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2日中午，上海维权人士、中国公民冯正虎乘坐日本航空JL791航班抵达浦东国际机场，直接在国保们的“护送”下，从VIP通道过关，顺利回到上海市内的家中。至此，冯以自身的健康、甚至生命为赌注，于日本成田国际机场展开的旨在讨回回国的合法权利的、长达92天的“抗战”终获“惨胜”。尽管此后，冯很可能会被置于另一种压力之下，面临新的迫害，但争取回国的一幕既已落幕，客观上便到了做小结的时候。

　　首先应该说，冯正虎的胜利，是其个人正确的斗争策略及将策略付诸实施的勇气和执着的结果，是通过Twitter等新技术手段推动舆论并赢得舆论支持的结果。诚然，在后者之中，也包含了日本媒体及社会舆论的一份支持。但毋庸讳言的是，日本作为好莱坞电影《机场客运站》（The Terminal）“东亚版”的舞台，本该有更加积极、投入的表现，以期发挥更大、更能动的影响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政府的应对显得被动、局促，捉襟见肘，错过了一次绝好的人权外交实战演习的机遇，再次强化了其在国际社会“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负面形象，诚可圈可点，可惜可叹。

　　冯正虎初期的斗争，相当艰难。不仅面临食物、饮水、洗澡等诸多生活层面的困难，更主要的是，“人在东京”，抗议日本海对面的大陆体制，时空阻隔，信息不畅，难以唤起舆论的关注。对日本来说，一个中国人，未及通关，虽然人在成田，但从法律上尚未进入日本国——好像一个无形的抗议者；而对中国来说，横竖不是发生在首都国际机场或浦东国际机场的抗议，只要未引起舆论的关注，就等于没发生。这种情况下，来自抗议现场的报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遗憾的是，日本媒体在事件初期的应对不甚积极，甚至可以说颇成问题。在抗议已然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关于事件的报道几乎未见诸日本的主流大报，遑论电视媒体。一般人会本能而善意地从各种现实条件限制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状况，诸如冯尚未通关，法律意义上并未进入日本；诸如现场位于成田机场一隅，媒体管道过于隔绝，等等。凡此种种，其实基本上是对日本媒体性格和冯正虎本人的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事实上，冯正虎早年留学日本，并曾在那里发展，在日本传媒、学界拥有一般华人所不及的广泛的人脉资源。据我所知，冯在东京时，曾不定期地出席由日本主流媒体记者和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组成的学习会活动，可以说日媒对他回国受阻的情况并不陌生。况且，成田机场内有常设的记者俱乐部，各大主流媒体均有记者在那里轮值，从事采访报道。只要媒体方面希望报道冯正虎事件的话，随时可以实现。然而，日媒在初期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

　　一方面，他们觉得该事件背景“复杂、特殊”，最好不要轻易染指，免得触怒中国政府；另一方面，对冯个人性格上的一些看法、成见，影响了他们对事态性质的判断。甚至有些媒体人认为，冯应该懂得妥协，不妨先退一步，入境日本后再做打算，这刚好与上海当局的盘算“不谋而合”。而与此同时，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一些敏感性事件，日媒则竖起耳朵，广泛扫描，大肆报道，诸如北京当局审判刘晓波事件、谷歌事件等等，不一而足。

　　这相当吊诡：一个高度发达的传媒大国，对发生在自己国门的人权侵害事件不加关注，却不惜越海绕道去关心大陆内地发生的各种维权案件——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新闻性”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新闻工作者的道义原则何以体现？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事件初期，一个中国人因回不了自己的国家，愤而选择异地（成田机场）抗议的事体缺乏“新闻性”，难引发轰动效应（Sensational Effect）。公平地说，任何国家的媒体都具有片面追求眼球效应的商业主义的“势利”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本质上的媚俗性（Kitsch）所决定的。但基于某种对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的近乎“工具论”的理解，把中国仅仅当做一种客观化的、纯然物化的对象，从而失去看待那个国家及其国民时目光中的热忱，不复怀抱刻骨铭心、感同身受的“痛感”，貌似“客观、中立、理性”，实则冷血、无良、价值沦丧，是新闻的庸俗化，学术的堕落。但不能不说，在日本传媒、学界的所谓“中国帮”（China School）之中，颇不乏如此之“酷”的存在。

　　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港台和欧美媒体的报道逐渐多起来之后，日本媒体才开始跟进。但在抗议活动进入第二个月时，基本上仍未见电视媒体报道。而此时，冯正虎本人在各地华人的帮助、支持（包括技术、设备支持）下，已熟练掌握了用手机发推（Twitter）的技术，follow其推特的follower迅速增至五六千名（回国前夕已达一万五千名左右）。代表因特网2.0时代技术成就的推特，即时直播来自成田现场的消息，瞬间传遍世界，发挥了超乎想象的威力，事实上超过了任何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也放大了冯正虎其人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感到被动——于是有了后来驻日使馆外交官亲赴成田机场探望“国家敌人”的戏剧性一幕。

　　冯正虎事件对中国来说，是人权事件，而对日本来说，则是主权事件。毕竟，一个国家的首都机场，被一名外国人长期“盘踞”，展开逾三个月之久的抗议示威的事态，应该说是前所未闻的。而在该事件上，日本全无半点责任。所以事件初期，傲慢的日本入国管理局官员对冯冷言相向，也真不难理解。按说，日方完全可以以该事件为由头跟中方大打人权外交牌，可实际上前者的应对却相当被动。尽管日内阁外务省、法务省的官员一直在水面下与中方交涉，但抗议活动持续了两个多月，都未见突破。直到今年1月20日，日执政民主党国会议员、众议院公选法改正特别委员长牧野圣修（Makino Seishu）一行亲赴成田机场探望冯正虎之后，局面才有所改观：中方终于坐不住了。随后，中国公安部驻日联络官和驻日使馆官员一周之内三次前往看望冯，并转达了上海市政府的口信。至此，冯正虎的回国之路才变得明朗起来。但虽说如此，假如没有除中国外满世界舆论的强大攻势，特别是推特网上直播效应的铺垫的话，很难说日本的人权外交会如此之快地奏效。因为新上台的日民主党政权，对北京基本上无牌可打。一个旁证是，去年12月23日，被称为“世纪审判”的刘晓波案一审开庭。在京城史上罕见的刺骨寒风中，十五个国家的外交官伫立于法庭大门外守候数小时，等待律师出来通报审判结果，而其中却没有日本外交官的身影。乃至连日本报纸都看不过去，纷纷质疑民主党政府的正义缺席。此事微妙地呈露了日本对华人权外交的界限。对此，中国人的失望事小，但随着两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换位”，日本不无长期置身于中国阴影下的危险。长此下去，于日本自身的“国益”未必有利，更与其拼命谋求的在21世纪实现所谓“普通国家”化的战略转型的方向相悖。而一个不能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践行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在邻国国民的眼中，难以称得上是达标的“民主国家”。

　　冯正虎事件，是发生于转型期中国的一个典型案例，其本质是国家违宪，侵犯公民人权。一介书生，仅仅因为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现代公民意识，参与了若干公民维权案例，便被当成“国家敌人”，不仅招来牢狱之灾，且有家不能回，只好拼聚个人有限的财力，甚至不惜以健康的代价奋起抗争。面对如此高成本的公民维权，家国情何以堪？退一万步说，即使经过调查，冯被认定是真正的“国家敌人”，那么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的持有者，回国的权利也不应该被褫夺。惟其是“国家敌人”，才理应招其回国，并以中国的国内法来治其罪，而不是“反体制流放”。从到目前为止披露的种种信息来看，该事件背后，不乏地方政府与中央、中国与日本等多重角力的错综矛盾背景，冯很可能只是某种牺牲。但放逐公民“乘桴浮于海”的做法，不仅是牺牲正义原则的公权力人权侵犯，更损害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是对近年来政府不懈打造的国家软实力的沉重打击——一个冯正虎事件，抵消了多少所孔子学院的投资！

　　因混合动力型新款轿车普锐斯（Prius）系列制动系统的设计缺陷问题，继去年召回美国市场的426万辆问题车辆之后，丰田公司在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召回的问题车辆已超过800万辆，涉及8款车型，超过了去年的销售总和。受事件影响，丰田公司蒙受巨额亏损，股价缩水四分之一。美国会连续召开两次听证会，运输部长发表谈话，对日本施压，问题已超越个别公司所引发的纯经济问题的界限，呈现向其它领域渗透的扩大效应。“日本制造”的形象，有可能遭受更广泛的质疑，甚至关系到整个日本制造业的名誉和前途。

　　被认为此番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普锐斯系列的自动制动控制系统（ABS，即Anti-lock brake system，主要起防止刹车时车体纵横向滑动的作用）的问题。随着投诉案例的增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陡增，丰田公司不得不承认在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召回问题车辆，无偿维修、改造。

　　众所周知，丰田汽车公司是代表日本工业最高水平的“优等生”、看板企业，是日本最富竞争力、最国际化的跨国公司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以低价政策打入美国市场，其卓越品质、优质服务、富于现代感的工业设计迅速博得了美国用户的青睐，得以站稳脚跟，行销欧美，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对扭转日本产品此前“质次价廉”的形象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技术、产品，它所创造的号称零库存模块化生产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已成为日本式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遗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管理具有相当的辐射效应。

　　随着发达国家消费者环境意识的提高，丰田公司很早就前瞻性地致力于混合动力车型（Hybrid Vehicle，HV）的研发，今天已俨然成为环保型机动车的工业标准。而普锐斯系列便是这种环保型混合动力乘用车中的看板产品。即使在被认为“最挑剔”的日本国内市场，也稳坐销售第一，甚至用户从交款订货到拿到车钥匙要等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如此车界“奇葩”缘何遭遇被大批召回的命运？其背后到底有哪些发生机制？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产业构造的变化。汽车制造业是最能代表全球化发展水平的产业，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过去10年，丰田在海外的生产链越拉越长，规模越铺越大，海外生产车辆从2000年的175万辆猛增至2007的430万辆。但凡事都有其限度，在生产规模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对那些海外生产基地，日本传统的品质管理难免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而成为质量隐患。

　　其次，汽车原本是机械工业的集大成产物。但近年来，随着IT业的发展，车载电子控制系统和软件技术的比重大大增加，这对制造商的技术和品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确保顺应信息时代的新型质量管理体系的行之有效，至关重要。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便是软件系统问题。

　　第三，丰田为提高竞争力，一再削减成本，甚至到了超出合理水平的残酷程度。日产汽车原本就经过最优化设计，减低成本的空间已然有限，但过快的生产规模扩张，致使成本居高不下，而要想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和竞争力，只有“强行瘦身”。据英国《金融时报》驻东京记者报道，去年底，丰田公司在其零部件供应商会议上表示，面向预期于2013年下线的新车型，公司为采购相关零部件而支付的成本将减少三成。而对仰仗丰田吃饭的下游零部件供应商来说，这是一个非达标不可的“硬指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有在不该节省的环节“开源节流”，最终成为系统风险分母的增量。

　　丰田的悲剧，在今天的日本并非孤案，且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其成因呈多重构造，殊难一概而论。但其中一个深层原因，仍然是产业构造问题：一方面是老龄少子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愈加深刻，但同时，制造业规模却基本未见缩小，过剩的制造能力亟待消化。于是，生产基地迁移海外，产业链拉长，管理成本和风险增加。而企业要保持国际竞争力，不得不忍痛削减成本。于是，能砍的砍；不能砍的，“创造条件也要砍”。从这种观察出发，此番丰田“召回门”事件也许仅仅是一个开始。

　　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小池晃1月27日出席记者会，就日本政府决定依据《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向发生大地震的海地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反对派遣武装的自卫队”。日共再次稍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009年8月30日的日本第45届众院选举，不啻是政治“变天”，政权更迭，朝野换位，政坛彻底洗牌。但如此沧桑巨变，却没能带来日本共产党在国会的跃进：日共在连续三届众院选举中始终维持9个议席；不仅如此，在2007年的参院选举中，席位反而有所减少（从4席减至3席）。与此同时，舆论及相关数据表明，伴随着经济萧条的持续，日共的人气在逐渐提升，从去年至今，党员人数净增1.3万人。至少从表面上看，党在规模上的发展态势与在国会的退潮倾向难以吻合。那么，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后，究竟到底有哪些深层逻辑，日共自身到底发生了哪些转型，其性质及前景又当如何呢？

　　日本共产党（Japanese Communist Party，JCP），在今天日本国会的多党政党格局中，是唯一创立于战前的历史最悠久的党，且始终拒绝更名，一脉相承，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党。关于党的成立宗旨，在1961年制定的日共纲领中如此写道：“日本共产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高涨中，在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影响下，继承了我国的进步和革命的传统，于1922年7月15日，由日本工人阶级的先锋而创立的。”起初，是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战前，由于建党的性质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日共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当时统治者在《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名义下的残酷镇压，党务活动基本处于地下状态，领导人或被逮捕、刑囚，或流亡海外。过酷的打压，使日共的政治活动一度完全中断，“转向”者比例之高，举世罕见。从地下浮出地表，以合法身份“社会复归”，在国民面前公然登场亮相，其实是战后的事情，且系拜美军对日民主化改造之所赐。

　　所以，战后初期，日共是不反美的。不仅不反美，应该说对美国充满感激与讴歌。1945年10月，系狱18载的日共前总书记德田球一在出狱前夕，便写下了《告人民书》：“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国占领军表达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截至目前为止，日共在国会共有16名议员（其中众院9名，参院7名），地方议员约3600名，作为小在野党，却是地方议会势力的第一大党，并有8名地方自治体首长。全国共有40万名党员，2.4万个支部，党的机关报《赤旗》的发行量达173万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共产党之一，日共在战后获得“合法化”的政治身份后，一边坚持国会斗争，一边自觉扮演了极左翼的政治角色。同时，受制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共运形势的发展，日共经历了数次大论战、大分裂和大转型：从主张武装夺权到和平革命论，从反对天皇制到基于反对修宪立场之上的天皇容忍论，从反对再武装到容忍现行的自卫队体制，从对中苏盲从到独立自主路线，日共已大大修正了建党之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政党的定位、使命，放弃了与之相匹配的过激斗争方式，转型为一个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以温和的形式谋求“民主联合政府”的左翼政党。

      日共现在的基本路线，是前总书记宫本显治在1961年“八大”时确立的。当时，经过长达三年的论战，宫本的“两阶段论”（先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行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占了上风，成为日共此后40年不变的基本路线。直到2004年的“二十三大”，“宫本路线”才被继任者不破哲三的“不破路线”所取代。但二者其实大同小异。

      那么，今天日共的理想与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按党纲的说法，是“旨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推进的努力，系21世纪新的世界史课题”。既然定位为“推进的努力”，那么目标的实现就必然是更远的目标，譬如在22世纪，甚至23世纪。

      理想如何另当别论，作为实现理想的路径和手段，日共现阶段所谋求的是“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而实行这种改革的主体则为“民主联合政府”。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日共与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二是这种民主联合政府并不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民主改革时期，也适用于“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说，日共已经以党纲的形式，在包括“未来社会”在内的所有发展阶段，排除了单独执政的可能性。这是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最大的分野，因为后者统统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接下来，民主联合政府到底要推行哪些具体改革呢？党纲提出了三个目标：一，在安保、外交领域，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军基地，谋求日本的非同盟、中立化；二，在经济领域，扼制大企业的强横，确立捍卫国民生活与权利的游戏规则；三，在宪法、民主主义领域，不容宪法“改恶”，使日本成为民主主义扎根而没有军国主义担忧的国度。凡此种种，基本上是“两阶段论”中第一阶段的目标，即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向的社会改革及其“负面遗产”，为日共带来了新的生机。社会贫困化问题的出现及扩大，不仅改变了日本曾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导致今天每三个人中，便有一名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格差社会”，而且极大改写了世道人心和流行文化。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普罗文学的再度流行，到马克思《资本论》新译本的热销，日本文化的流行色已然不是曾几何时大企业上班族们笔挺的灰色西装，而是“派遣”、“宅男”、“飞特族”、“食草族”。

      正如历史上共产主义信仰和运动的出现、做大总是与饥饿、贫困问题相伴而生一样，正是日本在21世纪初叶的社会转型凸显了日共的发展、壮大，党员人数和《赤旗》发行量的增量数据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但看一个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仅要参考其党员人数、机关报发行量等数据，更主要的，是要看其在国会的影响，说白了，就是选票：日共能否真正成为社会贫困层政治利益的代表，端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会的构成。

      如果从这种视角出发，对日共的政治资源整合能力做一番考察的话，结果相当失望：虽然基于种种原因，历史上也曾有过众院当选接近40席的辉煌，但近20年来的颓势却十分明显。90年代中期，又短暂呈现过20余席的“回光返照”，但其背后显然有冷战终结，另一个左翼中坚政党社会党的历史性败北，原来挺社会党的选票流向日共的因素。再加上参院的实绩，日共“退潮说”似不辨自明，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国会取得三位数的席位，重操“保（守）革（新）”政治话语以制衡政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日本政坛大洗牌的情况下，缘何“骨灰级”老党日共偏偏无法“咸鱼翻生”呢？这既与当今国际共运的普遍性颓势有关，也与日共自身的内因有关，而后者无疑是主要的。首先，在日本战后长达64年的漫长和平发展过程中，日共总是到了重要的历史拐点，才不得不放弃某些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而缺乏顺应历史潮流，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前瞻性地提出富于建设性和现实可操作性的宏观发展战略的能力，被认为不是一个可“与时共进”的政党；其次，受制于意识形态，日共的政治话语过于晦涩，诸如“科学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表述往往令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市民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国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革新政治，要从革新政治话语开始；第三，日共在战后初期策动了诸多诉诸暴力革命理念的行动，其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弭。尤其是其党内民主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包括早期内部派系斗争，动辄诉诸整肃清洗的残酷性，其干部人事制度的“从上至下”及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等等，不能不说与主流政治文化尚有距离。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正面的形象，如对黑金政治的绝缘（日政党中，只有日共始终拒绝接受国会拨款的政党交付金和任何形式的企业献金，其党务活动完全依赖党员的党费及个人捐款和机关刊物的发行收益）等，令国民觉得日共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普通”政党。

      对此，日共自身也有所自觉。加上近年来70后、80后等年轻“血液”的加入，其党文化的生态也在悄然发生某些改变，旨在改写日共在国民心目中的固定形象的所谓“形象工程”（Image Change）已成了从党的领导人到机关报的常用语、关键词。

      早在近20年前的“苏东波”时期，日共就已经从党章上删除了“社会主义”、“先锋党”等表述，连“革命”的措辞也绝少使用，而代之以“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等“与时俱进”的委婉表达。特别是今年8月众院大选之后，鉴于党的退潮倾向日益明朗化的现状，新一代领导人志位和夫提出“在新的情势下，我党的真正价值正在经历考验”，从而打出了“建设性在野党”的口号，以这种开放性的姿态谋求扩大与包括保守层在内的国民各阶层的沟通，以期吸纳、重建自民党政权崩溃后自身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一种从革命的反对党，到参与型的生活党的转型诉求越来越强烈。

      而日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脸”，尤其是能否胜任民主党及未来的两党时代，社民党也呈小党化后抗衡保守政治的“中道左翼”的角色，取决于这种转型之能否成功的因素甚大。
 

       当今世界，若论媒体社会的成熟度，当首推美、日。那么，美日两国的媒体究竟成熟到何种程度呢？简而言之，可以说到了“四大于二”的“烂熟”程度。何以有此反科学之一说呢？因为在西方社会，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独立于三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但在这两个国家，均发生过主流报刊，凭借手中的“第四种权力”，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和政府展开旷日持久的鏖战，最后硬是把深陷丑闻的国家元首（美前总统尼克松和日前首相田中角荣）拉下马的案例。前者令人想到在水门事件调查中《华盛顿邮报》女老板格雷厄姆及其手下的两名青年记者，后者则有时任《文艺春秋》政治记者、后成为日本当红名作家的立花隆。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再显赫的“权力”，也难逃商业之“看不见的手”的操纵，昔日的光荣与梦想，转眼间化作金融危机下的焦虑与挣扎。据统计，2008年度，美全国共有日报1408种，发行量减少了9%，广告收入减少了27%；日本新闻协会旗下共98家加盟的报纸、新闻社中，报纸发行量减少了2%，广告收入减少了24%；与美国每天4859万份的发行量相比，日本每天发行5149万份报纸，略多于美国。 

      虽同为媒体社会，美日两国报纸的定位、构成及运作方式却大相庭径。美国多地区性报纸（只有《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被认为是全国性报纸），而日本报纸的主流则为全国性和跨地区性报纸。从发行量上看，五大全国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加上三大跨地区性报纸（《东京新闻》、《北海道新闻》和《西日本新闻》），就占了六成多。 

      比较而言，日本报纸的精英化程度更高：不仅是文人办报，而且是记者经营，从编辑首脑到报业集团的管理高层，鲜有非记者出身者。譬如，发行量不仅冠日本之首，而且是全球第一的大报《读卖新闻》的社长渡边恒雄，就是从普通政治记者，一直干到报人的“最高境界”，对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全国性大报清一色是百年老店，多数在战前就拥有数架到十数架用于海外采访和快递菲林的社用飞机。战后，受惠于日式资本主义的成功，主流大报更是跨行业多种经营，旗下不仅有广播电视台等事业，甚至拥有自己的棒球队和足球俱乐部，是不折不扣的传媒王国。但绝大多数媒体，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均未上市。正是由于大报悠久的历史传统，内容上标榜客观、中立和日本民族特有的对信息、知识的渴求及国民高水准的教育程度，加上日本特色的报纸再贩制度，主流媒体在行业竞争已白热化的今天，仍然保持了当仁不让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差强人意的发行量，客观上也保护了报人、媒体人的利益，乃至在今天的日本，媒体工作者，依然是一份带有崇高光环的志业，这当然也体现在从业者的收入水准上。一名从主流大报荣退的名记者，只要他愿意，几乎都可以不费太大气力找到称心如意的大学教职或地方文化设施负责人的职位，从而实现成功转型，真正是名利双收。 

      然而，三十年河东河西。有迹象表明，此番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坐下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由头，对日媒的打击，虽然程度上轻于美国，却也是实实在在的。以被认为最精英的、拥有逾800万份发行量、5500名社员（其中约半数为记者）的《朝日新闻》为例，今年3月的年度决算（日本财政年度起始为4月）结果，最终损益从上年度的赢利46亿日元跌至赤字139亿日元，事态之严重为报纸创刊130年来所仅见。其他诸如《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上月刚刚发表了加盟共同通信社的经营方针，这是作为全国性大报的方向性战略调整，意味着从明年起，将在国内地方新闻等方面使用共同社配发的消息，从而达到预算削减的目的；后者则于2007年11月叫停了晚刊（日本大报日出两刊，晨刊与晚刊），同时强化网刊的内容。风声鹤唳之下，甚至有专业人士预测，未来几年，五大全国性报纸中，将出现倒产者。历史上有过地方性报纸的破产，但全国性和扩地区大报的倒闭是闻所未闻的。 

      可遭遇如此危机，日本大报的精英气质都未见折损。据业内人士对主要西方国家媒体驻北京特派员收入水平的调查，日本特派员的平均收入仍居首位。其最主要的背景，大概是日媒无论其政治倾向的左中右，但中坚层多出身于1960、70年代左翼社运，满脑子自由、民主、人权，视“市场原教旨”的新自由主义为死敌。在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萌生的今天，报业似乎已成了夕阳工业，但纵使斜阳笼罩，日本大报也不会轻易走上大幅裁员、血汗工厂化的道路。

      去年底，在东京都被称为“中国城”的池袋，举行了“华人参政支援协会”第一次研究会。该协会成立于去年9月，成员多为已取得日本国籍的华裔或已在日本获得永住权的“新华侨”，旨在向国会输送华人政治家，渗透日本政界。首次会议释放出的最主要信息是，“哪怕花十年，甚至二十年，一定要把我们的代表送进国会议事堂”。如此强烈的参政诉求，微妙地折射了在日华人社会结构及心态的变化。 

      日本的华人社会，历史悠久，构成复杂，大体上可分为“老华侨”和“新华侨”两部分。前者（老华侨）多为战前就在日本居住、生活的中国人或台湾人。早期定居日本的年长者，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日方的法律壁垒，对入籍问题比较慎重，多为终生持中国或台湾护照的旅日侨民。到今天，第三代、第四代华侨对国籍问题的认识已高度灵活，归化日籍不在话下。后者（新华侨）指8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来日留学后选择在日就职、定居者。据2008年底统计，在日外国人约有220万人，其中三成为中国人，三年前已超过朝鲜、韩国裔，按国籍统计为最多。而在日中国人中，新华侨约为老华侨的1.5倍。其中，归化日籍者达11万人，尚居朝、韩的32万人之后。

      大致说来，老华侨教育水平不高，多从事传统的裁缝、理发和料理业（所谓“三把刀”），居住也多集中在横滨、神户、长崎这三个港口城市（因而有“三都物语”之称）。但华人凭手艺吃饭，胼手胝足，艰苦创业，且乡土意识浓厚，互助提携，多在一代人的时间便勤劳致富。因此，与欧美城市的唐人街不同，日本的中华街富丽堂皇，寺庙香火繁盛，治安良好，一向是日本社会的异文化橱窗。其中，也不乏有大成而跻身主流社会者，如著名职业棒球教练王贞治被目为日本的国民英雄，陈舜臣则是堪与司马辽太郎比肩的“大河”历史小说家。老一代在日华人凭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在贡献于日本经济大国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独特的富于魅力的中华文化，中华街成为吸引无数本土观光客的美食、购物天堂。但一般来说，老华侨的政治诉求并不强烈，加之日本社会无处不在的排外性，很多人身上甚至有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相比之下，新华侨一代要“外向”得多。这代人在日本受过良好的教育，高学历，又肯吃苦，从职业选择上早已跳出老一代的窠臼，全面进军IT、金融、学术研究等新锐领域，在大企业和名牌大学崭露头角，英姿勃发地活跃于国际舞台，可以说老一辈华人已难望其项背。而伴随着代际的转换，新华侨中的精英份子开始把视线投向政界实属大势所趋。毕竟，其中不少人的日常工作、研究对象就是政治。而客观上，尽管新华侨中已不乏大学教授、上市公司CEO和芥川奖得主的小说家，但政治，目前还是“真空”地带。日本唯一的华裔国会议员莲舫（女，民主党众院议员），实际是中日混血、在日本长大的日人（其父为台湾人）。何时能像在日朝、韩裔那样，产生华人自己的国会议员？应该说，这既是愿景，也是现实课题。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大，日本经济萧条加速，并有持续化的危险。相形之下，中国经济差强人意的表现，其能量已开始呈现“越境效应”，拉动了两国企业的并购潮。去年下半年，以零售业巨头苏宁电器携手在日华人企业日本观光免税，并购了日本老字号家电连锁商Laox为开端，IT服务业老大神州数码集团，通过业务和资本合作的方式，成为日本IT软件服务企业株式会社SJI的最大股东；年底，又传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宁波韵升收购未上市的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商日兴电机工业株式会社的消息。可以想象，这一波并购潮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随着中国和在日华人企业在日本经济中的雪球越滚越大，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与代言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在外国人参政权问题上始终过于保守，其开放程度不仅无法与美欧等国家相比，甚至不如同为东亚地区民主国家的韩国。自民党执政时期，这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空间。1990年，曾发生过围绕大阪的在日韩国人（特别永住者）团体要求大阪市各选举委员会将他们的名字在选举名单上登记问题的诉讼，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结果，高法仍维持了大阪地方法院关于“国民主权”（即参政权源于国民主权，其享有主体限于宪法上拥有日本国籍的国民）的司法解释，驳回了原告的上诉。此判例左右了其后在类似问题上的法律判断和解释。直到去年，状况才有所松动。

      民主党，一向被视为外国人参政权的“推进派”，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在此问题上态度尤其积极。去年众院大选前夕，他甚至表态说“日本列岛不仅仅是日本人的所有物”，引发了网络右翼们的口水杯葛。但在该问题上如此“向前看”的执政党党魁，入主首相府之后，是否便会对外国人参政大开绿灯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最大的阻力来自舆论。去年11月底，在东京涩谷召开的反对外国人参政权法制化的街头集会上，在日中国人成了众矢之的：“为什么要给那些连自己祖国的命运都无权决定的中国人参政权？” 惟恐参政诉求会加剧民族主义的情绪对立，一些从战前开始就定居日本的老华侨二代明显退回守势，转而责备年轻一代太性急，有可能损害华侨、华人在日本的侨居环境。

      华人参政权问题，虽然不是一个特别吃紧的课题，但随着中资对日投资比重的增加和新一代在日华人在东洋社会的日益主流化，该课题既已被提上日程，肯定不会渐行渐远或中途退场。无论有无成果或成果的大小，对问题的检讨本身，哪怕是务虚性的，也会促进日本国民的开放意识，客观上有利于高龄少子化的日本在21世纪长远发展的国家利益。

      1月18日开幕的民主党上台以来的首届国会，在预算案审议和政策讨论等既定议题之上，围绕党的干事长、大佬小泽一郎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土地购置问题的突发性议题的辩论，成了重中之重。面对东京都地方检察院特搜部的司法调查，小泽本人从开始时的激烈抗拒，到表示配合调查，虽然态度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同时党内又成立了由拥有律师资格的议员组成的特别对策小组，调查检察机关对新闻媒体的泄密，并试图从法律上追究相关责任；而作为党总裁的鸠山由纪夫首相则为小泽打气：“跟他们（指检察机关）战斗到底！”至此，代表最高行政权力的执政党、政府与代表独立司法的检察当局展开了正面对决。

      到目前为止，小泽的原秘书和现任秘书已有三人被逮捕。其中，彼时在小泽手下负责管理事务性工作、现任众院议员的石川知裕的被捕对小泽影响甚大。2004年10月，石川从小泽“个人”手中“借款”4亿日元用于购置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的一块土地，但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却没有记载。进一步调查显示，声称为小泽“个人借贷”的4亿日元，很可能是鹿岛建设等大型建筑公司提供的非法政治献金。与此同时，另一家大型建设公司水谷建设的原干部供述，曾交给石川0.5亿日元的现金。特搜部认为，此0.5亿日元也充当了土地购置费用的一部分。于是特搜部采取强制措施，搜查了石川其人在议员会馆的事务所、陆山会及鹿岛建设等涉案公司的总部。面对特搜部的调查，石川供述“虚伪记载为一己所为”，但购置土地系基于小泽的指示。由于案件牵涉到执政党最有势力的大佬小泽，搜查行动由特搜部部长亲自挂帅，对新闻界的消息发布慎之又慎，完全是应对“非常事态”的临战阵势。

      对小泽一郎“黑金”问题的质疑和调查，此非头一遭。去年众院大选前夕，因西松建设公司违法政治献金案，小泽的首席大秘、陆山会财务责任者大久保隆规被捕并被起诉，小泽本人被迫承担责任，不得已辞去了党魁职务，以自身从“王者”向“造王者”的勇退，维护了党的声誉，从而扶鸠山由纪夫上马，一手打造了今天的鸠山政权。其本人则从此退居幕后，统领党务，挥斥方遒，麾下整合了逾150名的议员，势力之大已然超过其恩师、自民党首屈一指的实力派党人政治家田中角荣盛期时的辉煌，成为党内君临于总裁（首相）之上的名副其实的“太上皇”。民主党政权上台不足半年，其与自民党如出一辙的双重权力构造便日益成为国民和舆论批判的焦点。去年12月10日，小泽率领由143名议员组成的、阵容庞大的民主党代表团高调访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接见。日本各大电视台均在黄金时段长时间报道了会谈的盛况，小泽与胡主席的会谈甚至被日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奚落为两位执政党“总书记的峰会”。而就在同一天，正在印尼巴厘岛出席“巴厘民主论坛”（BDF），并发表了关于推进东亚地区民主化的激情演说的鸠山首相，则显得落寞有加，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几乎未予报道。这对于实行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度的日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如此显赫的权力，源自何方？无疑，其最大的合法性是选举。去年8月30日的众院大选，小泽领导的民主党气势夺人，一举收割了全部480席中的308席，实现了历史性的政权更迭。但就小泽自身而言，其政治实力是何以凝聚、整合并做大的呢？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政治资金。小泽作为田中角荣最私淑的关门弟子，耳濡目染，受到的最直接教育就是用钱开路，靠政治资金的聚敛和分配来整合政治资源；二是反党、退党和建立新党。近20年来，正是靠这一招，其政治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且每一次退出旧党，建立新党，原政党的资金几乎只进不出，从自民党而新生党，从新进党而自由党，直到今天的民主党，不仅作为政治派阀的组织资源越做越大，钱袋子也眼瞅着越来越鼓。从1997年开始，十年间，陆山会共购置18处房地产，总计约10亿日元，以不具备法律上的法人格为由，全部以小泽个人名义登记；作为执政党，依《政党助成法》，按当选议员人头计算的、源自国库的政党交付金300亿日元中的170亿完全被委托小泽个人支配。如此巨大之财力，想要在政坛不呼风唤雨也难。

      而民主党内另一位富豪政治家、以党总裁的身份出任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因多达12亿日元的政治资金源自自己老娘的捐助，被媒体戏称为“爱子补贴”，同样面临舆论的质疑。正是出于党内一把手和二把手同病相怜、“一莲托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无奈，首相鸠山面对媒体的镜头，竟然对自己的上司小泽如此表达作为党内“同志”的信任和鼓励：“战斗到底”。这反过来被媒体解读为作为身为行政最高长官，暗示内阁法务大臣依法（所谓“指挥权发动”）叫停特搜部的司法调查，是行政干预司法。

      无论是调查方的检察当局，还是被调查方的小泽一郎，现在都拿捍卫日本民主主义制度说事，试图打倒对方。但舆论似乎对小泽越来越不利，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小泽理应受到法律追究。甚至有反对党的资深保守政治家公开敦促鸠山、小泽摘掉徽章（日本国会议员进出议会时佩戴的金属徽标，意为让二人辞职），并列举内阁成立4个月来的四大罪状（曰“天皇的政治利用”、“削弱日美同盟”、“外国人参政权”、“通缩的恶性循环”），呼吁为日本的“国益”而“倒阁”。

       这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大佬小泽一郎能否顺利渡过此劫，实现“软着陆”，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命运，也关系到“后自民”时代日本政治的走向。

　　日本政治家历来重视自身的形象，尤其是对代表“党的看板”的领导人标准像的选择问题，一向严格把关。今年，历史性的众院总选举之后，山口那津男接替前党代表太田昭宏出任公明党代表，在确定面向媒体和公共社会的标准像时，特意选用了一帧身着藏蓝色西装的正面半身照：因为，对公明党的支持母体而言，蓝是象征和平的颜色。就是说，随着政权更迭，公明党从执政联盟的退出，党已将政治着眼点从“胜利”移到了“和平”。

　　在3个月前的总选举中，公明党仅获得21个席位，不仅创历史新低，连党代表太田昭宏都名落孙山，不得不引咎辞职。没人否认，公明党是自民党的牺牲。但作为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政党，一个从政党的定位、政治诉求，到党员的构成、支持层分布都不同的独立政党，缘何沦为了自民党的砝码呢？

　　山口代表在总结过去十年自（民）公（明）联立政权的经验教训的论文中承认：“我们未能充分发挥所谓福祉党，做弱者的支持者的作用。”同时，援引党的创始人、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与大众同在”的名言，表达了对“福祉与和平”的立党原则回归的志向。具体地说，是回到1993年以前的状态，用在创价学会中担任与公明党的联络窗口的中央社会协议会议长原田光治的理论表述，是复归“中道政治论”：公明党应通过发挥对自民、民主两党的政策做客观判断的“审判员”的作用，来提升自身的存在感。

　　公明党作为一个有深厚宗教背景（日莲正宗）的政党，1964年由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在公明政治联盟的基础上改组创设，当时便已然具备了参院第三大党的政治实力。六十年代末，因作为佛教团体的创价学会与作为政党的公明党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被认为有违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之嫌疑，公明党受到国会和舆论的批判，池田大作把创价学会与党做了制度性切割，并从党纲上削弱了党的宗教色彩，公明党得以转型为普通的世俗政党，实力反增。在战后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政党格局中，公明党与执政的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均保持距离，在所谓“保（守）革（新）”的政治话语中维护中立，倡导“福祉与和平”的“第三条道路”，始终葆有相当的民众支持。

　　最早对公明党刮目相看的主流政治家是自民党大佬、前首相田中角荣，他很早就注意到在反自民、主革新的都市贫困层中，公明党的人气见长，支持不薄。到底不愧是目光如炬的实力派“党人政治家”，田中预见到公明党“在（自民党）生死存亡的时刻，是可以共患难的政党”。客观上，这确乎成了日后两党结盟的由头。熟悉中日关系历史的人知道，1972年田中访华，与中国建交前夕，为田中打头站的是时任公明党委员长的竹入义胜，竹入与周总理关于两国建交原则的谈话（“竹入笔记”）构成了田中访华的前提和基础，包括诸如两国若建交，中方将放弃战争索赔在内的条件，其实都是竹入与中方秘密交涉的“成果”。

　　但至此，公明党都未表现出与自民党结盟的意向。甚至1974年，在名作家松本清张的撮合下，池田大作与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秘密签署了两党互不侵犯的“创共协定”，旨在消除无谓政争，“一致对外”。不成想仅7个月后，消息走漏，秘密协定宣告失效。但作为主张“福祉与和平”的温和政党公明党与彼时尚未放弃武装夺权路线的革命党的日共之间，居然打成如此攻守同盟性质的“魔鬼协议”，微妙地诠释了在两大政党（自民与社会）的夹缝中“折腾”的小党要么走“合纵连横”的道路，要么就成为大党的砝码的悲剧宿命。

　　果不其然，公明党到底未脱成为大党砝码的“魔咒”。1993年，自民党分裂，公明党加盟非自民联立政权，初尝执政坐庄之“禁果”，从此上了瘾，一发而不可收拾。1999年，由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联手同为自民党出身的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策动的“自（民）自（由）公（明）”联立政权成立，公明党从此傍牢自民党，稳坐江山十载。

　　然而，江山毕竟姓“自”而不是“公”，虽然靠政治结盟得以坐庄，但代价却是沉重的：这个历来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党，被绑在自民的战车上，对外强化日美同盟，宣布支持伊拉克战争，对内启动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制造和扩大了社会贫困，完全背离了当初的“福祉与和平”的立党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番对1993年前的复归，也未尝不是一种重建。

　　众所周知，位于日冲绳县境内的普天间机场的迁移问题，是美日间的一个未决悬案。但严格说来，悬案是悬案，说“未决”，则有欠准确。早在1996年，两国就达成了将普天间全面归还日本，美军则另择地重建基地的协议。甚至关于迁移方案，两国间也达成了迁移到同样位于冲绳，但人口相对稀少的名护市边野古地区的妥协。但一方面是巨额迁移经费的问题（按两国协议，迁移费用需由日方来埋单），另一方面是“接收”地区的民意门槛，该课题被一拖再拖，直至今日。原本是自民党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期达成的协议，历经七任首相，悬而不决，谁都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连公认史上最亲美政权、且民意支持也差强人意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都巧妙地绕着走，问题便被一路拖了下来。

　　民主党为把自民党拉下马，实现政权更迭，上台前拼命聒噪，在基地迁移问题上大做文章，力主推翻对美国承诺过的边野古方案，动议“（冲绳）县外迁移”，甚至“国外迁移”。但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自己坐庄之后才发现，在野党时代对准自民党倾泻的弹药，到头来都射到了自己的船上，作为掌舵者却不得不扛着，有苦说不出。原本去年底便已过了时限的方案定夺，终于未能如期搞掂，拖到了今年。

　　对目前的边野古方案，不仅是两国间曾一度达成妥协的约束，而且美方至今认为是唯一现实可行的合理方案。但鸠山内阁既顾虑同盟事务，又不愿增加地方负担（实际上是为了确保地方支持），其“首鼠两端”的应对除了一味延宕问题的解决外，百无一用，一筹莫展。鸠山虽声称继续摸索其他代替方案，把最终决策的时限再度拖至今年5月，但可供选择的、多少靠谱的选项寥寥无几。本月24日，将举行与现方案密切相关的名护市市长选举，如果现任地方行政长官因容忍该计划而招致选民反对，最终导致败选的话，计划的实施将越发困难。而明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在即，鸠山能否如期于选举前夕的5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敲定最终方案，则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可与此同时，修订逾半个世纪的日美同盟时不我待，亟待转型。从同盟的历史、定位、地缘使命及日美两国间已然达成的在美军整编问题上的战略合意出发，客观上，美军需要在冲绳保留一方基地，以免“进退失据”。另一方面，即使对民主党政权来说，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虽然不及自民党时代，但作为外交“基轴”的定位仍然没有被撼动。相对而言，对亚外交的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但要说超越日美同盟的分量则明显言过其实。毕竟，日本要想实现在21世纪作为“普通国家”的战略构图，更多的还要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力量。

　　2006年，日本著名学者、《朝日新闻》总主笔船桥洋一出版了一部“大河”畅销书《同盟漂流》，预言了日美两国在围绕冲绳军事基地的矛盾表面化的状态下，所谓“全球同盟”将难免渐行渐远的大趋势。没想到，随着政权的江山易手，仅三、四年光景，这步棋就变得日益清晰起来。

　　当然，天下本来就没有永远的同盟，日本自身近一个世纪的结盟外交历史也反证了这一点。因此，对走到现在的日美同盟来说，要么深化，要么“漂流”，中间状态似乎很虚幻。

　　面向8月30日的大选，选战已白热化。执政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两军对阵，如不出意外的话，未来首相将在现任自民党总裁麻生太郎和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之间产生。这如火如荼的一幕，自然令人联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吉田茂与鸠山一郎之间旷日持久的恶战，凭生今夕何夕之感。麻生太郎是吉田茂的外孙，而鸠山一郎则是鸠山由纪夫的亲爷爷。这到底是政坛“山不转水转”的宿命轮回，还是政治DNA排序被修改了密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民主党的选举策略中，有一条深得民心：反对世袭。它不是从政策上攻讦，而是拿民主主义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平等原则来说事，却颇有效地击中了自民党的命门。

　　日政坛“世袭”问题，由来已久。从“1955年体制”终结的1993年至今，出过10名首相，而与世袭无缘者，仅村山富市一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所谓“首相世袭”的问题更加明显：4名首相中，只有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当过内阁大臣，属于“普通政治家”，而福田康夫、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三人，家族均出过首相：安倍、麻生是在祖辈，福田则是父亲。

　　除了“世袭首相”问题外，“世袭议员”的现象更加普遍。据日本大报《朝日新闻》的调查，按照与曾为国会议员的父亲在同一选举区而成为议员候补者，或议员候补者自身的选举区与其父或家族中其他人当选议员的选举区有部分重合者则为“世袭”的定义，民主党议员中有21人，而自民党则多达102人；其中多为二世世袭，而家族政治传统“源远流长”者则达四世，如鸠山由纪夫便是家族中第四代政治家。

　　如果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统计一番国会议员和内阁阁僚的构成的话，可以看出，日本政坛“太子党”的比例确实奇高，在西方国家中可谓异峰突起，甚至远高于英、法等有贵族传统的西欧国家。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当然不可能从法律上鼓励、承认世袭，战后颁布的和平宪法第十四条中规定：“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中，都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华族以及其他贵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认”。

　　但法律归法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政治，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代代相传的营生，就跟其他诸种秘技、绝活似的。正是这种颇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导致日本虽然在战后经历过民主化改造，从法律上废除了贵族院（参议院的前身）和华族的特权，但政治世袭问题却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

　　但政治毕竟不同于其他职业，它需要积聚、调动一定的社会资源。在日本，获得候补提名的新锐政客，要想通过选举当选议员，成为一名政治家，需具备“三BAN”：即地盘、看板和提包（因三者在日文的语尾均为“BAN”，故有此说）。顾名思义：所谓“地盘”，指选举区内支持者的组织，如后援会或候选者自身担任要职的地方团体等；“看板”，即知名度；“提包”，乃竞选资金之喻。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凡此三种，均可继承。借用自诩政界唯一没有世袭政治家栖身的政党日共在其机关刊物《赤旗》上的表述：“不继承‘三BAN’的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不可能成为世袭。”

　　继承的形式有多种：譬如老爹在任时，出任秘书官，在政治中枢边学边练，伺机参选；老爷子辞世，直接接手老根据地（选举区）乡亲们组成的后援会，变成自己的粉丝团，为我所用；更有甚者，小泉政权下，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安倍晋三大胆“改革”了候选人公募制度。其结果，产生于公开招募的候选人充其量只起补充、调剂的作用，而同为新面孔，世袭候补者则优先获得推选——事实上，无异于准接班人制度。

　　就连靠叫喊“打碎自民党”上台、给国民以遗世独立的另类政治家印象的小泉纯一郎，在引退之际，也不能免俗，指名次子小泉进次郎为自己的接班人，委实让国民跌破眼镜：难道反自民党如小泉者也倾向世袭吗？而这也成了此番选战中自民党遭民主党攻讦的焦点案例。

　　“1955年体制”自确立以来，在政（政治）、官（官僚）、财（财界）“铁三角”的护航下，坚如磐石，只在1993年短暂地失去了政权，不到一年便迅速翻盘。而客观地说，那次政权旁落的导火索是自民党的分裂，并非在野诸党在选战中胜出的结果。所以，吊诡的是，日本虽号称民主国家，但在1955年以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民却从未有过以自己手中的选票来“更换”执政党和首相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番大选，当视为日本战后政治的拐点。而距投票还剩一个多月，朝小野大的构图便已相当清晰，这无疑意味着政治江湖的风水逆转。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发生机制背后的深层动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自民党来说，主要原因有两条：麻生其人的政治迟钝和自民党本身对政治的迷失。先说前者。麻生太郎，这个自称“出身好，教养不济”、在日本政坛多少有些另类的首相，兴许是漫画看多了的缘故，对现实政治的反应过于迟钝，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众院解散时机把握的严重失误，致使党遭此灭顶之灾。但这个原因看似直接，其实却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即使换个人，也未必能挽狂澜于既倒。

　　更大、更深层、更主要的原因，是自民党本身的问题。毋庸置疑，1993年之后，自民党处于衰落态势。而挽救其颓势者，恰恰是最大的“反党”分子小泉纯一郎，他开出的药方是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改革的成功，不仅成就了小泉政权成为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而且的确挽救了党，2005年9月的“邮政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

　　可随后，随着美布什政权的终结，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加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菜单受到清算，小泉改革的负面作用也开始呈现（被称为小泉的“负面遗产”），其具体表现就是“格差”的扩大、地方经济凋敝和农业的萧条。加上“老龄少子化”趋势的进一步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呈表面化。

　　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掌舵者，或将小泉开创的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以改革的深化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改弦亦张，以其他政治议题来取代改革话语，无论如何应该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指明道路。但“后小泉”时期三任领导人却采取了投机主义、鸵鸟主义的应对：并不正面否定改革路线，却在政治操作上背道而行。其结果，不仅未能矫正此前改革的负面效果，且很快输光了靠改革而重建的政权凝聚力和新道统。加上麻生之前连续两任首相在关键时刻“撂挑子”，令国民失望透顶，进而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深刻的质疑。

　　而就民主党来说，之所以被接受，并非是由于自己干得好，而是由于自民党干得太滥所致，是自民党“失政”的受益者。但作为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政党，其执政能力之有无及大小，既未被证实，也未被证伪，一切还都是未知数。但既然江山易手，民主党有可能担纲政权，其民生政策魅力之有无、大小便是至关重要的。

　　从其打出的政策牌来看，基本上是投国民之所好，以“反自民”为政策出发点，客观上也许能起到一定的社会效果。废止汽油税暂定税率、公立学校教育无偿化、儿童补助、农户所得补偿制度、地方高速公路免费化等等，如果从这个政策拼盘的内容本身来看，它貌似有助于目前日本社会经济的良性调整（诸如鼓励生育，应对“高龄少子”化问题，振兴地方经济等），可最大问题是，财源何在？

　　与明言提高消费税，并在《2009年度基本方针》中提出了健全财政目标的自民党不同的是，民主党承诺未来4年不增税，而财源问题将靠“排除浪费”来筹措。这相当煽情，也博取了不少选民的心。但不能不说，作为民生政策，它有失暧昧。日本社会面临老龄少子、年金不足的困境，这点地球人皆知。但权凭节流而不开源，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矛盾，会不会终于画梅止渴，的确是一个颇现实的问题。

　　难怪已有经济和政策学者指出，如民主党取得政权的话，日本将进入“没有海图的航行”。

三

　　彼埃尔·洛蒂，原名于里安·维欧（Julien Viaud），是法兰西海军军官出身的声名显赫的作家。活跃于1930年代上海文坛的作家叶灵凤，曾撰文解释过其笔名的由来。“洛蒂”（Loti），这个塔希提岛女人对心爱的漂亮男人的昵称，后来为作家爱用不已，并以之名世。

　　作为职业水手、帝国海军军官，洛蒂在退休之前，一直过着“乘桴浮于海”，周游列国的生活，尤其对远东地区的异域风情，充满迷恋。由于水手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洛蒂得天独厚，随走随写，其细腻、感性的文字，带有异国情调的表达，在法国和欧洲读者眼前呈现了一个关于古老、神秘的东方的异文明读本，被评论界誉为给“法国小说添了一种新的空气，在法国散文里输入了一种新的音乐”。1892年，以多数票击败自然主义大师左拉（Emile Zola）的竞争，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73岁去世时，法国为其举行国葬，灵柩进驻先贤祠，成为“不朽者”。如此哀荣，是对雨果、法郎士等文豪级的待遇。

　　洛蒂的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早在1920年代末便由徐霞村介绍到中国。顺便提一句，被介绍到中国的洛蒂小说还有《冰岛渔夫》（Pêcheurd’Islande），早年有黎烈文译本，1980年代由戈沙重译。更为国人熟悉的是长篇游记《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derniers joursde Pékin），1930年代由留法诗人李金发翻译，是洛蒂作为法兰西军官，在庚子事变后远征北京的手记，历来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经典文本。

　　1858年夏天，35岁的海军上尉洛蒂初次靠港日本长崎。在这个被称为离西洋最近的东洋港口城市，洛蒂与18岁的日本姑娘阿兼过了一段短暂的同居生活。洛蒂把从是年7月8日到8月12日，共36天的生活和所感记录在日记中。两年后，以日记为摹本，扩写为一部小说，1857年在《费加罗报》上连载，即《菊子夫人》。1893年，由著名的巴黎加尔曼-莱维（Calman-Levy）书店出版了单行本。

　　19世纪后半叶，正是“日本主义”（又称“东洋趣味”，Japonisme）风靡整个欧洲，影响如日中天的时期。借助印象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的逆向传播效应，日本的绘画、瓷器、家具及其所代表的东方主义审美情趣，成为欧美上流社会的前卫和流行。江户幕府和后来的明治政府，也把国粹作为公关西方的“国家软实力”，从1862年（文久二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直到1867年（庆应三年）的巴黎万博会、1873年（明治六年）的维也纳万博会及1878年（明治十一年）的巴黎万博会，有意识地向国际社会推销自己的传统文化。在1867年巴黎万博会上，日本馆内搭建了一间和式水茶屋，三名色艺双馨的柳桥1艺伎严格按日本传统的礼仪作法为来客端茶斟酒，插花弹琴，令西方游客醍醐灌顶，眼界大开，水茶屋前终日长蛇阵不断。当时的巴黎是世界花都，据说参观日本馆的游客多达5000万人次。

　　某种意义上，《菊子夫人》是一间由西方人自己构筑的、旨在取悦西方读者、观众的和式“水茶屋”，对于为维多利亚时期繁文缛节的道德律令禁锢已久的19世纪欧洲人来说，不啻为对在性上被认为“自由奔放”的遥远东洋的问候。在环球旅行仍属冒险的时代，与工业化初期丑陋不堪的西方都市相比，偏安于远东一隅的东瀛列岛，无异于美丽的“逃遁花园”。

　　如果说，对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对“逃遁花园”的神往，至多是一种基于想象的纯精神性自我安慰的话，那么，对乘帝国军舰，以航海旅行为职业的洛蒂来说，则是一种超越纯想象的、大半建基于某种体验之上的对异国他乡行旅的期待。这种体验，有很实在的一面，当然也包括性经验。洛蒂作为军人绕世界转，在各地寄港。而每到一地，作为把自己与那个国家、哪块土地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实际上利用了当地的女人。日本翻译家、学者船冈末利说：“就这样，他乘军舰在当时一般人完全无从抵达的世界各地周游，以当地女性为媒介，触摸斯地风物，了解习俗惯行，待人接物，让短暂的勾留贮满欢愉。曾几何时，与岛女共沐塔希提岛风光，体验了一把天堂乐园；塞内加尔混血女郎，令他感受沙漠地带干燥的风土和热气，领教了爱欲与倦怠；通过阿姬亚黛2，得以体味回教的神秘和爱恋的苦恼；而在日本，扮演类似角色的，则是菊子。”

　　但是，有期待就有幻灭，期待越殷，幻灭就越大。从中国驶往日本的军舰上，在“我”向自己的下级士官透露船靠长崎港后，自己将“结婚”的消息时，日本对洛蒂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度。他所有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基本上限于东洋工艺品和浮世绘所传达的程度。但唯其如此，对异国的憧憬才更加蛊惑。尤其想到被在中国枯燥乏味的生活“浪费”了的大把时间，更恨不得一步跨越剩余的海路，即刻登陆长崎。“绿色庭园的正中，茂密的浓荫下，纸的房子”；“金色的肌肤，黑的头发，有着猫一般眼睛的娇小玲珑的女人……”西方男性对东洋的夹杂了相当情色意味的官能性想象，可谓具体而生动。尽管“我”是头一次寄港日本，但同船的军人同侪，已在相互交换交易信息，诸如去一家叫“百花园”的茶屋，有位叫勘五郎的“人种结合秘密斡旋人”（皮条客），可以介绍年轻的东洋女郎等等。事实上，在军舰寄港期间，找日女同居者远不止“我”一人，好歹腰包有点裕富的士官，均毫不犹豫地投入了“结婚”生活。

　　随着军舰徐徐驶入长崎港，空气中充满花香，蝉鸣悦耳，碧海青山宛如一幅画，“我”的期待也涨潮到了顶点，兴奋得禁不住在心里叫道：“好一个绿荫之国，日本！好一个连想象都无法企及的乐园……”“为了把我们引入自己的心脏深处，日本就好像在我们眼前魔法似的开了一道口子。”这种象征意味明显的叙事太容易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某种性的暗示，联想到即将展开的主题。但同时，工于景物描写的作家其实不意间也落入了老套的窠臼：近代海通以来，以船只入港来象征征服与被征服、强与弱、男和女，在欧美社会描绘其对日本及东方关系的著作中真不知有多少。

　　但是，当抱着类似梦游的心境在天上飞的“我”终于瞥见长崎港的景观的时候，仿佛被失望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是对我们眼睛的背叛。”为求不可思议的神秘国土，万里迢迢，远渡重洋，眼前却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渔港。风景如此，人更不堪：那些一窝蜂似地拥到船上，争相兜售土产的男女的丑态令“我”错愕不已，乃至“结婚”的念想瞬间就萎缩了。想到自己的对象，也许就像站在那儿的“小白鼠一样的女孩子”，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这种对岛国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隐喻，昭示了一段露水姻缘的结局。不过，洛蒂的桃花运并没有那么不济。在用“猴子”、“猫”、“犬”、“老鼠”、“蛇”等各种不堪的小动物糟改了一通当地饮食男女的“天生丽质”之后，作者对从勘五郎手里以一个月40日元的契约价格“娶”来的“新妻”菊子，其实是满意的，甚至有些沾沾自喜。这个18岁的江户名艺伎的女儿，精致得简直就像从所有东洋折扇、屏风、茶碗上走出来的一样，乃至令“我”平生似曾相识之感。

　　但作者毕竟不是单纯的海军军官，同时也是情感细腻的文人。菊子优雅、落寞、孤独的性格很快就令“我”索然。对屐痕处处，内心储存有各种版本的异国性体验的作者来说，这个看上去如此“上品”的东洋女子无疑有点“闷”，他希望她能像某些传说中的日本人妻那样充满“绽放的活力和情热”。换句话说，令作者感到乏味的，是菊子爱情表达的贫乏。但是，对于一个缺乏男性经验、没见过大世面的18岁乡下女孩来说，要具备作者所期待的那种能轻易捕获男性的官能性蛊惑的魅力，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进入“婚姻”的角色，一边尝试以各种方式与菊子沟通，一边像纯情男生似的假戏真做起来，乃至竟发展到与自己同僚之间的三角关系。情欲、妒忌、爱的丧失与孤独，所有言情小说的要素，一应俱全。

　　终于到了出帆之日。女主人公的一句“请来对我说声撒哟娜啦吧”，让经过一个多月的“家庭”生活之后，被种种情感折腾得有些意兴阑珊的“我”突然又变得兴奋起来，“她是爱我的！”作者蹑手蹑脚，想给她一个惊喜。从屋里传来菊子快乐的小曲，同时伴有一种奇怪的声响。“我”手脚并用，爬上楼梯，扒开门缝，但见菊子正在把玩昨晚“我”付给她的银币。在手里捏一捏，翻过背面瞅一瞅，扔到地面上听听声儿，用小铁锤敲一敲……原来她在确认银币的真伪。这情景令“我”崩溃，作者觉得他被背叛了，一种对“爱情”的幻灭感油然而生。

　　伊藤整说：“洛蒂所描绘的日本轻浮、下等，被囿于某种奇怪的古风中，乃至今天读起来，令我们有种如芒在背的不快感。但同时，通过这种不快感，又能感受到一种残酷的肯定。就是说，虽然今天到访日本的外国人不复写洛蒂那样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洛蒂所描绘的日本已不存在。同样的鄙陋、无视人性、对外国人的谄媚、阿谀，还存在于日本人中。在阅读洛蒂那种不客气的描写时，反而能感受到某种不得不直面事实的残忍喜悦。”对日本人来说，《菊子夫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外国人（特别是欧美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评价东洋文明的日本论、日本人论。其作为民族论、文明批评论之成立与否、所成大小另当别论，至少日本人是从这种视角来接受的。

　　就作者洛蒂而言，虽然作为小说家早已功成名就，但对自己这部作品，心情却颇复杂，自我评价似乎也缺乏自信。小说付梓后，他题赠给某位血统高贵的公爵夫人时如此写道：“我对于是否把此书奉献给您踌躇再三，因为题材似乎有些不妥。但是，我已经努力使表达不欠品位，并自忖如此希望已然达成。”显然，令作者“踌躇”的，是小说的题材。作品中，男主人公与菊子的关系以疑似“结婚”的形式做了暧昧的处理，但事实上，那无非是外国人与当地女性间的买春、卖春交易而已。

　　对此，英国东方文化学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对洛蒂的包括《菊子夫人》在内的一系列小说有一个著名的酷评：殖民地性利用小说3。说穿了，即以殖民者的身份、立场，谋求、达成性的利用而已。

四

　　普契尼版歌剧《蝴蝶夫人》初演于1904年2月17日。仅一周前，日俄战争爆发。此前对日本的认识仅停留在“东方的神秘之国”的肤浅层面的西方诸国，开始惊愕于这个在“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1894-1995年）后，连续挑战大国的远东蕞尔岛国，其奇迹般的崛起，也从反面催生了“黄祸论”的西方意识形态。这个通过近代化迅速向帝国主义倾斜的远东岛国的动静，虽然已经引起了欧美国家的警觉，但由于地理的隔绝，有效信息的屏蔽，日本的面孔上仍然蒙着一层面纱——文化的面纱。

　　对日本及其文化的误读和“西方 vs. 东洋”式权力力学关系的预设，是日本人难以接受《蝴蝶夫人》的主要原因。先看前者。为创作此剧，普契尼对日本作了一番堪称深入的研究，并得到了当时日本大使馆的襄助，在以约翰·卢瑟·朗的小说为蓝本的戴维·贝拉斯科版舞台剧的基础上，做了大幅改写、加工。这个爱上美国海军军官，遭始乱终弃的艺伎出身的日本人妻的悲剧，是如此打动西方观众，从情节设计、人物对白，到音乐创作、舞台布景，无不充满戏剧性张力、冲突，高潮迭起。可以说，作为一出歌剧而言，几乎无懈可击，无疑是杰作。但唯其如此，才更令日本观众感到屈辱难当。这不仅是由于舞台上充斥着对东洋社会滑稽的、不无时代错误的描绘，在普契尼的咏叹调中，对《君之代》、《江户日本桥》、《越后狮子》等日本传统曲目的“嫁接”移植，也使日本人哭笑不得，而且，作为欧洲人的创作者与作为鉴赏者的东洋观众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认识上的错位：西方人对日本的视线基本还停留在彼埃尔·洛蒂的时代，把明治初期的东洋社会当成“真正的日本”来理解，而进入大正时代的日本，则师法西洋，正以自己急风骤雨般的近代化谋求与西方大国同等的认同。文化误读加时间错位，令日本人对此剧不以为然。

   再看力学关系。如果说《蝴蝶夫人》的舞台，是西洋与东洋两种不平等的文化邂逅、碰撞、纠缠、倾轧的“磁场”的话，那么，这种“磁场”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无往不投影出西方与东方、男性与女性的权力构造。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说：“东方与西方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他认为，话语支配权力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通过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知识权力等复杂交换而形成的一种“文化霸权”（Hegemony）。在婚礼之夜的一幕中，男女主人公的一段二重唱，以蝶与捕蝶者的隐喻，把这种权力关系描画得淋漓尽致：

　　平克尔顿：“我的蝴蝶，多么般配的名字啊，轻盈的蝴蝶……”

　　蝴蝶：听说在大海彼岸您的国家，如果蝴蝶被人手捉住的话，要一只只用针刺穿后，固定在桌子上！

　　平克尔顿：有些说来确有其事。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为了让它无法逃走，就像我这样抓住你似的……我心狂跳地抱紧你，你是我的。

　　蝴蝶：是的，奴一生都是您的。

　　在这种权力关系的支配下，几乎所有东洋的物、事、人都被打上了“未开化”、“野蛮”的标签。在婚宴一场中，除了蝴蝶本人被塑造成一只美丽、精致、可人的玩具外，所有女方的亲朋好友，一概是下流、没教养、阴险、不健全的。男主人公肆无忌惮地奚落、挖苦，甚至不顾体面，大开粗俗的玩笑。诸如假装听不懂“婚姻”掮客五郎的三个女佣的日本名字（轻云、曙光、升香），说成是“像胡闹一样开玩笑的名字”，故意用形容动物口鼻部的词“Muso”，叫“畜面一号、二号、三号”；命下人把所谓“东洋珍馐”糖渍蜘蛛蝇、果酒蜜制鸟巢等劳什子料理端上来等等，对日本文化的极端蔑视，完全是一幅19世纪西方殖民者的高慢嘴脸。

　　但是，为一个如此不堪的俗物及其“爱情”，日本武士之女竟不惜离亲叛众，抛弃祖先的牌位，皈依基督，相夫教子，从而成为在东洋社会中完全孤立无援的存在，把蝴蝶的华丽身体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西洋“博物学者”。萨伊德认为，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霸权，其影响并不通过暴力统治强加于人，而是通过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积极赞同”（Consent）来达到目的。

　　武士之女，对所爱竭尽忠诚；在明白被欺骗之后，为保全作为“妻子”的贞节和作为母亲的慈爱，毅然以祖传的、武士之父切腹的短刀自刃，如此煽情的“爱与死的物语”，无论如何难与女主人公艺伎的出身联系在一起，倒像是西方17、18世纪市民社会关于所谓“完美女性”的道德教化。

　　深藏于东洋背景后面的西洋视角，西方合理主义话语下的“日本的悲剧”，其隐蔽的二重构造的背后，也许本来就是对彼时甚嚣尘上的“日本主义”的策略性利用而已，所兜售的，其实还是近代西方包括殖民主义在内的主流价值，远东的岛国、东方主义与性，不过是舞台道具罢了。

　　《东方主义与性》（『ｵﾘｴﾝﾀﾘｽﾞﾑとｼﾞｪﾝﾀﾞｰ』）：（日）小川さくえ 著，（日）法政大学出版会，2007年10月版。

　　7月13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前脚从意大利G8峰会的会场回国，后脚便马不停蹄地做出了解散众院的决策。至此，7月21日解散众院、8月18日选举公示、8月30日大选的政治“路线图”，好歹算是出台了。

　　不能不说，这是一份难产已久、姗姗来迟的“路线图”。照麻生其人和自民党领导核心当初的如意算盘，麻生一上台，立马解散众院，举行大选；然后以支持率差强人意的麻生为选举“看板”，一举赢得大选后，再一劳永逸地以麻生连任内阁的政权凝聚力和民意支持，来从容启动、推进一系列深层的、长期性的内政政策，以抵御虎视眈眈的民主党的政权更替冲动，勉力维系自民党的江山不易手。然而时运不济，“麻生丸”刚启航便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日本首当其冲，经济率先呈现萧条信号；加上朝鲜导弹发射和核试验等外部“考验”，其内阁支持率一路走低，最低时甚至不足百分之十，被国民奚落为“超低空飞行”。在这种情况下，计划中的众院解散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越来越恐怖。因为明摆着，在极低支持率下的贸然解散无异于鼓励选民给民主党投票。如此一边寄望于支持率的“反弹”，一边等待解散的时机，等来等去，不成想竟成了“等待戈多”：结果，支持率以上台之初为最高点。最新的民调表明，目前的支持率仅为19.7%。以不足两成的支持率解散众院，实行大选，刷新了战后自民党“危险驾驶”纪录。

　　风起于青萍之末。在自民党内部，尤其是少壮精英层，对麻生的批判不绝于耳，诸如“以麻生首相挂帅，无法赢得大选”、“目前情况下的选举无异于集体自杀”等等，有些人干脆挑明了在大选前先举行党总裁选举——为党“换脸”的主张，公然“倒麻”。状况如此，麻生越发焦虑起来，一度萌生了7月14日解散众院的念想，并私下与党内大佬、前首相森喜朗做了沟通。其背后，以一己之手尽早解散众院，旋即举行大选，力求反守为攻，争取主动，以封杀党内‘倒麻’策动，避免党的分裂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

　　但是，随后传来的东京都议会选举的结果，却让麻生的“提前解散论”顷刻间失去了现实性。继名古屋、埼玉、千叶、奈良等地方城市的市长选举及静冈县知事选举的胜利之后，于7月12日开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民主党再次获胜，从35个席位上升至54个席位，首次跃居都议会第一大党。自民党惨败，仅取得38个席位，加上略有微升的公明党，也未能达到过半的最低目标（64席）。东京都历来被看成是保守政治的大本营，被称为自民党的“牙城”，代表自民党右翼鹰派势力的石原慎太郎已连任了三届都知事（相当于市长）。在这个自民党苦心孤诣、勉力支撑半个多世纪的“牙城”，吃此大败，无疑标志着日本政治风土的逆转。用现任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话说，是“都政在为国政埋单”。

　　尽管麻生自我安慰说都议会选举毕竟是地方选举，“与国政无直接关系”，试图以此来为自己的执政辩护。但在投票结果的铁的事实面前，这种辩护是乏力的。对此，无党派出身的新锐政治家、大阪府知事桥下彻质疑道：“这毫无疑问反映了国民要求改变现状的愤怒和对政治的不满，是一种岩浆爆发式的表达。”无奈之下，党内再次紧急“调整”，解散日程从7月14日变更为21日，应视为麻生对党内“倒麻派”的妥协。

　　与此同时，7月13日，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等在野党分别向众参两院提交了对麻生内阁的不信任决议案和首相问责决议案。其中，前者在翌日的众院全体会议上被否决，因为众院掌控在执政联盟的手中；但如无意外的话，问责决议案将会在民主党执牛耳的参院全体大会上获得通过。目前，在野党已联手结成攻守同盟，准备在问责决议通过后拒绝任何形式的国会审议，与执政党展开正面对决。

　　无论对麻生，还是对自民党来说，在如此敏感的关头，被迫解散众院，问信于民，委实是一场灾难。近一年来，小心翼翼地穿行于金融危机的危险水域的“麻生丸”，这次保不齐会触礁，成为“泰坦尼克号”。

　　但另一方面，自民党的对手民主党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客观地说，民主党的胜利不是因为它干得好，而是由于自民党干得太滥。但作为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保守在野党，民主党除了一颗要实现政权更替的野心显得生机勃勃外，在其他问题上，均流于含混、暧昧，缺乏展开。国民所担心的，不仅是其政策本身好和坏的问题，而且也是政策执行能力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因此，尽管从此番都议会选举所呈露的态势及其背后的国民人心向背的机理上来看，自民党的确是凶多吉少。但就国民所期待的理想、清明的政治而言，则远非“政权更替”本身所能涵盖得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政治有可能进入一个空前的混沌期。

一
 　　谁是世界最有名的“东洋魔女”？答案不是哪位东洋女明星、女作家，不是李香兰、原节子，也不是外交官出身的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而是蝴蝶夫人（Madame Chocho）。众所周知，《蝴蝶夫人——日本的悲剧》（以下简称《蝴蝶夫人》）是意大利剧作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年）的代表作之一，从1904年公演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久不衰，至今是欧美各大剧场的保留剧目。即使在欧洲古典大师中，普契尼也是以具有良好剧场感而著称者，其歌曲与管弦乐仿佛被赋予了某种可视性色彩。充满异国情调的题材、背景，蝴蝶夫人悲情、凄切的故事，都使该剧成为不可多得的东方主义文本，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戏剧、音乐本身。

　　但是，对这部以东洋生活为背景题材的作品，日本观众心态复杂，多无法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进入情境，为其艺术魅力所感染。所谓“日本的悲剧”，在许多人心中唤起的，是眷恋与嫌恶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共鸣：在为蝴蝶夫人的残酷命运而悲戚的同时，内心却为某种刺痒、别扭的不快感所左右，让人直想别过脸去；一方面为剧情所吸引，另一方面，恨不得立马逃离预设的情境。毋宁说，这出名剧呈现给日本观众的，就是一种异样的、分裂的张力场。日本很多艺术家、作家都吐露过这种烦恼。音乐评论家高崎保男如此写道：“我对意大利歌剧的需求永无魇足，尤其喜爱普契尼，《波希米亚人》、《图兰朵》无疑是杰作。但是，说到《蝴蝶夫人》，不以为然者众……实际上，我也曾经是其中之一。虽然我深信《图兰朵》忝列意大利歌剧史前五名而毫无愧色，但对《蝴蝶夫人》，无论是现场演出，还是唱片，我是能躲就躲。硬说那是名演奏，剧情最后会令人不由自主潸然泪下的话，反而更搓火于被普契尼的感伤主义、煽情主义所利用，越发陷入自我嫌恶之中，从而对这出歌剧也变得嫌恶起来。”

　　高崎的话颇有代表性。恰恰是对《蝴蝶夫人》的感动，会陷欣赏者于自我嫌恶之中，继而“嫌屋及乌”，连带着对这出戏也讨厌起来。这种迂回曲折的接受心理，确乎是众多日本人共通的“抗药性”拒斥反应。

　　蝴蝶夫人及属于同一谱系的一系列日本女性形象，作为近代西方对东洋文化的大半基于想象基础上的形象化、类型化描述，实际上为西方打造了一面叫做日本的魔镜：透过它，东洋女子看上去像孩子般柔弱，楚楚可人怜，而西方男性，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与其相对立的存在，雄健、自信，富于权威。如果说，在这里，日本女性只是西方为了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而利用的“他者”的话，那么对西方男性来说，这个“他者”的意义其实是双重的：透过她们温柔、仰视的视线，站在对面的人，西方和男性的身份获得了双重的确立。但反过来，对日本人来说，则无异于双重屈辱。

二

　　文学批评家伊藤整说，蝴蝶夫人是“日本女性像在西欧世界和男性眼中的投影，善也好，恶也好，其构成了一种类型化的存在”。而既然是类型化的存在，这种类型就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事实上，蝴蝶夫人，既是普契尼同名歌剧中不幸的女主人公，也是一系列由西方人塑造的东洋女性的代名词。这个谱系内涵丰富，作为一种东方主义文本，甚至逸出了“东洋”的地理范畴，延伸到了越南、中国。

　　一般认为，法国作家彼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年）的小说《菊子夫人》是《蝴蝶夫人》的雏形。这部小说在欧美社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迷倒了小泉八云（Patrick Lafcadio Hearn）等众多怀抱东方情结的作家、学者。美国作家约翰•卢瑟•朗（John Luther Long，1861-1927年）受其影响，1898年以《菊子夫人》为蓝本，发表了一篇不长的小说《蝴蝶夫人》，旋即成畅销书。继而，美国导演、剧作家戴维•贝拉斯科（David Belasco，1853-1931年）将小说改编为舞台剧，在纽约上演，一炮走红。普契尼在伦敦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后，虽不谙英语，却感动异常，当场决定改编成歌剧，于1904年首演，风靡世界。其余韵至今不绝，克隆版如雨后春笋，并呈“全球化”态势，著名者如1980年代末百老汇的音乐剧《西贡小姐》（Miss Saigon）和同一时期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的《蝴蝶君》（M. Butterfly）。虽然两者均系美国造，但就故事的背景而言，如果说前者系越南版蝴蝶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蝴蝶的中国版。

　　不过，若论及在蝴蝶夫人谱系构成中的重要性，则首推彼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二者对蝴蝶夫人，这个东洋女性标本的成形和定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韩日媒体报道，继7月2日发射的4枚KN-01型地对舰短程导弹之后，仅隔一天，截至昨天下午北京时间17时，朝鲜又陆续从位于江原道的导弹基地向东海方向发射了7枚弹道导弹。韩军方人士称，发射的有可能是“飞毛腿”式地对地导弹；但日共同社的报道则认为，朝方发射的导弹飞行了400公里以上，很有可能是缩短了飞行距离的“芦洞”型中程弹道导弹。

　　整整一天，从上午8时到晚18时，包括中美日韩在内的世界各大新闻网，像“有奖竞猜”一样，实时更新最新发射数据，预测后续发展，颇具娱乐效果。焦点多集中于两点：一、为什么发射、为什么是现在？二、接下来会不会亮出更“厉害”的家伙——远程导弹？对此，始作俑者朝鲜始终保持了缄默，全部表情系于天上和海上，一发比一发高，一发比一发远。这一幕微妙地折射出国际社会试图以制裁来惩罚平壤，而后者却以导弹发射的“蓝天行为艺术”反制之——到底谁牵制谁的尴尬状况。 

　　选择在美建国独立纪念日的前一天发射导弹，其政治意义再明显不过。不仅是华盛顿，事实上，整个国际社会都不同程度地感到了平壤的“问候”。6月12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1874号决议），明确禁止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此番发射无疑是无视联合国的违法之举。但众所周知，朝鲜是国际社会的“坏孩子”，在平壤眼中，所谓安理会决议等国际社会的规约本来就是那些“优等生”挟几个“乖孩子”作吓唬人状的劳什子，从一开始就压根没把它放在眼里。不仅如此，他一直在要求安理会道歉：你既不道歉，便无权约束我。 

　　3年前，平壤也是在美独立纪念日（2006年7月5日）发射了7颗弹道导弹，直接导致了安理会通过1718号决议，对其实行经济、金融制裁。其后的发展，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朝鲜在美国政权交替之际，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后，彻底翻脸，作生气状，不仅把该履行的义务一推到底，而且为了再不受约束，干脆声明退出了六方会谈。至此，国际社会近6年的努力付诸流水。而在去年年底之前，六方会谈一直被认为是约束平壤、解决朝核危机和朝鲜问题的最有效的机制。如此凝聚着国际社会真诚努力和巨大付出的有效机制，却被平壤说摆脱就摆脱，这说明，六方会谈框架本身，似乎还缺乏约束朝鲜、制止其江湖独走的有效手段，抑或是砝码不足，也未可知。 

　　而在六方会谈之上，以安理会磋商形式通过的制裁决议，尽管动静不小，但对朝鲜构成的实质性打击其实有限，其屡屡冲破制裁，一射再射，同时试水核试验的事实也反证了这点。原因很简单，作为规模很小、远未融入全球化大循环的朝鲜经济，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只要占其压倒份额的对华贸易和北京经援不断血，朝鲜经济便不至于崩溃。 

　　再有，退一步说，即使朝鲜经济真的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未必会构成其停止发射导弹和核试验的杀手锏。换句话说，任何外部压力，都无法让平壤的“先军政治”之轮减速，其旨在于2012年之前开创所谓“强盛大国”的全新时代的宏大叙事，既是国家安全保障的维系，也是权力移交的政治需要和既定方针，关系到第三代接班人工程“路线图”的实施及政权的存续，兹事体大。 

　　因此，在这样的关头，不要说白宫不可能做出什么更“积极”的姿态，即使美国总统奥巴马有意放低身段，做出一定的妥协，也断难满足平壤的胃口。所以，关于上述两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问题，说到底，除了平壤自己，谁的心里都没有定谱。但如果从朝鲜的国家性格逻辑和出牌习惯来判断的话，一般来说，平壤的“强硬牌”会接着打下去（诸如第三次核试等）。但国际社会当然也不会坐视，除朝鲜之外的五方会谈、即将召开的G8及预定中的中美日三边会谈等，均会优先这个首要议题。

　　春夏之交，日本出版界热得有些反常。“长跑者”小说家村上春树，在沉默7年之后，携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1Q84》卷土重来，刷新了东洋社会战后出版史纪录：5月29日开始发行，第12天就突破百万。截至6月15日，第一卷售出62万部，第二卷售出54万部。而前两卷合起来，才刚刚描绘到“1Q84”年的上半年。目前，日本所有实体和网上书店均已断货，出版社正紧急增印。据出版商新潮社透露，购读者中，30岁以下的年轻读者过半。受其影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社会幻想小说《一九八四》也开始走俏。

　　“1Q84”，顾名思义，既是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致敬（日文中，Q与9同音），也有鲁迅《阿Q正传》的投影（村上视鲁迅为东亚现代的起点，不仅写过《阿Q正传》的评论，在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中，干脆塑造了一个名叫“Q先生”的日本精英中产形象）。而创作的出发点，村上坦言，是11年前发生的由奥姆真理教一手制造，造成12人死亡、5510人受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恐怖案。作者十年如一日旁听了关于奥姆真理教案的几乎所有审判，“不懈地想象那些成为死刑囚的原教徒们的心境”。

　　奥姆真理教沙林恐怖案，这个深刻改写了当代日本社会世道人心的事件，也改变了作为小说家的村上的创作道路。在那以前，村上身上的标签是“小资教父”：这个酷爱马拉松、爵士乐和鸡尾酒的“反安保世代”作家，以其作品中四处弥漫的寂寥而冲淡的调子，深刻描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市中产阶级子女的彷徨、无奈与内心的挣扎，那种无处不在、刻骨铭心的沦丧感，让何止一代青年自觉、自愿地迷失于“挪威的森林”。其影响所及，早已越出国界，以GDP增长为序，持续哺育着全球化时代跻身中等发达水准的国度和地区的小布尔乔亚分子们：新加坡、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东欧……受事件的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刺激，村上于事发当年便推出探讨事件发生机制及其社会背景的长篇纪实作品《地下》及其续篇（分别由讲谈社和文艺春秋社出版）和长篇随笔《时代精神的纪录——关于林郁夫<我和奥姆真理教>》（载《书话》杂志）；继而，又于2000年出版以阪神淡路大地震为背景的小说集《神的孩子都跳舞》（新潮社版），完成了从“小资教父”向关注社会现实的“硬派”作家的华丽转身。

　　十年弹指，一路下来，村上终于今年3月走向耶路撒冷，一边从权力者手中接过奖杯，一边直视权力者的眼睛，发表了关于“墙与蛋”的著名演说：“……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失去控制。是我们造就了体制而不是相反。”如此决绝的姿态，令那些不分国籍、喝村上乳汁长大成人、被称为“村上的孩子”的小资粉丝们，同样有理由确信：村上老爹的“转型”，将继续引领昔日的小资读者而不是相反。

　　就《1Q84》而言，村上的视角是伦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事件的关涉与介入，意味着从犯罪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双维视界出发，叩问现代的状况成为可能；同时，反观“我们自己的世代，1960年代后半叶以降，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也不无留下那个时代精神史的意图”。

　　整部小说由二十四章构成，奇数章描绘指尖拥有某种特异功能的女青年“青豆”的故事，偶数章则讲述立志当小说家的文青、预备校（日本考大学前的补习学校）数学教师天吾的故事。青豆沿着首都高速公路紧急非常出口的楼梯走下来，进入到一个与她彼时生活的1984年的现实雷同却不尽相同、有着微妙差异的1Q84的世界；同时，天吾在改写迷一般的少女作者（Fukaeri）的小说《空气蛹》的过程中，被卷进各种奇妙事态，乃至此前始终知足常乐的平常心发生严重的倾斜。

　　不仅男女主人公都经历过不幸的童年，小说中的登场人物也大多沦为暴力的牺牲，身心俱裂，创剧痛深。DV、虐童、宗教狂热，暴力以种种名义，贯穿物理空间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空白地带，有如空气之“蛹”，无孔不入，畅行无阻。这便是主人公存在于斯、挣扎不已的当下——被称为1Q84的残酷青春。

　　与《一九八四》中无形、但却无处不在的外在支配者“老大哥”（Big Brother）不同的是，君临于1Q84王国的“小人儿”（Little People）可拟人、拟物化存在，“无论是山羊、鲸鱼，还是一粒豌豆，只要构成通道”，它便会现身。而其一旦附体于某种形态，便会带上利己的密码，进而无穷复制，最终支配我们和世界。说白了，1Q84时代的“小人儿”是某种遗传基因。

　　对此，青豆发出的绝望质问注定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性质：“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遗传基因的运载体的话，我们之中众多的分子为什么还要以复杂、奇妙的形态，漫步人生之长途呢？！”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举出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活跃，但却因种种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问题而频频释放出“地壳活动”信号的地区的话，非东亚莫属（指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义东亚地区）。这种“地壳活动”的原动力并非由于地质年龄上的“年轻”而产生的活跃（恰恰相反，该地区地质学意义上的地层年龄相当古老，同时也是公认的被人类文明覆盖最早的地区之一），而是某种源自历史的张力。

　　东亚地区无论中、日、韩，都不乏各自或灿烂或沉重的历史及历史观，但缺乏可资共享的对区域历史的共识。换句话说，有东亚历史，而无东亚史观。正如一位参与东亚三国历史教科书共同编纂工作的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彼此对历史问题的最大共识，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戏言归戏言，但共识缺失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共识的长期缺席，导致审视邻国的战略视野充满误读，在交往过程中误解横生；而误读、误解一旦产生，往往会在由大众传媒和民意构成的沉默螺旋效应下，持续发酵，动辄引发“地震”，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不稳定构造的成因，颇复杂，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那种把责任一股脑都归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不彻底的做法，其实无不简单化的嫌疑，也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反而会被遮蔽。近年来，日本由媒体主导的重新检讨历史、反省历史的工作颇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发行量动辄数以百万计，甚至以千万计的主流大报，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对舆论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可发挥传媒优势，整合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资源，使大规模、跨国界的历史田野调查及实证性研究成为可能，有助于新史料的挖掘、发现和新观点的碰撞、生成，对学术之功远在学界之上。日媒中的“百年老店”、著名左翼报纸《朝日新闻》继通过检讨自身在战前和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力求发掘从自由主义媒体坠落为战争机器协力者实事背后的发生机制的《新闻与战争》之后，进一步把聚焦的景深投向了东亚的近现代，试图以超越国别史的视角，探索深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东亚地区“地壳活动”的原动力——此乃《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一书的“野心”之所在。如此学术性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尝试本身，带有破天荒的开创性，无疑值得评价。遑论其探索无论在史料发掘，还是对诸如区域历史性和解的现实基础的思考上，均有所突破，有些甚至堪称建设性。

　　史料发掘，功不可没

　　十个主题，纵横中、日、韩、越，上下一个半世纪，从鸦片战争、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台湾割让，从日俄战争、朝鲜兼并，到辛亥革命、伪满成立，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到国共内战、韩战、越战，从日韩、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韩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涵盖了一部近现代东亚史。视野如此深广，如果是泛泛扫描的话，势必浅尝辄止，乏善可陈。但著者以结合当下的超越学术的新闻主义视角，在对史料加以精心选择的基础上，深度聚焦，不仅激活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带出了一批尚不为人知的宝贵史料，有些则是首次曝光于公众视野。历史的表情由是更加生动，兹举两例试说明之。

　　国父孙文发动的辛亥革命，多亏了宫崎滔天1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在人、财两方面的“无私”襄助，否则的话，会走更长的道路，这早已成为历史定论。但当时参加革命军，帮助中国革命的日人中，还有另一类存在，譬如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革命军并阵亡的日本新潟县柏崎出身的步兵大尉金子新太郎。

　　据柏崎地方史研究者杵渕武二的研究，金子赴中国后，曾致信妻子，表示“倘若成功，当有再会的机会，否则便是凶多吉少”；而其赴中国参加孙文革命，并非基于军方的正式命令，而是为某个大人物私相授受的、带有某种秘密使命的私人派遣。那么，到底受何方派遣，肩负何种使命呢？这些谜一般的问题，随着金子的一去不返，长久沉没于历史的河床。

　　直到2007年4月，本书执笔者之一的记者偶然读到辛亥革命时任陆军少将的宇都宫太郎2的日记，谜底才揭开。原来，金子新太郎是受宇都宫的派遣而奔赴中国的。宇都宫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作为自己（宇都宫）“个人的事业”，令其（金子）参加“支那”革命军。在交给金子派遣经费两千元的同时，对他亲口下达了“妨害清国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的媾和，在革命军势力圈的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国家”的训令。对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陆军首脑均未参与，完全是宇都宫个人的私人派兵。

　　日记中还具体记载了对金子做出的训令内容（“我的私见”）。那是武昌起义爆发5天后的黎明时分，天未晓就醒来的宇都宫，一口气将平时反复考虑的对“支”政策写了出来，试图以自己的方针来主导参谋本部的行动。方针要点为：1、中国之大，不可能一气得到，因此最好分割为若干独立国，加以“保存”；2、由于此次内乱（指辛亥革命），中国有可能分裂为满、汉两个国家；3、表面上帮助清朝，暗中支援革命军，伺机做旨在切分成两个国家的“调停”；4、在此基础上，与之建立保护国、同盟国的特殊关系。毋庸讳言，如此对“支”政策的背后，显然有把日俄战争后到手的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及南满铁道（满铁）变成永久利权的战略考量，此所谓“满蒙问题”。

　　金子新太郎赴中国后，作为第一步兵日籍顾问官，执行了对革命军的督导。武汉之役，遭卷土重来的清军激烈反扑，革命军惨败，付出了约一万人的牺牲，其中包括47岁的金子。1913年2月，宇都宫专程赴汉阳凭吊阵亡的金子，在其墓前供奉了一瓶白兰地。

　　后来，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未采纳可能导致与西方为敌的冒险政策，因而宇都宫版的对“支”政策未能兑现。但这件事像一个隐喻，微妙地诠释了日本在“满蒙问题”上念兹在兹、根深蒂固的政策基因，也埋下了后来以极端的方式“一揽子解决”的伏笔。

　　第二个例子，涉及韩国在越战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朝鲜战争（所谓“朝鲜特需”）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起爆剂的话，越南战争（所谓“越南特需”）则充当了韩国经济起飞的起爆剂。前者是见诸日本历史教科书、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后者则因某种负面因素而长期尘封，直到金大中上台后，才被媒体曝光。

　　为了践行对友邦美国的“大义名分”和兑现经济实利（前者出于对美在韩战时保护自己的感恩，后者则着眼于战争带来的战时景气），韩国在从1964年到1973年的9年间，共向越南派兵32万人，分别编成“猛虎”、“白马”、“青龙”等部队，与美军协同作战，兵力仅逊于美国。 

　　1999年，韩国著名周刊《The Hankyoreh 21》发表了一个关于韩军在越战中针对平民暴行的深度调查：大批越南妇孺老幼被韩军屠杀的报道，令舆论大哗，爆料者是当时正在越南留学的韩国历史学者具秀姃。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她估计被韩军屠杀的越南平民至少不下9千人，且杀戮手段之残忍，堪称虐杀，连孕妇和孩子都不放过的无差别集体屠杀，令她感到震惊和羞耻。更重要的是，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道战争罪行，在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其中，朴为出兵越南的始作俑者，全、卢均为前越战指挥官）连续三届军人政权治下，信息完全被遮蔽，国民无从了解真相。

　　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曾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受害者的韩国，为什么竟会对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大开杀戒？一个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仇恨：经历过朝鲜战争的韩国军人，是在“共产主义者非人类，必除之而后快”的冷战意识形态中长大成人的一代；加上美国的影响，在开赴沙场前便已执行了“清共”（Red Purge）的洗脑程序。

　　一石激起千层浪。具秀姃的调查，在已实现民主化的韩国社会引发了关于处理战争负面遗产的深深思考和激烈论战，以越南受害者为对象的形形色色的支援志愿活动，至今还在进行时。

 　　构筑东亚史观的可能性

　　对积重难返的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一个常常被用来比照的地区是欧盟（EU）。战后，在曾几何时同为一对宿敌的法、德两国历史性和解的基础上，欧盟27个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内部已消除了边界。以法、德两国共同编纂的历史教科书第一卷的刊行（2006年秋）为标志，以个别国家为单位的对历史的阐释已然消解。这无疑是战后和解的巨大成就，为国际社会妥善解决历史问题，实现广泛和解昭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摹本。

　　但是，法、德的和解绝非一日之寒：从1951年，德国历史学者、不伦瑞克大学教授奥尔格•埃克特（Georg Eckert）在英国占领军的帮助下，与旧敌国之间展开历史教科书对话，并就法德史内容编纂问题发表的共同建言算起，到共同编纂版第一卷的刊行，历经55载光阴。历史文化传统相似，战后同属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国家，为实现历史和解，尚且需要如此漫长的磨合，文化传统各异，意识形态、制度差别迥然，国与国之间（中日、日韩及中日韩）的共同历史研究刚刚起步的东亚社会的和解无疑还有相当长的道路。对此，相关国家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言以蔽之，不同国家间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盘点、整合区内国家共通的历史共识，构筑可资共享的历史观的过程。而东亚史观能否顺利构筑，从而达成基于该史观之上的区域广泛和解，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前途殊难预料。但大体说来，有几个难题是注定无法绕开，必须要面对、解决的：

　　第一是殖民地化问题。与欧美旧宗主国无不在战后直面其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经历过一番反殖民化的历练不同，日本由于战败后为美国占领、托管的特殊情况，虽然从法理上承担了战争责任（“彻底”与否另当别论），但殖民地（台湾、朝鲜半岛和伪满洲）化的责任则从未得到正面清算，未来在这点上与相关国家的摩擦必至；

　　第二是区内诸国共通的问题：缺乏共识基础。对战后建国的亚洲各国来说，由于各自的近现代史都是以自己国家的独立为内核来书写，容易流于某种以对旧宗主国的抵抗、挫折、胜利为主轴的历史叙事，而缺少对与邻国及相关国家交流史的关注，从而导致对地区固有历史的认识失之片面；

　　第三是美国的问题。对东亚各国的近现代史来说，美国的存在至关重要。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区内国家间的主权争端，其根子都在美国。何以在东亚史观中适度体现美国的存在，并在相关历史叙事中实事求是地梳理、阐释有关问题的成因，并提供解决的钥匙，美国的角色重要且微妙。

　　就东亚社会的政治现实而言，构筑东亚史观究竟可行与否，因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前途尚难测。但从欧洲走向广泛和解的路径和结果来看，能否实现对相关国家困扰已久的历史问题的超越，取决于东亚史观之比重甚大。兹事体大，换言之，东亚史观之建构本身，也许就意味着该地区历史问题的消解。

　　《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歴史は生きているー東アジアの近現代がわかる１０のテーマ』）：（日）朝日新闻采访班 著，（日）朝日新闻出版社，2008年11月30日，第一版。

四、港屋·彦乃·京都时代

　　大正3年10月1日，他万喜在此前鹤屋的基础上，又在日本桥附近开了一爿新店──港屋。港屋经营木版画、石版画、绘本、名信片、诗集及各种画纸、信笺、人形、手绘遮阳伞，与其说是绘文具店，不如说是面向女性的精品店。因梦二的关系，很快又成了画家、诗人、文化人的据点。尽管名义上是他万喜为自谋经济出路而开的店，但实际上处处离不开梦二的心血，从店招到各种带图案的信封、信笺、祝仪袋、包袱皮、包装袋等等，统统是梦二的设计。乃至当时的港屋俨然东京名店，尤其在年轻女性中，颇有人气。对女孩子们来说，使用港屋的文具，用梦二设计的信封、信笺写信意味着一种品味。大正时期的名诗人荻原朔太郎就曾从港屋买来半襟（日本女子和服衬衣上装饰用的衬领）送给妹妹作礼物。

　　在传统日本美术界，历来有种重艺术、轻设计的倾向，觉得只有画参加官办画展的架上作品是“纯艺术”，是艺术家的工作，而后者则是“职人”（匠人）的活计。梦二作为“体制外”艺术家，头脑中根本没有这些门户之见，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以画画为天职”的人，无论再普通的日常性装祯设计，只要有图案，便能让他投入。因此，梦二不仅是画家，同时也是书籍装祯设计家、人形（玩偶）设计家、摄影家，其艺术触角几乎触及了那个时代视觉艺术的所有领域。

　　梦二一边旅行，一边在旅行途中速写、摄影，在旅次为东京的刊物画插画，偶尔会爱上某个浅草的艺伎，在这种“艺术人生”逐渐展开的过程中，与他万喜的关系开始变得险恶起来。大正2年（1913年）2月，在富山的海岸温泉旅馆，发生了梦二用刀砍伤他万喜的事件。随后，是年5月，梦二结识了19岁的笠井彦乃（Sakai Hikono），并迅速堕入情网。当时梦二31岁，比彦乃整长一轮。

　　彦乃是日本桥一间专门向宫内省提供御用古纸的古纸屋老板的千金，作为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科的学生，是不折不扣的艺青。其出入当时已成文化人沙龙的港屋，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画生，另一方面是慕梦二的画名，是铁杆的“梦二粉”。虽然是富人家的千金小姐，但因为是继母，这让从他万喜那里时常感到某种压迫的梦二深以共鸣。大正4年（1915年）5月，两人关系取得了决定性发展：当时，梦二正在郊外的落合村独居，彦乃突然现身造访……客观上，与彦乃的爱情，加速了梦二京都时代的到来。

　　大正5年（1916年）11月20日，梦二逃到京都，寄宿于旧友堀内清家，开始了长达3年的京都时代。梦二为何要逃往京都呢？照他万喜在《回想梦二》中的说法，是年11月，发生于叶山日阴茶屋的大衫荣（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跟梦二有私交）刺杀事件对梦二刺激不小，震惊之余，“他担心同样的事体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便匆忙打点行李逃往京都。”但事实上，梦二的逃难无疑有彦乃的原因，即使未必是决定性的。梦二预感到，与彦乃的爱情，在东京是绝对无从展开的。

　　梦二内心并非没有挣扎。作为与他万喜所生的两个孩子（当时）的父亲，年长彦乃整整一轮的男人，梦二当然不愿看到彦乃因自己的原因而堕入不幸。但同时，他又有种分外强烈的实感，觉得自己就是为了这个爱情才被降生到世上。同时，性格强悍的他万喜的行动从侧面反而推动了事态的发展也是一个事实。据梦二在自传小说《出帆》中流露，与梦二离婚后仍保持同居关系的他万喜在得知俩人关系的实态后，曾对梦二说：“我会为了孩子而生活下去。而对你来说，若是为艺术的话，吉野小姐（即彦乃）那样的人是必要的。把吉野小姐娶过来吧，然后大家一起过。”说着，还特意去彦乃家，对其双亲说：“请让您的女儿嫁给我的良人吧……”

　　虽说是自传小说中的情节，但以他万喜的性格，绝对做得出来的。对此，梦二知之甚深。就他万喜而言，之所以心甘情愿如此“仁至义尽”，未必不是因为在潜意识中，期待着彦乃父亲反弹后的逆效果，客观上反过来给自己帮忙。果不其然，彦乃的老爹闻后震怒，折断画笔、撕碎画帖，对女儿放出狠话“不必再去上什么鸟学”，连彦乃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浴池）都在后面悄悄盯梢。生性敏感的梦二听到这些，心痛不已，羞愧难当，惟一的选择是从港屋逃亡，越快越好。

　　甭管怎么说，梦二逃到了京都。一到京都，马上就对彦乃发出了紧急“招集令”：想方设法速至京都！而后者，则早已被置于乃父的严密监控之下。

　　两人把元禄年间赤穗义士（“四十七士”）替主复仇时的暗语“山、川”拆开来，作为各自的暗号，开始了京都与东京之间的“两地书”：31岁的“川”（梦二）像孩子似的一味地激情燃烧，而19岁的“山”（彦乃）反作少年老成状对梦二的焦虑、急躁不无嗔怪。

　　至此，梦二一家完全破碎：“夫妻”二人终于劳燕分飞，分道扬镳；长子虹之助本来就寄养在九州的老家，最小的儿子草一过继给河合武雄做养子（后战死）；次子不二彦翌年被送到京都与父同居。经过在友人家借宿的过渡期，翌年2月梦二开始了在京都赁屋而居的生活。大正6年（1917年）6月，通过女子美术学校前辈栗原玉叶的斡旋，以跟随在京都的老师寺崎广业学艺为口实，彦乃终于被父亲许可赴京都。梦二亲赴米原车站出迎，然后一起回到高台寺附近的家里，开始了与梦二次子不二彦一起的三人家庭生活。

　　幸福的时光往往行色匆匆。夏天，三人一起去金沢旅行；秋天，梦二的抒情小品个展开幕，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名为《寄山集》的给彦乃的恋歌集；个展结束后，梦二挈妇将雏赴石川县汤涌温泉度假……这是“山”“川”二人生涯中最幸福的时日，却像偷欢一样转瞬即逝。翌年3月，事情败露，彦乃被父亲强行带回东京。继而，在梦二京都时代第二个个展时，彦乃再次回到梦二身边。只是这次重聚的幸福却更加短暂：夏天，彦乃一病沉疴，梦二的爱情再次被命运撕裂。

 　　10月，彦乃的父亲从东京赶来，不容分说，就把女儿送进京都的医院，并拒绝梦二的探视。万般无奈之下，11月，梦二回到东京，先在中野的友人家借宿，后寄身于本乡的菊富士旅馆。年底，彦乃回到东京，入咫尺之遥的御茶之水的顺天堂医院。一年后（大正9年（1920年）1月），香消玉殒，虚岁25（满23周岁）。彦乃走的时候，天蓦地阴下来，像要下雪似的。从距顺天堂医院仅三五百米之遥的尼古拉堂方向，传来了悠扬的钟声。

　　从所有意义上说，彦乃无疑是梦二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据次子不二彦回忆，梦二殁后，栗山松香姑母交给他一枚白金戒指。不二彦一看便知，那是父亲生前须臾不曾从左手无名指上摘下来的东西。细加端详，戒指的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梦35-乃25。原来是彦乃卒时的年龄（虚岁）与梦二在彼时的足岁。不二彦成年后，曾与父亲数度旅行，每次在旅次的宿帐上登记时，像约定俗成似的，梦二一律写成“竹久梦二，三十五”。不解其意的不二彦虽心中纳罕，但从来没问过。答案原来在这里：从痛失彦乃的那一刻起，梦二便将自己置身于浮世的时光流之外，实际上是心随彦乃而去了。

　　不仅如此，在梦二的艺术上，彦乃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照早年跟梦二过从甚密，对梦二艺术知之甚深的小说家浜本浩的看法，梦二“作品中的情绪，达到最高潮、最纯化的时期，是在大正七、八年以后，按艺术家的生涯来说，是从他失去彦乃之后开始的”；“经历了跟彦乃的死别，他试图从所有的现象中追究她的面影，刻意驱逐自身的杂念，使精神纯化。这就是为什么从那以来，在他所描绘的女性、自然、静物及其他所有题材中，其憧憬和悲哀被如此深刻、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的缘故。” 

五、叶·写真·归去来

　　在彦乃住院的大正8年（1919年）春天，梦二身边出现了第三个宿命的女人：叶。17岁，美术学校的人气裸体模特。对梦二来说，这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孩，无异于活的人形。起初，叶天天来梦二寄居的菊富士旅馆，给艺术家当模特。后来，俩人就同居了。

　　叶，其实是梦二给取的爱称，其本名为佐佐木兼代（又名永井兼代），典型的秋田美女。作为职业模特，叶很早就开始了出入美术学校画室和名画家工作室的生活。因曾当过藤岛武二的专属模特，通过藤岛的画笔，其纤弱感性、楚楚动人的曲线、身姿其实早已定格于东洋美术史的一些传世之作中。为梦二工作之前，迫于生活，甚至做过虐恋题材的模特，因此而被一些三流艺术家、下流文人在文章和书里爆料，拿无聊当有趣，实际上完全是自我炒作。

　　而梦二却是善良的。他在给叶的信中如此写道：“你真的是好孩子。但因命运的缘故，那些无需知道的，被过多知晓；而应该知道的，人们却全然不知。”一方面，梦二是流行艺术家，生活在被时尚的光与影包围着的浮华世界，但同时，他又是非常单纯的艺术家，一生与所谓“主流”保持距离，在浮华的世界中维护了自己原初的本色。也许正因此，梦二是寂寞的。

　　寂寞的人，喜欢旅行，旅行时，喜欢速写、拍照。梦二的时代，正是舶来的摄影术在日本方兴未艾，照相机像留声机一样，成为那个时代虽然价格不菲，但却不可或缺的点缀。大正4年（1915年），“柯达”袖珍型相机输入日本，引发写真热。作为流行艺术家、大众传媒的宠儿，梦二很早就开始摄影，几乎是走到哪拍到哪，一生留下了大量照片。自然，相当数量是关于“梦二式女人”的。梦二生命中三个最重要的女人，从前往后，照片一个比一个多：彦乃多于他万喜，而叶则比彦乃多。按拍摄的时间顺序来考察，可以看出，早期的摄影，随意抓拍的多；越往后，越像梦二的画。到后期，那些由职业模特出身的叶摆拍而成作品，简直就像是其美人画的翻版。

　　绘画的美女、写真的美女与现实的美女，这三者的关系原本代表三种维度，但在梦二那里却几乎全部重合、叠加到了一起。小说家川端康成在随笔《临终的眼》中曾描绘过“梦二式美人”对其造成的心理震慑：一次，一位年轻作家拉川端一起去造访梦二。“梦二不在家。有个妇女端坐在镜前，姿态简直跟梦二的画中人一模一样，我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了。不一会儿，她站起来，一边抓着正门的拉门，一边目送着我们。她的动作，一举手一投足，简直像是从梦二的画中跳出来，使我惊愕不已，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进而，川端领悟到，“梦二是在女人的身体上把自己的画完全描绘出来。这可能艺术的胜利，也可能是某种失败。”为什么说是“失败”呢？川端没有展开。大约是替那些艺术通过作品被高度定型化，从而与现实生活难以拉开距离的艺术家感到悲哀吧。就梦二而言，川端也许窥到了对生活与美的一致性原则的到了偏执程度的东洋式艺术追求，那种把女人也要变成完全的艺术品的极端纯化的审美诉求背后的危险性。然而讽刺的是，40年后，折桂诺贝尔奖、功成名就的川端自己在公寓里口衔煤气胶管而自杀的事实，恰恰反证了这种危险的难以超越性——梦二的“失败”，也是川端的“失败”。

　　梦二众多的艺术作品，从题材上大约可分为几类：港、异邦人、江户情绪、女人与孩子及艺术家晚年喜欢表现的山。从如此分类中，可抽象出一个大的母题，那就是乡愁。港是船回程的终点；异邦人意味着对遥远的、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故乡的乡愁；梦二笔下的江户，并非是以西洋为主体的异国情调的表现，从大正时期的风俗出发，恰恰是文化复归的所在；而女人与孩子，简直就意味着乡愁本身。

　　那么，梦二缘何如此执着于乡愁的表达呢？其少小离家大约是原因之一；其活跃、成名的时代刚好是从“一战”逐渐向“二战”倾斜的时期，可能是第二个原因；而最本质的问题，是现实人生与梦二通过艺术，对一个绝对纯洁无垢的精神世界的不懈憧憬之间的巨大反差，成为其内心某种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的沦丧感的根源。这种近乎“欣求净土，厌离秽土”的宗教性关怀，使梦二的艺术带有某种宗教画的指向。他曾说自己是犹太人的末裔，“身上流着犹太的血”；而晚年身披僧袍躲进深山的决绝背影，则更加形象地诠释了艺术家内心这种超验性的精神取向。

　　现实的世界，越发让他感到厌烦，梦二日益呈现出颓废派艺术家的本来面貌。用川端的话说，“他的颓废促使他的身心早衰，样子令人目不忍睹。颓废似乎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其实是捷径。”

　　昭和6年（1931年），梦二尝试了一次海外长旅，从夏威夷到美利坚本土，一直到欧洲大陆，当然不可能找到“故乡”，画家自己也承认那“是一次失败的旅行”。更糟糕的是，那次旅行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事实上，梦二最后看到了其灵魂的回乡之路根本不在此岸的现实。

　　昭和9年（1934年）1月，梦二因肺结核住进友人正木不如丘博士当院长的信州富士见的高原疗养所。住院之日，院长召集全体护士关照说：“这不是普通的住院患者，是我个人重要的友人，请大家予以充分注意”，并免掉了全部住院费。

　　梦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死期已近，开始记日记《病床遗录》（殁后发表于《改造》杂志上）。最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姐姐松香是最爱我的人，让她伤心会很难过……要知会的人，只有她。外界还有一人是有岛（即有岛生马，Arishima Yikuma，1882-1974年，洋画家、文学家，“白桦派”同人）。”

　　9月1日黎明，梦二在担当医师和3名护士的看护下，停止了呼吸，踏上了赴彼岸的“归去来”之旅，还差半个月未满50岁。亲人均未来得及送行。梦二最后一句话是对医护人员说的，“谢谢”。

　　至此，尽管战云密布的昭和时代已进入第九个年头，但竹久梦二的死才让人们觉得，罗曼谛克的大正时代真的已经结束了。
 

　　作为安理会“五常”和日韩两国17天闭门磋商的成果，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5月25日实施的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决议要求朝鲜立即全面执行第1718号决议，以“全面、可核查和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现有的核计划，立即停止一切有关活动”，并呼吁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六方会谈。美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表示，该草案是对朝进行核试验及其后活动的“一种强有力、可信和恰当的反应”；安理会要传达的信息是，“朝鲜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无条件回到谈判进程中来，否则后果严重。”

　　此番决议仍以安理会三年前通过的1718号决议为基础，可以说是其“升级版”。但与前者相比，“制裁”的意味明显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内容有所扩大，二是导入了相关检验程序，增加了可操作性。

　　但是，毋庸讳言，目前的制裁决议仍是旨在敦促平壤回归六方会谈的施压性制裁，离真正实质性的制裁尚有一定距离。譬如，关于对出入朝鲜的船舶实行货物检查的条款，对于当初美日动议的在公海及（制裁）加盟各国各自的领海内，随机实施货物检查并使之义务化的提案，中方面露难色。毕竟，在朝鲜贸易总额（38亿美元）中，中朝贸易占了压倒份额（28亿美元），不用说，如严格实施相关检查并使其“义务化”的话，那几乎意味着中方一家的“义务”。结果，达成了从检查义务化到目前无强制性的“要求检查”的妥协，同时附加了在公海上需经“船舶旗国同意”的条件。在金融制裁方面，美日最初动议的点名曝光被认为参与了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交易的朝方金融机构的名号，并对其实行彻底制裁的方案亦被否决，而变成一种有原则规定而不涉及具体措施的笼统性表述。如此制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切断可能被“恶用”于核武器、导弹技术开发上的物流和融资（现金流），虽尚难预测，但不致因此而完全切断，预留了某些“切口”是肯定的。这一方面再次表明，即使同在六方机制的框架内，也存在美、日与中、俄间“温差”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际社会既要解决朝核问题，同时又极力避免紧张、冲突，谨防擦枪走火的良苦用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方外交部发言人表态说，此番决议是“一个适度、平衡的决议”，“有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大局”。

　　但是，平壤对此并不领情，朝外务省发言人13日表态说，坚决反对和谴责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宣布在“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三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1、新近提取的钚将全部实现武器化；2、开始浓缩铀作业；3、把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封锁视为战争行为，并将采取坚决的军事对应措施。与此同时，针对美在日本和韩国的核部署，警告说朝鲜半岛有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朝鲜完全处在美国的核打击范围之内，朝鲜半岛正在成为世界上爆发核战争几率最高的地区”）。

　　应该说，从过往的经验和朝鲜的行为逻辑来判断，基于其一贯的所谓“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战术，平壤做出激烈反弹的可能性颇大。究其反应方式，根据国际社会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可能：发射中、远程导弹、第三次核试验，或在有争议的“西海”（我国称黄海）边界线附近制造针对韩国的军事冲突。

　　朝鲜一旦以上述之一或其他形式的极端方式做出激烈反应的话，必将招致安理会对其再制裁。那样的话，不仅“制裁-报复-再制裁-再报复”的恶性循环将形成自我封闭的怪圈，无以突破，弄不好，在东北亚或其他地区，说不定还会出现无核国家奋起效尤，地缘局势将更趋混乱。

　　如果说朝鲜4月5日的发射行动（弹道导弹或“人造卫星”）使朝核问题退回到原点的话，5月25日的核试则使过去15年来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流水。这是一个分水岭，此后在朝核问题上已不存在乐观派：今天，任何人都能看出，朝鲜即使面对再大的外部压力，也决不会弃核。因为对平壤来说，核开发不是权宜之计的战术选择，而是赖以维系政权之恒久存续的根本保障。对此，国际社会必须予以重估和正视。而以此为出发点，以美国为代表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有必要调整思维，以新的战略来应对、解决朝核问题。这种战略甚至应包括对朝核可给与多大程度的容忍及事实上与其“共生”的可能性、空间的检讨。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六方会谈，一直以半岛无核化为最高目标，而如果制裁不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也无法将平壤的核“扼杀在摇篮中”（虽然可能早已过了“摇篮”阶段）的话，则有必要确立新的、富于现实性的战略目标。

三、他万喜·处女画集出版

　　明治40年（1907年）1月24日的《平民新闻》上，有篇标题很长的记事：《青年画家竹久梦二以其飘逸奇警的讽刺画才，理应为本报读者广为熟知》。下面是一段消息：“维纳斯女神也为其心根所感动，遂把大眼貌美的可人许配与他。日前已举式喜结良缘，并于牛込区宫比町四番地构筑新居。盖近来画家所绘之妇人，多为明眸美女，原来皆系以夫人为模特之创作耳。”以不无逢迎之虞的措辞，如此煽情地报道一位画家的结婚，微妙地凸显了梦二之于报纸的“台柱子”角色。

　　这位被梦二娶进家门的“美目兮兮”的美女，名叫岸他万喜（Kishi Tamaki），是富山治安裁判所法官岸六郎的次女。他万喜在前夫，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的洋画家、高冈工艺学校美术教师堀内喜一死后，进京投靠兄弟他丑，在早稻田鹤卷町开了一爿小店“鹤屋”，专门经营彼时颇流行的手绘明信片。开业第5天，一位长发、表情异样的青年来店，问有没有雁次郎的手绘明信片。被告知没有后，又问可有售绘有艺伎的明信片。被告知只有图案和风景时，青年好像有点失望，悻悻而归。这个长发青年就是梦二。很快，就带了些其手绘的关于野球“早庆战”的明信片来寄售，为他万喜的小店增色不少。

　　他万喜明眸皓齿，身材丰满，加上新寡孀居，求爱者甚众。梦二一介艺青，只身闯荡京城，全无优势可言。但梦二拿着户口本向他万喜的弟兄夫妇求婚的真诚，感动了他丑一家，终于抱得美人归。如此，梦二结束了与穷哥们一起赁屋自炊的单身生活，进了自己选择的“围城”。旋即入社《读卖新闻》，月俸15元，并开始在太平洋画会研究所研习洋画。

　　作为梦想靠艺术立身扬名的艺青，梦二最倾倒的洋画家是藤岛武二（Fujishima Takeji，1867-1943年，日本现代洋画家，大正时代的画坛领袖，“白马会”创始人），据说“梦二”的笔名即包涵仰慕大师之意。当时，画家成名的惟一途径是画所谓“大画”（即Tableau，画在画布上的完成品油画），参加官展，梦二自然也无法免俗而无视这个出世的“窄门”。但看了梦二作品的藤岛却对梦二说，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妨照这路子画下去。这对一个未受过专门艺术教育的在野艺青来说，可谓莫大的鼓励。从此，梦二彻底放弃了以参选官展而出世的“龙门跳”之想。

　　拥有了“专属模特”的梦二，很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的美人画，这种后来被称为“梦二式美人”的作品，风靡了大正时期的东洋社会。其特征，用日本美术评论家大木惇夫的话说，“梦二所画的年轻女性，无论哪一个，都长着惆怅的脸，眸子大而圆，眼睫细长，那种明显的梦想型、腺病质的样态，好像马上就要折断似的，有种难以名状的易碎之美。”其实，妻他万喜本身，就是这种易碎的、但本质上却是强悍的性格（或者说易碎的外套里面，是强韧的芯子）。

　　“鹤屋”很快成了年轻人的沙龙，文青艺青，俊男美女，各色人等，熙来攘往。而他万喜，这个年长梦二两岁的丰满、风骚、才气焕发的女人，则是君临天下的女王。他万喜做作、夸张的性格和梦二的内向、善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相互碰撞，相互激发，越发强化了这种性格上的反差。

　　明治后期、大正初叶的日本，整个社会沉浸在战胜俄国，“升级”为亚洲第一强国的自负中，连青年女子都流行把刘海夸张地蓬起、探出额头的发型，并为纪念攻陷旅顺而美其名曰“203高地”。看上个世纪初的老照片，当时东京日本桥、银座的大街上，满街净是撑着遮阳伞、蓄“203高地”式发型的摩登女郎。夏目漱石发表了传世之作《我辈是猫》，上田敏翻译了诗集《海潮音》，女性杂志《妇人画报》出版发行，日本YMCA（基督教女子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创立……自明治维新始，积两代人之功不懈摄取、消化、吸收的西洋文化，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遍地开花，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开放的空气，把东洋社会带进一个后来称为“大正民主”（Taisho Democracy）的新时代。

　　梦二和他万喜忙着参加各种派对，有时甚至会在化妆舞会上折腾通宵。梦二心中深藏已久、连自己也不自觉的某种朦胧的渴望渐渐苏醒，但日常、琐碎的婚姻生活显然无法满足。另一方面，他万喜过于开放的性格和泛滥无度的爱也伤害了梦二。据说，一度频繁出入梦二家的文青、后成为作家的浜本浩（Hamamoto Hiroshi，1890-1959年，日本现代小说家）18岁时，曾受到过体态丰满的他万喜的诱惑。而她与美少年、后成为著名画家的东乡青儿（Togo Seiji，1897-1978年，日本现代洋画家）发生关系，虽然是在与梦二分手之后的事情，但后者仍然无法完全释怀，不过这是后话。艺术家气质的梦二，性格中似乎有把自己对女性的理想化想象加以对象化、类型化，然后寄托自身的某种情感性诉求于其中的一面，这既成就了所谓“梦二式美人”的美学理念，却也注定了梦二的悲剧。因为，他所倾泻的情感性诉求，多基于其自身的主观想象，而非对象物（人）所实有，有些则超出了后者的物理基础，成为类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似的东西。

　　两人结合一年后，长子虹之助出生；三年后，协议离婚。但离婚仅3个月，又携手同登富士山。此后数年，两人若即若离，不断重复同居与分居的轮回。虹之助之后，又生了次子不二彦和三子草一。而他万喜之后，梦二再无生养。也许，对这对“冤家”来说，婚姻原本就没有意义。

　　明治42年（1909年）12月15日，对梦二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日子。其处女画集《梦二画集 春之卷》由“洛阳堂”出版，顷刻间纸贵洛阳。正如写在画集扉页上的梦二献词——“献给分别的眸之人”那样，“美目兮兮”的他万喜，纵然分手，也是梦二的缪斯。说是画集，其实是诗画集。与斯时流行的洋画不同，梦二以毛笔丹青，配以诗句。诗与画的关系，也是互为主次，相辅相成，颇有中国古代文人画的神韵，但题材则是现代东洋社会之世相百态，有很强的当下性，为彼时青年男女追捧不已。据说，因梦二画集在贵族学府女子学习院的女学生间流传，使本来应该专心研习传统华族女性的“礼仪作法”的青年女子无心向学，精神涣散，令时任院长的乃木希典大将头痛不已。

　　梦二作品的轰动效应甚至溢出国界，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相当的影响：1921年春，在日本留学的丰子恺偶然在东京的旧书摊上发现一册《梦二画集 春之卷》。“随手拿起来，从尾至首倒翻过去，看见里面都是寥寥数笔的毛笔Sketch（速写）。书页的边上没有切齐，翻到题目《Classmate》的一页上自然地停止了。我看见页的主位里画着一辆人力车的一部分和一个人力车夫的背部，车中坐着一个女子，她的头上梳着丸（Marumage，已嫁女子的髻式），身上穿着贵妇人的服装，肩上架着一把当时日本流行的贵重的障日伞，手里拿着一大包装潢精美的物品。虽然各部都只寥寥数笔，但笔笔都能强明地表现出她是一个已嫁的贵族少妇……她大约是从邸宅坐人力车到三越吴服店里去购了化妆品回来，或者是应某伯爵夫人的招待，而受了贵重的赠物回来？但她现在正向站在路旁的另一个妇人点头招呼。这妇人画在人力车夫的背与贵妇人的膝之间的空隙中，蓬首垢面，背上负着一个光头的婴防孩，一件笨重的大领口的叉襟衣服包裹了这母子二人。她显然是一个贫人之妻，背了孩子在街上走，与这人力车打个照面，脸上现出局促不安之色而向车中的女人打招呼。从画题上知道她们两人是Classmate（同级生）。”

　　“我当时便在旧书摊上出神。因为这页上寥寥数笔的画，使我痛切地感到社会的怪相与人世的悲哀。她们俩人曾在同一女学校的同一教室的窗下共数长年的晨夕，亲近地、平等地做过长年的‘同级生’。但出校而各自嫁人之后，就因了社会上的所谓贫富贵贱的阶级，而变成这幅画里所显示的不平等与疏远了！人类的运命，尤其是女人的运命，真是可悲哀的！人类社会的组织，真是可诅咒的！这寥寥数笔的一幅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丰子恺：《绘画与文学》)

　　作为一个来自苦难的邻国，同样挣扎于艺术理想与生存现实的夹缝中的艺青来说，丰子恺对梦二艺术的解读似有过于简单化、流于社会学批评的倾向，但梦二的艺术表达语言，令这个原本抱着学西画的念头负笈东洋，但到了日本却对学西画断了念，正苦苦思索着自身的艺术出路；而就在思考出路的时候，偏偏经济又出现状况，出国不到一年就面临回国的选择。与梦二的邂逅，搅动了中国艺青的慧根，使他豁然开朗：“画原来还可以这么画！”诚可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不久，丰子恺回国。离日前，特地托友人黄涵秋替他搜集竹久梦二其他的画册。黄不负重托，很快替他在坊间觅齐了梦二的《夏》、《秋》、《冬》3册，外加《京人形》和《梦二画手本》，一并寄送丰，给后者以莫大的安慰。没过多久，中国读者就看到了以毛笔和墨在宣纸上描绘的“平常所萦心的琐事细故”。毋庸讳言，“子恺漫画”正是丰子恺在汲取了竹久梦二艺术营养之后转型的结果。

   据韩《中央日报》报道，主导对导致前总统卢武铉自杀的前泰光实业会长朴渊次行贿事件的司法调查的韩国检察总长林采珍再次提交辞呈，并于6月4日被受理。林总长在卢武铉自杀的5月23日，曾请辞过一次，但被李明博总统挽留。因主导对卢武铉受贿嫌疑的司法调查，亲历了其悲剧性的辞世及其后的舆论风暴，林总长已身心俱疲，用他对记者的话说，“现在已是万箭穿身，满身疮痍”。

   两周来，现任总统李明博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过度调查”、“杀人政权”的指责声浪不绝于耳，且不无升级态势；以总统名义敬献的吊唁花篮屡遭“爱卢”分子破坏，被掷出会场；在野党声称要发动弹劾……种种迹象表明，卢武铉之死有被政治化的倾向，“悼念政治”如不及时加以疏导，未必不会发展成新的政治抗议运动。对此，美国尤其小心翼翼，华府官员在谈到卢武铉之死时，措词审慎。其实卢之死与反美并无关联，但出于对卢执政时期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及反对进口美国牛肉集会的记忆，华盛顿很怕目前的“悼念政治”发展成矛头对美的“烛光集会”。

   公平地说，在对朴渊次行贿案的调查问题上，随着调查的深入，抖出与卢及其家族的“粘连”问题后，李明博虽不无借此造势，为打造自身的廉洁清新而为我所用之嫌，但从客观上来说，卢既非过去那种代表军政或财阀势力的强硬派政治枭雄，与李明博本人也并无政治世仇，那种在韩国政坛屡见不鲜的、现任总统对卸任前总统的落井下石似的清算，原本不是没有可能在李-卢代际打上休止符。而且，从对朴案的调查，牵出被认为是李的亲信的世中NAMO旅行社会长千信一这点来看，对“卢武铉门”的司法调查未必是李明博的初衷。但在政治话语不脱意识形态化遗留，政治力量尖锐对抗的韩国政坛，几乎所有政治资源均被整合在“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的两极对立构造中，高度发达、各有所挺的大众传媒强化了“非黑即白”式的简单化政治思维，一种火爆而脆性的政治生态有时会逸出执政者的掌控，朝预期外的某个方向流变。就此次事件而言，从“朴渊次门”而“卢武铉门”，从“卢武铉门”到卢的自杀，尽管未必是基于李明博及执政党的刻意导演，但几种偶然性因素相叠加的结果，在民意加媒体所谓“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发酵下，李明博便成了操纵司法、借刀杀人的“罪犯”。

   但是，韩国人不应忘记，卢武铉之死，归根结底是一种对责任的彻底承担，而不是别的。这从他留下的遗书和前往首尔，接受大检察厅调查质询前后的种种公开表态上，亦能得出同样判断。虽然尚有诸如对640万美元贿款的收受行为发生在总统任内还是卸任以后，收受者是总统本人还是其亲属，如系后者的话，总统是否知情等细节疑点有待石出，但无论如何，总统本人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难辞其咎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毅然选择彻底承担，不仅是其“道德洁癖”的性格使然，客观上也捍卫、挽回了名誉。把悼念活动政治化未必符合逝者的心愿。

   除了骑虎难下、一筹莫展的李明博外，事件的另一个“受害者”，是韩国大检察厅：林总长此番情辞，既有不惜以一己之身，应对舆论追究，以求平息事态的良苦用心，以一己的承担，换来对调查行动合法性的承认和特别调查组组织的延续，应该说是更深层的考量。毕竟，司法调查是否“政治化”、“过度”与否，不应由舆论和政治来判断，而应交给事实与法律。这关系到韩国民主制度框架中的司法独立问题，兹事体大。

   随着卢武铉的辞世，关于“卢武铉门”的司法调查被终结，乃顺理成章，因为卢武铉已用生命承担了责任——再没有高于生命的承担。同时，以终结调查换来社会的政治宽容，其意义远超越对“第一家族”的“免罪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成熟化。而某种意义上，6月2日，大检察厅对涉嫌受贿的千信一下发逮捕令的请求遭韩司法部驳回的事实，暴露了韩司法体制因“卢武铉门”而深陷两难困境的窘状，诚堪忧虑。因为，在民主政治的辞典中，司法独立本身，即是一个“独立”的词条，本不应附丽于任何政治和舆论，更不应成为政治和舆论的牺牲品。

　　6月7日，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于日本东京举行。对话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与日本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共同主持，内容涉及地区及国际经济问题、贸易投资合作、环境与能源合作等主题。

　　此次对话是一次姗姗来迟的对话。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作为东亚两个经济大国间双边经济贸协调机制，创设于2007年。去年秋，本应召开的第二次对话因毒饺子事件的“发酵”和初露端倪的世界金融危机而搁置。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坐大，出现持续效应，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痛感加强合作的必要：只有多国联手，共同构筑跨越国境的“长城”（而不是独善其身的壁垒），才有可能成为切实有效的金融防火墙。可以说，此番对话正是基于这种考量的产物。尤其是在中美经济高层对话刚刚举行之后，立马展开中日间对话，凸显了东亚双雄，特别是日本在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已成现实，并呈某种蔓延态势的情况下，力求以增长势头最旺、互补性最强的中日两国经贸为“起爆剂”，引发、拉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现实性焦虑。

　　从此番对话的议题和达成的成果来看，“火力”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产业合作；“余势”则涉及环境对策、灾害预防（地震、甲型H1N1流感等）与人才培养。

　　在金融领域，双方确认进一步加强两国金融领域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推进两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对中日两国企业面向第三国出口的共同合作项目，两国政府明确了“支援”义务：通过中国国家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提供融资上的便利、支持。为此，双方签署了《关于通过联合融资支持中日两国企业对第三国出口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作为此番金融危机最大受害国之一的日本，由于经历过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日元在成为国际通货过程中的种种挫折及“泡沫经济”时期因金融冒进而带来的致命危害，这个以全球贸易来维系生存的所谓“贸易立国”的国度，深谙金融安全之要害，一改过去的激进主义姿态，把对美国债最大持有国地位拱手“让与”中国而甘居其后。这里既有对昔日惨痛失败的“井绳效应”，也不无“以守为攻”的狡黠：对美元国债的相对减持，虽然注定限制了在金融危机过后，美元价值不出现大幅下挫的情况下利益的规模，但却规避了危机长期化，美元狂泻不已时的金融风险，颇符合日本在危急关头选择战略道路时的国家性格。

　　但在作为美国债第二大持有国的同时，扩大、升级与第一大持有国中国的金融合作，为日资企业的出口提供融资便利，既深化了在中国的金融存在，为人民币圈的日元势力渗透预留了切口，同时惠及日本贸易，诚可谓“一石二鸟”。

　　此次对话的另一个实质性成果，是中国商务部与日经济产业省签署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以规约形式确认了双方在此领域展开并扩大合作的决心与意向。应该承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中日两国尚有相当距离。日本作为科技领先的发达国家，早在90年代初就出台了“知识产权立国”的国策，把知识产权作为立足于在21世纪可持续性增长的一个支柱；而中国在这方面，明显存在保护意识稀松、立法不完善等问题。但用商务部长陈德铭的话说，“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执行中还会遇到不少问题，但我们不回避问题。”就是说，虽然出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日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尚存在认识和保护措施、力度上的差距，但决不意味着差距将恒常化，乃至扩大化。

　　当然，兹事体大，日方不会满足于务虚性的泛泛而谈，而是正面端出了对中方已决定实施的信息安全产品强制认证制度事宜，再次要求中方“撤回”，并提议中国加入国际性的相互认证制度。而该问题涉及两国利益，显然不是通过一次对话便能解决的。与双边在其他领域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一样，只有本着相互理解、互利互惠的精神，才能在不损害各自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妥协，从而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维系长久的“战略互惠”。

引 子

　　竹久梦二（Takehisa Yumeji，1884-1934年），明治、大正年代的日本画家、插画家、版画家、装祯设计家、诗人、歌人。早年倾向社会主义思想，与幸德秋水、荒畑寒村、大杉荣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多有过从，与左翼文艺社团“白桦派”关系甚深。

　　明治到大正的过渡期，一方面，自由民权运动中的一些思想资源开始重新发酵，另一方面，日俄战争的胜利极大改变了日本社会的道德人心，后来导致被称为“大正民主”的滥觞的一系列社会思潮的萌芽，在明治末年就已经出现。而大正的“改元”，则加速了这种潮流的发生和做大。一时间，知识分子空前活跃，各种新思潮交相碰撞，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登场，国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

　　在这种大氛围下，东洋画坛有如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形形色色的艺术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都市大众文化的发育促进了现代消费社会规模的扩大，反过来为新艺术的从容发展提供了条件和空间。梦二正是在如此环境中开始了艺术的修炼。

　　作为从未受过专门艺术教育的在野艺术家，梦二娴熟地运用传统日本画和洋画的各种技法，在自身独特而纯粹的审美观的观照下，独创了被命名为“梦二式美人”的东洋风俗画，风靡了何止一代人。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评价说：“无论是作为明治到大正初期的风俗画家，还是作为情调画家，梦二都是相当卓越的。他的画不仅感染了少女，也感染了青少年，乃至上了年纪的男人……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总是同梦二联系在一起。”

　　更可贵的是，梦二以在野之身，以大众媒介为平台，不懈打拼，将“非主流”、“体制外”进行到底的结果，凭借现代传媒社会的魔力，不仅打通了所谓纯艺术与设计、工艺等实用美术的边界，而且开启了东洋画坛的新时代。其影响之巨，甚至溢出国界，发生“越境”效应：国人知道竹久梦二的名字，多通过丰子恺等人的介绍。但少有人知道，子恺漫画其实正是以“梦二式美人”为母体和发酵剂的艺术变种。

　　为艺术而艺术到了近乎偏执程度的东洋审美观，自由奔放到分不清现实还是艺术地步的情爱生活，使艺术家的生命过早、过快地燃烧，昭和9年（1934年），始“知天命”的梦二落下了人生的帷幕。之后不久，日本单方面废除《日美华盛顿条约》、“2·26”事变、卢沟桥事变……中国大陆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日本一头扎进昭和的暗黑的不归路。

　　梦二刚好在从明治末期到昭和初年，日本现代史的薄明时分精彩地绽放之后，訇然坠落，像樱花一样短暂。眼看栈桥伸向浓雾深锁、方向未知的前方，自揣无力走竞漫漫长旅的旅人，在桥头停下了脚步。幸也罢，不幸也罢，都是命定的。 
 

一、冈山·神户·九州

　　明治17年（1884年）9月16日，竹久梦二出生于冈山县东南部的邑久郡本庄村（现邑久町佐井田），为父菊藏、母也须能的次子，本名为竹久茂次郎。出生前一年，兄长夭折，梦二成为事实上的长子。除此之外，上有姐姐松香，长梦二6岁；下有妹妹荣，比梦二低6岁。一家人与祖父母一起生活。

　　梦二的生家虽然拥有不少土地，但却经营酿酒业，待梦二出生时，已专事酒的代销买卖。作为农地主，又有现金收入，乃名副其实的在乡商人。也因此，后菊藏成为村会的议员，是地方上屈指可数的乡绅。因为一家人都喜欢艺能演剧的缘故，竹久家成了村剧社等民俗艺能活动最大的赞助人。一些耍木偶的流浪艺人常来村表演献艺，没少得菊藏的关照，对女艺人更是呵护有加。日后梦二迷恋演剧，描绘歌舞伎、净瑠璃（一种以三弦伴奏的说唱曲艺）的世界，显然与这种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父性好色，据说姐姐松香最初的离异，便与菊藏的不名誉有关。母也须能出身染坊，梦二幼时常去母亲的婆家玩耍，传统的蓝染工艺，熏陶了其对色彩和图案的原初感觉。

　　梦二与姐姐松香感情最笃。后者17岁嫁入西大寺的商人伊原常吉家时，梦二伤心不已，其用小刀刻写的竹久松香的名字至今仍留在生家的柱子上。对梦二来说，年长6岁的姐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此挚爱，终生未渝。

　　明治32年（1899年），从邑久高等小学校毕业的梦二，投奔在关西经营米屋的叔父竹久才五郎，入神户中学校（后来的神户一中）。可以想象，这个到处洋溢着自由空气的异国情调的港口城市对一个来自乡下的少年心灵造成的冲击。那些随处可见的金发碧眼的洋人及日常的西洋风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酵了梦二与生俱来的浪漫气质不得而知，但构成了相当的文化冲击是肯定的，这从其日后的创作题材上亦可见一斑。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仅过了8个月，梦二就不得不中途退学，随父迁徙至九州福冈县远贺郡的八幡。迁居的理由并不明朗，但一说是嫁到西大寺的松香，因邻里对父亲菊藏男女关系的恶评传开而离婚，导致在原籍颜面丧尽；同时，似乎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就这样，失学的梦二进入制铁所，作为制图的笔工，开始了职业生涯。但这份工作令他难以忍受，不久便托一名远房亲戚帮忙，瞒着父亲离家进京（东京）。刚好这时，离了婚的松香在娘家，姐姐和母亲做主凑足了进京的川资和一些零用钱，成全了梦二的选择。这一年，是明治34年（1901年）夏天，梦二18岁。
 

二、艺青·基督信仰·与社会主义擦肩而过

　　进京后，借宿于早稻田附近下户冢的近藤家，一边在早稻田实业学校工读。进实业学校，是对父亲的妥协，因为菊藏坚决不同意梦二学艺术。不得以退而求其次，进了这所早稻田大学伞下的职业学校。但尽管如此，父亲的资助相当有限，梦二不得不靠打工自活，送报纸、送牛乳，甚至当过人力车夫。但做苦学生的底层体验，客观上却使梦二建立起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庶民阶层的理解与同情，对社会正义的关注成为其艺术中贯穿始终的母题。

　　梦二的精神世界中，一个重要的侧面是与基督教的关系。这一方面有神户求学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大约也与梦二与生俱来的性格、气质不无关联，起码是离神性不远；同时，通过画家上野山清贡的介绍，梦二认识了牧师木村清松，并在其服务的教会做过寄宿书生，因而受过基督精神直接的“牧养”。因此，尽管梦二未曾受洗，不能称之为基督徒，但终生怀抱对主的信仰，连旅行时都不忘携带《圣经》。而流行于明治、大正年代的初期社会主义思潮，受基督教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博爱思想的影响颇深。因此，有基督信仰基础的梦二，后来向社会主义的倾斜几乎是题中应有之义。

　　早稻田时代，对梦二影响最大的人是安部磯雄，这位著名的左翼知识人，早年曾在梦二的家乡冈山当过牧师，后游学欧美，回国后成为早大教授。梦二进京的那年（明治34年），与片山潜、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人结成社会民主党，成立宣言的起草者就是安部。作为政治家，安部还被称为日本野球（垒球）之父，曾任早大野球部长。梦二在神户中学的时候，就是野球迷，进入早稻田，更如鱼得水，迅速成为有百年历史的早大与庆大（庆应义塾大学）野球对抗赛“早庆战”的发烧级粉丝，并留下了一些观战的速写。可以说，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野球，是梦二早年在绘画之外的“三位一体”生活，日后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艺术创作。

　　早稻田时代曾与梦二一起赁屋而居，后来成为著名普罗作家及左翼社运活动家的荒畑寒村（Arahata Kanson，1887-1981年，社会主义活动家、作家，战后任众院议员）曾在其《寒村自传》中回忆道：“如果说竹久梦二往年是社会主义青年的话，肯定有人会感到吃惊，但他确实是平民社的常客。不仅如此，容留回京后的我寄食的，其实也是他。当时，我和竹久、冈荣次郎二君在小石川杂司谷鬼子母神社附近的农家租一陋室，自炊过活。冈是早稻田大学的文科生，竹久是早稻田实业学校的学生，两人同为出入平民社的同志。哥仨对只靠水和面包度日的生活毫不介意，沉湎于社会主义实现的空想，任奔放的议论你来我往。竹久志在当画家，但迫于父命不得不在实业学校注册，每天净奔波于白马会的洋画研究所，为此考试落地，家中汇款断绝，没少抓瞎。后来，动念制作流行的手绘明信片：在明信片大小的画纸上用水彩描绘，做成的成品拿到鹤卷町和目白一带的店家批发掉，过些日子再收回货款贴补生活用度。”荒畑的文字，为梦二早年的生活及思想流变提供了重要旁证。

　　梦二开始向刊物投稿，不仅有插画，还有诗、短歌和随笔。明治38年（1905年），竹久茂次郎首次以“梦二”的名字在媒体登场，世人不久将迎来一个广受瞩目的大众画家。而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青年的梦二终于与社会主义运动擦肩而过——他显然不是做职业革命家的料：随着当局对左翼思想钳制的升级，《平民新闻》等进步刊物被迫停刊，梦二先是作为画家、诗人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协力的平台；继而，从思想上，内心深处对主的信仰未泯的梦二也无法跟上朝唯物论方向迅速变身的社会主义理论。但纵然如此，明治43年（1910年）发生的“大逆事件”（5月，以信州社会主义者宫下太吉等4人以“违反爆炸物取缔罚则”的罪名被捕为标志，当局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开始升级。以此事件为借口，凭空捏造了所谓旨在谋杀天皇的“一大密谋事件”，试图把全国社会主义者一网打尽，构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所谓“大逆事件”的著名政治构陷。以幸德秋水为首的社会主义者24名被判处死刑，其中实际处死者12名，其他12名后获减刑），社会主义者被当局残酷镇压，连“同路人”的梦二也难逃秘密警察的跟踪。梦二早年景仰且过从甚密的恩师，著名左翼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被处刑的那天（翌年1月24日），《号外》传来，梦二召集诸友人在家里为牺牲者守灵，借此向镇压者表达愤懑。

　　虽然最终与左翼政治运动擦肩而过，但这个时期浅尝辄止的社会实践，却酿成并纯化了梦二反抗权力、期冀和平与理想的社会、同情弱者的性格，尤其是对自己乃庶民一分子的自觉，终生未曾改变。但同时，对左翼社运从最初的热衷，到最后脱离的挫折体验，也在梦二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阴影，构成了梦二特有的那种在虚幻、无常中抒情，在幻灭中抒情的艺术美学的社会学背景。

　　自5月25日上午开始，截至5月31日，朝鲜接连实施一次地下核试验、发射了6颗对空短程导弹。如按三年前第一次核试时的“套餐”菜单（核爆+7颗导弹）来判断的话，导弹似乎还差一颗。而据韩国媒体消息，有情报表明，朝鲜正准备发射一颗洲际导弹。包括中国在内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均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平壤的抗议，安理会“五常”加日韩共七个国家在对朝制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闭门磋商决议草案，最快可望于6月上旬付诸表决。

　　4月5日再射导弹（或“人造卫星”）后，对安理会的谴责声明本来就相当搓火，一直要求安理会“正式道歉”的平壤，当然无法接受国际社会对其第二次核试的抗议，于是，继退出六方会谈之后，索性“一退再退”：5月27日，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发表声明，把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PSI）视为“宣战布告”；继而宣布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约束，并“不能保证美韩舰艇和普通船只在其西部海域的航行安全”。至此，遑论重开六方会谈，朝核问题仿佛一夜间退回到15年前第一次朝核危机时的原点。今天，即使是对朝核问题抱最乐观看法的乐观派也能看出：平壤弃核，绝无可能。

　　此番核试并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照例是“预先张扬”的行动。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朝鲜4月5日的发射行动，其根本诉求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呼唤奥巴马的橄榄枝。但一方面奥巴马尚有待准备，另一方面，他显然没打算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结果，平壤不仅没能兑现诉求，反而白白失去了一个砝码（发射），徒招来了安理会的谴责声明，它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平壤的逻辑一向是所谓以“超强硬”对“强硬”，既然该射的已经射了，那么接下来，只能再次试水核试。

　　其次，平壤发射后，被认为是“友好国家说客”的中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分别闪电访问了平壤，但均未获得金正日的接见，被国际社会普遍解读为“调停无效”，也说明至少在那个时点上，平壤已然形成了核试的路线图。

　　而面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尽管中俄两国呼吁各方“克制”，并力主以“谴责”声明的形式而不是以新的制裁来惩罚“坏孩子”朝鲜，但似乎并未换来平壤的“感恩”，相反，却招致其指责。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5月29日，朝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事到如今，将我们（朝鲜）发射和平卫星的事件拿到联合国进行批判游戏的美国及其奉承、追随势力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这些国家在我们面前说发射卫星是主权国家的自主权力，但是真正到了卫星发射后却在联合国对此事大加批判。”很明显，在朝鲜的眼里，中、俄已成了“美国的奉承、追随势力”，尤其是俄国，此番核试后，谴责平壤的调门比中国还高，而且作为本届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席国，是即将出台的对朝制裁决议案的牵头方。外务省发言人还指出：“在联合国安理会继续挑衅的情况下，我们（朝鲜）将不可避免地采取进一步自卫措施来进行应对。”与此同时，5月27日，中方撤出了此前在朝鲜北方界线（NLL）海域中作业的全部中国渔船。

　　作为朝鲜的传统“友好邻邦”，同时又是其经贸支柱的中国，如此低姿态的背后，到底有哪些苦衷呢？

　　对此番朝鲜核爆，中国的确相当恼火。我们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如此表态乍听上去颇严厉，但如果与三年前第一次核试时相比，则少了两句话（“悍然进行核试验”和“朝鲜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给中朝关系带来负面影响”），还是透出了不同的“温差”。而据日美媒体报道，上一次北京被“提前”知会，是在核爆前的15分钟，而此次则为核爆前的29分钟；上次美国没有被提前知会，而此次则在核爆前的24分钟，获得了平壤的知会。也许这5分钟的时间差，就是所谓“敌对国家”与“友好盟国”的“价格差”？反正至少，它让北京有苦说不出：从立场上，既要与国际社会一道表达愤怒，但又无法完全不买帐，在惩罚“坏孩子”的问题上，一股脑地同调美日。

　　以对与核试验直接相关的组织与人员的处置条款而言，如按照美日动议的方案来实施的话，那么将会形成一个相当接近于当初制裁伊拉克的框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在内的89人和206个组织），包括金正日家族在内，几乎所有朝鲜党政军高官及其家属的海外出行将被限制（乃至禁止）。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平壤官员连赴联合国开会、赴北京出席六方会谈的权利都不被承认。如此极端的措施，对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此番制裁动议，连此前几乎从来不同调美日的俄罗斯也变得态度积极，相形之下，中方一边对平壤表示“谴责”，同时却不得不在制裁措施上保持与其它各方的“温差”的应对，被国际舆论解读为对平壤的袒护，颇有被“晒”的感觉。对此，叛逃韩国的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认为中国是在利用朝鲜核开发而提高在美日等国面前自身的威信，“中国不会直接要求朝鲜弃核，而金正日也只把中国的‘敦促弃核’当作一种外交辞令”，甚至指责目前的状况是朝中两国间“默契的游戏”。

　　作为前平壤权力核心之一员的黄，无疑对朝鲜的国家性格及金正日其人知之甚深，他看破了制裁的无用。他最近在首尔的一次讲演中说：“制裁不顶用。与之相比，无论（平壤）搞多少次核试验，都一概无视之才是最有效的。”“因为制裁只会使金正日这支股票的股价上扬。国际社会越是骚动，朝鲜越会被大写，金正日总书记的存在便越会被强调、放大。”从而陷入“发射（导弹）-核试-制裁-发射-制裁”的恶性循环。

　　在黄看来，对平壤最大、也是唯一的保护是中朝同盟。而要使中国切断这种同盟关系，黄大胆建言说，唯一的手段就是“让平壤反复进行核试验”，直到真正惹怒中国为止。

　　黄长烨的建言明显具有“破坏性试验”的性质，在战略上是否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另当别论，但“制裁无用论”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换句话说，只要不是以中国为主体的，或中方单方面制裁的话，对朝鲜均无法构成实质性惩罚。去年，在朝韩翻脸、首尔的经援“断血”及日本再度延长单独制裁期限的情况下，朝鲜贸易仍然增长30%，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北京的订单。

　　而这恰恰凸显了中国的战略两难：北京虽然历来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但同时又必须考虑朝鲜体制崩溃的情况下，中朝1400公里边境线机及数以百万计难民压境所带来的风险，所以须力避可能成为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的任何诱因，包括贸易禁运；而不断其血脉，维持经贸的话，便无法防止其“恶用”（导弹发射、核试等），中国更要面对其“恶用”后的直接风险。就此番核试而言，据美国地质检测部门测算，核爆地点距中朝边境仅有百余公里，无论是局部地震、放射性污染，还是任何其它意外危害，都可能带来灾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此番核试，确实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据日本媒体报道，5月21日，历经八年准备，旨在司法领域落实国民权利的“审判员制度”付诸实施。从这天以后被起诉的杀人、盗窃、纵火、交通肇事等重大刑事案件，将接受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公民审判员构成的合议庭的审判。这将成为日本现代司法制度的分水岭。

   长期以来，日本的司法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一直由检察官、法官、律师等法律专门家包办。一方面由于司法本身的专业性，另一方是对司法公正、审判“正确性”的重视，司法审判成了普通国民难以涉足、置喙的禁域，裁判所（法庭）的门槛之高，超乎市民社会的常识。对此，舆论的批判声浪始终不绝，尤其是对诸如奥姆真理教那类特殊案件的审理，认为久拖不决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税金，且国民缺席，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贯彻。

   在西方国家，英美有市民参与评议，判断有罪或无罪的“陪审制”；法德有法官与市民一起评议，共同判决的“参审制”，两者均以市民参与审判程序为特征；连东亚邻国韩国，也先于日本半年左右导入了有普通国民参与的司法审判制度。有鉴于此，2001年6月，日政府“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在反复论证、检讨的基础上，向国会建议实行“审判员制度”。3年后，国会出台了“审判员法”。按政府的说法，启动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让健全的社会常识反映到刑事审判中”。

考虑到该项改革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在2004年5月法律颁布时，特意附设了5年后实施的法律细则，目的是为了在实施前，使国民有充分时间做好心理、知识的准备，消弭不安。同时，从司法机关到大众传媒，以各种形式对国民进行普法教育，为确保审判工作万无一失，展开了长达5年的试错、“彩排”，仅“最高裁”（最高法院）便为此投入了多达65.8亿日元的预算。

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审判员呢？每年秋，由全国50所地方法院管辖内的市区町村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抽签结果，确定候选者，并登记造册；然后，相关地方法院据此在年底前做成《审判员候补者名簿记载通知》，并将文件寄送有关候补者；被送达文件者则有可能在翌年度的一年内，被选为审判员。

   当有被认为适合由审判员参与审判的对象案件发生时，负责审理的法院从候选者名簿中按每个案件50-100人的比例抽签。被抽中者被要求在初次开庭前的6周前前往法院（具体日期由法院在送达通知时与本人确认）。一旦拿到法院送达的书面通知，候选者原则上不能拒绝前往法院。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前往者，将被课以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候选者经过审判长的面试，除因这样那样的理由（如已通过报道活动等知晓了事件的内幕，或其参加审判可能影响结果的公正等，但“工作繁忙”、“家务过重”等泛泛的理由将不被认可）须回避者外，余者再次抽签。通过此次抽签确定的6人将成为正式审判员。如此，审判员的产生，完全基于抽签结果，既可能是公务员、老板、教授，也可能是引车卖浆者流，真正做到了人人平等。6名审判员与3名法官一起，落座于公开法庭的审判席。对被告的有罪或无罪，有罪的情况下，量刑的轻重，审判员不仅将全程参与评议，且拥有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于法官的一票。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指出，陪审制度“是确立人民主权最有效的方法”。而如此改革，在保障法治社会国民的民主权利，使司法审判这种从来由身穿法袍的专业人士垄断的神秘重地，也能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问题上，确实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为打消国民的不安，鼓励有效参与，切实降低司法的专业门槛，政府甚至在宣传资料上说“不需要法律知识，只需按日常生活标准来提供判断”，在拂拭国民不安心理的同时，强调社会常识、良知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从合议庭“6+3”的构成上亦能看出，审判既然是专业人士与门外汉的共同作业，作为专业人士的法官便不复是主导，而是公民审判员的支持、合作者。这种“去专业化”的姿态，事实上反而对审判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即践行、贯彻法治社会的“无罪推断”原则：如无确实的有罪证据，则被告无罪。

   应该指出的是，如此大胆的司法改革，能在日本落地生根，实非一日之寒。从战前1928年到战时的1943年，日本司法的陪审制，对人权保障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而战后实行并广受好价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即检察官做出的“不予起诉”决定须经市民代表审核），某种意义上，也是此番改革前的实战操练。
 

　　就在卢自杀前，韩检方刚刚披露了其长女曾接受过40万美元贿款的案情新进展；而5月23日，原本是检方计划再次传唤前第一夫人权良淑的日子，并根据此次传唤，决定对卢逮捕与否的法律处置。卸任前总统在这样一个日子，以如此极端的形式自我了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对一份沉重责任的彻底承担之举，而不是相反。而这种“责任”，除了正在调查、追究的法律责任外，还有道义和个人的良心之责。从死者留下的遗书来看，以这种堪称残酷的形式来“承担责任”的想法，当非一日之寒，而是“酝酿了很久的想法”。

　　自从黑金丑闻被曝光、受到当局的司法调查以来，卢武铉的情绪始终处于某种极度的压抑状态。一方面，虽然否认个人的知情和参与，但并不急于自我辩白，除了对国民的道歉外，基本保持缄默，连一直赖以与世界沟通的个人网站也停止了更新；另一方面，随着司法调查的深入，案情不断被披露，继兄长之后，对夫人、子女和秘书的司法处置几乎已板上钉钉。就算本人能侥幸躲过牢狱之灾，但不仅姑息、纵容左近染指腐败的道义责任难辞其咎，而且，舆论和政治反对势力的穷追猛打，是比坐牢还要严酷得多的惩罚。更可悲的是，出身寒微，靠勉力自学而自我发达，进而以“清洁政治”为卖点而成就左翼政权者，不但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在至爱亲朋几至“全军覆没”的晚年，何以面对内心并孤独地安度余生？可以想象，正是如此沉重的心理重负，构成了酿成悲剧的最后一根稻草。

　　韩国虽然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残酷的党争，但既然斯人已逝，“死者为大”的东方民族的义礼人情会自动调节社会心理和舆论的方向，至少不至走向“鞭尸”的极端。不仅司法调查不日将终结，对卢的客观再评价也会浮出水面，并成为其葬礼上的盖棺之论。事已至此，卢本人到底是否清白，其实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对悲剧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其教训的思考，何以成为全社会共有的财富。只有这样，韩国民主政治沉重的一课才不枉演出一场，卢武铉的血才不会白流。

　　毋庸置疑，酿成卢武铉悲剧的是韩国堪称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财阀、大企业与政府的粘连。政府打造企业航母，并以之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此乃韩国经济起飞的秘密，也是以“汉江奇迹”为代表的一系列崛起神话的最大动因所在。但这剂猛药天生具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政治与财界粘连的问题：在80年代的军政时期，大财阀向总统提供巨额政治献金成为惯例。作为回报，政府为企业提供各种行政许可、认证及商业融资上的便利。这种不透明的利权构造是政治黑金的渊薮，90年代以后的政权，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斩断。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之所以受到法律追究，应该说部分原因也是这种努力所致。尤其是卢武铉赖政权的最大卖点，恰恰就是不惜与保守腐败宣战的所谓“清洁政治”。但积重难返，斩断粘连谈何容易。特别是遭遇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凋敝，大企业、大财团的作用又重新被强调，90年代已被削弱了的利权势力，又开始卷土重来。

　　第二，裙带资本主义风土，滋生“请托文化”的恶之花，政治地缘、血缘主义之繁盛，几乎无孔不入。而纵然政治家本人能洁身自好，也未必能约束得了左近的至友亲朋。此番“卢武铉门”便是一例：司法调查已证实有受贿行为的是卢的兄长、夫人、子女和秘书，而行贿者，则为卢同乡世交——制鞋业者、泰光实业会长朴渊次。可叹上台之初，曾信誓旦旦地说“日后一旦发现了非法请托，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的卢武铉，最终还是栽在了“请托文化”上。

　　第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过于残酷的党争，借助各自的同情媒体，动辄制造意识形态仇恨，使国民也分化为高度对立的不同阵营，彼此间缺乏起码的政治宽容。这表面上有利于当下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政治恶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出者，历届离任总统的可悲“下场”即是明证。

　　除此之外，韩国总统的权限大、任期长（5年），而制衡力量相对薄弱的政治学上的结构性缺陷，像一个放大装置似的，又强化了以上三点的负面作用。于是，总统本身往往成为各种问题的纠结。应该说，这是未来要在政治学和宪法上加以完善的地方。

　　韩国实现民主转型未久，其政治文化多有脱胎于专制极权的遗留，离真正的“清洁政治”尚有距离。公平地说，“卢武铉门”所涉嫌的问题金额，充其量是600万美元，且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制鞋商所贿，与过去那种源于大财阀、动辄数亿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之大别，但纵然如此，仍难逃舆论和法律的追究，必须承认，这本身就是韩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在“卢武铉门”被曝光之前，去年底的政权更替，已经实现了“革新”与“保守”的风水逆转，卢所代表的左派政治理想主义事实上已被边缘化。而卢武铉倒下的悲剧，虽然暂时会博得一些舆论的同情，但显然不足以形成左翼政治卷土重来之势。但斯人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对自身责任彻底承担的决绝姿态，在挽回作为前总统的尊严与名誉的同时，如能让李明博政权“手下留情”，缓解“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张力，把政治宽容向前推进一步的话，不仅可告慰逝者，客观上，对自己及今后的执政者也不无益处。

　　据日本媒体报道，5月11日，小泽一郎终于辞去了民主党代表的职务。这是基于西松建设问题献金案恶性发酵两个月之后，小泽审时度势的判断，为自己，也为民主党。对此，小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实现政权更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但强调自己并非是“引咎辞职”，而是以退为进，反守为攻。

　　从“大秘”大久保隆规被东京地方检察院逮捕以来，小泽及民主党方面始终强调事件所谓“国策调查”的阴谋论背景，矢口否认所有指控，并作出将在法庭上与检方一决雌雄的对决姿态。在这种强硬的姿态下，辞职是认罪服输的表现，自然不在小泽的考量范围之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小泽的顽强抵抗，没能改变舆论的风向，越到后来，理解越寡，反对日众；各种民调，呼吁其“退阵”者已高过七成。曾几何时，以对参院的主导为武器，在国会上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民主党，从强攻转为守势，乃至最近一些议题的审议、通过，全无紧张感与悬念，几乎被自民党牵着走（如2009年度补充预算案等）。而麻生和自民党暗中渔利，额手称庆，被国民奚落为“超低空飞行”的麻生政权的支持率居然从最低点的7%开始缓慢爬升，目前已回复到32%的“安全水域”。如一任舆论的逆风劲吹不止的话，民主党念兹在兹的政权更替的鸿鹄之志，无疑终将化为一场春梦。于是，党内出现反对的声浪，前党代表前原诚司等少壮派议员公开表示，“小泽不下课，政权难更替”；连77岁高龄的民主党最高顾问、从自民党时代起便与小泽共进退的前大藏相藤井裕久也通过干事长鸠山由纪夫说服小泽下野，其目的是对后者的爱护：“当我们民主党从国民手中接过政权的时候，在对霞关（日政府所在地，泛指政府的行政体制）的改革问题上，小泽之力不可替代。只有辞去代表才能保存余力。”在这种情况下，小泽痛定思痛，于5月黄金周期间终于做出了“退阵”以救党的了断。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举是“为了使举党一致的体制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过去两个月来，因西松献金案的冲击及作为党魁的小泽本人的焦头烂额，民主党的党政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为应对今秋之前必将到来的众院大选的包括选举公约的制定在内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工作也被搁置至今；而原定于本月13日举行的、广受国民关注的与麻生的党魁国会辩论，也因民主党的人事变动而流产，这无疑会对民主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民主党能否在小泽下野后，迅速搬回已多有涣散的凝聚力，重新集结、出发，在随时可能开始的选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此后的应对至关重要，容不得半点疏忽——任何失误都将是致命的，因为已然没有政策试错的时间。

　　接下来，新的党代表将从冈田克也副代表、鸠山由纪夫干事长、菅直人代理党代表及前党代表前原诚司等被认为有力人选中产生，并以之为核心，构筑旨在赢得大选的“举党体制”。但由于长期以来，民主党对小泽个人权威的过度依存，无论谁接棒，都不可能形成像小泽那样的凝聚力，这也是民主党最令人担忧之处。也正因此，小泽在位时，其压倒一切的个人魅力和权威，也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党内对其领导责任的追究。就西松献金案而言，对于国民和舆论的批判，原本就未做出充分的说明与反省的党，徒置换一张作为“选举看板”的党代表面孔，何以回应国民对政治“自净能力”的质疑，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课题。

　　民主党自身，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大杂院”（日媒对民主党的不无奚落意味的称谓），除了小泽自己来自自民党外，还有旧社会党系、旧民社党系等势力，出身各异，山头林立，非有强力权威者，实难凝聚党内团结，遑论一致对外，这恐怕也是两月前，西松献金丑闻刚被曝光时，小泽欲退而不能的主要原因。放眼党内，青黄不接，要想找一名像小泽那样的“卡里斯玛”型“带头大哥”殊为不易。这不仅是政权更替的障碍，即使能勉强实现更替，当政后的执政也着实堪忧。

　　小泽其人在过去二十年来，始终盘踞在政坛的重要位置，其过人的政治手腕翻云覆雨，无论反党、退党，还是建立新党，总能处于权力中心，资源不断增殖，牢牢吸引着国民和大众传媒的视线，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枭雄。此番辞职，究竟是“小泽时代”决定性拐点，还是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换气期”，尚不到做最后断言的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小泽即使表面“退阵”，也不会离开权力核心。面向即将拉开的选战，从选举政策的制定，到重大人事的调整，他依然民主党的幕后推手。

　　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一个政治枭雄来说，没有什么巨创深痛比数度与首相宝座擦肩而过来得更加刻骨铭心了。因此，对小泽而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政权更替，才是正经。但此番请辞党代表，意味着首相候选人人选的调整，这很可能同时意味着小泽与首相宝座永远的“撒哟娜啦”。纵然以其人之尊，他尽可以在幕后做“造王者”（King Maker），但“造王者”毕竟不等于“王者”，对一个平生最大梦想是政权更替的人来说，未过一把“开国之君”的瘾，也许是最大的憾事。

　　5月12日，正在访问日本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举行高峰会谈。前者曾任总统8年，此番却是以总理的身份首次访日。这个被公认最具“卡里斯玛”特质的威权领导人，在去年大选时与43岁的总统梅德韦杰夫构筑“双头体制”：名义上，总统挂帅外交、军事，总理首相则负责内政、经济。因此，此番普京访日，经贸议题优先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作为俄罗斯政府首脑对重要邻国久违的国事访问，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重要战略课题肯定也会触及。
 

　　在双方共同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意向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俄原子能协定》。据此，用于核能发电上的铀浓缩工程作业委托俄方将成为可能，这标志着两国在核能领域中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出于应对全球变温的需要，一度已呈式微化了的核能再度复归，国际市场对铀燃料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对此前严重依赖欧美市场的日本来说，确保俄罗斯的供给源，意义非同小可。而对拥有世界最大级浓缩铀供给能力的俄罗斯来说，打开日本的销路，也未尝不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扩大，贸易总额从2003年的60亿美元扩展到全年的300亿美元，5年间扩大了5倍。对俄罗斯来说，日本已成为继德国、中国之后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按说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化，解决领土问题的条件可望进一步成熟，可事实上，两国领土争端始终处于搁置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缺少针对俄罗斯的有效战略牌，另一方面，政权过于频繁的交替，妨碍了外交交涉的连贯性，日本政局的不稳定显然已影响到国家利益。

　　对于这种状况，日相麻生深感焦虑。会谈中，双方共同认识到“日俄间因不存在和平条约，对在广泛领域中双方的合作构成了障碍”，并确认“为在我们这一代谋求问题之解决计，将本着此前达成的协议、文本，加速摸索双方可能接受的方案的进程”。普京也表示，“重要的是早日卸下负的遗产的包袱”，这被日方读解为对领土问题的“向前看”积极表态。

　　俄罗斯因世界原油、天然气价格下挫，外汇储备急剧减少，雇佣形势恶化，经济预期黯淡，已成金融危机中受害国的“急先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俄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这种情况下，普京再次把视线投向了日本的资金与技术，以期以核能产业带动两国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这只是其战略考量的一环。而对日本来说，核能开发的蛋糕尽管看上去不赖，但毕竟还只是眼前利益，难以维系长远的满足；更大、更诱人的蛋糕，则是东西伯利亚油田的共同开发；而最根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则是北方四岛归属问题的恒久解决。

　　北方领土问题，作为战争遗留问题，是日本心头永远的痛，一天不解决，日本便无法彻底走出战败情结。此番从普京的表态中多少流露出的某种不同以往的异样信号，令日本既兴奋又紧张，唯恐因应对不当而错失“良机”。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表现得过于亢奋，让俄国人觉得“上赶”，等于是往人家的天平盘子里扔砝码，其分寸拿捏，颇费思量。目下，两国首脑暂定于在7月于意大利召开的G8峰会上另行检讨，届时，“各种选项都将被掂量”。无论如何，这对麻生个人而言，不啻为一个卸任前最后一个可资期待的外交成果。

　　风物长宜放眼量。日俄关系，某种程度上跟中日关系一样，作为既有历史积怨，也不乏现实利益冲突的东北亚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亦需从长期战略视点来加以把握。但一个尴尬的矛盾是，麻生政权究竟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大裕度来从容策定“长期战略”？退一步，纵使麻生有此幸运，“长期战略”有可能出台的话，那么接下来由谁来执行，能否执行到底，则又是一个问题。
 

　　民调结果表明，日相麻生太郎4月底的访华，使其内阁支持率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回复到近30%的水平。这对上台以来，始终处于支持率危机中的麻生来说，不啻为一个现实的收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麻生此番访华，就动机与目标而言，其基于国内政治的需求远大于推动对华外交的需要。对此，中日两国媒体似乎高度共识，不约而同地采取低调应对，几乎不见造势者。直到麻生飞赴北京的当天，日本主流媒体连篇社论都未发。这与此前日媒对安倍、福田的访华期待反差颇大。

　　去年9月，麻生在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空前的厌倦和质疑中“临危受命”，粉墨登场，起步时的支持率还不足50%，但却是“辉煌”的顶点。“生于末世运偏消”，“麻生丸”一起航就撞上了金融危机的“恶天候”，不仅航向迷失，支持率也一路下挫，不济时居然不到10%，创下以史上极低支持率而“手把红旗旗不倒”的另类纪录。如果把政治运作比作驾驶飞机的话，麻生堪称一流的飞行员。大半年的时间，以高超的技艺“超低空飞行”，艰难地维系着“负的均衡”。这点无论如何值得评价。

　　日本战后历届内阁，都很在意民调。因为内阁支持率不仅直接反映国民的人心向背，而且是政权合法性、凝聚力的维系，关系到能否顺利决策和有效实施相关内政、外交政策的问题。麻生上台时曾说，自己“绝对不会中途退场”。单就这点而言，诚可谓“言必信，行必果”。因为对他来说，即使为自己辞去首相后的政治生命计，也务须避免重蹈其前两任首相的覆辙：选民的审判是严厉的，政权“抛球游戏”绝不允许再而三地重演。

　　但是，以目前不足30%的支持率，不要说缺乏推行行之有效的长期性经济政策的凝聚力，连政权维系都成问题。截至此番访华，麻生把其赖以提升支持率的“秘器”——外交牌，该用的、能用的，基本上都用了一过，可以说支持率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已有限。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民主党，尽管遭遇了西松建设政治献金案的不测，党魁小泽一郎至今未走出信任危机，面临去留的抉择，但从最新的民调来看，国民对民主党的支持仍然略高于自民党（19.7%VS29.4%）。这种情况下，从现在到9月，本届众院法定任期届满之前，麻生的任何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江山易手的致命错误。对此，麻生心知肚明。虽然外在形象大大咧咧，放言无忌，但实际上真正是如履薄冰。

　　据共同社报道，关于下次由中国担任东道主的东亚三国首脑会谈的日程安排问题，面对中方提议的6月下旬和8月下旬的两个方案，日方经再三权衡，终于表达了倾向后者的希望。至此，一直困扰舆论、为外界猜测不已的众院解散日程初现端倪：虽然尚不能最终确定，但考虑到从众院解散到大选投票所需时日等因素，“7月解散，8月投票”说正变得现实起来。7月在意大利举行的G8峰会，也许是麻生作为首相的谢幕之旅；而8月在中国举行的东亚三国峰会，谁将代表日本出席，就难说了。如果还是麻生的话，那将是作为连任后的日本第93任首相。

　　“政治漂流”，是近十数年来为日本媒体爱用不已的一个关键词，用以表达国民对政治的失望情绪。对一般选民来说，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搞清自民党和民主党在外交、民生、教育等方方面面政策的异同。对执政自民党说“不”，也并非完全出于对麻生个人的绝望，而是对居然没有取代麻生的合适人选的老大政党的绝望；不是不想投票给它，而是没法投票给它，因为它频频发出崩溃在即的预警信号。另一方面，在野民主党身上“反自民”的色彩如此强烈，但具体到政策上，分野却相当有限。给国民的感觉，仿佛只是为了“反自民”而存在。而西松建设政治献金案，暴露了这个脱胎于自民党的在野党肌体上的病变，与母体身上的病灶源自同一种基因，且人才青黄不接、难以为继之窘况比自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政治漂流”，此之谓也。

　　早年曾隶属自民党，后退党而举立新党的资深众议院田中秀征尝言：“自民党是老朽住宅，民主党是周转住宅，两者都无法令人恒久栖居。而国民真正需要的，是正经的家。”遏制“漂流”，还国民以可资安身立命的有“家园感”的政治，无疑是日本的当务之急。为此，一种旨在超越现有的政治格局，重新彻底洗牌的政界重构的潜流正悄然汇集，将深刻改写政坛的力学关系。而有迹象表明，包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内的实力派大佬也都没闲着，正在幕后忙着策划洗牌的方案.

　　超大排场的伦敦20国集团峰会（G20）“无疾而终”——无疾也无果。紧接着，原定上周于泰国帕塔亚举行的东亚三国领导人峰会因红衫军的反政府示威，被临时取消。后者作为排场小得多的地区峰会，虽然历史不长，却被认为是应对区域问题的富于针对性的一个有效途径。原本借此峰会，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拟端出旨在使东亚地区经济规模在2020年之前翻一番的“亚洲经济倍增计划”。

　　在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美欧的停滞有可能长期化的时期，发挥东亚地区的活力，以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牵引车”的认识本身没有问题，也是东亚三国的共识。尤其对在三国中，经济发达程度最高、但却最为保守的日本来说，不追求一国独善其身的单独经济增长，而是谋求超越国界的区域整体增长的“国际主义”思路值得评价。

　　照此构想，日本将与亚洲诸国分享其在高度增长期的成功经验，通过在亚洲广泛的区域扩充铁路、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实现未来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此，政府不仅设立了负责具体实施、推进该项事业的机构“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并以之为母体，拟出台一份综合开发计划“路线图”，而且，将投入总额为2兆（1兆=1万亿）日元规模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及等额的贸易保险预算，以规避、分担日本企业和民间资金的投资风险。

　　在世界市场急剧收缩的今天，仅靠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日本显然已难回到以往那种持续增长的轨道；而少子老龄化态势的进一步蔓延，又抑制了对内需的期待。这种情况下，从外交上实现“亚洲复归”的方向性调整，从而顺应“亚洲内需”所带来的机遇，虽不无“投机”之嫌，但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问题是，与日本在东盟展开全面竞争的中国和同样谋求强化与亚洲国家协调的美国，以及区内国家是否赞同麻生的构想。作为“总设计师”，麻生何以说服相关国家的领导人，接受这个被认为是日本与亚洲和世界多赢共益的宏大叙事，并与日本取得政策性协调，麻生其人及其内阁的公关能力无疑将受到考验。对此，麻生本人及政府相关人士似乎成竹在胸：日经济产业省官员表示，虽然东亚峰会因故取消，但构想“已向相关国家事先说明，并得到赞誉”。接下来，会付诸具体化。

　　由于过去3年来日本政局的混乱，世界各国对麻生政权的寿命及日本政府的政策持续执行能力多持谨慎态度。这方面最极端者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他不止一次表达过对日本政权频繁更替的倦怠感：“跟日本领导人谈了等于白谈。”话出自已有28年之久未举行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也有15年未曾召开的党的领导人之口，尽管有些刺耳，但确道出了某种无奈的事实。虽然日本政治是其内部事务，但以目前的局面难以推行任何长期政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区内相关国家来说，一个好容易经过论证付诸实施的构想，如果有可能随着当事国的政权一起消失的话，那么到底登不登船便是一个颇现实的问题。

　　如果日本真的像其21世纪国家战略所描画的那样，要成为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的话，如此宏大叙事的构想是不能说说而已的，更不能作为强化个别政权的支持率、凝聚力的公关道具和权宜之计。构想的首倡者虽然是麻生，但具体细化、推进、实施，则不一定非得由日本政府主导。相反，把计划从日本的现实政治中剥离出来，进而在“东盟10+3”、东亚三国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机构的框架内，作为区域性经济议题加以检讨、实施，反而令人感到更踏实、靠谱。

　　麻生版“亚洲经济倍增计划”，令人不由得联想到半个世纪以前，池田勇人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同的是，彼计划重在振兴内需，而此计划则偏重刺激出口；彼时的政治有稳定的“1955年体制”的庇护，而今天的自（民）-公（明）联合执政则风雨飘摇。后者作为一项藏富于民的社会政策，提前3年实现，深入人心；而前者则有点像天方夜谭，虽不缺刺激、悬念，但支持者寡，质疑者众。

   另一位渡边过从甚密的政治家是田中角荣。作为政治记者，出于职业性的敏锐嗅觉，渡边对田中曾抱有莫大的期待。战后，从吉田茂开始，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历任首相无一不是官僚起家，其政权也有很强的官僚政权色彩，令人窒息。只有田中，这个没有大学文凭、靠建筑业致富、38岁即成功入阁的“黑马”，可能成就一番“党人政治”的大业，以涤荡官僚政治的保守和暮气。彼时，渡边刚结束在华盛顿支局四年的特派员生涯，回到国内，便马上投入到“角福战争”（媒体对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之间党总裁和首相宝座争夺战的称呼）的相关报道活动中。

   从性格取向和对政治实力的判断上，渡边无疑是田中的拥趸：“角先生（媒体人对田中角荣的昵称）什么都跟你说，非常坦诚，是情报之泉。而且他讲话非常有趣。他要是东大法学部毕业的话，绝对当不了总理大臣，充其量也就是哪个省厅的次官，或者开发银行的总裁之类的。”

   1965年，田中任自民党干事长，离总裁的宝座还有一步之遥。包括渡边在内，一些大报的政治记者每天晚上都往田中家跑。田中重乡情，重义气，每天接见的几十号人中一半以上来自家乡新澙。这在东京出生、毕业于东大的媒体精英渡边看来，纯属瞎耽误工夫。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对田中说：“大体上，角先生已经是干事长，下一步是要成为总理总裁的人，每天宁愿见几十口子乡巴佬，却不见我们新闻记者，这算什么事？”东北汉子田中一下子就火了：“乡巴佬是什么话？渡边，你给我收回！”渡边自知理亏，但也在气头上，表示无法收回。田中更搓火了：“你干涉内政！老子想见谁，想干嘛，全凭我愿意。你小子每次过来，我不也半个钟点、一个钟点地跟你聊吗？何时怠慢过你不成？”田中说的确是事实，经常边吃早餐边跟渡边谈话。但在这种尴尬的氛围中，渡边自忖也不能掉大牌，便嘴硬说不是在拿自己说事，而是“在说所有新闻记者的事”，说完悻悻离去。后来，渡边听田中秘书早坂茂三说：“角先生说，真想揍渡边那小子一顿。”但田中不记仇，事过去就算完了。

   田中角荣如果不是战后日本金权政治始作俑者的话，至少也是集大成者。靠政治献金的推动，广罗党羽，使田中派成为党内最大的派系，历久不衰。不仅如此，政治与建设业者的利益粘连孕育了“建设族”、“道路族”等利权结构，历来是日本黑金政治的渊薮。不久前，因卷入西松建设非法政治献金案而备受舆论指责的日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就曾经是昔日田中门下的弟子。对此，长年在政治漩涡中呼吸、深谙派阀政治游戏规则的渡边自然再清楚不过：“当了政治家，从大佬那儿拿钱。拿了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小的们。在当时的政界，这是铁则。虽然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随着《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强化，报纸也拼命抨击金权政治，最近情况似乎没那么严重了，固然是好事，但我不认为这种陈规已完全绝迹。”

   但纵然如此，对同行立花隆以那种极端的形式在《文艺春秋》上曝光，渡边本人持保留态度。这里既有立法方面的问题（原有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在1975年修正前，对于政治活动捐助的法律规制极其宽泛），也有合法性资金被舆论曝光后的社会效果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具有违法性的、会成为刑事案件的聚财方法的话，报纸和电视本不应曝光”。

   对田中大佬其人超乎常人认知与想象的敛财、散财方式，渡边在回忆录中多有披露，有些是从未公开过的材料：据《朝日新闻》记者三浦甲子二透露，原NHK节目主持人、参院议员宫田辉怀里抱着个大纸袋从田中家出来，与正要进门的三浦在玄关撞了个正着。宫田吓一跳，纸袋掉地上，一捆捆的纸币散落出来，“大约有3000万日元左右。”宫田慌了神，也不顾打招呼，低头拾起钞票，装进纸袋，夺门而逃。与渡边一样同为见多识广的大报政治记者的三浦，也不禁在心里感叹道：“到底是角先生，玩的活就是大，跟我们通常听到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在田中的连载专栏（《我的履历书》）结束，结集成书后，去府上拜会，因为田中表示个人要购买出版的相当册数。“角先生打开大保险柜，啪啪几下就拿出200万日元。当然全都是正当的购书款。”当记者要开收据时，角先生说：“那玩意不必。”记者偷偷瞄了一眼保险柜，“里面密密实实码放着成捆的钞票，堆得跟报社的稿纸似的。”因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原因，日本政治资金有一个特点：现钞主义。不是现钞，全无效果。“拿的是现钞，递的也是现钞，所以踪迹全无。”

   1976年，随着洛克希德事件1被媒体曝光，已于两年前“退阵”的田中因受贿和违反外汇管理法嫌疑被捕。这是战后由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一路开创的、被称为“保守本流”的保守政治的最大危机。本来此前围绕“保守本流”的是非存废，政坛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势力，始终在较劲。但此时，两种力量突然联手，矛头一致对准拿洛克希德事件开刀的首相三木武夫，旨在“倒三木”的“举党体制”迅速形成，连此前最大的反田中派福田赳夫也加入其中。

   至此，现代日本的政治机器开始在与道德不同的坐标下运转，田中被捕后，其评价反而上升，舆论和政界的同情明显向田中倾斜。从当时的主流民意来看，逮捕前首相的做法，无论如何有些“过了”。这里，日本社会心理中保守性的一面再次浮水：国民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有时可超越道德律法，更看重现实的游戏规则。

   田中果然“有种”，在拘留所里无论检方百般质询，誓死不吐一字。一个月后，被保释。最后，在有罪终审判决之前病殁。田中其人到底是不是一块“善玉”另当别论，但其继承和主导的“保守本流”的政治成色，至今仍是日本政坛的背景主色调则是不争的事实：直到其因脑梗塞病倒、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的1985年，田中一直是政坛的幕后操盘手，不折不扣的政治枭雄、“造王者”（King Maker）；直到今天，源自前身田中派的町村派，仍然是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

   作为日本尚健在的头号大牌政治记者，渡边与战后历届首相及实力派政治家均有过从，可谓阅人无数。同时，政界人脉多多，从政机会数不胜数。经他介绍，做政治家、甚至首相秘书官的记者同僚、部下有之；前首相三木武夫也曾说服其弃纸（报纸）从政。况且，渡边其人对政治本身并无“洁癖”，至少不讨厌。但他在长达60年的政治记者生涯中，却始终未曾有过“下水”的冲动，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一般人会以为，这需要极大的定力。但对“新闻原教旨主义者”渡边来说，则未尝不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在渡边心中，甚至连世界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社长的位子都无所谓，“只要能将主笔进行到底。生涯，只想做一名新闻记者。”

   报纸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公器。但对被称为传媒社会的日本而言，新闻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单纯的旁观者、报道者和评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游戏的参与者，是政治决策程序的有效一环。渡边恒雄作为政治记者的言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远的不提，从几年前，针对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罔顾对中韩外交的失政、恶化，一再偏执于靖国参拜的问题，与《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Yoshibumi Wakamiya）长篇对话，指小泉作为政治家“没有教养”，到两年前做局，撮合前首相、自民党总裁福田康夫和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实现峰会，动议朝野两党保守联合，日本媒体大力介入现实政治操作，以舆论本身来诱导、酿造舆论的主动投球的激进姿态令人印象深刻。是耶非耶，姑且不论。走到这一步，真正兑现了“第四种权力”则是一个事实。

   也许，正因了这种显赫一世的权力，洞若观火如渡边恒雄者才宁愿放弃现实政治中“王者”宝座的逐鹿游戏，而甘愿做“无冕之王”，也未可知。

   《渡边恒雄回顾录》：渡边恒雄 口述，伊藤隆、御厨贵、饭尾润 采访整理，（日）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