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南非白人极右派领袖欧仁.特雷布兰奇(Eugene Terreblanche)在南非德兰士瓦省芬特斯多普自家农场里被两名雇员谋杀。消息传出，南非国内一片紧张，即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喜悦，一时间被抛到九霄云外，南非总统祖玛在电视转播席上忙碌了一个通宵，不停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冷静，避免诉诸暴力，以防南非重新陷入混乱和种族仇杀的死圈。

　　特雷布兰奇是被俗称“阿非利加人”的南非土生白人，1941年1月31日出生于芬特斯多普（Ventersdorp）自家的农场中。他的家庭似乎天生有反抗因子：他祖籍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省土伦郊外的埃蒂安特雷布兰奇（Estienne Terreblanche），“特雷布兰奇”的法语含义就是“白人的土地”，后来特雷布兰奇祖孙三代，都曾将这个姓氏解释为“对南非白人的命运负有神圣使命”的证据。他的家族曾信封基督教原教旨的胡格诺派，波旁王朝时期，胡格诺派惨遭王室镇压，特雷布兰奇家族被迫流亡，于1704年抵达南非，即当年的英属开普敦殖民地。

　　尽管作为法裔白人移民，特雷布兰奇家族本应置身于当时英国殖民者与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矛盾之外，甚至居住于英属区的他们，似乎支持英国人才更符合逻辑，但欧仁.特雷布兰奇的祖父却在1899-1902年的英国-布尔战争中加入后者作战。尽管战争以布尔人的失败告终，尽管欧仁的父亲最终选择了向世俗妥协而非继承祖业，最终加入南非军队并官至中校，但布尔人“南非是阿非利加人的家园”这种极端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却不知不觉地渗透到这个家族的血脉中，在此影响下，欧仁.特雷布兰奇早在中学就积极参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并亲自组建了一个名为“阿非利加人之心”的校园文化团体。

 　　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警察，并曾被派到南非委任统治地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服役，回国后成为一名警察准尉。他很早就有政治野心，回国不久便辞去这份收入丰厚的工作，投身于布尔人政治团体“荷兰后裔民族党”，但成绩平平。

　　遭遇挫折的他认为，循规蹈矩的政治活动无助于他这样的人脱颖而出，于是他改弦更张，在1973年成立了“南非白人抵抗运动”（AWB），寻求以极端手段“捍卫阿非利加人利益”，主旨是坚决维护白人特权，反对当时两大白人主流政党——南非国民党和南非保守党“以妥协换取黑人合作”的主张，尽管后者的“妥协”相当有限，以至于同样被国际社会认定为白人种族主义。

　　整个80年代，AWB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在议会中增加有色人种议席，和给予南非印度人以选举权，为了让白人增强凝聚力，他曾组织发起过“白人扶贫运动”，帮助贫困白人获得粮食、肉类和蔬菜补助。当1990年种族隔离制度彻底瓦解时，他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一度威胁，一旦“一人一票”的种族平等体制实现，他将率领布尔人“对南非宣战”，他气急败坏地将当时博塔政府的种族妥协主张抨击为“投降共产主义”，并在演讲中肆无忌惮地用刺激性的语言挑逗布尔人和黑人：忘记“血河”了么？

　　所谓“血河”，是1838年12月16日发生在南非境内恩考姆河畔的一场战役，彼得利乌斯率领的470名英国殖民者在这场战役中凭借工事和大炮，击败了黑人祖鲁王国的数万大军，据说祖鲁战士仅战死就达15000以上，鲜血染红了河水。是役白人仅轻伤3人，包括彼得利乌斯自己，这场战役是南非黑人受奴役的开始，并在日后一个多世纪里奠定了白人对黑人的心理优势，12月16日成为南非极端白人炫耀武功的所谓“血河日”。

　　然而“血河”的时代早已过去，AWB的声嘶力竭无法阻挡种族和解的步伐，南非最终通过和平手段结束了白人种族隔离制度，黑人为主的非国大成为新的执政党。

　　愤愤不平的特雷布兰奇随后果真发起极端行动，在1993-1994年组织了所谓“芬特斯多普大抗议”，这次抗议最终演变为所谓“马飞京起义”，导致3人死亡，随后他相继发动“占据坎普顿公园世贸大厦”、“袭击‘黑人家园’博普塔茨瓦纳”等暴力行动，试图破坏种族和解进程等一系列极端活动，但给人的感觉仿佛给大象挠痒，丝毫不能威胁南非政局的稳定。

　　他的演讲感染力强，富于煽动性，因为这些极端活动，他数次被判刑入狱，成为几届南非新政府眼中的危险分子。

　　然而他的为人并非没有争议：他似乎不仅在政治活动中崇尚暴力，在家中也是，他最长一次刑期是6年，罪名是殴打一名加油站工人；他曾经将妻子殴打成脑震荡，以至于妻子和他分居，他本人也遭到妇女组织的起诉；他曾经控告“第四频道”污蔑他和一名叫贾尼.阿伦的女人有染，但法院调查的结果却是“空穴不来风”；他试图在白人中争正统，可是他既不是英国后裔，也不是布尔人，更皈依了“异己”摩门教……随着新政权的日趋巩固，AWB和特雷布兰奇本人都逐渐边缘化，他本人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要求政府赦免其破坏种族和解进程的前科，而南非种族和解委员会最终也接受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他躲进芬特斯多普自家农场隐居，AWB也销声匿迹，直到2008年，他和AWB再次活跃，他本人也频频出现在集会中。他呼吁成立“自由阿非利加共和国”，要求南非“黑人政权”归还“侵夺阿非利加人的土地”即纳塔尔和北德兰士瓦的一部分，他力图将23个白人极端组织整合统一，并针对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咄咄逼人，打算成立“白人青年团”相对抗；他在2009年9月主持召开“布尔人解放论坛”，提出制订“布尔人解放公约”；他还提出将南非橄榄球队的标志更改回昔日白人政权时的旧标志……他的煽动性演讲曾多次掀起波澜，令渴望安定生活的南非黑人和白人都感到不安，他的支持者几乎都是北部白人农庄的农庄主和贫困白人农民，城市白人精英都敬而远之。

　　他的死极富戏剧性：因为拖欠员工工资，他被自己农庄的两名雇员（其中一个只有15岁）杀死在卧室床上。如果说活着的他让许多人感到芒刺在背，那么他的死则让更多人担心，种族对抗和暴力会否升级？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AWB和特雷布兰奇之所以再度走红，是因为黑人激进主义同样抬头。

　　被认为“极富战斗力”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一直主张进一步剥夺南非白人的权力、甚至财富，该组织主席、生于1981年的尤里乌斯.马雷马（Julius Malema）是现任总统祖玛的盟友，在2008年曾喊出“为祖玛战斗到死”的口号，并在随后的“非国大夺权之役”中居功至伟，使草根派祖玛登堂入室。这位年轻的黑人政治家在祖玛上台后继续鼓动“黑人权力”，并曾在去年访问津巴布韦时登台演唱一首老歌，歌词中有“杀死布尔人”的词句，引起阿非利加人大哗。此次特雷布兰奇遇刺，立即有白人联想到马雷马和“黑人政治阴谋”，而一些黑人极端主义者也的确兴高采烈地高唱“我们果然杀死了一个布尔人”——尽管特雷布兰奇其实根本就不是布尔人（荷兰后裔）。

　　近年来南非陷入经济困境，失业率高达4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传统的“非洲工厂”地位因中国、印度产品的冲击而黯然失色，对于此，极端黑人认为是白人统治的后遗症，或“外国黑人”抢夺饭碗、“亚洲人”喧宾夺主所致，而极端白人则认为，当年白人统治下的南非，是非洲惟一的发达国家，如今弄成这样，恰证明黑人的确不具备治国能力。相互指责和对越来越少财富的争夺，使一度缓和的种族对抗变得更加激烈。

　　祖玛的草根成功记让更多草根派黑人激进领袖兴奋不已，他们认为祖玛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既然温和激进派祖玛可以战胜温和派的前非国大上层精英，那么他们惟有比祖玛更“祖玛”，才有望压倒祖玛，后来居上。马雷马自负甚高，以南非未来总统自居，自然对这种逻辑十分着迷，而这种简单化的政治解读，又恰是因失业和前途渺茫而焦躁不安的南非底层黑人青年所能够且乐意接受的。

　　作为南非白人而言，他们早已将南非当做自己家园，也并不希望暴力，但他们担心，一旦激进的马雷马上台，会不会效仿今天的津巴布韦，搞没收白人土地、财产的“土改”——毕竟非国大和津巴布韦执政党是盟友关系，马雷马又是出名的亲穆加贝派。

　　正因如此，特雷布兰奇的死才让整个南非紧张不已，他的葬礼聚集上千白人，更引来数千警察维持秩序，以免情绪激动的白人和黑人最终大打出手，酿成惨剧。

　　然而“黑白大战”的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

　　从客观上讲，经过近20年的“新南非”进程，黑人已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1年前举行的南非大选，白人反对党民主联盟仅获得16.6%选票，在400人的议会中仅占33席，而这已经是该党16年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尽管近年来南非暴力事件频仍，但主要矛盾已演变为南非黑人与邻国黑人打工者、南非黑人与亚洲投资者，以及南非黑人内部不同派系的冲突，“黑白大战”已吸引不了太多眼球。

　　从主观上讲，尽管祖玛靠草根政治上台，但一旦当家作主，就不得不寻求传统政治，寻求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寻求种族和解，正因如此，他才在第一时间谴责刺杀行为是“可耻的暴行”，指责想借机生事的黑、白极端分子是“卑鄙的胆小鬼”，并力图压制、淡化非国大青年联盟的极端言行，不惜与之切割。当年非国大也曾经依靠极端、暴力夺权，国父纳尔逊.曼德拉曾仰赖其前妻温尼的“青年组织”，但上台后却不惜婚姻破裂与之强力切割，如果马雷马的激进言行触及祖玛的核心利益，后者恐怕只能循曼德拉故事，忍痛挥刀与之切割，以免影响大局。

　　经济形势不明朗，加上世界杯开幕在即，特雷布兰奇的死怕是掀不起太大波澜，祖玛呼吁发布后，AWB宣布收回此前的“过激言论”，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危险因素并非不存在。eNEWS电视台的“新闻360”节目中，AWB前发言人、现临时负责人斯特恩.范.罗杰（Steyn van Ronge）突然情绪激动，甩掉话筒大吼“小子，等着，这事没完”，他说的“小子”自然是马雷马——后者在非国大青年联盟一次吹风会上大骂BBC一名白人记者“殖民者的代理人”，并喝令其“滚出去”。如果觉得有机可乘，或惟恐被边缘化铤而走险，谁又能说，白人或黑人激进主义者，不会借南非世界杯之类“大好机会”生事，以图唤起人们对几乎淡忘的南非“黑白对立”的血腥回忆？

　　小卡扎菲，即卡扎菲的次子赛义夫.阿尔-伊斯拉姆.穆阿迈尔.阿尔-卡扎菲向来喜欢语出惊人，也是卡扎菲诸子中最讨国际舆论欢心的一个，这次再度火爆一把：《时代周刊》报道称，他在近期饶有兴趣地大谈民主、改革和现代化，并称“终有一天，利比亚将拥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议会和宪法”。

　　和乃父或军装或长袍的老式行头，和爱住贝督因人帐篷的保守习惯不同，小卡扎菲给人以开明、西化的印象。他接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先后在瑞士、维也纳和英国留学，拥有MBA和建筑师的头衔，还是个不错的画家。身为专与外国打交道的“卡扎菲慈善基金会”负责人，他成功让利比亚从“流氓国家”被洗白，和欧美恢复了最基本的正常外交、经贸往来，较为圆满地处理了几件棘手事件，如“利比亚向外国赔钱”（为洛克比空难向英美受害者家属赔款）、“外国向利比亚赔钱”（意大利为殖民统治和二战入侵承担历史责任）、“向外国人道歉”（还是指洛克比事件）、“让外国人向自己道歉”（成功迫使英国《每日邮报》就指控自己洗黑钱、诱拐的不实之词道歉，并通过加拿大《环球邮报》，要求加拿大对当初拒绝发给自己留学签证道歉）等，赢得不少好评。他还充当过菲律宾阿布沙耶夫武装绑架西方人质的调停人，赢得一些人质家属的好感。

　　然而这一切也许仅仅是表象，或硬币的一面，在利比亚这个特殊政体，和卡扎菲家族这个特殊政治家庭中，适当的“出格”往往仅仅是一种策略或需要。作为卡扎菲的“探头”与喉舌，小卡扎菲可以说乃父所不敢说、做乃父所不敢做的事，如此则利比亚可摆出灵活姿态，获得现实利益，而卡扎菲则仍可躲在幕后，成则出来接受欢呼（如解决洛克比问题），败则委过于儿子（如承认以色列。小卡扎菲的确就曾在2006年被召回国“训诫”，两年后甚至干脆宣称“永远退出政坛”），自己不失“人民兄长、革命导师”的做派。

　　事实上小卡扎菲喊“人权”、“民主”、“宪法”并非第一回了，2006年那次甚至更出格，他被“训诫”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次大胆言论引发国内上层不满。问题在于，谁都知道利比亚只有一个人说了才算：卡扎菲，而卡扎菲显然对儿子的言行很受用，虚晃一枪、作出“训诫”姿态后继续让其出头做事，甚至去年底传出让其出任“利比亚各领导机构总协调人”，并赋予其“监督政府和议会的权力”的政治谣言。既然人们公认卡扎菲并非民主的热爱者，既然小卡扎菲的言论得到卡扎菲的认可，那么很显然，小卡扎菲的民主，并非人们所公认的那一种。

　　在开明的背后，小卡扎菲有不为人关注的另一面。2003年，  意大利军人在伊拉克纳西里耶被袭击，死亡19人，赛义夫公开声称袭击者是“圣战战士”，不是恐怖分子，并称袭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西方军队入侵了伊拉克；他曾坦言不愿为洛克比空难道歉，道歉只是一种走出孤立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同乃父一样，他也对西方的  “歧视性待遇”感到愤怒……不难看出，虽然一个西服革履，一个长袍白帽，但不同服装的背后，父子二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小卡扎菲之所以大谈民主、宪政，是因为他和乃父面临的权力基础不同。

 　　“打江山”的卡扎菲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强人，任何宪法、职位安排等法定形式，都会削弱其“党政宗教思想一把抓”的地位，因此他废除宪法、抛掉民主，甚至连政府和国家元首也不要，利比亚的“民众国”根本就没有官员、没有部委，什么人负责什么事务，都由卡扎菲一人说了算——包括他自己的“位置”。

　　而“坐江山”的小卡扎菲则要面对“革命者核心小组”和 “顾问小组”中许多父辈元老，以及6个虎视眈眈的同胞兄弟，如果“无名无分”，顶着不伦不类的“兄长、导师”继承大宝，就很难压住这些比他岁数还大的“弟弟”，和资历丰富、各霸一方的“学生”，恢复宪法、民主的形式，就可顺理成章地恢复国家元首和政府架构，让 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利比亚领导人。

　　这与其说是小卡扎菲的意思，毋宁说是老卡扎菲的试探。卡扎菲68岁了，虽然不算很老，毕竟也到了该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的时候，重建正常的国家架构，有助于将政权平稳交棒给下一  代。然而利比亚的宪法、议会和正常国家架构，恰是他卡扎菲自己砸碎的，并赋予神圣的意义，自不便亲自出手恢复，让“探头”小卡扎菲出面试探，自然再合适不过。

　　当然，小卡扎菲恐怕也有私心。在年长的几兄弟中，他虽然最受瞩目，却也并非无可动摇，精明强干的三弟萨阿迪，以及惟一手握兵权、犯过叛乱和逃亡埃及大错，甚至策划过对乃父暗杀行动却仍被卡扎菲原谅、重用的四弟穆拉特塞姆-比拉赫，在“名分”不明朗的前提下，都随时可能成为搅局者；卡扎菲毕竟还不满70，倘“长命百岁”，谁又能担保他不会“移情别恋”，青睐小卡扎菲那些如今乳臭未干、几十年后却正好年富力强的弟弟？用“民主”和“宪政”，给 自己定下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分，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

　　由此可知，小卡扎菲所津津乐道的“民主”、“宪政”，正如他2006年所言，是给利比亚人民“体制内更多说话的空间”，是换了身西服的卡扎菲躯体，涂上欧洲天蓝色的卡扎菲“绿皮书”，目的是让缺乏个人权威的利比亚第二代接班人，顺利继承卡扎菲的衣钵。

　　3月19日，中铝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就共同开发几内亚西芒杜铁矿(Simandou)达成协议，双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并分别控股44.65%和50.35%，中铝将向该项目注资13.5亿美元， 换取新成立合资公司一半（3个）董事会席位。

　　西芒杜铁矿号称全球最有潜力的未开发铁矿之一，据力拓公司2008年所公布的勘探报告数据，已探明和可推断铁矿石储量为22.5亿吨，总储量可能 达50亿吨，已探明矿石品位为含铁66-67%。根据中铝-力拓协议，该项目首期投产后，年产量不低于7000万吨，届时双方将再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负责将这些铁矿石“定点”销往中国。

　　 两家当事公司都有意无意将这桩买卖形容为双赢；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2008年力拓的评估报告显示，要让西芒杜铁矿正常投入运转，需要60亿美元资金注入。   然而随着项目的深入，力拓逐渐发现，他们原本想的着实太简单了。

　　西芒杜距离海岸线达750公里，其间莽林密布，交通不便，铁矿所在地人烟稀少，缺乏大规模铁矿生产、后勤所必须的水、电保障能力，更缺乏将铁矿石顺利运出的必要保障。要让铁矿顺利投产，不但要“三通一平”，还要建设水厂、电厂，建设生活区、商业区，和从西芒杜到港口的铁路专用线。

　　2008年底几内亚前总统孔戴（Lansana Conté）病逝，上尉卡马拉（Captain Moussa Dadis Camara）发动军事政变。由于军政府上台后政局不稳，国际社会制裁呼声高涨，几内亚财源枯竭，急需更多资金，以 投入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外财团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多。卡马拉和临时总统科纳特（Sékouba Konaté）多次抱怨，力拓胃口大、肚皮小，吝于向基础设施投资，甚至表示如再不追加投资，几内亚将收回西芒杜商业开采权。

　　根据力拓今年初所作预 算，西芒杜“激活”所需，已经达到至少120亿美元，足足比当初的预算翻了一番。如果仅仅是铁矿本身，力拓原定的60亿美元应已足用，至少缺口不会太大；出现一倍资金缺口的关键，是各种配套设施（几内亚方面甚至提出，鉴于科纳克里港担负繁重的铝矾土出口任务，西 芒杜项目应自建深水港，倘如此则预算还会大幅度增加）。

　　不仅如此，几内亚自政变后动荡频仍，暴力事件不断，之 所以既有“总统”又有“临时总统”，正是因为卡马拉去年12月3日在首都科纳克里（Konakry）市区的兵营遇袭重伤，面对“还政于民”的呼声，和错综复杂的部族矛盾，军政府左右支绌，步履维艰，在几内亚投资大型项目，既要应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影响，又须提防国际社会可能的金融制裁，风险系数之大可想而知。

　　这一切都是2008年上半年 的力拓所始料未及的，因此他们急需中铝——或随便什么中资大型企业的加盟，否则西芒杜项目或极可能半途而废，或有很大风险成为“盲肠工程”。

　　根据中铝-力拓协议内容，中铝会酌情引入铁路、港口、钢铁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等“中方联合体成员”，共同参与开发建设，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中铝，许多中资机构都将 被卷入这桩交易，为力拓的买卖保驾护航，资金、基础设施建设，乃至信用担保和政治斡旋，力拓都找到了一个有力的风险分担者。

　　反观中铝，在合作中所获得的，是该项目的参与权（但 不是决定权），“有权”向西芒杜投钱、引入基建项目，但没有拍板的资格。如果该项目最终成功，中铝将获得部分铁矿石的销售权——但不 是定价权。

　　中铝-力拓西芒杜协议即使进展顺利，根据目前协议条款，其结果将让力拓在国际铁矿石生产领域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而非削弱，而这种地位的加强，势必伴随着其在铁矿石价格立场上的进一步有恃无恐，咄咄逼人。

    话说五胡十六国时有个好汉姓冉名闵，自称大魏天王，此人原是羯赵石虎义子，后来得了兵柄，便倒戈相向，将中原羯族，杀了个十去八九，在邺城称孤道寡，好不威风。辽东燕王慕容俊起大兵来战，被他连败数阵，慕容俊正自气沮，左右言道，大王莫忧，冉闵虽然骁勇，地盘却小，兵源粮草，俱无接济，如此狠斗，只怕死得更快。慕容俊听得有理，整兵再战，果然生擒冉闵，可怜威风十足一个大魏国，不旋踵化作镜花水月。

闲话少提，再说比夫拉。古斯塔夫老伯爵一番苦心，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一时间军民士气大振，外国也刮目相看，奥朱古将军更是血脉贲张，下令给拨款项，让老伯爵增购新机，复令53团重新集结，俟9月旱季到来，便大张挞伐，灭此朝食。

“且慢！将军若如此行事，比夫拉大势去矣！”奥朱古正自意气风发，却闻耳畔有人劝阻，定睛看时，正是参谋总长伊夫勇（Philip Effiong）上校。

奥朱古不悦道：“参谋长何出此言？”

伊夫勇忙摊开地图，指点了一番。

原来联邦军虽被比夫拉空军羞辱了一番，毕竟是癣疥之患，不曾伤筋动骨，且新得英、苏军援、经援甚多，兵力愈益充实。而比夫拉虽占了些便宜，毕竟国土丧失殆半，800万饥民挤在这方寸之地，饥无食，寒无衣，嗷嗷待哺，久战之下，必无便宜。依着伊夫勇的意思，莫若乘胜求和，为比夫拉寻一个体面的归宿。

奥朱古勃然大怒：“参谋长何以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如此言论，与卖国贼、比奸何异！若不看尔素日勤勉，此番必不宽贷！”

伊夫勇不敢多言，诺诺而退，奥朱古手舞红蓝铅笔，便开始纸上谈兵起来。照他的算盘，空军经补充后，应广泛袭扰哈库特机场、油库、地面交通枢纽及通讯设施，地面部队在东、北两面固守，主力53团自奥维利出击，猛攻尼日尔河防，打算再出贝宁城，重演战争之初的好戏。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原本指着以色列、罗德西亚军火援助，不料自69年初始，西奈半岛形势吃紧，以色列自顾不暇，罗德西亚系英国旧领，而英国本就亲联邦，拉各斯诸大员又接连出访，频施压力，甚至宣称如不见效，战后将不售一滴石油予英国。英国无奈之下暗示罗德西亚收敛，此后军援虽未断绝，却已日渐稀少、越发不敷使用了。

第53团分散游击已久，如今再度集结，坦克、火炮固然无从寻觅，便是子弹，一杆枪也摊不上几粒，防守尚且吃力，进攻河防，直如儿戏一般，1969年9月猛扑了几回，干折兵将弹药，却未曾夺得寸土，众人眼巴巴望着天际，只盼老伯爵再演一把奇迹。

殊不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伯爵原本就只有5架小飞机，连日作战，折损过半，坦桑尼亚再不肯出钱赞助，瑞典国也在英国施压下将小飞机也列入禁运名单，古斯塔夫捏着奥朱古批给的那点经费，跑遍大半个地中海，方在阿尔及利亚航校旧仓库里寻得4架MFI，却有一半飞不上天，好歹拉将回来，一干飞将军咬牙苦战了大半年，虽也打了几个胜仗，但自家也损伤殆尽，到了1970年初，竟连一架能飞上天的战机也无。

比夫拉众人正自踌躇，忽闻埃塞俄比亚敕使求见。

原来埃塞俄比亚大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不忍黑人弟兄自相残杀，立意居间调停，联邦当局苦战数载，也已精疲力竭，便允诺和谈，只消比夫拉取消独立，解散军队，便可一切不问。

奥朱古已为鸡口，焉肯再作牛后？不论塞拉西大皇帝的敕使磨破嘴皮，他硬是咬定非独立到底不可，这调停自也难有进展。

他只道联邦军颟顸无能，自家防线经营日久，纵不能攻过尼日尔河，一统尼日利亚，割据江东，称孤道寡，料也不在话下。

就这般打打谈谈，已到了1969年12月底，奥朱古正自高枕无忧，忽闻急报，联邦第二师攻过尼日尔河，攻破号称“不落要塞”、三条公路汇集处的名城伊达赫（Idah），接着挥戈南下，拿下奥尼沙（Onitsha），直扑比夫拉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奥维利（Owerri）。

原来联邦军知耻后勇，厉兵秣马，先是大肆进口军械，将3个师人马扩充到25万之多，继而给官兵加薪，增派牧师、阿訇随军，激励士气，随即走马换将，撤换不力将领，前敌大员，都换上求战心切的悍将，奥朱古只道联邦答应和谈，是无力再战，殊不知对手借和谈之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好了总攻准备，待秋高气爽，天气晴和，便出其不意发起攻击，果然一举得手。

奥朱古此刻悔之晚矣，只得挖肉补疮，抽调北、东两线防兵，去堵西线的漏子。

殊不知对手等的便是这一刻，第二师只是佯攻，真正厉害的一招，却是孤悬敌后的第三师发出。

这第三师自1967年10月便在比夫拉后方登陆，孤悬敌后1年多，补给困难，战事胶着，士气难免低落，是以久无战功。1969年5月，联邦政府命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上校继任师长，这位上校后来做到总统，周旋俄、美、中、英诸大国，折冲樽俎，好生了得，此时刚刚出世，便已出手不凡，只5个月光景，把个暮气沉沉的第三师，调教得如一群小老虎一般，此刻已接到密令，只待比夫拉防线松动，便大举出击。

1969年12月23日，奥巴桑乔一声令下，第三师兵分三路，大举出击，只3天功夫，便攻到奥维利城下，与第二师会合，将比夫拉拦腰截为两块，北方第一师也趁火打劫，兵不血刃便进逼乌穆阿希亚。

奥朱古此刻方寸大乱，竟鬼使神差下令迁都奥维利，不啻自投网络，比夫拉政府刚刚进城，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1970年1月7日，联邦军发起总攻，代号“终结手术”（Operation Tail-Wind），9日，第三师开进奥维利，却已是人去楼空，原来奥朱古此前一日已溜之大吉。

联邦军乘胜扩张，11日，攻克乌利城（ULI），看官听说，这乌利城乃是比夫拉最后一座城池，乌利一陷，比夫拉也便气息奄奄了。

此时比夫拉军尚有数千，群龙无首，也不知该战该降，再寻奥朱古，竟踪迹皆无。

原来奥朱古逃出奥维利，见大势已去，无颜对江东父老，痛哭一场后，便将后事托付给伊夫勇上校，换上便服，登上艘民船，逃奔科特迪瓦去者。

伊夫勇埋怨道：“好个奥朱古，不纳忠谏，一意孤行，把个好端端的比夫拉，弄作如此光景，如今一走了之，却把个烂摊子甩给我等。”埋怨归埋怨，前有拦阻，后有追兵，也容不得他多想，匆匆收拢些残兵败将，一口气退到比夫拉东北部腹地，一个叫做阿米伊（Amiyi）的小村。

他深知抵抗已无意义，徒令伊博人平添牺牲，便架起电台，与联邦总统戈翁直接接洽，提出善后三款：大赦、取消1967年开除一切比夫拉公务员法令，保障民族平等权力，若答应此三款，比夫拉共和国即行解散，军队即行投降。戈翁也不为已甚，当即全部照准。

1月13日，伊夫勇缓步走近麦克风，宣读了《告比夫拉人民书》，宣布比夫拉共和国“庄严解散”，行文至尾，伊夫勇涕泪交泗，仰天长喟：比夫拉已流干最后一滴眼泪。

至此尼日利亚联邦重归一统。然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戈翁虽照准“善后三项”，然约鲁巴、豪萨两族业已占据高位，焉肯让出？开除令虽取消，却代之以“不再聘用令”，昔日人上人的伊博族，竟数十载徘徊政府门外，直到2000年5月29日，才得到一纸“退休”证书，作为慰藉。

战时比夫拉发行比夫拉先令流通，待战事结束，联邦宣布“伪先令”概作废纸，每人仅给20尼日利亚奈拉为补偿，看官须知，20奈拉只合5美元，此举与抢劫何异？比夫拉原本系尼国首善之区，又盛产石油，战后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石油开采权又皆为联邦及跨国公司攘夺，土人愤懑，不在话下，于是罢工者有之，游击者有之，追慕比夫拉故国，至今怀昔日护照者有之，所谓三角洲地区，至今纷争不息，几无宁岁矣。正所谓天涯遗族鬓眉老，海国关山故事非。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2010年3月2日，法国当局悄然逮捕了前卢旺达总统、1994年4月6日死于神秘坠机事件的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遗孀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Agathe Habyarimana），认定其涉嫌与当年臭名昭著的卢旺达大屠杀有关。

　　卢旺达的胡图、图西两族长期以来积怨深厚，仇杀不断，1992年，在邻国布隆迪的调停下，代表胡图族政府的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代表图西族反对派“卢旺达爱国阵线”（FPR）的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签署了阿鲁沙协议，准备实行停火、和解。这遭致两族、尤其胡图族极端派的强烈不满，后者利用地下电台不断煽动暴力，试图破坏和解。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在出席国际会议后，与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1点左右，飞机在基加利附近坠毁，两位总统双双遇难。坠机事件成为大屠杀的导火索，自4月至7月，短短 100 天内有多达 91 万人死亡，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9，其中绝大多数（91%）为图西族人。

　　大屠杀之后，胡图族政府成为千夫所指，卢旺达爱国阵线趁机发动攻势，并在当年7月掌权，如今的总统卡加梅，正是爱国阵线的首脑。 大屠杀的直接责任并无悬念，胡图族民兵，乃至当时的胡图族政府，都脱不了主要干系。但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和司法当局对此态度一直暧昧，甚至耐人寻味。

　　一方面，对于胡图族政府的责任，他们始终闪烁其词，尽管国际法院卢旺达法庭早已运转，尽管众多该法庭指控的胡图族涉案人都在法国卵翼下，但法国迄今也只向这个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accords d’Arusha）的国际法庭，分3次移交了3人；另一方面，对于前胡图族政府官员所组成的“绿松石组织”，以及那架被击落座机上法国机组人员家属针对卢旺达现政府的指控，法国法语却十分起劲，照单全收。

 　　道理是明摆着的。法国一向支持卢旺达胡图族政权，自1962年至1993年8月，法共向卢提供援助2.8313亿美元，赠款3655万美元，免除卢债务1417万美元。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曾9次访法，法总统德斯坦和密特朗都曾访卢，密特朗的儿子小密特朗(Jean-Cristophe Mitterrand)更在1986-1992年期间充当父亲特使，频繁介入卢旺达和大湖区事务，据作家琳达.梅尔文披露，截至1993年，这个贫困国家每年从法国获得约400万美元军火援助。

　　卢旺达冲突爆发后，法国更是出钱出力，甚至直接派出伞兵，击退了图西族武装；阿鲁沙协议签订后，法国伞兵还故意设置障碍，让本可根据协议开进图西族聚居区维持秩序的2000名卢旺达爱国阵线武装无法及时到位，这被认为是大屠杀得以蔓延的关键。

　　大屠杀开始后，以“维护当地稳定”和“人道主义帮助”为口实参与“绿松石计划”而抵达卢旺达的法国特种部队对胡图族军队的暴行视若无睹，甚至冷酷地将逃到自己驻地的图西族难民拒之门外，任凭他们被虐杀，图西族难民逃到法军驻守的检查站要求庇护却遭拒绝，并被胡图族人当着法军的面用砍刀杀害。当爱国阵线军队兵临城下、胡图族政权大势已去时，这支特种部队又将一大批胡图族政府高官塞进飞机，一股脑运回巴黎，理由是他们很可能死于部族冲突，必须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援助。

　　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就是被“空运”至巴黎的最重要胡图族人物。这位出身胡图族康兹嘎（Kanziga）部落望族的前第一夫人，可不是个礼仪性、象征性的人物：她是胡图族理事会“阿加祖”（AKAZU）（意即“小屋子”，相当于胡图族长老联席会）的核心成员，被称为“阿加祖夫人”，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卢旺达有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以动员民兵、煽动群众，甚至可以影响、干涉政府大政方针，胡图族民兵大开杀戒，她难辞其咎，而被认为双手沾满图西人鲜血的胡图族民兵领袖济济然伊加佐，正是她的亲哥哥，而被认为“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真正大当家”的巴格索拉上校（Théoneste Bagosora），则是她在“阿加祖”的搭档。

　　法国政府也知道阿加特“不干净”，并不敢公然收留，阿加特先后宣称在加蓬、扎伊尔、肯尼亚居住，但人们都知道，她的“家” 其实在巴黎。尽管她的难民申请被驳回，但她常常在法国流连，自1998年迄今更一直住在巴黎。

　　历届法国政府虽不敢把她当座上宾，但同样不愿让她做阶下囚，因为追究胡图族前政府，就势必将法国牵连进去——谁都知道没有法国的支持，胡图族政府根本不可能支持到大屠杀的那一天。

　　与此相反，对图西族现政府，法国人就没那么客气：2006年11月，法国法官布吕吉埃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几名坠毁飞机机组成员家属的一面之词，就向9名卢旺达高官发出逮捕令；次年初，法国法庭更在德国方面配合下，不顾国际惯例扣押了陪同卡加梅总统出访的卢旺达礼宾司司长罗斯.卡布耶夫人（Rose Kabuye），并将之从德国引渡到法国。

　　这种纯“殖民地式”的举措引来卢旺达政府强烈反弹：2006年11月24日，卢旺达宣布与法国断交，限令法国大使24小时内离境，并成立特别委员会，追究法国高官在大屠杀中责任，2008年8月5日，33名法国政要（包括已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前总理巴拉迪尔和德维尔潘、前外长朱佩）被卢旺达法庭起诉。

　　卢旺达虽小，却控扼非洲英语区和法语区间的要冲，更直接影响盛产各种战略资源的刚果（金）等国局势，正所谓“韩地虽轻，得韩者重”，卢法翻脸后，美、英等国趁虚而入，不断拉拢卡加梅政府向“英语系”靠拢，而卡加梅投桃报李，在去年11月加入英联邦，成为继莫桑比克后，第二个与英国从无任何殖民瓜葛的英联邦成员国。

　　法国是战后公认的非洲老大、非洲宪兵，虽然卢旺达此前并非法国殖民地（是比利时领地），但作为法语国家联盟的一员，法国历来将该国划入自家势力圈。近年来法国国力不振，无力向非洲继续大撒金钱、广布兵力，希望改用“非洲搭台，法国唱戏”的间接手段，比较经济地保持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中部非洲的“大湖区稳定计划”就是重要一环。根据该计划，大湖区各国——刚果（金）、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应在法国的协调、帮助下捐弃前嫌，实现区域资源、财富的分享。作为“大湖区心脏”的卢旺达是否合作，成为计划成败的关键。

　　正因如此，一向对卡加梅政府态度冷峻的法国，如今却换了副热情嘴脸：通过公开（但含糊）地承认法国在大屠杀中罪责，法卢恢复了邦交；通过2月25日、萨科奇刚刚完成的对卢旺达访问，两国好歹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的被捕，正是这种对卢旺达“绥靖”政策的新高潮，正因如此，“绿松石组织”和一些右翼团体指责此举是“政治逮捕”，是“向卢旺达道歉”。

　　“政治逮捕”诚然如是，但将之理解为法国人的道歉，恐怕是一厢情愿了。

　　在法国各地的博物馆里，在各种历史、文学教科书、参考书上，殖民时代的人物、事迹仍被正面传诵；在法国军队的序列中，殖民色彩浓厚的法兰西外籍军团仍然是主力之一，其先辈在贝宁、阿尔及利亚等地的“丰功伟绩”，也依然是“传统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卢旺达并非法国传统殖民地，当初支持、庇护胡图族人，是为了法国的非洲“一盘棋”，棋局时时新，如今棋局变了，阿加特从“车马炮”变成弃子，也就不足为奇。

　　这种纯功利性的弃子，在战后法国的非洲战略演绎中并不罕见，中非皇帝博卡萨，乍得总统哈布雷，都是这种“始乱终弃”的牺牲品。

   当然，时过境迁，如今已不是“法国宪兵”一言九鼎的时代，卢旺达要发展经济，要充实国力，并不一定在法国一棵树上吊死，美、英、中、印，都对这个正日趋稳定繁荣、GDP年增幅长期稳定在6%以上的战略要冲兴趣盎然。

　　法国人如果真的有心反省历史责任，真心将此次行动当作 “学会向非洲道歉”的一环，则不论能否达成初衷，从长远意义而言，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倘仍师故智，刻舟求剑地重演当初对待博卡萨的一出戏，结局怕多半是舍了孩子，却套不到想套的狼。

　　2010年2月25日，法国总统萨科奇匆匆飞抵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展对这个非洲大湖区国家的历史性访问。

　　说是“历史性”一点也不夸张，这不仅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自1985年以后首次访问这里，也是2006年卢旺达与法国断交、2009年又复交以后，法国总统第一次访问该国。不仅如此，萨科奇的行囊中，还背负着许多沉甸甸的东西，其中最沉重的一个，就是所谓“大湖区稳定计划”。

　　按照该计划，大湖区各国应在法国的协调、帮助下捐弃前嫌，实现区域资源、财富的分享。所谓“大湖区”，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其中除了乌干达一直是英语国家，其余3国传统上都是法语国家，萨科奇的用意十分明显，即通过这一计划，将人口稠密、矿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枢纽之地”──非洲大湖区，重新纳入法语政治-经济-文化圈。

　　在这项计划中，关键之关键，就是看似不起眼的卢旺达：刚果（金）反对这项计划，是因为大量卢旺达胡图族叛军集聚边境刚果（金）一侧，并帮助刚果叛军对抗政府，也是因为卢旺达卡加梅（Paul Kagamé）政府对刚果（金）资源表现出过于浓厚的兴趣；而原本就和法语区毫无瓜葛的乌干达，也只有依凭卢旺达和乌干达的特殊关系，才有可能支持（或至少不反对）这一计划。

　　然而许多分析家都指出，由于法、卢两国至今未能解开”卢旺达大屠杀”那历史恩怨的死结，萨科奇注定要执行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自卡加梅政府上台以来，卢旺达正大张旗鼓地“去法语化”，这个昔日被叫做Ruanda（法语）的国家，如今的法定名称是Rwanda（英语，名义上为“民族语言”），这被认为和昔日科特迪瓦的“正名”一样，是“站队划线”的表现。

　　那么，卢旺达的民族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去法语化”的背景是什么？未来的卢旺达，究竟会是Ruanda还是Rwanda？

　　胡图与图西 

　　卢旺达自1885年被划为德国势力范围，1889年正式沦为德国殖民地，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悲剧便从那一刻开始了。

　　历史上卢旺达虽有胡图、图西、特瓦三部族之分，但由于各族通婚，且使用共同的语言，彼此间并无宿怨。事实上，胡图族和图西族都是古代从东非迁居大湖区的移民，在卢旺达定居时间相仿，彼此间也有很多血缘关系，族属并不远，“图西”、“胡图”的名称虽早已有之，但通常被用来区分职业（图西族以养牛为主，胡图族主要从事农业）。

　　相对而言，图西族身材更高大，肤色也较白，且由于从事畜牧产品贩卖，比较乐于和外界打交道，给德国殖民者以“开化”、“合作”的感觉。不仅如此，图西族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4%，但社会地位却较高，通过控制他们，进而控制整个卢旺达，相对而言更“经济”、更容易一些，因此德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在胡图族和图西族间采取“打前者、拉后者”的态度。

　　1918年一战结束，比利时取代德国，成为卢旺达的新统治者。由于比利时是个小国，无力在这个遥远的非洲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得不继续采取“代理人政策”，他们同样选中了图西族。

　　1933年，比利时当局在卢旺达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人口普查，正式划分了民族，而划分标准却是十分荒谬滑稽的：当时规定，拥有10头牛以上者为图西族，其余为胡图族，甚至按鼻子高低划分民族，鼻子高的是图西族，并在身份证上注明民族属性，按不同族属享受不同权利，图西族作为占人口14％的少数族群，却拥有超越胡图族的特权。自那以后，殖民者组织的“自治政府”和殖民地军队，主要首脑和各级军官，几乎清一色的图西人，图西人还占据了机关、学校、医院等各种“体面工作”，胡图人只能从事“低贱工作”。

　　但殖民者的态度在二战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二战使传统殖民国家都受到极大削弱，一度亡国的比利时尤甚，他们不得不更多倚仗“老大哥”法国，维持最后的虚荣，法国的势力开始渗透到此前未曾涉足的大湖区。

　　而对于法国人而言，图西族可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和英、德、比利时不同，法国人并不擅长运用“代理人制度”，而习惯于在殖民地移植法国本土的一套，这样一来，原本在德国、比利时殖民当局眼里，图西族的“优点”──自主性强、能“管理”胡图族人，就成了缺点：法国人希望自己来管理所有当地人，而非只管理一小部分人，让这一小部分去管理另一大部分人。

　　由于卢旺达传统的主导产业──畜牧业，销售渠道是“东向”：通过乌干达、肯尼亚，销往英语区域，图西族人对法语兴趣并不大，而更愿意如其在乌干达的图西同胞那样操英语，他们中的精英许多皈依了基督教新教，这自然和热衷推广法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格格不入；与此相反，以种植业为主的胡图族人更容易接受法语和天主教。

　　法国人采取的对策，是扶植新的产业──咖啡种植，咖啡的主要销售对象是法语区和法国本土，而种植咖啡的自然是擅长农业的胡图族人，在法国、比利时的这种政策导向下，胡图族势力大增，开始不满足于“人数多却地位低”的局面。1959年，在比利时当局默许下，胡图族人组织“胡图解放运动”（Parmehutu）在首领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的率领下发动革命，将图西族的土著国王基热利五世（King Kigeri V of Rwanda）推翻，成立了胡图族为骨干的自治政府。 

　　1962年，卢旺达独立，新成立的共和国自然由胡图族人当家，先是姆博纽穆图瓦（Dominique Mbonyumutwa）短暂执政，紧接着卡伊班达亲自出任总统。在他当政期间，胡图族人对图西族贵族进行了大规模清算，几年内有数千图西族人被打死，约15万人被迫流亡卢旺达。

　　1973年7月5日，国防部长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发动政变，推翻了“胡图解放运动”政府，卡伊班达夫妇被囚禁饿死，哈比亚利马纳组建了新的执政党“争取发展全国革命运动（MRND）”，并自封总统。

　　新政府继续以高压对待图西族，同时依靠咖啡贸易所获财富，以及法国的经援，维系国内统治。1980年代后期国际咖啡市场崩溃，单纯依赖咖啡出口的卢旺达经济每况愈下，当权的胡图族政府将责任全部推给图西族以转嫁矛盾，并因此激发了多次种族流血冲突，最终导致更多图西族人流亡乌干达。
 
　　此时乌干达境内也正酝酿革命，穆塞维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领导的“全国抵抗军”已迫近首都坎帕拉。这支军队约有16000人，其中约有4000人是卢旺达图西人，他们大多是1962年前后逃亡乌干达的图西人后裔，集中在“卢旺达全国统一联盟”（Ranu）旗号下，是“全国抵抗军”的精英核心。1986年，穆塞维尼击败对手奥博特，成为乌干达总统，“卢旺达全国统一联盟”的领导人鲁维热马（Fred Rwigema）、卡加梅等都在乌干达担任军政要职。当他们得知卢旺达经济崩溃、民族矛盾激化后，便在1987年12月党的“七大”上宣布改组，成立“卢旺达爱国阵线”（FPR），准备杀回卢旺达，恢复图西族政权。
 
　　1990年，卢旺达爱国阵线全体领导人宣布放弃在乌干达的职务、国籍，组织“卢旺达爱国军（APR）”，重返卢旺达，卢旺达政府军一度陷入被动，后在法国、比利时和扎伊尔军队以护侨名义介入下反击得手，卢旺达爱国军领导人鲁维热马战死，被迫撤回乌干达境内。

　　在战争前后，卢旺达政府打着“坚决镇压图西人反攻倒算”的旗号，进一步迫害图西族人，而处于狂热中的胡图族民主中，又出现了许多极端组织，他们一方面逼迫政府更加强硬地清洗图西族，另一方面成立许多地下电台，制造谣言，煽动种族仇恨和仇杀。而在卢旺达爱国军经过地区，图西族人同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导致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

　　短暂而激烈的战争令双方元气大伤，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也逐渐意识到需要和解。1992年，在邻国布隆迪的调停下，哈比亚利马纳和卡加梅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署停火协议（accords d’Arusha），协议不仅规定停火，还就民族和解、卢旺达爱国军重返卢旺达并对图西族聚居区实行保护，达成了初步共识。

　　胡图族和图西族中的激进分子均对停火表示不满，各种挑衅此起彼伏，胡图极端地下电台更是十分活跃，火药味弥漫在卢旺达全国。

　　1994年4月，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赶赴坦桑尼亚出席解决地区性冲突的会议，6日，他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1点左右，飞机在基加利附近坠毁，两位总统双双遇难。

　　坠机事件成为引发执政胡图族对图西族大屠杀的导火索，自4月至7月，短短 100 天内有多达 91 万人死亡，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9，其中绝大多数（91%）为图西族人。此时卢旺达爱国军重新开始军事行动，当年7月19日夺取了政权，随即又出现了图西族对胡图族的报复，导致大量胡图族人和前政府军逃入邻国刚果（金），直到10月，事态才逐渐平息。

　　卡加梅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他一方面从实际上加强图西族的统治，取缔前执政党“争取发展全国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在国内强力消除种族冲突痕迹，严厉禁止讨论任何涉及胡图、图西冲突的话题。

　　尽管如此，隔阂是客观存在的，掌握一切权力达36年的胡图族重新变得一无所有，而一度落魄的“高贵民族”图西族再次变成了国家主人，“争取发展全国革命运动”的前政府军和其它胡图族武装纷纷撤退到刚果（金）境内，不但令卢旺达民族冲突延续，更让整个大湖区的局势复杂化、国际化。

　　相对于科特迪瓦、几内亚、刚果（金）或乍得血流成河的武力夺权尝试，尼日尔2月20日爆发的军事政变是平静且温和的：从第一枪打响到政变成功只花了1个半小时，死伤人数据喀麦隆《杜阿拉信使报》披露仅12人，政变既没有造成社会骚乱，也没有形成族群对立，政府的抵抗结束，流血也就结束了：坦贾总统和6名部长被逮捕，但几天后部长们就被释放，而坦贾则被披露将送往外国，目前摩洛哥已表示愿意接纳。

　　政变成立了一个“政党性机构”——民主复兴最高委员会”（CSRD），并在22-23日相继宣布废除尼日尔第六共和国宪法，任命CSRD主席吉博为过渡总统。据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国家报》披露，玛玛杜.丹达Mahamadou Danda,将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总理。

　　CSRD向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反独裁、反专制的画面：坦贾总统于去年8月投票延长自己任期，打算将本来为期10年、两届任期，延长到连选连任无限制，从而建立变相家天下，义愤填膺的军人忍无可忍，采取了断然措施。坦贾的独裁企图毋庸置疑，尼日尔反对派也一直和他作斗争，但军人并非坦贾的反对者——此次担任CSRD发言人的卡里姆上校（Goukoye Abdul Karim），原本是坦贾的发言人，当去年8月坦贾的公投引发众怒，反对派要求军方支持时，正是这位如今连篇累牍大谈“反独裁正当性”的上校，冷冰冰地对反对派表示，军人不干预政治。此次政变，离总统府近在咫尺的国会大厦正在办公，议员们对发生的一切似乎毫不知情。

　　独裁当然是政变的主要起因，但恐怕不是因为政变首脑们要借政变维护民主，而是他们从民众对独裁的不满中，看到了自己上位的历史性机遇。事实上，CSRD的几位负责人，都是政变的“老运动员”：主席吉博（Salou Djibo）1965年出生，曾在科特迪瓦、中国、摩洛哥受训，并参加过联合国维和部队，近5年来一直在首都附近最重要的一座军营里任排长职务。虽然吉博职位不高，并非军官（排长是士官），但他资格甚老，曾参加过1996、1999两次政变，在军官中享有威望；政变领袖西马上校（Djibrilla Hamidou Hima）绰号“贝利”，因为他酷爱足球，并担任尼日尔足协主席，他是尼日尔军事强人，负责西部防御的第一军区司令。他曾是万科（Daouda Malam Wanké）领导的1999年政变主要参与者之一，那次政变导致前军政府倒台，随后坦贾靠民选上台执政；另一个政变领袖、指挥官哈龙达（Abdoulaye Adamou Harouna）则是尼日尔前军事强人、独裁者孔切将军（Seïni Kountché）之子，后者号称“尼日尔政变之父”，主持了1974年的“四月政变”，在那次——也是尼日尔历史上第一次——政变中，尼日尔的第一个民选政府哈马尼（Diori Hamani）政府被推翻，孔切当了整整13年半的总统并在任上寿终正寝。显然，很难将这样一群人，视作民主的捍卫者。

　　坦贾本人并非军人出身，而是上一次政变军人交权、民选的胜利者，这位依靠民主上台的政治家，却耐人寻味地试图寻求专制，他绞尽脑汁地修宪、修法，试图延长自己任期；他拼命压制反对派议员，炮制民意，甚至让作曲家给自己写颂歌，让全国人民传唱“哦，尊敬的坦贾，尼日尔人民离不开您”，并试图用每人一套住房和20-50万西非法郎（约3-7.6万欧元）收买高级军官。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只收买了个别军官，却不断试图压缩军费；他不断清洗军方官员，却将如此数量的政变老将留在关键位置；最后，他居然认为这样很安全，在政变前几天，干脆利索地将总统卫队裁减了37人之多。当政变发生后，总参谋长布雷玛将军Moumouni Boureïma挂断了总统的求助电话：他不是密谋者，但他选择了和军人同僚而非政府保持一致，只有内政部长阿布玛Albada Abouba的国家安全部队（FSIN）赶来“勤王”，结局自然是螳臂当车。

　　政变已经尘埃落定，欧美国家大多数采取静观其变甚至乐观其成的态度，前宗主国法国虽然发表谴责声明，但国务秘书若阿扬代公开表示，谴责是因为“不得不谴责政变”，但法国“乐观其变”，美国和其它欧美大国的态度也同样微妙。倒是非洲联盟态度坚决，第一时间终止了尼日尔会员资格。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媒体分析认为，法国在尼日尔有大量铀矿和其它矿藏开发利益，而坦贾总统在谋求永久任期的过程中不断触犯这些利益，让法国如鲠在喉，“换人”对他们而言，恐怕求之不得。

　　而非洲国家希望的是稳定，领导人更不希望鼓励政变，以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和尼日尔毗邻，不久前的几次北方穆斯林地区骚乱，都发现有从尼日尔过境的大量极端分子参与，他们当然更不希望尼日尔局势失控，导致进一步的殃及池鱼。因此政变之初，非盟就暂停了尼日尔会员资格，随后又和政变当局展开频繁接触。

　　政变当局较为温和、克制的做法，不但暂时赢得国内民意支持，而且成功稳住了国际社会，临时总理丹达曾是1999年政变后的过渡总理，那次过渡最终导致民选政府上台，而此后丹达退出政坛，闲居至今，各方面口碑都较好。西非各国媒体日前已纷纷将尼日尔政变和麻烦不断的几内亚政变相比较，认为前者是“聪明政变”，并希望尽快过渡到民主政体。

　　问题是，CSRD成员无疑是渴望权力的一群人，当他们突然手握权力后，是否会如约交权？

　　在非洲政变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有。最近的反面例子自然是几内亚的卡马拉，他已经一再食言，至今还恋栈不走，而正面例子则是邻国马里，1991年政变推翻特拉奥雷政府后，军政府首脑图雷在一年后如约交权并顺利过度。而在尼日尔，这个50年里已经因政变先后成立过6个共和国的年轻国家，同样是正反两方面例子俱全：孔切将军在台上恋栈到去世，但1999年的政变军人们却很快交权。如今CSRD已放出风声，宣称“9个月后交权”，问题是，他们的话能相信么？

　　一些非洲当地观察家认为，除了民意、反对派和邻国的压力外，迄今一直深藏不露的“幕后老板”至关重要。观察家们普遍相信，这个GDP总值109.51亿美元，列全球第132位，人均872美元，列全球第171位。经常在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排名榜上“数一数二”的国家，这个以铀矿丰富而著称的西非内陆国，政变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个洲外大国的身影。然而从CSRD领导人复杂的国际背景，却一时无法将这个“洲外大国”的面纱挑开。

　　也许，正如阿尔及利亚《自由报》2月19日文章所言，要找出幕后黑手，最有效的办法，是看新的政府和谁签署第一个合作采矿的大单？

　　2月2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非盟峰会上表示，世行正与中国“在非洲展开合作”，并希望与中国携手，帮助非洲发展制造业和进行基础项目建设，推动其进入工业化时代。

　　路透财经认为，对中国不加先决政治条件的援助、贷款持批评立场的世行，如今改变态度，转而认同和支持中国模式，是一种令人瞩目的变化。

　　这种理解虽有一定道理，却恐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行对非洲的投入规模一直在低位徘徊。施加附加条件固有意识形态因素考量，但也不无控制对非洲注资流量的考量。由于欧美国家产业升级，对非洲原材料的需求大减，附加值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高昂的欧美工业制成品，也不是收入水平低下的非洲市场所能大量消化的，加上非洲政局动荡，腐败横行，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巨额外债难以回笼，在缺乏政治需要拉动时，对非洲的投入自然是能少一些，就少一些。

　　然而中国的介入让局面迅速失控：非洲各国已无需在一棵树上吊死，既然世行推三阻四，那么我们就去找更好说话的中国人。最初世行的批评、反对，旨在控扼中国注资入非的流量，确保自己在非洲的金融支配权。但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世行的“大股东”欧美国家对向非“扔钱”更加力不从心，而中国却因美国市场的萎缩，而更加注重对非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世行捍卫自己在非金融支配权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要么设法阻止中国进一步增资，要么自己也增资，抵消中国资金的加码。

　　然而这两条路似乎都行不通。前一条路，尽管欧美国家可以在舆论上发动攻势，也可以采用一些政治、经济手段影响部分非洲政客、团体，但用嘴做多，终究没有用钱做多来得有力；后一条路则更不现实，美国自己债台高筑，欧盟27国中有赤字的就达20个，更相继爆发冰岛、希腊债务危机，很难说服股东和纳税人，将宝贵的资金投放到遥远的非洲，跟新兴的中国争一口闲气。

　　于是佐利克想出了第三条看似两全其美的路：中国搭台，世行唱戏。

　　抛开修饰性的语言，佐利克方案的实质是，中国向非洲项目出钱，而世行出“名分”，如此中国的钱不再“肮脏”，而世行则无需增资，就将原本“分饼”的中国资本，做成了自家大饼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方案早在去年12月初就提出过一次，名为“非洲马歇尔计划”。当时他向《金融时报》披露，他提议把中国境内的低产值工厂，如皮鞋厂、玩具厂等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转移，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建立制造业生产基地，效仿亚洲发展模式，走上高速增长的道路。按照他的说法，这种模式既可以帮助非洲撒哈拉以南贫困国家迅速脱贫致富，走上发展道路，又可促进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比单纯从非洲进口资源、原材料“更得非洲人心”，也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理解，还可解决中国大量外汇储备和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是一举三得的绝妙方法。

　　然而这一计划显然是行不通的：非洲基础设施薄弱，政局不稳，投资环境恶劣，劳动力成本低但素质更低，大规模产业转移的风险可想而知，所谓“非洲马歇尔计划”不但意味着中国要自己筑巢，再自己引自家的凤，更意味着中国拿真金白银冒险，而世行则有利收利、无利收名。如今佐利克在非盟峰会上的发言，不过是“非洲马歇尔计划”的简化版或修饰版而已。

　　从中方对“非洲马歇尔计划”的缄默冷淡可知，佐利克的最新发言，也很难得到中国资金的积极、热烈回应。至于非洲各国则更无所谓——它们要的只是资金，至于资金姓什么，又有何要紧？

　　中方当然不是不想和世行合作，甚至也未必不愿为世行在非洲搭一座戏台，但仅仅得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分”大约是意犹未尽的，中国一直期望的，是改变自己在世行仅有3.72%发言权、只相当于比利时与荷兰两国总和的，“与新兴国家身份不相称”的地位，而在这方面，世行显然远未能满足中国的胃口。

　　正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联盟第14次国家元首大会照例会讨论许多恢宏的大问题——“非洲合众国”、“非洲马歇尔计划”……还有最新的一个：海地回家。

      据塞内加尔《太阳报》报道称，这个“海地回家”计划，是塞内加尔总统瓦德（Abdoulaye Wade）的精心策划，并争取到包括南非总统祖玛在内的一些非洲政要支持，于1月31日正式列入非盟峰会议题。计划的核心，是让全部国民几乎都是非洲黑奴后裔的海地“举国搬迁”，离开让他们饱受忧患的加勒比小岛圣多明各，回归非洲母亲的怀抱。

      瓦德的计划看上去理由十足：海地的麻烦够多的了，饥荒、灾祸、政治动荡、大国的军事入侵威胁……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因为“远离母亲的怀抱”，在异文化的加勒比孤独无依，一旦离开那个“灾祸之源”，在故土自然可以找到大庇寒士的广厦千万间。考虑到海地刚刚遭受震灾，瓦德慷慨奉上100万美元善款，甚至号召非洲全体公民每人捐出3天薪水，建立“海地回归基金”，帮助不幸的游子们完成一次当代的“出埃及记”。

      瓦德的倡议似乎曲高和寡。迄今表示过支持的，只有一些德高望重、但早已赋闲的退休政治家——曼德拉、姆贝基等等，以及一些诗人和文学家（瓦德本人就是个诗人）。非盟峰会上对这个新鲜话题的新鲜劲，仿佛还没有对早已证明不靠谱的“非洲合众国”来得浓厚。

      正如塞内加尔《达喀尔黎明报》2月2日的文章所指出的，瓦德的“新建议”其实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这个“海地回家计划”其实早在2003年就由瓦德提出，当时海地因阿里斯蒂德政府垮台而导致政治危机。2004年11月，于瓦加杜古举行的第10届法国-非洲首脑峰会上，该计划正式出炉。为了迎合曼德拉和姆贝基，瓦德当时打出的理由，是“摆脱美洲给海地人带来的奴役阴影”；2008年起，瓦德又转而以“气候变暖”为主打，指出一旦海平面上升，海地所在的圣多明各岛将岌岌可危，搬迁到非洲故土，是海地人最理想的选择。此次旧事重提，瓦德不但重申过去的理由，还加上“回避多灾地区”和“庆祝2010非洲文化复兴年（année culturelle de la renaissance africaine）”的新鲜元素。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瓦德这边情意殷殷，海地那边却态度冷漠：2004年他们还派了两个部长去听瓦德的演讲，如今正好借着抗震救灾的充足借口，连面都懒得见了。瓦德兀自宣称“海地人民支持回归”，可他拿出的数据中，愿意“回归”的“人民”总数，却只有区区20人。

      救灾救济，救穷救本，正如一些质疑者所言，作为1804年就获得独立、世界上第一个黑奴共和国，海地的历史并不缺乏“自由”，海地人所缺乏的，是生存的资源（物质的，非物质的），和发展的机遇，这一切绝非举国搬家（还是搬到同样甚至更加不发达的非洲）所能解决的。

      1月23日，瓦德在塞内加尔电视台发表演说，呼呼民众支持“海地回归计划”，随即遭到强烈反弹。塞内加尔著名记者、社会学家巴代.姆博杰（Pathé MBODJE）指出，海地黑人来源复杂，经过糅合和数百年繁衍，早已成为一个新的民族，而不再是属于任何一片非洲土地上的非洲黑人，对他们而言，“回归非洲”不是寻根，而是“断根”。

      19世纪上半叶，急于解决美国黑奴问题，却又不愿将黑奴在美国就地解放的一群人，曾组织过“黑奴回归运动”，并于1847年7月26日在西非建立了利比里亚共和国。然而这批“回归”的黑人非但未融入故土，反倒成为与土著黑人争地盘、争资源、争权益的“入侵者”，双方的血腥争斗持续了100多年，并制造出多伊、约翰逊、泰勒等一个又一个“屠夫”。在殖民时代，让自由黑奴在美国炮舰和刺刀保护下移居尚无国家形成的西非“谷物海岸”，尚且是如此结局，何况在整个非洲都已独立建国的今天？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非洲文化史专家卡地亚杜拉赫.法尔（Khadiyatoulah Fall）认为，瓦德的计划看似美好，实则“荒谬”，她反问道“瓦德敢不敢把这个家园放在塞内加尔本国”？当然不敢。海地人大多信奉罗马天主教，而塞内加尔则是个穆斯林居多的国家，一旦出现“国中国”，谁能担保塞内加尔不会变成第二个利比里亚，甚至第二个巴勒斯坦？

      海地人所缺乏的，也是黑非洲所缺乏的，指望通过“回归非洲”解决海地问题，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

      上世纪60、70年代，美洲黑人曾掀起“寻根热”，主张“回归非洲”的美国“黑豹党”，曾组织了一批热心“回归”的党徒返回非洲，但迎接他们的不是亲人式拥抱和期待眼神，而是陌生且怀疑的目光——在非洲土著黑人看来，这些兴冲冲闯进国门的家伙，不过是些黑皮肤的美洲人罢了。如今情况颠倒过来，亲人式拥抱和期待眼神有了，却不再有以为回到“根”就能了却一切烦恼的黑豹党人。 
 

阿里.哈桑.阿布杜尔.马吉德.提克里特，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化学阿里”，终于被送上了绞架。他曾被萨达姆.侯赛因的社会复兴党政敌、伊拉克库尔德人、科威特人、伊拉克什叶派，和形形色色被他弄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在心里杀死一千遍、一万遍；他早在2007年6月就被伊拉克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先后被这样判决了4次，可直到2010年1月25日，他被第四次终审判处死刑后第8天，才终于结束了生命。

在那些虐杀、毒气弹、异端迫害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看来，”化学阿里”的伏法，是对死者最好的慰藉；在急欲翻过”萨达姆的伊拉克”历史一页的各方看来，他的死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交代，和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仅伊拉克人，许多民族、宗教，都推崇这样的朴素道理。

但是，”化学阿里”真的死了么？

肉身的死亡毋庸置疑，然而”化学阿里”之可怖、可恶、可鄙，不仅仅因为”化学”，甚至也不仅仅因为他是”化学阿里”。

倘不是萨达姆的政变、发迹、鸡犬升天，这个粗通文墨的布纳希尔部落的逊尼派穆斯林男人，只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邮差、司机；倘不是萨达姆的倚重信赖，这个性格粗鲁、头脑简单的男人，绝不可能坐上伊拉克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和情报局头目宝座，不可能掌握库尔德斯坦、科威特和伊拉克什叶派的生杀予夺大权。的确，他制造了哈莱卜杰血案和安法尔焦土战役，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了国际法所禁止的化学武器；他用残暴的手法镇压异己，株连、灭族，无所不用其极。

但必须清楚一点，”化学”也好，阿里也罢，都是萨达姆体制的帮凶：没有阿里，换一个帮凶，牺牲者仍然难脱牺牲的命运；没有”化学”，主凶和帮凶们会用子弹、电椅、刀斧甚至木棒，用一切可能且方便的手段进行虐杀，一如古今中外，在无数场合和地点所发生的类似虐杀一样。

不仅仅是”化学阿里”–甚至不仅仅是萨达姆.侯赛因–应为这种政治虐杀负责，混杂中世纪封建残余和现代极权流毒的暴力政治倾向，残暴的宗教、民族和宗族斗争，以及错综复杂、极其适合这种残暴因子生存的社会、政治和国际气候土壤，才是诞生”化学阿里”们、诞生一个又一个令人发指政治暴力、诞生一幕又一幕惨绝人寰人间悲剧的根源。倘没有这样的土壤，这样的根源，”化学阿里”甚至萨达姆.侯赛因，不过是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失意政客、落魄成员，他们的暴力动机、暴力倾向，也注定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有限的危害；而一旦这样拥有暴力动机、倾向的人物，与这种适宜的土壤、根源相结合，手握大权，呼风唤雨，生杀予夺，人莫与毒，即使没有”化学阿里”，也会有”物理阿里”、”化学哈桑”，即使没有萨达姆侯赛因，也会有其他的类似人物、类似暴力。

“化学阿里”毕竟只有一条生命，将他处死并不难，但仅仅消灭一个”化学阿里”的肉体，而不消灭令邮差阿里变成”化学阿里”的土壤、根源，不改变伊拉克暴力政治的倾向，和蕴含在宗教、民族、宗族斗争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因子、残暴因子，谁又能说，”化学阿里”真的就死了呢？

从死刑判决的一波三折到”化学阿里”本人家族的”灭门”惨祸，从伊拉克境内依旧肆虐的暴力现象、社会冲突，到围绕3月6日伊拉克大选，各族各派所表现出的不兼容、不妥协，人们有理由担心，”化学阿里”身已埋入黄土，但魂灵依旧固结不散。

“化学阿里”真的死了么？但愿2010年1月25日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曾暴得高位、滥施淫威小人物的肉体生命，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暴力政治历史。

       在1月17日之前，没有几个尼日利亚以外的人知道，这个名称意义为“我们的救世主”的尼日利亚高原州（Plateau State）首府，但如今它的名字已传遍世界：持续4天的教派冲突，导致严重的伤亡。据乔斯的库鲁加达比奥（KuruGadaBiu）清真寺人员辛图（Muhammad Tanko Shittu）称，他目睹两座清真寺中至少有200多具穆斯林尸体，穆斯林首领达乌德（Balarabe Dawud）则称，周一和周二分别有26具和192具尸体被运到清真寺，另一些清真寺的人士称，至少有800人受伤，90名重伤员被送进了军方的医院。基督徒方面，一位名叫达博（Chung Dabo）的基督教牧师声称，截止周一他已看见50具尸体，另外在相邻的城市布库鲁（Bukuru）也有15人死亡，红十字会人士称，超过100人严重受伤，3000多人流离失所，而官方所公布的数字要低一些，联邦信息官员耶龙（Gregory Yenlong）称，迄今共有35人死亡，40人受伤，168人被捕。

       事件的前因后果就如这些数据一般扑朔迷离，自相矛盾。尼日利亚《今日报》和高原州当局都指责，一些“外来不法之徒”主导了高原州的骚乱，尽管未点名，但通常这种说法意味着指责事件和活跃在邻国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的一些穆斯林原教旨团体，甚至本.拉登有关，《今日报》1月19日的报道称，至目前为止有327名本国嫌犯和26名外国嫌犯被拘捕，其中一些外国嫌犯供认，事件与去年11月发生在包奇州（Bauchi State）和康吉州（Kogi State）的骚乱“有密切联系”。而乔斯当地冲突两派显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基督教社区方面称，事件的起因是穆斯林在基督徒社区强行兴建清真寺，放火烧毁基督徒房屋，引发冲突和骚乱，骚乱的中心和伤亡最惨烈地区，是基督徒聚居的Nassarawa Gwon，就是明证；而穆斯林社区则坚称，事件的起因是基督徒强拆清真寺和穆斯林民居，导致暴力升级。

       近年来尼日利亚教派冲突屡屡发生，究竟“谁开了第一枪”变得并不重要，上面那些说法也许都是真的，也许都不是，但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前年11月，因选举骚乱，尼日利亚全国范围内爆发为期两天的教派冲突，导致上百人死亡；去年7月，穆斯林聚居的博尔诺州（Borno State）爆发极端教派暴动，导致800多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去年11月，包奇州发生教派冲突，导致70人死亡。至于小规模的教派摩擦，更是不胜枚举。

       尼日利亚拥有1.4亿人口，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每7个非洲人中就有1个尼日利亚人。作为黑非洲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尼日利亚在维护非洲稳定、促进非洲一体化方面举足轻重。然而这个巨人却是个“泥足巨人”：它能在阿比让、达尔富尔和金沙萨扮演维护稳定的角色，自身却存在着几乎与生俱来的稳定问题。

       尼日利亚在历史上并非一个统一体，而是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文明在很短时间内糅合成的新兴国家。该国民族多达250余，但最有影响的是三大部族：北部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族（Hausa-Fulani）、西南部信奉基督教的约鲁巴族（Yoruba）和东南部信奉掺杂本地自然信仰的“改良基督教”的伊博族（Igbo）。英国殖民时期，对这三大民族分而治之，导致3个地区、两大教派矛盾重重，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就实现独立，但3族合一的联邦国家却要在3年后才成立。1967-1970年的尼日利亚内战，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族与信奉基督教的约鲁巴族联手，将当时人口最多的伊博族逐出政治舞台，却也就此改变了尼日利亚的民族结构：英国殖民时代，伊斯兰教地区虽然面积大，但人口处于少数，1962、1963年两次人口普查，豪萨-富拉尼人都试图在人口数字上作手脚，导致激烈争议，而自战争结束后，由于伊博族人口损失巨大，而穆斯林生育率远高于其它教派，信奉伊斯兰教的尼日利亚人迅速过半，此后的历届人口普查，轮到穆斯林指责非穆斯林弄虚作假了。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许多原先居住在北方的穆斯林开始逐步南迁，和基督徒犬牙交错，高原、包奇、康吉，甚至更南的十字河流等州，都出现了混居的情况。乔斯在50年前还是个基督徒占绝对多数的城市（从城名就可看出），而如今穆斯林人口已超过一半。

       在多数时候，尼日利亚各民族、宗教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出现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的冲突，宗教分歧、文化差异、民族矛盾，便会和各种现实问题胶结纠缠，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为避免内战复发，尼日利亚联邦经过几次改革，将行政区从战前的4个大区，细化为为１个联邦首都区、36个州 和774个地方政府，此举固然消弭了割据隐患，却也让地方政府面对大的骚乱束手无策，不得不乞灵于联邦干预。去年的两次骚乱联邦军都不得不出动，此次乔斯骚乱，最终仍要仰赖联邦发布戒严令，并派遣部队弹压。然而在联邦权力层面，隐患更加突出。

       此次事件规模、性质远不如去年博尔诺事件严重，但影响却更恶劣，关键便在于总统亚拉杜瓦（Umaru Yar’Adua）离任去沙特治病已有近两个月，而副总统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却连“代理总统”都不是，很难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按照尼联邦法律和情理，既然亚拉杜瓦不能视事，副总统代理理所当然，但亚拉杜瓦是穆斯林，而乔纳森却是基督徒，北方的伊斯兰各民族民意代表惟恐乔纳森代职，会通过权力强行改变现行权力分配架构，让穆斯林吃亏——这种事又不是没发生过。

       尽管人口实际结构自1960年独立至今早已历经多次剧变，但4次人口普查，官方给出的比例都是如出一辙：穆斯林50%，基督徒40%，其它宗教10%，很显然，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权力分配基数，议会席位、权益安排，都要照此安排，彼此心照不宣。问题在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结构的变化，尼日利亚各教派、各民族对这样的结构都提出越来越多的不满，穆斯林不消说，曾是尼政坛、军界主角，如今却被边缘化的伊博族，同样不满如今的权力分配方案，认为和本民族的实力不相称。很显然，在各方都不满意现状，而各民族、各教派又处于混居状况的现实下，尼日利亚境内的冲突隐患和不稳定因素将越来越多，这需要一个更有权威和凝聚力的联邦政府。然而亚拉杜瓦“影子政府”至今存在的现实告诉我们，这个要求暂时并不现实。

       “乔斯城”在尼日利亚，可尼日利亚的“乔斯”（救世主）又在哪里？

       当豪萨-富拉尼人、约鲁巴人、伊博人都能自然而然首先想到，自己是尼日利亚人时，“乔斯”迩来的一天或许就会到来，尽管这对于一个只有区区49年半统一历史的新联邦国家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1月12日下午至今已过了10天，被埋在废墟下、数以万计的失踪者，大多已无生还希望，尽管许多不死心的救援者仍执着地在废墟瓦砾间刨挖，期待更多奇迹的出现，但现实是残酷的：不少国际救援队已动身回国，而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大型机械，已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救援已不可避免地走入尾声，重建即将成为太子港的主旋律。

      短短几分钟的强震，摧毁的除了这个加勒比岛国无数建筑、生机和家庭，还有许多其它的东西。

      从1993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成立联合国海地特派团算起，国际社会试图积极介入海地局势，将这个加勒比岛国从长期战乱、贫困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迄今已有近17个年头，在这17年的漫长“国际救灾”生涯里，派驻当地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从“特派团”到“支助团”，从“支助团”到“民警特派团”，再到人数多达8000多的“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级别越升越高，人员越派越多，派出的维稳人员从警察训练顾问到国际警察，最终发展到蓝盔兵，然而这精心打磨16年半、耗费资金无数的“联海特别行动”，却脆弱到不堪一次地震的地步。地震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迟至18日才召开特别紧急会议，试图重建联合国对海地救灾、重建与维护治安行动的主导权，但效果并不理想：上万的美国兵和牢牢控制在美军手里的机场跑道，让美国人成为海地的新主角，而安理会特别会议召开后仅1天，奥巴马就直接联系巴西、加拿大两个美洲国家，试图构建“国际协调主轴”，更是毫不留情地正告世人，联合国在海地的“主轴”，业已被地震和自身的颟顸所摧毁。尽管委内瑞拉、法国等国提出质疑、挑战，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各怀心思的“反美”声音并非替联合国“维权”，即使是，从法国前倨后恭的态度变化可知，效果将很有限。

      被地震摧毁的还有海地政府的权威和海地人的希望。在地震前，曾被寄予厚望的海地政府就因腐败、权力斗争和效率低下备受诟病，地震发生后，总统和总理对局势完全失控，甚至找不到自己的部长和议员，街上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各种供应和自救完全无序化，整个国家陷入听天由命、任凭外国和国际社会摆布的无政府状态，美国82空降师直接降落总统府的一幕通过NBC和CNN的屏幕传遍全球，也把这种政府“被摧毁感”公诸于世。地震发生后，许多海地人逃到乡下，不少有条件的人忙于呼吁海外亲友帮忙“拔离苦海”，甚至有人呼吁外国修改移民条例，以便让更多海地人逃离自己的家园，对于肆虐的暴力，虚弱的政府，云集的外国力量，他们更多地表现出麻木和接受现实，只有被摧毁了希望的社会，才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摧毁已成既往，重建又谈何容易。

      联合国忙碌了17年，并未能为海地带来和平与稳定，海地人会再给他们17年么？即使海地人肯，摆出一副“美洲人当家”门罗主义面孔的美国，是否会吐出好不容易咬住的骨头？

      自潘基文上任以来，联合国改革步入僵局，金融危机和哥本哈根峰会，更让全世界都对联合国应对国际危机、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产生质疑，此次海地地震后，联合国的表现同样让人看不到力量和希望，指望联合国重建在海地的维和体系，和指望联合国重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威望一样，都是相当艰难的使命。

      美国此次派出了万余名军队，事实上强行接管了海地，尽管一些国家的质疑、反对实际上无法撼动美国在自家后院的优势，尽管面对惊天灾祸，抱着“两害相权取其轻”心态的海地人默认了从天而降、直落到自家总统府的美国大兵，成为太子港的新“管家”，但余震终究要停止，一切终究要转入常态，自1915-1934，曾占据海地19年之久的美国，是否会再弄出一个杜瓦利埃家族来？

      陷入支持率下降危机的奥巴马，和自金融危机以来倍感失落的美国，通过此次强势出手，暂时重塑了“门罗主义”金身，又过了把第一大国的瘾，但救灾时的亢奋和万众一心终究只能是暂时的，当漫长的重建阶段开始，美国选民是否能容忍又一个劳师糜饷的无底洞？而倘若迫于民意和财力，美国不得不迅速在海地收缩，随时可能垮塌的“重建大厦”，是否会将借此次救灾，好不容易在美国巨人脸上涂抹的金色，再度洗涤殆尽？

      不仅如此，联合国也好，美国 或其它国家也罢，它们能给海地的重建提供怎样的模板？大选么？2006年大选花费了7500万美元，甚至专门动用了280头骡子，以便将350万本选民证和350万张选票，送到每个选民手中，但迄今近4年过去，海地仍是个黑枪遍地，腐败横行的国家，赤贫、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落后的基础设施、令人绝望的国民经济，一切都没有实质性改变，地震之后只会雪上加霜，很难想象，今天的海地人还会如2006年那样，相信选举如大力丸般包治百病，可是除了大选，国际社会还能给出更好的灵丹妙药么？  

　　1月8日，非洲西南部安哥拉，一个被遗忘了多年的地名——卡宾达（Cabinda），突然吸引了英国、法国等诸多欧洲大国媒体的关注。

　　就在这一天，一辆载有多哥国家足球队的大巴，在行驶到这里时遭遇恐怖袭击，乘坐吉普车的袭击者用机枪向大巴扫射，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多哥国家队本来是前来参加将于1月11日-2月1日举行的第27届非洲国家杯足球赛的，他们被分在B组，同组的还有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和加纳。

　　据塞内加尔通讯社记者阿耶纳（Mathias Ayéna）报道称，事发地在刚果共和国黑角市至卡宾达的公里上，刚刚越过边境不远，由于边境检查尚未完成，现场有许多军警，在混乱中被打死的人，一名是大巴司机，姓名未被披露，另2人则分别为助理教练阿梅雷代（Abalo Amélété），新闻发言人奥克洛（Stan Ocloo），7名受伤者中有两名球员：奥比拉雷（Kodjovi Obilalé守门员，来自法国第四等级联赛、莫尔比昂省的- Hide quoted text -GSI Pontivy俱乐部），和阿卡科颇（Serge Akakpo后卫，来自罗马尼亚甲级联赛的FC Vaslui俱乐部）。其余几位包括国家队技术总监、守门员教练、队医等，所有代表团成员都被送进当地医院，接受心理学家的检查和辅导。

　　对于多哥队遭逢的意外，许多洲外媒体的第一反应是“意外”，因为安哥拉依靠石油红利，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内战、暴力，似乎早已是遥远的过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卡宾达省是安哥拉极其特殊的一个省区，它与安哥拉本土并不接壤，而是被刚果和民主刚果夹在中间。历史上，这里曾是安哥拉反政府武装最活跃的地方，这场耗时27年的内战从1975年打到2002年，才以政府军获胜、反政府武装有条件地接受和平协定而告终。然而“飞地”卡宾达的土著反政府武装“卡宾达海外领地解放阵线”（FLEC）却对和约十分不满，将内战一直打到2006年。

　　就在这一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卡宾达发现特大油田，出于石油利益考虑，政府作出妥协，接纳FLEC领导人本贝（António Bento Bembe）入阁，出任不管部长，但本贝旋即被FLEC主席蒂亚戈开除，此次袭击发生后，FLEC随即通过葡萄牙LUSA通讯社宣布对事件负责，但强调针对的目标并非多哥队，而是多哥队所乘大巴附近的安哥拉军警，而本贝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FLEC早已“四分五裂”，他个人无法对卡宾达所发生的一切负责。

　　冷战结束后，除了几个战略要点外，广大黑非洲被世界遗忘，曾经成为美苏“代理人战争”主战场之一的卡宾达-黑角-金沙萨三角地带，也被迅速遗忘。事实上列强并非真的这么健忘，当BP有意开发卡宾达油田区块时，他们曾向安哥拉政府大力施压，间接促成FLEC和政府媾和；当2005年美国人翻出FLEC涉嫌在15年前绑架一名雪佛龙雇员旧账时，海牙警方毫不健忘地拘捕了本贝——尽管彼时他作为出席第七届民族组织大会的正式代表，享有无可辩驳的外交豁免权。
　　
　　此次的关注也显得颇有几分苦涩：英国天空电视台第一时间报道称“阿德巴约和沙里夫平安无事”，而法国媒体的第一反应，同样是加克佩是否平安，对于他们而言，这些效力于曼城、阿斯顿维拉、摩纳哥、南特等大牌俱乐部的球员是否“保值”，似乎远比当地局势是否稳定，事态是否将危及地区和平和安定，要重要的多。

　　2005年，多哥获得历史上唯一一次世界杯出线权时，我本人正在多哥首都洛美，当时举国狂欢的场面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全城为此停电达10小时）。此次意外发生后，多哥队已表示退出非洲杯，尽管当局控制了舆论，但许多多哥人仍然通过邻国贝宁的“全非网”宣泄其愤怒之情。足球之于黑非洲，其重要性不亚于食物和水源，即将开打的世界杯恰也在非洲举办，此次卡宾达事件是否会造成连带反应，目前还很难说。

　　为确保外资源源流入，安哥拉当局一直试图淡化境内的不安定因素影响，此次事件发生后，非洲杯组委会第一反应竟是质问多哥代表团“为什么不坐飞机”，大有推卸责任之嫌。卡宾达是安哥拉离岸石油开发重镇，安哥拉政府势必一手抓舆论控制，一手抓当地治安，力图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而FLEC和其它当地分离组织则会从此次“意外收获”中寻得灵感，不断找寻更多“把事闹大”的机会——非洲杯只打20天，但那些来自英国、法国、美国、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石油开发商们，可是一年365天往来穿梭不息的。

　　至于洲外的强国，恐怕也不得不打叠起精神，关注一下这块被非洲圣歌形容为“天涯海角”的安哥拉飞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和欧洲俱乐部签了大合同的阿德巴约们可以再不涉足卡宾达，但BP、雪佛龙、道达尔的钻机和井架，却不是那么容易拔腿走人的。

　　2009年圣诞节发生在美国西北航空公司自阿姆斯特丹至底特律班机上的未遂爆炸案，令美英航空安保草木皆兵，五花八门的安保措施迅速出台：逐个拍打乘客提包、在舷梯追加开包检查、把手提行李数限制为一件，甚至在降临前1小时不许乘客离开座位。

　　在北美许多机场，乘客不得不为安检排上近2小时的长队，当地时间12月27日，在与被引爆飞机同一航班上，一名和嫌犯同样为尼日利亚籍的男子仅仅因多上了几趟厕所，就被高度紧张的安保盘查了几个小时。

　　或许是为了安抚一方面对随时可能在某个角落炸响炸弹心惊肉跳、另一方面又对繁琐苛刻、拖沓冗长的安检嗟怨不已的乘客，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里塔诺紧急出来“消毒”，称这次未遂爆炸案是“孤立事件”，目前无证据显示该事件同其它恐怖事件有关，言下之意，是人们无需担心会出现系列性、连环性的客机引爆事件。

　　这次侥幸之至的未遂爆炸，真的是“孤立事件”么？从某种意义上，似乎的确如此。

　　尽管嫌犯、尼日利亚籍男子奥马尔.法鲁克.阿布杜尔穆塔拉卜据称承认“在也门接受过恐怖袭击训练”，也承认和“基地”有染，但他的这次袭击似乎并非有组织的行为，而是他在互联网和某些伊斯兰组织及极端分子交流后，个人策划的袭击行动。然而阿布杜尔穆塔拉卜的这次行动或许是“孤立”的，而出现阿布杜尔穆塔拉卜、或者换言之，阿布杜尔穆塔拉卜成为今天的爆炸案嫌犯，却绝非“孤立”的。

　　笔者在非洲工作时，曾接触过这个当时只有10多岁的尼日利亚豪萨族穆斯林少年。当时他是西非国家多哥首都洛美一间英语寄宿学校的学生。这是一间典型的贵族学校，就读者几乎都是来自尼日利亚、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等国的豪萨族、富拉尼族和班巴拉族上层人士的子弟，除正常的宗教课程外，接受的是典型的现代教育，阿布杜尔穆塔拉卜的父亲当时是非洲联合银行CEO，思想开通而温和，他本人不但享有一名富豪子弟所能享有的生活、学习条件，还在开明父亲的允许下，获得了“放眼看世界”的好机会：洛美是西非最出名的自由港，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各方面的知识、信息，和多元文化的熏陶。

　　然而笔者所看到的阿布杜尔穆塔拉卜，却已经是一个痴狂的拉登崇拜者：他曾向笔者炫耀，自己的手提电脑上有“最酷的拉登屏保”，还曾经向笔者的尼日尔籍客户购买整匹昂贵的白布，去制作印有拉登头像的T恤。他是个聪明的少年，对人彬彬有礼，从表面上看也并不拒绝某些“西方因素”——比如他就喝过笔者请的可乐，而保守的穆斯林对饮用外客的饮料是有保留的。

　　他甚至跟笔者说，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喜欢某个法国男歌星，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少年的思维模式。然而谈到拉登或“圣战”，他就完全是另一个人，他执拗地相信“全人类”都应统一在“一个教义”之下，咬牙切齿地咒骂美国，并不止一次地声称，他要“炸掉华尔街”。据说，他的激进在同学中是出名的，以至于被人称为“阿尔法”，也就是“头儿”。

　　在西非，类似的贵族寄宿式学校并不少，这些学校的学生家境优裕，思想活跃，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但他们的父母往往忙于工作，无暇关照其学习、成长，而学校的教育又呈二元化：普通课程的西化，和宗教课程的原教旨化，激进、极端意识通过宗教教师和互联网，在这些富家子弟中广泛传播。尽管这些孩子的父辈往往是温和派、自由派，尽管这些孩子本身对原教旨、恐怖袭击等字眼似懂非懂，但在极端势力的影响、诱导下，在好奇心、从众心理，乃至简单的偶像崇拜心态驱使下，很容易坠入恐怖势力的窠臼而难以自拔。

　　应该指出，贵族学校毕竟是较为多元化的环境，在西非，更多普通乃至贫困的穆斯林家庭子弟，为了节省教育开支，只能把子弟送进免费施教的宗教学校，这些宗教学校近年来有许多被“基地”等极端组织所渗透，对学生实行系统化、全方位的极端思想“洗脑”，甚至成为变相的“恐怖分子培训中心”，仅在西非，这样的学校就数以千计，学生以百万计。

　　2009年7月，也是在尼日利亚北部，一个叫“博科圣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极端组织，就依托这样的网络，在短短4天内，组织了席卷四个州的暴乱，导致多达600以上的人死亡，5万多人流离失所。

　　很显然，如果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仍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疲于应付一个个“孤立事件”，或是时而麻木不仁、时而矫枉过正地在机场安检环节上反复折腾，却对产生一个又一个阿布杜尔穆塔拉卜的根源、土壤不加辨析，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应对之策，那么类似、或不怎么类似却同样产生危害和震撼的“孤立事件”，恐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国际爆炸性新闻，且人们或许不会每次都如此番这样好运。

　　据纳米比亚德文报纸《纳米比亚汇报》7月24日报道称，涉及中国威视股份有限公司（Nuctech）的一桩经济案件，将被推迟到8月7日审理，而在此之前，3名被告的财产将由法院予以冻结。

　　报道称，3名被告分别为纳米比亚特科公司（Teko Trading）的负责人拉梅克（Teckla Lameck）、莫卡克瓦（Jerobeam Mokaxwa），以及中国威视股份有限公司驻当地首席代表杨帆（Fan Yang），指控罪名包括欺诈Gerald LeMelle国政府贷款填平，该项贷款的附加条款便是中国公司优先。

　　据纳米比亚反腐败委员会(ACC)主任诺阿（Paulus Noah），他们在反腐调查中发现，政府所支付的头款流入了3名被告的帐户。诺阿表示，威视公司负责人目前”并不是嫌疑人”，但ACC”有兴趣和他们讨论一下，威视是怎样做生意的”。

　　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国家报》认为，严格地说，被指控的并非威视，而仅仅是包括一名威视代表在内的3名被告，正如被告方律师根特尔特（Jeremy  Gauntlett）所指出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威视公司和被告个人所受指控有直接关系，该报的分析认为，在合同投标中落败的欧洲厂商Smiths很可能施加了某些影响。Smiths早先以”违反公平竞争”为借口，将与威视的纠纷提交欧洲委员会。

　　事实上在非洲许多国家，贪腐风气已沁入膏肓，重大合同非贿不得是公开的秘密，中国公司、印度公司、日本公司或欧美公司均不能免俗，中国公司凭借政府贷款获得合同的做法严格说来，恰是取法欧洲，正如研究机构”非洲行动”（Africa Action）负责人勒梅尔（Gerald LeMelle）所坦言，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而早已见怪不怪，之所以被曝光，绝少可能是因为该国反贪腐的需要，而只能是因为其它因素。    

　　莱索托”非洲时讯”新闻网认同前述观点，即纳米比亚的反贪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该网的评论认为，其背后的主要因素并非外国竞争对手的压力（当然也有），而是纳米比亚上层的权力斗争。该评论指出，周四纳米比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沙利（Martin Shalli）少将被捕，其罪名包括”通过中介从另一家中国公司收受数百万纳米比亚元贿赂”，就是明显的例证。

　　纳米比亚1990年方获得独立，在”政治年轻的非洲”也属于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只有厄立特里亚在它之后独立），由于地广人稀，相对于其它一些非洲邻国，其人均GDP要高得多，但绝大多数纳米比亚人却仍生活在赤贫线下，其解决贫困问题的业绩即使以非洲标准衡量也是糟糕透顶，奥妙便在于贫富差距悬殊、失业率巨大（2008年为47.9%，最高的奥姆萨迪区高达64.6%）。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纳米比亚绝大多数财富创造于绝少的就业机会—-大机械化作业的采矿业创造了全国GDP的20%以上，作为全非第四大非燃料矿物出口国、世界第五大铀出口国和南半球第二大铅出口国，纳米比亚自独立的第一天起，其财富便集中在外国财团，和有权力与外国财团作交易的个别利益集团手中，简单的说，就是腐败。

　　通俗地说，腐败是在这个西南非洲国家打通上层关节、获得关键大型合同的唯一途径，”反贪腐”的意义，不过是”贪腐所有权”的争夺与转移，仅此而已，对此进行过分的解读，只能是隔靴搔痒、自作多情的行为。正因如此，一旦这一争夺和转移最终完成，产生新的权力平衡—-或干脆说”贪腐平衡”，则包括威视案在内的各种喧嚣将迅速销声匿迹。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么反过来自然也就是”风止则树静”，说到底，”涉外丑闻”只不过是纳米比亚内部上层政治事物借力打力的道具，仅此而已。

　　您能想象，两个成年人相识、相恋、肌肤相亲，断断续续生活了17年，有家庭、有儿子，然而那个丈夫居然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其实也是一名男性么？如果这样一桩奇案，又和间谍战、好莱坞大片和主流媒体聚焦关联在一起，就更引人瞩目了。

　　这就是曾轰动全球的”时佩普间谍案”，这桩尘埃落定22年的案件每每在几乎被世人遗忘之际，因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些因缘际会而重新被提起。6月30日，年已70岁的“女主角”时佩普因心脏病在巴黎去世，重新勾起了这段尘封的神秘历史。 

“姐弟恋”

　　即使是一个正常的中国女生，和一个正常的法国大男孩，在1960年代的中国北京相恋、结婚，也是件非常特别、甚至非常危险的事件。1964年，圣诞节前两天，北京的一次涉外招待舞会上，这样危险的事看似就要发生。

　　男主角伯纳德•布希科（Bernard Michel Emile Paul Boursicot），虔诚的天主教徒，1944年8月12日出生于法国中部布列塔尼地区的瓦恩（Vannes）镇，一年前才辍学参加工作，刚刚从阿尔及利亚调到北京，在法国驻华使馆任最低级的雇员──会计记账员，此时年方20。

　　女主角自称叫时佩普，时年26，身材小巧玲珑，相貌清秀，有人说她是北京一个副部级干部的亲戚，也有人说她其实祖籍山东，总之她的家庭一定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因为她居然会说法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在那个年代已如凤毛麟角。此刻她青衣扮相，刚刚完成招待外宾的演出。

　　布希科本来是和一名英国女伴同来的，那个女伴是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秘书，对他颇有些好感，但此刻年轻的布希科显然已被时佩普所深深吸引，他凑过去搭讪，并递上一张写有自己地址电话的纸条。时佩普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嘴巴没毛的老外，顺手将纸条递给身边女伴，感到自尊心受伤害的布希科劈手抢过来，并告诉她，这张纸条只给一个人，如果对方不要，那就撕掉。不知是否被这特别的表达所打动，总之两个人开始了隔三差五的交往，理由么，是那个年代几乎每一对在中国的跨国恋人所用滥了的：学外语。

　　值得一提的是，自那次舞会之后，时佩普便一直以男装扮相出现，然而布希科坚信，对方是个值得自己追求的东方女性。这对年轻人不久便跨越友情界限，成了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1965年5月，两人同居了。三个月后，时佩普告诉布希科，自己怀孕了，这让布希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两个年轻人整天商量“应对之策”，却没有一个可行。不久时佩普让布希科相信自己已经流产，不知该伤感还是释怀的布希科很快1年合同期满，由于工作表现平平，他并未获得续约，不得不离开中国，临行前时佩普告诉他，自己又怀了身孕。

　　自幼憧憬旅行的布希科此后辗转了多个国家，但无时无刻关注着中国的爱人，1966年秋，正在巴西公干的他接到时佩普一封信，信中用《悲惨世界》小说中的词句写道“一个加弗罗什在期待寻得自己的父亲”。布希科兴奋莫名，他明白，这是暗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布希科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这母子俩，因此他竭尽所能寻找再回中国的机会，1969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北京，仍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他很快找到了时佩普，但并未见到自己的儿子，据说这个长得太像外国人的孩子被送去乡下，以免在文革特殊氛围中遇到不测。由于遍布“警惕的眼睛”，这对情人根本无法厮守，只能一周一次在大街上相会，无非是长凳对坐，无言相守而已。1972年春，就连这样的幸福也不能持续下去，他再次失去了合同，不得不离开中国，直到此时他也未见到自己的儿子，但他发誓一定要见到。1973年，他以游客身份再返北京，终于见到了7岁的儿子，儿子金发碧眼，很像他也很粘他，对他带去的新奇礼物感到好奇和兴奋。

　　次年他在法国有了一位同性伴侣，名叫蒂埃里•图雷（Thierry Toulet），两人过起了“夫妻生活”，这让布希科感到，那位中国情人更像“前妻”，但他对儿子的思念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益强烈。1975年他被派往法国驻乌兰巴托使馆，在那里他和时佩普母子重新恢复了密切联系，他给母子俩寄各种必需品和钱，隔三差五就找借口去中国探望。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差不多4年，1979年，他再次丢了工作，回到法国，重新和图雷共同生活，时佩普母子暂时从他生活圈中消失了，但几年后，时佩普再次联系到他，出于对儿子的责任感，布希科以“家庭团聚”为由申请二人来法，1982年9月，母子俩来到巴黎，和时佩普团聚，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布希科十分喜爱儿子，甚至带着他去老家看自己的父母，在祖父母的建议下，儿子的名字由母亲所起的“时嘟嘟”，变成了十足法国味的贝尔特兰•布希科（Bertrand Boursicot）。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这不过是个烂俗的爱情肥皂剧，谁也没想到，好戏才刚刚开始。
 

安能辨我是雄雌

　　1983年7月，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这对夫妻面前，将他们两人逮捕并送上法庭，指控两人犯有间谍罪。

　　布希科对这一切似乎早有准备，他对指控供认不讳，称自己在乌兰巴托任职时，的确向中国方面泄露过使馆信息，但目的是为了保护爱人和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因“里通外国”而在文革中遭到更多迫害。原本检控方指控的间谍案主犯是时佩普，指称她利用美色蓄意勾引外国使馆人员，为中国间谍机构服务，但布希科予以否认，他自称是自己主动要求提供情报的，而且由于中法关系良好，他所提供的不过是法国通讯社、报刊的文章，或上呈大使的剪报副本，谈不上“叛国”。

　　时佩普同样否认自己是间谍，是“蓄意勾引外交官”，但她的理由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她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男人！

　　完全被惊呆了的布希科根本不敢相信这个可怕的现实，他固执地认为，是检方和警察在说谎，在故意打击他的意志，迫使他认罪。6个月后，当他和时佩普当堂对质，对方用冷静的口气证实自己是男人时，他仍不肯相信，直到一份医学报告放在他面前，他才彻底崩溃，并企图割喉自杀未遂。

　　医学报告同时证明，贝尔特兰•布希科既不是布希科、也不是时佩普的儿子，而只是个有新疆血统的中国孩子。戏剧性的“不辨雄雌”一幕不但让严肃的间谍案变成荒诞爆笑的花边肥皂剧，而且让检方原本的起诉依据也不得不重新调整，最终两人在1986年5月5日双双被判处6年监禁。

　　1987年4月，时佩普被当时的密特朗总统特赦出狱，自此定居巴黎，深居简出。而布希科则在坐了49个月牢后被假释，1989年，他成为厨师学徒，从此过起普通人的生活。

　　布希科曾感叹这段奇缘，称“当时觉得是个多么美好的故事，可惜结果并非同样美好”，当有人认为，他被时佩普所欺骗时，他叹道“被欺骗总比骗人好些，我只遗憾事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喧嚣，争议，复归平静

　　尽管几位当事人都刻意保持低调，但好事者终究不会放过这个离奇的故事。

　　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 Walters）首先咬住他们，安排了一次对两人的共同采访。然而不论是布希科或时佩普都不愿直面对方，于是沃特斯只能分别和二人对话，这场被称为“两个自说自话者的独白”的采访轰动世界，却也埋下了许多至今揭不开的谜团。

　　法国作家罗杰•法利高是更执着的挖掘者，1990年，他和别人合作了《中国特工处》一书，将这件悬案描述为惊天大阴谋；2008年中，中法关系趋冷，法利高的应时之作《从毛泽东时代到北京奥运的中国秘密机构》，又以大篇幅重提这段往事，并坚持甚至渲染当初自己的论断。

　　最著名的要属电影了。1994年美国导演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将这段往事翻拍成电影《蝴蝶君》（M. Butterfly），尊龙所扮演的“女蝶”，其双重人格给人以深刻印象。

　　在结案后的最初几年，法国、美国的大学和业余剧社经常上演由这段故事演绎的话剧，小报更是连篇累牍，喋喋不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渐渐被冷落，直到今年7月1日，时佩普死讯传出，才再次惊动了世人。

   这个事件中有诸多疑点。首先，18年的交往，布希科如何会不知道对方是男性？

　　在沃特斯的采访中，布希科称时佩普用剧照和“梁祝”故事暗示自己的女性真身，只是从小被家人当男孩子养，并嘱他“保守秘密”；而时佩普则坚称自己从未骗过他，“也许是自己法语不好，表达不清楚所产生的误会”。两人有过肌肤之亲，更“生过孩子”，可这也未能让事情穿帮，对此两人都闪烁其词，宣称是“东方的羞涩”让两人在亲密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节制”所致，而一些小报和谣言则绘声绘色地渲染时佩普的“东方奇功”。

　　布希科在认识时佩普前，在阿尔及利亚有过一次异性性行为，不可能缺乏起码的性知识，但他本人有长期同性恋倾向，甚至在承认并资助时佩普母子的同时，与男人图雷以夫妻相称并同居，因此许多人怀疑，其实布希科并非不知道对方是男人，但由于特殊的性取向而不肯自拔。但时佩普的说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即使真如他所言，“从未告诉对方自己是女人”，那么伪装怀孕、生子又作何解释？难道他想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人能生的孩子，男人也同样可以生出来？

　　 其次，“间谍案”的真相究竟为何？

　　法国检方指控时佩普受中国情报部门指使，色诱外国使馆人员，骗取情报，她的“儿子”是中国情报部门从新疆找来的；罗杰•法利高则绘声绘色地宣称，布希科通过时佩普和中国“秘密警察头目”康生直接接头。布希科则称，他是主动提供情报，且情报是直接交给时佩普的，目的是“保护母子俩免受红卫兵迫害”。而时佩普则否认自己是间谍，声称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生活才和布希科交往，而对情报问题闭口不谈。

　　据资料显示，布希科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中苏对立期间蒙古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蒙美关系等方面的剪报、通讯、报道，属于级别较低的机密，按照布希科自己的供词，这一活动系1969年9月开始，他并未见到过中国情报机构的什么大人物。而从情报成色看，也的确配不上让康生出马的档次。

　　当时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则是，布希科其实本是法国的情报人员，结果被中方用美人计弄翻，最后成了双重间谍。也有接近时佩普的人透露，时佩普其实头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复杂，她最初同意和布希科交往，是以为布希科这个“使馆财务人员”是“使馆大干部”，而理由则是“连大使都要问他领工资”，也许事情原本再简单不过，这个头脑简单的人为了在文革中自保并且过得好一些，便编造了各种离奇的谎言，骗得对方寄钱、寄物，最终如愿以偿移民法国。

　　但这种说法有个最无法解释的疙瘩：孩子。如果是贪小，在那个特殊年代，杜撰一个混血孩子，并以单身母亲身份养上10多年，其付出并不比得到的少。不仅如此，时佩普声称孩子是她托邻居马大夫弄来的，并支付了3000元人民币，在1966年，这笔钱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6年的薪水。

　　由于《蝴蝶君》和法利高那些耸人听闻书籍的渲染，如今人们几乎很难分清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艺术的或虚构的，比如有人绘声绘色地称见过布希科，并称此人仍深爱中国，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纽约时报》则在1988年4月10日称，时佩普被法国驱逐出境，在中国“神秘消失”；一些记载称布希科和他的“儿子”感情深厚，其子时嘟嘟并不理会时佩普，反倒恳求记者们“别过分取笑我的父亲”，而另一些记载则称，时嘟嘟直到最近，还一直和“母亲”时佩普共同居住在巴黎。

　　是耶非耶，转头成空，随着时佩普的去世，昔日的悬案搅起一池春水，又注定会在毫无头绪中，迅速被世人重新遗忘。对于还健在的几位当事人而言，恐怕只有下面的两句诗，最能概况他们的心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为外语专业的高中生、大学生，我大约是为数不多、可以直接听到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原声歌曲，甚至（当然只是偶尔）看到其MTV的中国人，在那个连校园歌曲都只能听到辗转几手翻版的年代，普通中国人很难听到美国歌手原汁原味的演唱。

　　然而，听不到却不等于没有影响。在那个年代，都市里最时尚的一群人已开始表演“太空步”，穿带亮片的闪光演出服；炫彩电吉他和魔幻舞台效果，也成为草根演出者津津乐道、互相较劲的时髦玩意儿；刚刚热闹起来的音像市场上，一些大胆的男女开始翻唱英语流行歌曲；不经意间，一支支摇滚乐队、重金属乐队在不起眼的民居里诞生并传播刺耳的声音，尽管按照现在的标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跟摇滚根本沾不上边。

　　显然，这些舶来的时尚，充其量只是转手而又转手、山寨而又山寨的时尚，但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时尚刚成为正面语汇、可以理直气壮去追求的年代，它们的吸引力，是年轻人所难以抵挡的。

　　就是在这一大堆翻版甚至盗版的、失真甚至走样的“组装时尚”中，迈克尔·杰克逊的名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为人所熟知。尽管在那个年代，他的音乐风格并不被绝大多数哪怕最时尚的中国青年理解，因为根本弄不清到底有哪些流行音乐风格；尽管没有几个人真的看过杰克逊演出，听过他的歌曲录音，但人们很快知道，那几部让高中生不惜翘课连看十多场的进口“霹雳舞”影片，里面的“大舞星”其实是杰克逊的模仿者；费翔们令人眼睛发亮的服装、造型不过是杰克逊的临摹物；那被翻唱到“听不出英语味儿”的《四海一家》或《颤栗》，正是杰克逊的拿手代表作……迈克尔·杰克逊已成为一种符号和象征，他是时尚，是憧憬，是开放后人们大开眼界后所能企及的“新天地”的象征。

　　到了1990年代，时尚渐渐成熟，门户更加开放，人们开始慢慢懂得区分都市民谣与乡村音乐，开始熟悉摇滚乐的不同流派，开始听到、看到多一些原汁原味的外来流行乐，正如此时听到、看到和感受到更多其他舶来的有形、无形东西一样。他们也开始知道了迈克尔·杰克逊更多的信息，好的，不好的，他们知道这个美国人不但是音乐奇才、天才甚至全才──“当代最伟大艺人”、“流行乐之王”、第一位在美国本土以外单张唱片销量过亿的流行歌手、唱片销售世界纪录保持者、同一歌曲连拿两年年度第一的唯一一人……也知道他有争议的台风，围绕孩童的奇怪官司，和那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皮肤漂白谬传。然而，他的名声并未因神秘感的渐失而稍有下降，反倒更加响亮了──当年，中国成长中的时尚，是需要一点个性，甚至一点叛逆的。个性而有品，叛逆而有型，争议多多，却依旧万众仰望，这样的杰克逊，在那个躁动的中国转型年代，想不流行都难。

　　如今的中国大都市，至少在音乐、生活方式和时尚方面，和欧美已近乎无缝，杰克逊预定在7月的演出信息、他的生病消息、彩排消息、心脏病突发乃至突然辞世，大陆的歌迷几乎和洛杉矶的人们同时知晓。如今人们可以轻易搜集到这位歌王所有公开发行的金曲，从最早的“迈克尔5人组”，到去年2月“颤栗25周年”的演唱实况。

　　正是从当初辗转的、朦胧的仰慕流传开始，中国的音乐迷和年轻人跌跌撞撞地寻到了向往的方向；正是随着对这位争议歌王了解的逐步深入，中国的音乐迷和年轻人才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风格，什么是个性，什么是对自我的释放。

　　如果杰克逊天堂里仍能眺望东方，也许会感到欣慰：尽管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许还不如15年前，但在此时此刻唱响《颤栗》或《白与黑》的，都是真正懂得、真正喜欢自己音乐的知音。在1980年代的中国，迈克尔·杰克逊这一符号，已做到他所能做的一切，剩下的只静俟光阴的洗磨。

　　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虚拟出“金砖四国”的概念之初，人们并没有给予特别在意。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对现有国际金融和经济架构普遍抱持信心，个别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所能追求的，也只是在这个现有架构中更重要的角色，和更大的话语权。

　　然而当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当从北美到西欧，从西欧到日本，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纷纷陷入零增长、负增长困境之际，曾被认为难逃“覆巢之下无完卵”命运的金砖四国却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和印度增长势头只是稍有抑挫，却仍保持5%、甚至更高的GDP增速；巴西是少数在去年全球性股灾中幸免的国家，经济势头稳定；即使金砖四国中经济表现较差的俄罗斯，虽饱受金融市场不稳定、外资抽逃严重之苦，但随着油价的触底反弹，其经济潜力正稳步恢复，庞大而运转蹒跚的经济机器也在逐渐恢复活力。

　　一些分析者认为，此次峰会是“金砖四国的首次集体亮相”，标志着代表新兴经济体和高速发展的各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成为代表富裕国家的G8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金砖四国中某些成员也流露出类似念头。此次叶卡捷琳娜堡，东道主俄罗斯接踵承办独联体峰会、上合组织峰会和金砖四国峰会，或明或暗、或直白或隐晦地流露出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寻求打破美国国际主导地位的愿望。峰会前夕，俄罗斯和巴西双双高调表示将减持美国国债，转而增持IMF债券份额。巴西外长阿莫林更在上周五公开表示，“G8已死”，主张以金砖四国取代G8，进入全球经济决策的中心。这一系列信号，加上中国此前曾表示应考虑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及中国今年首次减持美国国债，都令许多观察家坚信，此次峰会将讨论诸如美元替代方案、金砖四国定期峰会机制等更实质、也更富争议的话题。一些人进而预测，“G4”和G8全面对抗的时代，将从叶卡捷琳娜堡峰会揭开帷幕。

　　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峰会召开前夕的确高调谈及“美元替代方案”，甚至和巴西方面交换了意见，但在美国国务院、财政部的迅速反应后旋即降温，由其本人在会议结束时宣读的声明对“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只字不提。峰会声明中虽提到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到新兴国家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提到任何对全球金融和经济框架的改革都需在民主与透明的精神下，进行更民主、更多元的合作，但没有迹象表明，金砖四国已开始成为如G8——哪怕如G20——那样的实体，那样定期活动、有固定架构的机制，或者新秩序的雏形。

　　正如不少财经专家所分析的，金砖四国目的并不一致。

　　中国就并不希望此次峰会被视作“对抗美国的大会”，因为其蓬勃发展的经济体和美国存在更多共同利益，并非G8成员的中国，却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加上“美国最大债主”和“美国最大进口对象”的身份，以及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考量，使得中国对金砖四国实体化兴趣不大，更不愿这个架构成为被俄罗斯用于和美国争夺话语权的工具，因此最早提出改变美元一家独大地位的中国，此次却对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不置一词。

　　另一个较强势的金砖国家印度同样是现行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宠儿，其经济结构在四国中和发达国家接口最多、关联最紧密。印度所关心的，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何时复苏，而不是重建一套新的秩序架构，当然，印度也希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并不愿付出和现有秩序全面对抗的代价。在此次峰会前后，印度是表现最低调的国家。

　　巴西和俄罗斯虽相对积极，但两国在金砖国家中分量较轻，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最为窘迫，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老问题尚未解决，外资大量流失又添新愁，不得不一再收敛其大国雄心；即使最激进的巴西，其外长在高呼“G8已死”同时也坦承，葬礼的过程也许相当漫长，甚至巴西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妥善安葬它”。

　　不仅如此，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言，金砖四国的实体化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和G8的核心G7不同，这四国国体、政体、经济模式千差万别，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缺乏共识和交集。中印之间、中俄之间，甚至俄印之间，都存在历史和现实的恩怨和纠葛。四国经济规模总和虽大，但彼此经济门类缺乏互补性，4个“1”相加，合力未必就大于或等于4。事实上，四国最大的共识，就是争取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中更大的话语权，但究竟通过怎样的渠道来获得，四国间显然缺乏一致性。

　　一次峰会并不足以将虚拟的金砖四国理念，变为足以与G8体系相抗衡的实体，对于四国而言，恐怕甚至连是应该与G8合作还是对抗、应与G8携手改革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还是将G8和旧秩序一同埋葬，也并无定见与共识。旧的秩序和体系必须改革，新的秩序和体系，必须体现国际经济版图的最新力量对比，这是此次金砖四国所传递出的、最为明确的信号。但从目前形势看，金砖四国仍只能扮演理念而非实体的角色，而尚难看到实体化的前景，新兴国家和G8讨价还价、要求更多话语权的斗争，恐怕更多还需借助诸如G20这样的平台展开。

　　奥巴马的讲话被认为是向阿拉伯国家释放和解的善意和暖意，也是奥巴马上台以来推行“柔软外交”的关键一步。美国的国际事务问题虽然盘根错节，头绪纷繁，但许多“老大难”问题都和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关系的紧张有关，如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相互隔膜的关系，许多问题便可能迎刃而解。不仅如此，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虽然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毫无疑问，中东问题、巴以局势、反恐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等“涉伊斯兰事务”是其最重要的外交遗产和根本，奥巴马惟有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方可彻底摆脱“不谙外交”的诟病，并将布什时代完整地送入历史尘封。

　　无需质疑奥巴马的诚意，这无关政治家的品德，而是如前文所言，这种“新开端”，这种和解的达成，对奥巴马、对奥巴马政府是极其有利的；也无需怀疑素以“零售政治家”著称的奥巴马的演讲感染力，开罗讲堂里回荡的掌声便是最有力的佐证。

　　问题是，在足以影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奥巴马并不能左右一切。

　　美伊最敏感、也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许多媒体注意到，奥巴马近来加大了对以色列的压力和批判力度，试图软硬兼施，迫使其就范于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事实上不仅奥巴马，他的许多前任，如老布什、克林顿，甚至小布什，都曾试图通过向以色列施压来推动和平进程，但最终却不得不知难而退。犹太社团在美国政治、经济、金融界的强大势力，亲以色列院外游说团的活动能力，以及几十年中东的政治风云变幻，随时都可能打起“维护美国最高战略利益”的堂皇旗号，把总统和政府拉回驾轻就熟的亲以轨道。

　　在伊朗核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上，奥巴马的态度和前任有明显区别，更多体现出对盟友的尊重，和对伊斯兰世界的怀柔姿态，然而政府的立场可以随着总统的指挥棒转向，但议会、智库和社会舆论却未必买账，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总统和政府即使再积极，也只能做1/3的主。

　　不仅如此，布什政府对伊斯兰世界的强硬立场背后，有浓厚的利益集团色彩，这些利益集团根深蒂固，影响力不容小觑。

　　当然，奥巴马还可以仰赖民意，他是民选总统，又最善调动民意情绪，只要选民支持，他的和解政策就有了扎实的基础，议员也好，财团也罢，谁也不敢跟选票和民意过不去。

　　然而民意同样是靠不住的东西。“9.11”的伤害是如此之深，对美国人所造成的心理隔膜，并非一下便可消除，和伊斯兰和解固然得到很多美国人支持，但具体和解到怎样的程度却见仁见智，在关塔那摩囚犯问题上，美国社会已让奥巴马尝到“民意如水”的滋味，以及他们对与伊斯兰世界和解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认为应该和解，另一方面却又对安全问题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次偶发事件，都可能令奥巴马推动和解政策的“底气”——民意支持大量流失，甚至出现反复，从刚刚出现的“拉登讲话”不难看出，一些极端分子正处心积虑，试图制造这样的偶发事件。

　　必须对奥巴马在演讲中所释放出的暖意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毕竟，在美国-伊斯兰关系这样关乎美国最高战略利益的重大政策范畴，奥巴马和他的政府，并非在美国说什么就都能算什么。

　　想象一下吧，红墙碧瓦，蓝天白云，老人们咬着抽剩的烟屁股，把着孙儿生嫩的小手，松一下、紧一下地牵扯长长的棉线；刚下中班的工友把线头栓在自行车把上，背着手，眯着眼，任线头另一端的苍鹰、脸谱浮浮沉沉。阳光下的大石碑雪白灿烂，蓝天下的旗杆一柱擎天，忙里偷闲的人们乐意就瞅一眼，倘倦了累了，汉白玉台阶或旗杆座，或倚或靠，倒也悠闲得很。

　　1984年第一次进这座大城，便喜欢上了这里的风筝，与其说风筝好，毋宁说放风筝的氛围，让人觉得说不出的自在、和谐。咬着糖葫芦，听放金猴的老者扯长安街上乌鸦的典故，或喝一口人家白瓷缸里的凉白开，听斗风筝的工友讲当年为好这一口儿，把3个月的棉线票都放上天，你会觉得生活是那么有滋有味，哪怕兜里的钱只够喝一碗不远处的“老二分”，哪怕同样不远处，那个外国白胡子老头卖的炸鸡，你怎么也不舍得去开那么一次洋荤。

  就在那些最不想忘记、也最想忘记的日日夜夜里，凝望着凌乱如大集市、肃杀如大兵营的这一大坪水泥地面，裹着难以御寒的单衣，忍受着辘辘饥肠的折腾，听着耳畔传来、那不想听也得听的声音，脑海里竟不时浮起昔日的漫天风筝。忙碌、紧张、恐惧、激动，是那段时间里永恒的心灵主题，但即使如此，当正午毒辣的阳光灼着“通道”车顶的铁皮，当午夜的钟声回荡在空旷的红墙碧瓦之间，当有那么片刻，你可以不去想那些大到让你无法捉摸、无法把握之事时，你的心里会忽然悠悠荡过一具带风轮的脸谱，一只拖着长长棉线的黑鹰，或干脆一个什么都像、也什么都不像的屁股帘儿。

　　这时你甚至可能忽然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管是为了什么都好，总是占了老几位放风筝、闲唠嗑儿的大好地界儿。

　　于是当那年头还很稀罕的直升机在风中生硬地轧过碧蓝的天顶，当那面再熟悉不过的旗帜在风中时而激烈、时而温柔地飘荡，当那些通常只在电视、报纸上露面者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或似有情、或似无情地在这坪世界最大的水泥地面上空随风散布、无孔不入，我曾扶着旗杆，在无数同志的诧异和白眼下脱口而出——那风，那天空，那场子，本都该属于风筝，和放风筝的人们吧。

　　于是在喊过、做过、走过、坐过之余，曾指着天上那几架直升机，和那些酷似风筝，却没了必不可少棉线的纷纷纸片，和同伴们信誓旦旦：再过几天，或者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最多一辈子吧，我们、他们，所有的人，都该悄然谢幕，把这坪场子还给风筝，和放风筝的人们，它们和他们，才该是这里的主人。

  如今这里已经没有了大集市的凌乱，大兵营的肃杀，街角的白胡子老头不再神秘，因为方圆百里，他的孪生兄弟没有100，也有80；曾经信誓旦旦“100年都不走”的老二分也走了，去挣它的二百、二千了；我们也走了，想走不想走，反正都得走。本来我们就想走、也该走的，这里的蓝天、清风，原本该属于风筝、和放风筝的人们吧。

　　可惜自那以后，我再没在那里看到风筝。如今的天虽没那么蓝了，人虽没那么悠闲了，自行车虽没那么多了，但放风筝的心，应该还是有的？

　　然而今天的这里，已不是可以随便走、随便说、随便坐的地方，人固然还是那么多，游客也自然不少，但都是来拍照、来应景，来选择让人或让自己记住点什么的，风筝和放风筝的人，早已泯灭无踪，再寻不得昔日的景象了。记得西河大鼓里曾说“红墙南北两重天”，如今看来，天就是天，红墙北是如此，红墙南也是如此。当日落之际，顶着料峭的晚风，忍受着各色制服人士和看得见、看不见的重重藩篱的驱赶、约束，在车马喧嘈声中小心翼翼辨识那熟悉的旋律时，您还能想起、还敢相信，昔日那曾经漫天的风筝？

　　当然，也许某一天，这里会齐刷刷地被无数风筝所遮蔽，比长安街那些永不搬家的乌鸦还多，甚至比日出日落时攒动的人头还多，就像这里动辄一夕涌出、又一夕消失的遍地花海，或别的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一般。然而这样的风筝不看也罢——和当年那些面具、黑鹰、屁股帘儿相比，它们或者更像那些纷披的有字纸片。

　　这片据说世界最大的水泥场地究竟是谁的？恐怕是说不清了，有人说属于红墙北面那些人，有人说，谁都有份，包括我。是谁的都好，这里的风本该属于风筝、和放风筝的人们吧。

　　如今风依旧，却只吹得起一角旗幡。有谁还记得，曾经，这里有漫天的风筝？

　　卢武铉去世了，尽管尚有疑点，但目前所能得到的消息称，5月23日早上，这位农民出身、曾因誓言向贪腐和裙带门阀政治开战而赢得民心、却最终沦为一个放任亲族贪腐、涉嫌全面受贿反面典型的韩国前总统，在留下一封充满忏悔遗书后，决然跳下了山崖。

　　裙带政治、政商勾结，是人人痛恨的，卢武铉的死，上距韩国大检查厅宣布对其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指控调查获得突破性进展，掌握其女儿截留政治献金证据不过11天，这11天里，舆论、公众，甚至昔日的拥护者，无不将自己的愤怒毫不掩饰地倾泻在这位失意政客身上。但一旦其真的含羞自尽，人们的心情又是颇有些复杂的。

　　“知耻近乎勇”，卢武铉以反腐始、以贪腐终固然令人欷歔，但面对自己的贪腐，他尚知羞、知悔、知担当，知道以死谢国人，终究是一种有血性的表现。此前因贪腐和其它罪名一审被判死刑的前总统全斗焕为求苟活，无所不用其极，备受裙带风指责的另一个前总统金泳三为求自保，竟将三个儿子一并做了弃子，与他们相比，卢武铉至少敢于替家人承担，知道“无以五尺躯对刀笔吏”的古训，虽然一死了之的做法失之消极，也不应提倡，但这点血性，至少可以将人们对他的愤怒冲淡一点。

　　事实上卢武铉并非一开始便如此有勇气、有血性，来直面这一切。他的贪腐案曝光之初，他本人曾顽强地自辨、自救，他的后援团“爱卢会”更曾以过激手段对待“倒卢者”，之所以改弦更张，更主要的原因并非其良心发现、大梦初醒，而是对他的司法调查取得了突破。

　　尽管韩国政治制度尚有许多缺陷，但针对高官不法行为的监督、问责，却已体系化、制度化，在卢武铉之前，全斗焕、卢泰愚锒铛入狱，金泳三子女被送上法庭，作为曾经的反腐先锋，卢武铉深知这种制度化监督、问责的威力，证据不足容或心存侥幸，证据确凿则只能正视现实。

　　当然，韩国公民社会的集体意识和集体道德标尺，仍存在不少偏颇、盲目甚至过激之处，但在一些大的道德规范方面却爱憎分明——以清廉为美，以贪腐为恶；以大公无私为荣，以结党营私为辱；以无党无偏为明，以政商勾结为暗。正是这种黑白分明的社会道德标尺，让韩国民众对昔日的卢武铉拥护、爱戴，视若拱璧；也正是这种黑白分明的社会道德标尺，让他们对今日的卢武铉鄙视、唾弃，声称要将之彻底遗忘。面对这样的道德压力、舆论声浪，卢武铉显然无法永远置若罔闻。

　　很显然，是严密的政治问责，和严格的道德标尺，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卢武铉不得不有廉耻、有担当、有血性，而无法觍颜过闹市，无赖渡余生。很显然，制度的健全，道德标准的完善，对政治畸形儿们的威慑力、约束力，要远比苍白的说教、空洞的口号，和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自律要求，有效得多、实用得多。

　　固然，韩国的政治问责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卢武铉们”的土壤，道德标尺、舆论监督，也不足以彻底改变裙带政治、政商勾结等政坛陋习，但这恰说明，应努力建立更严密的政治问责，和更严格的道德标尺，惟如此，才能让卢武铉们知耻于前，而非知耻于后，才能让无数个上台前清廉、正直的卢武铉，不会被政治染缸熏陶成贪渎无耻的台上卢武铉。

　　南非大选投票前夕，选战正酣之际，一则因”中国制造”而引发的轩然大波，吸引了不少国际媒体的关注。

　　据南非《星报》披露，执政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为选举订购了约85万件竞选T恤，这种黑色T恤印有党领袖祖马（Jacob Zuma）的头像和竞选口号，总价格在1500万-2000万兰特之间。反对党民主联盟（DA）议员候选人麦克帕森（Rory Macpherson）声称是他本人发现了这一秘密。

　　麦克帕森称，如此巨大的一笔订单如果交给南非本地企业生产，可以让一些中小纺织企业满负荷开工几个月，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赢得更多利润，而如今这些订单却交给中国企业，”中国人得到一个就业机会，南非人就会相应失去一个”，因此非国大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是对南非民族企业的打击。麦克帕森不无讥讽地称，这些剥夺了南非人工作机会的T恤，却印有”确保全民就业”的口号，实在是莫大的嘲弄。

　　另一个反对党、因卡塔自由党（IFP）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省长候选人姆西比（Zanele KwaMagwaza-Msibi）言辞更为激烈，姆西比称，有理由怀疑非国大利用”出卖订单”，向中国、印度等外国势力”交换政治和金钱支持”，姆西比还将此事和不久前南非政府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一事相联系，并号召选民”重新考虑对这样一个政党的支持”。

　　南非和邻国的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此事被闹得沸沸扬扬，是反对派—-由民主联盟和因卡塔自由党组成的”变革联盟”(ACR)—-选战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大打民族牌、就业牌，影响非国大的支持率。南非自白人政权倒台后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最低时也高达23%，高时有40%，个别省区（如夸祖鲁-纳塔尔省）一度高达70%，大量黑人”赢得民主却失去饭碗”，排外情绪日渐高涨，去年底、今年初曾多次爆发针对外国移民、难民的暴力排外行动，反对派借T恤起兴，目的性十分明确。

　　然而大规模暴力排外的结果，并未能改变南非贫困黑人的经济状况，却令南非原本引以为自豪的”彩虹国”国际形象大受影响，自年初以来，这一排外情绪已明显降温，反对派借题发挥未必合时宜；非洲选举往往受部族、地域政治的影响深刻，”零售政治”也大行其道，而在这方面，号称”人气政客”的祖马堪称圣手，他不仅以草根之姿战胜诸多非国大主流派名宿，且面对无数丑闻和官司始终屹立不倒。2004年的大选，”变革联盟”总共仅获得28个议席（总席位为400个），得票率不到7%，在因卡塔自由党的大本营夸祖鲁-纳塔尔省，深受祖鲁族贫民拥戴的祖马也大获全胜，令因卡塔自由党丧失省内第一大党地位。如今祖马已执非国大牛耳，政治势力更强于5年前，反对派欲借T恤生事，在祖马最擅长的民粹话题上发难，胜算可谓渺茫。

　　此次率先发难的麦克帕森本人系纺织厂老板，其提出T恤话题自不免夹杂私心，也影响了其指责的说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制造”对南非产业的冲击，是南非社会普遍头疼的问题，正因如此，非国大发言人杜阿尔特也在上周四公开表示，他们是向南非客商订购了总数为200万件的T恤，其中部分T恤最后转包给中国客户，是承包商的行为，和非国大无关，以避免陷入麻烦。

　　如果说反对派借T恤话题撼非国大不易，那么南非制造业借此撼”中国制造”恐怕更难。在白人政权时代，南非是整个南部非洲的制造业基地，和工业品的垄断性工业国，但这是建立在周边各国制造业薄弱，和外国竞争者稀少、对南非产品构不成威胁基础上。”中国制造”以其产品的多元化和价格的低廉，迅速挤占了南非的周边市场，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直接投资、设厂，利用周边国家出口欧美的纺织品配额向发达国家出口，令南非厂商地位更为难堪。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令南非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代价却是企业效率的下降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南非制造业、尤其原本地位最重要的纺织业竞争力持续下滑，更难和中国、印度等外来势力相抗衡。

　　麦克帕森和反对派试图用民粹和排外对抗”中国制造”，重振南非制造业雄风，但这种做法效果恐怕适得其反。一方面，南非制造业最大的损失，是丧失周边市场，在境内驱赶外国资本，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另一方面，排外情绪被过度挑起很容易导致大量外国廉价劳力离开南非，从而令南非制造业成本变得更高，更难和”中国制造”抗衡。正因如此，德班工商会负责人马济布库（Gugu Mazibuko）在谈到T恤事件时表示，不应以此为借口抨击外国资本，否则将影响南非投资环境，最终伤害的是南非经济本身。

　　经济博弈和政治博弈的胜负，关键在于力量的对比和时势的变化，在这两方面，南非反对派和南非纺织业都处于明显弱势，因此尽管T恤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最终结果恐怕只能是撼非国大难，撼”中国制造”更难。 

　　就在1年前，各国官方、非官方的调查评估机构仍把马达加斯加评估为“政局稳定，有发展潜力”的非洲新兴国家，人们谈论的是大米种植合同和石油区块勘探等话题，尽管实际上，在首都塔那那利佛，总统拉瓦卢马纳纳（Marc Ravolamanana）和市长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间的对峙业已开始，但当时谁也不会相信，这种“小打小闹”有可能在有朝一日，让整个马达加斯加的政治面貌彻底颠覆。

　　即使到了今年1月底，年轻气盛的拉乔利纳自封“总统”，并在2月7日进军总统府，酿成40多人死亡的惊天血案，人们也不会想到，这个赤裸裸追逐权力的年轻人，居然可以在短短两个月内真的入主总统府。

　　可这一切真的发生了：3月18日，刚刚从“事实上辞职”的总统手里接过权力的海军副司令拉马罗松上校（Hyppolite Ramaroson），就在总参谋长恩德利亚里乔纳上校（André Ndriarijaona）的围堵下不得不把实际上仅具象征意义的权柄，如烫手山芋般赶紧扔出，志得意满的拉乔利纳迫不及待地对阿尔及利亚《论坛报》记者称“你可以叫我‘总统’了”。

　　对于拉乔利纳完成这一“不可能的事”，拉瓦卢马纳纳的支持者显然愤愤不平，设在邻近的法属留尼汪岛、亲总统的SOBIKA网站上，流传着一首《兔八哥之歌》，暗指法国幕后操纵了事件，目的是消除中国和其它亚太国家的影响力，还有人举出某南非公司放弃在马达加斯加10亿美元投资项目的例子，称“马达加斯加和其它国家都输了，法国看上去赢了”。

　　然而事实恐怕并不那么简单，法国因素不能说没有，但马达加斯加内部问题才是主因。马达加斯加经济形势堪虞，新年以来通涨惊人，物价飙升，而失业率却因缺乏拳头产业和人口增长率过高而一直居高不下，曾在上台时许诺改善马达加斯加经济，重建年久失修的公共基础设施，实行土改的拉瓦卢马纳纳面对这一切不仅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他所拥有的蒂科公司（TIKO.GROUP），以及他女儿所拥有的MBS传媒集团，均成为这些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扶植的大型项目的既得利益者。就在民怨积郁、反对派摩拳擦掌之际，总统却耗费6000万美元购置专机，这被认为是“向人民示威”，而引发更强烈的不满。

　　拉乔利纳原本是一名DJ，口才无碍，颇具动员力，发迹后经营数码印刷、网络广告，并成为多家通讯公司的大股东，和拉瓦卢马纳纳一家既是政敌，更是经济上的死对头，此次为期24个月的政治对峙，导火索正是拉乔利纳通过自己的私营电台、电视台播放前总统拉齐拉卡（Didier Ratsiraka）的谈话，总统以此为口实封闭了拉乔利纳的电台、电视台，而在对峙期间，两个舆论内行更是彼此较劲，政府可以封住反对派的口，而反对派则会利用外媒，制造诸如“政府把国家土地长期出租给韩国大宇种粮”之类耸人听闻的谣言，并通过各自的海外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让本已饱受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之苦的马达加斯加民众莫衷一是、情绪失控。

　　不仅如此，拉瓦卢马纳纳总统是马达加斯加第一位并非脱胎于法国殖民地精英教育的草根总统，其上任后推行的政策也带有一定“去法兰西”色彩，而拉乔利纳则是传统的“法兰西系精英”，彼此间隔阂很深；总统自称“超级农民”，极力推行土改和中央集权，这对大多是大地主和一方诸侯的“法兰西系精英”而言难以接受，而后者在军界、政界根深蒂固。政变最关键时刻，军方选择了拉乔利纳，而总统竟不得不自掏腰包雇人自保，胜负悬念至此已经全无。

　　可以说，部族、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的冲突，令许多非洲国家政局往往倏忽骤变，可谓“没有不可能的事”。尽管国际社会还不肯承认拉乔利纳政权，尽管即使按照马达加斯加宪法，34岁的他也无权上台（总统须满40岁），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在非洲，没有不可能的事。

　　真正考验他的将是经济。拉乔利纳已宣称“不向外国出卖大米和石油”，并宣布将臭名昭著的总统专机拍卖，以建设一间医院，但马达加斯加人均GDP不足300美元，即使在非洲也属落后，拉瓦卢马纳纳总统的执政虽颇富争议，毕竟一度为这个岛国带来6-8%的年增长，如果拉乔利纳不能迅速带领国家走出因动乱造成的经济混乱，前途恐不容乐观。

　　由于对政局不稳感到担忧，自2007年起纷纷涌入的外资又纷纷出逃，拉乔利纳即将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毛里求斯快报》称，他已向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求援，但素来对非洲国家出手慷慨的卡扎菲，是否会为一个相隔遥远、且70%人口为基督教、穆斯林仅占人口数8%的东南非洲岛国大撒金元，实在是个未知数，而一旦经济搞不好，建立在反拉瓦卢马纳纳基础上的政治同盟便岌岌可危，原本有利于拉乔利纳的民意也可能转向，毕竟在非洲，没有不可能的事。

　　1966年戴高乐总统宣布法国退出北约指挥机构，曾被认为是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和冷战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被认为是法国独立自主外交、力图打破东西方对峙格局的象征。这种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不仅为戴高乐本人赢得崇高荣誉，也为法国带来了广泛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运作空间，在整个冷战期间，法国游刃于东西方之间，并和美中苏等大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一度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耀眼的明星。

　　冷战的结束令法国这种独立自主外交受到极大考验：纵横捭阖的前提是两强或多强对峙，而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9.11″后更奉行”非我即敌”的简单二元逻辑，尽管密特朗、希拉克两届总统均小心翼翼地延续戴高乐传统，但一方面对美国和北约在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冷嘲热讽、百般批评，一方面又参与了历次美国和北约主导的军事行动，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显然难以赢得广泛的认同。

　　密特朗和希拉克在冷战后延续戴高乐政策的基石是法德关系，即以欧陆轴心替代大西洋轴心，而以法-德携手来凝聚欧洲，对抗美国的影响力。然而萨科奇上台以来，法德关系不断疏远，欧陆轴心名存实亡，靠拢北约，和英国一争”副盟主”之席，便成为萨科奇无奈的选择。

　　虽然一向被称为”亲美”，但实际上雄心勃勃的萨科奇并非甘居人下，就在半年前，他还踌躇满志地企图趁火打劫，逼迫美国让出全球金融和经济主导权。但半年过去，美国虽焦头烂额但尚能支绌，与此相反，由于国内经济恶化，加上其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遭到广泛抵触，本土及海外省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民意支持率长期在冰点徘徊，在国际舞台上尽管奔走鼓呼，十分活跃，却收效甚微，法德、法非、法俄关系不见起色，与中国的关系更几度恶化。在萨科奇看来，解决这些内外痼疾既非一日之功，也非自己所长，立竿见影的办法只有一个：继续制造意外。

　　重新加入北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的精心选择。据法国舆论研究所最新民调，58%的法国人支持重返北约指挥机构，反对者仅37%，萨科奇据此显然认为，此举可令其民意指数回弹，为自己赢得喘息之机。不仅如此，美国及其盟国也希望特立独行的法国重新被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范畴，既多一份助力，也少一份牵绊，何乐而不为。

　　事实上此举仅具象征意义。当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的关键，是确保其核力量的独立性，而这一点是萨科奇绝不敢、也明确表示不会退让的，至于其它”一体化”的问题，当年戴高乐就并未坚决反对，自退出迄今40多年，法国事实上也仍积极参与北约一系列军事行动，严格地说，它一直就是北约的一员。如今法国重返一体化，美国依旧无法干预法国核武库，相应地，法国也无法如萨科奇所言，对北约维和行动”行使指挥权和主导权”，因为那显然是美国的独家专利。

　　显然萨科奇要的就是这个象征意义，既无损大局，又可讨好民意。然而民意似火，民意也似水，此次民调之所以有如此数据，和不久前英法战略核潜艇相撞、人们痛感盟国间协调不足之弊密不可分，也和美国经济低迷、政府刚刚更迭，尚无暇发动新的战争有关，一旦美国和北约再开战端，法国军队便将面临”为他人流血牺牲”的残酷现实，届时民意如何演变，实非萨科奇所能逆睹。

　　不仅如此，萨科奇的政党—-法兰西人民运动联盟，正是戴高乐政党的嫡传，也是戴高乐主义衣钵的正宗传续，如今新掌门”离经叛道”，转而抛弃该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会遭到左翼政党的冷嘲热讽、无情抨击，甚至已在党内引发思想混乱。

　　正如前面所言，法国重入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本身仅具象征意义，人们更应关心的，是这一象征对萨科奇的政治前途、对法国未来政治格局，究竟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3月4日，海牙国际刑事法庭（CPI）法官奥坎波（Luis Moreno Ocampo）正式签发了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逮捕令，理由则是“涉嫌参与达尔富尔地区暴行”，这是国际史上首次对一位在职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

　　早在去年7月14日，同样是这位阿根廷籍法官发出了对巴希尔的指控和逮捕要求，后来在联合国及其它国家、国际组织的要求下被推迟执行，许多人曾一度认为，这项指控最终会不了了之，正如塞内加尔政论家吉巴.迭吉奥所言，此举足以证明奥坎波抵抗压力、坚持自己主张的勇气。

　　然而国际刑事法庭本身并无军力、警力，自身无力逮捕巴希尔，甚至这个成立于2003年的法庭，至今只有109个国家加入，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竟都不是该法庭的成员国，奥坎波签发了逮捕令，但究竟是打算让以维和为目的进入该国的少量蓝盔兵、或本身强烈反对这项裁决的非盟维和部队，甚或让达尔富尔反政府的“正义与公平运动”和“苏丹解放军”来做？他似乎不屑作答。曾有个寓言说，一群老鼠苦于猫的凶猛，决议给猫戴上铃铛，以便老师们听声躲避，但由于始终找不到肯去给猫戴上铃铛的勇敢者，这项建议最终不了了之。在盛赞奥坎波和海牙国际刑庭勇气之前，人们似乎应追问他一句—-他打算让谁来为猫戴上铃铛。

　　逮捕令受到不少欧美国家的支持，但非盟、阿拉伯联盟和不结盟运动却近乎一边倒地表示反对。正如科特迪瓦政论家弗兰克.扎格巴尤在该国《阿比让博爱晨报》撰文所指出的，海牙刑庭的公正性在非洲受到广泛质疑，这个法庭成立以来所起诉的106人中，16人来自非洲，目前在该庭受审的18人，来自非洲的竟有12个，扎格巴尤讽刺道，难道只有非洲才存在人权问题？或者，海牙刑庭只敢追究这些弱小非洲国家的问题？塞内加尔《瓦尔.法吉里报》的一篇评论说得更直接：海牙刑庭实质上就是强国审判弱国、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机构。

　　从法理上，奥坎波的逮捕令的确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首先是证据不足，其全部指控的依据，是达尔富尔三个当地部族（Fours、Masalits e和Zaghawas），而这3个部族全部来自冲突的同一方；其次，如果说身为总统的巴希尔，对达尔富尔人道灾难的确负有责任的话，来自敌对双方的民兵首脑责任更大，亲政府的阿拉伯民兵有责任，反政府的18个当地组织同样脱不了干系，其中“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曾多次袭击联合国人员、破坏和平协议，干扰维和进程，甚至发动针对无辜外国人的袭击，抛开这些，单纯追究巴希尔一人的责任，的确很难让人信服。逮捕令签发后，“正义与公平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谢里夫.侯赛因和“苏丹解放军”马尤布.侯赛因高调响应，弹冠相庆，这反倒削弱了海牙刑庭逮捕令的说服力。

　　早在起诉时国际社会就普遍担心，逮捕巴希尔会令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在苏丹处境尴尬，令达尔富尔和平进程遭到重创。逮捕令签发后，至少6个国际救援机构在当地的执照被苏丹政府吊销，而在此之前已有10个国际组织遭到同样命运，尽管潘基文呼吁巴希尔收回成命，但在逮捕令的面前，这种呼吁无疑是苍白的。如果说，签发逮捕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达尔富尔难民，推动苏丹和平进程，那么至少从目前来看，实际起到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巴希尔难以归案，而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同样遭受意外挫折。

　　巴黎时间2月19日，萨科奇忙碌地会见了法国各海外省民意代表，随后又通过法国电视5台和电台向海外省民众发表讲话，同一天，总理菲永的日程表里，也写满了“海外省”的字眼。

　　所谓”海外省”，狭义的概念包括法属圭亚那、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留尼汪四个”海外大区”，其中留尼汪岛是非洲印度洋小岛，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是加勒比海小岛，法属圭亚那则在南美洲；而广义的概念则还包括法属波利尼西亚等6个”海外行政区域”，法属新喀里多尼亚这个”海外特别行政区域”，和3个性质未定的小岛。事实上，它们是昔日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遗产，是殖民时代的活化石和最后的余晖。

　　和英国”日不落帝国”解体后采用的英联邦这种”精神共主”体制不同，法国在后殖民时代仍竭尽全力保留了上述面积狭小、却遍布全球各大洋的殖民地孑遗，并在大半个世纪里不惜工本，竭力维持着这份大国的奢侈和昔日的体面。在绝大多数法属殖民地走上独立道路之后，这些”海外省”却一直留在法国体制内，它们中不少甚至经历过独立公投，但大多数居民却选择了维持现状。这并非因为他们更迷恋法兰西文明，或对法国人心存感激，而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剩下的这些最后殖民遗产大多幅员狭小、经济结构不完善，一旦脱离法兰西体系，自存将变得十分艰难。正因如此，尽管海外省居民向来被当作二等公民，但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

　　不过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巨变：1个月前，瓜德罗普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这一风潮很快蔓延到马提尼克、甚至远在非洲的留尼汪岛，旷日持久的民众与政府对立导致学校听课，超市、加油站关门，公共服务停摆，给当地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前面提到，这些殖民地甘愿忍气吞声的动机是忍气求生，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让一切都变得不同：经济基础脆弱、又饱受歧视的海外省受冲击更大，导致物价（尤其汽油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比法国本土更高，而工资标准却低得多，难以继续照旧生活下去的当地人不得不为了生计起来对法国说”不”，就像他们同样为了生计，当初说”是”一样。

　　对于海外省的怒吼，萨科奇政府采取了敷衍政策：总理菲永在没完没了地对话中反复拒绝海外省”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200欧元”的要求，只是以给雇主减税、换取雇主”自愿”加薪的无约束建议搪塞；总统萨科奇倒是不断在海外省的电视屏幕上亮相，提出的药方却是建立一个部级的联合委员会，对振兴海外省经济”从长计议”，并批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饮鸩止渴”。

　　海外省的二等公民们显然对这番政客的推脱感到不耐、甚至愤怒：长期以来，他们牺牲独立与自由，委身在残破的殖民屋顶下，为的就是图个生活有着，衣食无忧，如今得到这样的回答，当然会让他们极不满意。而萨科奇等也是有苦说不出，在他们看来，如果答应了海外省的条件，本土民众如法炮制，后果无疑更不堪设想。

　　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2月14日，各海外领地纷纷爆发示威抗议，其中仅有45万居民的瓜德罗普，竟有6万人卷入游行；2月18日，一名示威者在街头被子弹打死，导致街头暴力和警民对抗升级。正是迫于恶化的形势，萨科奇才不得不于次日出面安抚，而菲永也终于松口，表示可以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上让步。

　　也许法国海外省的群众运动，将随着萨科奇政府的无奈让步而暂告段落，但这一事件的影响恐怕远不止于经济层面。正如许多法国分析家所指出的，经济衰退和物价问题只是个导火索，长期以来海外省居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和这些最后的殖民地在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才是问题的根源。由于前面提及的因素，这一隐患一直潜藏，被外界、甚至许多法国人所忽视、遗忘，而如今积怨和时势火花对撞，不仅灿烂一时，甚至有可能令法国海外领地—-殖民地历史的最后一页焚烧起来。

　　此次瓜德罗普等地群众参与之普遍，已让这座最后殖民旧屋的地基，看到松动的萌芽，瓜德罗普示威领导人埃利.多莫达声称”奴隶主后代拒绝了奴隶后代的生存要求”，引起最广泛的共鸣的事实，更不应被世人漠视。1个月的斗争，最终迫使傲慢的萨科奇松口让步，低下法兰西人高贵的头颅，这更可能产生一种示范效应：既然”民众之手”可以成功向法国人索取，那么下次也许可以要求得更多—-比如独立和自由。

　　经济衰退和来自欧美的订单锐减，给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沿海加工业构成巨大生存压力，许多企业面临开工不足、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另辟蹊径以图存，成为不少企业急切盼望的解困之道。在这一背景下，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中国企业应大力拓展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通过在非洲贸易、办厂，从而达到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目的，或者通俗地说，到非洲去抄底。

　　非洲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发展对非贸易投资具有相当潜力，这些自不待言。但坦率地说，从现状看，非洲并非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洞天福地。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2008和2009年GDP增长率将分别为6.1%和6.3%（低于原来预期的6.8%）；非洲开发银行则估计非洲2008年度GDP增长率为“不超过5%”，要高于世界平均值，但由于底子太薄，非发行首席经济学家M.Louis Kasekende曾指出：非洲须持续保持在7-8% 的增幅，才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OMD），即绝对贫困人口至2015年减少一半。

　　非洲进入21世纪以来步入持续快速发展轨道，主要动力来自于初级产品市场国际价格的飙升，如石油价格从30美元左右/桶飙升到147美元，钴、铜、铝等的价格也升了几倍，甚至连煤炭也涨了60%以上。由于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能源、原材料需求大减，价格骤跌，如油价从147美元跌回50多美元/桶，其它矿产的价格也大幅回落，这令原本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些国家骤然减速，拖累了非洲经济的总体发展。尽管中国经济对原料市场的需求潜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际资源市场，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材料需求不旺、价格低迷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下，希望贫瘠的非洲市场，消化中国如此庞大工业机器的过剩产能，无疑是很不现实的。

　　2007年中国对非洲出口373亿美元，同比增长40%；2008年前3个季度，中国向非洲出口376.35亿美元，同比增长41%，总量虽然稳定高速增长，但许多产品的利润率却逐年大幅度下降。据业内人士介绍，这和国内新增产能过大、市场供过于求，以及国内厂商无序涌入非洲，用低价倾销和打破非洲传统销售层级网络追逐市场份额，有相当大的关系。这种竭泽而渔的方法非但让中国企业庞大产能的效益趋小、趋薄，且恶化了市场环境，损害了中国产品与企业的声誉，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按照国内某些专家的高见，在非洲经济恶化、失业率增加的今天，进一步加大这种产品涌入的力度，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那么，如专家所言，把工厂直接搬到非洲，是不是效果会好得多？不见得。非洲劳动力固然便宜，但素质较差，组织性不强，且由于风俗习惯和思维逻辑的不同，对于国内司空见惯的一些管理手段，如封闭管理、加班加点等都较为抵触，奖金刺激、计件承包等督促方法也收效甚微、甚或适得其反。由于承袭西方宗主国的法律体系，非洲各国在劳动法方面对劳动者权益保护较多，水土不服的中国工厂会遇到很多意外困难。

　　非洲各国基础设施差，水、电、原料等断档司空见惯；许多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或腐败横行、或效率低下，这些都增大了经营成本。由于非洲产业社会化水平低，空有丰富资源，加工企业往往不得不自己给自己配套，搞”大而全”、”小而全”，这当然也会令成本激增。

　　由于上述原因，不少中国在当地的加工工厂投资项目开展并不顺利。如上海某大型国企在马里合资的棉纺厂、西北某大型企业在多哥合资的衬衫厂，所生产的全面蜡染布、全棉衬衣等，均是当地销量旺盛的热门产品。但因为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两厂在当地生产的产品，其市场价格竟比从中国国内直接进口还贵得多。如今多哥的衬衫厂已倒闭多年，马里的棉纺厂则依靠官方扶持勉强维持。纺织品这类低附加值产品如此，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如家电业）可想而知。

　　此外，非洲政局长期不稳，动乱、暴力频仍，而中国企业、乃至有关主管部门对这些方面信息搜集能力匮乏、风险抵抗能力低下，即使从事基建和资源开发的大型国企，近几年也多次发生在传统热点地区”接盘”，导致经济和人员损失的事例。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尼日利亚三角洲的极端事例不用说，去年上半年被着力渲染的、适宜进行石油勘探作业、“政局非常稳定”的马达加斯加，如今不但出现血腥街头暴力，甚至形成两个总统对峙的乱局。对于抗风险能力更差的加工业投资项目而言，这些不算偶发的“偶发”事件，所构成的威胁自然更大。

　　一些专家称，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对非投资服务，可成为加工企业赴非“抄底”的助力。这固然不错，但这种助力是非常有限的。即以官方背景、堪称中国手笔最大的对非投资服务项目—-中非合作基金而言，其基金盘子初期10亿美元，最终目标也仅50亿美元，而许多大型合作项目的规模几乎跟这一基金仿佛，如去年10月31日被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中止的、尼政府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CCECC）所签署的铁路改造合同，价值就高达83亿美元，并获得10亿美元中国政府专项贷款。很显然，区区50亿美元的盘口，兼顾非洲50多国的投资担保、服务，是肯定力不从心的。被称为“最成功对非金融项目”的非洲法郎，背后的依托是整个法国国库的“无条件”担保，而这一“无条件”的条件，则是参与的非洲各国外汇收入的65%必须存入法国国库，与之相比，中国方面所能提供的担保实在太过单薄。至于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商业化非洲投资服务企业，其中固有真诚为国内企业服务的，但以非洲作诱饵和幌子招摇撞骗、混淆视听者也颇不少。由于国内对非洲资讯掌握困难，信息来源匮乏，造成不少实际上很拙劣的虚假“非洲发财神话”，在国内流传广泛。

　　非洲是个高效益、高风险的地区，其所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其它地区不是更小、而是更大，扁平的市场无力消化中国巨大的产能，复杂的投资和社会环境更给在当地经营、投资增加不少障碍，积极、稳健地开拓非洲市场和非洲投资是可取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轻率地将非洲视作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福地，是不负责任、甚至幼稚的想法。

　　津巴布韦元似乎还活着，但它实际上已经死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高居世界第一的通胀率：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为2.31亿%，而非正式的估计已超过10亿%，而在2008年8月，这个数据”仅”为220000%，2007年66212.3%，2006年1281.11%，2005年585.84%，2004年132.75%，2000年才55%。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已经三次”瘦身”：今年2月2日，央行刚刚在其发行的巨额钞票上砍去12个零；去年7月30日，抹去15个；前年4月，抹去3个。换了任何一个国家央行行长，创造出如此奇迹哪怕一次，也早该扫地出门，可津巴布韦央行行长戈诺（Gideon Gono）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毫发无损地继续看着、变着这蚂蚁变大象、大象变蚂蚁，循环往复不已的货币面值戏法，道理很简单，祸不是他惹的，责任显然也没法让他来负。

　　这更不仅仅是因为刚才提到的货币面值戏法。当2007年7月31日，20万元面值钞票横空出世时，人们称之为”巨钞”；一年后的2008年7月20日，1000亿元钞票已经赫然出现；当第二次”清零运动”令市面上再次出现1元、10元等”正常钞票”后人们以为巨钞时代已经过去，可5个月后的12月19日，10亿、50亿、100亿的新钞又已成为常规通货。最新的货币瘦身，让1元、5元的钞票重现江湖，但谁也不能保证，在疯狂且看不到尽头的通涨下，它们不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变成令人恐怖的大钞。如果仅仅是这些，我们可以说津巴布韦元病了、疯了、残废了，但它至少还是法定货币，还是津巴布韦境内唯一合法流通的通货。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麻木或诅咒，他们只能领到成捆的津元作为薪水，再付出同样成捆的津元去买食物，支付各项杂费，士农工商，军民人等，概莫能外，尽管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人们不得不一溜小跑地赶紧把领到的钱，换作各种可以吃、可以用的东西。

　　1月29日，便是”老病号”津巴布韦元的死期。

　　就在这一天，津巴布韦政府宣布取消外汇管制，允许国民用英镑、美元、欧元、南非兰特和博茨瓦纳普拉结算、付款，军警、政府机关、医疗和教育机构等所支付的薪酬，已部分或全部采用美元支付，由政府发放、市面广泛流通的基本物资换领券，甚至公交车的车票，也都该用美元或南非兰特作为计价单位。

　　货币的基本属性，是在发行政府管辖范围内，充当唯一合法的交易媒介。当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居然在本国丧失了通货的基本功能，成为被外币排斥和边缘化的弃物，那么它就已经死了—-也许还戴着人工呼吸器，也许从法理上它还活着，但它已无疑义地处于”脑死亡”状态。

　　最初是军队，继而是教师、医生和公务员，越来越多的阶层开始不堪忍受薪水不断缩水的苦恼，不堪忍受每日与通涨和飞涨物价赛跑的辛劳，他们采用各种手段，迫使政府最终开始接受现实，让独立时被逐出的外币重返津巴布韦。尽管津元”脑死亡”后4天，津巴布韦央行仍进行了最新的一次”清零运动”，但那与其说是急救，毋宁说是给遗体作安葬前最后的整容。

　　逝去吧，津巴布韦元，你的逝去无人怜惜。当你用你的善变，一次又一次谋杀了成千上万津巴布韦人美好生活的时候，你的”脑死亡”就已是天道之必然。

　　自去年底爆发的马达加斯加社会动荡终于超过了最危险的临界点：1月31日，年轻气盛的反对派领袖、首都塔那那利佛市长拉乔利纳（AndryRajoelina）宣布”接管政权”，自封总统并任命总理、内阁，号召群众支持他进入总统府；2月3日，总统拉瓦卢马纳纳（MarcRavolamanana）宣布将拉乔利纳撤职；2月7日，拉乔利纳在市中心广场”宣誓就职”总统，并鼓动支持者冲过军警”红线”冲击总统府，总统卫队开枪射击，造成严重伤亡。据法国《快报》称，已发现至少45具尸体，当地电台也称有40多人死亡，300人左右受伤。

　　事件的导火索是拉乔利纳通过自己的私营电台、电视台播放前总统拉齐拉卡（Didier Ratsiraka）的谈话，总统以此为口实封闭了拉乔利纳的电台、电视台，而后者又以总统”独裁”和”腐败、搞裙带作风”为由，发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政府示威、集会，最终导致一国二公、流血百步的惨剧。

　　拉乔利纳打的是要民主、反独裁的旗号。马达加斯加经济形势堪虞，新年以来通涨惊人，物价飙升，而失业率却因缺乏拳头产业和人口增长率过高而一直居高不下，曾在上台时许诺改善马达加斯加经济，重建年久失修的公共基础设施，实行土改的拉瓦卢马纳纳面对这一切不仅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他所拥有的蒂科公司（TIKO.GROUP），以及他女儿所拥有的MBS传媒集团，均成为这些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扶植的大型项目的既得利益者。就在民怨积
郁、反对派摩拳擦掌之际，总统却耗费6000万美元购置专机，这被认为是”向人民示威”，而引发更强烈的不满。然而曾几何时，如今被指责为独裁、专制、贪婪的拉瓦卢马纳纳，却是作为民主、草根、清新的政治人物闪耀登场的，虽然有争议，但他两次均以选票、而非暴力赢得总统选举，而被他取代的前总统、也即”拉乔利纳电台事件”的主角拉齐拉卡，却是个在马达加斯加维持16年独裁统治、并因此流亡法国、至今被缺席宣判的”民主公敌”。

　　于是人们奇怪地看到，不论是总统、还是拉乔利纳的支持者，都竭力把自己塑造成民主典范，而把对方塑造成反民主的恶魔。手握公权力的总统以民选为口实，却倚仗公权力对反对派步步紧逼，直至府前喋血；而高唱民主进行曲的拉乔利纳，不仅一度将独裁者拉齐拉卡奉为挡箭牌，更直接采用非民主方式自封元首，怂恿亢奋的支持者以血肉之躯，为自己的权力之路开道。

　　在非洲，民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拉瓦卢马纳纳和拉乔利纳的对峙，既是对最高权力的争斗，又包含更复杂的层面。首先是经济争斗。拉乔利纳是传媒大亨，和总统女儿的MBS传媒集团是竞争对手，”电台事件”既是政治打压，同时又有商业竞争的考量；不仅如此，拉乔利纳那些分布在首都以外的政治盟友许多都是大地主，和极力推行土改、本人是号称”天生农民”的种地发烧友拉瓦卢马纳纳间形成尖锐冲突。

　　其次是不同社会群体、阶层间的对立。拉瓦卢马纳纳总统是马达加斯加第一位并非脱胎于法国殖民地精英教育的草根总统，其上任后推行的政策也带有一定”去法兰西”色彩，这让那些亲法政治精英很难接受，而他推行的重划省区、加强中央集权和土改等政策更直接危害这些人的利益，因此在这次冲突中便产生了奇怪的”民主派用专制手段反对民主派专制”现象。于是对立两派打着民主旗号为所欲为：政府可以封住反对派的口，而反对派则会利用外媒，制造诸如”政府把国家土地长期出租给韩国大宇种粮”之类耸人听闻的谣言，让本已饱受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之苦的马达加斯加民众莫衷一是、情绪失控。外媒对马达加斯加信息的筛选更让局面雪上加霜：流血事件后首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亲总统的媒体和评论家认为，这是民众认清真相、摒弃反对派的表现，而亲反对派的人士则坚信，这意味着风暴前最后的平静。当然，他们都没忘记宣称自己的”胜利”是”民主的伟大胜利”。

　　当民主在一片特殊政治土壤中、被对立的两派根据自己需要任意揉搓时，民主之恋就只能成为一种畸恋。流血事件后对立双方暂时归于沉寂，而被惊醒的国际组织只能无可奈何地呼吁对话，非盟的调解被悲观地预言为”无用功”，因为国际社会事实上毫无办法，甚至连常祭起的制裁大棒都难以举起—-民主派恶斗民主派，奈何？

　　解铃还须系铃人，马达加斯加的问题恐怕还得自己解决：也许选票不能包治百病，但这个万金油似的药方，总比到目前为止对立双方的一系列激进作为，要更有利（至少更无害）于马达加斯加社会。经济危机还在持续，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留给两个对立”民主派”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
 

　　据称，这支编队完全编组后，将保持在任务海域60艘舰船的规模，并在半径780公里的海域内进行巡逻，编队舰船由美、法、英、巴基斯坦、加拿大、丹麦等20多国组成，指挥为美国海军少将麦克奈特（Terence E. McKnight）。

　　由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和索马里海盗在今年10、11两个月的疯狂行事，各国海军纷纷派遣舰艇前往索马里海域，执行巡逻、护航等任务，从目前情况看，效果是显著的，去年12月全月，索马里海盗仅劫持成功两艘船，而11月的前半个月他们就劫持成功14艘。

　　此时此刻“151联合部队”的诞生，便显得颇为耐人寻味。

　　就在去年11月，海盗活动最猖獗、反海盗国际联合行动呼声最高之际，美国第五舰队发言人却公开泼冷水，称需要保护的海域面积达600万平方公里，面积为印度的两倍，因此“无论有多少战舰都会显得不够用”，而时隔仅两个月不到，这个“无论多少都不够”的舰艇需要量变成了60艘，而美国军方的态度，也由消极变为积极。

　　恰是因为各海上国家的纷纷介入，让美国感到了危机，也感到了机遇。

　　第五舰队是非洲东海岸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也是美国在非洲-中东间几个战略咽喉地带最重要的军事存在，但对海盗猖獗的束手无策令其威慑力收到质疑，而各国海军的介入，在分担美国海军任务压力的同时，也不免让后者有被“抢镜”之憾。

　　但海上阅历丰富的美国海军同样嗅到了危机中难得的机遇：索马里海域辽阔，各国所派遣舰只多者3、5艘，少的仅1、2艘，单凭一己之力，很难切实覆盖，联合行动、统一指挥成为军事上的需要；各国海军远涉重洋而来，情报、补给都是大问题，协调安排、统一解决，对很多国家都是更实惠的方案。

　　通过这一契机，美国既可以借力打力，用各国海军的资源办自己的事，又可轻轻巧巧地重新夺回索马里海域反海盗的“主话语权”。任何一国舰艇来到这里之前，都必须首先作一个艰难的选择：或加入“151联合部队”，成为美国“主角”的配角甚至龙套，或坚持单干，而让自己单薄的远洋舰艇编队，成为那片“面积为印度两倍”海域的边缘性、象征性存在。

　　事实上美国并非首次有这样的打算，在索马里海域，以北约混合编队为名目的、美国领导下的多国海上力量，曾长期有组织地为粮食计划署船只护航，但由于国际间和当事国对北约在这一咽喉地带的军事存在疑虑较多，最终这一编队只能扮演极其有限的角色，近乎无疾而终。从某种意义上，海盗的猖獗给了这一计划起死回生的契机，而“多国编队”较比北约编队，既扩充了参与面，又减少了可能的敏感性和抵触情绪。

　　然而这一计划并非没有问题：欧盟于去年6月决议组建联合编队，1月同样是该编队的成型期，不少国家同时被划在这两个“联合”的圈子里，究竟会“1+1=2”，还是“1-1=0”，实在很难说清楚；组建联合编队并自担领袖，固可把海域话语权牢牢抓住，却也可能因此背上一些棘手的责任包袱，如台湾当局刚刚宣称“考虑派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一旦果真成型并要求加入“151联合部队”，将令美国进退两难。

　　对此美国显然也有所考虑，“151联合部队”的指挥官麦克奈特少将是美国海军总部联合部队副司令、驻地为首都华盛顿的第85海军军区司令，是著名的行政派将领和国际关系、军控专家而非战将，美方派出这样一个人物指挥“151联合部队”，而非就近选择第五舰队将领，个中显然大有深意。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于任何一个已经或即将在索马里海域执行任务的海洋国家而言，“151联合部队”的诞生，都是横在其面前一道很难做、又必须做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