成为了警察经常突击搜捕的对象，同性恋酒吧就是当时一个较为危险的所在。“比利蒂斯之女”最初的成立，就是希望能成为一个同性恋酒吧的替代品，约定私人地点，邀约女同性恋者们来此聚会、跳舞——须知当年鹤唳风声，在公共场合与同性跳舞也被列作非法行为。

　　马丁被选为第一届社长。四年之后，她们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罗德岛等地都成立了分会。 “比利蒂斯之女”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提供了社会交际的功能，更在于成员们逐渐意识到，女同性恋者对个人性取向普遍持消极态度，即感到羞愧并不愿承认。这个社团希望能通过出版物等形式帮大家打消顾虑。因为很显然，如果女同们本身没有自信，指望社会环境对她们的态度产生变化就更无可能。于是，社团出版了刊物《阶梯》（The Ladder），旨在让女同们互通音讯，以及理直气壮地探讨她们应了解的话题。这是美国第一份全国范围内的女同刊物，迅速扩展到更广阔的受众层面，成为了畅销杂志。马丁和莱恩相继担任过几年主编。

　　“比利蒂斯之女”存在了14年，后来因不断有更加激进的女同组织走上前台而解散，其兴衰也可视作美国女同运动的风向标。在此后多年的社会活动中，马丁和莱恩也从未放弃努力，陆续发起或成立了多个女同性恋者组织或妇女权益团体，如宗教与同性恋委员会等。

　　马丁还成为第一个入选全国妇女组织的女同性恋者，多次为女同们的应有权益和保障大声疾呼。她与莱恩一起促成了美国心理学协会将同性恋从“疾病”列表中剔除、加州议会提出性倾向反歧视法案等进展。由于马丁和莱恩都是记者出身，她们还合作撰写书籍向全社会介绍同性恋者们的生存状况。其中1972年出版的《女同性恋者/女人》（Lesbian/Woman）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同性恋著作。

　　她们始终居住在以自由风气著称的旧金山，并经历了当地对于同性恋态度在法律领域的戏剧性演变：

　　2000年，加州曾经全民投票通过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条文。禁令遭到同性恋活动人士以及旧金山的抗议。此后加州议会的参众两院曾先后两次通过了认可同性婚姻的法案，但法案均被州长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否决。

　　2004年，旧金山市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单方面宣布，旧金山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此消息大大鼓舞了旧金山的同性恋者们，一个月之内超过四千对同性伴侣去市政厅登记。其中，第一对举行婚礼的就是马丁和莱恩。激动之情未逾一月，加州高级法院就宣布，旧金山出台的规定违反了加州州立宪法中关于婚姻的定义，规定撤销，婚姻无效。

　　“黛尔83岁，我79岁了。相处了半个多世纪，却在这时剥夺掉我们婚姻的权利和保障，这对我们是残酷的打击。在我们这个年纪，没有多少富余的时间了。”那时，菲利斯这样感慨。

　　所幸，加州最高法院2008年5月再作出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最终决定。马丁和莱恩又一次被选为第一对登记的伴侣，并由市长纽瑟姆（Gavin Newsom）亲自征婚。

　　在此之前，马萨诸塞州是美国国内唯一认定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州，该州于2004年通过这项法律。考虑到加州的面积、人口以及在全美的影响，加州法院这次的判决将表现出深远的影响。并且，加州与马萨诸塞州不同，民众登记结婚不需要居住证明，因此全国的同性恋者可能蜂拥至加州登记结婚。

　　然而，今年11月份，加州将对一项州宪法修正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将婚姻界定为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如果这项议案若得以通过，那么将来在加州就不再会有同性婚姻了。而在此之前结婚的同性伴侣，很有可能在议案通过之后再次被宣布婚姻无效。 

　　至少87岁的马丁再不会迎来这样一个残酷的时刻，不知道这可否算作另一个角度的安慰。愿记忆就此定格在那个等待了五十年的瞬间：在2008年6月16日的婚礼上，满头银发、略显佝偻的黛尔郑重地为菲利斯戴上戒指，两位老人相拥而泣。

　　马丁去世之后，旧金山市政厅下半旗致哀，市内同性恋聚集区卡斯特罗区亦缓缓降下彩虹旗。马丁以高龄辞世，这段同性爱情传奇仍久久萦绕于公共领域，并且可望成为有力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两个月后的州宪法修正议案表决，进而决定美国同性平权运动的下一进程。 生时，她与伴侣演绎了愈半世纪的爱情传奇；死后，她仍在为她们的梦想倾力奉献。

他的诗句既是巴勒斯坦人群体心迹的白描，也是知识分子个体的自我映照。

“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大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小麦，我们的盐巴，我们的伤痛/我们的一切，并且离开/我们记忆深处的记忆。”

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穆罕默德·达维希（Mahmoud Darwish）的这段诗句曾引起无数巴勒斯坦人的共鸣。为此，他们深深感激，“穆罕默德·达维希是在用诗句捍卫我们的土地”。

2008年8月9日，这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诗人在接受完心脏手术三天后于美国休斯敦医院去世，享年67岁。次日，巴勒斯坦举国致哀，总统阿巴斯宣布，即日起三天为穆罕默德·达维希官方哀悼日。

穆罕默德·达维希被誉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至今出版了三十余部诗集和散文集，译本多达35种语言。他还是巴勒斯坦国歌的词作者，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0年代通过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达维希深为之傲，亦深为之痛。几十年来，他一直向世界讲述着巴勒斯坦人民所经历的故土沦丧和颠沛流离之苦，并用诗歌呼唤其民族认同感，鼓励人们为独立而抗争。

在他的文字里，巴勒斯坦不仅仅是失乐园的隐喻：它包含了被剥夺和被放逐的悲哀，也象征着近东阿拉伯人的困兽之伤与犹斗之志。

在巴勒斯坦，在开罗，在黎巴嫩，他的文字被收入课本供孩子们学习，他的诗篇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在阿拉伯世界，他的每一个诗歌朗诵会都有数以千计的听众，从大学教授到出租车司机无不为其中深蕴的勇气与热爱而内心震动。

达维希于1942年出生在阿克（Acre，巴勒斯坦北部）附近的村庄，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该地区归属以色列，他和家人被迫背井离乡。当他七岁再次回到故土时，整个村庄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犹太居住地。其后，达维希随家人定居于名城加利利，家里没有任何书籍，他第一次接触诗歌来自于以色列军队歌手的巡演。

1948年到1986年，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都生活在军事统治之下，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更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还是孩子的达维希就意识到，只要他们仍在当时的状况下，他和他的家人、他的阿拉伯小伙伴们，就都是二等公民。在学校时，他曾写过一首诗歌，主题是一个阿拉伯男孩对一个犹太男孩的大声疾呼。他还因此被军方领导找去，威胁说如果再写这样的诗歌，他的父亲就会失业。

作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公民，他时时遭遇身份的尴尬和伤痛。著名诗歌《身份证》就是基于这种情状，描写一个以色列警察要他出示证件的情况。19岁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后，达维希更遭遇多次监禁和软禁。在铁窗内他创作了大量优美的诗歌，22岁那年，他在以色列出版了的第一部诗集，其中包括名篇《橄榄叶》、《巴勒斯坦的情人》等等。

早期他的诗歌遵循着古典的格式，到了1960年代中期，达维希的诗歌转而变得流行易懂。他选取巴勒斯坦村民们都能清晰明了的意向，表达最直接的情感。就像篇头引用的“离开我们的土地”，达维希自己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优美的诗歌，不过是每一个遭受流离的人都会呼喊出的句子，而正是这样的诗句在巴勒斯坦民众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在诗歌之外，他是辛辣而冷峻的批评者，践行着同年代另一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萨义德（Edward Said）帜扬的风骨——独立于政治力量权威之外的反对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在许多场合，他与巴勒斯坦领导层发生冲撞；毫不留情地批评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内战中的干预；当阿拉法特在某次讲话中称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民族”时，达维希立即回火：“那你自己去找另一群人民吧。”

1971年，29岁的达维希离开以色列，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此后他先后居住在开罗、贝鲁特、突尼斯、巴黎、大马士革等地，由于其巴解成员身份，他被剥夺以色列公民身份，并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境内。

达维希早在1970年代就加入了巴解组织，并于1987年进入了巴解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但他努力让自己远离各个派系。而1993年，他更是脱离执行委员会以抗议《奥斯陆协定》，原因是他认为这纸使巴以情况得到缓解的协定“在过渡阶段和最终阶段间没有清晰界限，实际是为以色列侵占领土铺平了道路。”

“我们像其他人一样旅行，但我们最终却无家可归。”达维希的诗句既是巴勒斯坦人群体心迹的白描，也是自我的映照。然而事实上，正是《奥斯陆协议》，使漂泊一生的诗人终得以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家乡。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主要生活在拉马拉和约旦首都安曼。

《奥斯陆协议》于民族感情上的两难，反复拷问着民族知识分子。他曾向以色列政府要求恢复自己的以色列公民身份。在这位参与起草1988年《巴勒斯坦独立宣言》的民族主义者身上，这样的要求再次映照出人生的两难境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常常感到在国籍和身份上的紧张关系。”达维希说，“但对我而言，任何能让我留在这里的文件我都愿意接受。”

“我原以为诗歌能改变一切，能改变历史，能赋予人性。我也以为幻想对于诗人参与世界和相信世界来说非常必要。但我现在才发现，诗歌只能改变诗人本身。”这何尝不是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数十年的共同心路。

达维希有过两次无果的婚姻，没有子女。多年来他承受着心脏疾病的痛苦，做过两次心脏手术，最终败于顽疾。

“我怀着刺入我心和灵魂的痛惜宣布，”8月10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对全国的宣告中说道，“巴勒斯坦之星陨落了。”

　　5月23日，摄影师康奈尔·卡帕（Cornell Capa）在曼哈顿家中因病去世，享年90岁。“他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人。”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简称ICP）的主任哈茨霍恩（Willis E. Hartshorn）说。

　　康奈尔·卡帕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弟弟，毫无悬念，后者领他踏入摄影事业。

　　难得的是，康奈尔并未埋没于哥哥巨大的光环之下。他曾担任《生活》（Life）杂志的摄影师，在罗伯特·卡帕牺牲后加入其生前创立的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并一度担任主席，又于1974年创立了国际摄影中心，“完全改变了这个国家的人们对摄影的理解和对待摄影的态度。”，美国联系图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社长罗伯特·普雷基（Rober Pledge）如此评价。

　　康奈尔的摄影理念可用他的一本文集题目概括“关怀（人类）的摄影师”（The Concerned Photographer），自1968年发表之后四十年中，无数纪实摄影师视此理念为灵魂。

　　从这个概括也可以看出，康奈尔选择了与哥哥不同的摄影道路。罗伯特·卡帕喜欢奔赴战地现场，拍摄最激烈、最残酷的人类争斗，他留下名句“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站得不够近”，并最终以个人生命实践了这一信条。康奈尔则偏好展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与故事，关注复杂而深刻的社会问题。

　　他曾说在一个问题上他与《生活》达成共识，即“在我的家族中有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就够了，我要拍的是和平的内容。”

　　战争与和平，卡帕兄弟带着不同的理念为人们展示了这两个极端对立的主题，揭露两个完全相反的社会现实。但不论战或和的哪一极，卡帕兄弟的作品都为读者带来对人性的巨大思考。

　　康奈尔·卡帕原名康乃尔·弗里德曼（Cornel Friedman），生于1918年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在当地经营一个红火的裁缝店。哥哥安德烈（罗伯特·卡帕）因参加左派学生运动受到匈牙利独裁政府注意，于17岁来到巴黎从事摄影工作，此后其工作与生活成为摄影史上一段传奇。因仰慕当时的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安德烈更改姓氏为卡帕（Capa）。

　　1936年，康奈尔到巴黎投奔哥哥，原本打算学医的他发现语言不通、生活吃力，为了赚生活费他给哥哥及其朋友冲洗胶卷，从而发现摄影语言是全世界共通的，从此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哥哥的介绍下，他在迁居纽约后进入《生活》杂志，初期也是做暗房，慢慢才有摄影作品发表出来。

    1954年罗伯特·卡帕在越南被地雷炸死，康奈尔当时正在纽约州东部一所学校采访，应邀在学校一位老师家中进餐。接到电话得知这一噩耗时，正好在播放7点新闻，惊呆了的康奈尔请那位老师打开家中的电视，电视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罗伯特.卡帕的照片，播音员低沉的声音说：“著名的战争摄影家罗伯特•卡帕⋯⋯”，随后他加入玛格南图片社。

    从事摄影拍摄的三十年间，康奈尔的题材光谱丰富而广阔：1950年代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总统竞选；1960年约翰·F·肯尼迪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及其就职后一百天内发生的故事；阿根廷贝隆政府越来越严酷的镇压以及导致其最终倒台的革命；以色列1967年的“七日之战”；拉丁丛林里基督教传教士；冷战期间前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新英格兰智障儿童的教育⋯⋯有如他所引证过的摄影师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的话：“我想做两件事：一件是展示那些应该予以纠正的事；另一件是展示那些应该得到欣赏的事。”

    1974年康奈尔成立国际摄影中心，最初的想法就是保存罗伯特·卡帕等摄影师的资料与作品。但这家摄影机构慢慢在该领域中起到重大的传播和影响力，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它举行了超过500个摄影展，向人们展示了超过3000名摄影师的作品，并每年接待4000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来此学习。它还每年向优秀的摄影作品颁发“不受限制奖”（Infinity Award Recipients）。在每位摄影家名字的最后，ICP还特别标明一些摄影师为“以下人物已经被确认对摄影有突出贡献”，其中就有1988年被确认的获“最具价值奖”的中国摄影家吴印咸。

    在开始的二十年中，中心仅由康奈尔一人操办，大量的事务导致康奈尔无法再进行摄影工作。他说“这是我之前并未料到和做好准备的，但是我并不后悔。”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当一个艺术家。”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康奈尔如是阐述自己的摄影事业，“我希望我能拍一些好照片，但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够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和好的图片故事来阐述观点,甚至是改变现实。”

　　当电影导演朱尔斯·达辛（Jules Dassin）去世的消息传来，人们才恍然发现，随着这位96岁老人的作别，黑色电影（film-noir）时期的大师级导演们已全部离场。这个好莱坞历史上曾经最具艺术创造力的时期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所谓黑色电影，是特指美国1940、50年代集中出现的一些具有黑暗特质的影片，它们往往拥有愤世嫉俗的主人公，宿命天定的主题，和悲观厌世的暗淡情绪。

　　朱尔斯·达辛的作品便是典型的代表。他的成名作《血溅虎头门》（Brute Force）拍摄于1947年，讲述一群犯人的越狱行动，一直被视为监狱片题材的鼻祖。

　　监狱题材发展到今天，从《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到《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绿里奇迹》（The Green Mile）、乃至电视剧集《越狱》（Prison Break），情节五花八门主题却始终如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中权力工具的抵抗。犯人往往代表正义的一方，对抗狱警邪恶的一面。

　　这个主题在《血溅虎头门》中便已阐述得淋漓尽致。朱尔斯·达辛对于犯人的刻画相当悲壮，他们明知计划已被警察识破，仍与其进行正面交锋，毫无退路的争斗尤其震撼人心。结尾处主人公费尽辛苦来到监狱大门，恰因同伴欲以卡车撞门导致他无法开门，自由近在咫尺却终成泡影，对人生的唏嘘与绝望态度表现无疑。

　　此后，作品《不夜城》（Naked City，1948）、《盗贼的公路》（Thieves’ Highway, 1949）、《四海本色》（Night and the City, 1950）一部更胜一部，被誉为黑色电影时期的杰作。其中《不夜城》荣获了1949年奥斯卡最佳剪辑奖和最佳黑白摄影奖，其优秀的视觉风格与现实主义手法使之成为后来者争相相仿的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具有相同气质的电影纷纷出现，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弗里茨·朗（Fritz Lang）等大师杰作倍出，几乎任意一部黑色电影的艺术水准都高于同时期的默片、歌舞片、西部片。这使得1940、50年代成为艺术创造力惊人的时期。

　　黑色电影的繁荣不难理解：一方面美国人看烦了大萧条以来电影中就一直提倡的积极振奋，似乎每个主角面对灾难都具有超乎常人的自信与乐观；另一方面二战打破了人们重回经济繁荣期的美梦，对生活的幻灭与破碎感延伸到了当时每一个艺术领域之中。

　　在大量的黑色电影中，士兵们发现退伍归来妻子已经另嫁他人，商人们发现从小一起长大的生意伙伴背信弃义，年轻女子们随时面临着被劫杀的危机，似乎整个社会都不值得为之奋斗。

　　可悲的是，现实也正是如此。仅从达辛本人的命运便可见一斑。虽然在四十年代他声名大噪，为制片公司赚了不少钱，但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曾为美国共产党员的达辛也难逃被清理的命运。

　　那是在1930年代中期，年轻的达辛刚从欧洲学习戏剧回来，在左派剧院做演员。某次演出结束后，他被众人的喜悦所感染，发觉自己是非共产党员而羞愧，于是他决心要像别人一样做点什么，要创造更美好的世界。2002年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达辛曾说：“你长在纽约哈林区，那里的人每天为如何吃饱穿暖而发愁，而旁边就是第五大道，人人过着优雅的生活。你烦恼，你思考，你看到身边那么多的贫困，加入共产党便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协议，达辛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因而退党。但他没想到在十几年后，曾经一起工作的导演朋友揭发了他的往日经历，他被HUAC（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反美行动调查所，美国反共调查组织）列入了黑名单，自此跌入命运低谷。

　　《四海本色》完成后，没人找他拍片，曾经有可能实现的几个项目都因被人威胁而被资方取消。1953年达辛无奈地离开美国，前往巴黎。

　　在法国的前五年中，达辛的生活窘迫之际，常常需要靠朋友的救济。他难以找到工作，有次接到个意法合作的电影项目，却在美驻意大使馆强烈要求下被意大利政府驱逐出境。时间长了，制片人都不敢给他工作。

　　直到1954年，达辛接到一个根据某法国小说改编电影的小项目，讲一群珠宝盗贼的俗套故事。制片人称找他的原因是，书里所有的坏蛋都是北非人，鉴于当时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法国导演不适合拍摄，但是达辛没这层顾虑，他可以把这些人都处理成美国人。

　　达辛接手这个项目，完全是出于生活的拮据，但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深厚的功力使得结果出乎一切人意料。影片《男人的争斗》（Rififi）于1955年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亦是达辛导演生涯的顶峰。法国新浪潮代表人物弗兰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曾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黑色电影。

　　片中最经典的是长达三十分钟的作案过程，没有音乐，没有对话，完全让观众沉浸于每个细节，并无意中期待着他们的成功。达辛本人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名盗贼，当然，最终片中所有盗贼的设定都被他处理成了法国人。

　　戛纳成了达辛生命的最大转折。在这里，他不仅重新开始了事业，也结识了当时在法的希腊名演员玛丽娜·墨蔻莉（Melina Mercouri），后者成为他此后多部影片的女主角，如《痴汉淫娃》（Never on Sunday）、《通天大盗》（Topkapi）。达辛的第二度婚姻因墨蔻莉完满，二人随后定居希腊。墨蔻莉的父亲是希腊国会议员，她本人则是知名的反法西斯分子。1967年，希腊发生军人政变，墨蔻莉被剥夺希腊国籍，驱逐出境。

　　命运注定一般，达辛再次踏上流亡生活。他们前后在纽约、巴黎居住，直到1974年政权倒台，才回到希腊。墨蔻莉进入政坛，并于1981年成为希腊文化部部长。遗憾的是，直至墨蔻莉于1994年去世，二人始终没有孩子。达辛的前妻为了他生了二女一子，儿子约瑟夫·达辛（Joseph Dassin）曾为法国知名歌手，可惜1980年便因心脏病去世。正是这一年，心情沉痛的达辛拍了他最后一部电影《Circle of Two》，票房大败。

　　晚年孤独寂寞的达辛主要的工作是以妻子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要求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归还200年前掠夺的帕台农神庙雕塑，继续妻子在任时的意愿。

　　似乎是无意之间，他的一生与政治纠葛不断，不断遭遇流放与驱逐，不断经历愤怒与幻灭。这决定了他影片中独特的冷漠气质，也使得他“因祸得福”融合了美国和欧洲黑色电影的精华。他成为他事业领域的大师，却也是被迫与自己的文化母国割裂的可怜人。

　　在几年前的采访里，这位九旬老人的话令人心酸：“我永远是美国人，我想念美国。”

　　“书他都能喝醉”，同住长岛萨加波纳克区（Sagaponack）的老友罗伯特·达什（Robert Dash）这般忆述。喝醉了一辈子书的文学编辑艾伦·艾歇尔（Aaron Asher），3月18日因癌症并发症于家中去世，享年78岁。

　　在“人人彼此相识”的纽约文化圈，艾歇尔的声名全凭幕后为他人织纺嫁衣累积，是长流的细水。也许你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但提起他曾经编辑出版的书籍，无人不会顿生敬意。此处仅以1992年内由他编辑出版的书目为例：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作恶者、受害者、旁观者：犹太人的灾难，1933-1945》（Perpetrators, Victims, Bystanders: The Jewish Catastrophe,1933-1945）；克里斯托夫·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的《普通人：预备警营101与波兰的最后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玩笑》（The Joke）。

　　艾歇尔1929年生于立陶宛，8岁时随全家移民到美国。1949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学士学位，三年后又在该校拿到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坐上文学编辑这张冷板凳。这本是1930年随排犹风潮自欧洲流散、又总还恋恋欧洲文明的犹太人的标准宿命。在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笔下，无数这样的犹太文人迫于生计而退事文化二三线职业，余生始终抱守不得志的郁郁喟叹。艾歇尔却在使命与生计之间，将一项往往被行外人忽略的工作做到了极致，以四十五载从业生涯，圆满了同族的又一个美国梦。

　　1960至80年代，艾歇尔先后在霍尔特（Holt）、莱恩哈特与温斯顿（Rinehart & Winston）、麦克米兰（Macmillan）等大出版社出任重要职务；并曾任法勒（Farrar），斯特劳斯与吉罗（Straus & Giroux）的主编。对书稿的敏感，并严谨的编辑风格，陆续为他带来有分量的作品。

　　编务之外，他跟同时代的一流作家们常葆有深厚私交，名单上赫然可见索尔·贝娄（Saul Bellow），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弗兰克·康洛伊（Frank Conroy），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等人。又以米兰·昆德拉为例，艾歇尔不仅是他的图书编辑，还与太太琳达（Linda Asher）一起，亲自将他的许多作品翻译成英文。昆德拉向来不愿分心于他国版本，尤其对以往部分英译本的轻率和自以为是明示不满。然而在艾歇尔翻译他的《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时，昆德拉竟一起参与了校正过程，实为罕见。与作者的良好沟通，成就了高质量的译作。例如汉译成《为了告别的聚会》的书名，来自早期的英译本《Farewell Party》。而“聚会”一词在捷克文中原义应为圆舞曲，艾歇尔的英译本则忠实呈现了昆德拉的原意，作《告别圆舞曲》（Farewell Waltz）。

　　艾歇尔对于历史、政治、社会学有着敏锐的见解和洞察力，经他出版的学术著作多为当时最为重要、独到和前沿的作品。譬如上文提到的《普通人》一书，出版时社会上正流行戈登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们：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从基层军人员构成、心理等原因出发，解释1933-1945年间为什么希特勒能够一呼百应。而艾歇尔及时推出的《普通人》，分析资料基本来源于戈登哈根提供的一手素材，却得出相反的发人深省的结论：犯下大屠杀罪行的德国士兵们并非怀有日耳曼式的独有邪恶，相反，他们只是同他人一样的普通人，不幸被历史的压力扭曲成了非人的形状。可想而知在前本书畅销全球的背景下，这本拥有相同资料和相反观点的作品会掀起多大波澜。与汉娜·阿伦特（Hanah Arendt）“罪恶的平庸”之观点呼应，艾歇尔借此书，再度呈现犹太人劫后的悠长而深刻的反思。

　　他曾参与反越战的运动。最著名的事件是1969年在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上抵制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报道上了《纽约时报》头版。39年之后，为美国前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出版回忆录的，却又是他，一时引来“首鼠两端”之讥谤。艾歇尔后来解释道，尽管自己非常不满总统在越战中的立场，但他仍旧尊敬约翰逊本人，毕竟他令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内战后首度获得了投票权。“在我眼里，你是纽约那些鸽子中的一只，”老总统对他有温和的印象。

　　1993年，64岁的艾歇尔退休，卸下近20项头衔。昔日那衣著考究、弹得一手好巴赫的老派美国犹太人终于有时间与儿孙辈一同在花园里除除草，修修篱笆，种种西红柿，太太在一旁甜甜看他理园艺如编书般专注。此后他又多少不甘寂寞，带着书的余醉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艾伦·艾歇尔图书”（Aaron Asher Books），隶属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旗下。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艾歇尔留下长岛书香琴韵，和半部纽约文学出版史。

与2008年相继离开的电影导演们相比，54岁的英国导演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显得那么年轻。他应能指望更长远更辉煌的导演生涯。

3月18日，在接受完颈部癌症手术一周后，明格拉因大出血不幸于伦敦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身故。

与他合作过的明星、制片人们纷纷表示震惊和哀悼，英国首相布朗也致辞高度评价：“他是英国最具创造性的天才之一，我们最优秀的编剧与导演队伍中的一员，是英国电影工业的战士，亦是文学和戏剧领域的行家。”

在他的创作年表上，位列他导演名下的电影寥寥六部而已，其中半数却声名显赫：《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冷山》（Cold Mountain）。尤其《英国病人》获得当年奥斯卡12项提名，摘取9项大奖，而这只是他的第三部导演作品。

明格拉显然还难与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等大师们比肩，但他至少是英国导演中负载厚望的人选。他擅长运用对文学的优雅品味和熟练的视觉语言，制造出看似庞大、奢华又不乏柔情、细腻的影像，以表达他深深着迷的主题：历史、时代与个人命运的紧密交织，单个个体被逼到无路可退时的挣扎与爆发。

从他已经呈现给世人的作品来看，不难期望，假以时日，他将在电影事业上创造出更大的成就。然而，一切戛然而止。我们的期望不得不突然扭转为怀念，并喟然回溯他刚刚历经半个世纪的人生。

1954年，安东尼·明格拉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地区，父母都带有意大利血统，坐拥当地著名的冰淇淋工厂。父母的商业头脑，明格拉并未继承，年少时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明星，并在两个乐队做键盘手。

中学时期，英文老师普里查德（Gareth Pritchard）指导他参加了校内的戏剧表演，他对戏剧的热情自此点燃。若干年后，第一次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明格拉激动地感谢了这位启明之师。普里查德老师于本月早些时候去世。

明格拉毕业并任教于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戏剧系，后来转入电视行业，从最卑微的助理开始。到198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BBC知名的电视编剧。
明格拉的导演处女作诞生于1990年，《真实地，疯狂地，深刻地》（Truly, Madly, Deeply），由他自己编剧。最早这部片子是为BBC拍摄的电视电影，后来在影院公映。这部电影给明格拉带来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BAFTA）颁发的最佳原创剧本奖，鹊起的声名为他日后的电影事业铺开坦途。

第二部作品《红娘先生》（Mr. Wonderful）被舆论称为“蓝领阶层的罗曼蒂克”以及“英国版《人鬼情未了》（Ghost）”，不过风头都被后一部作品盖过。

1996年《英国病人》，1999年《天才雷普利》，2003年《冷山》，明格拉愈发一帆风顺，三部影片都改编自知名小说家的作品，无一不是大明星大制作。三部影片共获得24项奥斯卡提名，明格拉向观众和行家们都交出满意的答卷。

2006年，明格拉重新着目于原创剧本，电影《解构人生》（Breaking And Entering）将关注点扭转到人们更熟悉的城市生活，把一贯喜爱的大时代大背景统统刨除，沉稳地透视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也许，他已在路上，向更成熟的作品迈进。

入行近二十年，明格拉统共仅拿出六部作品，主要原因是，他对导演工作并不专心：他不断从事着各种电视编剧、导演工作，爱写小说，曾在英国大选时为布莱尔和布朗拍过宣传片，最近一两年甚至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导演了歌剧《蝴蝶夫人》——竟然也大受称赞。

用“博而不精”来形容安东尼·明格拉也许有些苛刻，事实上他在每个艺术门类都有上乘表现，但遗憾的是，年月无情，离伟大或经典总是差着几分。

　　“日本影坛四骑士”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1996年小林正树撒手人寰，1998年黑泽明和木下惠介相继离开，剩下市川崑一个人，硬是撑到 92岁高龄，拍完人生第 88部片子，才于 2008年 2月 13日安心离去。他的一生称得上无憾了。

　　市川崑的死讯传出，最伤心的人当数岩井俊二。2006年，后者刚刚拿出一部纪录片《市川崑物语》（The Kon Ichikawa Story），以自己崇拜者的视角，追溯市川崑少时学习绘画一直至今的人生轨迹。

　　影片开篇是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影迷，如果有人问我，谁的电影我看过的最多？我会肯定地回答是市川崑。——三岛由纪夫”一句话点出市川崑电影的最大特色：改编名家名著居多，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气息和美学风格，于文人有莫大的吸引力。

　　父亲早逝，市川崑承母亲和姐姐们养育，因而性格里多有女性的柔情。幼年曾在打棒球时被球击中腰部，被误诊为脊椎炎。二战爆发后，在东京拍电影的市川崑两次被征兵令召回家乡广岛，但都因为这次误诊结果没有入伍。也许，拍电影就是他一生的使命。

　　年轻时市川崑本打算做动画片的，因为初看迪斯尼的米老鼠电影，十分佩服人家能把绘画变成活动的影像，他便决定要做出日本的迪斯尼。

　　毕业后他如愿以偿进入了 J.O.摄影所动画片部门。当时在摄影所偶然遇到正在制作电影的导演山中贞雄，市川崑对他的故事长片赞叹不已，并将能制作出同山中贞雄一样的电影作为目标。

　　1940年代，J.O.摄影所被并入 P.C.L.公司和东宝电影发行公司，组成了东宝映画株式会社。市川崑转到东京工作，并结识了时任东宝公司翻译员的和田夏十，两人在市川崑完成处女作——木偶戏《娘道成寺》 Girl at Dojo Temple）——后（A结婚。

　　1949年，二人婚后第一年，和田夏十开始为市川崑撰写剧本，第一部作品是《人间模样》（Design of a Human Being）。

　　此后，和田夏十总计为丈夫撰写剧本 34部，而这段时间也毫无疑问成了市川崑导演事业最辉煌的时期——“市川崑的和田夏十时代”，特指 1950年到 1965年二人合作的时期。

　　和田夏十擅长改编剧本，这段时间二人把大量自名家名篇搬上银幕，包括夏目漱石的《心》（The Heart）、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影片名为《炎上》），谷崎润一郎的《键》（The Key），大冈升平的《野火》（Fires on the Plain）等。

　　几乎每年，市川崑都有作品入选“风向标”——《电影旬报》年度电影十佳。也是在这一阶段，市川崑逐渐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在三大电影节上都获得重要奖项，如具有反战思想的《野火》《缅、甸的竖琴》 The Burmese Harp）等影片。（ 1965年，和田夏十参与撰写《东京的奥林匹克》（Tokyo Olympiad），这是部革命性的体育纪录片，它关注的更多是人性而非体育。故事描述了一位来自乍得的非洲选手与其他参赛者之间的隔阂。令人揪心的跨国竞赛为这部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却不令人厌倦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尾。这部影片获得当年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大佳片第二位。但是由于这部影片中没有表现日本运动员，最终被政府勒令修改。和田夏十自此停止了编剧工作，理由是“不喜欢新的电影语法和处理素材的方法；当今的电影再也没有灵魂了，没人再会严肃地对待人与人的爱心。”直到 1983年，停笔已久的她为市川崑一直想拍的一个剧本写了结尾，那部电影就是著名的《细雪》（The Makioka Sisters），改编自谷崎润一郎原著的经典唯美之作。两个月后，和田夏十因病去世。

　　二人多年来工作十分亲密，共享各种想法，以至于即便和田夏十离开，市川崑的作品中还是带着明显的妻子的特色。一般来说，人们普遍倾向将其电影中黑色幽默的元素归于市川崑，因为在 1965年之后的电影作品中仍然保留着这种特色——尽管和田夏十本人也有反讽的一面，这在她个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而把早期作品中对于人性和命运的关注归结于和田夏十，这也是市川崑作品中的一贯主题。

　　但是总体来看，评论家们都同意市川崑在和田夏十退出后的作品质量明显下滑。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包括，电视行业冲击带来的整个日本电影产业的倒退。客观地看，在这个时期，即便“四骑士”也不怎么景气，相比之下，市川崑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1976年，他凭借侦探电影《犬神家族》（The Inugamis）迅速挽回人气。

　　说起来，市川崑对于侦探电影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在 1970年代中期，他完成了横沟正史的《金田一耕助》（Kindaichi Kousuke）系列，以绚烂的画面，紧凑的剧情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还常常在自己担任编剧时署名“克里斯蒂”，透露出对侦探题材的兴趣。《犬神家族》正是《金田一耕助》系列中的一部， 2006年市川崑在三十周年纪念时启用明星阵容重拍这部作品，获得东京影展最大奖项樱花奖和黑泽明奖奖金十万美金，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很难简单概括或评价他一生的八十多部作品，不过这其中确有共同的特色：带有黑暗色彩、疏离气质，又不时被人性的、爱的火花点缀着。

　　从这些特征来看，他的追随者岩井俊二的电影风格与之有很大差别，即便岩井本人，也迟迟未能察觉出市川对自己的潜移默化。直到岩井为拍纪录片第一次与市川见面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我面前这个男人，是我的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只是到现在才遇到了他。”两个人相谈甚欢，一起讨论关于逆光的应用等电影技法。他们还谈到一些影坛趣事，比如市川崑回忆到，好色的名作家太宰治在他的小说《佳日》被导演青柳信雄改拍成《四次结婚》（1944）时，每晚都想潜入女演员的房间，身为助导的市川崑每次都要阻拦他说：“太宰治先生，您不能这样乱来！” 2000年市川崑拍摄了电影《放荡的平太》（Dora-heita），影片的剧本是由“四骑士”早年共同创作的，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拍摄。等到时机成熟，却已只剩他一人还在人世了。

　　他的长寿是家族遗传，母亲和姐姐分别活到了 90岁和 103岁。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时候，市川家有 8人住在爆炸中心附近，但他们逃到了附近的山顶，全部平安无事。几乎随时随地，市川崑都在叼着烟。老头说，他们是连原子弹都杀不死的一家人，抽点烟算什么呢？没准儿如今他的逝去，是因为完成了在尘世的使命。所以观众不必特别悲伤，电影曾因他的存在而美丽。

　　澳大利亚男演员希斯·莱杰（Heath Ledger）的离世如此突然，让人不禁相信一个人的名字确实会影响他的命运——希斯·莱杰的全名是希斯克里夫·安德鲁·莱杰（Heathcliff Andrew Ledger），取自英国名著《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里面男主人公的名字。

　　小说里的希斯克里夫是一个自我毁灭性的悲剧人物，正如 1月 22日那则让人惊诧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3点半，希斯的尸体被管家发现，身边是散落的安眠药片。

　　顺便插一句，希斯还有一个妹妹叫做凯瑟琳，正是《呼啸山庄》女主人公的名字。这足以证明希斯与文学人物重名并非巧合，大概是他们的父母太热爱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的这部小说了，甚至并未在意两个名字背后的悲剧意味。

　　希斯·莱杰的过早离世让人扼腕，尤其，在这奥斯卡盛宴即将开幕的时刻。在三年前的相近时刻，希斯·莱杰正走在第78届奥斯卡的红毯上，他因电影《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在大众认可方面，这算得上他短暂一生里的巅峰时刻。

　　在这部电影里，希斯·莱杰扮演牛仔埃尼斯（Ennis），与同伴杰克发生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片尾埃尼斯紧紧拥着杰克的衣服深呼吸的情景，打动了无数观众的柔软心灵。

　　这一幕，《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曾形容：“希斯·莱杰的表演是一个奇迹。他看起来像是将自己的内心撕裂了开来，不仅仅知道埃尼斯如何移动、说话、倾听，甚至知道他如何呼吸。看他嗅着杰克牛仔服中自己衬衫的味道，如同在心中衡量着永失所爱的万分痛楚。

　　”在以他为首的演员们精湛的演出之下，《断背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空前的成功。当它落选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时，甚至有众多影迷自发为其募款六千五百美元，在美国大小多个媒体上刊登对影片的致谢广告。

　　与此同时，它引发的社会讨论也颇有意味，热烈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部华人导演的作品。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是同性恋是否能被接受以及被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具体到影片传播上，就是是否放映和是否删节的问题。

　　欧美世界几乎一律放映足本，但也有瞩目的例外，比如 NBA大联盟犹他爵士队（Utah Jazz）的老板拉里·米勒（Larry Miller），就在自己拥有的影院中将此片撤了下来，原因是他在了解了剧情之后认为这是违反主流精神的。莱杰本人甚至被视为同性恋的象征，受到恐同人士的攻击，即使身故后，亦未能消停，例如极端反对同性恋的魏斯特布洛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正策划在葬礼上以“上帝憎恨同性恋和支持同性恋的人”“莱杰下地狱”等口号泄愤。

　　、在华语地区，“断背”迅速成为对男同性恋的流行称呼。但它其实仅得以在港台放映。未实行电影分级制的中国大陆以“不适合年龄小的观众观看”为由拒绝了公映，民间猜测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官方反对同性恋的态度。有趣的是，尽管如此，宣传部门允许电视、电台及纸媒热烈讨论，并一致赞同李安是极其优秀的华人导演。

　　到了中东地区，放映与否甚至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在大部分中东地区，同性恋是非法行为，即便在少数认为同性恋合法的国度里，这种性取向也被视为违背宗教教义的禁忌。整个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放映了足本《断背山》；黎巴嫩放映了官方删节版，它也是阿拉伯国家里唯一一个引进此片的；态度激烈的如阿联酋，干脆将此列为禁片。

　　其次，在同性恋已被接受的国家里，影片又引起另一个层面的讨论。由于这部电影从宣传到报道几乎一致被称为“男同牛仔电影”（gay cowboy movie），引起很多同性恋人士或研究者的不满。因为这两个主角究竟是同性恋、双性恋、异性恋，还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有评论称：两个主角在片中与男人女人都有性需求和浪漫生活，为什么不正视这一点，称呼他们“双性恋”？这显现出的是对双性恋群体的有意忽视，和主流人群乃至同性恋人群里对双性恋的恐惧。这是令人悲观的事实。

　　对此，希斯·莱杰也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发表看法：“我觉得埃尼斯不应该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如果他不是遇到了杰克，也许他一生都不会出柜……这个片子的重点是，两个孤独的灵魂爱上了彼此。

　　”那时他对电影的精准理解得到了导演李安的赞赏，而三年后的今天，李安被他离世的噩耗打击得说不出话来。包括李安在内，所有与希斯合作过的导演几乎都认为他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好演员，人们对他抱有更高的期望。

　　新一年中，《蝙蝠侠前传 2》（The Dark Knight）中的惊艳小丑，《我不在场》（I’m Not There）里不羁的“鲍勃·迪伦”（Bob Dylan），也许本可以为他带来更高的事业成就。可惜一切到此为止，“澳洲阳光”惊鸿一现，牛仔的爱情在世间余音袅袅。

　　1月11日，新西兰探险家艾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lary）因心脏衰竭在奥克兰市立医院去世，享年 88岁。他是人类史上首次成功登上珠峰顶端的“双雄”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夏尔巴人向导：丹增·诺尔盖（Tenzing Norgay）。

　　1953年 5月 29日，时为英国远征探险团成员的希拉里与向导丹增成功登顶。在距离顶端一步之遥时，希拉里开口说：“这是你的土地，你先上。”丹增成为真正意义上第一个踏上珠顶的人，希拉里为他拍照留念。丹增不会用相机，因此希拉里自己未留下在珠顶的影像。

　　“我并不很激动，也没有兴奋地到处跳跃。但是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感，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几十年后，希拉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

　　下山的时候，希拉里遇到迎接他们的队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征服了这家伙！（We kocked the bastard off!）”登顶胜利的消息传至英国时，正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之日。希拉里为英联邦增光的行为与大无畏的勇气，为他赢得了代表骑士爵位的不列颠帝国勋章。此后，他陆续获得了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其他勋章，头像还被印在新西兰 5元纸币上——这是新西兰首个获此殊荣的在世者。

　　事实上，登顶成功与加冕礼的日期如此接近并非偶然，而是英方早已计划好的。由于珠峰的最佳攀登位置在北坡，属于中国管辖范围内，因而尼泊尔政府每年都限制探险队数额，当时一年只允许一个探险队攀登。各国都想争取早日登顶，正如一位登山家所言：“没人会记得第二个登上珠峰的人是谁。”那时，法国已登记在 1954年，瑞士登记在 1955年，英国为争取首个登顶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甚至曾因此更换了敦促不力的领队。历史证明，英国远征团确实选对了时机，在他们登顶之际，全球 14座海拔逾 8000米的山峰里只有安纳普尔纳峰被攀登过。仅仅五周之后，全球第九高峰南迦巴瓦峰就被征服，而自此之后的十年里，只剩下禁止外国人攀登的希夏邦玛峰无人涉足。

　　艾德蒙·希拉里的壮举促使更多人去挑战珠峰，1970年代起甚至成为一种潮流。上千双登山靴躺在路边，绳索和帐篷四处皆是，铝梯竖满在斜坡的冰缝里。21世纪初尼泊尔政府曾派专人上山清理，据说清理出 100吨以上的垃圾。夫妻登顶、兄弟/姐妹登顶，甚至盲人登顶陆续出现，在中国，花 20万人民币就可以有导游带你实现登顶愿望。

　　“这让人觉得悲哀。”希拉里生前不止一次直言不讳对此的批评。他认为，攀登珠穆朗玛是登山家们单纯的自我挑战，是对大自然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但当人们潮水般流向珠峰，甚至变出各种花样时，登山就成了他们出名的工具。

　　“我觉得他们没办法获得我们那时候登顶的成功感和喜悦，因为我们面对的挑战比这些后来人们大得多。”希拉里对媒体说。

　　就他自己而言，在 1953年之后，他再也没有返回过珠峰，而是不断发起新的人生挑战。他攀登了喜马拉雅山系的另外十座山峰；他带着队员们逆恒河而上探寻源头；他还随探险队到过南极大陆与北冰洋，成为第一个足迹遍及世界三极的人。他的一生从未停下脚步，甚至去年一月，87岁的他还前往南极参加斯科特基地建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然而，为他带来最大骄傲的是，他毕生都在从事帮助喜马拉雅山区改善生活的慈善事业。他以自己的名声在全球为夏尔巴地区募捐，建立了许多间学校、医院，并且几乎每年夏天都亲自到当地工作，与工人们一起砌墙、运水泥。2003年，在纪念登顶五十周年之际，尼泊尔政府颁给希拉里荣誉公民称号，这是尼泊尔首次颁发此项荣誉给外国人。

　　希拉里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作为探险家，他也一直拥有同行们艳羡的幸运。他多次经历危机情况却安然无恙，最让人不知如何解释的是，1979年 2月起，他开始担任新西兰航空 901号班机的解说员，这是一班定期带乘客前往南极洲观光的航班，每班均有经验丰富的南极导游随员飞行。爱德蒙一直解说了 13班，唯有当年 11月 28日，他有事在身，导游由朋友兼登山伙伴彼得·马格鲁（Peter Mulgrew）顶替。而这一天，航班撞上南极洲的火山，全机 247人无一生还。

　　希拉里后来娶了马格鲁的遗孀，他自己的前妻在一次探望他的航班中与女儿一起遭遇了空难，双双身亡。好在那次他的儿子彼得当时没有随行，后来他也成为登山家，曾成功登上珠峰，同伴是父亲的夏尔巴向导丹增的儿子。

　　也许真的是上帝保佑，这个探险家与慈善家中的英雄健康地活到 88岁，在兜转了大半个地球后，于自己的祖国寿终正寝。他的家人说，希拉里死前很平静。

　　希拉里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新西兰全国降半旗致哀，尼泊尔也出现了大型的悼念活动。一位喜马拉雅山区的居民说：“我将为他燃起油灯，日日为他转世为人而祈祷。”

　　如果他的私生活不是那么声名狼藉，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美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将更加显赫。他的人生比他笔下的人物还具有戏剧性：六次婚姻，九个儿女，其中一次婚姻只维持了一天，为的是给私生女一个合法的身份。他甚至拿削铅笔刀捅进第二任妻子的小腹，在一个他喝得酩酊大醉的通宵聚会上。

　　然而，正如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评论家史科洛夫（Raymond Sokolov）在 1968年评论的那样：最终，仍是作品评判一切。

　　两次普利策文学奖，一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在 2005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的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无论他四十几部作品里有多少仍备受争议，诺曼·梅勒在文坛的地位稳如泰山。

　　另一方面，对于二战以后的美国文化的影响，几乎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超过梅勒：从参加二战到反对越南战争，从嬉皮士运动兴起到新新闻主义的倡导，梅勒身上集中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文化的重要纪录。

　　因此 11月 10日，84岁的梅勒在曼哈顿的家中因急性肾衰竭去世，悲悼者众。美国女作家琼·迪迪恩（Joan Didion）闻讯后赞扬诺曼是“美国伟大的良心”，法国总统萨科齐则表示，这是“美国文学巨人的陨落”。

　　这位文学巨人于 1923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父亲从事会计工作，母亲做石油方面的生意为家庭带来更多财富。16岁时梅勒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航天工程学。大学第一年他就发现自己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从阅读福克纳开始，沉浸不可自拔。至毕业，他已有短篇小说引起出版商的注意。

　　1944年，毕业一年的梅勒决定参军，并很快奔赴菲律宾战场。战事不久趋于平静，与普通步兵共同生活的经历却给了他难以忘怀的感触。1948年，年仅 25的梅勒出版了以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由描写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关系写出美国社会的缩影。他一举成名，甚至被誉为“未来的海明威”。

　　过早成名对诺曼·梅勒来说很难判定是好是坏。他从此得到了更多的个人资源，发表评论、创立报纸、乃至始终站在文化前沿都变得轻而易举，但如日中天的声名也将他与普通生活隔离，不但难以寻得灵感，更将他的公共形象固化为大众文化消费品制造者。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自己悄悄变成了一个叫诺曼·梅勒的人的秘书，如果你想见他，先要来见我。”年轻的梅勒显然难以集中精力创作，此后的几部长篇，他都得到批评家们毫不吝惜的严厉批评。1955年，梅勒转而与人合作创办了主要在纽约发行的报纸《村声》（The Village Voice），如今美国的权威文化刊物之一。

　　接下来的几年里，失去创作小说信心的梅勒在反传统文化的思潮中获得巨大的声名。

　　1957年，他在散文《白色黑鬼》（The White Negro）中定义嬉皮士（“hip”）为美国战后的“存在主义者”，而性高潮则是这些“垮掉的一代”追寻生命意义的捷径。

　　他鼓励美国青年去尝试无尽的可能，对抗美国的集权文化。这使他与凯鲁雅克（Jack Kerouac）、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一样成为“垮掉的一代”中的精神偶像。1960到 70年代的摇滚、性解放、毒品等的流行，更与之不无干系。

　　1960年代，梅勒又转而开始了新闻报道工作。他与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琼·迪迪恩（Joan Didion）、汤姆·乌尔夫（Tom Wolfe）等人共同发起“新新闻运动”，倡导用将虚构、客观记叙、主观评论混于一体的自由风格的报道形式打破传统新闻报道的模式。梅勒的新闻报道得到很高的评价，曾报道过 1967年 10月在华盛顿的反战抗议（他参加了抗议并因此入狱），连续六届的美国总统竞选，以及美国的登月计划。他的作品批评美国的权力结构造成了集权，得到很高评价。

　　运用这种主客观掺杂的新闻手法，梅勒以描写五角大楼反战游行的《夜幕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和描写死刑犯人生轨迹的《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分别获得 1968年和 1980年的普利策奖文学类奖项。1999年，在纽约大学“20世纪中 100个最佳新闻范例”的调查中，《夜幕大军》排名第 19位。

　　梅勒曾表示一生的目标就是创作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回顾他的四十几部作品，他描写过古埃及、拳王阿里、梦露、希特勒，甚至上帝——去世前一个月，他刚出版了一本政论文集《关于上帝》（On God）。且不论他的理想有无实现，他确实如他所信奉的“把写作看作英雄般的事业”，即使身在病榻也未曾放弃。

　　写作之外，梅勒的生活与他的时代一样狂躁。他曾两度竞选纽约市长，竞选纲领包括让纽约市独立为美国第 51个州，以及安排监狱里的囚犯到中央公园进行决斗；他曾四处游说让当局假释一名被判有罪的作家杰克·艾博（Jack Abbott），此人出狱后第六周就在酒吧杀死了一位年轻剧作家；在导演电影《梅德斯通》（Maidstone）时，这嗜好拳击的硬汉将一位男演员打得下巴脱落，在另一场混战中，又把另一名男演员的耳朵咬破了。

　　梅勒的一生贴满了标签：小说家、记者、文学批评家、诗人、政客、导演、社会活动家、“运动”迷。在他的历任妻子口中，他又是酒鬼、瘾君子、花心萝卜……他的生活从来不曾寂寞，即使辞世之后，还有无数人在为他种种成就与恶行如何定论争吵不休。

　　今年年初小说《森林城堡》（The Castle in the Forest）出版前，诺曼·梅勒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认为小说正走在消亡的路上，但我同时认为自己的职业自然显得比别人的重要，所以我深信，世界会因此遭受损失。”世界的确遭受了损失，至少，少了这个好斗的老人，将变得安静寂寞。

　　二战期间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美国空军机长保罗•蒂贝茨（Paul Tibbets）于 11月 1日因病去世，享年 92岁。他一生中极具转折意义的那几分钟，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最著名的两难。

　　1945年 8月 5日，岁的保罗•蒂贝茨在自己驾驶的 B-29轰炸机机身上刷上母亲“艾诺 30拉•盖伊”（Enola Gay）的名字，此时身在迈阿密的艾诺拉•盖伊完全不知，十几小时候她的名字将作为轰炸机名字被郑重地载入史册。

　　翌日上午两点二十五分，蒂贝茨驾驶着这架轰炸机于太平洋上的天宁岛（Tinian）出发，飞往广岛。此前的三十多个小时他一直因这个即将杀死数万人的任务无法安睡。当地时间八点十五分，重达 5吨、代号“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投向大地，庞大的蘑菇云腾起久久不能散去，大约 14万生命瞬间于云雾中消散。

　　许多年后蒂贝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此形容过当时所见情形：“仿佛有人在沙盘上建起一个城市，又用手迅速把它迅速抹平……现在我们仍然难以相信那天看到的情景。”广岛轰炸标志着二战结束的开端。8月 9日，另一组美国飞行员在日本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胖子”（Fat Man），造成至少 4万人当场死亡。几天后，日本投降，二战结束。

　　经历且亲手完成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幸运也是不幸，蒂贝茨的后半生永远与这件被指派的任务相纠缠，他不断受军人及家属感谢、赞扬，也不断被反核分子指责、辱骂。“我只能说我被分派了任务而且不带私人情绪地完成了，直到今天想法也一样。”1970年，蒂贝茨接受迈阿密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要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这么做，因为它营救的生命远远超出它夺取的。”为历史所选择的蒂贝茨于 1915年在美国伊利诺州昆西出生，平常的小康家庭，父亲在当地做批发商，后来举家迁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度过大半童年。12岁时，他在一场小型广告活动中第一次接触飞行，从此便痴迷于此。

　　长大后蒂贝茨入读盖佛罗里达大学，学习医药，但 12岁时那个飞行的梦想，他始终丢不下，终于在毕业后违逆父母意愿，报名参加了空军。那是在 1937年，他 22岁。第二年他便因几次出色的飞行任务被任命为少尉，并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轰炸机飞行员之一。

　　1942年 8月 17日，他率领第一批 B-17轰炸机参与第八空军在欧洲的轰炸行动；后来又在地中海战区参与战斗，直至返回美国试飞 B-29超级堡垒轰炸机。1966年身为将军的蒂贝茨退役。之后，他曾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国际租机服务公司工作，不甘“荣休”的寂寞，他两度重返机舱。

　　战后的橄榄枝生根发芽，蒂贝茨却永远与投掷原子弹这一使命难分难解，不论赞誉抑或毁谤。1976年，他在得克萨斯州哈灵顿市（Harlingen）的航空展上重演了模拟的投掷过程，遭到无数谴责。他解释说这个展示“无意伤害任何人”，然而面对日本国民的群情激昂，美国政府不得不发表正式的道歉声明。

　　“使用原子弹武器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对此毫不后悔。”2005年，在纪念二战原子弹爆炸 60周年的活动上，当时幸存的“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上的三名机组人员都表示，“从未因此而失眠。”然而蒂贝茨去世后，他的好友盖瑞•纽豪斯（Gerry Newhouse）表示，蒂贝茨生前希望去世后不举行丧礼，也不安放墓碑，因为他担心那些反对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人士会把墓地变成一个反核示威的场所。

　　一再声称绝不后悔，一手毁灭十几万生灵的人，原也难得内心平静，到临走还担心着后人无法谅解。凡人之躯承受着人类历史最大的两难。就如“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虽有盛名遗世，却终生难逃“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的良心追究，直至闭目离世，魂灵终难安宁。

　　10月 23日，马来西亚第三大富豪林梧桐在当地的梳邦再也医药中心逝世，享年 90岁。他去世后，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Abdullah Badawi）亲自去其宅邸慰问，盖棺论定林梧桐是“一名伟大的马来西亚公民，他的去世对国家和社会都是巨大损失。”在今年 3月的《福布斯》（Forbes）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林梧桐位列第 204位，总资产约 333亿港元。

　　他的成就之一，是在原本人迹罕至的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上独立创办了“云顶集团”，使之成为年均接待游人超过 1200万人次的世界级乐园。1997年，马来西亚政府曾授予林梧桐“特别旅游奖”，以表彰他对马来西亚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做出的贡献。

　　然而，林梧桐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亚洲四大赌王之一，与叶汉、何鸿燊、田乐园齐名。据说，林梧桐在赌业上精明的经营手段是与生俱来的。1918年他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安溪时，嗜赌成性的父亲正在赌场，接生婆跑去问他给新生儿子起什么名字，他举着麻将大喝一声：“五通”。接生婆回去便说，孩子的名字叫“林五通”。后来林梧桐发迹，才改成“林梧桐”。

　　传言未足为信，但林梧桐在赌业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云顶集团是马来西亚唯一合法的赌场所在地，亚洲闻名。著名的丽星邮轮赌船队也是其资产，主要靠邮轮上的赌场作为揽客的重要手段，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邮轮公司。

　　不过，马来西亚长期禁赌，在那里开赌无法像在澳门一样得到官方的赞誉。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拥有众多伊斯兰教徒，他们反对参与赌博，因而即使实在本地的云顶高原，政府也禁止本国居民参赌，只能接待外国游客，并且禁止媒体为赌场做广告。

　　这也是林梧桐热心于跨国发展赌业的原因。在马来西亚，他也更多以建筑地产商的名义出现，谨慎地与赌王的名号拉开距离。

　　他更多的资产与名声，经由其他身份而来：建筑、地产、旅游、酒店、慈善……乃至于葬礼上，花圈多到要分区，“赌业区”用来放置包括何鸿燊在内的世界各地赌业巨子们送来的花圈，“部长区”放当地财政部、国安部、交通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送的花圈，“中国干部区”的花圈则为福建省长、中共安溪县委员会等中国部门所赠。

　　这一点与韩国的“赌神”田乐园非常相似。韩国长期禁赌，但为了发展经济，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希望开设只面向外国人的赌场。田乐园与韩国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及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开设了韩国历史上第一家挂牌的赌场。之后，田乐园的赌场生意陆续扩展到韩国各大城市，全韩国的赌博业都被他牢牢控制在手里。

　　相比之下，在澳门这个以博彩业为主要支柱的地方，叶汉、何鸿燊的发迹显得更为容易，他们从小处发展，到 1961年一起成功投得澳门博彩业专营权后，一发不可收拾。叶汉因业务受排挤，逐渐往个人豪赌方向发展，曾有在拉斯维加斯一夜赢回 300多万美元的记录，成为名副其实的“赌王”；何鸿燊则致力于赌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澳门首富，其旗下所有产业总收益达到澳门 GDP的三分之一。

　　只是，四大赌王龙争虎斗的岁月已然画上句号。1997年，叶汉辞世；2004年，田乐园辞世；如今，林梧桐也撒手人寰。曾经叱咤风云的亚洲赌王们只剩下 86岁的何鸿燊一人，好不孤单。

　　10月 2日，著名建筑评论家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因肺癌在曼哈顿去世，年仅 59岁。《纽约时报》他以上长达 12年的建筑评论闻名，被称为继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之后最优秀的建筑评论家。

　　1947年，马斯卡姆出生于费城的一个商人家庭，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了两年就主动退学，到纽约成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工作室的正式成员。波普文化浸润在他的青春时代，给了他 1960年代永不褪色的恣意不羁。之后马斯卡姆进入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学习建筑，后来又去伦敦进修建筑史和建筑理论。

　　马斯卡姆评论的最大特色在于，艺术色彩和主观感觉浓郁。他最擅长把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不拘一格的联想和想象表达自己对建筑的感受。比如，在 1977年对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进行评论时，他竟唤出了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鬼魂：“在首次参观之后，我回到旅馆写笔记。正是傍晚，小雨初滴。我稍作休息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个女子独自站在栅栏外的街道上。白色长裙曳地，珍珠手袋夺目万分……为什么没有一栋房子能拥有这样动人的瞬间？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刚从一栋迷人的建筑出来，它正是玛丽莲·梦露的再生化身。”他接着写道：“在我的印象里这栋房子和这个女星是何等的相似，她们都代表着美国式的自由……易动、流畅、具体、活泼、无畏、容光焕发，并像初生婴儿一样脆弱……”除了这样飘逸灵动的文字，马斯卡姆的文字也常变得具有破坏性，甚至任性、诡异到令读者发狂。以至于 2004年他离开《纽约时报》转而去做专职作家和专栏写手时，不少读者庆贺不已。

　　纽约的城市规划是马斯卡姆永恒的话题。他谴责纽约地标保存委员会与地产开发商们保持一致，使城市丧失了许多建造永恒建筑的机会。关于世贸遗址重建，他更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批评，嘲弄这个 1776英尺高的自由塔为“和平时期也显得蛊惑人心”的设计。

　　《时代》（The Times）的前执行主编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评价他说：“他的批评充满热情——对部分读者而言甚至过多。但正是这种热情点亮了他的文字和整个建筑界。”《纽约时报》则在他去世后评价说：“当现代派与后现代派反复的战争不得不让步于多元化潮流时，他抓住契机将建筑界带入大众关注的领域。”建筑批评在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大众的关注视野，相对而言，艺术甚至较为边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划受人瞩目是一种必然趋势。发达国家有很多专职的建筑批评家，他们往往与建筑行业保持一定距离，以求做出公允独立的评判。这些建筑批评在主流的大众媒体上广泛传播，常常能起到重要作用。就像马斯卡姆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通常建筑无法杀死建筑评论家，但反过来可以。”相比之下，中国的建筑批评不少是圈里人的自吹自捧，或是一味反洋或崇洋的呼声，只有少数如方振宁、张永和等个性化的建筑评论家支持着局面，但也很少能真正介入城市建设。倒是国外设计师的“实验性作品”在中国遍地开花，某种程度上有着以实体进行建筑批评的讽刺意味。

　　究其原因，一则中国城市化速度快、规模大，而多数学者的知识构成已经过时，难以准确作出评判；二则目前中国还较少有马斯卡姆这样将建筑理念“公共化”的人，将建筑批评从专业的圈子里拔出来。

　　马斯卡姆很少用缜密的理论和结构分析来点评建筑，但可能正是这种方式使建筑评论愈加被人们关注，令大众文化与建筑审美相接轨，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他的成就与带来的影响，或许对我们的建筑批评家们是个启发。

　　9月27日，缅甸仰光中心地区，日本东京APF图片新闻社摄影记者长井健司（Kenji Nagai）被缅甸军方枪杀，年仅50岁。

　　长井健司于9月25日进入缅甸，报道民众抗议政府油价上涨的大型示威游行。27日，他前往市中心地区的塔德尔旅馆（Tarder Hotel）附近拍摄，相隔不远就是仰光市中心著名的苏雷佛塔（Sule Pagoda）。这天游行局势恶化，军政府派出的安全部队在发出警告之后，开枪射击，导致 9人死亡，42人受伤。

　　长井健司是 9名死者中唯一的外籍人士，缅甸官方报道说，他是被当时的流弹击中致死的。幸而这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日本富士电视台在随后的报道中公布了当时的照片及视频，图像证明，长井健司是被一名缅甸军人推倒并射杀的。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媒体在早晚两次新闻中报道这一事件时对照片作了不同的处理。尽管它们来源于同一张照片，但在早间新闻展示的图片上，长井健司中第一枪倒地后，被缅甸军人继续正面射杀的场景被删剪掉了。

　　第一手照片殊为珍贵，电视台要展示也顺理承章，可是，为什么一开始却要选择裁剪，令长井的死因模糊不明？事实上，日本新闻媒体有避免公开死者图像的传统禁忌。电视台要展示长井被射杀的过程，显然经过一番思量：中枪倒地后的长井仍举着相机勉力拍摄凶手的面目，在生命的终点，摄影师的敬业让人油然钦佩。同时，破例展示长井被杀的全过程，也揭穿了缅甸军政府的谎言。

　　生于 1957年的长井健司生于四国岛爱媛县，东京经济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留学一年。回国后，做了相当久的兼职自由撰稿人，直到 1997年与 APF图片新闻社签约，他才成为正式的摄影记者。他从不怵于跑到中东地区等危险的地方：从开始当摄影师到去世的十年里，他的时间几乎都花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北朝鲜等地，致力于用相机表现战争残酷的本质。

　　“他相信自己要去那些没人愿意去的地方。”长井健司的同事回忆说，他用“无情”来形容这位前同事的工作状态。长井的父母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多年不曾回老家探视的儿子在几天前去了缅甸。

　　“国际社会不允许和平示威者被打死打伤。”消息传出后，美国国务卿赖斯对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说。高村正彦在华盛顿向媒体表示：“不排除采取迄今为止最为强硬的应对措施，我们将关注事态发展。”自 1989年日本政府承认缅甸军事政权开始，日本一直是缅甸的最大金主，企望通过长期的经济援助和投资促进缅甸发展。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仅 2005年度就提供了约 17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

　　然而，长井之死后，日本政府在是否对缅甸采取经济制裁问题上尚非常谨慎，仅表示要求缅甸政府查明事实。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日本援助的项目多半是人道方面，因此不能立即停止。

　　长井健司的死亡可能会成为日本对缅态度的转折点，至少，是外力上迫使日本进行慎重思考的契机，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桩残酷的意外意义重大。但对于个体生命而言，这是一位新闻记者生涯无奈的终结，是一个始终致力于控诉战争残酷的人给社会的最后一次警醒。长井健司是第一个死于这次缅甸游行示威活动中的新闻记者，但愿也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