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的肖像照应该是这样的：一座18世纪的地中海风格建筑的角楼里，红瓦，黄墙。秋天或者冬天的光从窗户里打进来，窗台放一盆郁金香，要血红色的。郁金香的位置要合适，能够让光透过花瓣打在地毯上。地毯当然是波斯的，精密花纹一看就是伊斯法罕的工艺。墙上一幅细密画，画中的天使散发出迷幻的光芒。

　　一首曼陀罗演奏的古叙利亚的曲子，讲的是尼布甲尼撒二世战胜狮身人面的妖怪的传奇。哦，不对，这不合适，应该选一首笛子独奏，主题为安达露西亚最后一任国王易卜拉欣为他的爱妾写的赞美诗。

　　屋子的正中央，她背对着我，身披彩衣，随旋律偏偏起舞。她转过身，右手拿出一串烤肉串，像刚刚把鱼缸打碎的小猫一样，很无辜地，咀嚼着。

　　她向我走过来，我看着她两眼放光，像荒原上的两颗油橄榄。我以为她要把肉串给我吃，但她却给了我一拳……

　　我的左腮疼了好一阵，哦，原来是个梦。探照灯依旧刺眼，还是那几个穿着跟骇客帝国里史密斯一样的探员。我一直没猜出来他们是摩萨德还是CIA。最好是CIA，如果是摩萨德，那就太倒霉了。他们比CIA的人更了解我们的痛处在哪儿。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我叫哈桑，是巴勒斯坦的一名人肉炸弹，我今年只有19岁。你也可以叫我恐怖分子，不过我无所谓。如果你知道在1936年的时候，我们这片土地已经达到每天两起袭击案的水平，可能就不会那么吃惊了。我们和犹太人也许要斗上几百年，不过我不在乎。比这糟糕的事情，多着呢。

　　很不幸，我这次没点着，用你们的话说，我的雷管瘪了。因沙安拉，也许这是真主安排的。

　　我看见一个人进来又出去，和旁边的人说了什么。我认识他，他不是在哈姆啦大街卖烤串的那个老头么？ 安塔尼姑尼姑（阿拉伯语，操的意思，译者注），这个叛徒。我猜，他们敢让我见他，大概我命不久矣。

　　人生多么奇怪啊，就在一天前，我还在和那个叫Z的中国姑娘喝咖啡。她是来我家采访我妹妹的事迹的。我给她倒了一杯茶，还拿出了家里的糖。我以前在清真寺见过她，好些人把她推来推去。后来她还是会去，而且没带头巾。

　　我说，我也要当人肉炸弹。我看见她愣了一下，很冷静地问我，什么？我说，你能请我喝一杯咖啡么？

　　雨季快要来了，海浪声越来越大。我没想到她会带我来吃意大利面，可能她喜欢这儿的灯光吧。我们聊了一晚上。

　　我以为像她这样的女孩应该去美国留学，然后找个男人嫁了，而不是来这儿。这儿什么都没有，没有星巴克，没有麦当劳，没有蜘蛛侠，没有英超。那种生活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爸爸，我爸爸的爸爸的梦想。我们家已经在难民营住了60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当不了医生、律师或者像她这样拿个几千美元的相机到处跑。我的爸爸，在难民营呆了一辈子，喊了一辈子口号，我的爷爷也一样。

　　可是，那种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看得出来她有一个梦想，我也有一个。我猜，她的梦想可能是做个好记者，我的就是做人肉炸弹。我们都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那么无聊，都想拥抱一种更有意义的东西。至于这种意义有没有价值，其实可能不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我在我爷爷那儿看过一本波斯人写的书。书里说年轻时要是没有过梦想，老了就没有回忆。看到那本书我就想起我爷爷。

　　奇怪，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我会想起她？她和我们这里的女孩不一样，皮肤细腻得多，还没有狐臭。

　　她给我看她相机里的照片。很多都是报纸上常见那种血腥的，但是我发现她喜欢拍孩子，拍人的眼睛，拍人笑。看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水果。有的照片让我想到葡萄，还有的让我想到青苹果，很青很青的那种。

　　一想到水果我就口渴了。我要他们给我一杯水。不错，他们给我喝了。那个人看上去有40岁了，拿水来的时候我的手在抖。我一边喝水一边看他。

　　我哭了。

　　我们聊聊天吧，他搬了把椅子坐下来。

　　我没说话。“你昨天晚上在干吗？”他的阿语有埃及口音。

　　……

　　意大利餐好吃么？

　　……

　　你跟我说说Z吧。他说。

　　谁？

　　Z。

   我有点糊涂了。

　　你不想跟我说说她么，好，那我跟你说说她，她不光采访你，也采访过我。而且，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当然，她不知道我这个身份。

　　我当武官的时候，去过上海。那是个巨大的城市，有漂亮的地铁。导游书上说那是东方的巴黎。总之，那是个时髦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在学英文，很少有人学阿拉伯语。

　　我把水喝完了。我说，她和你们不一样，和我见过的女孩都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他笑了。

　　我不知道。她说话很直接，但是又不伤人。她好像懂很多东西。我长这么大头一次想把所有的心事都和一个女孩说。她就像我在路边看到的一株蒲公英，我把它摘下来吹一口气，看见那上面的种子飞走了。对，就是这感觉。和她聊过，我觉得我可以干这事儿了，否则这个念头老纠缠着我。

　　天啊，我为什么要和这个犹太佬说这些。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我要死了。

　　对了，你觉得她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说，是为了梦想，为了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就像我做的一样。

　　不一定，他说，也许只是因为逃避现实，因为年轻时的困惑和狂躁。也许她有一些想不清楚的秘密，她以为自己必须要过不平凡的日子才能找到答案。他在以为两个字上说的很重。

　　可是这不重要，重要地是她来了，而且在做。我反驳说。

　　他愣了一会儿。

　　你觉得你的爆炸有意义么？

　　我被这个问题激怒了。你他妈在说什么？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20几年了。我见过很多人肉炸弹，包括你的叔叔、你的妹妹。但是这并没有让你们的生活好起来，也包括我们的。你觉得这是主的意志么？

　　可是，我们只有人肉炸弹，我们别无选择了。我说。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总比忽略我们，当我们不存在好吧。我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你想让我变成什么人？

　　也许有些人天生就是敌人，他说。

　　下面的话吓了我一跳。

　　我追求过周。有一阵我觉得她算是我女朋友了。她有时候会很羞赧，会不自信，有时候看她写稿子的样子我会很想笑。这种性格只有东方女人才会有。

　　我在想昨天我有没有告诉Z今天我要采取行动的事情，似乎没有，谁知道。也许我不该试着喝那种酒精饮料。在这儿这是不允许的，可是我当时觉得自己反正也要死了。

　　他大概猜出我的想法了，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是她主动告诉我们的。我们一直在监听她的电话，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你感兴趣的原因……

　　伊本·哈桑 2002年12月9日，加沙 

　　我只拿到了如上两页材料。那时候我在做国际报道，尤其是关于巴以冲突的故事。这材料是以色列大使馆的新闻官T给我的。我喜欢那家伙，他说话干脆。我说你们大使馆盖的和城堡似的，他死不承认。

　　有一次他托我找Z，我说她在香港，已经不在北京了。于是他给了我上面的故事。那时候我刚刚认识周不久。当然，做中东新闻的一般都知道她。

　　我一直怀疑这材料是不是真的，一个人肉炸弹，也许马上就被干掉了，突然却和人因为她吵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后来那个哈桑哪儿去了？

　　不过说真的，Z的确有点像蒲公英，四处飘啊飘的，我一给她打电话，她不是说刚从哪儿回来，就说明天要去哪儿，太不上海女孩了。

　　这个材料我一直没给她，本想趁她来北京时敲诈她一下，所以才留到了现在。

伊斯法罕（下）

7.
　　夜晚在33孔桥降临。桥西侧一轮弯月当空。每个桥洞都有探灯从地下往上打，黄色的桥体在灯光下散射出一种金色的光晕。独特的结构和简约的色调，被灯光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亏是一座艺术品。

　　我猜想，大概是因为伊朗的地理、气候，导致对这里的人而言，桥不仅仅是个联通彼岸与此岸的设施，而是人群汇聚的休闲场所。桥分两层，上面一层走人，下面一层汇聚着各样的人群，靠近岸边的水里，还摆着几张桌子，供人喝茶。

　　也许，16世纪的那些商旅……

　　打住，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余秋雨老师了，这样下去很危险。

　　我在桥上走的时候，有人会主动向我问好，还让我给他们照相，只可惜光线太暗，我的技术太烂，照不出效果。本来我还有幸和几位姑娘合影，可是想一想，灯光是从地下打上来，打到脸上的，那种效果，和半夜有人把手电开着，光柱朝上照脸，是一个道理。

　　我还记得有一家人凑过来，其中一个胖MM用英语问我，你是哪里人，你来工作还是旅行，你喜欢伊朗么？你会在伊朗待很久么？等等。当然，她没问，你会不会在伊朗谈恋爱。

　　古丽去找她的表妹，一个女大学生，就在我们白天经过的那所艺术学校里上学。她没有把表妹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意思，只是告诉我们旅店附近有个很有名的咖啡馆，值得去坐坐。

　　咖啡馆很好找，就是在路上我们又被一个小MM搭讪，问可不可以和我们用英语交流，被我毅然决然地拒绝。她说话的时候，胳臂还挽着男朋友呢。W对我坐怀不乱的愚蠢行径很不高兴。我也很惭愧。

8.
　　咖啡馆在一间高级酒店里，要穿过酒店正厅，然后来到一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一些奇奇怪怪的树，空场处坐得满满当当，连过道旁那种长椅每个都挤满了4个人。椅子前放一个小桌。桌子上摆着白色糖块、黄色透明的糖片和几杯红茶或者咖啡。

　　最里面还有一个厅。厅不大，正堂是沏茶、冲咖啡的地方，干这活的两个兄弟都戴着土耳其式的小红帽，穿着传统服饰，显然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风。

　　两侧是传统喝茶的椅子，有点像炕。喝茶人要脱了鞋，盘腿坐着，也可以卧在上面。

　　上炕，深呼吸，喝茶，吃糖块，看对面的女孩和几个德国人谈天。我刻意提醒自己什么都不去想。半杯茶下肚，我觉得屋子活了。

　　屋顶是拱形的，贴着瓷片，瓷片上面是精致的伊斯兰风格的花纹。墙上挂着两幅画。其中一幅画了个大胡子男人，盘腿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个黑色的钵。一只手里一把精致的小斧头斜斜地靠在肩上，斧头把手很长很细，斧头的刃上雕着花纹。很显然这个斧头是某种装饰物。他的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持着念珠。眉头紧锁，身后一匹棕色的马在吃草。这是一个苏菲派的苦修者。

　　想起白天看到的桥和双摇塔。桥上的花纹、桥体的结构仿佛与这个咖啡馆的花纹、结构甚至这幅画都有神秘的联系。好像他们都是一大家子的。

　　假若是几百年前，一个人骑着骆驼走了几天的荒漠，在夜晚抵达伊斯法罕，彼时没有路灯，更不会霓虹灯。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看着他。他走到河边。那时，好的旅店一定是在河边吧。

　　然后他进了一家店。那个店和我来的咖啡店应该差别不大。他也看到类似的花纹、画、拱形的天花板。他也叫了一杯红茶，拿了几块糖，坐在一个木炕头上。

　　可是他又和我不同。因为他一准是从小就熟悉了这套东西。这些耳濡目染的符号可能不会让他有所感悟。但事实上这个在他的生活中其实很重要。

　　一个人，一路穿行荒漠，几天几夜的走，除了黄色几乎就没见过别的颜色，然后他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从大门走进去，哇，眼前的世界是彩色的，精致而舒适的，和外面的炎炎日头、沙子完全不一样。这不光是个绿洲，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些装饰性的符号，以及坐在炕上喝茶的方式，都是构成这另一个世界的重要元素。这些元素为路人提供了有精神的生活。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过经验、选择沉淀下来的东西，那应该也可以被称作文明吧，而且是成系统的文明。

　　羞愧啊，我终于还是余秋雨化了……

伊斯法罕（中）

4.
　　第三站是四十柱宫。和郝久古桥（Khaju）一样，这也是沙法维王朝（Safavid）的伊朗王二世（Shah Abbas II）建造的。传说这个国王打击腐败树敌无数，最后在当政的第23个年头被手下干掉。宫殿前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水要多清澈有多清澈。里面还有几条锦鲤。

　　宫殿门口树了20根木头柱子，映到水里，称之为40柱。远看很漂亮，但我实在想不通这20根柱子能发挥多大的功能。（请懂建筑的同志息怒，我确实老土。我只知道，伊斯兰教的大学士和波德莱尔爱用支柱做隐喻）

　　穿过柱子，进入宫殿。在宫殿的顶部，每个房间都有壁画，壁画上是王书，讲得是Safavid王朝最牛逼哄哄的故事，比如哪个国王把乌兹别克王宰了，哪个国王去印度抢宝物胜利回朝之类的。不过我更喜欢的是另一些壁画，差不多是波斯版牡丹亭、西厢记的故事。比如一女子卧床苦思之类的，我还看到了赤裸的乳房，真是不敢相信。

　　有趣地是，我极其敏锐地发现，所有的画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酒瓶。由此可见，古代的伊斯兰世界其实是多么开明。

　　王宫的左侧是伊斯法罕的自然博物馆。门口立着几只恐龙，我们从宫殿出来时，正看到有位大姐带着孩子在那里照相。一个戴着头巾的女子在三角龙前摆Pose，怎么想都觉得有点荒诞。

　　穿过马路，是伊斯法罕最有名的艺术学校。据说，伊斯法罕的手工艺品最出名，对伊斯兰世界艺术也有决定性的影响。我记得当年看的一本讲阿拉伯书法的书上，还提到过伊斯法罕。不过那本书被魔鬼教官同志弄丢了，很是可惜。

　　艺术学校旁是街心公园。草地上有人铺了毯子，在打扑克。

　　这可是违法的。

5.
　　过了艺术学校，就到了伊斯法罕最著名的皇家广场（Naghsh-e Jahan）。如果细细考究，这个广场有很多的故事。东面的Sheikh Lotf 清真寺名字来自一个黎巴嫩的宗教人士。据说当年他很受Safavid王朝最牛逼的国王阿巴斯一世的青睐。

　　遗憾地是，维基百科和Google都未能提供有关这段史料的详细内容。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霍梅尼在黎巴嫩扶植真主党，其实算不上新鲜事儿。要按版图算，有好几个王朝整个阿拉伯世界是划归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的。

　　想想，今天的伊朗愤青拥有这样的历史记忆，会怎么看待现实的中东。

　　从建筑上说，这个清真寺的结构、装饰，在那个欧洲人还不会修厕所的年代，绝对是一种超凡入圣。它的顶部，在夕阳照耀下，会产生很魔幻的色彩。

　　清真寺对面是一个不大的宫殿，宫殿的名字也很奇特，叫Ali Qapu。据说，Ali是为了表明宫殿的尊贵，这名字在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有特定含义。而Qapu则是土耳其名字，义为皇宫入口。我们可以想象，在17世纪，奥托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一个宫殿、清真寺已经说明这个广场当年在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地位。

　　三四个世纪后，这里完全成了旅游休假场所。广场的草地上是休假的人，一辆辆马车列在广场中央，给几个钱就带你绕一圈。

　　我拍了几张马车，来到广场中心的喷泉，喷泉是由两组对射的喷头组成。透过喷泉，我才注意到Ali Qapu宫殿的墙上有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像。我抬起相机，想把像抓进来，却发现取景器里还有个姑娘。

6.
　　她就坐在喷泉边上，像皮划艇上的运动员一样弓着身子，高跟鞋登着喷泉边的石头檐上，探着头。和大多数姑娘一样，她也穿着一身纯黑色的衣服，带着黑色的面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穿着会给人时尚的感觉，现在回过头想，也许是因为她的上衣只到腰间而不是传统的长袍，或者是因为皮鞋和黑得发亮的那条宽腰带。

　　走近一些，我看清楚她手里拿着相机，也对着宫殿在拍。还想什么，赶紧把拍下来再
拍完她，我心里有些发虚地凑过去，做很单纯很傻呵呵状，给她看我照的她，她看了一眼，压根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我很扫兴地退到一旁，又有点不服气，想要试着在夕阳下找更好的角度拍她。

　　我太紧张了，只注意到她的相机很大，但到底是不是单反却没有辨认出来。我一边观察她一边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嗯，她走了，希望不是被我吓走的吧。也许她会想，这些日本人真讨厌。

　　她走后，我也扭过身，看到另一个女孩在给她家人照相。我又干起了黄雀在后的勾当。这些家人要热情多了，我给他们看照片，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亚于慰问志愿军的朝鲜人民。

　　广场的最后一站是Shah清真寺。我们进去的时候，门卫已经开始往外劝人了。的确，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清真寺之一。从外到内，七彩的马赛克铺满整面整面的墙。沿着花纹点缀的通道，要转一个弯到礼拜的大堂。我们看到一伙年轻美貌的姑娘。她们看见我的镜头就转过身去，等我把镜头放下，又扭头过来笑我。W按捺不住邀请她们照相，几个姑娘说Yes。我正要拿起相机，她们的母亲出来大声说No, no, no。那里面有个女孩是我这次去伊朗见过的最漂亮的，电影里的不算。

伊斯法罕（上）

　　1. 按原定计划，我和另一个来伊朗旅游的哥们W上路去伊朗南部旅行。这趟旅行有专门的车接送，旅游地包括伊斯法罕、亚兹德和舍拉子。伊斯法罕当初是伊斯兰世界的艺术中心，亚兹德，听名字就知道革命卫队的创始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前靠山、神奇的阿伊图拉亚兹迪先生的诞生地，祆教保留下来的千年圣火也在这个地方。舍拉子在伊朗中部的沙漠里。

　　我自己不太喜欢跟着旅行团出去，不过这次没想那么多，反正是去看历史的，跟着走吧，试着接受一下“正常”的思路也不是坏事。

　　去之前，L嘱托，去伊斯法罕路上会经过核基地，到时候千万别拍照。那里探头多，拍下来，他们会追到伊斯法罕去，然后可能坐牢。所以，我决定上了车就睡觉。

　　等睁眼时，车已经在荒漠里。荒漠和内蒙的简直一模一样，草还要少点。伊朗这地界，四周是山，中间是沙漠。伊斯法罕在中部。开车的是个老头，我叫他把音乐打开。还想跟他说换着开，不过被拒绝了。

　　这老头有点意思，递我一本小册子，说是他写的诗集。以前L和我说过，伊朗人热爱文化堪比中国，出租车司机都会念几句古诗。我还是没想到这儿的司机还能出诗集。诗集漆黑的封面上，一柱光从右上角的天窗打下来，绿色、黄色的斑点隐约像一棵植物。

　　后来，导游告诉我，这个老头以前是商人，自己有家工厂，倒闭了，还在等政府裁决。而他的诗集名字叫《葡萄的滋味》。我说大概他想叫《葡萄酒的滋味》，但是伊朗这地方饮酒违法，所以才改叫葡萄的滋味。

　　不知道这边葡萄贵不贵。

　　路上，W看到一片湖泊，我们决定过去休息一下。湖边搭着几个帐篷，还有几根鱼杆。原来这水里有鱼。逮到的人请我们吃茶，吃糖，最后还拿出了威士忌。我抄起瓶子喝了一口，不赖。

　　路上的车比我去年十一在内蒙遇到的车多不少，大多是大货车，奔驰牌的。随后几天我们在沙漠中穿行时，经常能看到大众车。这牌子能把车卖到全世界都是，还真了不起。

　　2. 我们在下午1点左右到了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伊斯法罕。按波斯人的说法，这城市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等于半个地球。最大是在17世纪它有50万人口。不过我估计那时候全世界比它还大的城市应该还有几座，比如巴格达、杭州。等于半个地球是因为很多老外到这里做生意。当然那是在400多年以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伊斯法罕是丝绸之路上的纽约，巴黎。

　　1387年，帖木儿据说在伊斯法罕开始他恐怖的行为艺术，用1500个人头堆了人头金字塔。等到帖木儿打到阿列坡（在叙利亚），即将进入亚细亚半岛的时候，人头金字塔的规模已经扩大，用了据说20000个人头。

　　感谢真主，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在帖木儿过去200年后，有位阿巴斯一世击垮来自东北方方的乌兹别克人、俄国人和西北方的奥斯曼帝国，重新将两河流域与伊朗重新整合在一个波斯帝国里。他将伊斯法罕定为帝国的首都，修路架桥，改善环境，为招商引资，为丝绸之路的往来客商、中小企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想来，彼时此地一定是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尽管没有100年，由欧洲人刺激的海上贸易断了这座城市的命根。但实事求是地说，人类历史上，又由几座城市能过上几十年繁荣的日子？否则，它也不会在今天，还被人追忆吧。

　　古丽说，伊斯法罕至少应该待两天，可是我们只有1天的时间，很遗憾。这是个有7年从业经验的导游。我相信她的话是对的。不过她接着说我们应该去看沙漠。伊朗有各种各样的沙漠。

　　嘿嘿，姑娘，少爷我要的是人，不是沙子。欣赏风光的事情还是留到60岁以后再说吧。
　　3. 总之，在伊斯法罕我们去了3、4个地方。首先从双摇塔开始。这名字是我起的，这地方叫MANAR JOMBAN。怎么说呢，这地方本来是一个14世纪苦修者的墓。后来大概是他的粉丝在墓上盖了一个类似祠堂的建筑。建筑物的顶端，左右两侧各竖一个尖塔。每个塔和祠堂链接的部分埋了四根木头，木头成口字，架在墙里。两个塔上都挂着铃铛。

　　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因为伊朗整个国家在地震带上。

　　到下午3点钟，专门有人爬上去，到一个塔里，抱着栏杆晃悠。不一会儿，塔上的铃铛开始像，能明显看到这个塔在晃。晃了十几下的样子，另一个塔上的铃铛也开始响，而且是同步的。

　　看着俩塔一起晃，不明真相的围观游客们都很High，一起鼓掌。

　　我想，他妈的，老子到这儿还得体验地震的感觉？

　　第二站是Khaju 大桥，一座17世纪修建的桥。这座桥分两层，每层都是23个桥洞构成，是玩捉迷藏的好地方。我第一眼看到这桥时，刚好有浑身披着黑色纱巾的波斯少女从桥那头走过，三两成群，大概是本地的女学生。桥对面有7根栏杆，上面挂着各色的彩旗，绿色在中间。

　　那一刹那，世界是安静的。

　　桥两侧的墙壁上有彩色的极其复杂的花纹点缀。这种花纹在双摇塔祠堂的天花板上也能见到。或准确地说，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能见到。这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图案。很漂亮。可是我没想到波斯人会把它装饰到桥上。他们在家、在单位、在路上看到的都是这种风格的图案，不累么？

　　喧闹声从桥下传来。由于桥本身还有水闸的功能，下面的水从闸口挤出去，会喊出声来。不过，最大的声音是桥下的。一群大老爷们，老的少的在桥洞里唱歌、跳舞、击掌。我过去看，还被他们拉去一起跳。

　　我把他们的歌录下来问导游，导游说这首歌是在美国的伊朗歌手Andy的che khoshkel shodi emshab（http://www.youtube.com/watch?v=0JbmTE9YhjQ），翻译成中文就是今晚上你太美了。我听歌词没错，但音乐似乎对不上。

　　一些个小孩在桥洞里玩，有几个还在还在河边钓鱼。青年男女穿着时尚（当然女的还得带头巾），在河边散步。背着太阳的一面桥堤上坐着成群的男女老少。几个孩子没脱鞋就踩水玩。

　　有几个小孩还在河边捞鱼，惹得其他孩子来看。

　　在他们身后，岸堤上铺着几张地毯，每个地毯上都是一个家庭。有的躺在地毯上睡着了。有的地毯旁还放着简易的咖啡壶。

　　桥一头一尾各立着一只石头的人面兽，是孩子们欺负的好玩具。有个年轻人面带惆怅地坐在人面兽前，表情和兽首一模一样，我把镜头对准他，他就走开了。

　　请原谅我不太会形容这个地方，我当时只是想，如果要打仗，他们可怎么办。

　　穷人住山的脚下，富人住山的脚上，国王住山的腰上，顺风顺水。几股山泉经巴列维国王王宫的喷泉，延山势，延巴列维大街流入寻常百姓家。1921年礼萨汗建国之前，这里已经是前卡扎尔王朝的王宫。1979年伊斯兰革命废除君主制以后，Sad’abad 王宫被改成博物馆，供普通伊朗人和外国游客参观。

　　说起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奇怪，尽管在1906年，彼时的伊朗已经宣布立宪，但19年后，这个国家还是成立了君主制。礼萨汗军官出身，靠剿匪起家，简直就是伊朗版的袁世凯，但是无疑，他比袁世凯要幸运得多。现在想想，彼时的中东除了土耳其，不是被托管就是君主制，看起来，好像还是中国人的步子迈得更大。

　　然则，难道这种叙述不是带着某种偏见么？难道袁世凯称帝的失败，真的完全归结为国人思想观念的进步么？某种程度说，绝大多数有帝制传统的东方国家，在1930年代以前，都还是君主制度。为什么中国是例外？亦或，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

　　和L“进宫”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售票厅那里还在排长队。男女老少都有，我想，不知道他们对于前朝是什么样的心态。

　　一进大门，便是草坪、树林，可不像北京的紫禁城。走不远，是著名的“白宫”，（可不是White House，而是地地道道的White Palace），据说巴列维起居和议事大部分在这里。从外表看，这只能算一座现代的白色小楼，拥有54个房间，大概一个镇政府规格也就是如此了。

　　宫殿门口有巴列维的青铜立身像，光剩下两条腿。光两条腿就有一人多高，可见当初这座铜像的高度。彼时，所有人都要从这座铜像的腰下进入宫殿，面见陛下。

　　大概，这让革命时期的伊朗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把它腰斩掉。有意思的是，距离这座铜像不远处，有远古伊朗神射手Arash弯弓射箭的雕像，保留完好。

　　《Lonely Planet》的介绍上说，伊朗现代史上不少政治事件都与这座建筑有关，比如1953年CIA驻中东办事处要员，前罗斯福总统的孙子，Kermit kim Roosevelt曾在某深夜到白宫见巴列维，讨论怎么把首相摩萨德整下台的事儿。

　　这事后来成了伊朗人记恨美国人介入国内政治的一个铁疙瘩。

　　我说给巴列维的腿拍张照，有几个小伙子过来，要和我合影，拿他们的手机。L说时间紧，他们一个接一个照，会缠上你不放。想想也是，今天睡懒觉，出发时就下午3点了，哪有功夫与外国友人合影留念？拒绝了他们，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溜进王宫。

　　王宫门口收票的是位大伯，嘴唇上留着两股飘逸的大胡子，以前在小儿书和苏联电影里倒是常常见到。过了收票处，是一层大厅，正在办摄影展，都是伊朗各地的风光照。L说，大概是全国各大旅游公司在这里办展销会。难怪楼外有好多的棚子。

　　穿过大厅，真正意义上的参观才开始。有意思地是，绝大多数房间，从装潢、天花板的纹路、壁炉、以及桌椅、茶具，都是欧式风格，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茜茜公主。这肯定不是老礼萨汗的风格。巴列维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过，礼萨汗不喜欢睡床，而喜欢睡在地毯上。但是巴列维就不同，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瑞士读书去了。连他的回忆录都用法文写的。

　　当然，有些房间是按波斯风格布置的，天花板四周还像古代波斯帝王的宫殿里一样画着大幅的王书故事，比如国王打猎，两军对垒之类的。每副图画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段辉煌。

　　每间房间里都有巨大的地毯，小的也有140多平方米。这些地毯算伊朗最大的地毯了，价值连城。L说，谁说这国家穷，随便从宫殿拿出几张地毯卖了就是钱。听她说，波斯地毯不仅仅实用，且可以保值，越老越值钱。

　　来参观的伊朗人比我想像得要现代，注意了一下他们手中不是数码相机、DV就是手机。他们好像很爱照，简直和日本游客有一拼。看起来，他们对王宫的态度完全是好奇，没有30年前那种革命者的仇恨。要知道，最1970年代最后几年，巴列维是靠秘密警察维系统治地位的。

　　好几个穿黑袍的女人挤在一个房间门口往里张望，我凑过去看，原来是巴列维的卧室。在他的床前，铺着一整张虎皮。

　　出了白宫，门口有一辆传统的马车，还有传统服饰供人换上拍照。林间的草地上隔不远就坐着一簇人，都是来野餐的。

　　出了起居的皇宫，往山上走，大约2公里还有个绿宫。据说，老礼萨汗当年很喜欢在这个绿宫泡着，而且他不睡床，就在地毯上睡觉。从绿宫外，可以眺望德黑兰市区，看上去和我前一晚看到的印象差不多，就是一堆堆的火柴盒子。不过这一印象在一个星期后改变了。

　　在两个宫殿之间，跑着几辆19世纪风格的老爷车，负责拉客。不知道，这些车是不是当年巴列维用过的。也有小火车样式的浏览车，和中国大城市步行街上的浏览车类似。我坐上去一路给同行的游客拍照。我前面有个小姑娘，老偷偷回头看我和L，可是我一举起镜头她就回过身去。我总也“抓”不住她。

　　路边有俩个穿军服的小伙子，一个给另一个照相，我也举起相机，他们做起鬼脸，很欣喜的样子。在后来我发现，这边的伊朗年轻男人，很喜欢让别人给照相。当兵的，也不例外。

　　也不是所有人都让我照相，在绿宫门口，我看到有个男人抱着个孩子，孩子趴在他背上睡得很香。我按完按钮，听见他们在说话，L说他们在说我给他们照相的事儿。

　　进绿宫要在鞋子上套一个布套。这座宫殿比白宫还要小。但是地理位置高，推开窗，可以俯瞰德黑兰。据说礼萨汗当年喜欢呆在绿宫。

　　绿宫的装饰也更偏波斯风格，在大厅贴了无数的玻璃块。在那个年代，这是有地位的人家的装修模式。

　　从绿宫出来，我和L到旁边一个喝咖啡的地方坐了会儿，这里既有平常咖啡馆的那种桌椅，也有像榻一样的长凳，上面铺着五彩花纹的毯子。有一对青年情侣坐在椅子上吃冰激凌。也有一家人都脱了鞋子，盘腿坐在长凳上，吃冰激凌。

　　下山时，我看到路旁经过的树上多刻着波斯字，估计也是一些类似到此一游之类的东东。其中一棵，用传统阿拉伯数字（和国际通用的不一样哦）刻着年份，和一个“爱”字。值得玩味地是，数字是传统波斯人用的，纪年是按照伊斯兰教纪年的，算下来就是今年。可是爱这个字却是英文的——LOVE。

　　除此以外，还在王宫随便看了两个博物馆，一个是现代著名波斯细密画画家的画展。这是我第一次看真正的细密画，和我看帕慕克那本《我的名字叫红》的故事时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一直以为，细密画的每一笔都会很精致、清晰，给人浑厚的感觉，没想到真正的细密画像如此奇幻，每一笔都像是光线打在金属板上呈现出来的样子。

　　还有一个军事博物馆，就是一些古老的枪啊，炮啊，还有报废的直升飞机和小坦克。我搞不懂为什么伊朗人要在这地方弄这么个展览。以前在大马士革也见到过这种博物馆。这些玩意在露天的环境里生锈、发霉，大概会让魔鬼教官之流的军事迷心疼吧。

　　还是差点忘了，有个展览馆没有开，是关于某两位波斯小王子的。据说他们在30年代骑着摩托车环球旅行，非洲、美洲、欧洲到处转悠，俨然探险家，依稀记得他们走了7年才回国。不知道清朝王室或者民国那几个大家族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王宫在5点半关门，我们出来天就黑了。L带我去不远的德黑兰“三里屯”吃晚饭。不过这个三里屯却没有酒、没有乐队、没有摇滚乐。

　　这个点正好是上下班的高峰期，路上堵得很死，我们只好走到一个闹市区去拦车。路上我看到一个服装店，老板是个老头，橱窗里摆着最新款的蓝色低胸女士晚装，镶着耀眼的饰品。我想，啥时候才有机会看到伊朗女孩子穿成这样子啊。

　　走到打车的地方，有几排车等在那里，司机见来了老外都过来吆喝。这场景，在中国各地的火车站或者长途汽车站门口常见。

　　我们上了一辆车，东转西转，不一会儿到了。我下车，却发现自己在一个山谷的入口处。5、6个年轻男女围着我们的车。L说他们和司机说自己是大学生，没钱，能不能便宜点。

　　山谷诨名“情人谷”，据说是德黑兰人避暑、年轻人扎堆的地界。按功能说相当于北京的后海。按地貌说相当于怀柔山里的山吧一条沟。

　　差不多的，一条山泉沿着山沟流下去，餐馆、甜品店、咖啡馆逆流而上，直到山里。夏天时，会直接把桌子搬进泉水里，很凉快。

　　入口处有卖气球的，卖果脯干果的，卖墨镜的。我和L买了两个烤玉米吃。玉米提前拿盐水泡过，啃起来蛮香。

　　路旁站着几个青年男女在边上说笑，男的穿着城管一样的服装，女的全身罩着黑布，我猜他们里面也穿着城管服。这是伊朗的宗教警察。如果看到哪个女的没带头巾，或者没穿袜子，他们就过去找麻烦。

　　在这里他们属于不受欢迎的人。

　　我和L一边啃玉米一边往里走。越往上走，通道越窄，到后来只能并排走两、三个人。边上还站着拉客的伙计。在他们眼里，老外都是血库。我原来以为只有北京簋街才有这种拉客的伙计，没想到这边也有。里面似乎很深的样子，还要爬挺陡的坡，真不知道最里面的店面怎么能拉到客人。

　　我们实在懒得爬了，决定返回去到那家喷泉很大，有几个美女的馆子吃饭。一转身，可怜的L忽然摔倒，一屁股坐在刚买的佳能单反上面。

　　吃饭时，服务的大叔借我一副餐刀把镜头盖撬开，还好镜头没事，但UV镜裂成好几块。算命大。

　　吃完饭，L带我回家。次日要开始去伊斯法罕、舍拉子、亚兹德的三日游，今晚是不能再玩了。

　　我记不起那个亚美尼亚女孩的名字了，就记得她很瘦，牙齿不好看，但眼睛很漂亮和奥黛丽·赫本的有点像，手臂上隐隐有金黄色的绒毛。

　　那个夏天，我们经常坐在我打工的中餐馆门口，就在她打工的面包圈店旁边。她跟我说她的男朋友和她分手了。我告诉她我又给我在北京的女友写了首情诗，是仿聂鲁达的诗写的。那时候我和女友又吵架了，我很想她。

　　我分不清楚这些亚美尼亚女孩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徒。我在网上查过，她的祖先是20世纪初被奥斯曼土耳其强迫从几千公里外的黑海边上赶过来的。据说路上死了很多人，在联合国网站上，关于20世纪大屠杀的资料中也有那次事件。在认识她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德国鬼子和日本鬼子才干这种勾当。

　　贝鲁特在地中海东岸，东侧有两列南北平行的黎巴嫩山和外黎巴嫩山包着。所以，在历史上被迫害的异端好多都跑到这里来生存。那个亚美尼亚女孩的祖先就是这么一支。在他们之前，因为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北上，一些阿拉伯土著天主教徒也留在这里的山上。大诗人纪伯伦是他们的后裔。在他住的村子旁，有好几家修道院。这些修道院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创建初期。

　　亚美尼亚姑娘的一个同事是德鲁兹教教徒。这个宗教在伊斯兰教创教没多久就分离出来，成为当时被迫害的异端，于是也躲到了黎巴嫩。这个德鲁兹小伙子告诉我，他们的教义说天堂在遥远的东方，我国万里长城的墙那边，还说每个时代，都有五个圣人，不停轮回转世。

　　我在大街上有时会看到德鲁兹的教士，穿着古怪的黑色灯笼裤，头上戴着瓜皮小帽。

　　最后一批来逃难的人，大概是巴勒斯坦难民。他们最早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逃过来的，也有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期逃过来的。他们在贝鲁特南部扎根修建了难民营。有些人已经在里面生活了60年。我进去转过，觉得和北京四环边上，那些尚未拆迁的城乡结合部差不多。差别可能就在于，到处墙上都贴着阿拉法特的照片。有的地方门口也有真主党领袖的照片。从墙上斑驳的弹孔看，那里可不安全。

　　我在酒吧街没有看到过打工的巴勒斯坦人，这里似乎都是从叙利亚来的。不过不管是叙利亚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的手上都有刺青。

　　亚美尼亚姑娘有阵子非常忙，她在打过3份工，供她弟弟上学。她自己也在学英语。其实我觉得她的英语口语已经很好了，而且她还会说亚美尼亚语和阿拉伯语。好像，还会一点点法语。

　　在黎巴嫩这个国家，会3种语言可不算多。光在酒吧街上，我有时候会听到有人同时说法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全是黎巴嫩人。我的老板明哥的儿子比他们更牛逼，他会说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和汉语。

　　我认识的黎巴嫩哥们好像都爱学语言。有个跟我学汉语的哥们说过，学一种语言等于变成一个新人，如果是这样，那黎巴嫩的人口就不是120万，而应该至少是360万。真的，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说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

　　我们工作的地方在贝鲁特市中心的酒吧街。大概因为是法国人殖民地的缘故，这里的酒吧餐馆基本都是2层小楼改建的。很久以后我去南锣鼓巷，忽然有回到贝鲁特的感觉。

　　这条街很奇怪，每到星期一人最多。到了晚上，非常热闹。你会忘记这个国家是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从贝鲁特往南开一个小时，就很难买到含酒精的饮料了。

　　到8、9月份，会看到非常豪华的白色轿车，牌子上都是阿拉伯语的沙特XXX号。那些沙特酋长们都在这时候躲到贝鲁特来避暑。我记得有个研究原教旨主义的教授跟我说过，当年本·拉登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鬼混。

　　当然，平时也会看到很多年轻人，有的开着1950年代的二手奔驰，音箱开得很大，在街上绕圈。放得都是最流行的音乐，饶舌、阿拉伯流行歌曲都有。

　　不忙的时候，我最爱到旁边的酒吧看黎巴嫩姑娘跳舞。他们跳阿拉伯舞和蹦迪不一样，我觉得像是从脚跟往上抬，臀部尽量上下前后有节奏的画圈。

　　地球人都知道阿拉伯姑娘漂亮，我估计最漂亮的黎巴嫩人算一号。大概是因为杂交的缘故。黎巴嫩人的血液里有腓尼基人、亚述人、古埃及人、贝都因人、突厥人的血统。我还有个哥们说他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兵。

　　这些超级混血儿跳起舞来，丰满的身躯，深邃明亮的大眼睛，真是消魂。请注意，我说的消魂不是指下半身的欲望，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喜悦。我觉得我的灵魂都被他们吸引过去了。

　　酒吧街在贝鲁特的市中心。面朝地中海，右侧是东贝鲁特，左侧是西贝鲁特。可是从地图上看，我总觉得，应该是北贝鲁特和南贝鲁特才对。按一般的说法，西贝鲁特是穆斯林的地盘，东贝鲁特是基督徒的地盘。电影《西贝鲁特》里讲，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时，穆斯林和基督徒分地盘就是这么分的。

　　可是我念书的那个贝鲁特美国大学却在穆斯林的地盘上，那是19世纪中叶美国人建的。更奇怪地是，学校外还有妓院。妓院门口都坐着个像老电影里俄罗斯老大妈一样的人物，门口闪着个红灯泡。

　　里面的妓女穿着比基尼坐在吧台上，一个个看上去都快当奶奶了。问他们，他们会说自己是从摩洛哥来的。

　　哦，当然，如上描述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一直搞不懂，很难说贝鲁特到底是个开放的地方还是保守的。我刻意查过，我的阿拉伯同学手里流传的毛片都是欧美的，没有阿拉伯人演的。如果有个穆斯林小孩看毛片被你逮到，他会说那毛片是基督徒给他的。当然如果他是逊尼派也可能说，光盘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反之亦然。

　　而在大街上，穿吊带、丁字裤的姑娘随处可见，还有同性恋酒吧。和我一起租房子的医学博士就是个Gay，有一次和他去同性恋吧玩，我憋了一晚上尿，就是不想去洗手间。那也有姑娘。有个长得像陀螺一样的胖姐姐很明显对我有意思，可我没搭理她。后来常常想起，觉得很后悔。

　　反之，弄个黑袍子把全身遮起来的传统穆斯林妇女也有，大多数会把眉眼露出来。据我观察，她们的眉眼妆化得一般比较浓。

　　所以，在贝鲁特大街上经常会看到反差很大的现象。比如，一个保守穿着的穆斯林女性走过杜蕾斯的户外广告牌。旁边的报刊亭里有黑色塑料袋包着的《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我就冒充韩国人去买过一本。

　　我的老板明哥说过，1975年以前，黎巴嫩没有穷人。那时候，这国家是东方的小巴黎，可是后来打仗了。1000多万黎巴嫩人迁移到世界各地，就留下300多万在国内，其中又有一半在贝鲁特。

　　那一年，很明显可以看到战争的创伤没有改变。很多楼上都有斑驳的弹孔。有些楼干脆就是残骸。可有意思地是，当地人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你看到弹孔，拐个弯，阳台上就有人在晾衣服。残骸的对面，一座五星级的饭店灯光闪烁。

　　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互射导弹，停火那天有个美国记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拍到张照片，一辆红色高级跑车，帅哥拉着四个水灵灵的黎巴嫩姑娘，有穿吊带的有裸肩的，像观光游客似的游荡。背景是残垣断壁，弹孔斑驳，蓬头垢面。

　　这张照片获得当年荷赛新闻摄影大奖，显然是因为前景背景反差极大，深刻地反映了黎巴嫩青年人不怕牺牲，面对战争谈笑风生的革命乐观主义兼没心没肺的精神。

　　我看这张照片时，不用看说明就知道是在贝鲁特，全世界再也找不出这么奇怪的场面。某种意义上说，贝鲁特对于战争习以为常。他们最爱吹NB的一件事情是，这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的城市（那个年代轩辕氏和神农氏大概还是液体），在历史上被彻底摧毁过7次，又重建了7次。

　　被摧毁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东边的人和西边的人又打起来了。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太特殊，地中海东岸，坐船三五天可以去希腊，可以到埃及。往东翻过黎巴嫩山和外黎巴嫩山，3、4个小时的车程可以到两河流域，往南距离耶路撒冷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这是一座夹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城市。

　　波斯王和希腊城邦干仗，最先倒霉的是贝鲁特，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北伐和拜占庭基督徒火拼，最先倒霉的是贝鲁特，十字军东征，狮心王理查和萨拉丁在耶路撒冷斗法，沿贝鲁特北面向南，一路修城堡。

　　不过，作为夹在各大文明之间的香肠，也并不就是坏事。两边人不打的时候，就需要掮客在中间往来，文化、贸易种种交流，让黎巴嫩人占尽国际掮客的便宜。每次战争过后，这个城市就会重生。他们是和谐世界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我相信，荷赛新闻奖那张照片上，开跑车的小伙子一定明白一个道理，战争来了又去，美女才是永恒。

　　德黑兰机场看上去很不错，和北京刚盖好的3号站台差不多一个水准。没错，从椅子、格局、外观都和3号航站楼差不多。后来得知这个机场也是刚建好不久，看上去比伊斯坦布尔那个机场要好很多啊。

　　入关速度出人意料的快。虽然是晚上9点多，但人很多。而且有很帅气很时尚的男女。当然，女人一律戴了面纱。

　　我特意观察了一下，这里女人和男人站在一起，说话什么的，丝毫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后来人多的时候，还有几个女士挤到我身边，身体触碰，也并不介意。

　　在走过几排座椅时，我刻意鼓着勇气猛看，好几个看不出年岁的女人，盯着我看，还笑。要不是因为他们的面纱，我真忍不住要过去搭讪了。此时这些美女还没让我太过惊诧，只因完全凭直觉，我便觉得伊朗是出美女的地方。而事实上，在随后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姑娘，简直要用销魂二字来形容。

　　出口的人越来越多，都是来接人的。我索性把相机拿出来拍，有时候将镜头对准墙上挂着松下电器的广告，或者穿韩服装束的小孩。他们冲我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跳街舞。

　　伊斯兰革命前，伊朗非常开放，又是靠国际能源贸易作为收入支柱产业的国家骨子里是开放的，且加让其和欧洲人打了几千年交道，受现代化的风气其实要比东亚早至少几十年。

　　仅凭这几点，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国家的西化程度，其实要高过中国。但是老实说，那些松下电器的广告，和这个现代化的机场，还是让我感到吃惊。机场的名字叫伊玛目霍梅尼机场。假如3号航站楼叫毛泽东主席机场，你能想象它是那个样子么？

　　看着我拿着相机，几个人凑过来看，尤其是小孩。有些女孩喜欢镜头，有些不喜欢。我试着去拍那些老大妈，他们笑得像刚从炭火里扒出来的熟土豆，当然是用黑布包着的。

　　有人用笨拙的英语问我，你从哪儿来，我说是中国。

　　来迎客的多手里拿着花，这场景我还从来没见过。习惯在接人的时候送花，我觉得这能说明这国家是个文明的国家。不是我们平时说讲文明礼貌那种文明，而是说，他们把生活过成一种生活。花，在这里是一个文明生活的符号。不用说带花好或坏，反正它提供了那么一种生活的滋味。属于柴米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咸辛甘之外的滋味。

　　等了约1个小时，接机的朋友L还没有到。我身上一无美元二无伊朗钱，还真有点麻烦。只好拿电脑出来找她的电话。嘿，这才发现，原来机场可以无线上网，还是免费地。

　　服务人员告知，墙上的插卡电话可以免费拨打德黑兰本地号码。我想，这服务真不粗，难道是为了体现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优越性？遗憾地是L家电话并没有人接。

　　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优越性还没高到连手机也可以免费打通的地步。

　　这当然难不住我。刚好旁边三个帅哥在喝咖啡，旁边放台电脑。看穿着就是时尚青年，其中一个颇有点金城武的气质。

　　一切如我所料，波斯金城武大方地将电话借给我，让我和L取得了联系。

　　L这个笨笨居然记错了接我的时间，还没出门。

　　我正要打车过去，结果这3个年轻人说自己也要回德黑兰，可以捎我过去。

　　以我的江湖经验，这3个人绝对不是土匪、恐怖分子，跟着他们走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当然，我忘了想，万一他们是Gay怎么办。

　　请注意，总得来说，一个在国际媒体上呈现负面形象的开放的国家，人民对外国人总是格外热情。这是我总结的TARAS定律，适合于中国、黎巴嫩和伊朗。在后来的两周，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我在德黑兰大街上打开地图不到5分钟，就会有人过来说May I help you。问哪里能买到电车的票，一个小伙子连票钱都给我出了。

　　路上走了得一个多小时。哥几个和我聊天，说很多外国人不喜欢伊朗，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非常喜欢。我说这个国家和中国很像，你们有伊玛目，我们有共产党。当然我们的共产党不是真的共产党。他说他们这里的伊玛目也不见得真是伊玛目。

　　我说我早料到你们是个开放的国家，德黑兰有没有地下夜总会什么的地方。他们说有，不过酒得按瓶买。（事后证明这是个误会）这消息真让我兴奋。我们当然还谈到了女人，伊朗女人和中国女人。不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们这边说一个人酗酒会说，他醉得像一头驴。难道驴喝酒么？

　　我们还互换了一些脏话，伴随着CD里波斯语的Rap，穿过德黑兰的Downtown。

　　我把Downtown错当成了市中心，很有点失望。以前看资料说伊朗近7000万人，1500万住在德黑兰。在黑夜里望去，两旁都是土黄色的二层小楼，一个接着一个，又无聊又难看，我想，难道他们就住在这些盒子里？

　　后来L跟我说，德黑兰分南城、北城，南城就是Downtown，北城就是Uptown，北城在山坡上，地势要高，而且是富人住的地方，穷人才住在Downtown。

　　就在我晕车晕得不行的时候，哥几个总算把我拉到了L家。交了几个朋友，没花一分钱从100多里地到了L家，我不由得要得意一小下。

　　去伊朗。最初的计划是沿着丝绸之路，穿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到伊朗去，运气好的话，再从德黑兰坐2天2夜的火车去伊斯坦布尔。

　　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直接去伊朗。

　　其实这些事情并不难，只要多花点钱，就可以办到各国签证。我只是，年近30，忽然很想颠覆自己，不想按部就班，在前方某几个地方插上小旗，然后急匆匆地跑过去，一个点一个点的，那样会落入旧我的窠臼，会错过道路上其他未知的风景。所以，没看资料，只看了巴列维国王的两本回忆录。我很随意很随意地走。听从真主的安排吧。我相信，真主会让我遇到我该遇到的人和事。

　　座位刚好挨在一起的，是个伊朗导游，他刚带了一个团到中国旅游，回国次日又要接一个意大利团在伊朗全境转。他告诉我他家在伊斯法罕，是个基督徒。“其实就是生在基督教家庭。”他说。

　　他人挺有意思，我和他聊得来。记得他说了两句话很精辟，一个是伊朗这地方四十年一轮回，一切都得推倒重来。一个是这国家离沙漠越近的地方越保守，离海越近的地方越开放。

　　第二句不解释了，单说第一句。某种程度上现代伊朗人特别喜欢一切推倒重来。任何一个既定目标或者方向，执行若干年就会被彻底否定，然后掉头走向截然相反的目标。就像一个人，本来选择往右走，认为右高于一切，走几十年却依然掉头，再次不顾一切地决定向左走，认为往右走是个大错误，是个笑话，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唯有向左走才是正确的道路。这样过几十年，又会转身向右，把当年对右的批判，重新加到左的身上。

　　不过，用四十年作为衡量伊朗政治变革的周期，并不太正确。

　　伊朗现代政治应该可以以如下时间段为标识。1906年立宪，礼萨汗1921年政变，4年后建立新的巴列维王朝。1941年礼萨汗被英美苏逼走，刚刚成年的儿子即位。1951年伊朗众议院通过首相摩萨台将油田收归国有的计划，2年后他被国王巴列维扳倒。小巴列维国王即位38年后，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体制，虽经8年两伊战争不倒，至今30年。

　　显然，伊朗的政治动荡的频率，至少是40年1次的两倍，既20年1次。

　　类似伊朗现代政治的这种周期性，似乎在所有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上都可以看到。甚至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节点和伊朗都有几分相似。

　　譬如中国首次筹划立宪是在1908年。1921年不光是中共的成立，4年后，正好在中国是北伐战争。1936年西安事变中国开始建立统一战线至1945年两党开战。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1979年三中全会，改革开始。

　　说来也有意思，两国百年史的后半个世纪中伊两国几乎是做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而且在同一时间点上转身。我国在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对内搞集权法西斯的年代，巴列维国王搞白色革命，全面推动伊朗的改革开放。有位当年在德黑兰待过的老者跟我讲过，在20世纪60年代，伊朗首都德黑兰到处在盖高楼，同时外国游客云集，年轻人都想着出国留学，考托福、去哈佛，和今天北京很像。

　　可是在197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伊朗选择闭关锁国，靠反帝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传统作为治国方针。外来的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被定为违法，遭到审查。

　　我想，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两国游客各自到对方的国家去走走转转，一定会有相当的感触，甚至，会觉得多少有些讽刺。

　　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中国还是伊朗，将这种政治动荡归结为国内政治，并进而归咎于国内政治家、思想家的智慧不够，似乎并不妥当。

　　中国不论，拿伊朗来说，特殊的地理地位与20世纪初日渐成熟的石油开采，几乎决定了它命途多舛。

　　譬如1921年的政变，里萨汗得到了英国人的大力支持。从时间点上说，这似乎有点晚。因为英国人介入现代中东政治，在一次大战时期达到了顶峰。“民族英雄”劳伦斯生而逢时，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快意恩仇、纵横江湖。中东政治的若干问题，皆是在此时期定下基调，譬如巴以冲突、库尔德问题等等。 1921年，一战已经结束，是什么样的利益需求让英国在一战战后才在伊朗出重拳？

　　1941年礼萨汗被驱逐就更是二战的需要。彼时，盟国需要开辟一个为苏联输送物资的通道。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战略位置让礼萨汗被迫做出选择。礼萨汗没能做到充分审时度势，及时让步或许也确是因其有内政外交不得已的苦衷。

　　除具体的经济、军事上与德国有密切合作外，伊朗国名本身既出自“雅利安民族”，其对希特勒的雅利安民族国家说，天然就有亲切感。甚至是今日，据说从语义上讲，伊朗人对霍梅尼的称呼，与当年希特勒所得到的称号是一致的，意义都在于领路人。当然，相信在苏联和中国，也有过这类称号。

　　小巴列维国王在其两本自传中都提到这一事件，把责任全全推究给盟国领袖的霸道。他说当时在伊朗的德国人只是伊朗的经济合作伙伴或者纯属非军事类行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而与德国断绝关系，并将他们驱逐出境违背了伊朗国的信誉。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楚，甚或根本没有真相。只是因语境不同，角度不一，故各自采取的立场不一。

　　彼时，几乎整个中东世界都是德国人的支持者，甚至在斯拉夫地区，德国第七党卫军还有一个由阿拉伯人当地穆斯林组成的弯刀志愿山地师。须知，在当时，排犹主义仅仅是欧洲尤其是东欧中欧的产物，与伊斯兰世界无关。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记忆里，从来没有过排犹的浪潮，甚至在1930年代的巴格达，商业游戏规则由犹太人把持。在古代，波斯王居鲁士还是巴比伦国犹太人的救命恩人。

　　也许，与二战期间的中东世界解释什么是纳粹、法西斯并不见得有太多的共鸣，反倒是英法两国在一次大战时期的帝国主义说更有市场。事实上，1970年代霍梅尼老先生搞革命时，也常常将打倒西方帝国主义这套话语挂在嘴边上。而今天艾哈迈迪内贾德骂犹太人，也只能从巴勒斯坦问题入手，却绝不会提十字架。他何尝不知道，霍梅尼的班底里，也是有伊朗犹太人的。

　　众所周知，1953年巴列维推翻摩萨台，重新夺权，是美国中情局支持的结果。其意义当然与冷战背景相关。这件事显然是CIA经典案例中的经典。

　　总之，伊朗政治的变化天然受到国际现代史的巨大影响。而展开地图，一切就一目了然。战略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意识形态交接的缓冲带，中东问题的关键点。特殊能源决定的特殊经济模式决定它天然是国际贸易中的一大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只有能够纵观世界的人才合适出任这个国家的领袖。反之，这个国家的领袖对于国际世界也有更多的雄心与关注点。大概正因如此，巴列维才会用各色宝石制作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地球仪吧。

　　飞机在乌鲁木齐中转，候机厅内咖啡馆的姑娘们会用英语、俄语招呼客人。有个俄罗斯的小伙子显然是受了姑娘的蛊惑买了点纪念品，又心有不甘，一直在和姑娘打情骂俏，找心理平衡。对他而言，能和一个年轻的异族姑娘说说家乡话，显然是钱买不到的享受。俄语我肯定听不懂，但也能感受到这出戏的喜剧氛围。显然，这姑娘对此习以为常，大概也是她除了交易成功外附加的一种乐趣。

　　几个伊朗人趁在中国土地的最后机会逛小商店。商店里摆着电动玩具、中国工艺品、烟等等。伊朗导游不知道什么时候挑了几根富贵竹，大概是回去当礼物送。

　　我想，自己会在伊朗买什么礼物么？

　　大地震之后，不论汶川还是北川，几万人成为难民。所谓难民，意味着他们失去家园，而且还失去了身份。没有户口档案了，公安局派出所被埋了。没有家庭地址了，因为街道早毁了。如果是上班的，单位没了，领导可能也没了。人事档案没了。如果是做生意的，营业执照没了，税务局、工商局的记录散落在废墟上，保险柜里的资料一点点地腐烂。

　　逃出来的时候，户口本、身份证都带着么？婚姻证、房产证？就算有怎么样，人没了，房子没了。在这种时候，他是不太需要钱的，也不大需要物资的。因为他能购买的，能选择的太有限了。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买砖盖房子，住的地方在哪里？要给规划住的地方。但是你是谁啊，你是北川人么？你家几口人，你的证据是什么？你家几亩地？

　　住房都没有，床、洗衣机、电视什么的就更别提了。他即使再有需求，但目前都不能购买，都不能选。他必须先解决的是，自己的身份定了。有了这些，他可以去银行办账户，办手机卡，把钱存起来。有了这些他可以有了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起点。否则他连自己将来是北川人还是绵阳人还是什么新北川人都不知道，他怎么活呢？

　　说到底他必须先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政治属性，然后才能实现对自己私有物的界定和管理。然后才能实现更复杂的社会活动，自发的开始各种各样的超越家庭范畴的频繁交换。而谁能给他们政治身份？公共管理者，也就是政府。

　　另外就是关于社会捐助问题。灾区人民需要吃的，穿的，用的。但是，这些不是大头。人一天的消耗就那么多，真正的大头是住的地方。没有私人能提供几万人暂时居住的场所，这个场所一定是在公共用地上。除了公共管理者，没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地方，并且提供固定的，稳定的，管理、协调。私人不能圈养难民。

　　民间现在捐助的钱、物，也就是满足他们一时的需要，吃的、穿的、看病的。但是捐的钱不会变成房子、洗衣机、电视、孩子上学的学费。如果政府不充足，当然民间捐助可以帮上忙。但这些东西给谁合适呢？最终可能还是要通过政府，或者说是公共管理者，因为他们掌握着这些物资的分配，并保障分配更优化。但是民间组织却在这样的机会下并没有得到有效发展，造成社会自救能力仍然没有得到提高，而这才是我们最为期待的目标。

　　1936年，年仅 20岁的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伦敦大学获得了东方学的学士学位，这时萨义德（Edward Said）还在襁褓之中，二人之间的论战还要过近半个世纪才上演。

　　拿到学位，伯纳德随即去法国巴黎大学跟另外一名东方学学者作东方学研究。东方学，Orientalism，包括中东（近东）和远东。但在彼时，主要还指中东。这门学科，法国人做的最扎实，掌握的资料多，且深入。拿破仑征埃及，不仅仅让学者有破译古埃及文字的机会，还开通了巴黎—开罗的渠道，这在十字军东征后，是头一遭。英国人随后，一次大战借阿拉伯人拆土耳其的台，几场仗下来，成就了劳伦斯。除英法外，德国也算中心。奥斯曼土耳其与德国合作关系良好。19世纪，威廉皇帝派大批军官去土耳其培训火枪手，自己也去巴勒斯坦旅游，顺路去大马士革时还重修了率阿拉伯人抗击十字军的萨拉丁苏丹的墓。不过，伯纳德·路易斯是犹太人，想去排犹的德国做研究，显然不现实。

　　彼时，东方学并非显学。从欧洲的视角和框架描述，中东不是国际关系的关键所在，某种程度上还比不上印度和美洲。

　　奥斯曼帝国在一次大战中崩溃，凯末儿上台，主张土耳其背弃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致力于建立符合欧洲标准的现代民族国家。北非、阿拉伯世界向东到伊朗已经在英法两大帝国手心里攥了多年。两国不仅仅分别控制着欧洲动脉——苏伊士运河的绝大部分股份，且以各种方式规划了中东势力范围，建立新型的或共和或君主立宪的新国家。中东发现一些石油，可以作为战略物资，但时代与战争都不允许中东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伯纳德在伦敦时也曾犹疑，改行学过一段时间的法律，想去当律师。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做中东史的研究工作。2年后， 22岁的伯纳德回到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成为一名助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当时要关注的首要课题是巴勒斯坦问题。

　　1937年，到耶路撒冷调查的英国特派员，带回一份报告，报告称：“在一个狭小的国度内，两个民族纷争迭起，难以遏制。大约10万阿拉伯人与4万以色列人明争暗斗，互不相容。阿拉伯人自认为亚洲人，犹太人则以欧洲人自居，二者宗教语言各异，文化风俗，思维方式，为人处事，也因而有别。这是和平的最大障碍……战乱使全体阿拉伯人渴望回归自由与统一的阿拉伯黄金岁月。犹太人也有自己的历史宿愿……在阿拉伯人眼中，犹太人的入侵无异于过去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与西班牙。而在犹太人眼中，阿拉伯人同入侵远古以色列国的迦南人毫无分别。家园……寸土不可让。“这场冲突有其兴起的必然性。而当时政策纯属激化矛盾。现在冲突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过去阿拉伯农民仇恨犹太人的现象并不普遍。但现在仇恨无所不在……状况不会缓和……而且很可能比现在更糟。所以冲突会继续，双方的裂痕将加宽。”据当时的记录，1938年一个犹太狂热分子被绞死，随即恐怖分子向一辆阿拉伯公共汽车开火，犹太人袭击政府大楼并在阿拉伯商场引爆炸弹。在海法的一次袭击中，74名阿拉伯人被炸死，129人受伤。到次年 2月，英国殖民政府出台白皮书。据白皮书的记录，1938年共发生“暴力事件”5708起。其中包括针对军队与政府的袭击事件 1000起，2500人被逮捕，几乎都是阿拉伯人。根据这个报告，1938年当年平均每天至少发生两起值得记录的针对英国殖民者的暴力事件。

　　这即22岁的伯纳德·路易斯所面临最大挑战。

　　德国排犹已到疯狂地步，使得犹太复国貌似取得了相当合法性及迫切性。然则，犹太复国对于其他同样有复国思想的民族来说，并不公平。苏俄境内亚美尼亚人、亚细亚半岛至两河流域的库尔德人，均为各自的民族国家理想奔走。尤其亚美尼亚，经 30年前种族灭绝惨剧，立国之志并不比犹太人少多少。这些问题，伯纳德不可能视而不见。而摆脱思考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似乎是，承认历史并不公正，以极现实之目光探讨民族出路。

　　事实上，欧洲战事、巴勒斯坦纷乱均可让他在所学中东历史以及东西交通史中找到参照。跨文明的比较框架又可将种种现实赋予更为普遍的意义。毕竟，在前现代世界，战争、屠杀时有发生，但并没有民族主义的狭隘。（在《中东》〈The Middle East〉一书和文集《从巴别塔到信使：解读中东》〈From Babel to Dragomans： Interpreting the Middle East〉伯纳德·中，路易斯曾批判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给中东带来了灾害。） 1938年，中东已被欧洲殖民多年，但在思想观念乃至生活习惯中，依然保留着众多前现代社会的痕迹。除了巴勒斯坦，中东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依旧像 100年前生活着。巴格达的市场作息时间，还是按犹太教作息执行着。伯纳德·路易斯要思考的是，在一个底色依然是前现代社会的中东，未来的犹太国会带来什么？二战开始，伯纳德·路易斯弃学术从军，为情报部门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讨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可能性。

　　日后随着战事推进，该如何处理犹太难民问题也必将在伯纳德·路易斯思索的范围之内。他有过哪些思考，有没有意识到此事爆发，将产生半个多世纪的连锁反应，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难解的命题？ 1948年，大英帝国作出放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定。这一年，伯纳德·路易斯已经年逾 30。再用不了几年，伯纳德将转入土耳其的研究。而此时他已将最青春的阶段投入残酷、复杂的阿以冲突中。显然，这段经历对于其学术风格的形成，偏右保守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三年前在黎巴嫩我读过一本书，上半本专门讲阿拉伯字母，从第一个字母 alif讲起，讲每个字母在书写时的变型，字母的来源以及一些苏菲派穆斯林赋予字母的意义。有人认为 alif这个字母蕴含着真主的秘密，而 nun这个字母则来自太阳。后者更好理解，因为在地中海边的城邦，太阳神的名字就是 nun，叫了几千年，从古埃及人一直到巴比伦都认这个名字。

　　不过，这本书最有趣的还在后面。都是用阿拉伯字母组成的船，花纹，狮子，瓶子，甚至有四格漫画。每一幅画又都是一句话，是可以读的。多么神奇。

　　我相信，几百年前，无论是大马士革、巴格达或是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一定有人吹牛皮，夸穆斯林用的阿拉伯字母才是世界上最牛的语言，因为，基督徒用的拉丁语不能用来画小鸟，古希腊语也不能，那些有钱犹太佬用的犹太语也不能。而且，阿拉伯语还有十三种优美的字体，漂亮得可以作房檐的装饰物。这种将美学和宗教价值观通过文字的形式变化来表达的书法艺术，难道不是真主所赐么？可是，也许真的不是这样。

　　阿拉伯语是一种表音文字，和犹太语、古腓尼基语一样，同是闪米特人创造的。而为什么后来只有阿拉伯语出现了书法，为什么只有穆斯林那么执着于把文字开发成一种艺术？它的那些亲戚，古叙利亚语、犹太语、腓尼基语，甚至到后来的古希腊语、拉丁语都没有真正的成体系的书法艺术？难道这都是真主对穆斯林的恩赐么？据《阿拉伯字》（Arabic Script）这本书说，奥托曼时期有说法为《古兰经》成在阿拉伯，吟诵在埃及，书写在伊斯坦布尔。阿拉伯书法在土耳其人的手上达到顶峰。这句话是一个线索，顺着这条线索考察，就会发现，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大规模兴起，并非是创教初期，同是闪米特人分支的阿拉伯人扩张时出现的，而是在后来，伊斯兰文明在西亚、中亚地区扩散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我们基本可以推测，书法艺术及其背后的审美观念乃至宗教诉求，并不是阿拉伯文明所拥有的，而是其他民族在纳入伊斯兰文明过程中提供的新元素。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闪米特文明没有推衍出书法艺术，以及为什么推动伊斯兰书法艺术的一个巨大动力来自苏菲派。后者本身从某种程度说就是伊斯兰之光与中亚土壤的合成物。

　　同样的问题对中国文化也成立。书法艺术是什么时候为国人所接受的？为什么会有像王羲之这样的人穷其一生要去追求书法之美，且能以此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以此追溯下去，那么王羲之的道教徒身份就很可疑。因为彼时的道教无论从理论还是形式上都开始大批抄袭来自西域的异端。

　　那么，是否在中亚已经存在一种推崇书法艺术的意识形态，并在伊斯兰以及中国文明与其接触的过程中，进行了渗透呢？

　　Arabic Script: Styles, Variants, and Calligraphic Adaptations，Gabriel Mandel Khan著，Abbeville Press 2001年英文第一版。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伊朗因地缘政治成为美国在中东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阿拉伯世界推动的石油危机，伊朗从中获取暴利。两大因素的贡献之下，伊朗在 1972年至 1979年之间，年均 GDP发展均保持在 10%上下，1976年甚至超过了 15%。

　　在这一背景下，国王巴列维开始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目标在于让伊朗成为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这一改革的成效是看得见的：70年代的德黑兰，处处在施工，沿用西方理念设计的新型高楼叠起，股市热闹非凡。年轻人在听西方流行音乐，准备托福，为去美国留学做准备。那时候的伊朗人在欧洲是贵宾，是来旅行度假的有钱人。

　　然而，国际环境的天时地利让伊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让其迅速崩溃，因为这场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且借助西方力量的，所以缺乏人和，缺乏国人对利益分配，文明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共识。虽然巴列维国王也采取白色革命等措施，期望让这个国家的穷人受益，但效果甚微。权力的不平等，导致各种各样的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国家改革所得的好处缺乏适当分配的渠道，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于是巴列维政府也许不得不过分依赖美国而维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利益，但却让自己摆在了民族的对立面。如果伊朗当时没有 2万美国人渗透在伊朗的各个部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围攻美国大使馆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巴列维国王自己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国王政权的合法性，其权力来源来自贵族，来自认同君主制或从中获得合法性地位与利益的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掌握国家资源的权力机构，也是改革的执行者。他们是从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权钱交易发财的人，却绝对不是最期望改革的人。改革会让推动改革者下台，而是否已经有足够强大的新生力量继续推动改革？如何从经济改革转型到政治改革，从国王专制，皇亲贵戚掌握国家资源到实现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的，法治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时间表？国际社会的动荡也非巴列维国王本身可控。1970年代整个中东就是美苏较量的漩涡。伊朗开罪不了苏联。伊朗北部阿塞拜疆问题背后是共产党，是苏联，但同时也涉及到民族感情、民粹等问题。另一方面，伊朗的安全由美国保障，国家经济支柱的石油产业是与美国人合股经营，又由美国技术人员掌控上游下游的各个领域。这里又存在问题，一方面要发展，要在冷战格局中找到恰当的位置，生存空间，一方面又要让国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穆斯林主体去理解伊朗、以色列、美国的同盟关系。

　　国内、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显然已经超越了巴列维国王及其团队的能力与智慧。国王后来发现，改革必须依赖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共识，时机以过。他已经不能让人民相信，这场改革将解放他们的权利。于是，1979年，情况终于失控，先是军队镇压，后来军队都开始倒戈，巴列维国王被驱逐出境随后，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博弈。

　　最终，伊朗选择了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选择国有化为国家经济形式。也许是伊朗人对“公正”的渴求已经高到失控的地步，连熟读马列的左派共产党们都被穿长袍的教士打得落花流水。政治动荡，外加两伊战争的消耗，让伊朗在整个 80年代 GDP几乎都是负增长。伊朗人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大足以让城区百姓怀念当初腐败的巴列维王朝了。

　　以上，是你在读《我在伊朗长大》时所需要了解的背景知识。

　　玛赞·莎塔碧（Marjane Satrapi）是在伊朗长大的女画家，《我在伊朗长大》是她以亲身经历画的漫画。1979年，玛赞·莎塔碧不过 10岁左右，随后她和她家庭经历了伊朗历史上那段最动荡、最不幸也最无聊的年代。这让她和王二和方枪枪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我国青少年儿童一样，有了自己独特的体验。想一想，历史的大变革就那么突如其来的改变了 10岁小姑娘的命运，不断地挤压她的生命。她比生活在和平国家里的孩子要面临更多扭曲的现实，忽然她的叔叔死去，忽然她的同学的父亲死去，忽然她要戴着盖头，忽然她和同学开派对要进监狱，忽然学校教育他们要说谎，要抑制自己的个性。政治就这么扭曲着伊朗青少年的心灵。而她就是在这样环境里经历了青春期，转学 N次失败后，独自去奥地利留学，还谈了几次恋爱。没有人一出生就知道生命的答案，小玛赞只能在成长中不断选择，不断反思以获得对生命、对世界的看法。所以，玛赞诚实地告诉我们，她有时候活得很保尔·柯察金，很虎胆龙威，怒海狂花，但有时候也困惑、迷茫，胆怯、逃避，也曾经走在寻找加州酒店的路上。反正，她就那么长大了，而且当了个画家。其实，一定程度上说，玛赞·莎塔碧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好的家庭。父亲是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皇家贵族。

　　这一背景让玛赞·莎塔碧有足够的机会去想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而且不用那么务实，而且可以受一些良好的教育，过一个体面人的生活，可以享受到一家人开车到德黑兰外面去郊游的快乐。这是天大的幸事。好的家庭和好家庭教育是她在成长过程中维持拥有并坚持自己标准不像畸形社会屈服的基本保障。

　　为什么要画这么一本书？玛赞·莎塔碧说，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他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为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这些人就是那些在政治动荡中不屈服命运的人。他们的闪光点在人性。玛赞·莎塔碧也是一样，艺术家根上说，也是一帮对人文价值、对人应当怎么活着才对这样的命题特别较真的人。她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用句俗话说，她画了一个讲人性的故事，特深刻。王二在文攻武斗中长大，方枪枪喝毛主席的奶长大，玛赞•莎塔碧在伊朗的革命、卫国战争、伊朗式的文化大革命中长大。和前两者相比，玛赞是个女孩，而且有机会受好的教育，这是她的幸事。

　　（《我在伊朗长大》（1-4册），玛赞•莎塔碧著/画，马爱农、左涛译，三联书店 2006年 4月出版。）

　　贝鲁特的北面是红灯区，南面是难民营。城市分东西两区，西贝鲁特是穆斯林的地盘，东贝鲁特是基督教、天主教教徒的地盘。等到圣诞节，从山上的圣母玛丽亚像脚下，到地中海，有一半城市灯火辉煌，而另一半则幽静昏暗。

　　我住在西贝鲁特，偏北，一条叫 Hamra的街上。在西班牙，有一座城堡跟它同名。有一次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我看到弗朗西斯卡手里拿着一本书，叫 Hamra Street，那是一本爱情小说，据说时间是在 1960年代。弗朗西斯卡是我同公寓的女孩，她会做意大利式的煎肉，要放奶酪片。回国后我曾试着做过一次，结果是第二天拉肚子。

　　Hamra和海岸线平行，靠海那侧是中东最著名的一座学府——贝鲁特美国大学，是 19世纪的美国基督徒办的。学校对面则是各种各样的快餐店、学生公寓等等。有一个麦当劳，门口站着俩军人，手拿 AK47，走进去，会有人请你打开书包，即便你是黄种人也不能免。

　　学校正对着一家杂货店，老板会说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不过他会很热情地教你用阿拉伯语买东西。街上最贵的餐馆是日式的，其次是一个中式快餐馆。在那里我头一次见到阿拉伯人拿酱油和着米饭吃，后来在手头紧巴巴的日子里，我也曾那么干过。味道可不怎么样。对，还有两家银行。里面有个大眼睛姑娘，睫毛长得吓人。她可能是腓尼基人、也可能是贝都因人或古叙利亚人的后裔，也可能是混血儿。

　　街上还有两家书店，一家有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书，另一家专卖旧书，他家有非常漂亮阿拉伯画册。老板是个老头，在靠门的地方摆张木桌子，我总见他坐在那里，有时候会有人陪他聊天。贝鲁特的报纸报道过他，大意忘了，我就记得他想让我以每张 25美元的价格去买那些老贝鲁特的老印刷海报。

　　所谓老贝鲁特，是指 1950、1960年代，那时候贝鲁特还没打内战，还是中东的金融和信息中心，同时还是沙特王子、各国酋长或本·拉登这样的阔少度假的地方。那时候，贝鲁特叫东方巴黎。

　　有次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两个人当年就是在贝鲁特相识，那是 40年以前。他们说，那时候 Hamra到处是酒吧，咖啡馆。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回忆，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过来念书。可是今天的 Hamra还没有从黎巴嫩内战中缓过劲来。现在，我住的楼对面就是废墟，钢筋外露，墙上是弹孔。那是 20年前内战留下的痕迹。楼里的人要么跑了，要么死了。于是也没人过来管它们。这是私有财产，主人不在，100年都没人去碰它们。

　　唯一让人联想到战前的，是两个亮着红色灯泡的妓院。门口坐着个老太太，扎着头巾，样子很凶。我不知道 40年前，她们是不是这里的“金鸡”，跟沙特王子们过过几天快活日子。

　　事实上，这里发生的战争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样。战争在Hamra等于导弹袭击、游击队偶尔的冲突，等于汽车爆炸、食品短缺、绑架勒索以及没完没了的停电。战争虽然结束，但黎巴嫩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在 Hamra大街还看过一次游行，是附近几个大学的学生搞的。那是某一天晚上，满大街都被长串的宝马、奔驰堵上了。车里的人时不时下来跟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握一下手，一些人挥着某种怪模怪样的旗子（后来知道是一个支持叙利亚与黎巴嫩合并的党派。，他们高喊叙利亚，叙利亚。几天前，反对叙利亚的大游行，刚刚在市中心举行。）在 Hamra大街的拐角有一个网吧，有一次我在里面上网，看到墙上电视里在放真主党电视台（Al-Monar）的节目，是黑白色的纪录片，讲英勇无比的阿拉伯士兵与以色列作战的故事。这家电视台去年夏天被以色列炸了。因为它是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的电视台，号称全世界有百万观众，而且租用着美国的卫星。于是，我知道那个网吧是真主党的地盘，可我还是经常去，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去那儿上网，即使美国在对真主党封锁。

　　有时候，街上会看到脖子上缠着围巾的年轻人，围巾和阿拉法特带脑袋顶上那种是一样的。这些年轻人是巴勒斯坦人。

　　又有时候，街上会有穿着黑色灯笼裤，戴着小盖帽的人，他们是德鲁兹教派的人。这个教派据说是一千多年以前从伊斯兰教分化出来，受到迫害，逃到黎巴嫩的。还有，据说前总理哈里里（Rafik Al Hariri）被汽车炸弹炸碎的时候，Hamra大街的橱窗全部震碎了。于是大家只好在没有玻璃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抽水烟。

　　整个黎巴嫩就是个奇怪的地方，几千年来都是，最早它是地中海腓尼基人和两河流域亚述人掐架的地方，后来是希腊和波斯世界的边缘，再往后，罗马人统一欧洲和地中海世界让它有过几百年的辉煌，而到了中世纪，这里成了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的前哨，所以在黎巴嫩南部纯粹的穆斯林城市里确有十字军留下的城堡。我甚至还认识一个蒙古人在当地留下的后裔。

　　总之，7000年来，黎巴嫩承受着文明的交流与冲突，交流让黎巴嫩兴起，而冲突让它毁灭。7000年来莫不如是。

　　这一切，只要到了 HAMRA就全明白了。这个阿语词翻译成中文就是“红”。

12月 15日，伊朗专家会议选举投票开始，同时举行的还有议会的补选以及德黑兰地区议会选举。当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内贾德分别号召国民投票，其目的之一在于以此显示伊朗的体制是民主的。

伊朗政治制度理论上讲是追求将现代政治中的核心价值观如平等、共和等观念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法结合。

虽然在伊朗宪法中规定尊重与保护其他宗教信仰和种族，但是其权力却牢牢控制在毛拉手中。

特殊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理想投射到现实层面，形成了今天伊朗特殊的政治体制。其中，专家会议是一个关键。

依据伊朗宪法，目前的专家会议有 86名宗教人员组成，其任务在于监督伊朗的最高领袖。更重要的是，伊朗最高领袖由该会议成员投票选出，它将决定谁是哈梅内伊的继任者。会议成员按照伊朗 30个省、地区分配名额，通过国民投票的方式竞选产生。但是，最高领袖对于候选人能否参加选举有很大的权力。因为，所有参选者必须通过宗教学方面的考试，获得保卫者委员会的批准，才有竞选资格，而保卫者委员会成员由最高领袖任命。

这意味着，只有符合国家核心价值观、标准底线的人才有可能参加选举。这意味着异见分子、非宗教界社会精英和女性都没有权利进入这一部门。

本年度的竞选至关重要在于四点：第一，专家会议是拉夫桑贾尼及其势力最后的山头，如果选举失败，这位最能威胁到哈梅内伊权力的第二号人物将彻底消失。第二，亚兹迪重现江湖。自被霍梅尼压制以后，他一直教书、著书，培植势力。但是他几个月前高调复出，和拉夫桑贾尼叫板，野心很大。第三，改革派彻底失败，残余人马可能被拉夫桑贾尼收编。第四，哈梅内伊将近 70，已经出任最高领袖 10余年。而专家会议的任期是 8年。这届专家会议成员将有可能决定未来的继任者。

从目前看，选举的结果很可能是拉夫桑贾尼和亚兹迪系势力同进专家会议，使会议暂时处于平衡状态。而无论如何，伊朗政治格局都将因此而重新规划。

考虑到专家会议与最高领袖的制约关系，两派势力的关系将决定哈梅内伊在未来一两年内对伊朗政府的干预程度与方式，也将决定他如何处理与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关系。

11月底，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发表了一封给美国人民的信。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是，伊朗总统利用全球化时代的媒介，阐述与传播他的和谐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是基于宗教的，其追求也是宗教的。

这份信包括：首先美国人民应当了解，伊朗和美国人民一样，追求着人类的共识。第二，美国政府用错误的政策、错误的方式对付伊拉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迫害巴勒斯坦人，结果给中东带来了伤害。第三，因此美国人民应当认识到，要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在理解其他民族进行对话。最后，内贾德总结说，美国人应当为建立和谐、

公正的，符合主（在美国应当为上帝）的国家。

内贾德阐述了一个建立于宗教思考的和谐世界观。这意味着，所谓政体、民族或者国家等政治观念实际上是依附或基于宗教的。其合法性来自主（上帝），其目的来自实现宗教意义上的大同。也就是说，如果内贾德的世界实现了，那么就等同于全世界皆是主的信徒。这也是为什么内贾德的幕后导师亚兹迪有自信能够让全体美国人都成为穆斯林。

从比较宗教学意义讲，大多数一神论或多神论的观念都认同这些共识，比如公正、人性的优点、人的尊严等等。甚至，这些以宗教做后盾的伦理观几乎是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所有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数千年推动的共识。

但是，这一价值观并非从维系个体的基本权力这一世俗的，非伦理的政治观念出发，所以也没有提到人自身的权责关系，没有提到民主与自由（liberity）和经历了二次大战才得到的深刻认识——联合国宪章。

不管怎样，也许可以基于更现实的层面讨论这一话题，以解释内贾德发表此信的时机。内贾德信中提到了美国的中期选举，肯定美国的民意。而更重要地是，如此前笔者提到过的，伊朗领导人期待一个和平的、开放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一方面在核问题上，近期伊朗表现得很友善、另一方面，伊朗在上述两个地区的外交活动近期极其频繁。

从经济上说，推动伊斯兰和谐世界观也有利于伊朗。伊朗的经济命脉为对外贸易，石油出口贸易是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它不可能做一个封闭的国家。

因此，为了推动伊朗的经济，内贾德也需要一个更美好的和谐世界。

本周巴勒斯坦外长、哈马斯元老人物扎哈尔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法塔赫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杜米出访伊朗。

前者受到伊朗的隆重招待。虽然从公开渠道无法确认扎哈尔有没有受到哈梅内伊的接见，但是此行他见到了伊朗第二号人物拉夫桑贾尼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和最高核谈代表拉里贾尼的会见。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至少没有公开会见扎哈尔，而是公开接见了法塔赫的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杜米。扎哈尔在和拉里贾尼的会谈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但是卡杜米却没有机会。

显然，哈马斯与法塔赫双方同周出访伊朗标志着巴勒斯坦承认伊朗在巴以冲突中的影响力。在这一判断下，此次会见以及会见规格不同体现了伊朗的对巴政策和内部分歧。

第一，尽管拉夫桑贾尼在会见扎哈尔时强调支持哈马斯是伊朗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伊朗高层的统一意见。事实上，不仅仅这次伊朗总统没有公开会见扎哈尔，而且在 10月份，哈马斯与法塔赫冲突升级以后，伊朗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哈马斯与法塔赫组成联合政府。

就现实说，借哈马斯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绕过阿拉伯国家成为巴勒斯坦的新后台对于伊朗最为有利。它并不想扶植哈马斯颠覆掉法塔赫组织。这首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以色列会成为唯一的受益者。伊朗会因此受到全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强烈谴责，却拿不到好处。

第二，考虑到伊朗内政中，拉夫桑贾尼与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对阵局面，这一会面安排也有可能显示了伊朗内部高层的意见不统一。事实上，扎哈尔本人作为哈马斯的元老，地位比哈尼亚更高，主张也更极端。拉夫桑贾尼在与扎哈尔会谈时，特意赞扬了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运动。两人确实在价值观和立场上高度认同。这里微妙的是拉里贾尼，他在伊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他是否更倾向哈马斯还有待研究。至少，在核问题上，他和拉夫桑贾尼是有分歧的。因为本周拉夫桑贾尼公开表示反对和美国进行对话。这意味着他不认同其他伊朗领导人近期在核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尤其在上周，拉里贾尼还出访俄罗斯寻求重开六方会谈的可能。

总体而言，此次出访，伊朗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阿以冲突的发言权。因为本周黎巴嫩众议院议长巴里也出访德黑兰。他和扎哈尔在德黑兰的新闻发布会上都分别表示承认且呼吁伊朗在中东地区施加影响。考虑目前的情况，伊朗向巴里和扎哈尔提出要求发表这种讲话作为交换条件，是符合逻辑的。

而伊朗总统在本周亚洲议会和平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继续抨击以色列，是和其欲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充当巴勒斯坦一方后盾的政策也是统一的。

10月 20日是伊斯兰教斋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每周穆斯林聚众礼拜的重要日子）。这一天，在伊朗同时还是宗教节日，国际圣城日（圣城在伊斯兰教中通指耶路撒冷）。

这一节日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奠基人霍梅尼定下，其意义在于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在伊斯兰教义中，全世界穆斯林是一家，是谓 umma。依据霍梅尼的理想主义原则，全世界穆斯林应当团结起来，在全世界实现伊斯兰革命。外教势力和周边逊尼派穆斯林势力对这一主张非常排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在两伊战争中都站在伊拉克一边（叙利亚除外）。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节日里，伊朗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势力均在核问题上作出了与节日本意相反的妥协姿态。

当日，领导教众礼拜的毛拉拉夫桑贾尼发表演讲，呼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核问题。他表示如果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解决核危机对于伊朗和谈判对手而言都是伤害。和拉夫桑贾尼抢风头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表示了同样的想法，他还强调伊朗是要坚持和平开发核能技术，并不违反 IAEA的精神。

甚至，次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接见两伊战争的老兵代表，期间他表示伊朗在两伊战争时期的表现说明伊朗从来没有打算入侵其他国家，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价值和理想。这与 20年前的伊斯兰革命输出理论已经差距甚远，也与在黎巴嫩组织什叶派民兵运动和真主党的历史事实不符。

伊朗领导人的态度与 20日伊朗驻法国大使和次日伊朗外长的发言相对应。二者先后向外界表示，伊朗愿同欧洲国家就伊方拒绝放弃铀浓缩活动的问题进行讨论。因此，无论实质如何，目前伊朗高层已经明显表现出外交上的妥协姿态。与这一态度转变有关的可能是如下几个因素：首先，伊朗国内专家会议大选，政治派别交锋将进入高潮，不宜在此时引起外界争端，但是同时伊朗极端保守派也需要以民族主义和伊朗复兴作为吸引支持者的筹码。其次，主张和谈与刚刚进行了核试验的朝鲜相区分，以避免引起类似的国际舆论。第三，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夕作出示好姿态。

但是，无论原因如何，伊朗内政目前最大的议题是决定拉夫桑贾尼系的命运。在内部权力斗争没有结果之前，任何外交承诺都只能是不确定的。因此至少在 12月中旬以前，核谈判依然不会有实质的结果。

10月11日，拉夫桑贾尼在专家会议选举候选人报名截止日的前一天报名。未来1个月的选举将决定他在伊朗政坛的命运。但是对于伊朗政坛来说，他的参选将意味着极端保守派势力与非极端保守势力的政治较量，无论结果如何，伊朗政局将出现分裂与动荡的局面。

9月中，拉夫桑贾尼发表演讲，提出伊斯兰革命以后，极端分子掌控了国家，同时公开称赞民选的伟大力量。他表示很难想象，国家没有民众接受统治的合法性该如何运行。此为拉夫桑贾尼向改革派示好的第一步（第二步为其公开前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信件）。

同一时间，德黑兰军队神职人员社团表示支持拉夫桑贾尼，但是到10月初，他们选择了亚兹迪派的追随者Morteza Aqa-Tehran。不过，改革派势力、中间派和主流保守派有相当人员支持拉夫桑贾尼，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创始人之一Hojatoleslam Ali Akbar Mohtashami-Pur。

而另一方，哈梅内伊和亚兹迪已经结成联盟。目前，亚兹迪担当霍梅尼阿訇教育与研究学院的负责人，该机构为哈梅内伊提供政治献金。哈梅内伊用此来援助和掌控全国忠于他的政客和组织。

极端保守派对拉夫桑贾尼及改革派的打击早已开始。到今年9月，已经有少则数十家多则上百家的改革派媒体被关闭，包括一直公开支持拉夫桑贾尼的《东方日报》（Sharq）。同时，亚兹迪派藉哈塔米访美一事指责哈塔米的伊斯兰教其实是“美国式的伊斯兰教”。拉夫桑贾尼在9月中旬发表的演讲遭到亚兹迪派极端保守势力的严厉指责。他们表示，伊朗国家领导的合法性应当取决于真主而非民众。未来的大选中，拉夫桑贾尼将可能继续炒作该议题，因此，此次大选可能会出现对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合法性来源问题的分歧。

拉夫桑贾尼披露霍梅尼信件事件当然也是亚兹迪派主要的攻击焦点。

从10月15日到11月30日，守卫者委员会将对300多名报名参选者进行宗教考试，通过考试的人会获得选举资格，並有两个星期的竞选活动。

这场竞选的本质并不在于谁将成为新一代专家会议的正式成员，而在于哪派力量将有可能影响未来新一任宗教领袖的任命，决定谁会替代哈梅内伊。这是伊朗政权延续的最深刻命题。

续上周霍梅尼反核武器信件公开以后，本周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头号智囊被任命为本届专家会议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哈梅内伊——亚兹迪系同盟与拉夫桑贾尼系势力的对决已经开始。

在上周，拉夫桑贾尼抛出霍梅尼的亲笔信。该信的内容显示，前宗教领袖霍梅尼不同意军方发展核武器的建议。这一信件无疑会对哈梅内伊和艾哈迈迪内贾德政治主张的合法性造成打击，同时也是对受内贾德控制很深的军方和情报部门施加压力。

拉氏在此时抛出该信，无疑是要在刚刚开始的专家会议换届选举上与哈梅内伊一搏高下。由于专家会议主席阿里（Ayatollah Ali Meshkini）得了癌症，拉夫桑贾尼在不久前获得了专家会议代理主席的宝座。这使他对于选举处于有利位置。而公开指责哈梅内伊，则表明他已经决心将彼此的冲突公开化。

目前，拉氏依然是唯一有能力威胁到哈梅内伊，并有资格取而代之的人。他是霍梅尼的亲密战友，出任过国家总统，长期掌控政府要职。但是，他所掌控的政治资源已经严重缩水。事实上，如果失去专家会议这块阵地，那么他能够在伊朗政局中消失的日子指日可待。

无疑，本周任命萨玛莱（Mojtaba Hashemi Samareh）为选举委员会负责人的做法是对上周拉夫桑贾尼公开霍梅尼信件的反击。萨玛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大学同窗，而且他们的妻子是一对姐妹。长期以来，萨玛莱一直是内贾德的头号智囊。他被安排为此次选举的监督者。而这一职位与专家会议代理主席之间有相当的重合。

因此，在未来一个月的选举进程中，他必然是与拉夫桑贾尼之间有激烈较量。以目前的情况看，拉夫桑贾尼能够翻牌的机会已经不大。而至于改革派则更无机会，否则在如此关键时期，改革派领袖哈塔米也不会持续在国外访问。选举的变数是，亚兹迪将在这一月的选举中扮演什么角色，这将决定未来哈梅内伊与艾哈迈迪内贾德、亚兹迪之间的微妙关系。

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哈梅内伊，首先他使得伊朗在外交方面各势力更为平衡，其次，当强硬派无法和国际社会进行沟通的时候，他手里又有了新的牌可以出。

6月底，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对外关系指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是在改革派政府任过职的老将，这意味着哈梅内伊单独开设了一条更为开明和软化的外交渠道。此外，这也是内贾德组建新政府以来，哈梅内伊对伊朗政治结构的第二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任命拉夫桑贾尼为国家权宜委员会主席，使其成为伊朗第二号人物。

伊朗国内的外交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三个声音，而且他们并不和谐。

一个声音来自政府，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以来，推行强硬外交政策，替换了数十名外交官。但是，在外交领域，内贾德的主张并没有完全得到哈梅内伊的支持。当内贾德公开批评以色列后，哈梅内伊就以婉转的方式表示，伊朗对任何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家都没有敌意。

除政府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掌控着外交的发言权。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拉里贾尼同时也是伊朗核问题的最高谈判代表。按照伊朗行政程序，国会有权对政府和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外交政策进行审批，而如果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有分歧（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么国家权宜委员会则进行最后仲裁（拉夫桑贾尼因此也可以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发挥影响），仲裁结果则需要哈梅内伊点头。

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的外交政策为强硬的保守派，安全委员会则优先考虑国家安全的立场，而拉夫桑贾尼也是保守派，这样改革派的意见就很难体现在伊朗的国家对外政策里。

可是，伊朗的国家经济命脉依然是对外贸易，尤其是石油贸易。而且内贾德上台以后，国内股市关闭，外资撤出，国家经济不景气，本来就很高的失业率没有办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从经济考虑需要更为开放和缓和的对外政策。本次调整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哈梅内伊，首先他使得伊朗在外交方面各势力更为平衡，其次，当强硬派无法和国际社会进行沟通的时候，他手里又有了新的牌可以出。

内贾德的目标，并不是成为第一代政治大佬的竞争对手，而是他们的接班人。

去年6月24日，艾哈迈迪内贾德正式成为总统，到今天已经一周年。不论哈梅内伊、哈塔米还是拉夫桑贾尼，都是霍梅尼身边的亲密战友。那是艾哈迈迪内贾德还仅仅是一个军队中级官员。因此，内贾德成为总统的根本意义是，它标志建国27年来伊朗政治核心向第二代领导人物转移的开始。

从这个角度审视这一年的历史，便可以明白，内贾德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不是在诸多大佬看护下当一个总统，而是借这个总统为跳板，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伊朗政治格局中获得更大的权力。

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建国27载，无论哈梅内伊之后是亚兹迪还是拉夫桑贾尼成为宗教领袖，这些都是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中的第一代政治核心人物。这一代人年老力衰，很快就会成为历史。因此，内贾德的目标，并不是成为这些大佬的竞争对手，而是他们的接班人。

所以，这一年，内贾德首先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完成自己在大选期间做成的承诺，改善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而是先要保住位子，坐稳当了。为此，他在上任一开始就进行人事改革。这一年，内贾德让伊朗政府变得年轻化和保守化。比如他在教育系统撤换开放的改革派的教育家，为大学的老教授发信要他们退休，替换为更年轻的保守的教士势力。在政府和军队系统和外交机构，他采用了同样的做法，并且得到哈梅内伊和亚兹迪等大佬的支持。

但是，问题是，伊朗在开放，全国平均年龄也不到24岁，城市化程度在70％以上，上网人口占1/5强。在这种前提下，伊朗政权能够维系多少年尚是未知数。权力承接的过程与权力合法性被侵蚀颠覆的过程交织在一起，当革命记忆退去的时候，只有能够获得年轻城市居民支持的政治家才能成为国家领袖。这种情况下，内贾德如何选择才能做到审时度势，才能保证自己现实和未来的利益？恐怕只有真主才知道吧。

周五赖斯女士说她从伊朗外交部长那里听到一些好消息，即伊朗可能改变其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赖斯的判断有些道理，因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阿里·拉日贾尼(Ali Larijani)本周说，在伊朗和美国人对话之间，没有任何障碍。不过他也说，对话必须达到双赢。

阿里出身政界名门，是保守派的台柱子也是哈梅内伊的代言人之一。在核问题上，哈梅内伊始终没有彻底放权，无论是拉夫桑贾尼还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核问题上都不是最后的拍板者。所以，阿里的表态有相当的分量。

从各派利益来说，目前伊朗国内主要力量已经就谈判与否基本达成共识。哈梅内伊只要不承诺放弃核设施，不会遭到内贾德派和拉夫桑贾尼的反对。内贾德本人也想扮演和西方对话的角色，他所考虑的，是如何从哈梅内伊这里分一杯羹。而且改革派主张放弃核计划，在和谈问题上也不会反对。

就目前的情况看，和谈的环境对伊朗似乎有利。艾哈迈迪内贾德出访中国，参加上合组织会议会见胡锦涛和普京。这让刚刚达成一致意见的所谓伊朗核问题六国同盟出现阴影。

所以，外界怀疑西方正在跟伊朗秘密讨论一份协议。这份协议的议题应该也包括伊以问题。因为上周欧盟的外交官在出访德黑兰之前先去了以色列。而随后消息传来，内贾德将访问埃及。埃及是跟美国关系非常好的阿拉伯国家，而且也因为当年萨达特走访耶路撒冷，签署戴维营的事情曾经跟其他阿拉伯国家构成芥蒂。内贾德走访埃及，暗示在以色列问题的态度可能变灵活。

问题是，伊朗人认为，美国在下届国会大选之前，不可能采取武力攻击伊朗的行动。所以，现在还不到非谈不可的时候。退一步说，即使谈，也不会就根本分歧达成共识。

未来伊朗政治的发展将会出现拉夫桑贾尼系、改革派联盟、亚兹迪派、哈梅内伊互搏的复杂局面，拉夫桑贾尼的命运如何，也仅仅是系列变革中的一环罢了。

尽管在名义上，拉夫桑贾尼依然是国家第二号人物，但是他已经成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系（亚兹迪派）势力最想打击的目标。如果不能在今年10月份的专家会议选举中发挥影响，这位霍梅尼时代的大人物可能就要退休了。

今年6月4日是伊朗前宗教领袖霍梅尼去世17周年。6月5日，拉夫桑贾尼在库姆发表演讲，席间遭到参与者的抗议活动。抗议者的领袖是库姆最著名的伊斯兰教教士，阿亚图拉•亚兹迪。在拉氏演讲时，他起身指责拉夫桑贾尼已经背叛了革命。

上周《纵横周刊》已经提到，亚兹迪是现任总统内贾德的精神导师，是内贾德势力的幕后人物。亚兹迪曾创建一个宗教政治组织Hojjatieh，帮助霍梅尼完成伊斯兰革命。而1983年，霍梅尼强制解散了这一团体。从此亚兹迪系势力转入地下。这一派势力的主张非常保守，相信伊斯兰革命可以输出全球，但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开放心态学习西方文明的精华。亚兹迪曾将大批弟子送到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学习。这些人大多数获得博士学位。这也使得无论是伊朗的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拉拢亚兹迪派。

亚兹迪在库姆经营已久，拉夫桑贾尼不可能不知道。我们无法确认拉氏选择库姆演讲是否有针对性。但是，可以确认地是，两派力量的较量已经开始。此次亚兹迪亲自出手，说明拉夫桑贾尼已经成为他第一个想要铲除的对手。而正如上期《纵横周刊》提到的，较量的目标是10月份的伊朗专家会议选举。

对于目前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而言，亚兹迪系势力发展在短期内对他有利，因为哈梅内伊要在国内造成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的平衡，但是又不能允许拉夫桑贾尼派保守势力膨胀，以免被取而代之。但是哈梅内伊心里清楚，亚兹迪连霍梅尼都要防范。因此，未来伊朗政治的发展将会出现拉夫桑贾尼系、改革派联盟、亚兹迪派、哈梅内伊互搏的复杂局面，拉夫桑贾尼的命运如何，也仅仅是系列变革中的一环罢了。

内贾德的新保守势力期望能在大选中获胜，实现国家的伊斯兰保守化改革。这一战略意图目前已经完全公开。

以内贾德为代表的伊朗保守势力已经提出以“公正”为核心的保守主张，力争在年底举行的伊朗最高宗教机构——专家会议选举中击败拉夫桑贾尼和改革派，实行新伊斯兰改革。

5月30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伊朗总统内贾德的专访，采访几乎可以作为伊朗“新保守势力”成熟和内贾德成其代表的标志。这一新势力和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代表的传统保守势力不同：

第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传统保守势力从来没有主动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更不会主动给布什写信。这倒更像是伊朗改革派要做的事情；第二，在采访中，内贾德反复追问“公正”何在，内贾德上台以来屡屡在各种场合强调这一观念。这和传统保守势力也有一定差别；第三，内贾德任用的人员以及支持者多是年轻的保守主义者。

内贾德此时选择接受德国著名媒体采访，不仅是出于要对欧盟示好，宣传伊朗的核权利，同时也有国内形式的需要。因为8年一届的专家会议选举将在10月举行。这一会议有权推选伊朗的宗教领袖，因此实质上将决定国家的政治倾向。

内贾德的新保守势力期望能在大选中获胜，实现国家的伊斯兰保守化改革。这一战略意图目前已经完全公开。就在2个星期以前，内贾德导师阿亚图拉亚兹迪的另一名弟子发表文章，预言新保守势力将获胜，同时罗列了一份名单，认为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名单中就包括拉夫桑贾尼和改革派领袖哈塔米。

不过，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也不会对内贾德系的膨胀视而不见，因为他主张国内改革派与保守派同时并举，内贾德清除政府中的改革派是他不能接受的。但是他同样需要内贾德系平衡过于强大的拉夫桑贾尼系，避免后者取代他的宗教领袖地位，这就给内贾德和他的导师阿亚图拉亚兹迪提供了机会。

无论如何，10月份的大选将决定伊朗会否完成其保守化改革，或者说，“第二次伊斯兰革命”。

5月25日，伊朗第一副总统达乌迪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总统穆萨拉夫在会见达乌迪时表示，他一方面不愿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同时也反对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几乎与此同时，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出访伊朗，双方讨论了移交罪犯等议题。作为邻国，伊朗为阿富汗提供了25万难民的避难所。

伊朗在中亚以及南亚地区有足够的影响力。他和这个地区的国家在反恐、打击毒品、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哪怕选择得罪美国，也要保持和伊朗的关系。

身处核危机中的伊朗，除了巩固原有的优势外，还想积极争取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此保证自己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加深和俄、中两国的关系。因此，他对6月份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论坛寄予了一定的希望。

但是，对中、俄等成员国而言，此时接受伊朗，至少在名义上构成了与伊朗的同盟关系。在成长为坚固的政治同盟之前，介入伊朗核问题，并不明智。显然，以伊朗单独对峙美国，借此时机发展与中亚其他国家的关系，才是最为有利的。再说，伊朗发展核力量，同样不符合中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

当然，从长远考虑，以伊朗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地位，其必然构成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关键一环。因此在将来，上合组织必须考虑承认伊朗为其成员国的问题，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上周伊朗政府拒绝了欧盟英法德三国轻水反应堆计划和安全保障的承诺，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拥有核开发能力的权力。

在拒绝欧盟的同时，伊朗正在进一步巩固与叙利亚、哈马斯之间的铁三角关系。有消息说，伊朗正在开展一项三国核计划战役统一战线计划。

理论上说，伊朗和叙利亚、哈马斯建立关系，有利于其在伊拉克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影响力，以此作为筹码和美国、以色列甚至其他阿拉伯国家讨价还价。

但是，上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反应说明伊朗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受欢迎。一方面，约旦在镇压国内哈马斯成员的过程中，“发现”了伊朗提供的武器。同时，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正在和美国增进在防御武器体系方面的合作计划，这一计划无疑是怕在未来可能爆发的美国－伊朗战争中被殃及池鱼。

对于伊朗来说，这些阿拉伯国家实际上从宗教和民族上都不把伊朗认同为阿拉伯世界的一员。各国政府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安抚、镇压并举。从历史上讲，在两伊战争中除了叙利亚以外的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拉克的支持者。伊朗利用伊斯兰的旗帜和巴勒斯坦问题唤起这些国家的支持，不可能。

但是，伊朗显然依然期望能够获得更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其重视程度可以从对于约旦透露伊朗武器事件看出来。尽管约旦没有直接指责伊朗，伊朗还是作出快速反应，派外交部长对约旦进行公关。外交部长此行，除去要努力维系伊朗与约旦的关系外，还要帮约旦境内的哈马斯成员说情。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面时，都避免了谈论这一话题。显然，在目前的状况下，双方都不希望关系进一步恶化，可是，进一步加深关系的可能性，也并不大。

伊朗总统给布什写信实际上标志着，伊朗领导人大国梦的公开化，同时也为伊朗的进一步“崛起”制造国际舆论空间。

布什不会公开说是上帝而不是公民选择了他作美国总统。但是艾哈迈迪内贾德会说他当总统完全拜真主所赐。5月9日，他通过瑞士驻伊朗大使馆将一封私人信件转交给布什总统。

信件的开头称布什为基督的信徒，而非仅仅是一个世俗政治体的领导人。信中批评了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等等，最后提到民主国家不行，神权国家才是大势所趋。

这封信背后的理论支持是霍梅尼的政治观点——其一，大中东地区全球化过程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异教徒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其二，伊斯兰共和的合法性基础是真主，是指引“善”的政府，比民主更有优势。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下，整篇信件中没有丝毫提到“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者”，在谈论以色列问题时，也没有以此批评整个西方世界。

通过刻意的修辞，内贾德试图表现出这封信是两个世界大国领袖在探讨人类命运，而不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受压迫者要反抗西方列强。实际上，这等于伊朗领导人的大国心态公开化，而且由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内贾德获得了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是萨达姆想做而没有做到的。

内贾德这么作是因为具备了两个先决条件，其一，伊朗以核试验探国际社会和美国的承受底线，为本国提供了自信心。因为，后发国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先决条件是拥有核武器。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其二，抓住美国在中东外交尤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痛脚、漏洞，利用伊拉克泥潭增大美国以武力解决伊朗问题的困难，同时借美国的压力增加自己在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又为自己树立道德优势与反抗美国的合法性。

显然，内贾德认为伊朗领导人已经在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中获得了对话的优势地位。在5月11日，他顺利出访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表示已经做好了跟西方人对话的准备。

4月22日，胡锦涛访问沙特，期间签署了五项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安全、防卫设施、石油合作、健康卫生和青年事务。其中石油协议是由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mco）和中石化公司的合作项目。此外，沙特将直接在中国投资项目。

中石化公司最近刚刚在沙特成功完成一个天然气勘探项目，目前正在青岛和海南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兴建炼油厂，此外，双方还可能在大连设立炼油厂和石化产品生产基地。从石油安全角度说，中方将可能获得3个好处：

其一，有利于稳定中国的石油供应渠道。沙特在中国建厂，在石油行业下游投资。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对沙特石油依赖程度很高（沙特在200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石油进口贸易国），但是沙特不可能轻易断绝与中国的买卖，因为这样它在下游行业的投资将受损。

其二，中国会成为沙特在东亚石油贸易的战略合作伙伴。沙特选择大连、青岛和福建建设炼油基地，这些地段在地理位置不仅仅有利于沙特将石油产品供应中国大陆，而且考虑了与日本、韩国、台湾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沙特第二（14.9%）、第三(9.5%)和第五(5.1%)石油出口贸易伙伴，中国大陆是第四位(6.1%)。

其三，有利于中国提高重质石油提炼技术。中东原油以重质石油（含硫量相对较高）为主，而中国过去的炼油技术只适用于轻质石油，而在国际市场上，重质石油的价格相对低廉、稳定，供油渠道也更多。这有利于中国买油成本的降低、渠道的稳定、以及消化原油的能力，避免出现有廉价油但无法加工而被迫放弃的局面。

以上是理论上中国在石油安全获取的好处。但问题是中石化本质是企业，而不是国家机关，同时世界石油市场的趋势是受政治因素影响越来越小。尽管它的国有股份从2004年的55%上升到2005年的69%左右，但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利益依然不一致。目前，政府对汽油油价的控制实际上意味着石油下游行业不可能依据国内市场经营，中石化将如何利用国家的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石油产业下游获得利润，依然是个问题。

美国在解决伊拉克问题、实现中东民主化的进程中，必须暂时与伊朗和叙利亚进行妥协。伊朗所追求的是在美国允许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而叙利亚只是助手。

4月11日，伊朗总统内贾德第一次公开宣布，伊朗已经提炼了浓缩铀。在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如何应对伊朗核危机时，2天过后，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抵达叙利亚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

拉夫桑贾尼尽管已经不是总统，但是他依然是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在伊朗政坛影响很大。他曾在1989年到1997年间当过8年总统，而且也是伊朗前领袖霍梅尼的亲密伙伴，这种出身和伊朗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样，是伊朗国内唯一有机会将哈梅内伊取而代之的人。

事实上，叙伊两国的同盟关系可以追溯到两伊战争时期，两国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叙利亚是世俗专制政权，曾搞过穆斯林兄弟会的大屠杀），但在伊拉克问题上，作为伊拉克的邻国，他们面临共同的威胁，有着共同的利益。

两国结盟增大了美国解决伊拉克问题的难度。对美国而言，如果要摆平伊拉克，就必须一口气解决这两个随时可以制造事端，发挥影响力的国家。伊拉克还没摆平，真打起来，美国也许代价很大，甚至削弱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因此，美国在解决伊拉克问题、实现中东民主化的进程中，必须暂时与伊朗和叙利亚进行妥协。伊朗所追求的是在美国允许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而叙利亚只是助手。

不久前，哈梅内伊还在试探与美国就伊拉克问题进行谈判的可能性。现在，拉夫桑贾尼出访叙利亚，显然是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讨，为将来和美国人的谈判准备筹码。

1在欧盟、美国等国宣布停止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援助时，哈尼亚（Haniyeh）总理表示，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伤害，他期望其他国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选择。这一态度和阿巴斯（Abbasid）总统的抗议表态更为接近。但是外交部长扎哈尔态度要比哈尼亚强硬得多。他表示，所有想要绕开哈马斯政府的国家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并且下令禁止外交部门和他们往来。

由于哈尼亚在哈马斯内部一直持温和主张，因此他很可能会对扎哈尔（Zahar）不满。而且，由于扎哈尔的急躁，上周哈马斯还出现一次重大外交失误。周二扎哈尔在与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杨伟国会谈后表示，将很快出访中国。2天后，中方否认这一说法。

目前，美国和欧盟国家采取绕开哈马斯领导的权力机构跟巴勒斯坦合作的态度。他们的目的是在避免刺激巴勒斯坦民族情绪的前提下，尽量削减哈马斯政府的影响力，迫使哈马斯改变不承认以色列的政策。由于上月底哈马斯没能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获得足够的援助承诺。因此哈尼亚可能会不得不考虑软化政策。届时，他将遇到哈马斯内部的阻力。

上周五，扎哈尔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提出要协商的四国成员提供和以色列谈判的标准和底线。这一转变说明哈马斯现在在尽量不违背自己原则的前提下寻求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的可能。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哈尼亚很难让一个更为温和的人物替代扎哈尔。因为替换外交部长可能被外界视为经济制裁行之有效的表现。也会因此引起哈马斯内部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