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近一个月之后，2008年7月24日，兰迪•波许（Randy Pausch）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简称CMU）个人主页上的病况网志再有了更新，执笔者却不复教授本人——活检显示“癌症在恶化”。没有奇迹。旋至次日清晨，最后的更新，已是讣告。

这是早被预言的诀别，却不是伤逝。除却在芭芭拉•华特斯（Barbara Walters）第二次访谈时流露的少许憔悴，最后11个月的悲哀夜空，兰迪着意缀满了幽默与关爱的繁星。“启悟千百万人”，母校的悼词如此嘉许。

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兰迪的声名从学界漫溢至公众，始于去年9月18日他在CMU所作的“最后之演讲”。最后演讲这一例规的本意，是校方向即将退休的教授致敬。对兰迪而言，却不免更残酷的况味：一个月前，医生正式知照，手术未能遏制恶性肿瘤细胞扩散，晚期胰腺癌将在三到六个月内，夺去他的生命。这场演讲，不仅是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更将是兰迪46载仓促人生的遗言。

400 余听众前，出人意料地，兰迪以理工学者的利落，数句即了结病情的公布。而后的70分钟，他以“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为题，历数往昔那东海岸小男孩的白日梦，包括体验零重力、参加全美橄榄球联盟、为世图百科全书撰稿、成为《星际迷航》里的柯克船长、赢取游乐场的大毛公仔和当上迪士尼的幻想工程师。这是满目希望与机遇的婴儿潮一代的标准梦想，如火花溅落科学、活力、知识、娱乐与想象力各层面。一个个包袱清脆抖出，全不觉大限将至，而人生轨迹这么一划清，自获得首个计算机学位之后的这26年间，他搭建的赫然成一道艺术与科学的虹桥。

兰迪是美国数位艺术界的先驱，在人机交互领域卓有建树。为了排名不分先后的最末一项童年梦想，他刚毕业就向迪斯尼发了求职信，遭冷拒而心不死，直到1990年代初自荐加入“阿拉丁计划”，才一偿夙愿。梦想的迂回与实现，恰恰演示了计算机虚拟实境技术诞生、成熟，并与商业兴趣融和的发展史。人机交互的切入点，不是象牙塔里砌堆的单向概念模型，而要以用户的感受与响应为重，通过反复执行与评估，终让使用者的心智模型与设计者的概念模型彼此契合。换言之，人机交互，有如计算机科学里的人本学派，关注的是人的感受，并旨向感受的圆满。

于是不难理解，“最后之演讲”洋溢的人文关怀，何以温馨并深远至此。

韦伯（Max Weber）曾反复辨析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后者以对相关支出与收益的估价为前提，功利地考虑、利用各种影响因素，无情并系统化地向目标推进；前者则建基于对价值理念的坚信，这种理念须是无条件且内在固有的，例如道德上的责任感、美的渴求以及宗教信仰等。现代社会中，两种理性激烈争持。工具理性常将价值理性视作非理性而不屑一顾，以免“拖慢”技术进阶的步伐；另一方面，无论价值理念有如何改变人心的伟力并可变现，“‘ 柏林今天的猪肉卖几文钱’这种问题，也难导入终极价值的追问”（1911年夏，韦伯致李凯尔特）。 对此两难，韦伯设想的解决之途，惟将价值理性厘定为工具理性的基础。有了应许之地的召唤，摩西将踏过红海。

工具理性至上，是今天理工学者常陷的窠臼。兰迪能跳脱此无间道，显然与原生家庭慷慨提供的宽容与自由，以及成熟技术的自信，有莫大关系。迪斯尼的阿拉丁计划之后，兰迪在CMU一课开了十年，鼓励学生乘想象的翅膀，建立虚拟世界。1998年，他与艺术家马瑞奈里（Don Marinelli）共同创办娱乐技术中心（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enter），探求艺术家与计算机学者——右脑与左脑——的合作之途。CMU以巨资建造连通校园内艺术中心与计算机科学中心的天桥，并命名为“兰迪•波许桥”，这固然是大学对兰迪的衷心致敬与最美丽的纪念，宽而言之，更可视作现代学术的里程碑，象征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桥接——韦伯当年梦想过的和解。

另一基于左右脑功能差异的成见，指女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天生较弱，因而不适合计算机科学研究。兰迪主导的“爱丽丝计划”（The Alice Project），将编程借叙事手段可视化，着意引导学童尤其是女学童踏入计算机技术的奇境，是寓教于乐（edutaiment）的典范尝试。

“最后之演讲”通过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 迅速传播全球，唤醒无数人的童年梦想。兰迪始终未向公众彼露他临终的信仰皈依，而仅他遗赠这束丰美的玫瑰——白的是工具理性，红的是价值理性，世人手有余香。

　　2007年9月24日，仰光、曼德勒及其他主要城市的和平示威录得愈 10万的参加人数。26日，军政府开枪镇压，血腥场面迅速通过互联网发散全球。第一道传往互联网的有关消息，已很难考证。身在伦敦的 28岁缅甸留学生 Ko Htike连日在他的网志《Ko Htike的散文集》（Ko Htike’s Prosaic Collection）双语报道事件的进展， 9月 25日镇压军队入城后，他贴出的受伤僧侣照片，应属于最早面世的现场图片。

　　网志（blog）成为最受关注的传播途径。Moezack，另一位身在缅甸的网志作者，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几分钟后，即发表了目击报道，让多家外电引述。26日，他突然消失，其网志《今日缅甸》（Today Burma）上的图片与文字被尽数清空。Moezack的下落牵动人心，有传言说他已遭军政府通缉，危在旦夕；亦有传言说他仅仅换了笔名与网志空间，仍在继续报道。

　　网志之外，维基百科（wikipedia）以辞条方式同步报道突发新闻，而事件在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的传播之深之广，甚至架空了通讯社与大众媒体的传统方式，成为很多人了解并参与此事的主要途径——截至 28日，社交网络facebook上计有 178个以缅甸为题的群组，最大的“缅甸”组（Myanmar）有 670名成员。社交网络 myspace上，一封广为传送的公开信指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200，远远超过了官方声称的 9人。虚拟世界第二人生（Second Life）早就树起了哀悼死难者的纪念碑，至少有 4个组织以此为题，其中，自由缅甸组织（Freedom Burma）的成员 Pol McLaglen为虚拟公民（avatar）免费发放藏红色 T恤，以示对缅甸僧侣的支持。极富网络语言特色的句子，“佛+（昂山）素姬+学生+人民－军队＝素姬领导下的民主”（”Buddha+ Suu Kyi+ Students+ People- Army= Democracy under Suu Kyi”）在仰光的即时通讯工具 Gtalk用户间传递。更多的公开支援信，正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在图片共享平台 flickr和 picasa，均有人建立了公共账号，供目击者上传现场图片。Youtube上几段角度不同的视频，清晰记录了日本摄影记者长井健司（Kenji Nagai）遭蓄意枪杀的过程，揭穿军政府“流弹误伤”的谎言。隐姓匿名的公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m）如此强力地介入一事件的报道，成为新闻史上的典范。

　　丰沛的一手资料，引起军政府的不安。信息封锁必然是第一步棋。28日上午， 两大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MPT和 Myanmar Teleport切断了仰光和曼德勒的网路。网吧被迫关闭。军方搜查了仰光城内两大写字楼的电脑——樱花塔楼（Sakura Tower）和商人楼（Traders），因为从角度来说，多幅现场照片显然摄自这两栋高层建筑。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包括短信）都已瘫痪。29日，部分互联网接口恢复，但使用代理服务器（proxy）与国外沟通仍然很困难。即便如此，仍然有人通过电子邮件尽力更新网志，报告现场。

　　即使在缅甸这样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民众用廉宜轻巧的数码相机、家用摄录机、手提电话和电脑记录事件，信息借互联网即时扩散。尤其，分散的受众本身也主动参与传播与剪辑，使议程迅速扩大和升温，转存为文明世界的集体记忆。通讯技术与使用方式的进步和普及，让这场血腥镇压不再仅涉地缘。独裁者的暴行和僧侣的镇静克制这一鲜明对比，通过像素呈现，更直观地抵达了人们的神经末梢。公民记者取代传媒机构主导了整场议程的设置，间接目睹现场的证人巨量而分散。

　　于是，与互联网普及前的示威惨案比较，这一次，缅甸军政府更难洗脱手上的血污。

　　2007年8月8日下午，马力在出生地广州病逝，享年仅五十五。其时，身兼立法会议员、民建联主席和《香港商报》副社长三职。

　　人死为大，且不说曾荫权“有远见、有承担”的溢美，连老对手、民主党主席何俊仁都出面称颂其容人之雅量。不过，坊间舆论——包括网志（weblog）和电台的个人意见节目——仍多有怨诽；马力的“非屠城论”，很多香港人耿耿于怀至今。

　　“非屠城论”发表在今年 5月中旬的传媒茶叙上。马力忽然表示，香港的中学教师不应以“屠城”来描述六四事件，并质疑事件的死伤情况，建议香港当局为事件定调，以免教师在学生面前“各自表述”。此论旋登上香港中、右各大报章头条，激起公愤。次日，马力承认言论“轻率及轻佻”，愿意收回用字，但拒绝收回观点或道歉。围绕于此的争议，让六四事件重新回到香港的公共议程。两周后的维园烛光晚会，据警方估算有 27000人参加，为近 3年之最。作为亲北京政党，民建联近年一向致力争取中间立场民众的支持，马力此番一言既出，为民建联乃至当局的言论尺度探出了底线。

　　在“非屠城论”前，马力最大的政治本钱，本在于其温和的左派形象。2003年七一前后，泛民主派的主张甚得民众支持， 11月的区议会选举，民建联落败，形象太左的主席曾钰成辞职，由多年来担任秘书长的马力接替。次年立法会选举期间，马力向公众透露他的结肠癌病情，这迅速助他与民建联赢得人心。最终民建联取得 12个议席，成为立法会第一大党。

　　为民建联，自 1992年创党开始，马力的确鞠躬尽瘁。他的政治立场从未含糊：10岁随家人迁居香港后，就读于老牌左派学校培侨中学，1974年进入中文大学修中文与历史。198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马力在《明报》以“辛维思”作笔名发表政论，这系列文章一度被公众疑为新华社的特稿，直接传达北京的意图。1990年代初，他任亲北京报纸《香港商报》总编辑及副社长，《香港商报》开始在内地设置办事处。此后，马力正式步入政界，2005年获颁金紫荆勋章。

　　用老搭档、民建联前副主席程介南的话来说，马力并不适合从政。有清白的政治身家，有传媒圈内的善舞长袖，然而马力毕竟是书生。“非屠城论”后，民建联副主席刘江华当即表示对马力言论所致的不必要争议和损害，民建联愿意道歉，强调个人意见与党派立场的分界——那才是政治智慧。

　　当日《苹果日报》以黑底白字头版大标题，针砭“马力冷血”。不妨说，热血的，才是这固执的书生，一手擎左翼的理想，一手擎铁铸的党性。文人马力曾编注《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精读》，这本橙皮书滋养着 1980、1990年代香港年轻学生的文心。

　　他也熟读《红楼》，1980年代曾与梅节合著《红学耦耕集》，是少有的香港本土红学家。在近 20年的香港政治大观园，他有如半生勤勉打点公务的王熙凤，言多必失，享“爱国爱港”之哀荣，却为途人不齿。

　　马力遗下的立法会议席尚待补选。建制派、泛民，乃至社民联、独立候选人如叶刘淑仪的决定与结果，将直接影响各方明年立法会选举的部署。

　　回归十年的庆典与香港未来政制的争拗你方唱罢我登场，7月 15日，曾灶财悄然在联合医院辞世，终年八十有六。一周多后，讣闻方从互联网铺展至各报章头条——“九龙皇帝驾崩”，秀茂坪的墨宝成绝笔。香港人的“集体回忆”词汇表上，又封存起新的卷宗。

　　曾灶财，真名曾财，1921年生于广东肇庆莲塘村，16岁定居香港，在建筑工地和垃圾站卖苦力维生，落下脚患，靠综合援助金度日。九龙皇帝之传奇，据他自称，上溯至曾氏族谱所载的史前史：当年回乡省亲，他从族谱上发现，曾氏始祖乃周朝宰相，是他今日所居之秀茂坪的大山主；二世祖乃周朝附马，获赐港九作食邑。他，第 35代子孙曾灶财，是以对香港拥有主权，人称“九龙皇帝”。

　　从此，曾灶财在天桥墩、电灯柱、邮箱、公共墙壁和议员公告板上肆意挥毫，向港英政府“宣示主权”，历经 51年而笔耕不辍。他的墨宝初以秀茂坪为中心，渐扩散到巴士可达的尖沙咀，再后来又随着地铁的通车，进入中环天星码头的视野，可谓香港公共交通发展的见证。在成长的街区，好几代香港人常能与曾灶财笨拙可爱的大字不期而遇。与陶杰合著《九龙皇帝》（The Art of Treason）的钟燕齐（Joel Chung）回忆，曾灶财挥毫时如入无人之境，围观的市民亦以信手递上墨汁或送份可乐盒饭、帮帮“皇帝”为福为乐。旧时香港温馨如此的公共空间，摄入城市的集体回忆，在情在理。

　　曾灶财的墨宝，按欧西波普文化的观点，或可归为涂鸦（graffiti）。其言辞无文法可言，早年不乏辱骂英女皇“霸占”曾家封地的粗口，意识形态上直可视作反殖先行者，即便如此，曾灶财从未因言辞犯上被检控，仅以“涂污公物”被罚过款，后来再被带回警署，警方也只请他吃个菠萝包便算结案，法治之港，法律亦不外乎人情。更多的时候，曾灶财不厌其烦地书写着家族的历史：很多香港小朋友从他的“御笔”中才初次认识了“灶”字；太太“文福彩皇后”，据他称乃文天祥过零丁洋时遗落的后人；八名子女，或早夭，或留港，或远嫁欧陆，他津津乐写。管他是真是假，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诙谐又认真地唱和，一个香港人的命运在城中展览了半个世纪。2003年被视为这城市唏嘘自叙的《麦兜菠萝油王子》，明明就有这位九龙皇帝的魔幻前奏。

　　从 1980年代初的电视剧《流氓皇帝》、2000年的电影《九龙皇后》到 2002年的舞台剧《东宫西宫》，处处可拾“九龙皇帝”这个符号。黄家驹的名曲《命运是你家》相传亦以曾灶财为原型。1990年代，经影评人刘健威引介，“九龙皇帝”的街头作品方登上大雅之堂。设计师邓达智在时装上运用了曾灶财的字迹，引发争议：作为集体回忆的“九龙皇帝”涂鸦，仍受着版权保护，抑或早已成为这城市的公共财产？2003年，曾灶财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次年，他的一幅作品在苏富比拍卖行卖出 55000港元的价钱，所得一半划归慈善用途。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众传媒上露面。

　　为“九龙皇帝”著书的钟燕齐和陶杰，还有他的街坊与亲人，都认定他神志清醒，绝无神经异常。以一介基层草根微弱之力，半世纪不懈地向港英当局“宣示主权”，而从未陷于牢狱，并安享高寿。回归十年，香港人怀念他们的这位唐吉诃德，眷恋他们的集体回忆，除了不舍旧日子的柔光抚慰，是不是也带着对当下时世的怅惘？那年在“蓝威宝”的电视广告中，曾灶财本色表演，憨直地示范这号清洁剂如何强力去除他的墨迹。而今旺角街头仅存 16幅“御笔”，讣闻传出后，食环署当即表示要继续将之清除干净。行政主导的香港当局清涮旧迹着急着力至此，真要把香港脱胎成自上而下一尘不染的新加坡不成？同样作为集体回忆，在德国柏林，有一段低矮的柏林墙，画满了政治漫画和涂鸦，两德统一十八年后，这段称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仍保养完好，记载并讲述着过去的情节与情结。

　　天星钟楼倒下半年，中环街头摆卖了几十年白兰花的老伯被市政人员驱逐，“九龙皇帝驾崩”未及月半，皇后码头——另一个集体回忆的符号——在绝食抗议的声浪中亦临近拆除。城市景观体现着城市的性格，沉淀着城市的文化，承载着“我城”的归属感。近一年，香港人一再发声卫护集体回忆，民粹政治抬头。个体在历史与意识形态大转折的后坐力中，终于领受到强烈的离心感。

　　6月13日，全球最大的在线图片分享平台 Flickr正式推出多语言版本，以飨其占总数 50%的非英语地区用户。尝鲜的欢呼尚不绝于耳，德国用户的声讨即已燎原——有人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察看自己上传的照片了。莫非莱茵河岸，也树起了防火墙？原来，早在 2007年 3月，Flickr即提供了内容过滤器这一新功能：用户可以为自己上传的图片设定三个等级。在“适合全球一般大众”的安全级之外，另外两级均属于有限传播的指标，其中，“中等”虑及“某些人”可能感到的“冒犯性”，而最严重的“受限制”这一级，定义为“不适合儿童、长辈或同事观看”。同时，用户的自我评级，受 Flickr工作人员的检阅。一旦发现评级不当，工作人员有权限制甚至中止用户的账户。

　　内容过滤器的关闭与否，原由用户自行决定。多语言版本一铺开，以德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四区雅虎账号登录的用户就发现，他们再也无权关掉内容过滤器——据 Flickr解释，这出于遵守当地法律的要求——换言之，这四区的用户被禁止察看一切受限制级别的图片，哪怕这些图片本由自己上传。

　　当天，德国用户即建立起第一个反对 Flickr图片审查的讨论组（“Against Censorship at Flickr”，三日之内，逾万名）用户加入该组。在讨论组和各自的网志上以文字声讨之外，更多的用户按分级制度的解说设计了抗议的图片，例如被遮蔽的双眼、打上马赛克的花蕊等，直斥审查制度之荒谬。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已足以贻笑文明世界。掩民之目，更引起德国人对滥用信息审查的警惕和担忧。一厢，德国用户齐心抗议，传统媒体也来助阵；另一厢，作为 Flickr的母公司，雅虎的态度却仍强硬，声称与欧洲其他国家比较，德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色情信息侵害的法律最为严厉，所以即使初衷不在臭名昭著的审查制度上，Flickr也不得不强制德国用户接受分级制度。

　　那么，雅虎口中德国那何等严厉的法律，实际上是怎么规定的呢？简而言之，根据德国最高法院的裁定，色情内容的特征有两点：没有精神涵义，及只渲染感官刺激。

　　《青少年保护法》（JuSchG）第 15、27条及《刑法典》（Strafgesetzbuch）第 184条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色情内容者，应受刑罚。对于成年人，只有涉及儿童、动物和暴力的色情内容被严厉禁止。

　　换言之，只要实施了年龄查证制度（Age Verification System），媒体向成年人提供雷区以外的色情内容，并不触犯法律。

　　在 Flickr的分级制度中，受限制这个最高级别，仅极含糊地称作“不适合儿童、长辈或同事观看”。即使根据“严厉”的德国法律，其中的内容，有多少的确连独立思想的成年人也不准观看呢？让德国用户愤怒的是，Flickr干脆以地域为界，闸门一下，直接过滤掉他们本可合法观看的图片内容。

　　Flickr素称 Web 2.0应用的成功典范，其用户并非单纯的受众，他们同时也是内容的提供者。在这样一种非线性的有机传播系统中，谁、根据什么、怎样、对什么内容来进行信息审查，怎能懒惰地套用传统网站管理内容的模式？德国用户的反弹强烈至此，Flickr显然始料不及。

　　在本地化的扩展策略中，企业根据当地法规调整自我，并非不可理解。然而失分寸地主动逢迎，甚至像这次 Flickr般先行自我阉割（Anticipatory Obedience），漠视用户的权利，与玩火无异。高举遵守当地法律的大旗来反驳舆论的指责，这套公关招数，雅虎这些年熟能生巧，却弄巧反拙。

　　随着本地域名 Flickr.de的启用，适应更严厉的德国版权保护法律，并力图与用户重修信任，将是 Flickr下一场更艰难的挑战。

　　天星这座机械锺与伦敦的大笨锺出自相同的制造商，几十年间，锺楼立于市民早出晚归海雾笼罩的视野中，且作为六七暴动的发源之处，在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中，是”我城”的重要地标――然而那位比天星锺楼更能昭示殖民地命运、甚至一度左右大局的逝者，早早已从市民的集体记忆中淡出。天星码头都迁了址，还有谁会逆时推想，1979年，倘若港督麦理浩采纳了议员罗德丞模糊新界租期的计谋，今日又会是怎样一番天地？罗德丞盛极之时，人称”大罗”，港英末年扮演着传奇角色。他出身于香港望族，母亲是何（启）东长女。在 19世纪末的渣甸（怡和）洋行，首席买办且带华裔血统者，若不出自何家，便定是罗家的人。殖民地年代的四大家族，不管哪一种算法都漏不得这两家。远在 1940年代内地工业界南迁及再后来的本土地产商暴富之前，他们已经实实在在掌握了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并借姻亲结成血缘网络，一荣俱荣。

　　何东家族的第一代何仕文是随东印度公司来华的英国人，与粤籍华人施氏通婚，落户香港。这种根脉的混血望族历来是英国殖民政府最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在马六甲，英国人扶植华人与马来人混血的”峇峇”，送他们到英伦名校修读法政，然后回来管治出生地。这些峇峇不独属于华人族群，也对伊斯兰教的马来人族群没有纯粹的归属感，却在欧西现代文化中长久浸淫，遂顺着英国人的殖民政策，站到当地政局的前台，成为”间接统治者”。在香港，以华治华，前一个”华”指的正是四大家族这等大买办阶级。

　　罗家在法律界和政界长袖善舞。罗德丞父亲罗文锦在香港开设了第一间华人律师行，表亲列显伦任大法官。出生于 1935年的罗德丞在牛津修读法律，1970至 1980年代曾任市政局、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在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任内，他以造价高、债务重为由大力反对兴建地铁，却没料到地铁上盖物业也是一盘大生意，让地产商赚得盆满砵满，地产家族的势力从此一路上升，超越了旧派望族。

　　罗德丞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在 1980年代。麦理浩访京后，中国政府果然决意收回香港主权。1983年中英会谈期间，两局议员在锺士元的带领下到英国游说，要求英方关注香港前途，却饱受冷待。失望之下，罗德丞的政治立场从此改变。1985年港英立法取消香港人的英国籍，罗德丞以戏剧性的姿态愤而辞去两局议员的职位，开办”太平门”公司，受理香港人申办外国籍的业务，旋以买办家族逆子面目转投北京阵营，任基本法草委。

　　《中英联合声明》颁布后变色者比比皆是，然而遭亲英舆论炮火最烈者非他莫数。八九风波之后高调上京会李鹏，1995年放弃英国护照改领中国护照，大罗成了当年风头甚劲的亲中红人。1996年，他有意首任香港特首却未获支持，只好转而鼓动李福善竞逐，不意董建华方是”真命天子”，心灰意冷的他由此结束政治生涯。

　　从此他大隐隐于市，无论 23条还是挺董倒董，并未对公共事务发表半句评论，至死未移很难说世家子会比船王长子胜任特首。蓝血罗德丞从来不是民主的信徒，当年激起民愤的”一会两局”动议，后来被施行得面目全非――在他心目中，香港须有一个由望族菁英――可以是他们罗家、简家、利家，甚至爱打高尔夫球的霍英东家――把持的上议院，但绝不是分功能界别选举的立法会。

　　也很难说这位世家子有政客的圆滑天份――大罗半生是狂者，半生是狷者，无论如何装不出亲民、亲同侪的势态。他绝非”忽然爱国”，自称从小就更认同自己是华人，连个英文名、英式姓都没有。即使贵为亲中红人，他甚至在 97后亦没有在中国投资置业。

　　1972年水灾，旭龢道塌楼，大法官列显伦也被困于瓦砾中。罗德丞恃鬼佬壮硕之体貌，唬走封路的警察，差使人把表亲救出，遗下坊间佳话。俱荣俱损，混血望族如今渐渐剥离香港，渡海开枝散叶，谁还有力气、有意愿从历史的瓦砾中，挽救这一脉香港血统的支流？天星锺楼拆毁，罗德丞低调辞世，李瑞环惦挂的香港这把紫砂壶，茶渍又淡了。

　　2006年的世界杯，史称”夏天的童话”，德国人回味无穷。今年 2月以来，坊间又津津乐道于”世界杯婴儿潮”这桩后续趣闻：世界杯 9个月后，好些城市的孕妇学习班爆满，医院妇产科差点忙不过来；在《世界报》（Die Welt）的调查中，十多所民事登记局报出新生儿数量的升幅——其中以不来梅北区为最，2007年第一季的新生儿数量，较前一季猛增 21%。莫非世界杯果真是剂全能强心针，全民嘉年华之余，不但把经济增长率一脚踢上 2.7%的高位，带来 8.3万个就业位置，还刺激了德国人疲乏多年的生育意愿？事实上，《世界报》的调查，只涉及包括科隆、柏林等的 15所民事登记局，却忽略了其他 2077座德国城市。基数太小的调查结果，缺乏普遍性。以榜首的不来梅北区为例，区内仅 10万登记人口，即使对近 55万人口的不来梅市，也不足以构成”婴儿潮”的景象。

　　而据不来梅市民事统计局的数据，这三年第一季的新生儿登记数，分别是 1985、 2056、 2150， 2004与年同期的历史低谷 1874相较，明显可见匀速的升幅，跟迅猛的潮势还搭不上边。

　　二来，新晋级的父母，出于种种原因，未必会及时到民政局登记。也就是说，民政局记录的新生儿，未必生于当季。此外，设备、名声占优的大医院是产妇的首选，医院附近的民政局于是常录得较高的新生儿数目。时间与空间两重因素之下，民政局的登记数目，并不能直接作当地人口普查的结果。

　　第三，从人口统计学看来，新生儿数量，不是人口繁衍的指标。从这个绝对数字推测民众行为趋势，是不成立的，因为育龄妇女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动。人口繁衍的准确指标是生育率，即每 1000名育龄妇女的活产婴儿数。例如自 1994年以来，前东德地区的新生儿数量一直在下降，但生育率却在上升，原因只在于育龄妇女减少了。所以仅凭这一季某地区的新生儿数量增加，未能说明德国人的生育意愿在升温。

　　”世界杯婴儿潮”这一现象，虽然为民众喜闻乐见，仔细推敲，却并无确凿的统计学证据，是媒体的拼贴画而已。而数月来坊间对此的津津乐道，又体现了”乐队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个人常追随着大部分人愿意相信的说法：德国的出生率连年居欧盟榜尾，老龄化阴影愈加浓重，乘世界杯的热浪，球迷们巴望跟克罗泽（Miroslav Klose）、波多尔斯基（Lukas Podolski）和施魏因施泰格（Bastian Schweinsteiger）一同临门一脚，也是人之常情。无独有偶，1965年的纽约大停电 9个月后，《纽约时报》也曾报道出现”停电婴儿潮”。5年后，统计学家尤德里（Richard Udry）证实，停电与出生率的变动并无因果关系。

　　世界杯婴儿潮既然也不过还是夏天的童话，那么，通过统计学确证，有什么因素，能着实影响生育率呢？家庭政策是有效因素之一。实施补贴政策后，瑞典的生育率，从 1970年代末的每育龄妇女 1.7个孩子，升至 1990年的每育龄妇女 2.1个孩子。为了提高生育率，德国从 2007年 1月起实施”父母金”（Elterngeld）政策，因生、育离职的父母，可以从政府连续 14个月支取高达原税后薪金的 67%的补贴，以 1800欧元每月封顶。虽然有新闻故事提及，重赏之下，不少孕妇特意将产期拖到今年，然而”父母金”政策到底能不能有效刺激国民的生育意愿，从而缓解德国社会的老龄化危机，仍待长期收集的统计学数据说话。

　　“我好像又看到了憔悴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成的长队，哀伤的母亲、伤员、残疾者，以前梦魇一般的影像似乎又出现在了那个阳光灿烂的中午。”1939年的英伦夏日，茨威格（Stefan Zweig）恍惚中回到了 1918年战败的奥地利。始于越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治疗，针对的是战争的恐怖体验在成年人心上留下的伤疤。在初谙世事的孩童心中，战争更是终生难以磨灭的痛苦烙印。

　　轰炸、逃亡、饥饿， 1930至 1945年间出生的德国人的童年情景。是据德国心理分析学会（Deutsche Psychoanalytische Gesellschaft）的统计，这代战争儿童中，约三成遭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病理学家拉德波德（Helmut Radebold）就发现，很多为耳鸣与晕眩所苦的病人，都有战火中的童年阴影：耳鸣病人对空袭和跑警报刻骨铭心；晕眩病人则往往亲眼目睹过暴力事件，或曾亡命逃生，于是会不自觉地重复运作起模糊现实的心理防御机制。

　　在集中营幸存者的心理干预方面，已有经年的研究。相较之下，以纳粹德国年代的战争儿童为对象的心理学课题，近年才出现成熟的研究时机。一则，过去几十年德国走在反思和清算纳粹的曲折长途中，区分凶手与受害者常成了心照不宣的禁忌。

　　一直到 2002年君特·格拉斯（Guenter Grass）《蟹行》 Im Krebsgang）及一些自传体报告，出版（，如布鲁恩（Wibke Bruhn）的《我的祖国》（Meines Vaters Land）和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的《通通免费》（Alles umsonst）浮出水面，才为重提受害经历创造了舆论环境。二则，当年的战争儿童，如今渐次退休，卸却工作负担，清寂的晚年是清理早年心路的机缘，童年的阴影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他们常因抑郁、恐惧及神经官能症而向心理医生求助。

　　根据心理分析学会作的调查访问，战争儿童的心理阴影，常来自失去家园、空袭、饥寒、兄弟姐妹死亡、难民营间的辗转和新定居地的敌意。正视悲惨的经历，是治疗的出发点。然而战争期间，存活尚且不易，战争结束后，自视作战争受害者又被目为政治不正确，战争儿童的心理障碍一直潜伏下来，并以不同的方式烙印到下一代心上，以期实现不自觉的自我拯救。

　　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就在于：战争儿童的心理阴影，如何代代相传，并影响今日的德国社会呢？战争儿童的下一代，指 1960至 1980年间出生的德国人。心理分析学会发现，这一代人常有过重的负责感，改造社会的欲望较强。创伤的传递，有两种方式：父母长年累月喋喋不休地叙述当年的痛苦，孩子便认同了这些经历。例如父母常唠叨安顿下来真不容易啊，孩子成年后就会将买地建房视作头等要务。另一种情况则相反，父母对过去的伤痛经历三缄其口，而家庭并非真空，凭借社会上的零碎信息，孩子们不免会猜度家庭的历史，设想父母当年的情感状态，遂为恐惧和负罪感所掳。他们常出现身份认同障碍，不自觉地扮演（acting out）起某个悲壮的角色。

　　在老龄化的德国社会，为当年阴影所苦、陷于心理和生理病痛的战争儿童，绝非可容忽略的少数。今天，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千疮百孔，失业率在同等水平的国家中名列前茅，进一步刺激了第二代人的不安全感，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不无关系。

　　因政治时局而耽误了 60年的危机干预，不论从微观还是宏观层面，都愈见必要。拯救两代人的心灵，并非朝夕的功夫，正视比掩饰勇敢，归因比归罪有效。当社会问题促使德国学者拾起战争儿童的危机干预研究时，饱历自晚清、国民战争、抗日到文革这百年苦难的中国人，难道仍无所触动？

　　在网志（blog）如雨后春笋的这些年，人们常谈论的是自媒体对传统集成式架构媒体的威胁。新近几份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录得接近的数据：德国有愈 100万人正在写网志。这 100万人中，不少即以写作为本业，例如新闻从业员。在传统媒体上成文，与在个人网志上笔耕，可会给新闻从业员带来执笔定位的困惑甚至麻烦？近十天，德国网志圈与新闻界，为此不平。

　　导火索是《图片报》主编狄克曼（Kai Diekmann）即将面世的新书《大自欺》（Der grosse Selbstbetrug）。在六八学运 40周年的前夕，狄克曼放言：“六八一代的继承人把我们都引入了死胡同。现在是翻案的时候了。”须知六八精神在欧洲知识界的地位，甚至重于五四火种之于中国知识界。最激烈的反驳，旋即发表于《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评论版主编波斯纳（Alan Posener）的网志上。捍卫六八精神之外，波斯纳愤怒地指斥狄克曼主编的《图片报》格调低俗，一边以挑动读者的低级本能为己任，一边又作岳不群状，四处嗅寻并鞭笞索多玛蛾摩拉之罪。波斯纳的言论一石激起千重浪。然而言论海啸还在后头：几小时后，《世界报》网站（Welt Online）即删除了波斯纳的这篇网志。

　　波斯纳的网志遭到删除，显然，《世界报》借此摆明了官方立场。《图片报》与《世界报》是阿克塞尔·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出版集团旗下的同级子报。以八卦新闻为主的《图片报》，就发行量而言，早已是欧洲第一大报；在社会和政治影响力方面，甚至超越了《明镜》等老牌严肃报刊，头号意见领袖当仁不让。《世界报》份属传统的严肃报纸，读者限于智识层。波斯纳猛烈抨击狄克曼，不见得都出于两份报纸的私怨，其实质乃是他眼中智识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冲突：前者恋恋六八的硝烟与风尘，后者要在大娱乐时代才体验到感官的舒展；前者的政治乌托邦由经年累积的智慧构建，后者众口铄金，即轻易钉死不检点的政治人物；前者崇尚文以载道，后者只当道在溺中。如日中天的是大众与他们喜欢的《图片报》，国会议员都得怀揣一份以示亲民，而集团大东家厚此薄彼，施加有型无型的压力，完全不必意外。

　　《星期日世界报》主编基泽（Christoph Keese）后来在《南德日报》（Sueddeutsche Zeitung）的访问中声称，删除波斯纳的网志，是因为其言论不符合《世界报》的风格——换言之，他认为这不过编辑职责内的删剪加工而已，远谈不上新闻审查。然而，传媒的自我审查难道不是一种更隐蔽的新闻审查？编辑自主与自我审查，从来只一线之差。那一线，正是传媒从业员的良知与勇气。

　　在《南德日报》的进一步追问下，基泽的表态甚至愈发强硬：“一般而言，专业的新闻从业员不应当在新闻媒体的网站上写带有主观性的网志。”如果波斯纳另处自己开网志发言呢？基泽认为这仍然与母媒体划不清界线，因为“他的名字仍带有‘《星期日世界报》评论主笔’的功能标记”。生于 1964年的基泽不愿向六八一代行注目礼，尚可理解。不过，将“带有主观性的网志”剔除在严肃媒体的目录之外，岂非无视了网志作为“自媒体”（we the media）本质属性？况且，在网站开辟网志，容许甚至鼓励编辑记者发表纸页铅字之外的言论，加强读编互动，已从潮流渐定为惯例。虽然其公关之功用心照不宣，可是在赢利之外，新闻媒体还负担着更重要的监察角色，纯公关面目的网志消减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式，到头来只会削弱媒体的公信力。目前为止，网志还不属于付酬的稿件。若以网志的主观性言论偏离母媒体纸本风格为由，限制甚至删除网志，这么一份报纸还有什么面目向外宣扬新闻自由？波斯纳的网志被删，在新媒体上体现传统媒体的沉疴——商业利益与趣味对新闻自由的侵蚀。事件发生后，更多的网志纷纷转载并讨论波斯纳的言论和基泽的访谈，信息的生命力在互联网一个个节点上延展。“自媒体”的分散性与主体性，给新闻自由带来新的希望。

　　成功连任后，他的第一次高调出牌，抛出的是新一届政府的行政架构草案：原三司十一局将于 7月改组成三司十二局，司局职能洗牌拉开帷幕。司长人选在暗涌之下仍保持相对稳定。

　　曾荫权在会上暗示，扶贫委员会今年年中提交报告书后，将会被解散，扶贫工作由特首亲自抓。除削弱兼任扶贫委员会主席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的权力外，此恭亲之举更体现出曾荫权对北京希望香港和谐稳定发展的会意。政务司司长之位有特首储君的意味，可惜曾荫权属意的曾俊华并未得到台阶如愿上位，多次得到北京嘉许的许仕仁却改口风愿意留任，并且一留五年。

　　局级改组，最瞩目的当数第十二局浮出水面：新成立的发展局，将一手揽起地政规划、大型基建与文物保育政策。特区政府这几年在西九龙文娱区、天马舰地产发展计划乃至拆除天星钟楼、皇后码头连连受阻，催生发展局这样的强力局级机构来统筹大型工程，十分必要。发展局还会负责跨境基建项目，可见曾荫权班子将利用其与内地的良好关系，加马力推进与广深珠的合作，发展经贸。第十二局的地位如此重要，这把局长交椅，也将是曾荫权班子第二号人物胸前的襟花标记了。

　　此外，几年教改大苦头之后，教育统筹局精简为教育局，意味着教育改革再没有必要自上而下、以大统一方式推行。卫生福利及食物局瘦身成为食物及卫生局也是众望所归。其福利职能则经济发展及劳工局的部分职能合并成劳工及福利局，与北京的劳动及社会保障部相似，显示出新班子解决失业问题的大方向：以工作福利（workfare）代替福利（welfare），符合商界的利益，是政府与商界的双赢。出于对香港国际竞争力的重视与商界的压力，环境局从环境运输及工务局中独立出来，专心处理环保问题。而城市交通与楼宇建设这两项职能，则合并入运输及房屋局，耐人寻味：以天水围的社区贫困问题为例，因为交通不方便，社区居民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新班子寄望社区失业和贫困，能随着交通与房屋社区的配套得到解决。这等涉及专业地政规划的大手术，唐英年领导下的扶贫委员会力有不遂。

　　三司十二局方案并不激进，忽略泛民主派的异议，得到立法会通过只是时日问题。曾荫权借此完成连任后的当务之急：向左派政党和几个铁杆功能组别回馈选票，巩固政治力量和声望，并为此后五年的行政操作布下通畅管线。不过，最关键的局长人选尚在迷雾中，这份名单，曾荫权能左右并不太多。

　　梵蒂冈正流传着一个时鲜笑话：瑞士的改革派神学家孔汉思（Hans Kueng）死后升上天堂，跟圣彼得谈起他的神学理论。一席话毕，孔汉思让理正辞严的圣彼得给说服了，含着泪叹：”我怎么会错得那么离谱？”紧接着，巴西的自由派神学家博夫（ Leonardo Boff）亦步其后尘，为圣彼得所折服，在天堂之门流泪悔叹：”我怎么会错得那么离谱？”最后一个升天的，是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他也与圣彼得促膝长谈。之后，不难猜中，这回轮到圣彼得登时泪流满脸喊道：”我怎么会错得那么离谱？”本笃十六世好辩，在他还是教廷信理部负责人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的时候，梵蒂冈内已众所周知。20年多前，拉青格曾以枢机的身份，尖锐地质疑灵薄狱的概念。2007年 4月 20日，本笃十六世首肯了国际神学委员会一份 41页的报告，意味着天主教会终于明确指称，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灵薄狱说。多年的论战，又以对手”错得离谱”、本笃十六世凯旋告终。

　　灵薄狱的拉丁文词源是 Limbus，意为边界，最初是犹太教的概念，公元四世纪由神学家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收纳为天主教神学概念。灵薄狱被设想为居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中立地带，安置着耶稣出生之前的义人及未受洗即夭折的婴孩。灵薄狱之概念虽从未属于天主教正统教义，也不为新教所接受，千百年来却在欧洲文化中影响深远。

　　从 1960年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始，天主教会致力于现代社会中的自我实现与定位。本笃十六世虽自称是圣奥古斯丁的门生。不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否认灵薄狱的存在，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革命，对梵蒂冈有着实际的功用。

　　撰写研究报告的国际神学委员会有 30名成员，2004年由若望·保禄二世（Johannes Paul II.）召集。否认灵薄狱的存在，强调即使未受洗的婴孩亦有上天堂之福，与保禄二世的反堕胎立场有微妙的辉映。作为教廷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本笃十六世在反堕胎议题上也有强硬的立场。承保禄二世的未完使命，将灵薄狱逐出现代天主教神学领域，即巩固了天主教廷反堕胎的教理基础。

　　此外，这也是本笃十六世向外作出的亲善姿态。既然否认了灵薄狱，即意味着救恩普世，不仅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就连温和派穆斯林和左翼，只要是义人，在理论上也有了上天堂的可能。本笃十六世大半年来倾力与伊斯兰世界修好，并今年年初越南总理阮晋勇会晤，均可望乘着这趟教义正本清源的东风，进一步促成共识，取得积极的成果。到再下一步与北京重开会谈，也有利于缓和局面。

　　本笃十六世以其教理所长，为梵蒂冈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铺路。灵薄狱关门大吉，只是小试牛刀的第一役。

　　本周梵蒂冈双喜临门：4月 16日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kt XVI.）将迎来他的八十大寿，再过三天，加冕正好足两周年。七十杖国，八十杖朝，本笃十六世已渐确立他的圣座风格，巩固了权力。

　　2005年春，若望•保禄二世病逝，热门候选接班人但内斯枢机（Godfried Danneels）匆匆中断与中国宗教事务局官员的接洽，从北京赶回，却终未能赢得圣座选举。但内斯主理的布鲁塞尔教区内，同性恋婚姻合法，在其他敏感议程如节育问题上也很宽容。梵蒂冈显然希望下任教宗能坚持保守立场，承接保禄二世的方略，并且在位时间不要太长，于是相对冷门的德国人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胜出，成为最高龄的教宗。

　　两年之后，已没有太多人还把本笃十六世看作过渡期教宗了。保禄二世在人类尊严、正义、战争与和平等题目上的积极调子，本笃十六世驾轻就熟，适时适世担当起 global player的角色。他完全符合了梵蒂冈当初的期望，用维也纳教区舒安邦枢机（Christoph Schoenborn）的话来说，有如神学界的哈贝马斯，话语不需转译也能切中现代人的思想。

　　历史上的本笃十五世，曾致力于东西方宗教的和解，这也许是拉青格选择这一圣号的原因之一。即使去年九月雷根斯堡的讲话惹了大祸，他仍在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向伊斯兰世界做足了危机公关的功课。在泛基督主义枢机卡斯帕（Walter Kasper）的支持下，本笃十六世为梵蒂冈与东正教世界的“大公合一”出力不少。与希腊东正教领袖巴塞洛缪一世（Bartholomaios I.）的会晤是里程碑。他同时也借力普京，向俄罗斯东正教示好。

　　然而在梵蒂冈教会内部，大家长本笃十六世的立场强硬得多。一来，他继续排斥异己，清理门户：上个月梵蒂冈即向本笃十六世神学理论上的宿敌、拉美解放神学家索本洛（Jon Sobrino）发出警告，斥之为披着修士袍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来，他以“神圣主义者”的面目，反对教会世俗化和相对主义，根本不打算在节育和同性恋问题上让步，甚至想在天主教堂重新引入拉丁文弥撒。

　　不过，正如前述，身为积极的 global player，原则问题之外，本笃十六世也在努力地与现代社会同步，跟大众传媒间的议程互动玩得纯熟。值八十大寿之际，他以教宗之尊出版通俗读物《拿撒勒的耶稣：从约旦河洗礼到变容》（Jesus von Nazareth. Von der Taufe im Jordan bis zur Verklaerung），面世数日即闯入亚马逊畅销书榜前十位。为争取年轻信众，教宗出畅销书，与德国多德蒙特新教会刚推出的重金属摇滚礼拜仪式异曲同工。

　　从雷根斯堡神学教授、慕尼黑教区大主教、梵蒂冈枢机到教宗本笃十六世，尤其在这两年，拉青格成功转型，摆脱了若望•保禄二世的前朝阴影。4月 15日的大型生日弥撒隆重至此，足见他的个人威信已达高峰。梵蒂冈电台说那本畅销书原是他退休后的计划。不过如今退休不在计划内了。杖朝之年，本笃十六世大权在握，踌躇满志，若能促成大公合一，从教会向政治施加影响力，则是历史上可观的一笔了，足以超越其前任。

　　1983年意大利北部温泉小镇 Abano Terme那场以人际传播为题的学术会议上，瓦兹拉威克（Paul Watzlawick）、鲍得里亚（Jean Baudrillard）还有卢曼（Niklas Luhmann）难得聚首，又吵开了。导火索问题是：从三大家的传播学理论，是否能推导出传播的终极？鲍得里亚称脏话已出离了传播的范围；卢曼诘问，人怎能出淤泥而不染，讨论脏话而心中没有脏念头；在瓦兹拉威克的理论体系中，这种冷笑话可休矣，因为瓦氏人际传播公理第一条，即为”人不可能不交往”。

　　瓦兹拉威克 1921年生于奥地利，彼时，精神分析学派以维也纳为据点方兴未艾。在威尼斯大学修毕语义学与哲学，28岁的瓦兹拉威克才确定心向，转投精神分析学重镇、苏黎世的 C. G.容格学院门下，五载后获精神分析师资格。他后来定居在斯坦福，在传播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诸领域耕耘经年。

　　瓦兹拉威克之成名，象牙塔内塔外各一重： 1960年代后期与 Janet
Beavin、Don D. Jackson合著《人际传播之语用学》（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研究人际传播的言语内容，及言语之外包括方式、行为等的信号，奠定他在学界的地位。其哲理源自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认为万物归一，善恶同源。精神病症与病因的逻辑链并非单向线性，人际交往不是刺激与反应的流程，而是多种因素的并行与纠缠，所以系统化的家庭治疗，对病人自救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 1980年代，瓦兹拉威克出版畅销书《追击不幸》（The Pursuit of Unhappiness），将其精神病学与心理病学的理论成果转写成大众心理自助手册，指人恰恰因为害怕受到攻击，害怕被社会孤立，才举起攻击性和反社会倾向作盾自保。

　　解救之道在于积极正面的主观感受， 1948年社会学家 Robert K. Merton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概念（self-fulfilling prophecy），经他归纳为心诀。另一部代表作《真相有多真？》（How Real is Real?）称真相仅是被感知的真相，简直在跟鲍得里亚的”类像世界”论调唱和。

　　与 20世纪其他的经院心理学家相比，瓦兹拉威克的文字尤注重清晰简明，通俗易懂。为了阐明他的人际传播五条公理，他用了整整一章分析百老汇当红歌舞剧《谁怕维吉尼亚·吴尔芙？》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在生命的后几十年，瓦兹拉威克显然领悟到，并且践行着智识分子的另一重使命――启蒙。

　　17世纪荷兰的房龙医生目睹外科手术之惨痛，深信有些不必要的痛苦，人至少可以避免，也应该避免，于是穷半生致力研究麻醉剂。精神世界这片深不可测的法贡森林，自弗洛伊德才开始勘测梳理。”认识你自己”是凡人的毕生命题，精神和心理范畴的沉疴，往往须由病者自知，从而发力自救。半个世纪以来，瓦兹拉威克突破经院与江湖之界，将常识的火种传予公众，让普通民众亦能循医理自鉴，有如精神病学界与传播学界的普罗米修斯。2007年 3月 31日，他在斯坦福逝世。毕生 18部著作，有 83种语言译本，病院内外，救人无数。

　　3月23日，小冰熊Knut满百日，在柏林动物园首度公开现身，引来记者 500名及联邦环境部长一位。由此，Knut的公众生涯正式展开。

　　33年来，柏林动物园第一次迎来北极冰熊宝宝的诞生。自去年 12月出生那刻，Knut已牵动德国民众的心。冰熊妈妈 Tosca曾是前民主德国国家马戏团的明星，免不了女明星的骄纵习气――双胞胎生下来，也不管不问，拒绝喂养。同胞哥哥未几夭折，Knut在恒温保育箱里熬过艰难的 44天，健康活转过来。小冰熊的饮食起居，一颦一笑，第一趟露天散步，都成了举国上下情之所系。

　　另一把声音却透过两大意见领袖媒体渗入公众议题――先是严肃杂志《明镜》（Spiegel）的不具名报道，然后是通俗报纸《图片报》（Bild-Zeitung）耸人听闻的头版头条：”可爱的 Knut要接受毒针死刑？”小冰熊与毒针，天使与魔鬼，戏剧性的概念对峙，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迅速铺天盖地传播开去。报道指，环保人士 Frank Albrecht声称应给小冰熊注射致命毒针，因为小冰熊自出生后一直接受人工喂养，根本脱离了冰熊的天性，没资格作为冰熊生存下去。

　　原教旨环保主义者？疯子？Frank Albrecht就此成为全民公敌，有家不能安居。他生活的那个南部小镇，人们不再道早安，见面只反问：”我想，你不是环保主义者吧？”数周后， Albrecht忍无可忍，向《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读者来信版投书，直斥始作俑的两大媒体引言作假。

　　事实上，十六年来，Albrecht一直在独立调查德国动物园中有悖动物保护法律的个案。去年 12月，他控告莱比锡动物园园长 Joerg Junhold，指后者允许给园中一只被妈妈遗弃的小熊宝宝注射毒针，施行安乐死。但 Albrecht的控告被莱比锡检察院驳回，理由是小熊宝宝日后不得不在人造环境下生存，不可避免地，行为会偏离天性，而安乐死有助于带它脱离苦海。

　　Albrecht也跟柏林动物园就动物权益打过官司，与传言相反，他绝未抱杀心，担心的是柏林动物园重施莱比锡同行的故伎。

　　Albrecht忿恨媒体造谣。《图片报》的大字标题作不得准，这德国人大多心中有数，但严谨如《明镜》也妄引错言，以致谣言排山倒海，媒体难辞其咎。心理分析祖师爷弗洛伊德揭示”爱欲”与”死欲”的纠缠与争斗，此番在群体心理上得到了有趣的验证：小冰熊 Knut纯洁甜美，得万千宠爱，承载着爱欲；破坏性的死欲则具有减低刺激张力之功效，中和爱欲所致的兴奋度，调控集体欣快症――这亦属人的本能需要。

　　声讨 Albrecht杀熊的公众，大多未经调查及考虑，就轻信报章和网络论坛的大字标题，迫不及待吼出自己的良心。树国家公敌，人人得而诛之，那么内心本无所归依的爱欲就有了畅通的流向，最终使人达至心理平衡。《明镜》和《图片报》都摸准了大众心理――”小冰熊须受死”这种谣言的实质作用，除了为明示道德立场提供了机会外，还充分满足了宣泄死欲和引流爱欲的需要。因此，此种荒诞的谣言常能轻易取信，一传十十传百。对同志、领袖春天般温暖的爱，往往非要通过对敌人秋风扫落叶的恨来表达，群众的眼睛并不雪亮，群众的力比多却足以杀人。

　　在公开透明的舆论环境中，不同的声音得到平等的表述权利，才能实现力量的制衡，阻止力比多杀人：Albrecht的上书辩白能得到传播，使谣言及时平息，有效地抑制溢出的公众情绪。真相大白，这场”事先张扬的谋杀”将渐渐淡出公众议程，小冰熊和动物保护者各自好好活着。健康的公民社会，不必得熊也不必得罴，说到底最赖于公开透明的舆论环境。

　　2007年第一季，德国纸媒市场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名利场》（Vanity Fair）德文版的面世。

　　1914年诞生于美国的《名利场》周刊，烩文化、政治、时尚一炉，金字招牌有口皆碑。其德文版亦自诩得富丽堂皇：具备月刊的智识深度，并世象杂志的丰满视觉，加上严谨新闻媒体的时效性，是一份”给新德国的新杂志”――这份期许何等菁英，与上述词汇有关的德文杂志――像时事周刊《明星》（Stern）、《明镜》（Spiegel），生活时尚杂志《Bunte》、《Gala》――都屏息严阵等待竞争对手的出世。

　　2月7日，《名利场》德文版首期在地铁站和街头各报摊摆出，每本盛惠不过 1欧元，售价一点都不菁英。发行策略显然经精心编排：逐日限额发放，以造成供不应求的假象。26.5万份杂志果然未几告罄，首期零售创此佳绩，却未能着实讨好读者。一周后，第 2期杂志销量回落到 22万份，回头客减少了近 1/5。作为对比，同期《明镜》仅在报摊即卖出 40.8万份，还未算入更高的订阅量和其他途径的零售量。

　　继意大利文版的辉煌成绩之后，保守地估计，德文版《名利场》至少获得 5千万欧元的起步投资。名门之后虽免得了筚路褴褛、点滴积累口碑艰辛创业，然而先天的声望往往也带来更难堪的重负。虎父出了犬子，头都抬不起来。《名利场》德文版难副英文版近百年的盛名：首期 330页，其中 130页是广告。最失策莫过于以多达 16页的奢侈消费品广告起始：读者对杂志格调的第一印象，由此一下子就会定位于时尚杂志或购物指南。重 1公斤的厚册，仅 10%内容可归入有份量的”硬题材”，剩下的都是轻飘飘不值几两重的生活风，娱乐至上，消费至上，这哪里像西洋彼岸脍炙人口的那份母本？《明星》、《焦点》、《明镜》等一干时事杂志都可大松一口气了。

　　事实上，《名利场》在德文世界中的竞争对手，应该是贝塔斯曼旗下巨头古纳亚尔（Gruner+Jahr）出版的《派克大道》（Park Avenue）《派克大道》《名利场》。

　　与英文版的目标读者群都是 Maups，即所谓中年都市专业人（Middle aged urban professionals）。Maups闲暇少，消费力强，教育程度高，视野相对宽广，兴趣多样但有明确的定域。八卦消息也要炼出文化的底蕴，这才对 Maups的胃口。《名利场》德文版从《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挖来以波普新闻（Popjournalismus）扬名江湖的主编 Ulf Poschardt，路向本来并没有错。

　　《名利场》德文版的偏失，很明显在于其广告、发行部门与采编部门的严重隔阂：本来，内容架构可直接自母本挪用，然而割舍不下化妆品、首饰和时装广告带来的滚滚财源，编辑定位中的严肃题材浓度必然被冲淡。过低的策略性售价，从一开始就与原定的目标读者群拉开远距离。

　　别忘了经典杂志《名利场》的诞生，是 Condé Nast当年毅然将男士时尚杂志《Dress and Vanity Fair》脱胎换骨的结果。德文世界不缺单纯的时尚杂志或时事杂志，读者期待的本是光谱宽、色彩丰足、叠加多领域的美式浮世绘。太软，太甜，《名利场》德文版如今成了地铁里一两欧元公仔满目的画报，西装骨骨的 Maups才不会在车厢里吮波板糖。

　　尽管非议如潮，《明斯特日报》（Munstersche Zeitung）裁员终成定局。17名记者编辑领福利金卷铺盖走人；原由他们打理的本地新闻和体育新闻版面，外包予日报东家 Lensing-Wolff出版社新成立的一家有限公司。

　　明斯特是北威州的文化重镇，人口约 27万人。相等规模的德国其他中等城市，不少属”单报圈”，即地区内只有占压倒性优势的一份日报。而明斯特的日报市场，则一向由两份日报分啖：《威斯特法伦新闻报》（Westfalische Nachrichten）的发行量是《明斯特日报》的两倍余。

　　这次出狠招不惜犯众憎，外包新闻版面，东家 Lensing-Wolff出版社归因于竞争所需。其实纸媒市场萎缩的趋势，自 2001年来已愈发明显，”去年发行量下滑 1000份”不过是《明斯特日报》向《威斯特法伦新闻报》主动发起进攻的借口。

　　通过版面外包，节省开支，出版社认为是当下唯一可行的战略。野心归野心，不过，德国报刊市场相对稳定，一地区内第二大报反噬第一大报的成功例子，委实屈指可数，自 1955年来只见寥寥 3例。

　　断臂并外包新闻业务，德国报界中不乏先行者。科布伦次的《莱茵日报》（Rhein-Zeitung）多年前即已外包版面。在南部的《斯瓦本日报》 Schwabische Zeitung）（之后，萨克森日报》 Sachsische Zeitung）《帕绍新报》 Passauer Neue Presse）《（和（也陆续成立了子公司，肥水不流别人田，本地新闻由子公司承包。放眼世界范围，新闻版面外包方兴未艾：2006年，英国《每日快讯》（Daily Express）裁减近 1/10员工，外包商业新闻版；至于娱乐新闻外包给狗仔队，就更源远流长了。

　　新闻版面外包，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新闻伦理：裁员和外包一旦成了常规手术，新闻从业员人人自危，职业志向衰耗。

　　落到技术层面，整个领域全版外包，与通讯社供稿的传统方式截然不同，稀释的是采编的自主性。整合子公司与报社自身两道信息源，殊非易事。强行统一新闻的风格和取向，又会伤了新闻自由。在媒体内部，看门人多添了一层，新成立的子公司，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公信力，负担起启民智、广民识这一道赢利以外的使命？娱乐新闻沦陷成狗仔队的踪迹记录已覆水难收，新闻稿与公关稿混为一谈，外包的要闻和商业新闻版面一旦失了分寸，整份报纸的公信力都要被蛀空。

　　妙手可各著文章，铁肩难同担道义。新闻纸不是零件的组合，而是由风格激活的有机体。《明斯特日报》出此下策，难翻身了。

　　两个世纪以来，基础物理研究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硕果，不少在德国挂枝。于是，当今年2月9日国际未来加速器委员会在北京公布国际直线对撞机（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简称 ILC）的参考设计和造价估算后，全世界的高能物理学家马上就想看看汉堡的脸色如何。

　　位于汉堡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DESY），为铸造高能物理的倚天剑”万亿电子伏能量超导线性加速器”（TESLA）费尽了心思和唇舌――十年争议之后，联邦政府才终于愿意出半资。北京新蓝图一展轴，DESY的掌门人 Rolf-Dieter Heuer即掩不住雀跃：ILC是当世高能物理学家的梦想，在总长度 31公里的地下隧道里，正负电子对撞时质心系能量可以扩展到 10000亿电子伏特，科学家期望从对撞碎渣找出暗物质的构成。此外，拥有 ILC，也意味着在低温超导加速技术领域稳执牛耳。

　　当然，ILC的造价也是猛犸级别的，高达 60亿美元，还不包括相应的能源供应，以及上万人的连年劳资，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力负担。ILC落户的东道国将必须支付至少一半的造价，余下部分由国际共同体资助。

　　有心有力问鼎的国家，只有美、日、德。DESY还未及正式提交申建报告，联邦教研部的发言人即表示德国不会参与 ILC东主的角逐，一句话把汉堡的科学家浇个透心凉。Heuer认为，目下除了缺钱，政府所缺乏的还有魄力。

　　德国政府这些年在教学和研究上的确小气且短视，一方面修宪令大学学费合法化，裁减教授编制，把政府的教学经费负担缷到学生肩上；同时，政府拨出的研究经费也未达到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中”占国民生产总值 3%”的要求――虽然在欧盟 15国中，德国的情况还不算最坏。国内政治议程终日缠在社保医保的死结上，科学的远景无暇顾及，科研政策严重缺乏前瞻性。结果眼下 69%的科研经费，还有赖企业界的赞助，这个比率还在上升。从中得益的，多是像生物技术、电子、机械等能够直接创造产值的研究部门。可基础物理要回答的问题，例如宇宙如何起源、黑洞是否有吞有吐、有没有三维外的维度，都卖出不冠名权，没有企业界喜闻乐见的投资价值。而一个有魄力的政府，即使囊中羞涩，也至少应该出棒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眷顾基础学科的发展，点点滴滴为五十年后的国力作积累。

　　德国人早早黯然敲退堂鼓，长铗 ILC将在美国的费米实验室（Fermilab）和日本的高能加速器研究中心（KEK）间择一落户。这情节似曾相识： 1940年代，美国给曼哈顿计划投入 20亿美元和上十万人，终于率先分离铀 235，小男孩原子弹呱呱坠地，一锤定音――那几年，为同题计划，海森堡仅从柏林领到百万马克和 100多号人，德国的原子弹计划惨淡收场。

　　今日 Heuer说他们不怵长驻西伯利亚坐冷板凳搞研究，可惜的只是德国这一趟又坐失称雄物理王国的好时机。科研与政治其实是一局棋，难道在德国，物理学家最好的出路就只有竞选总理？

　　赫兰特·丁克（Hrant Dink）的名字又闪现在国际媒体的新闻头条――仍与他尽瘁经年的言论自由有关，这一回，他脑后中三发子弹，喋血伊斯坦布尔的编辑部门口，成为 2007年第一位死于非命的新闻从业人员。

　　1954年，丁克生于土耳其南部的亚美尼亚侨民家庭。早年只身负笈伊斯坦布尔，修读动物学与哲学。还是个热血青年那会儿，他即投身于左派， 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丁克三度被捕，坐穿牢底，连土国护照都被剥夺。

　　1996年开始，丁克与他所创办的双语周报《Agos》骨肉相连。《Agos》以亚美尼亚语和土耳其语出版，仅 6000的发行量与它广及欧洲的影响力简直不成正比。周报倾力关注土耳其国内基督教的少数族群，常报道种族迫害和歧视的现象，抨击政府的官僚体制及危害言论自由的法律。触怒当局的，最是白字黑字关于 1915年土耳其人在亚美尼亚屠戮的史海钩沉。

　　一战时期发生的这场惨剧，有史家认为跟二战的犹太人浩劫有因果关系。死在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和库尔德人屠刀下的亚美尼亚冤魂有多少，至今仍是沉重的未知数――保守估算，与后来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持平：30万。亚美尼亚人称有 150万，而安卡拉则从未承认，指那 30万人并非死于种族灭绝，祸由只在世界大战，人人都是受害者。欧洲议会多次施压，要求土耳其承认史实，在归附欧盟这段磕磕碰碰的荆棘路上，安卡拉恼羞成怒。2005年作家奥罕·帕慕克向瑞士媒体明示立场，斥奥斯曼帝国手上沾有百万冤魂的血，此后他陆续获颁德国图书和平奖、法国梅蒂西奖和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

　　亚美尼亚裔人在欧盟各国也不乏跻身菁英者， 2006年 10月成功让法国众议院通过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法案（虽然法案遭布鲁塞尔批评），就有他们的一臂之力。

　　受伤的民族精神好比压弯的细枝，丁克亦属于跻身菁英的幸存者后裔，担心满脑子大国崛起的土耳其，更会掩饰种族歧视的行径。2005年，他因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报道提堂，引新出炉的刑法 301条”侮辱土耳其罪”，获刑半年监禁并缓期。这一刑律后来也用于帕慕克案，引起欧盟委员会的强烈关注。

　　被定罪后，丁克已将生死置诸度外，他向路透社表示：”我也许会付出代价，但希望能增进土耳其民主。”知天命之年，丁克倔强地捍卫着异端的权利和新闻从业员的职责，为土耳其国内的少数族裔声张。

　　丁克之死，在欧洲政界和媒体泛起高频回波，连安卡拉也不敢轻慢：1月 19日惨案发生的 36小时内，警方即缉获凶徒――连放三枪高呼”杀死异端”的，原来是个 17岁的小子。总统、议长和总理出面，安卡拉赶紧做足了全套公关――丁克之死一旦惹怒欧盟，刚刚修改刑法 301条的让步就打了水漂。言论自由、民族和解长途漫漫，斗士成仁，却终成了土耳其取悦欧盟委员会的契机。

广播费用新法例拟于来年元旦在德国实施。新法例规定，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政府甚至将2006年命名为德国的“信息年“），一切能上网的机器――管他是个人电脑、手机（UMTS或DVB-T），还是汽车导航系统，既然都具有在线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的潜在功能，就应与传统电视机、收音机等观，为其主人带来每月17.03欧元的催账单。

二战后，联邦德国依BBC模式引入广播电视费用制度，以向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拥有者收取的费用，支撑法定公共广播机构的运作，并企图借此保持这些机构的政治、经济独立性，有别于某些国家直接使用政府税款的公营广播机构。各州的法定公共广播机构，除了广播费用之外，还允许有限制地售卖广告，享受双重财源。

七月未流火，广播费用收纳中心（GEZ）已成了全国最期盼除夕舞会的灰姑娘――只消新年钟声一响，200万欧元雪花银哐噹入账。200万利是钱显然估算得太保守，反对派声称，新例为GEZ带来的收入，至少每年4亿欧元。就连受惠者之一的德国第一电视台（ARD）也承认，新增进账应该在900万欧元以上。

新例一出，举国哗然。受害最甚的当数中小型企业――每家企业至少要为办公室的电脑平添每年204欧元的广播费开销，有分公司的还得翻倍。依赖卫星定位系统的长途货柜车司机、安装了联网支付系统的面包铺要交广播费，逾15万名医生和药剂师居然逃不过在诊所和药房通过联网电脑追肥皂剧的嫌疑，教学地点分散的大学和机关也肥肉待宰。

广播费用收纳中心（GEZ）本来积怨不浅，此番更引火上身。且不说场场民调整齐划一，反对意见高踞九成。到7月28日晚间，民间抗议网站pc-protest.de上已有7000多人联署。多个商业协会也向选区政客施压，指这将对中小企造成不小负担，阻碍好容易刚抬起头来的经济。《明镜》杂志提醒民众，GEZ傀儡而已，幕后还有十六州广播委员会的利益均沾。十六州广播委员会主席Kurt Beck被推上台面，此人属社民党（SPD）。左中右各党当然落井下石，基民盟（CDU）又祭出改革万金油，自民党（FDP）说干脆把广播费废了得了，绿党直接拿GEZ雇员开刀：开源节流？GEZ自己得先炒掉上千上万个满街敲门查访电视机的登记员！

GEZ和法定公共广播机构态度强硬，恁不肯扔下已咬在口中的肥肉。让步方案之一，是允许向电脑使用者加征电台费，但搁置电视费，可这一来，德国第二电视台（ZDF）断然不就范――与第一台不同，第二台旗下并无电台，想分新烤出来的这块大猪肘，未免理亏。

渔阳鼙鼓动地来，新例须经8月的复议，才能落实。假若重重抗辩下，新例仍板上钉钉，这套逻辑大可推而广之：既然人人都有生育的潜能，政府是不是该给适龄男女公民――不管他们是否使用了其生育的潜能――发放等额的婴儿奶粉钱和子女教育费呢？

2006年4月末，德奥边境山区发现新鲜热辣的大熊掌印，立时引燃一场追熊嘉年华的开幕烟花。要知道，上一次棕熊在德国出现，还是1835年的事情。护林多年终见大型野生动物光顾，环保分子当然老怀大慰。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随即考证出，这只神出鬼没的棕熊，原是故人之后――其母Jurka祖籍斯洛文尼亚，早年随一项移居计划迁至意大利南蒂罗尔的Adamello- Brenta自然公园，有子二：JJ1和JJ2，现身的这一位，是长子无疑。德国人亲亲热热唤这大熊作布鲁诺，拜仁州环境部长Werner Schnappauf致欢迎辞。

未几，布鲁诺频频喋血拜仁深山，一个月内咬死至少7只绵羊、11只家禽，还遵照小人书的描述袭击了一个养蜂场。这头体重100公斤、身高130厘米的两岁壮龄棕熊显然不像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泰迪熊。棕熊专家认为此事可大可小，拜仁州政府也就收紧口风，召来芬兰猎熊手带卡累利亚犬、奥地利麻醉专家和本国棕熊专家，组队围猎布鲁诺。到6月10日，猎熊行动已花去公帑10万欧元。

布鲁诺仍然在逃。6月20日，汉诺威驯兽师Dieter Kraml表示愿意借旗下母熊诺拉，上山以色诱捕之。诺拉是影视界老牌动物明星，13岁，体重220公斤。拜仁州政府婉拒，表示布鲁诺年齿尚幼，“他只对绵羊，而非对母熊感到饥渴。”6月24日，问题少熊布鲁诺被缺席定罪，罪名是“对人畜构成威胁”，州政府开杀戒予猎户。据《南德日报》网络版的民调，7991人中有83%反对捕杀布鲁诺。两天之后，布鲁诺死于猎户枪下，遗体交由慕尼黑大学制成标本，拟送博物馆展出。

环保分子都出离愤怒了，7月1日在柏林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他们称该锁入博物馆的是猎手而非大熊布鲁诺，并呼吁人们取消到拜仁度假的计划，以示抗议。举国大报舆论中，拜仁州政府为千夫所指。至7月3日，针对拜仁州环境部长及其同僚、三名猎手的讼纸已愈50单，原告包括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和该州在野的社民党。意大利环境部长Pecorario Scanio一边照会拜仁政府，以布鲁诺来自意大利为由，索还遗体，一边把状告到布鲁塞尔，要求为欧洲物种保护立法。意大利媒体也召唤国家队队员带黑纱上场，半决赛一举灭掉一半由拜仁球员组成的德国队，为布鲁诺报此血海深仇。

1984年，富庶的拜仁自由邦凭330万张选票之力，成为德国第一个将环境保护定为基本邦策的联邦州。世易时移，环境保护初萌成效，野生动物渐次重新回到人的视野，环保律例却未及更新补全，在布鲁诺到访的六周间，基社盟政府措手不及，环境部官员首鼠两端，尤令人诟病。州议会在野社民党议员质询杀熊凶器的型号、口径，弹药的种类和布鲁诺身中几枪，环境部长Schnappauf只闪烁其辞以保护匿名参与者为由一笔带过。环境部长眼中的棕熊布鲁诺，与公众认知的显然大相径庭――几周来趁热面市的flash游戏、民谣、漫画书甚至同名水果软糖都成功地重塑了这位杜立德医生得力助手兼知心好友的公关形象。新闻电视频道n-tv访问的1009名拜仁人中，近七成表示为布鲁诺的早夭心存恻隐。

高价请来的芬兰猎手水土不服，出师未捷，30万欧元公帑已如流水花去，活抓棕熊这游戏太奢侈，基社盟政府玩不起。放任棕熊将拜仁山地当迪斯尼乐园驰骋？本国专家说万一伤人，莫谓言之不预。州环境部开戒给猎户，本来未尝不是脱身之计，错就错在撒手太急太切――洛基山脉也有具攻击性的大黑熊，加拿大政府给猎户的尺度，仅仅是允许使用麻醉子弹，纳税人环保友两头不得罪。放宽眼界看，几个阿尔卑斯山地国家不乏熊迹，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的400多只野生棕熊，并未落下伤人的案底。在毗邻的奥地利也生活着大约24只野生棕熊，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只偶尔开开荤，一年会吃掉20只羊，造成愈万欧元的破坏，奥地利和瑞士特地为之制定了兼顾人兽的狗熊管理细则。难怪大熊死后一周，奥地利总统Heinz Fischer直以“不关我事”回应记者问。布鲁诺若多走几步踏出德国国界，何至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