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结束总统任期后，被誉为“最具诗人气质的政治家”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没有留下接班人和政党。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正如他在新近的自传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着和坦然，哈维尔的睿智让他知道，一本政治家自传的成功与否，在于作者自身的气质与“品位”。

　　作为一个长期阅读《纽约书评》、喜爱摇滚音乐的捷克政治家，哈维尔的整个人生就是一部跌宕的戏剧。几乎每隔十年，他的生命便会经历一次较大的转变:从195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到1960年代的先锋剧作家和散文家；“布拉格之春”以后，哈维尔在1970年代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活跃在捷克的文坛和政界；在1980年代末的“天鹅绒革命”时期，他又以雄辩的政治家身份促进捷克的民主化进程；而到了1990年代，哈维尔则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多年来角色的转换给了他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也带给他更大的挑战。在自传《布拉格堡的一个来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中，哈维尔回顾从政以来的人生，既雄辩滔滔地阐述从剧作家到政治家的转变，也坦言在民主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在本书中，他与读者分享对后共产主义、全球化、欧盟等问题的想法；书中也提及他与肺癌的对抗、总统府的日常琐事，以及与两任夫人的感情。

　　读者可能会因为本书独特的编排而造成阅读上的困难。初读起来它似乎是一堆匆忙的信笔涂鸦，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剪贴片断。全书的每一章都包括了三个互相涵盖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书的主轴，由哈维尔与捷克政治记者卡雷尔•维兹拉（Karel　Hvizdala）在二十年前的长篇访谈所构成。第二部分摘录了哈维尔任捷克总统时期(1993-2003)，写下的芜杂而平淡的办公室备忘录。第三部分则记录了他2005年访问华盛顿的一些琐事，例如他的病情、对美国政治的浓厚兴趣、对参议院理发部的赞美，还有他自己爱挑剔、不满意的生活细节。还没有任何一本自传可以把这些细微之处刻画得如此清楚。

　　哈维尔声称自己写作此书时并没有预先设想一个特定的读者群，甚至建议读者必要时应该大段地跳读。“这样做是方便的，因为我已经把书的每一章分成各不相干的三部分。你可以用任何方式阅读。”但这句话只是一个幌子，事实上哈维尔并不想让自己的这部自传成为一本“方便”的书。对他来说，政治并不“方便”。

　　访谈是从那动荡的1989年11月开始的,正值政权从苏联主导的捷共转移给没有经验的“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头两个星期。当时，哈维尔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天自己会登上总统的位置。任何认为哈维尔太理想化，或是认为他对政治过于“波希米亚”的人，会发现其实他对于民主化的转型有过深刻思考，并有过重要的实践。哈维尔曾经自我怀疑，也在公开演讲时受过恐怖攻击，但他仍然在1989年巧妙地周旋开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成为总统。虽然在民主事务上的权力受限，但他的外交政策跟用人政策却是强硬的。为了打破苏联掌握捷克军力的局面，让捷克的民主改革得以持续，他决定退出华沙条约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早期成员。

　　尽管哈维尔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但他十分厌恶克里姆林宫里层层设卡、警卫“多得吓人”的场景，认为这是集权国家政治气氛腐朽的表现。另外，他对戈尔巴乔夫拒绝接受自己赠送的烟斗一事也耿耿于怀。他自嘲说，克里姆林宫是除了美国的白宫以外他唯一敢触犯吸烟禁忌的地方。相反，哈维尔对美式民主政治倍加青睐。他始终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白宫那些“打领带的绅士们”行事如此彬彬有礼，富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品位，而捷克的政治家们却显得毫无自信，易于恼怒？

　　当维兹拉问他十年来的政治生活中受益最大的是什么时，哈维尔不假思索地回答:“高尚的品位。”并且，这种品位高于一般的政治策略。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哈维尔上台后立刻更换了国名，并请来名师设计军装，因为“一个连军队礼服都毫无品位的国家是没有民主可言的”。哈维尔的“品位”，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身份的象征。哈维尔说，在一个“后集权主义”的时代里，像捷克这样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国家必须弄清自己的身份、目标和方向，才不至于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迷失自己。

　　但现实中，在很长一段时期，捷克的国家经济发展缺少明确的目标。市场的导向并未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相反，整个国家似乎都还停在原地观望。哈维尔将之归结于多年的集权政治造成的后遗症。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而是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当代捷克某些“不思进取”的国民性，实肇于此。

　　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在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值得责难的并非历史，而是现代人性，它使得这个制度产生、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在谈到自己从政的体验时，他认为这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政治更能诱使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所以它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哈维尔也坦白说自己对于总统所要处理的琐事早就感到厌烦。现在，回到布衣的哈维尔重拾戏剧旧业，并将在今年首次公演他的新作《离开》。用哈维尔自己的话来说，无论作为“我们时代最具政治倾向的作家”还是捷克总统，他始终“生活在真实中”。

Václav Havel, To the Castle and back. Vintage, May 2008

　　在“经济危机将持续多久”这个问题上，如果说首相布朗占有最终解释权，那么卡梅伦则毫无疑问地有着对这一问题的质询权。不久前在保守党大会上信誓旦旦要与反对党共渡危机的卡梅伦如今也忍不住要向布朗先生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如何在稳定经济基本盘的前提下减税；英镑还将贬值多久；具体何时举行大选。

　　不过，远在比利时参加欧盟峰会的布朗恐怕没有机会对他的疑问一一作答，反倒是卡梅伦自己不得不面对由这三个问题衍生出的另外三个问题：保守党如何在减免税收的问题上自圆其说；具体的振兴英镑计划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对于目前待定的大选，保守党竞选班子准备好了吗？ 

　　但从保守党近期的表现看，卡梅伦依旧延续了他惯用的那套伎俩：大问题上不触犯政治底线（至少不能唱衰英国经济），小问题上骂骂咧咧不断。本周，德国两位执政联盟成员连日来两度打破外交惯例，公开抨击英国首相布朗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政府借债之举。事件令英德陷入激烈外交战。卡梅伦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却支持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uck)对布朗经济政策的判断，并说，“德国财政部长说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巨额债务正令衰退更严重。”不过，这场国际口水战对卡梅伦来说非但没有政治成效，反而暴露出保守党政治思维的某些痼疾。 

　　事件之后的ComRes民调显示，有37%的选民愿意将票投给保守党，这一数据较一个月前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工党的数据则已经回升至36%，虽是打个平手，但较之当初11%左右的差距，保守党的表现可谓失败。更让人失望的是，除了骂人之外，乏善可陈的保守党似乎并无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可以拿到政治的竞技场上“比划比划”。“银样镴枪头”的标签尚未被卡梅伦们摆脱。 

　　回到卡梅伦必须面对的三个问题。近日《独立报》刊出评论员文章，反思保守党的执政思路，文章指出卡梅伦对于经济建设的实质问题躲躲闪闪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了布莱尔在1997年的计策：不做政治承诺，不让对手抓到把柄。然而，时异则事异，经济危机带来的“布朗反弹”逼迫保守党必须在选前做好另一手准备，即从一个好的异议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换。 

即使对照他们的对手，也能看出切实的政策与选情的挂钩有多么直接。工党在野18年（1979-1997）间进行了执政思路的革新，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放弃了传统的以国有化、大规模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主张，接受了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模式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同时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和公共服务，竭力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结合。这种对保守党政治主张的“拿来主义”及同自身左翼政治特性相结合不仅挤占了保守党的生存空间，而且其左右逢源的中派立场没有留给保守党多大政策发展空间。工党的经验，值得记取。 

如何最大限度地消弭英镑触底之后工党的“政治反弹”，并有效利用选民的政治钟摆效应，这是摆在卡梅伦班底面前的期中考。通过这次考试的前提是保守党那一套政治思维的改革，要么远学80年代的撒切尔，要么近学90年代的工党。当然，年轻的卡梅伦尚有充裕的时间以作硬件、软件的准备，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托利党”在英国数百年的现代政治传统中的根底并不浅，关键看新的一代掌舵人驾驭得法与否。

　　工党政府所考虑的，是遴选出一位“出得厅堂，入得闺房”的政治贤内助：既具有显赫的文学声誉，又没有诗人桀骜不驯的习气。

　　明年5月，现任英国“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安德鲁·姆辛（Andrew Motion）的十年任期将满。面对他的继任如何产生的问题，英国自17世纪以降的”桂冠诗人”传统，此次很可能因民意而改变，其授予程序将更加公开化，甚至可能实现投票选举。

　　熟悉英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桂冠诗人”源起於英国皇家颁给优秀诗人的非正式称号。它最早始於1616年英王詹姆斯一世授予诗人本·琼森一笔薪俸，本·琼森即以诗人身分为国王的”夜莺”。1668年，查理二世授冠予诗人约翰·德雷顿（John Dryden），这一职位也被确认为出缺即应继补的官职，其主要任务又增设了在国王御前祝贺新年及生日颂诗等等。

　　但一直以来，关于这项英国官方的最高文学荣誉，其产生过程却不为世人所知。久而久之，“桂冠诗人”的筛选与英国社会中众多不可稽考的繁文缛节一样，成为人们习以为常却又不愿作深究的“传统”之一，不少人甚至逐渐将其淡忘。而到了20世纪这个“诗歌的世纪”，非但大众，包括诗人本身对这个“桂冠”也越来越不买帐。前任“桂冠诗人”约翰·贝哲曼(John Betjeman)就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不满：“我因这个称号而被卷入媒体的漩涡，被曲解、欺骗，以至我不敢再动笔写作。”而菲利普·拉金在1984年则干脆公开拒绝这一官方头衔。

 　　拉金的拒绝客观上成全了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使他占有着“桂冠诗人”的称号直到1999年病逝。布莱尔政府在当年“临危受命”安德鲁·姆辛为休斯的接班人，不过，姆辛的任期只有十年，这说明桂冠诗人的称号更多的已经由一个皇家的荣誉职衔变成了在政府部门服务的“差使”。

　　不过，姆辛的“桂冠诗人”当得并不轻松，其不得不挂名的附属头衔和职位遍及英国的文化部门、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等等。他自己也公开抱怨说，多年来繁杂的行政事宜和为皇室庆典的应景写作，“极大的损害了我的诗才”。事实上，自他成为“桂冠诗人”以来，姆辛再也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足以收编进文学史”的作品。他2003年为威廉王子二十一岁生日所作的诗歌就被批评界形容为“一段拙劣的说唱”。

　　虽然自维多利亚女王任命华兹华斯为桂冠诗人后，表示今后桂冠诗人的职衔成为诗才卓越的奖赏，而不再担任特定的任务，但在媒体与政治无孔不入的今天，“桂冠诗人”已然变成了文学版的阿里斯泰尔·坎贝尔（布莱尔的前幕僚、工党新闻官）。工党政府所考虑的，是遴选出一位“出得厅堂，入得闺房”的政治贤内助：既具有显赫的文学声誉，又没有诗人桀骜不驯的习气；既拥有足以上镜BBC《今日》节目的外在形象，又是新工党和英国皇室的坚定支持者。这也是为什么像谢莫斯·希尼这样获得过诺奖的著名诗人却与“桂冠”无缘的原因。须知姆辛曾经对希尼说过：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认可，并不代表得到了英国文化部（DCMS）和媒体大众的认可。

　　在经济遭遇瓶颈，失业率不断上涨的前提下，政府开始在文化等“软”的方面寻求突破，以期对民意的挽回。虽然DCMS宣布过暂时不会对“桂冠诗人”进行直选，但预先半年之久在网上公布候选名单之举无疑是英国皇室、文化部和内务部（负责桂冠诗人选择的部门）对选民的再一次笼络和妥协。问题是，通过票选的结果万一不是官方所希望的“含泪”型诗人，而是如“拒绝为一个孩子的死而哀悼”的迪伦·托马斯般遗世独立，那么票选”桂冠诗人”对工党政府也就失去了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此举并没有荣耀了诗歌，恐怕也很难迎合了大众。毕竟，文学——尤其是诗歌——更多的是一种自说自话的写作形式，其读者再多，也没法和风靡英伦的《英国天才》、《X-Factor》之类选唱秀的观众人数相比。

　　如果说英国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系列负面反应为“白人种族主义”创造了复苏的条件，那么上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英国国家党（BNP）党员名单的互联网泄漏事件，则给了这颗盎格鲁—撒克逊人仅存的种族主义头颅一个抬头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几乎没有可能性。

　　此名单在17日晚被上载到一个维基网站，列有英国国家党约一万三千五百人的姓名和地址，其它数据包括手提电话号码、私人电邮地址等等。此外，名单还列出了许多人的职业，包括少数的警员、律师、新教教会牧师、至少一名医生和中小学教师。此举使得大量BNP种族主义人士面临着被开除、接受审查的窘境，部分党员甚至有性命之虞。不久，该党的发言人西蒙•达比将之形容为新的麦卡锡时代和一场政治阴谋论。

　　虽然名单在网上非法公布以后，所博得的同情远远大于人们的愤慨，但就目前看来，官方版“誓死捍卫”与“说话的权利”的名单中还不可能加入“种族主义”的词条。

　　英国国家党的前身是臭名昭著的极右翼组织国家阵线（National Front）。经过80年代的重组之后，国家党在公众心目中已然与“白人优越论”、“新纳粹”、“反犹主义”等等概念划上等号。法律虽未明文禁止该党的存在，但其核心价值是不为英国的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不过，由于近年来英国政府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而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和“911”以肇的恐怖主义威胁，“让移民都滚出去”的呼声日渐高涨，国家党的行情也日渐看好。

　　今年，国家党推举了候选人参加伦敦市长竞选，并成功地占领了伦敦议政厅的席位；而明年，他们甚至有可能获得首个欧盟议会的席位。BNP的官网是英国用户点击率最高的政党网站之一，而在宣传层面他们也尽量通过报纸把基层党员塑造成“邻家大嫂”之类的和睦形象。因此，这起名单泄漏事件正好为国家党又创造了一次在媒体市场打造形象的机会。他们自然不会放过。

　　虽然BNP的媒体攻势此次已做足，但经融危机和高失业率的“经济基础”并无法牢固支撑民族主义的“上层建筑”。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负增长和失业率并不比现在好多少，打着纳粹口号的国家党（NF）曾经赢得了西布罗姆维奇的地方补选。不过好景不长，79年的失业潮不但没有巩固国家党的优势，反而让人们对于他们“打造新国家机器”的陈词滥调感到厌烦。奥斯维辛以后的西方世界里，无论何种形式的极右民族主义，在选举的可操作性上都是极为低下的，BNP也不能例外。但作为分配民族主义激进思想和少数族群政治话语权的管道，又具有不可替代性。毕竟，每一个健康的社会都不能排斥某种“纳粹党”的存在。

如果要票选英国最有”经济头脑”的首相，布莱尔无疑能高票胜出。这并非说明他多么善于处理国家经济问题，而是因为布莱尔自从去年卸任后，总收入目前已逾1200万英镑，是他担任首相期间收入的6倍，他也由此成为英国史上最富裕的首相。

《泰晤士报》10月29日披露，布莱尔离任后频繁赴世界各地发表演讲。目前，他已经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金口”。今年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所赚的钱，已经超过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离开白宫第一年的演讲所得。

此外，兰登书屋出版的布莱尔回忆录为他带来约460万英镑的收入；兼任JP摩根和苏黎士金融服务公司的顾问又让布莱尔的账户净增250万英镑。《每日邮报》早在去年年初就预计，布莱尔在退休两年之内便可能赚到1500万英镑。如今，极具商人头脑的布莱尔可以说是”提前完成任务”。

但是，布莱尔目前正式的身份是由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组成的”中东和平四方小组”的”和平特使”。此职位虽在国际舞台上也算是显赫，但却是一份”有官而不受禄”的差使—-布莱尔从中无法获得分文。本应该”两袖清风”的特使如今却腰缠万贯，这无论如何也与其”和平”的形象不太相符。因此，《泰晤士报》在曝光布莱尔收入的同时，刊出一篇题为”前首相依然免费地维护着世界和平”的文章，讽刺布莱尔出任中东特使并非为了什么”世界和平”，而是另有原因。当然，这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金钱。

早在90年代初期，布莱尔在进入工党高层后不久便经人举荐参加了以色列的工党同盟，并结识了后来布莱尔的中东事务特使和工党的募款人迈克尔*利维勋爵，二人很快成为密友，伦敦政府也因此和特拉维夫的”工人阶级”走得特别近。在外交方面，尤其是巴以问题上，英国的态度明显偏向以色列的利益，支持单方面的”路线图”。作为回报，利维勋爵则在1997年英国选举前夕负责筹措选举基金，为布莱尔的新工党出钱出力，鼓而呼之，并盛赞布莱尔对以色列政府的支持，称他为”最有国际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布莱尔的顺利当选与来自中东的大笔资金不无关系。

这段与以色列暧昧不清的”发家史”决定了布莱尔不可能安安心心地在中东当他的”和平特使”。”中东和平四方小组”最近公开的一份报告更显示，该地区的国际空间出现了”领导真空”，布莱尔对当地的工作”失去控制”等等。联合国内部的不少人士更批评布莱尔是个只知道赚钱而不会做事的空头大使，在推动巴以地区的和平进程上毫无建树。但与此同时，今年《时代周刊》对”布特使”的专访则描绘了他在伯利恒的Jacir Palace Intercontinental大饭店与国际巨商富贾们交谈甚欢的情景。

事实上，布莱尔在中东的工作可以用”一冷一热”来形容。冷的是推动巴以和平的”正差”，热的是与中东富豪联络感情的”副业”。而这些在中东经济界呼风唤雨的头脸人物其后台很多都在美国。而布莱尔历来甘愿充当布什的”跟班”，并通过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等方式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为英国BP公司及皇家壳牌公司谋得石油的开采权。因此，布莱尔也成为了美国共和党在中东最大的军火投资商凯雷投资集团亲睐的对象，进入萦系美国和中东的集团高层，从而为自己集聚了大量人脉资源。

布莱尔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将担任首相时建立的关系网在退休后加以再利用。如今邀请他演讲的机构包括投资银行、私人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商会，大部分分布于美国和中东地区。曾经被反战者称为”战争罪犯”的布莱尔如今却利用战争换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和”和平特使”的头衔。如此高明的”经济头脑”，当然远非历史上著名的”穷困”首相迪斯雷利、丘吉尔等所能比拟。

撒切尔夫人的得力助手鲍威尔勋爵曾经说：”卸任首相时，你会有很大的失落感，从原来别人为你安排好一切到一切靠你自己。你自己连一个最新的电话号码簿也没有。”而对于布莱尔而言，”最新的电话号码簿”其实在他卸任以前早已备置妥当，那上面写满了中东和美国企业大亨的联系方式。

　　从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恶搞小布什和白宫的影片《W》到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重现1981年撒切尔夫人铁腕政策的影片《饥饿》（Hunger），10月30日落下帷幕的伦敦国际电影节把更多的灯光留给了历史或现实中的政治人物。但真正体现了这届电影节“政治、历史、回忆”主题的，当属15日的开幕大片《弗罗斯特与尼克松》（Frost/Nixon）。这部由导演朗•霍华德（Ron Howard）根据百老汇的舞台剧改编的电影，把观众的目光又带回到充满回忆录色彩的1970年代和英国传奇主持人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的身上。

　　大卫•弗罗斯特1939年出生在英国肯特郡的一个牧师家庭，但他没有遵从家长的意见从事传道，而是选择了“学而优则记”的媒体之路，以优异成绩考入剑桥大学。求学期间，他便表现出过人的表演天赋和对新闻事业的热情。弗罗斯特在毕业后进入安格利亚电视台（Anglia Television），不久，BBC 的节目制作人尼德•舍林（Ned Sherrin）慧眼识才，果断买进了弗罗斯特这只“潜力股”，让他主持当时颇为著名的脱口秀节目《TW3》（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在英国1960年代的电视潮中，对政客的讽刺与挖苦占了各大谈话类电视节目的半壁河山，弗罗斯特也非常入时地在这个节目中建立了自己诙谐睿智的主持风格。1963年，《TW3》更因为一期关于肯尼迪总统被刺的特别节目而打入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电视圈。

　　由此开始，弗罗斯特的名字为美国观众所知晓。随后，《弗罗斯特报道》（Frost Report）、《弗罗斯特谈美国》（Frost On America）、《弗罗斯特访谈》（The Frost Interview）、《弗罗斯特节目》（The Frost Programme）、《与弗罗斯特早餐》（Breakfast with Frost）等“弗罗斯特系列节目”的相继开设为他进一步树立了个人品牌和知名度。他也由此成为除了伊丽莎白女皇和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之外，那个时代最为美国电视观众所熟知的英国人。

　　1977年，弗罗斯特迎来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访问——对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此前，尼克松由于1972年的水门事件而被迫于两年后辞去了总统的职位。虽然当时的尼克松已经下台3年，但他一直没有在媒体上公开露面表明自己对水门事件的看法，也没有真正承认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努力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坦白事件真相，而尼克松当然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二人在一间宽敞的书房里开始了这次历史性对话，至少4500万美国观众在5月19日收看了这个节目。

　　有趣的是，当尼克松接受邀请时，弗罗斯特曾经对他说过：“我们当中只有一人能够胜出。”而尼克松也毫不示弱，回敬道：“那么我将成为你最难缠的对手。”二人都清楚地知道，在电视圈这个残酷的竞技场里，每一个细微的失误都足以让人被舆论的谴责之声所淹没。

　　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访问前，尼克松的幕僚杰克•布伦南曾亲口对他说：“弗罗斯特的智慧远不能和您相比。”并让尼克松放心，沉着应战。布伦南的话或许并不错，但媒体竞技场上的胜负从来都是取决于前期准备的充分与否以及临场的机智发挥。在这一点上，尼克松还未开战就已棋输一着。弗罗斯特放出的烟雾弹成功地欺骗了尼克松的班底，而他的幕后智囊团所作的大量案头准备则更是尼克松班底所无法想象的。最重要的一点，还因为深谙媒体之道的弗罗斯特懂得如何将秘而不宣的政治话语在电视娱乐圈中恰当地“叙述”出来。

　　弗罗斯特之前已经与尼克松进行了3次不太重要的访谈，内容不外乎一些例行公事式的提问。他希望通过这些访问卸下尼克松的戒心，掩盖自己最后将要提出的那个“终极问题”。而尼克松对弗罗斯特的提问始终避实就虚，不敢正面回答。例如，当弗罗斯特问及尼克松政府阻扰《华盛顿邮报》和国家安全部门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是否侵害了司法独立时，尼克松则搬出了林肯在南北内战期间的讲话，说“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总统的命令具有法律效益。”弗罗斯特反驳指出目前的情势已经与南北战争时期大不相同，而尼克松又狡辩道越南战争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将美国分裂为了南北两个部分云云。

　　不过，在严密的层层设问和智囊团精心准备的大量资料的协助下，弗罗斯特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迫使这个“帝王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缴械投降。毕竟在水门事件上，尼克松政府原本就不站在正义和公理的一边。在访谈的结尾，尼克松不得不坦陈：“我欺骗了我的朋友们，欺骗了我的国家，欺骗了我们的政府制度以及那些想要进入政府部门服务的年轻人的梦想⋯⋯我欺骗了美国人民，并将此生都背负着这一罪责。”

　　事实上，弗罗斯特与尼克松之间的这场耗资60万美元的“猫鼠游戏”还有另一个目的：重塑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由于多年主持的节目都诙谐有余而严肃不足，再加上与内部同僚积累的矛盾，使他在媒体圈树敌重重。弗罗斯特当时亟需一场过硬的“脱口”来“秀”出自己的真本领，同时也让对他持有异议的人们闭嘴。无疑，他通过让尼克松说出真相的方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弗罗斯特也因此成为了访问政府首脑的“专业户”，确立了他在媒体与政界中的独特地位。他访问过从威尔逊到布莱尔的历届英国首相和从尼克松到小布什的历届美国总统。这项记录，至今无人能出其右。2005年弗罗斯特为BBC录完了最后一期的《与弗罗斯特早餐》节目，次年即加盟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2007年，他对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作了她遇刺前的最后一次专访。

　　在这次伦敦国际电影节上，现年69岁的大卫•弗罗斯特本人专程赶来参加了《弗罗斯特与尼克松》的首映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对这部纪录片十分满意：“这不仅仅是关于我的电影，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当然，生性幽默的他同时也“抱怨”说影片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仅将他描绘成了次于尼克松的二号主角。弗罗斯特真的是一个“次要”人物吗？当然不是，无论在电影中，还是现实中。

　　在一周前举行的苏格兰民族党（SNP）大会上，苏格兰第一大臣阿莱克斯•萨尔蒙德回应了英国政府“将联合王国成员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救市举措，并展开了对两个苏格兰的“叛徒”——首相布朗和财相达林的攻击。

　　萨尔蒙德将布朗出任英国财相的时代称为“不负责任的时代”，并将今天全英的经济窘境归结于布朗当年的自由经济政策；而对阿里斯泰尔•达林，萨尔蒙德则干脆把他称为掠夺苏格兰几大银行资产的窃贼。他甚至不惜放出狠话，说“当前的经济危机、人民的恐惧和金融部门的现状本身就是对联合王国的最好控诉”，并坚称自己将“苏独”到底。

　　统，还是独？这原本是五百多万苏格兰人民的问题。而当这样的疑问通过传媒进入了公众话语圈，进而成为复杂的政治博弈场上的一枚筹码时，其答案也就远非简的“是”或“否”所能够涵盖。

　　仅就近十年来看，“苏独”在联合王国并非什么新鲜事。在布莱尔执政期间，工党为争取苏格兰地区的选票，推动苏格兰实现自治，并在1998年公布了苏格兰法案，确定恢复消失了接近三百年的苏格兰议会。新的苏格兰议会拥有大部分内部事务的治理权。去年夏天，自苏格兰民族党上台开始，新官上任的萨尔蒙德就把苏格兰独立从在野时的一句口号转变为政府施政的主要方针，并在年底宣布政府计划在2010年举行全民公投。这让原本模糊的苏格兰独立有了一个确切的时刻表，同时也向中间选民树立起温和、深谋远虑的形象。

　　然而，苏格兰民族党如今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议会中它并不是多数党，而以工党为代表的“反独”政党在今年丢掉东格拉斯哥的增选之后也一心想收复失地，志在赢得11月的格伦罗希斯增选。此外，苏格兰民族党去年上台时曾许下废除小公司商业税等等承诺，但一直没有兑现，而受此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正是苏格兰的中小企业，因此，不少媒体指责萨蒙德故意以独立问题分散外界对民族党政绩不满的注意力。

　　另外，来自苏格兰政界的质疑之声也让萨尔蒙德感到不安。《爱丁堡晚报》10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萨尔蒙德为“拙劣的拳击手”，以喻他对工党的攻击不得要领，而作者正是一位在苏格兰议会八年的资深议员。文章有一点说得很致命：即使苏格兰独立，那么也并不意味这它的几大银行会在金融危机中得到资产保护。相反，脱离了丹麦的冰岛不就是最好的反例吗？如果说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成为英国政府持多数股权的银行是一种对苏格兰的“掠夺”，那么像今天的冰岛一样接受IMF的有偿借贷又是不是另一种掠夺呢？显然，对于今天还不具备经济自救能力的苏格兰来说，二者必选其一。

　　苏格兰的选择可以从众议院关于HBOS和劳埃德银行在明年一月完全合并的投资表决结果看出来：424票支持，64票反对。萨尔蒙德的“苏独”叙事在事实的面前似乎显得不太着调，但部分原因是他本人跑去为格伦罗希斯增选造势而没能出现在表决现场。而在下个月6日的那场增选之后，对于萨尔蒙德来说，“苏独”又该如何叙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