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10%先生”（传说中的贪污抽成）的扎尔达里在巴基斯坦总统选举中获得的胜利是压倒性的，他获得了70%的选票，在大本营信德省更是获得了一致的支持。无论如何，对于这个被穆沙拉夫统治了9年的国家来说，这样一位民选总统的上台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遗憾的是，扎尔达里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首先是日益恶化的巴基斯坦经济，然后是复杂的对美关系，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则扎尔达里将很快如幸灾乐祸者所说，执政的成功率还不到10%。

　　经济方面，巴基斯坦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只有55亿美元，这甚至不足以支付两个月的进口商品。巴基斯坦的通货膨胀率今年7月就已经超过了24%，食物和燃料的价格都比去年上涨了1/3。但扎尔达里上台后推出的经济改革举措，首先就是增加粮食的收购价格，这有助于讨好反对派领袖谢里夫控制的人口最大省——旁遮普省的农民，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代价就是多印钞票，这也是巴基斯坦快速通货膨胀的一个罪魁。另一方面，扎尔达里放弃了征收资本利得税的打算，这是由于他的家乡——信德省的资本家的反对而最终流产的。

　　虽然他推出了种种并不可靠的复兴计划，但扎尔达里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靠美国的援助。2001年至今，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1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主要用于军队建设，以助美国反恐的一臂之力。此次美国国会提出的援助方案则是连续十年，每年资助巴基斯坦大概1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美国人意识到，唯有从社会问题上入手，才能减少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气味。

　　面对美国这样的最大金主，扎尔达里同样问题多多。9月3日，美国特种部队在总统布什的允许下进入巴基斯坦境内袭击恐怖分子，最后以打死数十名平民而告终。这一举动在巴基斯坦国内引起公愤，连一向与美友善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亚尼将军都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并且否认巴基斯坦对美国地面部队进入存在一个审批机制。只有扎尔达里在就任总统的首次记者发布会上，拒绝对美国此举提出批评。这让巴基斯坦国内舆论甚为愤怒。

　　对美国人来说，巴基斯坦目前在反恐上的举动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中央情报局确信今年7月印度驻阿富汗大使馆的恐怖袭击事件背后有巴基斯坦情报机构ISI的身影。美国人给钱的目的就是让扎尔达里继续奉行穆沙拉夫的反恐政策，并予以强化。但如果扎尔达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则将面临民意和军队的双重制约。

　　民意上，穆沙拉夫实施的反恐政策一直不得人心，甚至挫伤了军队的士气，所以一旦类似9月3日的事件发生得多了，则扎尔达里将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同时，他时刻不能忘记，在巴基斯坦国内，军队始终是国家的主宰。巴基斯坦军队既有对美国援助的需求，同时又想让境内的伊斯兰恐怖组织成为自己对付印度的一个有生力量。这将让扎尔达里面临严峻的考验。

　　核供应集团（NSG）本周末终于在维也纳作出了一个糟糕的决定，为印度这个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放行，让他可以从全世界购买核燃料、技术以及服务。讽刺的是，NSG这个组织就是在对1974年印度核试验的震惊中成立的，他负责管理国际社会的核交易。

　　这一协议是美国布什政府和印度辛格政府的共同成就，印度政府现在就可以开始和已经达成协议的法国和俄罗斯进行核交易，而与美国的相关贸易关系则需要美国国会的最后批准。虽然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很可能不会在这一会期内满足布什累积外交遗产的企图，但这个措辞模糊的例外协议仍然可以看成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一次胜利。它将在世界范围内开一个不好的先例，并引发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不安全感。虽然，中国在核供应集团的会议上最终投了赞成票。

　　周末谈判的最后障碍来自于包括新西兰、瑞士、奥地利在内的六个小国。他们要求在协议中加上”印度如果进行核试验，则协议自动终止”的条款，但最后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放弃了。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北非的过程中，与2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通了电话，其中包括中国外长杨洁篪；而美国总统布什也为此事专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了沟通。虽然中国最终放行该协议，但从维也纳传出的消息表明，中国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都企图通过拖延时间的战术来阻止该协议的达成。这让印度媒体在事后耿耿于怀，他们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的表现将影响到未来的中印关系。

　　从整个协议最终达成的模糊措辞来看，中国的担忧完全是有道理的。印度的反对党人民党愚蠢地批评当政者为此陷入了”核不扩散陷阱”，放弃了核试验和进一步发展核武库的权利。但辛格政府告诉他们，这不是事实。从国际社会的事后反应来看，这种误解也相当普遍。细读协议就会发现，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内容，根本就没有一个斩钉截铁的规定。印度政府只是表示，他们将放弃未来一段时间的核试验，这种没有时间长度表述的姿态，不具有任何约束力。而在协议达成之前，为了让国会的先生们安心，美国政府写了一封秘密信件，大意是如果印度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将有权力终止相关的合作，这显然也为未来的外交操作留下余地：如果印度是在巴基斯坦或者中国之后进行核试验，那美国网开一面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中国和巴基斯坦肯定是这一暧昧协议的受损方，当然可能屈就于中印关系的发展和美国方面的压力，中国最终没有投出自己的否决票。同时，该协议的模糊措辞，也将为未来某个时刻的地缘冲突或军备竞赛留下相当暧昧的伏笔。

　　本周，谢里夫率领他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N）退出联合政府，在共同敌人穆沙拉夫辞职而去之时，失去共同目标的巴基斯坦人民党首脑扎尔达里（布托丈夫）和谢里夫之间进入了个人PK阶段。

　　从1980年代开始，代表巴基斯坦最富裕省份旁遮普省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谢里夫就一直和代表信德省利益的布托家族展开激烈的政治争夺。两方都曾上位担任过巴基斯坦总理，但最终均因腐败问题而名誉扫地。最终，军人出身的穆沙拉夫在1999年发动政变，让谢里夫被迫流亡海外7年。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个军队掌控一切的不成熟民主国家，多年的政治势力轮替，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越来越猖獗的恐怖主义，巴基斯坦民众等来的仍然是腐败的前总理谢里夫，和他的竞争对手—— “10%先生”扎尔达里：扎尔达里之前在妻子布托当政期间权倾朝野，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他经手，则至少要抽取至少10%的提成。穆沙拉夫上台后，他因腐败和谋杀等罪名在监狱里呆过8年，以至于伦敦的《金融时报》报道说，扎尔达里的狱中生活让他患有痴呆和忧郁等疾病。

　　两个政党之间的分裂实质上在于双方各自的政治算盘指向相差太远。去年8月7日，双方曾达成协议，规定在穆沙拉夫下台之后，要立即恢复以前首席大法官乔杜里为首的60名法官的职位，并且经双方协商决定两个政党的共同总统候选人。但在穆沙拉夫宣布下台后，扎尔达里又撕毁协议，拒绝让乔杜里等人回归，因为他害怕这些在巴基斯坦国内拥有强烈民意支持的法官上台后，可能会判定穆沙拉夫给他的赦免令非法，使他重新面对腐败指控。

　　但从谢里夫方面来说，让乔杜里等人重新上台是他从沙特返国后的主要政治诉求。乔杜里等人的上台就意味着有可能重提对扎尔达里的指控，甚至可能对穆沙拉夫动手，而他自己则有可能重新获得竞选资格。而且，之前由于秉持这种政治主张，使得谢里夫这个10年前的糟糕政客突然之间成为巴基斯坦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谢里夫的退出暂时不会让扎尔达里的人民党受到太大挫败，因为穆沙拉夫所在的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Q）很可能会转而支持人民党，扎尔达里9月当上巴基斯坦总统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扎尔达里对反恐的强硬也显得更能让人接受一些。而谢里夫也可以凭借高民意支持，在适当的时候给扎尔达里以沉重一击。如果他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上台，他与伊斯兰教结合紧密的保守倾向，将让巴基斯坦这个反恐前沿国家的前景看起来更加失控。当然，那些寄望巴基斯坦能够通过这次选举迎来稳定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这个国家的政治在腐败政客和军人统治的轮回中已经走过了50多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乔杜里是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位前最高大法官一再挑战穆沙拉夫的权威，甚至威胁到他的下一个总统任期，巴基斯坦总统就不会在去年11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从而民意大失，使他支持的政党在今年2月的选举中落败。而那些穆沙拉夫的敌人——前总理贝·布托的鳏夫扎尔达里、前总理谢里夫，更不会成为现在每天在穆沙拉夫面前晃来晃去的苍蝇，令其烦恼。

　　理所应当，当乔杜里从穆沙拉夫的软禁中解脱出来后，扎尔达里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和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Q）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顺应民意，赶民主大潮而上，通过了让乔杜里等去年11月被解除职务的最高法院法官官复原职的协议。

　　但是事实上扎尔达里并不欢迎乔杜里的回归。因为去年10月，当他和他的夫人因与穆沙拉夫的私下权力分赃协议，而被赦免的时候，身为大法官的乔杜里给予严厉的质疑。而一旦让他官复原职，则旧事难免不重提。 除了自身合法性外，乔杜里再次上台后挑战穆沙拉夫总统资格的可能性同样很大。这将会导致政府和总统之间的矛盾直接激化。而扎尔达里和总理基拉尼并不想一开始就和穆沙拉夫发生正面冲突。

　　摆在他面前的棘手问题众多：首先是政府的稳定。谢里夫一直在旁虎视眈眈，不可能泯灭取而代之的想法，而扎尔达里本人同时还要稳定和军方的关系，特别是陆军参谋总长基亚尼。至少从目前来看，并未有任何迹象表明，穆沙拉夫失去了基亚尼的支持，而作为一个独立后军人统治时间超过一半的国家，基亚尼的态度至关重要。

　　其次是经济问题。日前，世界银行向巴基斯坦发出警告，要求其正视可能的经济危机。巴基斯坦中央银行报告说，在本财政年度的前8个月，巴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达到84.2亿美元，远远高于去年同期的58.5亿。

　　最后则是反恐问题。虽然之前穆沙拉夫在该问题上被认为过于亲美而在国内频频失分，但恐怖袭击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频繁发生，显然逼着政府必须积极面对。

　　在如此多挑战的压力下，扎尔达里的人民党暂时不想和穆沙拉夫发生过多冲突，在议会下一步针对穆沙拉夫的议程中，人民党和谢里夫之间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扎尔达里只是想通过修宪，废除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而谢里夫则想弹劾穆沙拉夫，逼其下台。由于两派各自怀揣算盘，因此目前虽达成了让乔杜里回归的协议，但人民党内部一直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运作修宪，包括对最高大法官的任期进行限制，并削减他的权力，让乔杜里的回归只是给人民党加分，而不是重新成为反对政府和总统的斗士。

　　当然，对一位民主斗士动手脚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人民党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则必须首先取得谢里夫的谅解，此后，还要面临巴基斯坦民众的强大压力。

　　本周举行的印度——非洲峰会被看成是非洲国家从新兴大国竞争中再次受益的又一次典型事件。

　　印度宣布，他们将把整个非洲项目的信贷规模提高一倍，从2003—04年度的21.5亿美元提高至2008—09年度的54亿美元。同时，印度将在未来5—6年内向非洲提供5亿美元援助贷款项目。在2006年11月的中非论坛上，中国向非洲提供了50亿美元的援助。而马上到来的5月份，日本也将在横滨展开和非洲首脑的峰会，经济援助必不可少。

　　面对多方竞争压力，辛格政府在整个会议期间极力回避与中国抗衡的话题。对于印度来说，在规模上和中国竞争显然不具有可行性。目前，印度和非洲每年的经贸额大概在202亿美元，而中国则已经达到550亿美元左右。

　　况且，也如印度官员所说，以私有公司为主体在非洲进行经济开发的印度，显然无法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相抗衡；在撒钱方面，印度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更多一些。此次峰会可以清晰看出，印度方面想通过构筑不同的竞争策略，来达到和中国的相同目的——获取能源。

　　和北京的中非峰会不同，印度方面更多地描述印非双方共同的挑战和价值观，产生的大概逻辑是：之前非洲大多通过原材料的输出和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完成贸易，而现在印度则将自己在信息技术、医药制造方面的优势传授给非洲国家，通过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ITEC）系统，对非洲进行人员培训，在非洲建立电话医疗系统、推进农业技术交流等，来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并解决首当其冲的贫困、饥饿和疾病问题。

　　但是，这些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见效，却令人怀疑。至少到目前为止，印度在非洲采取的手段和中国相差不远。之前几年一直瞄准中国的达尔富尔人权观察组织，已经将抗议的目光转向印度。在苏丹，印度向巴希尔政权投资2亿美元，修建输油管道；和中国一样，它也不在意津巴布韦国内的政治问题，继续在该国投资。

　　唯一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和非洲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南非，现在居住着大概250万印度裔居民。而印度公司在本地也更倾向于雇佣当地居民，不容易像中国那样受到民粹主义的反弹。

　　所以，印度官员回避全面抗衡看起来显得颇有道理。在全面撒网的同时，他们显然正在深化印度洋合作策略，将重点经营的地方放在东部非洲印度洋沿岸地区。

　　在那里，辛格政府试图建立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策略，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当中国于2007年3月派出超过300名志愿者前往塞舌尔这一印度传统友好国时，印度外长穆克杰间接发出警告，“这一水域的安全和稳定对于印度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对中国自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始的印度洋战略发展策略十分警惕，近年来加强了和塞舌尔、毛里求斯以及莫桑比克等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联系，推出了军舰巡逻、联合军事演习等举措。而这一地区也将成为今后中印两国竞逐的主要地带。

　　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发展与合作关系，近年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区域合作计划方面，以亚洲开发银行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援助最为关键。担任亚银总裁的黑田东彦，更是对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经济发展表现，以及邻国间的开发合作计划，有不少的期待。黑田在上月陆续拜访柬埔寨与越南，希望能更深入了解相关国家的发展问题与所需援助的状况。

　　黑田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即代表亚洲开发银行提供一笔高达 7200万美元的援助与贷款计划给柬埔寨，希望在柬国推动中学教育改革、改善农民生活品质、金融改革与域内交通改革等计划。除此之外，亚银同时也将提供 13亿到 16亿美元，以协助越南落实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计划的行动方案。这趟行程对 3月即将召开的第三届大湄公河高峰会而言，可以说是一项大利多。湄公河流域国家在月底即将举行的三年一度高峰会议中，预计将把讨论重点置于基础建设的发展与联结上，希望透过能力建构计划的合作，强化域内国家的竞争力。就此，亚银（与澳洲政府）资源的实时注挹，的确相当重要。

　　除了国际组织的协助，域内国家的双边合作关系也是促进次区域发展的另一项关键。其中，以泰国的角色最为活跃。泰国对于柬埔寨投入不少援助，特别是在基础建设与观光业方面的双边合作，均有助于带动柬国的经济成长。目前泰国正协助寮国建设铁路，以完整泰寮铁路的联结（预计 4月通车）。两国期待能逐段完成「泛亚铁路计划」，这条涵盖腹地极广的铁路规划，除了将连贯新、马、泰、柬、寮与越南等六个东盟国家的首都之外，亦将一路延伸至中国境内。铁路基础建设的完工，将能强化各国之间的客运与货运联系，因而能实质强化交通与发展竞争力。

　　泰国除了积极援助柬埔寨的基础建设发展，其与寮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亦相当密切。双方从去年开始积极于国境、难民、交通网络、甚至是高中教材方面进行意见交流，并推动合作计划。总理沙玛方于 1日由寮国返泰，日前的拜访行程正是与寮国讨论难民与国境问题，更希望能促成湄公河水坝的建设计划，试图为两国国内的旱灾问题寻找解决之道。

　　就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的新局面而言，来自亚银的援助计划结合了流域国家间的双边合作，构成了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发展的两股动力。

　　然而，尽管亚洲次区域开发计划是亚银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对于亚银组织来说，如果要继续支持相关发展计划，单靠亚银基金的支持显然不够充足。无论是亚银还是东盟，如果要增加湄公河流域的竞争力，要进一步改善在地人民的生活品质，除了得寻求更多已开发国家的支持，最后的责任还是需要流域国家的大力配合。借着呼吁相关政府严肃面对跨国合作的问题，并有效敦促各国善用现有资源，才是治本之道。

　　上周结束的巴基斯坦议会选举，是人民对穆沙拉夫投下的最大不信任票。在所有 268个下院席位争夺中，支持总统穆沙拉夫的所谓“国王的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党（Q），仅仅获得 40个席位，彻底沦为议会第三大党。而横亘于其面前的是贝·布托丈夫扎尔达里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87席）和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党（N）。

　　对穆沙拉夫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两个最大反对党于周四宣布结盟，预示着在未来，巴基斯坦总统将面临来自议会和总理的强大压力。这不得不说，是对穆沙拉夫权力的一个极大削弱。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此时发出对巴基斯坦民主的由衷赞叹仍为时过早，而对于穆沙拉夫即将下台发出的欢呼声也会显得不合时宜。

　　在一次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选举中，面临多方压力的穆沙拉夫虽然时有小动作传出，但仍未能大面积作弊，使得此次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巴基斯坦的民意，也和国际组织所做民调——超过 70%巴基斯坦人认为穆沙拉夫应该辞职——的结果基本吻合。

　　从去年 11月的紧急状态宣布以后，穆沙拉夫对巴基斯坦民主所做的一切，虽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力挺，但在国内的支持度上却是江河日下，再加上巴基斯坦经济连年不振，高物价、能源短缺，这些都对“国王的政党”Q党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同时，极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在巴基斯坦的西部边界省，由巴基斯坦军方一手扶持的 MMA党亦受到“票房毒药”穆沙拉夫的影响，遭到挫败，不敌普什图族民族主义政党 ANP。

　　即使如此，由 N党和人民党组成的联盟仍极其脆弱。两方原先就是巴基斯坦政界的死敌，只是因为穆沙拉夫这个共同的敌人才走到一起。选后的表态中，扎尔达里明显没有谢里夫强硬。谢里夫提出几项要求，包括弹劾穆沙拉夫、完全恢复之前的最高法院，都没有从扎尔达里处得到明确的态度。而未来两方的联合政府如何协调，亦将是一件头疼的事情。

　　对于扎尔达里来说，他本人面临的挑战亦相当严峻。在此次投票中，贝·布托的死并没有为人民党挣得太多同情票，该党的席位于 2002年相比，仅仅上升了 7席，只是因为 Q党的溃败，才让它坐稳议会第一大党。扎尔达里本人出身于信德省的地主阶级，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儿子还年幼，这些不利因素加在一起，对于其在党内保持威信，并在联合政府内与谢里夫谋皮，都非常不利。

　　在选举结束后，扎尔达里曾应邀前往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交谈，这被看成是一个信号：人民党仍然有可能和 Q党，也就是穆沙拉夫走向联合。虽然这会引起党内的极大反弹，但对于扎尔达里来说，这可能是一条更为安全的路径。扎尔达里很早就参与了美国政府撮合的和穆沙拉夫的分权谈判，而直到现在，虽然希望越来越小，美国政府都没有放弃，扎尔达里亦有可能完成贝·布托生前所做之事。

　　所以，由代表左翼自由派思想的人民党和保守政党 N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未来仍然将在众多问题上奏出不和谐音符。巴基斯坦政坛将继续混乱不堪。而弹劾穆沙拉夫所需的 2/3多数票更是无法在短期内凑齐。

　　另外，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军方态度。现在无法确切知道穆沙拉夫还能得到多大程度上的军方支持。但鉴于巴基斯坦国内的反军方民意，陆军参谋长基亚尼在接任职位后，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政治洞见。在此次选举混水面前，他数次三番召见自己的部下，要求他们远离是非，保持军队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如此态度并不等于基亚尼放弃了对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传统影响力，一旦民意政府无法处理好和军方的关系，则基亚尼将毫不犹豫地出手，以挽救自己的利益。

　　因此，此次选举，与其说是让穆沙拉夫不安，倒不如说是给扎尔达里和谢里夫出的一道难题，两党关系的走势，和军方关系的处理，都将决定巴基斯坦未来的命运。

　　在 2007年过去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印巴关系少见地没有成为地区的关键词。在整个 200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都受困于国内混乱的政治，于此同时，这些失败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在南亚地区外交政策的失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式微和国大党在印度执政联盟内地位的下降，对美国一直刻意而为的南亚布局是一个重大打击。同时，这也让南亚在未来几年内将持续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国际政治的热点地区。

　　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在民主力量的面前，无论是他不喜欢的印度左派，还是巴基斯坦的草根民主力量，都对他的反恐、遏制中国的双重布局，制造了极大的障碍，美国越来越需要思考，如何突破目前的这种政治和道德困境，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模式。

　　在巴基斯坦，9·11之后，美国向其投入 100亿美元资金用于反恐，并对穆沙拉夫独裁政权采取默认态度，虽然布什政府口头上一直宣称要巴基斯坦回归民主，但却暗中和前腐败总理贝齐纳尔·布托协商，以通过穆沙拉夫-布托分权模式，继续稳住巴基斯坦的反恐前线角色。

　　但无奈巴基斯坦国内民主力量的崛起，从大法官乔杜里被解职，国家即陷入混乱，穆沙拉夫为了保全自己的总统资格，在 2007年 11月实行紧急状态，极大挫伤了他的民众支持率。连月来，巴基斯坦局势混沌，在贝·布托遇刺后，军方意向不明，美国提出的派军队进入部落地区反恐的建议，在 1月份遭到了穆沙拉夫的断然拒绝。不出意外，未来几年，巴基斯坦将成为反恐核心地区，如果不能在今年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平衡巴基斯坦民众的民主诉求，则一个混乱的巴基斯坦政府将越发刺激边界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

　　在印度，美国外交的核心就是要达成将印度纳入盟友的目标，而其核心事件则是印美核协定。就在美国政府积极撮合，参众两院一路绿灯的情况下，印度国大党却在执政联盟内部遭到了左派盟友的一致抵制。盟友们认为印美核协定出卖主权，并且威胁提前退出联合政府。

　　一旦如此，则国大党将面临提前大选，这是他们断然不敢接受的冒险。虽然印度去年达到了 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印度的崛起并未惠及广大贫穷阶级。2007年全年的印度地方选举清晰地指明了一个未来，即代表”贱民”阶级政党的崛起，国大党的老化以及家族政治，不能为印度经济带来新的平衡，而人民党自 2004年失去政权以来，除了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精神外，混乱是其一直的特征。在如此情形下，印度左派政党和代表下层民众利益政党的崛起，将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承受民族主义的风险，印美核协定对于美国在南亚地区重构版图的打击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最受瞩目的崛起大国，还有一个全球反恐的中心大国，南亚在 2007年开始凸现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而对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来说，沿用传统的模式，显然只能导致更大的失败。

　　曼莫汉·辛格 1月 13日开始的中国之行，是印度总理 5年来首次访问中国，颇具象征意义。印度国内对此次访问寄予厚望，但辛格内阁在总理出发之前，想尽各种办法，降低外界的预期。事实上，国大党内更为实权的人物——主席索尼娅·甘地之前对中国的访问，也并没有实现两国关系的明显突破。

　　中印之间的不信任感毋庸置疑，由于两国曾经发生边界冲突，并至今未解决争端；同时，中国还是巴基斯坦的最大盟友，指望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以目前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发生冲突同样不可能。

　　对于辛格来说，由于中国在边界谈判问题上的不积极，甚至从去年开始否认两国曾就谈判的原则达成过默契，因此双方的谈判虽然一直在进行，但并没有成果，此次辛格访华，也不太可能取得突破。

　　而印度国内真正关心的是两国经贸关系的不平衡。从 2000年财政年度（注：印度的财政年度从每年 4月开始）的 25亿美元贸易额，到 2006年财政年度的 250亿美元，中国从印度的第 9大贸易伙伴，成为第 2大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也达到了 92亿美元。

　　从结构上看，中国在机械设备上对印度的出口大幅增加，这引起了印度国内保护民族工业的恐慌。中国的管道出口从占印度市场的 0.7%增加到 74.7%；广播电视设备从 11.5%增长到 49.4%。同时，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则主要集中在铁矿石等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

　　在印度的优势产品方面，制药业遭遇中国繁复的药品进口审批程序，即使产量能出口 40%到发达国家市场，但制药企业们却迟迟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印度的软件业在中国市场上所占份额同样可怜；印度著名的宝莱坞电影，由于受到中国每年进口电影只能有 50部的限制，根本无法与好莱坞竞争。

　　在如此多的经济问题面前，印度媒体一直认为，中印关系的这种不平衡，应该成为辛格此次北京之行最重要的课题。但是，调整经贸关系本身需要一个过程，在印度关心的几个领域中，中国本身也正在寻求发展，比如软件业，放开的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辛格政府在访问前一直致力于降低媒体的预期。不出意外，他的访问只能总结为加深双边理解，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等中共官方媒体惯常的论调。

　　预想中的全国混乱来的并不真切。当贝·布托的死讯传出后，除了贝·布托的家乡信德省确实发生了暴力冲突外，其他地方的秩序并不糟糕。人们所担心的核武器失控、穆沙拉夫下台、内战，一概没有发生，有的只是选举日期被推迟到了2月18日，虽然反对派齐声抗议，但也纷纷表示会遵守规则。在这个当口，没有人愿意冒险抵制，从而让自己被边缘化。

　　人们至今仍对贝·布托的死存在众多争议。虽然很多人相信基地组织应该对此事负责，但巴基斯坦政府迫不及待地对基地组织巴基斯坦分部领导人马苏德所在的地区实行轰炸，不得不让人怀疑是欲盖弥彰或者草率行事。另外，穆沙拉夫日前还就暗杀现场过快地被清理表示遗憾。值得注意的是，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军事首都拉瓦尔品第，这一结果要么说明军政府对恐怖组织已经失去控制，否则，就很有可能是军方自己所为。

　　巴基斯坦历史上，领导人猝死之谜被揭开的少之又少，此次贝·布托之死也很可能无疾而终。虽然穆沙拉夫邀请英国的苏格兰场（New Scotland Yard，即伦敦警务处总部）加入侦查，但后者如果不能得到穆沙拉夫控制的情报机构的配合，则依然很难水落石出，更遑论追究巴基斯坦官方的责任。而美国总统布什对穆沙拉夫此举的赞扬，亦显示出美国方面仍然没有放弃对这一反恐盟友的支持。

　　在最具影响力的政敌去世后，穆沙拉夫真正的敌人只剩下谢里夫了。用投票设施被破坏为借口，穆沙拉夫推迟了选举，也将人们对贝·布托和反对党的同情效应降到最低。最终，穆沙拉夫所在的政党无论是通过操纵选举上台，还是继续和贝·布托所在的人民党合作，应该都不会出人意料。

　　本周，人民党宣布了自己的接班人，贝·布托的腐败鳏夫、由于总吃回扣而被人称为 10%先生的扎尔达里，以及布托19岁的儿子比拉瓦尔担任该党的双主席。

　　但是，想借此二人之力，让该党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大反对党的名位，则显得异常困难。

　　12月 15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解除了持续长达六周的全国紧急状态，随着最大的两个反对党领袖贝·布托和谢里夫宣布参加 1月份的选举，这位巴基斯坦的独裁者暂时控制了局面。

　　穆沙拉夫在当天还同时颁布了 6条宪法修正案，并让 14名效忠于他的最高法院法官宣誓就职，目的在于保证在未来 5年的总统任期内，坐稳自己的位置。

　　1月份的选举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有众多反对党不接受最后的选举结果，那么穆沙拉夫的权威将继续受到挑战，国家的混乱局面亦无法终结。穆沙拉夫本人当然希望他自己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Q派）能最终取胜，但是一份新的民调显示，巴基斯坦国民中有 70%的人认为穆沙拉夫应该辞职。如果不进行舞弊，预计穆沙拉夫的政党将很难过关，而议会中存在一个反对他的执政党，则将让他如坐针毡。但是基于如此低的民调，如果通过造假上台，则有可能让选举结果陷入不被认可的境地，亦有可能威胁穆沙拉夫的 5年总统任期。

　　所以，穆沙拉夫在和反对党的较量中，采取了分化的政策。他先是对贝·布托进行了大赦，虽然布托女士宣布永远不再和穆沙拉夫合作，但是此二人未来仍然有可能结盟。第一，这是巴基斯坦的大金主美国所喜闻乐见的，贝·布托有西方文凭，主张反恐，政治方面可靠；第二，另一位大金主中国对此显得并不关心，因为只要存在军事援助的需要和印度的制约，那么无论谁执政，都不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第三，相对于保守的谢里夫，贝·布托至少在反恐问题上和穆沙拉夫存在共识，且二人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若干轮的结盟谈判。

　　相对于贝·布托，谢里夫对抵制选举更为积极主动。之前，两个反对党曾经宣布结为统一战线，但是在向穆沙拉夫施压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不一。谢里夫要求穆沙拉夫同意首席大法官乔杜里的回归，但贝·布托不同意，认为穆沙拉夫不可能答应这个要求。最后，在贝·布托的人民党宣布参加选举的情况下，谢里夫为了不被边缘化，也只好打消了抵制的念头。

　　另外，穆沙拉夫对谢里夫也采取了全面封锁的政策。穆沙拉夫任命的选委会否决了谢里夫本人和他兄弟参加选举的资格，理由是他们两人被指控犯有若干罪行。所以，谢里夫虽然现在拥有的支持率超过了贝·布托，但是，穆沙拉夫和贝·布托的联盟，最终成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 Leavenwort军校的巴基斯坦新任陆军参谋长基亚尼将成为左右巴基斯坦政局的最重要人物。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两个要素：第一，他忠于总统穆沙拉夫；第二，他想让巴基斯坦军队尽量远离政治舞台。但是，这两个要素是一对矛盾，基亚尼如何选择，将左右巴基斯坦政局的发展。

　　上周是巴基斯坦进入紧急状态后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周。总统穆沙拉夫飞赴沙特阿拉伯访问，劝说这一巴基斯坦忠实盟友留住谢里夫未果，反而换来了保守派前总理乘坐沙特王室专机回国，将整个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混沌化。作为一个宗教情节浓重，在任上纵容塔利班繁衍的前腐败总理，谢里夫的归国对穆沙拉夫、贝·布托和美国，都是一个坏消息。

　　之前，贝·布托和穆沙拉夫虽然处于对抗状态，但对西方来说，他们都是盟友。而谢里夫不是，他在归国后的民意调查中领先贝·布托，非常有希望在明年 1月的议会选举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理。他的优势在于，契合了巴基斯坦国内近年来的反美情绪，并从始至终和穆沙拉夫划清界限，而且，在巴基斯坦军队中，他也得到了众多保守派军人的支持。

　　但是，穆沙拉夫针对谢里夫归国也迅速作出反应。他在本周履行承诺，从军队退役，并宣布将在 12月 16日解除紧急状态。虽然包括前首席大法官乔杜里在内的人士仍然处于软禁之中，但国内外对于穆沙拉夫的压力已经得到缓解。

　　对于穆沙拉夫的退役，巴基斯坦观察家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一种认为军队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政治资源，穆沙拉夫退役意味着他的好日子已经结束；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他的退役将更有利于重新获得军队的支持。因为之前的紧急状态和打击西北地区部落民族的行动，让巴基斯坦军队的形象受损。

　　现在和军队脱钩后，军队和穆沙拉夫的关系反而容易理顺。穆沙拉夫在军队中亦拥有众多盟友，除了基亚尼，现在的情报机构领导人 Nadeen Taj将军也是穆沙拉夫的私人盟友。

　　纵观目前形势，后一种分析更为可信一些。因为反对派目前并没有获得超出想象的优势，只有谢里夫领导的政党坚决要求抵制选举，但是他仍然做了选举登记，生怕在明年的选举后被边缘化。而贝·布托等人只是将抵制选举作为威胁的手段。

　　包括选举委员会、最高法院以及看守政府均由穆沙拉夫的亲信控制，明年要迎来一场公正的选举，可能性确实不大。所以，即使谢里夫或贝·布托能获得胜利，成为巴基斯坦总理，他们仍将面对穆沙拉夫和基亚尼的双重领导，很难有所作为。

　　特别是基亚尼，他的支持无论对穆沙拉夫还是新任的总理来说，都将显得至关重要。虽然他的想法是要带领巴基斯坦军队远离政坛，但对于一个控制着巴基斯坦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组织来说，这不太可能。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本周断然转向，彻底关上和总统穆沙拉夫谈判的大门。她在结束软禁后，号召穆沙拉夫辞职，并表示自己不会再与独裁者合作。星期四，她更是放下个人恩怨，给远在沙特的另一位前总理谢里夫打电话，表示要联合所有的反对党一起向穆沙拉夫施压，谢里夫答应了她的请求。

　　贝•布托的转向显然是在大形势下的一个选择，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确定无疑。由于穆沙拉夫两周来持续对异议分子进行拘捕、关押等强硬手段，来自党内的压力让贝•布托已经无法继续同穆沙拉夫保持暧昧关系，否则，她将失去作为政治人物的可能性。

　　华盛顿的消息标明，在撮合穆沙拉夫—贝•布托联盟失败后，穆沙拉夫的强硬手段也让布什当局渐渐失去耐心。即使是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亲自访问伊斯兰堡之时，穆沙拉夫也仍然不愿意表态何时结束紧急状态。

　　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评估一旦穆沙拉夫失去军方支持，他将如何收场。目前掌握巴基斯坦军队的除了穆沙拉夫，就是他的亲信基亚尼。基亚尼本人是一名亲美的开明派将领，他虽然忠于穆沙拉夫，但是却倾向于军队应该着重在国家安全方面下工夫，尽量避免公开干预政治。

　　目前只存在两种可能会让军队背叛穆沙拉夫：一个是美国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因为主要是军方在享受这种援助；第二个是巴基斯坦国内反对派的力量让军队觉得他们在民众中的支持率持续下降。

　　即使是现在，巴基斯坦军队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经常被看成这个国家的救世主。所以，即使是基亚尼，也不会容许军队的权威和支持率受到挑战。随着穆沙拉夫的恐怖镇压手段持续时间越长，军队在国民中的形象越差，则穆本人失去军队支持的可能性也会越高。

　　而至于美国会不会切断援助，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仍然不会，虽然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已经对巴基斯坦失去耐心，但是布什政府内部的官员仍然在担心，一旦穆沙拉夫下台，美国的反恐事业可能毁于一旦。当然，军方的反穆沙拉夫人士也表达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巴基斯坦军队铁板一块，穆沙拉夫即使下台，也不会改变，反而是他的军事统治让军队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反恐。

　　所以，目前巴基斯坦的形势基本上是看反对派能否在贪污嫌疑人贝•布托的领导下取得团结，如果他们能和美国一起持续向穆沙拉夫施加压力的话，那么军队的动摇就有可能成为现实。那时候，穆沙拉夫将面临下台和让步的选择。但这一切目前还只是猜测，在军方忠于穆沙拉夫的情况下，一切反对派都只能是纸老虎。

　　印度总理辛格在去非洲访问的路上，沉痛地表示，他相信印美核协定仍在运作中，但即使暂时搁置，也不是世界末日。在 UPA联合政府的 4个左派政党发出退出联盟威胁后，国大党领袖索尼娅·甘地作出了暂停印美核协定的决策。这一决策避免了立即进行大选的危险。

　　在缺乏左派政党支持的前提下，国大党基本上没有获胜的可能。印美核协定被看作辛格政府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成果。为了保持印度的经济增长，到 2027年整个国家需要 5000亿瓦的电力供应，而核电显然是解决电力需求的最合适方法。同时，辛格政府想通过印美核协定加强和美国的关系，打破国际上对印度的核封锁，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关键玩家。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个协议，竟然因为同盟的反对而告流产。从这一天起，国大党的跛脚鸭地位已告正式形成。

　　辛格因为在 1990年代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打破印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被看成是一个改革者。但从 2004年担任总理以来，“改革者”已是浪得虚名。他屡屡因为左派干政而做出辞职的表示，但此次倒是表示会一直坚持完仍有一年半的任期。

　　在当今印度，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举措，如引进外资进入零售业、劳动法改革、经济特区政策，无一不遭到左派联盟的反对，这种同盟内的反对党让害怕政府解体的国大党在改革事业上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

　　在印美核协定一事上尝到甜头后，以印度共产党（马）为首的左派联盟将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已经放出风声，要全面检讨和 UPA的关系。左派列出一大张清单，包括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进入印度零售业，限制物价等等与改革相左的政策。

　　国大党已经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作为领导印度的政党，他们让民众看到，政府并没有能力推动他们认为对印度有着莫大好处的事情。这种失信对甘地家族的政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的转变发生，很难想象他们会在 2009年的议会大选中获胜。

　　印度曾被寄予厚望。在他所处的地区，印度是唯一的民主国家。当这个国家在今年度过 60周年大庆的时候，“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标签闪闪发光。然而，缅甸民主事件后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表明，印度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异曲同工：不结盟、没有价值观。所谓的“民主”，只是用来跟民主国家攀亲戚的。

　　这一次的缅甸事件，印度国内的自由派深为失望。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甚至落在了中国的后面。中国在联合国的谴责决议中，投了赞成票，而印度却一直在背后积极争取，想使整个措辞更为温和一些；中国对缅甸事件的评价出来以后，印度才姗姗来迟发表声明，甚至“抄袭”中国措辞，称整个事件是缅甸的“内政”。其实早在此次事件之前，印度就和中国采取相同的政策：经援军援，甚至在卖给军政府武器后，同样否认这些武器用于军事用途。

　　如此做的后果是，虽然在一系列的能源竞争中，印度始终落后于中国，但在今年缅甸军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前夜，印度能源部长迪奥拉仍然破天荒地得到接见，即使他的整个访问只有离奇的几个小时。

　　印度官方在解释此次的拙劣表现时，试图让人们相信，表面上的气势汹汹并无助于缅甸的民主化进程，无论政局如何风云变幻，缅甸的未来都会有军人的一席之地。他们举例说，1993年，当印度向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颁发人权奖项后，缅甸军政府当即释放了几名在押的印度反政府军成员。在印度东北部的复杂区域，众多游击队潜伏在缅甸，以那里为基地，辛格政府需要得到缅甸的帮助。

　　此时的印度已经不是 1988年的印度，那时的拉吉夫·甘地政府是南亚地区批评缅甸的旗帜，如今的印度同样为能源所困，在周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压下，根本无法承担起推进地区民主的大旗。

　　他们有的只是一些掩耳盗铃的做法，比如每次和缅甸政府的会谈，印度都会提起昂山素季的问题，但很显然，这只是一个姿态，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印度基本上没有向缅甸施压的资本，军政府从来不缺乏支持者，因为他们手里握着能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

　　本周，穆沙拉夫宣布，无论自己是否连任总统成功，都将在 11月卸去陆军参谋总长一职，这被看成是对反对派的进一步妥协。但是，很多人对此仍保持观望态度，因为他们清晰记得， 2004年12月31日本就应该脱下军装的穆沙拉夫，当年 7月通过修宪，保留了自己军队首脑的职务。

　　一直以来，军队被看成是穆沙拉夫的最大背景。但是，近年来的反恐活动展开后，虽然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但穆沙拉夫在军队中的势力已然动摇。巴基斯坦的情报官员和军队高层证实，政府军的士气已经非常低落，下层军官和士兵对穆沙拉夫政权感到厌烦。

　　由于军队和穆沙拉夫之间的关系，巴基斯坦民主派和普通民众已经对他们失去信心，他们过去享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被歧视和敌意所取代。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反恐行动的展开，特别是今年摧毁红色清真寺后，军队自身面对的自杀性攻击越来越多。从今年 1月到 9月 15日，巴基斯坦共发生 36起自杀性袭击事件，其中 24起发生在红色清真寺事件后。在这 24起事件中，共有 321人死亡，其中军人和警察占到了 223人。在巴基斯坦保守的西北边界省，穆沙拉夫已经建议他的士兵不要在公共场合身着军装。此外，袭击发生后的内部自查活动也让下层不安全感陡增，因为军队高层指控一些低级军官参与了这些针对军队自身的袭击事件。

　　许多来自部落地区的巴基斯坦士兵感到困惑的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恐怖分子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同乡，而在他们看来，军队的任务是抵御外来的侵略，如何向自己的乡亲开火，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题。在近来发生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几次军队被俘事件，都表明了这一点：在被俘的过程中，装备先进的政府军均未作抵抗而投降。一方面说明士气的低落，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他们的困惑。

　　面对军队士气低落的重大挑战，穆沙拉夫束手无策，因为导致当前状况的主要原因便是他的专制统治和上台后采取的政策。这种困境最终可能导致他的政权基础一点点被削弱，最终成为逼迫他下台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当谢里夫在 2000年被穆沙拉夫放逐的时候，许多巴基斯坦人是带着松口气的心情目送他的离去，并看着军政府上台的。在1990年代，谢里夫两次担任巴基斯坦总理，将这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腐败横行，而他的第一次出任总理，也是得到巴基斯坦军队的大力支持，方才上台的。但是，当 2007年9月10日，谢里夫在伊斯兰堡机场和政府进行了4个小时的僵持后，他虽然再次流亡沙特，但身份已然不同，说英雄有点过，但正面形象的树立则毋庸置疑。

　　虽然没有人相信谢里夫的回国参选并获胜，能带来真正的世俗民主，但谢里夫的参选资格，却是实现民主路上必须捍卫的东西。今年 8月，善于给穆沙拉夫制造麻烦的巴基斯坦高院宣布，谢里夫作为一个巴基斯坦公民，回国并参加明年进行的议会选举，是其不可侵犯的权利。

　　此后，为了应付这次突然袭击，虚弱的穆沙拉夫在谢里夫回归前，几乎举全国之力，对其支持者进行围追堵截，最后有近 1000名支持者被逮捕。而独裁者的话显然只能将信将疑，谢里夫的支持组织则宣称，大概有 10000名支持者被捕。

　　虽然穆沙拉夫暂时将谢里夫拒之国门之外，但是动荡的因子已然埋下，对穆沙拉夫不满的民众数量，在每月民调中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时间推得越长，则对穆沙拉夫的地位稳固越发不利。已经有迹象标明，其对军队的控制也有削弱的危险。

　　近年来，穆沙拉夫本人虽然一再做出民主姿态，但实质性内容几乎没有。目前，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上，争取连任成功，但是即使这个目的达到，巴基斯坦的不稳定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过去几个月，穆沙拉夫的情报官员一直在和另外一位前总理贝·布托进行谈判，企图通过分享权力，来度过当前的难关。为此，贝·布托提出要求，除让其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外，还要豁免对她的腐败指控，并且剥夺总统解除总理职位的权力。

　　同时，穆沙拉夫还应该卸下军装，成为一个世俗的总统。但是，直到贝·布托宣布自己将于 10月 18日回归巴基斯坦国内之时，双方仍未就权力分享达成协议，穆沙拉夫捍卫权力的决心之大，出人意料。

　　在这场三角决战中，贝·布托选择与穆沙拉夫妥协，而使自己在政治道义上落于谢里夫之后，许多支持者已经开始咒骂贝·布托的背叛。即使双方的权力分享协议可以达成，穆沙拉夫的如意算盘也有可能落空。

　　一种担心认为，一旦穆沙拉夫权力失控，则军队中的少数极端分子将有可能得到这个国家的核武器，这对这一地区，乃至世界，都有着不堪设想的后果。不过，美国政府对当前的谢里夫事件采取了“不干涉内政”政策，继续显现出由于反恐需要，而对穆沙拉夫的坚定支持。在关键时刻的这种支持，有可能让穆沙拉夫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间，但对巴基斯坦的民主和该地区的稳定来说，则是一个灾难。

　　8月25日，印度IT产业重镇海德拉巴继5月份后再次发生恐怖袭击，超过40人在两起爆炸中死亡。事发后，印度警方再次做出无谓指责，认为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支持的恐怖组织所为，但并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在 5月的恐怖袭击后，警方也做出如此表示，但至今罪犯仍逍遥法外。

　　几年来，印度的恐怖袭击频频发生，但暂时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对海德拉巴熟悉的人士指出，虽然印度确实面临国外恐怖威胁，但是国内由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不仅使毛派游击队在印度超过 50%的邦出现，而且让本来就处于社会下等阶层的穆斯林青年越来越多地加入极端组织。

　　海德拉巴是一个有着 40%穆斯林人口的地区，虽然穆斯林社区并不一定意味着贫穷，但是在这里，新兴的 IT新贵和贫穷的旧城民众之间，还是形成了一条以财富和宗教为划分标准的鸿沟，很多人相信，恐怖袭击有可能来自城市本身的居民，而与外界无关。

　　当然，猜测看来很难得到证实。与联合国的 222人的标准相比，印度每 10万人中只有 122名警察，属于警力严重不足的国家，而且基层组织由于贪污问题，基本上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与西方国家相比，在印度从事恐怖活动，风险要小很多。从 2004年至今，印度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人数，仅次于伊拉克，位居全球第二。而在恐怖袭击严重的东北部和东部各邦，由于秩序的混乱，FDI始终不敢进入，虽然在其中的一些地区，矿石产量丰富。

　　辛格政府曾经把恐怖袭击定义为政府在国内最大的挑战，虽然对经济的影响目前仍然无法看出，但一旦孟买和海德拉巴这样的城市都频频发生危险的话，则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被打上问号。但是政府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还是只能停留在指责邻国的层次上。

　　1952年，印度和日本建交之时，尼赫鲁总理将大象作为礼物送给日本。到了 2006年 12月，现任总理辛格访问日本时，他的礼物仍然是大象。礼物未变，关系显然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虽然印度已经坐享日本第一大援助国地位，但是日本企业仍然对印度望而生畏，糟糕的基础设施让日本企业迟迟不愿意赴印度投资，至今，日印之间的贸易额仅仅相当于中日之间贸易额的 1/28。

　　但是，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8月 21日到达新德里访问之时，一切似乎都有了改变的迹象。即使是布什总统，也没有享受到安倍的待遇。继 2000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后，安倍成为第一位在印度国会演讲的外国政要。而他也可以强调了自己所提出的“民主和繁荣之弧”。

　　他告诉印度的议员们，印度和日本是亚洲最大的两个民主政体，虽然一再回避遏制中国的话题，但是相信在他心目中，美澳日印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份量。

　　辛格也表达了他对民主整体天然合作的赞同， 2006年访问日本之前，他将日印关系说成是“亚洲最大两个民主政体之间的合作”。但他显然不愿激怒中国，而对与日本的合作也有着更多实际的考虑。印度从尼赫鲁时期就开始奉行不结盟政策，从目前来看，也并没有改变的意向。

　　为了在经济上寻求突破，辛格政府提出了“东进政策”，通过吸引东南亚和东亚的资金，来带动印度的 FDI和基础设施建设，日本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具有这样的能力。从安倍上台短短 1年的时间来看，赴印度投资的日本公司增加了 50%。而此次安倍访印，更是敲定了对德里-孟买工业走廊的投资意向，在这项总投资额 1000亿美元的项目中，日本几乎是唯一的投资者。

　　同时，辛格还将日本看成是印度寻求国际空间的重要伙伴。如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印度和日本一度结成战略同盟。而在 1998年强烈反对印度核试验后，日本在印美核协定问题上采取了模糊策略。即使印度不放弃进行核试验，它仍然打算在未来的民用核能源方面与印度进行广泛的合作。

　　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合作，并适度参加四国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地区事务论坛，并不违背新德里的利益，但是在复杂的亚太政治军事格局中，要让印度完全站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美国坚定盟友身边，则可能性很小。

　　首先，对印度来说，发展和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但他与俄罗斯之间的默契则显得更为牢固。在历史上，印度的发展受到了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照顾，而美国近年来和印度关系的发展则在印度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

　　其次，和中国的关系虽然无法获得突破性的成长，特别是印度国内仍然对 1962年中印战争和之后的领土纷争念念不忘，但是应该看到，印度同时也在积极谋求在上合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与中印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也是近来一直不绝于耳的动议。

　　所以，辛格事实上是在积极寻求一种双头外交的格局，对中国的忧虑显然非常现实，但美澳日印四角的实质形成还是将更多存在于战略学家的口头上。这样的联盟一旦形成，中国是目标，俄罗斯显然也不会例外。而牺牲与莫斯科的传统友谊，显然不是新德里的一个合理选择。

　　辛格的愤怒可想而知，他对国大党 UPA联盟内的左派小兄弟们说，如果你们不再支持这个联合政府，那么请自便。59个左派议会席位，一旦撤离，那么意味着，UPA将落于少数党位置，对于将来两年的执政任期来说，确实是非同小可。

　　在印美核协定进入最后冲刺之时，四大左派政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印美核协定，并希望辛格政府能重新对整个协定进行谈判。这一举动让他们加入了反对党人民党为首的 NDA联盟的反政府大合唱中。

　　但是辛格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位领导 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并一举奠定亚洲象崛起的领袖人物回忆说，当年无论是左派右派都反对他打破计划经济的改革，但是显然没有人敢说它不是一个开创性的成就，而与之相比，他相信，印美核协定同样是一个开创性的转折。

　　由于常年浸淫在职业官僚体系中，辛格对左派有着天然的反感，与国大党内的众多政治家一样，他将包括印共在内的这些人看成阻碍国家改革的当然人选，所以在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成就遭到攻击之时，成熟的政治家同样表现了他激进的一面，他发表演讲，反击左派以表达自己的愤怒，而在此之前，他没有知会任何国大党内的大佬，包括主席索尼娅·甘地。

　　僵局的产生不可避免。虽然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政党能像辛格所说的那样，退出联合政府，但是未来两年国大党如果不能有效修补与他们的关系，则事实上的少数政府局面将不可避免。

　　面对 2009年大选，左派政党的反美倾向将得到强化，而辛格的印美核协定显然是亲美政策的一个开始，随之而来的外交共同立场和军事合作，将让印度越发与美国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这也必将导致一个结果：国大党和左派之间重要的合作难以维持。

　　已经接连在地方选举中失利的国大党，在面临 2009年议会大选时，将选择与谁结盟，来增加自己的胜算，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

　　修补关系的行动倒是已经展开，在庆祝印度独立 60周年的演讲中，辛格总理重点谈到了左派关心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而对转折性的印美核协定只字未提，这显然是一个姿态，但是姿态终究只是姿态，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国大党并无良策。

　　8月6日，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获准进入印度市场。他通过与印度的大企业 Bharti签署协议，为印度的零售商、制造商和农民提供商品批发服务，但是仍然被禁止从事零售行业。

　　今年 2月，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在给总理辛格的信中提到了沃尔玛对印度零售业的冲击，要求总理正视问题的存在。和索尼娅站在一起的包括执政党最重要的盟友——印度共产党（马）、全国贸易联盟，以及可能由于沃尔玛冲击而失业的 1100万家小店的业主。

　　这 1100万家小店构成了印度零售业 96%的份额，从而制约了统一市场的形成。由于中间环节繁琐，印度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的出产价之比达到了惊人的 5：1，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以及你个接近 2：1；同时，印度 60%的农产品在运输途中被损坏。由于各邦之间的法律不尽相同，印度的卡车司机在运输货物时跑 1000公里需要 4-5天，而在美国，则仅仅需要 20个小时。

　　沃尔玛在印度的拓展对于提高这个国家的经济效率来说，很明显将树立一个样板。但是，如果大型连锁企业在印度市场的份额达到 20%的话，则意味着 500万人将就此失业。这是面临 2009年议会大选任务的国大党所不能承受之重，所以虽然此次辛格政府放开准入机制，堪称改革的一大步，但仍然免不了采取循序渐进的态度，另外几家零售业巨头——家乐福、乐购等，目前尚无进入的可能。

　　在沃尔玛进入印度市场之后，执政联盟内的印共仍在强烈呼吁设立执照系统，以阻止沃尔玛未来在印度国内开设连锁店，而政府则未就此举表态。经济学家出身的辛格一直持拥抱外资的态度，但由于其政府在这几年的地方选举中接连失利，其在党内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是保持谨慎改革的态势，还是在 2009年综合症面前屈服，沃尔玛合资企业的后续发展应该能成为衡量印度改革决心的一把标尺。

　　印度选出了第一个女总统，这种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总是能吸引大量的注意力，而这正是国大党领袖索尼娅·甘地需要的。凭借其执政联盟 UPA占据的多数席位，前拉贾斯坦邦首席部长帕蒂尔轻松获胜，坐上了前总统卡拉姆的位置。

　　印度的总统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虚职，但在议会选举后，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相差票数不多，则总统可以决定由谁出面组阁。因此，在目前国大党、人民党半斤八两的政治态势下，总统是自己人可以让 2009年的议会大选更有利于国大党一方。从这层意义上说，似乎帕蒂尔的胜利即是国大党的胜利。但其实不然，国大党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将自己的虚弱展现无遗。

　　因为印度的总统选举是由联邦议员和各邦议员投票选举产生，执政党只要提名了，则一路基本上畅通无阻。能被提名总统之人，一般都是德高望重人士，虽然有政治派别，但能够超越党派政治，成为宪法的捍卫者。之前的卡拉姆总统就凭借自己维护宪法的强硬态度，重构了总统这个职位的尊严。在英迪拉·甘地时期，当时的总统艾哈迈德被当成橡皮图章，帮助这位女总理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使印度的民主被置于危险境地。而在 1975年时，帕蒂尔正是紧急状态的坚定支持者，事后被奖励为联邦议会副议长，此后一直是国大党的坚定追随者。

　　所以，当帕蒂尔的名字被索尼娅·甘地宣布后，国内一片唉声叹气，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而知道的人又觉得其难堪大任，惟一值得说一说的，也就是她的性别了。

　　出乎国大党的意料，在野的人民党很快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现任副总统 Bhairon Singh Shekhawat与国大党竞争，这在过去的选举中甚为罕见。人民党很快指出，帕蒂尔曾在商业活动中有欺诈行为，同时认为其兄弟涉及一起政治谋杀案，但是印度中央情报局却迟迟无法调查清楚此事。

　　在一片狼狈中，国大党的候选人终于成为首位印度女总统，但索尼娅·甘地挑选此人也实属无奈。之前，她提名的内政部长 Shivraj Patil为联盟中的左派所否决，而外交部长穆克杰倒是有意上马，但无奈一旦穆氏离任，则党内甚至找不出一个称职的替代人选。

　　由此可见，国大党的人才危机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甘地家族一向在人才任用上，喜欢遵循先效忠后能力的原则，在吸引顶尖人才方面很难有所突破，因为到了最后，出任总理的还是家族中人，即使是现任总理辛格，也更像是索尼娅·甘地的傀儡。

　　索尼娅·甘地之子拉乌尔在今年的北方邦地方选举中领导国大党奋战，但遭致惨败。国内贫富差距等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已经让执政联盟在地方选举中连连失手，而总统选举中捧出一个帕蒂尔更让人觉得，该党已经很难有足够的人才挽狂澜于既倒。幸运的是，最大反对党人民党从 2004年大选失败后也仍然无所作为，这可能是国大党唯一的福音了。

　　印度政府一再否认在这个国家存在恐怖主义的集中地，这造成了英国挫败数起恐怖袭击后，印度情报部门并无法提供充分的合作和信息支持，虽然驾驶吉普车欲袭击格拉斯哥机场的 Kafeel Ahmed是地道的印度人医生，他来自班加罗尔——印度崛起的标志，全球 IT外包业的中心。

　　印度总理辛格此前呼吁英国方面不要作出“匆忙的判断”，想以此来挽救印度的声誉。但是，格拉斯哥事件却让印度政府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印度南部正在形成以班加罗尔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发源地，这一点也得到了印度情报部门的默认。他们除了调查 Kafeel和他的兄弟，另外一个嫌疑犯 Sabeel Ahmed的家庭外，已经开始关注在班加罗尔的外国学生。

　　从 1980年代开始，印度对恐怖主义的漠视就使得班加罗尔这个印度教育中心之一，吸引了众多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激进学生前来学习。1993到 1994年，以色列官方抓获了一些身携炸弹的巴勒斯坦学生，他们即毕业于班加罗尔。

　　在同一时期，埃及政府也警告说，一些在阿拉伯国家都无法获得入学许可的学生，已经陆续来到印度发展他们的学业，这些人的规模效应，将制造更多潜在的恐怖分子。

　　与此同时，近 20年来，印度经济的崛起，促使该国在 IT和其他方面的技术人才越发受到重视，众多印度人开始受聘于阿拉伯国家的雇主，Kafeel的父母就曾在伊朗等国行医。这些海外工作者中的一部分人带着对阿拉伯世界的同情回到国内，阿拉伯国家的宣传机器甚至让一些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融入仇恨美国的洪流中。

　　目前有证可查的印度恐怖分子基本上都是瓦哈比教派的忠实信徒，而这一教派正是沙特这个中东大国的国教。Kafeel的例子对辛格政府的另一个不利因素在于，国大党常年贩卖的故事现在听起来并不那么确切了。

　　政治家们经常说，穆斯林大部分处于后进阶层，因此需要向他们提供教育、就业方面的配额，防止他们走向恐怖主义一方。但是，格拉斯哥故事的主角 Kafeel出身于医生世家，他本人后来到英国后，成为全家惟一的工程师，但即使身处这样衣食无忧的阶层，他仍然选择将自己隔离起来，致力于恐怖事业，在开往飞机场候机楼的路上，他点燃自己，想以此引爆炸弹，身上灼伤面积达到 90%。这样忠贞的信念，在印度这样一个穆斯林人口超过 10%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而仅仅给他们饭吃，看来已经难以解决问题。

　　上周，中国宣布修建一条 108公里的粗石公路，通往珠峰大本营，名义上是为了方便即将到来的奥运火炬接力。

　　此举在新德里的安全专家中间再次引起类似修建青藏铁路的恐慌。再加上中国外长杨洁篪之前关于中印边界谈判问题的谈判，让中印关系在近期蒙上阴影。

　　杨洁篪此前在德国汉堡的 G8峰会上表示，无论是否有少量的定居人口，中国都不会放弃对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要求。新德里的分析人士认为，这实际上打破了 2005年 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时双方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第七条规定，在达成边界协议的过程中，双方将保护边境地区已定居人口的利益。

　　新德里已经明显感觉到中国在边界谈判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正在变得强硬。5月底，一个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政府官员被中国拒发签证，原因是给予签证就意味着中国默认该邦为印度领土。印度政府随后取消了这一由 100多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的对华访问。而在去年 11月胡锦涛访问印度之前，中国还拒绝了为边界谈判设立专职谈判代表的建议。

　　2005年温家宝访问印度之后，新德里方面一度对中印边界谈判表示乐观。因为双方表现出了承认现状，并进行小范围领土交换的可能性。当时的可行方案之一就是中国获取印度控制的达旺地区，而新疆的阿赛克钦则有可能划归印度。有中国人惊呼，一旦如此，中国的国土面积将变成 951万平方公里。

　　但是进入 2006年下半年后，中国的态度明显变得强硬，也让中印边界谈判的前景黯淡。很多人印度人都相信，中国从来不抱将整个“阿鲁纳恰尔邦”要回的希望，但也不希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边界谈判可以是一张重要的外交牌，而目前首先要提出警告的是新德里和华盛顿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

　　在这一年的时间内，印度显然低估了中国对印美靠近的反应，除了印美核协定外，他们还达成了一个 10年期限的军事协定。同时，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的关系以及对东盟的介入，都让中国感觉到了威胁。

　　当然，印度国内对中国也从未感到放心，毕竟邻国巴基斯 70%的武器都由中国提供。在如此互不信任的条件下，虽然双方贸易额在今年前 4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0%以上，但是边界谈判却只能是一张牌：双方仍然会相安无事，但是几年内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

　　上周，巴西总统卢拉在 9个月后，对印度总理辛格去年的访问进行了回访。如此密切的高层来往，让人们相信，两个号称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民主巨人有望建立他们所期望的“印巴核心”。

　　两国签订了众多协议，来一起寻求突破——共同成为常任理事国，解决能源危机，扛住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减排压力。但是印度媒体从中却找出了另外一层含义，众多分析人士指出，卢拉除了给辛格带来经济礼物，同时还可以让辛格的 UPA联合政府向他学习左派如何改革。

　　印度目前的基尼指数（用于衡量贫富差距，0代表最公平，1代表最不公平）为 0.38（中国为 0.47），离国际警戒线 0.4仅有一步之遥，民怨沸腾。之前几个月，印度各地爆发众多骚乱，政府的经济改革遭到抵制，而原先已经沉寂的毛派游击队更是将多个邦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条红色走廊。

　　在此情势下，中左的 UPA联合政府开始在经济改革上蹑手蹑脚，其政策经常受到包括印度共产党在内的左派政党的质疑，同时在今年众多邦的地方选举中连连失败。而巴西总统卢拉同样来自拉美左派阵营，同样任用主张自由市场的人士进行经济改革，同样也受到左派阵营的质疑，但却在 2006年的大选中连任成功。事实上，巴西的基尼指数几乎全球最高，达到了 0.63。

　　卢拉之所以能成功，得益于推行的若干针对穷人的计划。首先是“零饥饿工程”，巴西政府向占巴西人口总数 23%的赤贫之人发放食物，同时为这些家庭提供资金，抚养这些家庭中 15岁以下的孩子。这大大加强了巴西社会的稳定性，也使得卢拉获得了相当大范围的认可。而论其所花经费，只占到了巴西国民健康预算的 22%。

　　在有限的预算下，卢拉比辛格表现出了更为灵活的政策调整能力，而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则面临着改革的僵局——改革就要让低阶层民众暂时承受更大的痛苦，不同于专制国家，这让民选政府有丢掉政权的危险。

　　印度政府对僵局作出的回答是毫无结果的争论，一切停滞。难怪卢拉从拉美带来的经验让印度媒体如此热衷。2009年大选已经不远，国大党的政策调整能力如果无法改善，则政权易手几成定局。

　　印度的辛格政府从 2004年上台至今，做的最重要一事，便是在政府控制的部门中，无论是大学还是医院，对处于种姓制度最底层的民众采取配额制度，确保他们取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这被看成是国大党政府争取民心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当他们到了执政中期之时，该政策开始遭到广泛质疑，上周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 State）丧生的至少 23名民众便是对这种质疑的血淋淋例证。一个被称为瞿折罗（Gujjar）的种姓——他们通常由牧羊人和农夫组成，要求调低自己的种姓级别，进入整个制度的最低级。要求一旦得到满足，他们就能从政府的倾斜政策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然而，执政的拉贾斯坦邦人民党政府并不打算满足瞿折罗人的要求，这导致了持续一周的骚乱。瞿折罗人封锁道路，烧毁警车，并将暴动一直延续到首都德里附近，在和警察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多人丧生于政府枪口下。

　　与此同时，另一个被称为 Meenas的最低级别种姓，对瞿折罗人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威胁说要发动种姓战争，来阻止牧羊人们抢夺他们的蛋糕。两个种姓已经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星期五一天便有 4人因此丧生。

　　此前经过争取，瞿折罗人在包括北方邦在内的数个印度地方邦中，已经被承认为最低级别种姓。而在印度被定位于落后阶层的 3724个种姓中，有此种冲动者并不在少数。印度的种姓研究专家担忧，种姓之间为了争夺生存权利的斗争最终将激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辛格政府政策的原意大概是帮助落后种姓的发展，从而争取选票，但是近来出现的趋向表明：它起到了一个恰恰相反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要面对低种姓为配额而发生的斗争，另一方面，高种姓阶层对配额制度的抵制也极为棘手。在配额制度的指导下，种姓又一次成为民众之前冲突的根源，并将在 2009年的大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国大党借种姓配额来争取支持的手段看起来也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

　　美国影星理查•基尔（Richard Gere）4月在印度的一次预防艾滋病慈善活动中，当众亲吻宝莱坞女星希尔帕•谢蒂（Shilpa Shetty），引发印度社会长达一个月的抗议和争论。印度最高法院甚至发出逮捕令，认为基尔玷污了印度女性，并要求其面对猥亵法令的审判。

　　产生于维多利亚殖民时期的猥亵法令，至今仍在这个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印度教传
统看来，女性在公共场合与男性有过于亲密的举动，会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但是，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城市青年和新富越来越漠视这种传统，引起无处不在的义务道德审判员们的强烈不满。

　　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道德审判被强加于印度社会的各个角落。5月上旬，一名艺术系学生举办个人绘画展览，在他的画作中，印度教诸神被设计为裸体形象。这激怒了众多文化保守分子，其画展被砸，暴徒们还殴打了这位学生。而就在 1年前，印度最著名的画家 M.F. Husain因为类似的原因，而不得不流亡国外。

　　在这背后，政治家们起到了重要的消极作用。最大的在野党人民党一直在利用这个道德武器。他们深知，印度目前惊人的贫富差距是国大党最大的软肋，而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讲述一个个带有浓重民族主义色彩的故事。

　　故事的逻辑在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是类似的：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导致印度的穷人越发贫困，而随之而来的文化入侵更是将侵蚀印度人的心灵、过去和未来。人民党的领袖之一——Abhimanyu Gulati说：“西方国家正通过心理战影响印度的年轻人。我们则正在把国家从文化无政府主义中解救出来。”无意中，基尔的一个吻成就了印度政治家口中的绝佳故事。而国大党联合政府在短期内，也并不可能拿出一个解决贫富差距的极好办法。他们正站在十字路口：继续改革还是安抚贫民？无论走哪条路，要保住目前的政权看起来都很困难。

　　只是一旦人民党上台，他们又将如何不让反对党讲同样的故事？毕竟，讲故事容易，解决问题则真的很难。

　　积极推动印美核协定的两国政府官员，在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数月后发现，原先想在今年之内走完全部程序的愿望已经基本落空。美国政府高官抱怨说，球已经在印度一边，意即美国已经做了很大让步，没有办法了。

　　但是，印度总理辛格显然没有能力操纵这个球。本来，印美核协定作为辛格政府在外交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行动，可以打破自 1974年以来的国际核禁运，对于印度的大-幅增加的能源需求来说至关重要。而辛格政府也想借此获得美国在南亚地区”准盟友”的地位，从而在地缘政治中大幅提高自身的地位。

　　另一方面，布什政府之所以冒着背-上”核扩散”的名声而毅然推动这个协议，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

　　事实证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显然比双方原先预想的要复杂一些。协议中规定，印度政府一旦进行核试验，则双方的一切承诺作废，印度还不得将民用核燃料再利用，并-且保证让国际核查人员检查印度的民用核设施。美国国内的政治学者一直怀疑，印度可能通过合法渠道获得核原料，来继续发展自己的核武库。

　　协议在美国通过后，原先一直高调的辛格政府突然降温，并将谈判带入了漫长的拉锯战中。印度联合政府中的左派力量和印度国内的核科学家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如果巴-基斯坦和中国进行核试验，印度怎么办？他们想要的结果是：印度可以单方面中止核试验，但不能被约束在双边条约下。

　　而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这个问题不可讨论。美国想要通过此举控制南亚地区的核竞赛，并可能向印度提供核保护伞。但沉浸在崛起喜悦中的众多印度精英，显然对此并不-感冒，寄人篱下显然不是他们的选择。

　　辛格在此刻被僵住了。他推动的一切改革都在国大党的相对弱势下举步维艰。今年以来，各个邦陆续开始大选，而截至目前为止，国大党表现糟糕，贫富差距问题让他们失-去众多选票，大有被人民党在未来的全国大选中击败的趋势。所以，印美核协定引起的关注度也越小越小，而需要同时进行的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核供应组织的谈判至今甚-至没有进入正式协商阶段。

　　虽然两国政府仍然对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将给这个对中国来说影响深远的协议蒙上更多变数。同时，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也给印美之间可能-达成多么亲密的关系打上了问号。印美国都试图接近对方，但一切看来都不会那么顺利，前景也不乐观。

　　3月29日，国大党在即将到来的北方邦选举前，遭到了迎头痛击。印度高等法院作出决定，暂停实施该党一项旨在争取底层选民的政策，即在政府资助的高等院校中为落后阶层（OBC）保留 27％的入学名额。

　　高等法院的法官还批评国大党，认为其出台政策时，并未对落后阶层作出一个准确的统计和评估，而是沿用 1931年英国殖民政府的统计数字，不具有说服力，且有“利用种姓制度，争取选票，制造社会分裂之嫌”。

　　在人口最大的北方邦选举到来之前，国大党的这一失败可以被看成是其持续疲软的一个例证。在印度经济过去 10年保持平均 7％以上增长率的同时，支持大部分印度民众生计的农业，仅仅取得了年均 2.2％的增长。

　　2004年，人民党政府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之时，黯然下台。而如今，国大党正在重复这条道路。在印度神话的缔造过程中，底层人民生活不见改善，反而越发困苦，成为被抛弃的人。但是他们手中却握有选票，虽然事实证明，这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至少可以每隔 5年让台上的政府下台。印度民主就像一个寻找保护神的游戏，虽然最终的结果总是让选民失望。

　　国大党执政 3年以来，物价高企，通货膨胀已经达到 6.73％。经济改革中的各项措施使得底层民众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如拆迁、经济特区等问题，造就了政府与民众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国大党见势四处灭火，并不断出台政策，以安抚底层民众情绪。其中包括了在各个机构中为 OBC争取固定配额，为穆斯林争取社会地位等。

　　但是，这样的政策很快就被安上了有意突出种姓、阶层的标签，而对于 OBC中享有相对较高地位的奶油阶层（Creamy Layer）是否应该被包含在配额之中，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论，许多底层民众认为，自己并不能从所谓的配额中受益。另一方面，该法案又引起了其它种姓的强烈不满。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大党在整个政策选择上已经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经济改革并无多大进展，而底层民众的不满也已经让他们在各类地方选举中频频失败。

　　不知不觉中，人民党已经在这轮地方选举中控制了越来越多的邦，数量超过了其执政时期。2004年，人民党下台之后，即迷失方向，党内群龙无首，分裂之势明显。而强烈的印度教特征使其领袖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暴力，动辄发动暴力游行，一度让人觉得无可救药。

　　但是，作为最大的反对党，人民党自身的问题被国大党的各种失策所掩盖。它只要立足于批评现政府的各种政策，就可以从失望的人们中间赚取选票，在混乱中重新站立起来。如果这样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则 2009年的大选很可能演绎 2004年的剧本，只是主配角互换而已。

　　上周，甘地家族的新星、索尼亚·甘地的儿子——拉乌尔·甘地在北方邦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一向低调的他，首次大规模下乡拜票，希望在北方邦这个印度人口最大的邦亿 7000（1万人），帮助国大党提高得票率，并为 2009年全国大选打好基础。此前一次地方选举，国大党在该邦得票仅为 8.8％。

　　拉乌尔显然具有印度第一家庭气质，所到之处，民众甚至爬上房顶，只为看到他的真容。而他也急于打出尼赫鲁－甘地品牌，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称，如果是他的家族执政，北方邦的巴布尔清真寺（The Babri Mosque）决不可能被拆毁。1992年，人民党发动印度教极端分子，拆毁了这座巴布尔王朝时期的清真寺，导致此后持续数周的族群骚乱。当时执政的是国大党拉奥政府，此后，该党在全国范围内失去了穆斯林的支持。

　　拉乌尔在此次演讲中，显然与国大党作出切割，以显示其家族在印度政治中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国大党和甘地家族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呈互相促进，互相掩护之势。此次拉乌尔的演讲显然是想勾起人们对甘地家族的怀念，帮助国大党从近两次地方选举失利中走出来。

　　但是，拉乌尔的演讲随后引起众多政党的反击，认为他有意挑起族群之间的旧仇，想操弄宗教问题来拉选票。批评者指出，正是其父亲拉吉夫·甘地在 1989年将巴布尔清真寺向包括印度教徒在内的民众开放，才导致了最后的惨案，把责任推卸给拉奥毫无道理。而且，国大党历史上也在 1984年犯下过清洗锡克族的罪行。1992年后的 15年时间里，该党也从未就缓解族群矛盾作出过任何突出贡献。从 2004年重新上台至今，穆斯林的地位仍然很低，各方面都处于国家最底层。

　　显然，族群问题在印度政治中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由于国大党自身族群归属并不明显，所以在以族群划分为要素的印度选战中，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拉乌尔祭出祖宗招牌，打和解之牌看似并无过错。但不料，这种努力反而被看成是挑拨族群矛盾，其引起的反作用可能将伤害到国大党。众多印度政治评论家也认为，拉乌尔此时对敏感问题的表态显得操之过急，也缺乏政治技巧。

　　拉乌尔在国大党内被寄予厚望，而他自己却始终不慌不忙。2006年 1月国大党全国会议上，人们本以为拉乌尔将担任会议秘书长，但他却予以坚辞，认为自己尚不成熟。

　　此次出场是他自 2004年当选国会议员后首次高调亮相，结果喜忧参半。但他毕竟是甘地后人，再生涩也仍然是 2009年总理的热门人选，如果国大党能保住自己位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