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时差的关系,英国报纸在报道美国总统大选预选的时候,比较尴尬。各个州举行初选的那一天,英国报纸晚上定稿的时候,美国的预选还在进行中。第二天早晨,各家报纸上,任何一点的错误预测,完全逃不过已经知道结果的读者慧眼。有时候,错误的预测已不仅仅是分析判断的误差,而更多地反映了报纸编辑的倾向性。

　　初选第二站,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第二天, 《独立报》(TheIndependent)的头版是奥巴马的大幅照片,加上好几版的专题文章,仿佛他已经得到民主党的提名。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时,电视广播网站都在报道希拉里如何反败为胜。虽然当天几乎所有媒体的预测都出错,但《独立报》在结果未出前,就作如此偏向性地报道,只能说报纸编辑已经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奥巴马的怀抱。

　　《 独立报》的举动,反映了英国部份左翼人士对拥有一个年轻并充满魅力的领袖的向往。他们把自己对美国的期望,全部投射到那个代表着“新”、“改变”的年轻政客身上,连没有经验都变成了没有包袱。他们似乎忘记了,十多年前,他们欢呼着迎来了一个同样年轻、充满魅力、团结左中右、代表未来的领袖――布莱尔。对布莱尔执政期间“操纵媒体形象”之所为深恶痛绝的这些人,现在却倾心于另一个形象远远大于实质的政客,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他们只是游戏的一部分,就像粉丝需要追捧新人一样。

　　对美国总统的初选,英国媒体比公众更热情。用《卫报》(The Guardian)专栏作者阿什(Timothy Gordon Ash)的话 说,美国总统选举好像足球世界杯一样,每隔四年,全球瞩目。

　　《卫报》在“超级星期二”当天的报纸中,赠送每个州的初选结果空白表格,好像英国读者会在半夜坚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比赛结果似的。今年的大选,可能会出现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白人总统、第一位女总统、或者是一位年纪最大的总统,情节曲折,峰回路转。相比之下,英国本地的选举,反倒像地区性的半业余俱乐部比赛,观者寥寥。难怪反对党保守党领导人卡梅伦(DavidCameron)也想搭“奥巴马狂潮”的车,一方面就提议在下次大选前举行党派领导人电视辩论,另一方面称自己“这一代”,就象奥巴马一样,已经理解“新的政治运作”,暗示首相布朗属于过时的“上一代”。

　　据说《白宫风云》 (The West Wing)深受英国媒体人喜爱,最近又爆出原来这部电视剧中最后上任的拉丁裔总统就是以当时还是新进参议院的奥巴马为原型设计的传闻。英国媒体人对于美国大选的热情,不仅仅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国家”,而是着迷于美国式竞选的精心组织策划、媒体的地位、候选人之间如同“超女”式的你争我夺。而部份自由派人士,更是以自己拥戴一个非白人的未来美国总统而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如果主动地把自己的身份从媒体变成粉丝,实在属于自降身份,忘记了自身的责任。

　　造成协议中止的原因是美国网站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刊登了哈利“在阿富汗前线与塔利班作战”的新闻。于是今天几家电视台，BBC、Sky、ITV都解释自己是君子协议的参与者，并播出长时间的采访。

　　在互联网新闻风行的时代，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还能与多家主要媒体达成协议，共同对某条新闻保持沉默，确实耐人寻味。

　　传统媒体的自我审查，被互联网新闻打破，似乎是新媒体战胜旧媒体的一个例子。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哈利王子在阿富汗服役的新闻，1月就在一家奥地利的德语网站上出现，但只有德拉吉报道上刊登后，才算做消息已经公开了。德拉吉报道，就是最早披露克林顿性丑闻的网站，在美国有着相当的资格和影响力。所以即使在互联网上，也有权力等级之分。

　　英国媒体对自愿参加君子协议的解释是为了保护哈利王子的人身安全，以及他周围的人的安全。其实英国媒体不是第一次与当局合作。当威廉王子到圣安德鲁斯大学读书的时候，媒体就曾与王室达成协议，保证不到大学校园骚扰威廉王子。这次事件，因为涉及士兵的安全，英国媒体的立场似乎更能理解。

　　唯一对媒体做法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只有四频道新闻（Channel 4 News）的主持琼恩·雪诺（Jon Snow）。在他的节目中，他指责媒体与政府合作，对媒体的独立精神和公信力造成了损害，质疑在一个政治民主、报道透明的国家，何以会出现媒体与政府暗中合作、共同向公众隐瞒新闻的事件。在节目结束时，他说“现在已经有人说我犯了叛国罪了。”雪诺主持的四频道新闻，由 ITV制作，当然也是君子协议的参与者，不知道他是否事先知情，却仍然保持沉默，而选择了现在发炮的做法呢？不过雪诺的态度，倒是与他的一贯坚持新闻独立的立场一致。他不仅拒绝在镜头前佩戴任何标记，包括每年 11月几乎所有主持人都会佩戴的红色罂粟花，而且是英国极少数的几个拒绝了皇室授予的不列颠帝国勋章（OBE）资格的人。

　　今年 2月初，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若望•威廉斯（Rowan Williams）一番有关英国法律与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可以共享法权的讲话，在英国掀起喧然大波。政党、媒体，不论左中右，都强烈地批评了威廉斯的提议；圣公会内部，保守派和开明派同时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要求他辞职；在穆斯林社区内部，虽然以社区代表自居的英国穆斯林协会（Muslim Council of Britain）公开赞同威廉斯的提议，但同时有相当数量穆斯林人士表示，即使不反对其基本立场，也认为他在好心帮倒忙。

　　为威廉斯辩护的人士，称他的出发点是讨论主流社会如何更好地融合穆斯林社区人群，却被媒体误解和歪曲，并指责部份媒体故意引发公众因为无知而对伊斯兰教法的恐慌。威廉斯的讲话，虽然可能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却含义模糊。在 2月 8日 BBC五台早晨的清谈节目中，主持人在读了一段威廉斯的讲话后说：“我不敢肯定我真的明白了他在说什么。”威廉斯讲话的出发点也许的确是讨论当穆斯林人士在英国法律和伊斯兰教义产生矛盾时，如何才能不至于逼迫他们在对伊斯兰的“忠诚”和作为英国公民的“忠诚”之间做出抉择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社会上，各种族群尊崇着多种多样的、有时是有交错的信念。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是这种多元的尊崇能够交织呼应从而形成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益处的状态；并且这些族群，不会因为自己严肃深厚的尊崇，而不得不时时面对在文化层面的忠诚和国家层面的忠诚上非黑即白地选择的话，（引入伊斯兰教法）看来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允许穆斯林在英国法律和伊斯兰教法之间做出选择，是否可以引申到伊斯兰教法和英国法律享有同等法权地位，这是他讲话的关键，也是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那个周末的《观察家报》《星期日独立报》《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四份主要大报和《金融时报》的社论全部是对威廉斯的指责。从英国各界的反应上看，首先很清楚的一点是：主流舆论不能接受有两个并行的、具有同等权力的法律体系存在。伊斯兰教法的“法庭”，其实在英国已经存在二十多年以上，英国的穆斯林人士，部份就是在这里的伊斯兰教法“法庭”的认可下结婚的。然而英国社会的共识是，这些“法庭”可以以“自愿仲裁”的形式出现，但一旦你进入“自愿仲裁”，那么第一你的权力可能得不到法律保护，第二如果你的行为与法律抵触，“自愿仲裁”是保护不了你的。一句话，“自愿仲裁”——在这里是伊斯兰教法，地位必须低于法律，绝不可与法律平起平坐。

　　这反映了威廉斯讲话带来的另一层面含义，即是否可以接受在英国法律中吸收一部份伊斯兰教法的宗旨。在这里，英国社会和公众的认识有分歧。有些认为在部份领域，比如婚姻、财务纠纷上，法律可以吸收部份伊斯兰教法；另一部份则指英国社会有责任制止某些伊斯兰教法中倡导或者允许的行为，即便这些行为“不损害他人”，比如包办婚姻、近亲通婚、妻子不能主动离婚等等。

　　威廉斯讲话引起的激烈反应，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英国社会对于伊斯兰与主流社会冲突的担忧心理。英国的法律体系，既有着基督教的传统，同时体现了世俗主义（secularism）的政教分离精神。伊斯兰教法，既无法与基督教传统兼容，又将教义凌驾于世俗活动之上，眼下难以找到融合的办法。在穆斯林人口越来越多的欧洲（英国穆斯林已占总人口的 3%），这个话题，愈发敏感，足以引发公众的忧虑和恐慌。威廉斯的讲话一出，几份英国小报甚至以“用石头砸死偷情的妻子”、“砍下小偷手臂”等等来形容伊斯兰教法，确属借题发挥、火上浇油。难怪不少英国穆斯林都认为威廉斯的讲话反而激化了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偏见。

　　威廉斯是全世界圣公会的领袖，以博学睿智名世，担任过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我曾听过对他的采访，其人不仅学识丰富，而且有着胸襟开阔而坦诚的智者魅力，绝对不会让你感到思想僵化或者高高在上。这次事件，他的错误，公平地说，是在于低估了以他的身份谈论“伊斯兰教法”的爆炸性反应。他不仅未能在讲话中完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没有意识到需要给予媒体足够的时间空间，把自己的理论说透，在事后也没有及时亡羊补牢。他大概没有料到，他的讲话所引起的一切反应，都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布莱尔昨天终于从一个圣公会基督教徒变成为罗马天主教徒。布莱尔想加入天主教，不是什么秘密，布莱尔一家，从夫人到四个孩子都是天主教徒，他过去经常和全家一起去天主教堂参加弥撒。上个月一份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刊物 Tablet就已经刊出消息说布莱尔即将被接纳成为天主教徒。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布莱尔从不愿意他的宗教信仰成为一个话题。

　　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布莱尔从来不公开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的新闻秘书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有一句名言“我们不谈上帝”(We don’t do God)。虽然公众都知道他是圣公会教徒，却无从了解他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如何。美国总统布什曾在新闻发布会上露出一句，说他和布莱尔“我们曾在一起祈祷”，而布莱尔对类似问题总是避而不答。直到他执政后期，他对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才逐渐为人所知，他在伊拉克战争后接受著名脱口秀主持帕金森采访时，说了一句他的所作所为将“接受上帝的裁决”，一时成为话题。在最近播出的纪录片《布莱尔年代》(The Blair Years)中，坎贝尔说布莱尔的宗教信仰十分强烈，总是随身携带圣经，每次出访，他的助手们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布莱尔寻找合适的地方做礼拜。这种强烈的宗教信仰，现在回头来看，既是他拥有坚定政治理念的基础，也是布莱尔任职后期“只要是对的就去做，不管是否受欢迎”这样的信条的出发点。

　　既然有如此强烈的宗教信仰，为什么又怕给人知道呢？关键的原因在于，布莱尔和他的班子很早就察觉到，英国公众虽然希望自己的领导人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却对于那些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挂在嘴边的政客抱有天生的不信任感。

　　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英国在名义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国教是圣公会基督教，但是英国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最根本的协议是，一方面以圣公会的国教地位来保证王室继承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让政客管理国家而不受教廷约束。

　　这种不成文的约定能够维持下来，需要教廷自觉地约束自己的影响力，同时政客自觉地保持与教廷保持一定距离。正因为如此，英国民众不愿意政客有过分强烈的宗教信仰，担心因而导致政治与宗教走得太近。这几乎是英国人的一种下意识反应。布莱尔的班子显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选择了对布莱尔的信仰保持极度低调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成功，在今天得到了验证。当布莱尔加入天主教的消息一公布，天主教内部就有人出来要求布莱尔公开澄清他对流产问题的态度，因为梵蒂冈的反对流产的，而布莱尔在任职期间，积极支持将合法流产时间定为怀孕后的 24周内，反对缩短时限。可以想像，如果布莱尔不采取对自己信仰低调的态度，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有关流产问题的争议，将时时困扰英国政治，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分化民众观点的议题－－象目前的美国政治一样。

　　因为已是前首相，英国公众对于布莱尔转投天主教并没有太大反应。现在活跃在政坛的政客们，都纷纷以他为榜样，对自己的宗教背景尽量低调，以期给人一种自己有坚定信念但又不过分受宗教理念束缚的印象。

　　刚刚当选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的克莱格，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接着又说自己从小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对宗教绝无偏见，即是在试图走这种中间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