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终于说服在内阁改组问题上态度不甚积极的执政联盟公明党代表太田昭宏，决定对内阁和自民党党内人事进行大改组。8月2日，改组后的新内阁在皇居经天皇“认证”，正式宣告成立，并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除了原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外相高村正彦等4名阁僚仍留任原职外，多达13名阁僚和党内包括“三驾马车”在内的重要职位均被调整。前自民党干事长、在国民中人气颇高的麻生太郎，在福田“三顾茅庐”般的恳请下，再度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前任干事长伊吹文明则转任内阁财务相。尤其是前者，明显是为应对一年后即将到来的总选举的“选举人事”：即使在支持率下泻的态势无法挽回，福田自身不得不退阵的情况下，党总裁的宝座“禅让”于麻生，兴许能规避“后福田”时代执政党江山易手的最糟糕局面。正因此，被一些媒体索性称之为“解散准备内阁”。

去年9月成立的福田政权，基本沿袭了前政权安倍内阁的人事架构（与此次改组刚好相对，17名成员中13名原封不动，只调整了4名）。由于其在内政改革问题上始终缺乏明确的政策主张，守成色彩过于明显，被国民奚落为“居拔内阁”（意为带家具出租的公寓式内阁）。

7月上旬G8峰会后，内阁支持率持续低迷，不仅缺乏推行大规模深度改革政策的政权凝聚力，且围绕下届临时国会的召集日程等问题，执政联盟内部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也传出了某种不谐和音。种种迹象表明，政权已进入“危险水域”。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福田上台以来，几乎所有施政都是迫于无奈，被动应对改革呼声的结果，即所谓“被动改革”一样，此番内阁改组其实也不外是“被动改革”之一环，且不无姗姗来迟之嫌。但纵然如此，改组毕竟使所谓“福田色”有所增强，当是意识到并立足于本届众院解散后即将打响的总选举选战，有自信问信于民的改组。

因本届众院将于明年秋天到期，如不出现提前解散众院的非常事态的话，总选举也将在明年秋天举行。而福田在这个节骨眼上改组内阁，无异于对外界做出以全新阵容迎战下届大选的意志表达，这与高举写满执政方针、理念的选举公约来应对选战庶几无二。按福田自己对改组方针的说法，改组后的新内阁将成为从经济结构上应对全球性原油、粮食价格高企等景气不安因素和长寿少子型社会的“安心实现型”阵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起用“财政重建派”重镇与谢野馨出任经济财政担当相、稳健务实的二阶俊博出任经济产业相及以原自民党干事长伊吹文明出任财务相等人事安排，确乎有强化财政经济领域基础配置的色彩。

此前，福田郑重对国民承诺的2011年国家及地方基础财政收支由红转黑的政府目标，在美次贷危机长期化、世界油价和粮荒等因素的影响下，不无渐行渐远的危险。而面向下届众院大选，不仅执政党内出现回归小泉构造改革路线的呼声，基于不景气的压力，国民和在野党要求出动国家财政的声浪也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首相，打出何种政纲来维系政权运营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福田政权在内政问题上，政策策定的清晰度远不如外交领域，给国民以模棱两可的模糊感，这也是其支持率一路走低的近因。当然，这与其上台并非是总选举的产物，而是党内各派平衡的结果也不无关系。加上众参两院“较劲”，导致“国政分离”的结构性问题，使福田政权本来固有的“过渡”色彩，更趋明显。而通过此番内阁改组，向国民明示到底“想做什么”的目标，不仅是政治对政权的底线要求，更是福田政权能否延命的关键所在。但期待似乎难容乐观。

而等待福田的，不仅有旨在决定明年度预算案的概算要求基准的确立及其亲口向国民承诺的社保领域中的“5个安心计划”，更有道路特定财源一般财源化的具体对策及国民基础年金国库负担额增加的财源问题。而所有这些，绝不仅仅是靠此前构造改革释放的余势（即所谓“被动改革”）便能解决得了的，非启动全面、大胆的深度改革举措，不足以接近目标。换句话说，此番内阁改组能否成为改革加速的契机，事关福田政权究竟是短命的过渡政权，还是有能力主导后续改革的“靠得住”的政权的问题。

　　战后的日本美术界，为唤回因战败而沦丧的日本固有的文化身份（Identity），众多艺术家苦苦摸索，进行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实验。其中，动静最大、对后来的前卫艺术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运动有二：“具体美术”和“物派”（Mono-ha）。两相比较，又以后者的影响为大，它从哲学上颠覆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基于物质主义的前卫艺术的美学根基。

　　进入21世纪，由于“物派”的艺术主张与国际社会对变得日益深刻的环境问题的诉求有内在的契合，不仅日本、韩国，就是在世界范围，也不乏再评价的呼声。去年，在798的东京画廊，举行了“物派”回顾展，几名尚健在的东洋艺术家再现了以铁、棉花、木材、泥土、石头、纸张等原始单一材料制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以物质的“原生态”形式，再现了40年前高度增长时期前卫艺术与经济社会的紧张；对40年后，在经济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物质至上发出了无言的质问。

　　“物派”作为一个前卫艺术流派，并没有明确的艺术纲领，甚至连所谓“物派”的命名者都几不可考。具体地说，是指发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一场前卫艺术运动：1968年，在神户须摩离宫公园举行的现代雕刻展上，艺术家关根伸夫制作了称为《位相—大地》的著名作品：在地面上挖一直径2.2米、深2.6米的圆柱形深穴，挖出来的泥土塑成跟洞穴尺寸同样大小的圆柱体立于穴旁；对此，学哲学出身的韩国旅日艺术家李禹焕以思辨式的表达诠释说：“作品发散出一种无以名状的场所性”，使人感到与存在本身原初的样子“邂逅的愉悦”……构成了“物派”的艺术理论基础。以关根、李二人为核心，吉田克朗、本田真吾、成田克彦、高松次郎、小清水渐等后辈艺术家陆续加盟，并发表了一系列性质相仿的作品，世人始以“物派”名之。权威艺术专业刊物《美术手帖》杂志于1970年2月号推出名为《发言的新人们》的特别策划，成为事实上的《物派宣言》。在这个策划中，“物派”艺术家首次集体登场亮相：如把巨石包裹在纸袋中的小清水渐的作品、把几根枕木并排摆放在地上的高山登的作品、把几个大瓦楞纸箱呈梯状摞在一起的野村任的作品等，无不给人以远离艺术“表现”，仅仅通过呈现“物”的不同样态，让隐藏于日常之中、视而不见的“物”的存在的迫力浮出水面的感觉，一个新鲜的世界豁然呈现于观众的视线中。

　　“物派”艺术家把“物”的本质强调到了极点。在他们看来，诸如杜尚著名的便器那样的既成品艺术，其实已远离了“物”，已然是一种加工后的造型；而他们的美学诉求是“自然本身是最美的”，任何加工、造型都是多余——其对纯粹的“物”的追求，纯粹到了“反艺术”的地步。可以说，是对20世纪形形色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单色主义、野兽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极少主义等等）的逃亡和反动。“物派”概念中所谓的“物”，其实并不等于具体、实在的物体（Object），而是类似人们谈到“灵”时所理解的那种漠然无形的对象物，很大程度上近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无”的语境，也不无东洋美学传统中的“物寂”、“物悲”，或中国文化中色空观的影子。

　　在奠定了“物派”理论基础的李禹焕看来，“物派”的灵魂在于“但求与‘物’相遇”，而不问“物”的形态。“有四五百年历史的近代艺术繁荣与凋落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像的形象化的表象作用的历史。所谓创作，无非是理念的对象化，即像的物象化凝结。除此之外，毫无意义。既然表象作业的支配者是人，那么造型处理技术的卓越者，无异于被称为艺术家的骗子。因此，文艺复兴以降的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其实只是对材料进行加工，将其表现为异化于材料的东西的技术而已。”“物派”是对这种把材料置换为某种材料以外的系统的否定，尘归尘，土归土，“石是石，木是木”——还素材的本来面目于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此不懈地纠缠于视觉艺术“欺骗性”，不仅是“物派”，印象派以降的美术史，其实就是一部使艺术作为艺术更加纯粹化的、怯除“欺骗性”，换句话说，怯除幻象的历史。而“物派”，只是晚近的一次最悲壮的努力。之所以“悲壮”，除努力本身的要素外，更因为其抵抗的对象物，是无处不在、物质至上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

　　唯其如此，以原木、和纸及河原的鹅卵石等和式材料为素材，不懈言说的“物派”创作，尽管作为前为艺术运动已经式微，但其声音却从来未曾消失。不仅没消失，作为典型“日本主义”的独特艺术表现，1990年代以降越来越引人瞩目。

　　于7月2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六方国家非正式外长会谈，当天即结束。作为5年来，六方国家外长的首轮磋商，会谈只进行了1小时20分，颇像一个高效的碰头会。

　　除了确认此前成果，对于朝核申报问题仅仅有“加速完成验证监督作业”之共识，而并未确立具体验证“路线图”。

　　会谈在对此前的成果加以确认的同时，对于朝鲜的核申报问题，只达成了“有必要加速完成验证监督作业”的共识，而未能确立具体的验证“路线图”。但对平壤而言，会上所确认各方履行对朝提供相当于95万吨重油的经援的义务，收获可谓具体而实惠。

　　尽管会谈结束时，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外长杨洁篪总结说，会谈“非常有意义”，但基本上是例行公事的表态。而最为令人侧目的是，显然是美朝两国代表的两次握手以及会后两国的单独接触。种种迹象表明，8月11日，一旦华盛顿关于解除对朝“支恐国家”认定的法定时限届满，“摘帽”程序很可能会“自动生效”。在某种意义上，此番外长磋商，与其说是为了加速验证监督共识的确立，不如说是为了让相关各国认清并接受美对朝“摘帽”的既成事实而铺路。

　　尽管韩国外长柳明恒还在就金刚山事件向朝方抗议，但所有这些，都已成为难以对朝核问题的解决方向发生影响的个别性议题。当出席磋商的日外相高村正彦趁合影时，向朝外长朴义春说“希望解决两国间诸悬案，推进日朝关系”的时候，后者仅以一句“知道了”便结束了“对话”；不仅如此，平壤方面六方会谈首席谈判代表金桂冠干脆缺席，只留外长朴义春做礼节性应对，既满足了华盛顿急于向国际社会夸耀“成果”的内心需要，又规避了其节外生枝，突然端出“计划外”重大议题的风险。　　

　　毋庸讳言，由于平壤对布什急于在总统任期结束前拿出决定性成果的功利性焦虑的精准把握，使六方会谈机制对朝鲜的约束功能已降至5年来的谷底。绑架、导弹等朝日、朝韩关系上的课题或被搁置，或被顺延，平壤一路破冰，铤而走险的结果，无疑取得了决定性突破，离其谋求的最终问题解决只差一两步。

　　但问题是，平壤辞典中“问题解决”与国际社会期望和理解的“问题解决”之间相去甚远。可是，除美、朝之外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虽然对美的战略妥协“原则默认”（或不得不“默认”），但华盛顿从来没有对其政策转型做出过明确说明，因此，相关各国在对“问题解决”的定义和理解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温差”是肯定的。毕竟，政策的具体拿捏还是要看美国。

　　因此，按六方会谈当初达成的协议，作为对平壤“回报”性质的经援，是基于“所有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和“完全而准确的申报”的基础上的承诺。如果平壤仅凭目前的行动，便获取美国的“摘帽”和六方国家的经援和补偿的话，则朝鲜得利极大，国际社会几乎难以再阻止其他无核国家效颦朝鲜的本体性冲动。。

　　所以，基于到目前为止，朝核问题解决目标上发生的变形，国际社会似有必要进行重新调整。换句话说，在美“不扩散即可”成为即将被兑现的现实性底牌的时候，除美、朝之外的六方国家须扪心自问，能否接受并援助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朝

　　最近一周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并未随着六方会谈重开，朝核问题终于向问题解决的“最后阶段”——第三阶段的迈进而呈现缓和迹象。相反，朝韩、日韩相继发生龃龉，旧乱未了，又添新愁，一度出现的乐观苗头骤然收紧，局势复陷入局部震荡与紧张。因半岛传统的地缘重要性，该地区出现任何动荡，都会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忧心忡忡，从而给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和谐造成不利影响。

　　先是在朝鲜风景名胜金刚山，发生一名韩国女性观光者因被认为误入朝方军事禁区而遭朝边防兵射杀的事件，导致南北关系骤冷。韩国政府在叫停赴北旅游观光的同时，要求朝方调查真相，不仅遭后者拒绝，反被人诬“责任在韩方”，并要求道歉。在南北方边境附近，发生类似命案，此既非头一遭，而如果双方无法坐下来冷静交涉，谋求问题解决的话，也未必是最后一次。

　　接着，韩日间竹岛风波再起：因日政府公开了面向全国中学社会科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新版《学习指导纲要》解说书中关于竹岛主权问题的指导性意见，把竹岛与北方四岛并列，在承认“我国与韩国间围绕竹岛的主张相异”的同时，敦促“关于我国的领土、领域，有必要强化学生的理解”。该消息于7月14日被日《读卖新闻》披露后，引发韩方的强烈反弹：政府严重抗议，召回驻日大使；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请愿；国会议员团乘直升机飞赴“独岛”（韩国对竹岛的称谓）宣示主权；连率先报道消息的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都被韩国愤怒的舆论定位为“右派报纸”，而此前只有极右翼的《产经新闻》才享有此“殊荣”……问题旋即升级为外交事件。

　　更有甚者，在野党利用所谓的“民意”，发动舆论攻势，使政权起步未久，便因美牛肉进口问题而遭遇巨大挫折的李明博，内心的伤痛尚未平复，又被架上了对日民族主义的祭坛，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政策回旋余地，忙不迭地周旋于对内解释、道歉和对外抗议、声明之间。一边抗议朝鲜，一边抗议日本，李甫上台时高调推出的以开创“韩日新时代”为开端的“未来志向”型外交新思维，未及充分展开，便已濒于崩盘的险境。

　　与此同时，日朝间的情势不仅难随朝核问题解决的推进而明朗化，反而因绑架问题悬而未决的长期化而呈胶着化态势，事实上成了桎梏日本对朝外交的民意、舆论瓶颈。碍于盟国的面子，尽管东京对华盛顿急于寻求对朝外交突破的急功近利不置一词，但对“第三阶段”以降的对朝经援，态度消极。在即将于7月23日在新加坡召开的六方会谈国家外长非正式磋商上，日朝外长能否实现单独会晤，正面回应日方关于绑架问题重新调查的要求，是国际社会，尤其是日本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关系到日对朝外交的政策走向。届时，乍看满脸“原则性”，但关键时却从不失灵活性的平壤，在因金刚山射杀韩国女性事件，与首尔关系的决定性倒退势所难免的情况下，为维持六方框架内的平衡计，再度讨好日本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如此，围绕核、金刚山、竹岛及绑架人质等问题，韩朝、日韩与日朝间各自展开自己的利益诉求，历史悬案与现实利害纵横交织，错综难解，牵一发而动全身，无一不是结构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体的中国，直面迫在眉睫的北京奥运，“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压倒一切的最大诉求。而这个稳定，当然也包括区域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面，显然不利于东亚的稳定和谐。

　　7月10日，北京钓鱼台芳菲苑再次迎来一批“熟客”：阔别10个月，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团长会议在此举行。会谈旨在讨论落实第二阶段行动的措施与步骤；确立验证机制；进而，就第三阶段行动的“路线图”进行磋商。

　　作为“第二阶段”的交换条件，是针对朝方实施的相关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包括宁边5KW反应堆、再处理工厂及核燃料棒生产设施）及对其核计划的“完全而准确的申报”，美国把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上删除，同时与其他5国一起向朝提供相当于重油90万吨的经济、能源援助。

　　以炸毁宁边冷却塔为象征，取出使用过的燃料棒等等，朝方对现有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工作被认为已完成80%；至于其所提交的申报材料中未包括核武器数量、贮藏设施及核试场所等内容，难言是“完全而准确的申报”的问题，却是在与美私下单独交易的基础上，取得了后者谅解的结果，因此从形式上，应该说是履行了程序。

　　对此，朝方抱怨说，5国承诺的经援实际“只履行了40%”。作为回报，美国又另行追加了50万吨粮食援助，并已开始提供；同时，不顾盟友日本的不满，毅然启动解除“支恐国家”指定的法定程序，并终止了对朝《敌国通商法》的法律适用。

　　但是，此次六方会谈前夕，朝政府发言人表态说：“美对‘支恐国家’指定的解除在手续上尚未生效，徒有《敌国通商法》的适用终止措施是不充分的。”这可理解为是对其“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一贯慎重立场的重申。按常理推测，在美方走完全部法定程序，“支恐国家”指定自动解除的8月11日之前，一般来说，平壤不会有进一步的积极行动。而问题也在这里：平壤断难如布什政权所希望的那样，按后者考虑的日程表如期推进。何以实现向“第三阶段”（也是弃核最终阶段）的升级，制定双方均能接受的现实可行的路线图，无疑是此番谈判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既定中的六方外长谈判的日程亦将随之敲定。

　　客观上说，朝鲜没有急于弃核之必要：与任期只剩半年的布什不同，金正日总书记没有任期的焦虑。种种迹象表明，平壤内心未必没有好歹挨过布什任期的“最坏”（或“最好”）打算：如平壤的要求不被答应的话，那么最终弃核未必不会成为对付下一任白宫主人的一张牌。以前不是没有类似的先例——尽管“冻结”与“放弃”在法律内涵与可逆与否的实效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等于作为时间策略不成立。

　　而所谓平壤的要求，无非是美作为经济补偿措施的清水反应堆提供、作为军事担保措施的和平协定缔结及作为政治保障措施的邦交正常化实现的3件“套餐”，此乃其不惜积15年之功于一博的最大诉求所在，也是不变的砝码，华盛顿一日不兑现，平壤便一日不弃核。对此，两者其实早就有“底线共识”。不仅如此，平壤认为，目前球在华盛顿一边。

　　但唯其如此，漫长的博弈越接近终点，便越发险象环生。仿佛谁都知道最终的果实是什么，放在哪，但通向它的路径却布满荆棘。5年7轮的马拉松交涉，六方国家终于望见了“第三阶段”的影子，但很快发现，通向这最后阶段的楼梯却又窄又暗，每一步都步履维艰。

　　作为本土传媒上所谓的“知日派”，笔者从不掩饰对“美丽国家”日本的喜爱。但这种喜爱绝不是盲目的，也基本不具备“爱屋及乌”的延伸特性，而是就事论事，“是其是，非其非。”

　　在日本近年推行的若干重大社会改革举措中，对诸如让普通国民参与司法审判的“裁判员制度”和旨在提高21世纪老龄社会国民福祉的“国民看护保险”制度等，笔者无不举双手赞成，并作为战后日本和平建设的成就予以正面评价。但对某些举措，由于其改革的方向不是指向开放社会中个人尊严与权利的增进，而是恰恰相反，甚至带有明显的反社会、反文明的性质，令人深感遗憾乃至愤怒。其荦荦大者有二：一是在出入境管理中对外国人的强制性指纹按捺措施，二是在签发入境签证上的一项“改革”。

　　先说前者。去年11月起，日本开始实施修正后的新《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据此法，凡进入日本的外国人，入境时被采取指纹，同时拍摄头像将成为“义务”。日本此举，是典型的“搭便车”行为：9•11后，美国出于反恐的考虑，率先导入了入境外国人指纹采取制度，以强化出入境管理。日本紧随其后，不顾大赦国际等海内外人权组织的反对，效颦盟友，在短暂的可行性检讨之后，遂步其后尘。据说，实施头一天，即将5名曾在日本留有不法滞留等案底的前科者拒之门外，可见其成效不凡。

　　对日本来说，此番指纹按捺制度的实施，其实是旧制度的死灰复燃。早在战后初期冷战时代，日政府和驻日美军出于防范在日朝鲜、韩国人的目的，以外国人登录制度及强迫按捺指纹等措施，对被看成是“犯罪预备军”的朝韩族裔进行高压管制。该制度因带有露骨的歧视和侮辱色彩，开始就遭到侨居日本的外侨和众多国民的批判、抵制。为此，旨在反对并废除该制度的市民运动始终不绝，有人甚至不惜因此坐牢或离开日本。

　　1984年，一位拒绝按捺指纹的美国女性被横滨地方法院以违反外国人登录法的罪名做出罚金1万日元的有罪判决；翌年，神奈川县警以同样罪名逮捕了在日韩国人李相镐。至此，民间反对运动开始升级，一些知识分子活动家卷入，连第二代在日韩国人、著名政治学者姜尚中也成了其住地埼玉县的拒绝指纹按捺“第一号”。20年后，姜在其自传《在日》中对此仍愤懑难耐：“问题不在指纹按捺本身。对原为‘日本人’的在日韩国、朝鲜人，战败后，却以自己的理由随便将对方看作是‘外国人’，以出入国管理和外国人登录法等形形色色的法律和行政处分横加刁难、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主张应以行动来表达公民个人的“食指的自由”。在市民运动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政府当局被迫做出妥协，在执行层面上逐渐放宽，终于2000年一度废止了这项制度。

　　对曾几何时销声匿迹的恶法之借尸还魂，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声明指出：指纹按捺制度违反了日本宪法第13、14条和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影响了日本国家及国民在国际社会的声誉，理应废止。但政府当局却以外国人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等数据为借口，不惜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复活令人联想到罪恶与羞耻的历史的“问题制度”，令良知蒙羞。事实上，外国人犯罪问题本身，亦不无被过大评估的夸张之嫌。近年来，东洋社会中许多反社会性凶恶犯罪，恰恰是不法日本人所为，如最近发生的厌世男在秋叶原的繁华大街上挥动匕首，致17人死伤的惊人事件。这充分说明，以强化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来应对社会治安，乃至反恐，未必是照准了靶子。

　　其次，作为去年福田访华的成果之一，日本面向中国旅行者观光签证的发放进一步放开：从今年3月起，中国两三口之家即可以“家庭游”的形式组团赴日，这对很多想去日本观光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利好”。但是，这项利好措施却伴随着一个附加条件：签证对象者年收入须在25万元以上。

　　作为西方民主主义国家，日本理应知道如此政策的反社会性及其对广大中国人心理的伤害——不客气地说，这简直是一项反动的政策，不仅与人类普世价值相抵触，而且与日本在21世纪锐意谋求的民生大国的国家战略方向有内在的冲突。这样做的结果，短期内可能招徕一些中国“成功人士”赴日，多少贡献于日本的观光经济，但从长期看，势必招致包括相当多有良知的“成功人士”在内的中国消费者的反感，从而强化头脑中既有的对日本的“机会主义”印象，而这恰恰是对后者国家软实力的莫大伤害。

　　以现代“地球村”通行的标准来衡量，诸如剥夺外国人“食指的自由”及把签证与入境者年收挂钩的做法，其反社会、反文明的程度足以用恶心来形容。如此恶心而不自觉，甚至窃喜者，无疑会遭到国际社会的鄙夷。用美《新闻周刊》一篇文章的话说：“岛国根性（Insularity），正威胁着日本的未来。”

　　这是日本第5次充当G8东道国，无论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性，还是日本外交而言，此番峰会意义之重大，显然超过了以往日本举办的历次G8。就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巨大变动的分水岭上这一点而言，目前的情况似与多国集团峰会体制创设之初的1970年代中期相仿佛，但局面却更加复杂诡谲，蕴含着深刻的矛盾与危机。

　　彼时情况与现在相比，一个共通点是世界经济也面临能源价格的高企及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低迷；进而言之，曾以压倒性强势引领世界的美国实力后退，恐怕也是“同类项”之一。为应对如此状况，1975年在法国动议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共同调整经济政策，旨在协调一致面对全球性经济困境——于是有了多国集团峰会的尝试。最初是七国集团，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被认为实现了向民主市场经济转型的俄罗斯加盟，遂发展成为今天的八国集团峰会。

　　毋庸讳言，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与人类所面临的矛盾与30年前相比，纵有若干“同类项”，但总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诚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济上，彼时石油输出国（OPEC）等一次产品生产国家对发达工业国等消费国家的构图已高度明晰；政治上，在东西冷战的基本框架下，至少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是相当团结的。惧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产油国中的多数国家也多在与西方集团携手的必要性上有所谓的“底线共识”。而此番G8，既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原油、粮食危机，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全球规模的课题，又肩负应对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非洲问题、朝鲜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等特定政治、安全保障课题的任务，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世界峰会，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八国集团的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多有登场，且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的政治经济、能源版图的改写深刻而深远。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今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势，会不会因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加剧，不仅关系到《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遏制气候变动目标的实现及“后京都”体制的构筑，而且大有成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声源的危险。

　　对此，中国自然不会坐视，而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断不会搁置。如何以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应对所谓“中国问题”，不仅仅把崛起中的中国看成是异质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战略敌对者，而是作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从战略高度接受其现实存在，并在此前提下谋求合作，既是对美日同盟的考验，也是G8体制最重要的战略课题之一。

　　早在冷战时代，世界银行便打出了“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口号，而不复是单纯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G8既不是、也不应成为标榜共同价值的富人“内部沙龙”（Inner Salon），而应当呈现某种多样性，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21世纪全球性课题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幻莫测的挑战。只有这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才能不再作为外化于G8体制的围观、旁观者，而是作为能动的、负责任的一员融入其中，推动其“双赢”。

　　6月27日下午4时，鸭绿江对岸一声巨响，在除当事国朝鲜外六方会谈五国代表及媒体的共同见证下，朝鲜宁边核设施冷却塔轰然倒掉，标志着朝方对其现有核设施去功能化的实现。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朝核问题能否在宁边冷却塔从视野中消失之后，呈现一片坦途，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前一天，朝鲜向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递交了核申报清单。美国随后表示，作为对朝方申报工作的回报，已启动于45天内将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中删除的审核程序，同时将解除依《敌国贸易法》对朝发动的相关制裁。

　　美对朝“支恐国家”的指定，始于1988年，起因是发生于前一年的大韩航空民航班机爆炸事件。如果此番朝鲜如期被从名单中删除的话，不仅意味着摘掉戴了20年之久的“支恐”帽子，极大改善其国际形象，而且将使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和接受国际经援成为可能，客观上有利于缓解朝鲜目前的经济困境。所以尽管申报核计划的工作拖延了半年之久，朝方却情愿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往前迈一步——把随着去年11月宁边地区3个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已然没有实际功用的冷却塔炸掉，以“向前看”的应对换取以美为首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的额外奖励。因为平壤深知，时间紧迫，如果不在美政权交替前兑现到实惠的话，恐夜长梦多——很难说奥巴马或麦凯恩执政后不会发生什么变故。对此，美虽心知肚明，但却乐于向前推进，因为对面临政权交替的布什来说，在朝核问题上外交突破，奠定其“盖棺”业绩的最后时限已迫在眉睫。

　　因此，美朝双方在相互需要的情况下，达成心照不宣的妥协并各留一手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就朝鲜而言，此番提交的申报清单中，只记载了钚的提取量及有关核设施的运行记录，而此前一直作为争论焦点的高浓缩铀开发和对叙利亚核开发合作方面的内容却得以在其它文件另行陈述——这显然是基于华盛顿的让步，与其对国际社会承诺的旨在“放弃全部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的“完全正确的申报”有不小的距离，该申报肯定不会是最后的；而对美国来说，权且接受此番申报，就此启动解除“支恐”指定的审核程序，还并不意味着解除本身，朝鲜能否最终“摘帽”，还取决于平壤的进一步努力及华盛顿对此的判断、容忍。国务卿赖斯表示，在未来45天内，如发现朝鲜没有完全合作，美将采取相应举措。

　　但无论如何，朝核问题在经过六方会谈体制长达5年的马拉松谈判之后，终于迎来了最为关键的弃核“第三阶段”，到了最后关头。尽管美朝双方基于互信的现状而各留一手，但这“一手”占全部问题解决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朝鲜的弃核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而美方的“摘帽”、“解禁”行动则是可逆的。但唯其如此，平壤在没有得到最后、最踏实的担保（美朝邦交正常化）前，完全的弃核也几近不可能。对此，华盛顿早有心理准备：布什说，“我不会有幻想，这是第一步，并不是整个进程的终结，而是开始。”

　　如此框架的达成，是两国五年龃龉、四年磋商的结果；是两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谋求两国关系中遗留问题的政治解决的共识积累的成果；同时也是近两年来，由于两国共同推进才得以深化的中日战略互惠的正果。至此，两国间5年来一直火星不断的高火险隐患被扑灭，东海初现“和平、合作之海”的曙光。对此，两国主流舆论都给与了正面的积极评价。

　　众所周知，围绕东海问题，有3个根本性障碍长期妨碍了问题的解决：首先，能源问题是关涉国家存续的重大战略问题，不是轻易可以让步的；其次，日中排他性经济海域（EEZ）边界线的划分，在本质上是一场关涉各自国家利益的零和性博弈，两国各执一词，主张相去甚远；再有，两国共同致力于问题解决的空气稀薄，被认为缺乏良性互动的关系基础。尤其是在问题表面化之初，因日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靖国参拜等问题，两国关系深陷于所谓“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助长、加剧了双方各自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及其相互作用，乃至出现了中方出动军舰为开发活动保驾护航、日方立法给企业开发“松绑”的对抗性紧张事态，甚至一时间，两国舆论中都曾出现过“必有一战”的过激声浪。险恶的空气，使两国从学界、传媒，到外交实务层面，几乎没有对问题的解决持乐观、积极态度者，唯一的希望，是寄望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胆识，谋求政治解决。

　　这种希望，在两年前秋天日前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破冰”之访后开始变得现实起来，特别是去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对日本的“融冰”之旅和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分别与日本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新共识”加速了问题解决的步伐。像眷顾于两国间历来的好事都必经历一番磨砺似的，尽管后来又经历了毒饺事件、西藏事件等短暂的波折，在中国遭遇的汶川大地震的空前灾难中，日本无私而及时的援手再次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两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感相互需要。坚冰从融化成冰水化合物到化作汩汩春水，终于在下个月的日北海道G8峰会和随后的北京奥运会前夕，汇成了温暖的河流，流向“和平、合作之海”。从这里，我们依稀窥见了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30年前由改革开放的奠基者邓公小平提出的解决中日关系遗留问题的思路，再次以具体的形式兑现为现实可行的政治智慧，而且比30年前，更升级了一个版本：不仅“争议”被“搁置”，“共同开发”也即将变为现实——此乃两国关系史上头一遭。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日两国均作出了积极的、向前看巨大让步，但目前达成的框架并未触动和改变双方在主权问题上的主张：无论是中方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说，还是日方主张的“中间线”说，应该说均未发生法理变形。因此，双方不仅没有因问题解决而失去什么，反而维系了双赢的大局：对中国来说，东海问题不仅意味着资源上的确保，而且与建设“外洋型海军”的国家战略息息相关；而对传统海洋国家的日本来说，则使其捍卫自身主权、权益的体制获得了进一步的清晰化表达和强化。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东海问题长期被置于两国战略竞争的焦点，两国媒体出于各自的需要对其在能源战略上的作用均有不同程度的夸大。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对立，与其说是基于能源需要，不如说基于主权问题的因素更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唯其如此，此番共识框架，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一种政治安排，有一定的权益色彩和潜在脆弱性。但是，通过协商谋求包括主权纷争在内的问题的解决的姿态本身，无疑为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种健康的思路，具有范本的意义。

　　 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果把传统的儒家智慧稍加延伸，用现代国家战略话语做一番过度诠释的话，山可看成国土主权，水则意味着资源归属。对现代国家而言，主权之重要自不在话下，资源的确保更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远的不提，战后的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直到最近的伊战，背后无一不潜伏着战略资源纷争的浓重阴影。如果说20世纪是石油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世界争端的焦点，正向水资源位移。日本一些地区的农家，已然出现水价与牛乳价格的“倒挂”。

　　从宇宙中看，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呈养眼的蔚蓝色，拥有14亿立方公里的水资源，是名至实归的“水的行星”。但是，地球上的水绝大部分为海洋水，淡水只占2.5%，且大部分为处于极地的冰和地下水。而易于为人类利用的存在于河川、湖泊的地表水仅占淡水存量的0.3%，其分布因不同的地域、时期而呈极端不均的状态，远比石油、金属资源的分布更加“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现状及从人的生命到国家经济发展对淡水的依存，带给不同社会以不同程度的“水压”。此种压力，不是因管路系统中的水压过大而造成的物理压力（Pressure），恰恰是由于缺水导致的压力，有些类似于人在身心俱疲时感到的精神紧张（Stress）。

　　对崇尚自然和谐的东洋人来说，“只有空气和水是免费的”是颠扑不破的常识，近乎某种与生俱来的世界观。但是，这种思维定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动摇：2005年1月，欧盟首开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制之先河，燃氧废气的排放权像物理形态的产品或技术一样，被明码标价后上市交易，实际上等于为氧气“消费”定价。如果说此前的气候变温问题是环境问题的话，那么以2005年为界，此后便成了经济问题。到目前为止，水基本上还是作为环境问题被认知、议论和检讨，但照本书作者的说法，围绕地球上存量有限的淡水资源，不同国家之间的争夺战势在必起。现代社会的纷争，多以“经济战”的形式展开，意味着有一天可能会出现围绕全球水价的多国贸易。而交易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确保集中更多的水源。如此，上述“免费”常识体系的解体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毋庸讳言，人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资源枯竭危机。与能源、金属资源相比，状况更加严峻的是粮食资源的紧张和水资源的全球性匮乏。事实上，人类所能利用的水资源，比通常想象的要少得多。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急速发展，对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是水源污染的日益严重，其结果是可资利用的水源变得更少。相当于世界人口两成的12亿人只能饮用非清洁水；最近发表的联合国报告指出，到2025年，将有相当于世界人口一半的35亿人面临缺水；每年有300-400万人被起因于水的疾病夺去生命，其中多为5岁以下的幼儿。自1977年于阿根廷召开联合国水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水问题的检讨从未间断，且越来越深广。有些概念、方法的提出，对危机实态的分析和应对有重大的意义。

　　人们一般倾向认为，那些极度缺水的地区，更易引发争夺水源的国际纷争，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英伦敦大学的中东地政学者托尼•阿兰教授指出：“国土大半为沙漠、理应缺水的中东诸国，并未深陷于水不足的矛盾之中，也未发生围绕水源的纷争、战争，为什么呢？”答案是“虚拟水”（Virtual water，或称“间接水”）：“位于干燥地带的国家，虽然看上去很缺水，但实际上由于进口靠他国的水生产的农作物，所以即使水资源匮乏，也不会为水不足的矛盾所困扰。”

　　这个概念的引入，意义非同小可，凸显了各国实际水消费的真实状况。据统计，生产1公斤小麦，约需重2000倍于它的水两吨；1公斤大麦、大豆，约需2.5-2.6吨；而1公斤牛肉，更需消耗近16吨水。因为家畜不仅需饮水，还需食用大量消耗水的谷物饲料。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粮食自给率只有四成，消费总量中过半需靠进口的日本虽然表面上看并未直面缺水问题，在这个严重缺水的世界仍显得比较从容，但背后却透出大量“虚拟水”严重依赖海外市场，实乃不折不扣的水资源透支国度的严峻现实：如果把日本进口的粮食全部切换为国内生产的话，年约需640吨水资源，相当于琵琶湖储水量的2.5倍。

　　因此，粮食贸易的背后，是“虚拟水”的交易，相关国家通过进口“虚拟水”，确保自己的水源存量。而随着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及以气候变暖为大背景的生物燃料热，一场世界范围的粮食资源争夺战已拉开战幕，而对农产品的争夺必然导致对滋养、孕育五谷的水资源的争夺。本书正是一位日本综合商社智库的资深粮食问题专家对此提出的预警。

　　在包括日本在内，多数发达国家废水处理、循环利用等功课已经做足，进一步开源节流的空间已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国际贸易的框架下，合法而安全地确保更多的水资源，已成当务之急。其状况之紧迫诚如1940年代，“九叶派”诗人陈敬容在《逻辑病者的春天》里所描述的那样：
　　“……
　　尽管想象里有无边的绿，
　　可是水、水、水呵，
　　我们依旧怀抱着
　　不尽的渴。” 

　　《水战争——争夺水资源的最终战争战端已开》（『水戦争―水資源争奪の最終戦争が始まった』）：柴田明夫 著，（日）角川书店，2007年12月第1版

　　近年来，中日两国关系骤冷骤热，忽远忽近，始终难以走入”平常心”的正常状态。为此，两国传媒、学界人士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创造了诸多用以形容两国关系结束不正常状态，开创新局面的关键词，诸如”破冰”、”融冰”、”暖春”等等，无一不是双方主流社会和民间对两国关系不尽人意的焦虑的表达。在舆论造势的喧嚣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冷场的大背景贯穿始终，无言地诠释着两国关系”遥远的近邻”、”咫尺天涯”的冰冷现实。

　　因某种建基于成熟的双边关系基础之上的预警和风险共管机制尚未构筑完备，两国关系目前受制于领导人个性、思维及偶发性事件的因素还很大，这既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招致不安，总的说来，离一种具备自我诊断、自我修复功能的良性循环机制尚有相当的距离。譬如，上个月访问扶桑的胡锦涛主席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之间达成了极为默契的沟通，以两国间第四个共同文件的形式，刚刚确认了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意向，旋即便被置于汶川大地震的严峻考验之中。可富于戏剧性的是，残酷的地震灾害却反而拉近了两国的距离，日本及时、慷慨的援手，使两国战略互惠迅速生成了一个着陆点，相关成果落地之快，成效之大，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尤其是日本救援队在灾区震后瓦砾堆中堪称卓越的表现及高度的专业精神，极大感动了中国人，包括相当数量的网上反日愤青在内，都由衷地发出了”感谢日本”的心声。

　　然而，正当日本沉浸在某种因救人水火的善举致两国关系迅速改善的自我满足与自我实现感之中，踌躇满志地紧急筹划以自卫队军机运输赈灾物资的时候，却再次遭遇了中方的冷静：军机出动被叫停，改为民用航班运输。这件事不大不小，微妙地折射出两国关系中脆性的一面及”过犹不及”的属性，从侧面提醒人们改善关系不宜操之过急。

　　地震救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虽不能说”因祸得福”，但客观上释放了此前两国间积聚的”负能量”；与此同时，”正能量”开始积累，可望成为双边关系日后的”燃料储备”。毕竟，能让日本政治倾向保守的媒体说出”中国有难，便是日本有难”，能让中国的反日愤青说出”感谢日本”，如此的机遇和能量，确实是可遇不可求，远非舆论造势所能奏效者。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源自民间草根的健康力量。对此，两国都应当深察并珍惜之，并以此为契机和社会基础，倾力推动、做大战略互惠。

　　但是，非常时期特定氛围下的应酬与交往，并非两国关系的常态。灾难过后，一切回复到”日常”轨道，两国关系能否依然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才是问题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常时期的情感沟通固然重要，但包括非常时期在内，对一个真实的对方全方位的深层了解，尤为重要，它关系到非常时期过后，在漫长的”日常”状态下，两国关系能否和谐发展的问题。譬如，作为中国人应该知道，日本救援队的救死扶伤、对罹难者遗体的尊重，并不是对中方的特殊礼仪和周到，而是其专业精神和民族习俗使然，他们在国内及第三国，亦同样如此，其所作所为既不会比此更多，也不会比此更少；譬如，假如此次没被叫停的话，即使日自卫队军机驶入中国领空，也是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跟过去战争的历史并没有必然联系。

　　日文中有个语汇曰”等身大”（Toushindai），意为与对象物身体的尺寸同样大小。在日本有关中国的理性、健康的舆论中，常见接受一个”等身大的中国”的说法。反诸求己，我们也应该学会接受一个”等身大的日本”：不是”小日本”，也不是”大日本”，而是跟现状的日本同样大小、一模一样的日本，一个最大限度排除了对异邦的想象的真实的日本。

　　中日关系在下一个阶段能否健康发展，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看待对方的目光。换句话说，能否在照准对方的战略视野中，还对方一个”等身大”的存在，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995年1月17日凌晨5时46分，日本兵库县南部淡路岛一带发生里氏7.2级地震。由于是震中临近都市的直下型强震，位于淡路岛及阪神间的兵库县周边地区遭严重破坏，尤其是港口城市神户，几乎被摧毁。

　　除当地媒体外，日本各大全国性媒体也在震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并立即投入旷日持久的赈灾报道活动。作为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媒体社会，日本固然不存在封锁消息、新闻检查等公开性方面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收视率、发行量等传媒量化指标上的过度竞争及媒体工作者自我约束的懈怠不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而其中一个显著的问题，即新闻伦理问题。

　　在灾难降临的初期，一方面慑于大自然神秘的威力，另一方面对受灾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不仅灾民惊魂未定，媒体人内心也受到震慑，是很自然的事。这种情况下，发自现场的灾情“第一报”往往带有极强的“狼来了”的色彩，这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报道活动的深入，有效信息越来越多，一个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最大程度接近真实的对受灾状况的分析判断理应凸显；接下来，报道活动的重点理应侧重置身于这种状况之中的人本身的处境，所有的镜头、麦克风都应当尽量去表现灾民的危险、疾苦、感受和需求；同时，还应当为他们打气、加油，让他们在余震不断，次生灾害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中，在未来漫长的救灾和复兴建设过程中，看到希望并保持信心。这种深层的、富于建设性的报道，就远远不是初期“狼来啦”式的报道所能涵盖的了。

　　但是，在阪神震灾报道过程中，从始至终，人们看的最多的，就是直升机航拍的阪神高速公路扭曲、倒塌，楼宇火灾火光冲天的刺激性场面。这种酷似灾难片的长镜头不仅在第一时间传遍全国，而且长久占据视听者的脑海，成为挥之不去的灾难记忆，相当程度上成了灾难的象征和替代物。然而，在倒塌的建筑残骸中，在火灾现场中，还有多少不幸的生命在挣扎；在瓦砾堆中，还有多少幸存者和志愿者埋头救人的身影……而这些，则往往成为报道的镜头难以曝光的“景深”。对充满惊险刺激的戏剧性场景的过度扫描和对普通抗震救灾场景的过度忽视，凸显了大众传媒视野中的“盲点”。而恰恰是后者，那种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日常性赈灾场景，才最有可能是持续性的，需付出长期韧性的努力。

　　大众传媒“媚俗”的一面，还表现在对人与报道关系的模糊认识上：是为人的报道，还是相反？巨震后，各大媒体纷纷动用直升机拍摄、报道，这虽然对国内观众迅速了解受灾情况、满足国民知情权有莫大贡献，但低空飞行的直升机的噪音，往往遮蔽了瓦砾下的呻吟和呼救的声音，对初期救助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其他诸如为拍摄黎明前避难场所内的情形，无视灾民的疲惫，刺眼的摄影灯无所顾忌地打在正熟睡的人们的脸上等问题，也遭到了国民的质疑。

　　日本媒体有极强的精英意识和高度的同质性，在某些问题上的应对也惊人地一致。初期，因组织、动员不力，政府救援姗姗来迟，在现场展开救援活动的多为民间NGO、志愿者，甚至有总部设在神户，在阪神地区根深叶茂的著名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对浑身上下满是闪亮的金属链扣、平时不可一世的“老大”们为灾民施粥、发放毛毯的情景，媒体出于决不为反社会性特定组织做软性宣传的媒体人自觉，做了低调得不能再低调的报道，灾民接受救助的行为被说成是无奈的“苦涩的选择”。其实，绝望的灾民接受救助更接近一种求生本能，在“合法”的救援到达之前，任何形式的救施都是现实的、宝贵的，也是高尚的，同样充满人性的光辉。因为在人道面临危机的关头，任何重建人道的努力都是值得评价的善举，这种普遍性的价值，无疑高于并优先于大众传媒的精英意识。

　　先破题。《当谈论关于跑的时候我所谈的》（以下简称《当》），无论日文原文，还是译成中文，都是一个拗口的书名。村上春树一向以重视作品的标题著称，从《挪威的森林》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从《海边的卡夫卡》到《舞！舞！舞！》，无不极尽洗练、小资之能事。可如此村上，何以为自己的第一部自传性随笔集起了这样一个缺乏梦幻情调且稍嫌冗长的书名呢？答案是有所师承：向为村上所敬重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的短篇集《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乃始作俑者。两年前，村上将其译成日文出版，书名就叫《当谈论关于爱的时候我们所谈的》。

　　开宗明义，村上戏仿格言警句的口吻说，正如“真正的绅士，不谈关于分手的女人和支付了的税金的话题”似的，“真正的绅士，不在人前津津乐道健康法。”所以一方面，“虽然我不是真正的绅士……但对于写这样的书，依然感到有些难为情”；另一方面，这毕竟“不是一本关于健康法的书”，我并没有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展开诸如‘好，大家每天跑一跑，让我们更加健康’的主张。它只关涉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不停地跑意味着什么，对这件事的思考或自问自答。”

　　毛姆尝言，“无论怎样的剃须刀，都有其哲学。”对此，村上颇有心得：“即使再闷的事，只要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便会有某种观照油然而生。”至此，长跑这件谁都做得的庸常俗务，似乎被赋予了类似西西弗斯式的哲学、思辨意味，令人联想起好莱坞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中，退伍军人阿甘领跑众生的故事。但村上不是退伍大兵，他是职业小说家；其性格也不适合领跑，他只是自个跑，一味地、带有些偏执地跑，跑，跑——一直跑下去。“一本关于跑的忠实记录，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于我自己的忠实记录——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这点。”因此，这是一本“以跑步（Running）的行为为基轴的回忆录”。在此，村上特意使用了法文语境的回忆录（mémoire）的表达，令人想到普鲁斯特、莫洛亚等所代表的法兰西内心独白式自传体回忆的写作传统。

　　事实上，《当》正是一部路跑者的内心独白。1982年秋天，33岁的村上刚刚杀青《寻羊冒险记》，踌躇满志，决定把经营多年的酒吧交给太太，走职业小说家的道路。与此同时，东京都的公路、河畔和自卫队基地的操场上，多了一名长跑者。两件看似无关的事体在时间轴上的响应，既是机缘巧合，也是一个隐喻，在村上而言，则几乎意味着同一件事：写作即长跑，一场永无终点、注定绵延一生的马拉松。

　　村上的自我定位是以长篇创作为主的小说家，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每年一部的稳定状态，至今不见收敛迹象。“写作长篇的劳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肉体劳动。作文本身大约是脑力劳动，但从头到尾完成一部体系化的书的写作，更近乎肉体劳动。……坐在桌前，神经像激光束似的聚焦于一点，从乌有的地平线上启动自身的想象，构架故事，从庞大的语汇中一个一个地挑选恰如其分的表达，让所有的情节按故事本身应有的逻辑轨道发展、流动……小说家须身披‘物语’的行头（Outfit），全身心投入思考。这种作业所要求作家的，是对全部肉体能力一网打尽般的行使——更多的情况是酷使。”

　　从音乐酒吧的店主，到职业小说家，意味着两种迥异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跨越，村上所直面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原来，在开店的繁复体力劳动中，体重反而被控制在较低的安全水平。而一旦成“坐家”，日复一日对着稿纸，体力开始下滑，体重增加。为了集中精力，过量吸烟。村上一度日吸烟超过60支，乃至手指泛黄，浑身散发烟草味，与“小资教父”的形象有莫大的反差。于是，长跑成了村上志业选择的伴生物。

　　从那以后，四分之一世纪如一日，村上一直“在路上”：从东京到到北海道，从雅典卫城到马拉松镇，从波士顿剑桥城的查尔斯河畔到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博尔德高地；从一个人适性随意地跑，到马拉松，到100公里超长马拉松，一直到铁人全能三项——小说家对自身体能极限的挑战也挑战着挑战本身的极限。但就在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撞到终点线的那一刻，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某种因挑战而拓宽的空间感、释放感，对小说家来说是最丰饶的恩赐，是创意的源泉。

　　对此，村上并不讳言自己成名后绝大多数作品的灵感，大都产生于路上，是路跑之人的视觉、感官对河川、山麓和笔直的跑道发生交感的结果。

　　然而，困惑也在这里。古往今来，文学从来是“恶之华”，而诗人、小说家则是孕育黑暗的花朵的母体。太多的作家论、创作谈告诉我们成功的作家是如何颓废、堕落、糜烂，病态到坠入欲望的最底层，然后置死地而后生，超越罪恶，笔下汩汩流出“恶之华”，从巴尔扎克、狄更斯、菲斯杰拉德，到太宰治、永井荷风、郁达夫，莫不如是。

　　但村上认为，“所谓艺术行为，就其成立的过程而言，本身就包含不健全的、反社会性的要素……但我觉得，惟其小说写作是人的内在毒素被抽出的‘不健康作业’，要想职业性地、长久地将小说创作进行到底的话，我们务需构筑自身的足以对抗体内危险（有时甚至会要人的命）毒素的免疫系统。只有如此，才能把更强的毒素加以正确、高效的处理。”“操作真正不健康的东西，人要越健康越好——此乃我的辩证法。就是说，不健全的灵魂，也需要健全的肉体。”可以说，这种关于毒素与抗体、有病的灵魂与健康的躯体的辩证法，正是村上文学论的精髓所在，与传统的作家创作谈相比，显得有些另类，却令人耳目一新。

　　村上甚至为自己提前拟好了墓志铭：

            村上春树

            作家、路跑者

            1949—20××年

　　至少到最后都不是走着的

　　 一个如此偏执于跑的小说家，直到今天，还在路上——“我跑，故我在。”   

　　《当谈论关于跑的时候我所谈的》（『走ることについて語るときに僕の語ること』）：村上春树 著，（日）文艺春秋社，200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