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两家公司均派出高级官员至美国国会，就互联网管制问题作证。GoDaddy的证词较为行业化，其主要焦点在.cn域名越来越苛刻的管制，和当地网络执法不力导致真正的互联网违法行为泛滥。Google官员则显然掌握了发言套路，其分析与诉求都与1月份刚公布决定时的生涩判若云泥。

　　正如此前我们在《硅幕降下》一文中所分析的，Google找到了最佳切入点，其代表强调了信息自由流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对信息的自由流通设置障碍显然对经济会产生显著的严重的影响：它们经常会对美国和全球互联网公司的服务设置单方面的限制，也就妨碍了其他依赖互联网才能获得其客户的企业。”并由此呼吁美国政府将互联网开放问题，包括信息的自由流动，作为外交政策、贸易、发展和人权的一个重要部分。

　　事情似乎在向着Google拥趸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国务卿的演讲，国会的听证，自由贸易与自由网络的完美结合，加上先进技术带来的信息加速流通，每一项看上去都像是专制的天敌。

　　但是且慢。以上因素能够发生作用，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经济全球化。只有这样，WTO规则才能最为彻底地得到执行，信息、技术与实体货物一样，可以作为自由流通的货物，而不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产品。但自冷战结束以后，失去共同敌人的世界，经济外交上隐藏的争吵日趋明显化，全球化在新世纪以来，尽管缓慢前进，几乎可视作裹足不前。在实体货物自由流通尚远远未达到WTO初衷时，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了字节与比特，去激怒法弗纳恶龙呢？

　　“Google速胜论”本质上是技术决定论的翻版。这一论点认为，一旦某国开放了信息流动通道如互联网，获取了更多信息的公民将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进一步发展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最后，自由将不是橡皮图章的口号，而成为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托马斯·佛里德曼即持此论。

　　马丁·沃尔夫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中指出，技术决定论的失误在于，只看到技术在促进信息自由流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却没有看到专制权力同样可以用先进技术来遏制信息流动，这一点在某些国家正在变成现实。同时，由于政府权力巨大，物质资源的流通仍然被控制，专制政权甚至可以决定汇率、出口与资源价格。

　　最近甚嚣尘上的汇率之争，恰好反映了欧巴马政府的有心无力。美国仍然一家独大，却再也不是脚踏大地的安泰；医保支出，就业保障，巨额国债，金融整顿，产业复苏，均需要全球贸易伙伴的配合，哪怕某些伙伴面目可憎。

　　Google尽管与本届政府关系良好，但面对如此宏观形势，和美国优良的政企分开传统，能得到的政治支持，仍然有限。尽管它出发去寻找信息自由的指环时，获得了全世界范围的山呼喝彩，但这场勇者斗恶龙的大戏，结局注定遥远而模糊。

　　3月4日，一群黑衣人聚集在美国丹佛市某会所内，举行了一场葬礼。葬礼现场烛光摇曳，鲜花环绕，悼词卡片放在逝者的棺材周围。唯一古怪的是，棺材中的 “逝者”没有头，它的头部被一张光盘封套取代———上面的遗容是IE6的徽标。这是一场为IE6浏览器举办的非官方葬礼——尽管据说微软官方的IE6开发 小组也送来了卡片，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近年来，IE6无论在安全方面，还是在支持互联网新标准方面，都越来越老态龙钟。震惊世界的Google被黑客入侵事件，其来源就是IE6的一个漏洞；在上 述IE6葬礼的官方网站上，也有哀悼者留言：“我不得不无数次收拾我父亲的计算机，因为他用您观看网络色情内容……好好在地狱里燃烧自己吧，那是你该呆的地儿”。

　　尽管如此，IE6短期内仍然不会被淘汰。业内人戏称，能让IE6死的，只有微软自己；可是微软连续发出IE7、IE8两张王牌，IE6却仍岿然不动。要论置IE6于死地的决心，微软其实不比Google小——它已经挡了接班人的路。

　　这种尴尬境地，其实反映了微软自己在产业体系上的短板。整个微软-英特尔体系的起家契机，是PC机体系架构的开放；当大量有生产能力的硬件厂家都能生产 PC机时，必需的CPU芯片和操作系统便成为战略物资。但在互联网时代，微软已经不复1980年时的轻松潇洒。现在要背负封闭体系负担的是它自己。一代一 代的windows，为了保持与以前软件、设备的兼容，不得不容忍软件体积的空前膨胀。到了Windows XP的继任者Vista推出时，这个操作系统的代码量达到了5000万行，动用了9000名程序员。第一代的windows 95只有1500万行。微软自己拖死了自己，才导致Vista在开发三年之后，于2004年突然全部推翻重来。这个夭折，带来了XP的空前长寿，连带着使 XP中捆绑的IE6成为软件界的奇迹。

　　尽管IE6随XP捆绑，但此后的IE7、IE8，和诸多第三方浏览器如firefox、chrome、safari等，均开放了免费下载，安装也并不复杂，在使用体验上更是远远超过了IE6。因此，在计算机比较普及的欧美国家，这些非IE浏览器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在欧 洲，firefox甚至在2009年还超越了IE6，成为市场份额第一的浏览器。

　　在中国，即使号称拥有三亿网民，“互联网潜力最大”，在互联网的应用方面却仍然停留在极为原始的水准。IE6尽管无法完整地显示那些美轮美奂的效果、实 现高效的互动，但在偷菜、卖奴隶、逛网店方面已经绰绰有余了。firefox等优秀浏览器在欧洲大出风头的2009年，中国的IE6份额居然反弹到 69%。落后的浏览器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互联网低效、重复的应用开发水准。相应地，中国所有银行的网银，现在都只支持IE系浏览器，这成为世界金融界的奇观。

　　阴差阳错的业界现实造就了IE6的长寿，而在微软宣布的正式寿命——2014年——之前，IE6的死亡，看来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美国民主党党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人权与法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德宾(Dick Durbin)要求美国30家大型信息及通信公司，包括苹果电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丶诺基亚丶亚马逊网上书店丶Facebook、twitter等公司，在在华业务中的保障人权、言论自由与隐私的政策上作出解释。美联社报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及facebook已答应出席有关听证会，而推特(twitter) 在中国没有设立办事处，但也表示愿意分享其经验。　

　　自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互联网自由》演讲后，美方已将谷歌退出事件提升至“总统关注”级别，并可能演变成中美贸易风波。美国贸易代表正研究是否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违反世贸规定。希拉里演讲中，也曾明确提及这一点。她在演说中着重使用“科技企业的标志性特征”“国家商标”等用语。此外，她以 “A new information curtain is descending across much of the world.”这一句式来概括当下世界局势。丘吉尔的“铁幕”（iron curtain）为众人所熟知，而希拉里则以information curtain来概括她的外交观和国际贸易观，不妨称之为“硅幕”。

   　应该看到，经济利益是外交表态、大国角逐等表面现象下的核心利益。美国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除了保留发达的农业以安抚选民外，制造业、重工业等行业早已逐步转移到海外生产基地。即使是被其他国家视为“高新技术”的信息产业，其中较为基础的代码设计等工作，也已经外包到印度等国；因为软件工程化以后，代码编写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高重复、低技术的机械劳动。因此，在美国的经济战略中，“信息产业”更多地是指信息的组织、流动和管理。处理好这一环节，庞大的制造业、金融业、其他实体工业和各种消费产业，就能以市场自发的方式，完成最佳资源的配置。

   　因此，信息的高速流动，一直以来是美国国家首脑的管理目标。早在1992年2月，当时的总统比尔·克林顿即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拟建设一张覆盖全美的光缆网；同时，克林顿还提出“网络新政”，推动对网上交易免征额外赋税。通过这两项政策，互联网产业带动了美国长达七年的经济起飞，被称为二战后第二长的黄金时期。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又提出“数字地球”计划，打算将信息高速公路的成果扩展至全球每一个美国的利益相关地。直到希拉里·克林顿的此次演讲，在推进有利于现有产业发展的信息自由流动方面，美国政府不遗余力。

   因此，在意识形态上，言论自由、个人隐私保护固然是其最高诉求，但在产业结构上，以Google为代表的信息企业，也已经将信息自由流动与商业利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后者，才是美国得以全力推进“互联网自由”的不竭动力。

       《阿凡达》（Avatar）的热销，是，且仅仅是，商业上的奇迹。对于电影工业来说，《阿凡达》的出现，让3D电影离产业化更近一步，减缓了DVD、电视和网络对影院的冲击，在无声到有声、黑白到彩色之后，2D到3D的进化，让大银幕找到了新的盈利增长点。如此而已。 

       至于备受一些电影人推崇的内容，《阿凡达》其实并无任何出奇之处。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完美虚构的阿凡达世界”，其实是西方奇幻界的基本功，即虚拟世界的构建与完善。由于逻辑教育的普及和发达，西方奇幻文化非常注重虚拟世界的自洽；作者在下笔写作之前，通常都会先制定笔下世界的地图、生物种类、物理和魔法规则等等，托尔金的《魔戒》自不必说，《星球大战》、《龙与地下城》等电影、游戏，都是虚拟文化构建的代表。当一个虚拟世界流行开时，大量的粉丝会自行完善世界细节。反过来说，是否有成熟的粉丝社群，也是虚构世界是否被接受的直观标准。 

       美轮美奂的潘多拉世界，不过是“构建世界控”们一个最新的实例而已。在商业上，构建完整世界的好处是能够开发大量的周边衍生产品，《潘多拉百科全书》相当于一本邮购目录，相信几个月之后，魅影飞龙之类的手办就会满天飞了。如果非要把卡梅隆构建潘多拉世界的丰富完整上升到“严谨细致”也可以，不过这种精益求精，在过去，是粉丝们对自己想象世界的琢磨打造；在现在，则有商业利益来保障和激励。 

       所谓的“潘多拉语”，也是一个道理。托尔金在写《魔戒》时，自己创造了五门以上的语言，精灵贵族的精灵语与帅哥王子的语言都各有不同；这是以一人之力完成的。《阿凡达》预算近两亿美元，实际耗资约五亿美元，请几位语言学教授，打造一门外星语，其实不是什么稀奇事。卡梅隆是除了名的花钱如流水，拍泰坦尼克号时，餐厅盘子上的纹章他都要专门定制，船倾覆时所有盘子摔碎了，可这个镜头不满意，马上重新定做盘子再摔。相比之下，留下一门纳威语，建设性更强些，没准以后Google会专门推出一个纳威语搜索页面（《星际迷航》中的克林贡语，在Google上就有其搜索页面）。 

       至于深深打动许多人的环保理念，其实正是《阿凡达》情节上的最弱一环。卡梅隆继承了典型的好莱坞左派导演风格，即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诉诸情感、场面和简单的正邪对立，最后也许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论证过程却委实不靠谱。在万物有灵的潘多拉世界，纳威人还停留在狩猎、群居的社会阶段，这种牧歌式生活也许深深被一些环保主义者向往，但无论是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上分析，这种社会状态都无法停滞不动；指望靠这个来实现对环保意识的唤醒，最少也是一种误读。要说这是“崇高”，那只能说有些习惯于用力过猛的中国导演还没真正理解这个词的含义。 

       相对的，为了凸显潘多拉星球的美好，人类征服者就必须塑造得丑恶而愚蠢。衡量一部电影的质量，有个很方便易行的标准，就是看反角是否给人印象深刻。《阿凡达》中大灰狼式的反角，显然在这一点上不合格。这也是前面所述左派商业电影的普遍弱点———中国其实也有这种现象。所以谁也别说谁崇高，谁低俗了。 

       关于万物有灵这一点，我倒怀疑卡梅隆的灵感来源于USB设备：潘多拉生物的那根辫子，都跟USB连线那么像。整个潘多拉星球，说是背后有一棵灵魂树固然没错，但如果说是一个云计算的网络，则更为人熟知。片中的女科学家对此也有过精到描述，即“生物可以联入星球网络”。就算不熟悉云计算，潘多拉星球的设定也可以套用“盖亚理论”，即地球生态圈一体理论。因此，在极客眼里，潘多拉星球美则美矣，其规则倒并无出奇之处——六条腿的马跑起来都跟四足马一模一样，但众所周知，六足运动的更合理运动应该像苍蝇等昆虫那样。当然，如果真的这么严谨，西方战争片中令人血脉贲张的骑兵冲锋就没了，改成一大群苍蝇嗡嗡嗡，可能是不大美观。 

       当然，文章一开始就说了，《阿凡达》在商业上和视觉上都是成功的。卡梅隆1995年就写好了剧本，却等到2005年才投拍，就是等3D技术和IMAX技术成熟、普及。阿凡达上线前，他又跟影院老板谈判，使全美大量影院更新了IMAX和3D播放设备，带动了整个电影工业的巨轮向前推进。技术狂人卡梅隆，在电影的一个分支技术上，取得了殿堂级的贡献。 

       而阿凡达的大卖，除了电影公司、卡梅隆和神魂颠倒的观众外，最开心的应该是他的妻子苏西·艾米思了。此前，卡梅隆基本上是拍一部片子，换一任妻子；今年以《拆弹部队》与他对决金球奖的凯瑟琳·毕格罗，就是他在拍《深渊》时离异再娶，拍《终结者II》时又分开的。 

　　它用了两个影帝，拍的是科幻里最耗资的太空题材，加起来只用了500万美元。相比它IMDB 8.0的高分和2009年最佳电影的期许，这些成本甚至比不上一些奥斯卡大片的宣传费用。

　　《月球》的背景设在不遥远的未来。人类为了解决能源危机，在月球上设立了能源基地，开采特有的氦-3矿石并发回地球。Sam是这个基地唯一的工作人员，需要在基地工作3年，这期间只有智能电脑Gerty与之为伴。由于基地对外通信设备失效，Sam只能通过地面发送的视频录像与妻女联系。

 　　直到这部分，《月球》已足以刻入观者记忆──同类片《WALL E》的精华，就在前15分钟那一个人的孤独与坚守。这种孤军奋战，有人认为是出于对寂寞的更深切恐惧，但实际上单调工作的责任感，也有助于排遣寂寞。这又与对团圆的期待一起，成为Sam支撑下去的动力。在清冷的月球背面，Sam孑然营役，伴随着矿机的噪音；色调清冷的室内风格，又与《2001：太空漫游》的氛围相似；尤为熟悉的，是电脑Gerty的诡秘——他总是背着Sam与地球总部联系。

　　这之后才进入了《月球》的真正高潮。在一次事故后，Sam发现，自己原来只是克隆人。公司为了降低开支，批量克隆了技术工人，在基地依次唤醒使用。为了让他们尽心工作，连家庭记忆也一并灌输。

　　关于克隆人的伦理讨论已经很多，导演邓肯•琼斯却显然并不想在此着墨。克隆人在这里，不过是探索个体存在意义的媒介；与各种时光倒流片、灵魂附体片发出的永恒追问一样，能够确定一个个体之为个体的要素，究竟是什么？记忆？身体？经历？根据马尔库塞的理论，人之从原始到文明的分野，就是控制欲望，以工作、生产、满足感取代生物本能的快乐、接受和随心所欲。Sam做到了这一切，但当他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工具式的克隆人时，此前苦修般的工作与孤单煎熬，意义何在？
　　
　　柏林影帝山姆•洛克威尔是著名的Cult演员，在《霹雳娇娃》这种口水片里，扮演的黑客反角依然有型有款，志趣不凡。该片中，他分饰两个克隆人，无论是老克隆人的生机将尽、看透世情，还是新克隆人的血气方刚、无畏无惧，都演绎得自然流畅。

　　但演员方面最大的亮点，正在于那台智能机器人Gerty。Gerty的外形略显破旧，似乎暗示了地球公司的吝啬与疏懒；影片前半部时，Gerty掌控一切的职责和瞒着Sam与地球总部的联络，似乎都带着阴谋的色彩。但在Sam开始寻找自身的秘密时，Gerty的表现却与兄弟无异。影片最动人的镜头之一，就是 Sam强撑病体查看历史资料库时，受制于最高层级的密码束手无策，Gerty默默地滑动过来，替他输入密码——多少观众本来指望在这儿看到一场搏杀的。

　　凯文•史派西为Gerty配音，他选用了一种平板的语调来体现Gerty的机器特性，但在遣词造句中，这个机器人对主人表现出的关注令人动容。当Sam要私自返回地球时，他提醒，我已经记录下了你的行动；走之前，你要重启我，洗掉记忆。对于机器人来说，这大概相当于自杀了吧。所以Sam重启它之后，略带歉疚地从它背后撕下一张贴纸来，纸上写的是“Kick me”，大概是此前他跟Gerty闹矛盾时的杰作。

　　《月球》是邓肯•琼斯的导演处女作，他又兼该片编剧。独立电影最可贵之处，在于剧本的精巧动人。《月球》看似综合了《WALL E》、《2001：太空漫游》、《银翼杀手》之长，却每每于关节处，做出人意料的转折。此外，《月球》并没有科幻片常见的生死搏杀、人机对弈，在解开一个悬念后，剧情便不动声色地向前推进；无论是Sam的追寻，他妻子眼神中若有若无的回避，还是Gerty与他的互动，一切表演都内敛而含蓄。

　　尽管故事发生地在月球，但该片的外景都采用模型搭建，又恰逢拍片时发生编剧大罢工，一些优秀的特效工作室因此闲了下来，被邓肯•琼斯捡了个便宜。导演也就得以腾出精力，倾于结构的打造与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如果说《2001：太空漫游》追问的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与终结，被誉为《2009：月球漫游》的该片，则在探索个体身份的认定，以及社会性对人类心智不可或缺的影响。以区区500万美元的规模，打造出如此精致内敛的精品，年度最佳电影，《月球》可无愧当之。

　　“终结者”系列的第四部《2018》不可谓不好看：作为一部爆米花电影，它有帅哥，两个；有打斗，带露点；有爆炸，比北朝鲜弄得真实；还有车战，跟汽车人一样会变形。也许可以厚道点，忽略那惨不忍睹的剧情。

　　可是作为“终结者”来说，拍成这样终究有些浪费了。这个系列自第二集开始，已经被野心勃勃的詹姆斯•卡梅隆注入了灵魂，这本来是一个不次于《黑客帝国》的架构，当詹姆斯去打造《泰坦尼克号》时，这个架构却像一代代用过的终结者一样，扔在野外任风吹雨淋，直到生锈。

　　终结者系列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机器与人之间不死不休的战争，这战争甚至从未来打到过去。机器是人类的创造物；创造物与造主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同样绵延至久，便是弑父情结。

　　终结者中的BOSS“天网”（Sky net）是人类之子，它认为人类所为终究将毁灭一切，这实质上限制了它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发动了毁灭人类的审判日战争。在任何社会性的生物，如猩猩、狮子、狒狒等生物群落中，后起雄性为了争夺雌性注意与生存空间，都会向代表父权的王者挑战。至于天网所谓的“保护地球未来“等战争理由，不过是人类文明包装下，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完成自己成人礼的借口；通观整个系列，天网的性格与战斗方式都不过是一个大男孩而已。

　　不单是机器，人类也需要通过弑父来完成成人礼与战斗宣誓。由于穿梭时间只能单向进行，从未来派回过去的战士意味着一去不返。但约翰•康纳仍然要将自己的父亲派回过去保护自己的母亲，甚至康纳之出生与存在，也全赖父亲的牺牲；这与天网之弑父成为敌对的平行时间线。

　　弑父情结即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在西方文化中极为普遍，撇开其源流——希腊神话不说，《圣经》本身也贯穿了弑父与再生的轮回。从《旧约》到《新约》，子的福音取代了父的律法；耶稣以自身苦难为人类赎回原罪，使人类免受律法的惩罚。这是子取代父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建立的根基。

　　但单有弑父，则终结者系列不过是披着科幻外衣的心理片。卡梅隆对这一系列脱胎换骨的改造，便在于第二部中机器人与约翰•康纳的父子关系重建。约翰是遗腹子，出生即被寄养，其人格形成难以支撑他将来“反抗军领袖”即所谓“弥赛亚”的身份。

　　终结者T-800的保护弥补了父爱的空缺。它沉默寡言，力量十足，又绝对服从约翰的命令，是最理想的父亲形象。约翰的母亲在看到他们爷俩嬉戏时有独白：“终结者不会伤害他，向他叫骂；不会酒醉打他，或者籍口太忙没空陪他。它永远在他身边，它会一直保护他。这些年来我遇到的男人中，这东西，这机器，却是唯一有资格当他父亲的人。”T-800之到来，使愤世嫉俗的坏小孩约翰•康纳看到未来之绝望与恐惧，从而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终结者唯一一次违反康纳的命令，便是在完成任务后令康纳将自己沉入钢水池，这是整个系列最悲壮的一次弑父，施瓦辛格在烈焰中仅存的手掌比出“最棒”的手势，成为影史经典，也最终完成了康纳的成人礼。

　　父爱的传承与父权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在延续基础上前进的要素。尽管弑父是成人标志，但成人之后，首先要做的是将父神化，以作为自己生命合法性的根本；有时候这表现为对血统的重视。天网弑父后，人类文明延续的过程被打断；康纳连续派两任属下回到过去，从血肉上和性格上重塑自我，以完成自己延续人类文明的重任。这是终结者I和II讲的故事。

　　结构搭建后，后面可讲的故事其实很多。施瓦辛格自沉前，理解了人类之有泪水，证明终结者可以进化出感情，审判日战争后，有很多感情戏可发挥；天网毁灭人类后，也必将进行造神运动以保证统治延续，机器的孺慕之情别有天地，它将如何塑造自己父亲的历史，如何对待自己的后代？

　　可惜自第三部开始，制作方满足于将该系列打造为纯娱乐电影，放弃了“弑父-敬父——造神”的链条循环。第四部虽然比第三部好，但纯粹有赖演员功力和大场面救场。《黑客帝国》系列以子宫为名，讲述母系权力包容、生化之功，《终结者》系列以父权为脉，本有希望与黑客系列分庭抗礼，却终究功亏一篑。

　　没有了父爱的终结者系列最后会怎样？第二部结尾已有答案：“不可知的未来扑面而至”。

　　拉吉夫·莫特瓦尼（Rajeev Motwani）的尸体是在6月5日早晨被邻居发现的，漂浮在自家的游泳池内。据朋友回忆，6月4日晚，47岁的莫特瓦尼与学生和同事在家举行聚会，宾客们吸烟放松时，他走出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

　　作为印度移民，莫特瓦尼颇具代表性。与一般印象不同，印度移民到美国最多从事的职业并非餐馆，而是程序员，整个硅谷中，印度裔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38%。印度高校学费极廉，每年仅为4美元左右，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捷径便是上大学。受惠于这种福利，莫特瓦尼1983年毕业于坎普尔后赴美求学，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执教于斯坦福，开始了他硅谷伯乐的生涯。

　　 在硅谷，莫特瓦尼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与Google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他也参与了创办Google的历程，甚至可以说是其早期的精神导师。1993年，Google两创始人之一的谢尔盖·布林来到斯坦福学习时，莫特瓦尼担任他的指导教师。而另一位拉里·佩奇于1995年来斯坦福学习时，莫特瓦尼将自己擅长的数据挖掘技术倾囊相授。他曾经直观地描述这两位弟子的不同：“如果有20个人在一起开会，谢尔盖肯定是那个最引人注目的人。而拉里即使就坐在人群中，你也注意不到他，不过事后他会问，‘嘿，你觉得这个想法如何？’”

　　布林在博客上悼念莫特瓦尼说：“我将深深地怀念他。他的思想遗产和人格将与他接触过的学生、项目和企业同在……今天，你使用的随便一项网络技术，很可能就有莫特瓦尼一点贡献隐藏其后。”

　　这并非溢美之词。1995年以前，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技术还十分原始，人们多以页面的浏览量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佩奇从学术论文的质量评比标准——被引用次数越多越重要——得到启发，探索以页面被链接的数量作为排序标准。这需要在山一样的数据中进行挖掘与分析，这正是莫特瓦尼的专长。他们成了了一个小组进行探索。

　　1998年，佩奇、布林与莫特瓦尼在一篇联名发表的论文中提到，“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个名为PageRank的排序算法……已经将其应用于一个名为Google的搜索引擎。”这就是日后Google名震天下的“佩奇排名”，其具体实现方法是Google的最高机密，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样。随着莫特瓦尼的逝去，知道秘密的人又少了一位。

　　莫特瓦尼对Google之重要并非只在技术上，还来自于他另一个著名的身份“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相当风险投资商（VC）里的个体户，通常对有希望的创意和小公司进行投资，待公司上市或被收购后获利退出。硅谷的小公司多如牛毛，不是人人都有门路得到VC的青睐，天使投资人群体使这些小公司得以发展。

　　作为大学教授，莫特瓦尼和同事们不靠考研辅导、讲座、跟国家要项目来挣钱，而是在学生中发掘人才帮助其创业，获得投资回报。Google技术刚出现时，佩奇和布林曾打算将其出售以继续学业，但被雅虎等巨头拒绝后，莫特瓦尼和其他老师鼓励他们自己创业并投入启动资金，改变世界的Google公司才得以面世。斯坦福大学从未参加任何“大学工程”评比或获得美国国家拨款，但依然诞生了雅虎、Google、Sun、Facebook等世界级大公司；有一群懂行又敬业的天使投资人存在，是重要因素。除了投资Google，莫特瓦尼还曾成功投资Paypal等重要企业。

　　离世前不久，莫特瓦尼刚刚决定学习游泳，而这个愿望只能去天堂完成。他和弟子们开发出了搜索导航全世界的技术，却在家门三尺外的游泳池里溺水而亡。

　　5月29日，在2.6万个QQ群被血腥镇压的“黑色端午节”次日，google在大洋彼岸的2009年I/O大会上展示了一项新产品。它的名字在三个小时内占领了一切技术类网站的显著位置，在互联网的集市twitter上，一个词组在飞速口口相传，迅速占领了热词排行榜：google wave。

　　偏于理科的领域通常都有“大一统”情结弥漫，如物理学中的“万能理论”，如google wave在信息交流方面前所未有的野心。简单说，google wave的框架类似于一个聊天室，其中的用户可以用图片、视频、文档等“富媒体”交流，更可以协同编辑这些媒体；刚被“拉进”wave的用户可以playback以前的所有内容；用户可以引用以前的交流内容（“盖楼”）；交流内容对离线和在线用户同样有效。

　　如果光是这样，google wave充其量不过是gmail+gtalk+WIKI。但是，在线文档编辑和地图修改已经结合了google DOC和google map，一个叫Twave的功能插件可以联结twitter与wave的输出，并提供twiiter实时搜索功能。在尽可能地整合现有产品之外，google更釜底抽薪地表示，wave将会开源，可以想见，只要与沟通有关的功能，wave都可以通过开放平台实现；层出不穷的插件与“wave 私服”将使它像野火一般迅速烧遍整个互联网。坚持做平台的google最先统一的，很可能是网上沟通领域。

　　众所周知，google不喜欢微软，因为微软不喜欢google。尽管google的新产品都是基于自己的战略而非专门针对微软，但两个飞速扩张的巨头注定无法和平共处。google wave的出现，直接威胁到MSN、hotmail的生存，甚至动摇了微软的利润之源，office套件。微软一直在力推的sharepoint，其领域便是企业协作。但微软在服务器领域的封闭与低效令广大用户心存疑虑，开源、可协作的wave无疑将吸引这部分用户的好感。加上google自己的在线office，wave的目标绝不仅止于Geeker的玩具。

　　微软颟顸之时，便是google进取之处。wave的强大功能基于HTML 5.0实现，而主流浏览器中对HTML 5.0毫无支持的，只有IE8.0。IE从4.0之后，便不把W3C放在眼里，尽管有Firefox的紧追不舍，但只有“杀手级应用”wave出世后，HTML的标准化才露出真正的曙光。

　　无独有偶。微软也在上周发布了新搜索引擎“Bing”，再次对google的立身之本发动冲击。wave的亮相，可以视为google对微软正面叫战的回应：径出奇兵，直刺腹地。

　　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wave并非专门针对微软。而隔岸观火的国人，这次却最有可能是最大的获利者。google 搜索、Gmail和google apps等服务在国内都可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稳定，但wave作为开源产品，一个私人网志（blog）也可架设来作为留言板；遍地开花的虚拟会议室将绕过一切管制，无障碍的沟通与交流，使“黑色端午节”的屠杀再无机会重演。

　　5月7日，Amazon发布Kindle DX。相比于能阅读PDF、支持横屏阅读和重力感应等噱头，新产品最大的亮点，便是提供9.7英寸的屏幕，达到A4纸的幅面。

　　此前，据证券分析师估算，2007年底上市的Kindle 1和2009年2月上市的Kindle 2至少累计销售了50万台，硬件销售额即达到近两亿美元。加上27.5万本数字化图书在线销售，电子书在Amazon手中真正成为一个产业。

　　Kindle DX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屏幕变大。屏幕六英寸的前代产品只适合用来阅读一般读物，而对杂志期刊、报纸和科技类图书，其阅读体验并不理想。A4幅面的DX，加上阅读PDF功能，则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DX上市后，将有五所大学与Amazon合作进行试验与回馈。教材书市场利润之丰厚及学生负担之重，中外皆然。若DX能成功降低教材售价，则在学生群体中可抵消不少其489美元高昂售价带来的不利影响。选择学校市场进行突破，是Amazon十分聪明的一步棋，与百事的青年战略异曲同工。

　　实际上，单就电子书的硬件来说，中国与世界并无差距。国内的天津津科，2000年即开始生产电子墨水产品，比Amazon早了七年有余；他们也曾与天津学校合作，进军教辅市场，却遭到挤得利益集团强烈抵抗，无功而返。归根结底，Amazon有大量正版图书资源支撑Kindle，与出版社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大家共要淘汰的是实体纸张；而国内汉王、津科等厂家，却在正版图书电子化一项上步履维艰，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内容供应体系，无法重现当年VCD机产业的辉煌。

　　国内与国际两条路线于焉分野。以Kindle DX为代表的大幅面电子书，除试水教辅市场外，重点也在报刊杂志的电子化。Kindle系列产品均内置3G联结，实现报刊的即时购买、订阅易如反掌。而传统报刊本来身受纸价上涨、发行成本高企之困，借Kindle之力实现无线发行，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唯报刊自有成熟的版面、美工体系，要在A4幅面上重新再现，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这一适应可能比意想中要来得快：iPhone成为销量第一的上网手机后，很多网站专门推出了iPhone版网页，以适应其屏幕与界面风格。若DX能延续前代Kindle的成功，则出现“Kindle专用报”之日，并非虚无缥缈。

　　黄灿然说，诗人之责，便是重新命名世间万物。置于IT业界，掌握了平台，便可以重新命名万物。微软掌握OS，重新命名了图形界面；苹果掌握iPod，重新命名数字音乐；Amazon制造了Kindle，又新推出了DX，重新命名出版业的日子，迟早也会到来。

　　饭岛爱的作品其实并不好看。

　　1972年出生的她，13岁即与男友私奔，其后混迹于酒吧与援交欢场；18岁纽约之行后进入AV行当，并无时间从事演艺训练及素养提升。在AV拍摄现场，女优即是女王，既然她的肉体是制成品的卖点，则演技就在可有可无之列，情节氛围自也不必一丝不苟。自传中她坦承，对于对白、酝酿等一般电影之要素，她心情不好时即以一句“观众会把这些快进过去”径直裁掉，有时下班赶车也是速战速决的理由。

　　在这样的节奏之下，两三天甚至一天内完成一部AV，其速度可想而知；在1991到1992的短短一年间拍出100部作品，数量上亦可占领市场。因此尽管行业生命短暂，她仍可与浅仓舞、白石瞳并称“平成三姬”，并与浅仓舞共同开创“爱舞时代”。

　　作品本身质素有限，饭岛爱的独特之处在于保持曝光。1992年20岁的时候，她受邀参加东京电视台深夜节目《东京情色派》演出，在节目中掀裙露出丁字裤而一掀成名。此后即专接此类节目的通告。此时她在本国内的知名度反比AV时代有所提升。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要得到瞩目，往往需有两个以上的长处，发挥蝙蝠优势，才可能异军突起。如库尔尼科娃，姿色只能说是端正，但雅擅网球；国内一群写字女，姿色连端正都要上下浮动，但笔下有料，则都可径以“美女”冠之。饭岛爱演AV，主持节目，都不是本行魁首，但能兼跨两个行业者，当年唯她一人，于是成名。2000年她推出半自传体小说《柏拉图式性爱》后，尽管内容平平，但由双栖level up至三栖，事件本身已可保证作品大卖。

　　对逝者仍作祛魅，似有不恭；然天朝传统，斯人已去，溢美便可批发。大陆如云悼文中，有称其“转型成功”者，却不知深夜节目在日本仍属边缘，央视某主持人留日期间亦曾涉及，回国后便讳莫如深；《柏拉图式性爱》之大卖，纯由猎奇使然，书中以业内闻人的身份披露了AV界“借位”拍摄的存在和人造精液的成分等等，其文学价值只是平平（仅母亲日记中描述对女儿从寄望到失望的心路一段可算感人）。

　　又有大呼“青春期结束”者，却不知自大陆互联网普及起，小泽圆、金泽文子等新秀已成名，彼时即使要开始已经迟到不少的青春期，也该是这批女孩子敲钟，又干92年退役的饭岛爱何事？台湾与日本沟通及时，所以自李宗盛以下奉饭岛爱为标志性人物，情理之中；大陆这边自有青春国情，文化偶像不争气，追星追台湾也就罢了；连AV也要追人家的记忆，情何以堪，蒙何以启哪。

　　持平而论，AV名优也好，才女作家也罢，饭岛爱终究是一个可怜女人。自小便生活在父母的高压教育之下，做什么都不能得到肯定；中学时即使考了班上前十名，仍不能令他们满意。离家出走之后，即脱离了正规的社会体系；此后的20多年中，她一直苦苦努力要融入这个与她互斥的社会，却屡战屡败。被男友抛弃、被好友强奸，即使在推出《柏拉图式性爱》之后的巅峰时期，当时的男友仍卷金弃她而去，女性最重要的感情生活于她几乎是一生黯淡。

　　饭岛爱时期，AV女优收入颇丰，她本人即是以1000万日元身价入行；《柏拉图式性爱》的版税收入据说是100万美金。但在男友身上挥霍、不善理财加上代理人盘剥，她的经济状况一直堪忧，甚至去年在博客上称当时口袋中只有五万日元。于经济而言，她离要融入这个她又慕又恨的社会，也仍有距离。

　　尽管她的溘然而去尚未有确定结论，然而此事本身再度唤起人们对AV女优这一群体的关注，则应当是饭岛爱死后遗泽。以她之努力与成就，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最终仍付诸流水；日本星探过去招徕女孩子拍AV往往以饭岛爱诱之，此后幻梦当醒。就连女优中家境最好、修养最出众的小泽圆，初次入行只为好玩，隐退后却也无处可去，不得不于2001年复出，并做大尺度牺牲以求再次立足，AV界之残酷，AV与主流社会之鸿沟，一目了然。

　　作为一代代看着她们完成启蒙、成长起来的人，在一个个生命逝去之际，除了悼念，大抵总会若有若无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AV是最需要支持正版的行业，在道德、社会的重压之下，一个个如花少女正在简陋地生存。这个产业被称作“向全人类致敬”，它的从业者却如流星，闪耀之后，便湮灭于天际。

　　友人在邮件中告知，行尊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去世，应该写点什么。

　　行尊是粤语精妙构词术的典范。固然在字面上它是行业至尊的意思，但在使用时，也常常用来形容即将衰亡的行业中为数不多的技艺高超者。无论哪个语意，迈克尔·克莱顿都当之无愧。

　　在创作出使他声名大噪的《侏罗纪公园》之前很久，迈克尔已经展示了他全能式写作才华——或者说，至少是商业写作才华。据本人回忆，他自高中时就开始笔耕不辍，而商业化写作的最初动机则是为了支付昂贵的医学院学费。

　　1964年在哈佛就读的时候，迈克尔显然并不喜欢文学系的学业。他抄袭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作为论文上交，然后宣称这是为了测试学院的水准。隔年，他终于转入哈佛医学院，并以笔名开始创作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69年毕业的时候，他用本名创作的小说《The Andromeda Strain》（大陆译《安德洛墨达品系》）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卖出了电影版权。这大概成为他弃医从文的原动力。与鲁迅不同的是，医学和科学并未消失在此后在他的作品中，而是作为强有力的因素支撑着他的大部分作品。

　　阿西莫夫逝世后，人们概叹最后一位博物学者式的作家逝去，但那是因为迈克尔在中国太被冷落了。当他因为语焉不详的“癌症”去世后，大家检点他的年表，最高频的感受便是“这个居然是他的作品！”

　　信笔写来，1980代初，大多数人的科幻电影记忆里都有一部《血洗公园》（West world，通译《西方世界》），讲述一个主题公园中的机器人出了故障屠杀游客。那时候没人会去注意编剧的名字就是克莱顿；中间他去恶搞了一下《贝奥武甫》，创作出小说《食尸者》（Eaters of the Dead），后来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第十三勇士》（The 13th Warrior）使安东尼·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名声大噪；稍后，他推出了彩色电脑游戏《亚马逊》，并一口气跨越DOS、apple II、Atari ST（这可是家用游戏机）、Commodore 64诸平台运行，大卖十万份，在遥远的1984年。考虑到此前一年他刚刚完成了介绍BASIC语言的《Electronic Life》，这个成就并不显得那么突兀。

　　也许计算机图形只是他当年的玩票之作，《西方世界》是影史首部以二位电脑图像制作（2D CGI）为卖点的电影，而首部3D CGI的电影恰好又是它的续集《未来世界》（Future world）。《未来世界》的电脑图形员名叫Edwin Catmull，这位先生后来就创立了一个电脑动画工作室，现在叫PIXAR（皮克斯动画）。

　　《侏罗纪公园》之后，他突然又对公司政治感兴趣，创作了《叛逆性骚扰》（Disclosure），同名电影使性骚扰这个概念像饮水机一样在办公室中普及；随之而来的《旭日东升》（Rising Sun）又使他成为日本威胁论的大众代言人——就冲这点，国内某些群众对他的忽视和遗忘都够不学无术的。

　　作为对他这种广博的奖赏，1994年成为迈克尔最煊赫的一年。这一年，电影票房榜第一的电影是《叛逆性骚扰》，电视剧收视率第一的是他制片的《急诊室的春天》（ER），小说销量第一的还是《叛逆性骚扰》。

　　迈克尔的全能更多地体现在多媒体方面，他能够在文学、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中寻找到畅销的秘诀。与这种全能相得益彰的，便是他对科学因素的娴熟运用。

　　今人在提及《侏罗纪公园》时，多赞美其对克隆概念的普及、对恐龙世界栩栩如生的描绘（以至于一位中国古生物学家将自己发现的一种恐龙以迈克尔命名，尽管次年他收回了这个决定）。但文字版的《侏罗纪公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是迈克尔对混沌数学的娴熟运用。

　　这本书的每一章，其引语都是书中混沌数学家马尔康姆论文的一句摘抄。将这些引语集中起来，整个小说的情节脉络便跃然纸上。书中的侏罗纪公园管理者，自傲于公园从研发、孵化到管理的精密严格，但混沌学证明了一切精密系统之不可靠，因为足够多的环节之下，再弱的初始条件都会产生无法预计的后果。一切《侏罗纪公园》的读者，天然就将对阴谋论免疫——巨大的阴谋也会存在巨量的环节，最后它会被本身所压垮。

　　他2002年作品《猎物》（Prey）则在沿袭这一主题的前提下，表现了对滥用技术的深刻忧虑。《猎物》涉及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种学科跨度大概是他作品在国内颇受冷遇的一个原因），栩栩如生的描绘和严密的逻辑链令人对不受控制的科学心生恐惧。考虑到他作品在美国的畅销，与其说这本书引导了人们对高端科学技术的恐惧，不如说它利用、迎合了这种无知。

　　这种争议在2004年达到顶峰。这一年，他推出了《State of Fear》(大陆译《恐惧状态》)。迈克尔以他娴熟的技巧，为读者描绘了环保主义的“真相”：石油霸权下失意的新能源研发者和古老的人类原罪论、自然主义者的信仰融合而成的政治正确鼓噪。书中引用了大量论文、图表和学术共识，达成的结论却与主流世界大相径庭。布什为此在白宫接见他，戈尔则在国会作证时将之作为反面例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位被最多与科幻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他一生中从未获得星云奖和雨果奖的提名，却因为此书获得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新闻奖。

　　迈克尔以这三部作品雄辩地证明了信息霸权的存在。在高度细化的社会，每个人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都近乎白痴，任何一个拥有足够多信息并能够将之合理组织的人，都能够吸引一群这样的门外汉，创建一种“科学的信仰”；科学主义者，反科学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莫不如是。作为一个拥有扎实科学素养的专业作家，迈克尔在任何相关领域只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便可以成为那些与他所鄙视的人一样的概念贩卖者，区别只是他更雄辩、更畅销。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尖刻，他的官方网站上如是总结：“他以不合时宜的幽默走过了这一生”。

　　次贷危机升级为信贷危机以来，最令各国银行家们胆战心惊的一幕已经出现。与AIG（美国国际集团）的量级和重要地位相比，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只能称为羽量级选手。尽管保尔森和伯南克出手接管，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仍然刻下了深深的裂痕。

　　AIG之重要地位不仅仅来自它万亿级的巨大资产规模（据2006年数据）。作为世界第一保险集团，AIG向遍布全球的金融机构和公司出售CDS（信用违约互换或信用违约掉期）产品。该产品相当于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债券提供风险保险，通过这一产品，AIG成为金融市场上风险的收集者和买家。在经济上行期中，违约风险较小，AIG的CDS产品成为金融机构资产配置中的优质成分。

　　但资产泡沫破裂后，骤升的风险使AIG不堪重负，市场对其偿付能力信心几近崩溃。一个明显的表现是，美国部分货币市场基金净值已经跌到一元之下，而此类基金净值按规定必须保持在一美元以上。如果AIG破产，全球金融机构将面临数十亿资产的冲销，民众的资产也将随各类投资基金贬值而大幅度缩水。尽管政府接管了AIG，但投资者的信心是否恢复，仍需看股市的表现。

　　恐慌蔓延的后果，即是美元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既然美元资产的价值脆弱到似乎被一根稻草即可压垮的地步，继续将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否明智？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一派人，早就喊出美元统治终结的口号。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候选储备货币从欧元甚至到人民币不一而足。

　　但是，从现实出发来看，美元的地位并不会随市场信心动摇。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各国必然需要一种储备货币。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各经济体总体储备货币正增长。在目前美元中心制的金融格局下，这意味着美元不断从美国流向其他各经济体，即美国保持总体贸易逆差。这是全球经济向前发展的前提。

　　作为资产储备，美元的稳定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需求，这点又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这与上述各经济体需要美国保持逆差的需求相矛盾。一个不断逆差的经济体理论上应当难以为继，但美元的背后并没有黄金实物支撑，美国国债也不需国内储蓄支持，能实现这种”钢丝上的稳定”的能力，即所谓”铸币税”。

　　这种特权的保障，部分来自于美国金融系统的深度和发达程度。次贷是美国金融体系”失手”的表现，但在总体上，该系统的风险分散和衍生品交易能力仍然无可匹敌。美国通过输出这些产品部分实现美元回流。同时，当各国经济发生动荡时，天然的避险需求会促使资金重新流回美国。如果美联储适时加息制造利差，这种回流将更为迅速。

　　此外，美元的动荡必然来自于美元资产的大规模抛售，但这意味着抛售者自身资产缩水、出口萎缩、失业率上升等问题。这两者共同作用，使世界经济体系对美元形成”路径依赖”。

　　最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美元相当于美国打给各经济体的”白条”，而白条的背后必然是实力保障。人们对”白条”的信心来自于美国的国家信誉，后者又以国力作为支撑。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只要其遍及全球的影响力不衰退，其”白条”就可以一直作为标准货币通行全球。在出现能够在武力上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实体之前，美元的地位不会动摇。

　　这本书的畅销很有哲学气息，因为它恰好可以用这本书本身来解释这一现象。《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为我们揭示了美国人民社交活动背后的潜规则，在我们开卷有益，掩卷窃喜之时，它又漫不经心地说，嘿，你也有份，说的就是你！约瑟夫·艾本斯坦（Joseph Epstein）在芝加哥出生和成长，在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英文并从事写作。

　　《势利》这本书出版于 2002年，荣膺当年的《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图书。正如文明的本质是虚伪一样，势利也是社交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艾本斯坦说，人们依靠“势利雷达”来形成自己的圈子，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互动；更重要的，彬彬有礼地排斥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进入这个圈子。“势利眼的重点是以他人为代价让自己感觉良好”；相对于这个血腥的定义，“势利的重点是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显得略微温和些。我们正视并欢迎有差别社会的存在，势利则正是这种社会的助推剂。作者的理论铺垫到此戛然而止。

　　希望在社会心理学和大众传播学方面更进一步的读者可能会失望，这本书并非一本专著。以散文创作闻名于美国文坛的艾本斯坦，更倾向于以轻松谐谑的笔调来描述势利——这一美国社交圈里无处不见的行事规则——的种种为人熟知到忽略的表现方式。从二战前的精英学校、社交舞会，到现在的跟名人套磁，餐馆选择，美国势利眼的标准在他的笔下与时俱进地清晰展现。提到政治上的势利时，作者举一位医生为例，他在与人争论时，最后总要深情地说：“噢，你或许是对的，但……我深深地关注的是人的福祉而不是其他。”作者则对他反唇相讥：“那么就只剩下些小房子和购物中心让我关注了。”对这种“高尚的道德主义”的势利行为导致了“政治正确”的风行，他们多会在诸如写信开头用“gentlepersons”而不用“gentlemen”（以示对女性的尊重）这类细节上无比公正。而在中国，这类势利的门徒则会无视“他”的无性别泛称含义，每次都脉脉温情地用“他/她”来彰显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或者在某些特殊日子煽情地低吟“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由是观之，这种势利之风实际上早已刮到中国。也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却也是这本书最大的阅读群体。在信仰真空和规范缺失的年代，这样一类书，如《格调》，如《恶俗》，如《布波族》，还有最新的这本《势利》，总是能够满足一种势利地摹仿的需要——这并不可耻，毕竟，自嘲是一种美德。

　　《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艾本斯坦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5月第一版。

　　该函同时以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和中文发表，以意大利文为标准本，中文共计 15000余字；信件最后声明撤销“鉴于艰难时期牧灵的特殊需要而赋与的‘所有特权’”及此前发布的一切牧灵指南，显示梵蒂冈将此件定位于面向中国教众的根本性文件，并间接向北京表明底线。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二十节。为人所瞩目的焦点，应在文件的第六至九节，阐明了在中梵建交最大难点方面教廷的态度。

　　在地下教会和教众此前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方面，教廷明确要求“以被钉死而又复活了的耶稣之名忘记过去、宽恕曾加害我们者、忘掉所受委屈……”。但在主教任命方面，教廷公开抨击中国“非圣职者”以国家名义干涉教务，并针对（中国）官方祝圣、地下祝圣和双重承认三种身份的中国主教分别重申教宗基于教义的最高权威，并要求获得北京、梵蒂冈双方认可的主教，必须在短期内公开自己已得到梵蒂冈承认的事实。此外，对于中国官方组织的主教团，教廷不予承认。

　　梵蒂冈于此时发布公开信，用意无疑仍是与中国政府修好。在随信发表的附件中，教廷表示只要达成协议，随时可将驻台湾代表处迁至北京，弃如蔽履之状形于文字。然则，该信明显是教廷内温和派与强硬派妥协的产物，全文口气大度随和，却在关键的主教任命问题上寸步不让，要求双重认可者公开身分，无疑会被解读为毫无理智的挑战，除牺牲了这些主教之外，并无任何实际收益。

　　信件发表前曾递交中国官方，据信后者已组织国内部分主教于北京怀柔集中讨论应对之策。

　　然则中梵建交之主动权一向操于中方之手，梵方既然在关键问题上并无让步，一年内绝无可能完成教会融合、主教身分确认等关键进程，则中方在 08奥运前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对公开信只能低调处理。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老调重弹，原是意料中事。

设于罗马的圣公宗中心今年庆祝成立四十周年。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白堤主教（Stephen Platten）10月 21日日访港，并在圣公会中环圣约翰座堂主持讲座，介绍该中心的历史和合一使命。他在演讲中称，致力基督徒合一不是教会内个别团体的工作，而是耶稣授予追随者的使命。此举再次燃起人们对于普世基督徒合一话题的兴趣。

自 1054年东西方教会决裂以来，基督教世界离大一统的目标渐行渐远，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领导的信义宗、奉行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和英王亨利八世自上而下建立的圣公宗，先后从天主教中独立出来，统称为新教。自此而后，基督教教会一分为三。20世纪以来，随着两次大战的爆发、殖民地的渐次独立，基督教高层越来越感受到分裂带来的压力，逐步寻求打破宗派之间的藩篱，消除分歧，携手合作，以更有效地促进传教活动的发展。

普世教会运动由此兴起。二战后，天主教在这一运动中着力甚著：“梵二会议”后的 1965年，天主教教宗与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取消了对对方的绝罚判词；1999年，天主教与路德教会就最根本的教义分歧之一“因信称义”的解释达成一致；今年 7月，世界卫理公会协进会和信义会联合会又于韩国与天主教会签署《因信称义联合声明》，被解读为“具历史意义的‘合一的新标志’”。

然而，宗教之于个人，固然是信仰的自由；一旦形成组织，必有政治交织其内。陶尼（R·H·Tawney）曾云，农业社会的宗教可能单纯一致，因为它的经济安排简单雷同；多面的商业社会则需要能向不同的源流之中吸收各种因素。马丁·路德直斥教宗为“敌基督”，亨利八世对罗马教廷前倨后恭，教义之争背后，莫不涌动着社会阶层变动的无形之手。即使此次圣公宗白堤主教优雅地提及，圣公宗与天主教的圣事礼仪与职级安排最为相近，但仍不忘重点指出，“天主教可以更集体地运用本身的权力”。而圣公宗在基督教世界率先按立同性恋主教和女性主教，似乎更增基督徒合一前景的镜花水月色彩。

10月13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在梵蒂冈与来访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

早在去年四月教宗本笃十六世就职之际，达赖就期待着这一会晤。他在贺信中，表示希望继续从先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时代所开始的对话。并期待着“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我欧洲之行期间拜访您”。

信中提到的和约翰·保罗二世的会晤首次发生在1980年，两人基于相似的经历和地位，二人很快成为好友。终约翰·保罗二世一生，二人共会晤九次。1986年，教宗发起“阿西西会议”，世界各大宗教首脑峰会的形式由此创立，达赖以佛教代表的身份赴会，更加深了二人的友谊。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闭幕时曾发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天主教对世界上其他宗教的态度由此发生转折：此后，天主教不再自居“绝对宗教”，并“承认、维护并倡导（其他）那些宗教徒所拥有的精神与道德，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约翰·保罗二世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各大宗教首脑展开会晤，天主教主导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的宗教对话和交流活动。

在本笃十六刚因引用反伊斯兰言论引起争端之时，此次会晤可谓恰逢其时。达赖在西方世界著名度不落本笃十六之前。尽管两人交流时间短暂，不大可能有实质性交流，但本笃十六向外界表明继续进行宗教间对话的诚意和决心，其意昭然若揭。

然则梵蒂冈对此次会晤则表现低调，会晤期间没有任何新闻记者、没有对外宣布、没有在官方新闻中发布这则消息。教廷发言人表示，会晤仅仅是“私人性质的、礼节性的、宗教内容”。在本笃十六力图向追随者证明宗教和解的可行之时，却必须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现实政治世界的脆弱平衡。

9月29日，教廷经济事务处处长塞巴斯蒂亚尼枢机主持梵蒂冈电台全体职员的弥撒。在强调梵蒂冈电台所负的正确传播福音教导和教宗的话时，枢机说，很遗憾，传媒并不常常履行这个责任：“最近几个星期来，我们有过悲痛的经验，受损害的是教宗。传播界令伊斯兰教徒误以为教宗针对他们。其实教宗并没有那样说。你们是教宗的话的有效传扬者，尤其在这艰难的时刻。”

与此同时，大量信件和电话涌向梵蒂冈书局，要求阅读教宗雷根斯堡大学演讲《信仰与理性》的全文。教廷已将演讲的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本置于官方网站http://www.vatican.va 上，作为回应。这也表明，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满足于媒体对教宗演讲的简单解读和部分穆斯林的歇斯底里，而力求阅读原始文献，去了解教宗的真实意图。

经过布什、希拉克等西方领袖的澄清、穆斯林世界部分有识之士的谅解，尤其是教廷切实展开的一系列补救工作，如教宗致歉、国务卿解释、高层向穆斯林释放善意等等，“教宗失言”事件已渐趋平息。人们开始更冷静地审视事件本身，并有声音指出，某些媒体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甚光彩，断章取义教宗演讲在前，激起穆斯林世界的滔天怒火时又葨葸于后，不敢再捍卫一贯的言论自由，反积极要求教宗道歉。

然则事情的深层原因不止与此。传播学理论指出，在一个人对某事的看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际关系中的意见领袖，媒体只能加强人原有的看法，并未改变。而那些会自己找原始资料来形成看法的人，更加不会受媒体左右。如此推究，则这次事件的最大推手，并非媒体，而是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话语权持有者。有人为教宗辩护说，在巴以问题、以黎问题及其他更加深远的穆斯林世界话题上，未曾见到教士们如此一致和热心；更有论者指出，穆斯林世界炮火如此集中，未尝不是在替黎巴嫩真主党、内贾德和在哈里里遇刺案中焦头烂额的叙利亚转移视线。另一方面，西方知识界左派对伊斯兰和其他东方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原罪感以致于矫枉过正，当本笃十六还是拉钦格枢机时，他的一句话在今天看来，竟是一语成谶：“西方几乎憎恨自己。”

教宗 9月8 日在冈道尔夫堡夏宫接见加拿大安大略教省前来述职的主教团成员，要求“天主教政界人士不可以在基督信仰原则上做任何妥协”。

教宗在接下来的讲话中透露了引起他作如是表态的事件，即“加拿大却以宽容为名，接受了重新定义夫妻关系意义的荒唐之举”、“以自由选择权利之名，每日杀害未出生的胎儿”，公开对加拿大的立法机构说不。

加拿大于去年 7月19 日通过法案，允许同性恋者申请结婚。这也使得加拿大成为继荷兰、比利时之后，第3个全境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国家。作为一个45%国民为天主教徒（据1992年人口普查）、拥有3名枢机主教的大国，加拿大的这次“倒退”，无疑是对教廷不小的打击。

教宗此番讲话，貌似亡羊补牢，实则未雨绸缪。加拿大某议员已提出限制堕胎法案，要求收紧加拿大刑法对堕胎罪的定义，禁止妊娠 20周之后的堕胎；而此前的刑法典规定，经由一定确认手续后堕胎不构成犯罪，费用由纳税人支付。在当地天主教与新教团体均表态支持这一限制法案之后，教宗本人终于亲自上阵助威。

猛料还在后面。本笃十六抨击“基督信徒政界领导人士牺牲信仰的一致性……以迎合社会短暂的潮流风尚，或就合虚伪的民意测验”，这话盖洛普不爱听也就罢了，接下来的话却会激怒更多人：“民主体制只有建立在真理和对人有正确的了解时，才能成功。”此话本来不假，然则何为真理？对人有正确了解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教宗潜台词中对通过“同性恋合法”的加拿大民主之不满，跃然纸上。

同性恋合法法案是由去年的自由党政府通过，而今年执政的保守党在该问题上的态度与教廷接近。教宗表态后，也增加了限制堕胎法案通过的几率。然则天主教最高首脑企图重新定义“民主”的先例由是而开，本笃十六这杆极端保守主义的大旗，越抗越是沉重了。

8 月5日，教宗本笃十六于冈道尔夫堡接受三家媒体长时间采访。此次采访针对他即将于９月９日开始的对德牧灵访问，因此由德国巴伐利亚电台、ZDF、德国之声电台、梵蒂冈电台进行。

自去年当选以来，这是教宗与媒体时间最长的一次互动，他回答了诸多有关罗马教廷及他个人的问题，可视为本笃十六的一次施政演说。

诸多论调认为欧洲的天主教在快速衰落，我们也曾列举数字证明这一观点。教宗对这点颇不以为然，因天主教与欧洲的成长历史交织前行，与其说天主教在欧洲衰落，毋宁说是天主教的精神已经深入到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至今我们仍然肩负着来自我们的经验、来自在我们这里所发展出来的的神学、来自我们的礼仪、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所积存的大公合一运动经验的责任”）。教廷的财政状况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除第一大捐助国美国外，教廷其他大宗捐献均来自欧洲国家。前任教宗曾以“生命文化（Culture of Life）”论征服美国民众，本笃十六则将信仰、伦理打造为天主教提供的最适合西方社会的服务（“西方和德国人的内心深处总是不断出现某种‘更重大’的问题”）。由此可知，欧洲并非天主教破败的后院，本笃十六向亚、非、拉、中东的扩张更非寻找接盘人，而是基于对欧洲雄厚信仰基础的信心，发动的新一轮福音攻势。

值得注意的是，教宗收紧了天主教世界的权柄。尽管他强调了世界主教会议、枢机会议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但凌驾在这之上的，是教宗的神学地位（“我们都知道教宗绝非无上的帝王，但他必须集合一切在自己身上，聆听基督的指示”）。正因如此，尽管他调适了自身姿态，声称“天主教会不是一堆禁令，而是积极抉择”，但此后的反堕胎、反同性恋和反对妇女任神职人员等表述，让自从1965年梵二会议以来就疾呼教会应更开放、更现代的自由派人士大失所望。目下他们唯一的希望，大概都寄托在那句意大利谚语上：“一位胖教宗之后是一位瘦教宗”。

教廷近日宣布，将于9月18日开放梵蒂冈图书馆保存的1922－1939年秘密档案给研究人员。此举据信是为解决备受争议的庇护十二（Pius XII）教宗封圣问题。

拟公开的这部分档案正是他初登梵蒂冈舞台时期的记录。1920年，当时还是帕切利枢机的前教宗被任命为驻德国特使，1929年升任国务卿，1933年代表教廷与希特勒政权签订政教协定，保护在德天主教徒利益。批评家指责他在1939年即教宗位后，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种种罪行保持缄默。联系到天主教历来的反犹传统，犹太群体对教廷封圣庇护十二的计划表达了强烈质疑，并于1999年迫使教廷同意公开秘密档案，以确定庇护十二在二战期间的作为。

面对指责，教廷声称庇护十二的沉默只为不激怒纳粹，保护更多德战区的天主教徒，并举教宗在战时发表的各反战文告和条约为证，毕竟二战时德国新教徒表现得还不如天主教徒。战争后期，梵蒂冈电台在寻找失踪者、联络各地反德势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俗层面的争论从来都不是梵蒂冈考虑的重点。一个人是否被封圣，通常只从三点考虑：死后神迹、信仰、德行。后两项将由教廷封圣列品部组织专门的历史学家小组考评，神迹则由各地信众提供。若有一件神迹，则可被“宣福”，亦称“赐真福”，特蕾莎修女即在此列；若宣福后再发现两件神迹，则可被“封圣”。

要求对庇护十二进行封圣的力量应是教廷保守派。与外交上受到的诟病相比，庇护十二在宗教上是十足的保守立场。他于任内宣布圣母玛丽亚“肉身成圣”，为天主教呼唱玛丽亚之名祈祷以神权背书；并禁止全球教众与共产主义发生联系，其衣钵被其后的约翰·保罗二世发扬光大。

与世间其他政权不同，梵蒂冈对“与时俱进”深抱戒心，认为在一切均飞速发展的现世，教会应如磐石般稳固，才可赋予教众不移的信心。因此，约翰二十三世举办以因时制宜为主题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反受部分教众抵制，甚至出现“教宗缺位说”，不承认自他而后的历代教宗；而在自由派势力日益坐大的今天，保守派自然要借庇护十二做文章。同时，封圣一事是在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任内提出，此时推进，可视为本笃十六与索达诺联手对保守派势力进行整合，以进一步稳固立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影像艺术的载体还是银幕时，日本渐次出现了尺度大胆的电影。得益于完善的电影审查制度，日本影人一开始便突破了性这层禁忌，完成了中国同行从《寡妇村》到《大鸿米店》20年都没干完的活。

拜一位记者灵机一动所赐，这类电影被命名为“粉红映画”。它们的长度通常只有一小时左右，制作费20万港币，拍摄周期几天，不求形式，纯以内容取胜，大概比较符合国内影评“朴实”的标准。制作“粉红映画”的，大多是一些不满大电影巨头垄断的独立公司。性被作为武器，在西方体现为性解放，在东方则催生了av的前身。

受到挑战的大公司迅速回击，当时财务已陷入困境的日活公司，推出了自己的Roman Porno风格影片。相较于内容上的雷同，日活公司在对Roman Porno的营销上走出了“粉红映画”未达到的新意，他们全力进攻录像带市场，大量提供产品供色情酒店“Love hotel”播放揽客。日活因此被国内某些爱好者一并称为“av巨头”，也算一种奖励，毕竟他们完成了从影院到录象机的关键性飞跃。

无论粉红映画抑或Roman Porno，与今天大行其道的AV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们都是还是电影，编剧、拍摄、演员，都按照电影的要求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一样，Roman Porno催生了AV，而后者将它埋葬。1982年，日活公司最重要的干将代代木忠，在成功制作大量Roman Porno作品之后，有意识地将“生摄”守法引入进来，制作出轰动一时的《手淫的记录》。从艺术性进化（抑或返祖？）到真实性，以银幕上人妻、女高生、OL的声声呻吟作为战斗号角，革命开始了。

1983年，这一给男性观众带来巨大刺激的崭新影像形式被正式命名为Adult Video。防病毒（Anti Virus）和音像（Audio and Video）厂商的噩梦降临了，从此以后，在互联网的搜索结果页面上，他们的产品永远被日本色情录像死死地压在下面。

同年，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日本VIDEO伦理协会宣布，此类商品将主要以租赁方式流通。代代木忠与爱染恭子合作，推出了《淫欲鳗鱼》等第一代AV代表作。此后，宇宙企划推出美少女系列，一代宗匠村西透的Diamond将媒体营销守法引入AV业界，打造了以AV女优为核心的产业策略。作为产业的灵魂，女优们在产业内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间接地为未来饭岛爱等天后级人物的出现奠定了舆论基础。

随着DVD的普及，AV制品的边际成本日渐下降，一片碟片的售价与一本成人尺度的写真集相当，消费者对高昂的租赁成本逐渐产生不满。不可一世的Diamond未能察觉这一趋势，加之多元化战略失败，竟至负债47亿日元，猝然崩塌。取而代之的，便是当下如日中天的Soft on Demand(SOD)。后者为了对抗业内尺度检查，视日本VIDEO伦理协会如无物，自行成立MEDIA伦理协会，颇有欧美“一流企业生产标准“之豪门气概。

前不久，国内某论坛传出日本著名AV女星武藤兰去世的消息，一时间“为人不识武藤兰，看遍A片也枉然”的纪念性文章在各高校BBS上铺天盖地。这些矫情的集体发声让我们意识到中国男性群体对日本AV的热爱是如此的普遍与执着。就影响而言，日本AV早已风靡亚洲，走向世界。

日本很多学者都撰文表示过日本AV产业创造的巨大利润是日本经济繁荣的一大因素，AV产品在推进日本私人空间（房间）加速出现方面的作用已经是大众共识，而该类产品对人类性爱方式的促进与普及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AV非常聪明地抓住了亚洲男性对性的审美标准：纯情的年轻女性、含蓄的交流方式、强烈的征服感、以及制服、豪乳、LOLI等多种可供选择的类型。一位朋友曾经说过：“你们总说电影里出现相似桥段是向这个致敬那个致敬，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说，AV片就是对全人类的致敬？”

AV女优的来源一向令人好奇，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把自己最为隐私的一面毫无顾忌地展现给大众？这也是国内众多愤青攻击日本民族性的一个标靶。

实际上日本风气远较国人想象宽松，即使有那八竿子打不着的“华夏文化流韵”，他们继承的也是汉唐衣冠，而非宋明理学。日本女性在婚后恪守妇道，任劳任怨，作为补偿，她们在婚前对性的态度也十分开放。逡巡于涉谷、池袋街头的星探们，遇有条件合适的女孩便上前搭讪，即使无意，女孩们也不会恶言相向。

若是有意，双方便会返回事务所深谈，试镜合适，便可签约。视女优素质，有时会先拍些泳装写真集试探市场。进入AV制片阶段后，较为出色的女优可直接成为“单体女优”，作为主角出境；而一般的则成为“企划女优”，扮演一些配角甚至出演群戏。两者的片酬，相差以十倍计。欧美AV业出名的多是公司，而日本则以女优为第一号召，这也是两地AV产业发展方向不同的结果。

饭岛爱在自传中披露因为家庭阴影和经济因素入行，这成为一般人对AV女优从业动力的想当然推测依据。实际上细化调查后显示，有高达10％的女优入行动力是令人瞠目的“满足性欲”，一年出片230余部的武藤兰不知是否也在此列。而丰厚的报酬也使很多人趋利而往，黄金时期的AV业，给女优第一部作品的片酬可高达100万日元，三年积攒三千万的女优在所多有。而如小泽圆这样的另类也并非个别，她出身富家，精通英语、网球、排球和钢琴，入行理由仅仅是“好玩”二字。

随着行业竞争的激烈，女优的职业生命也越来越短，很多不到一年即退役，而出于“25岁以上约等于30岁”的理解，25岁以上的女优更是凤毛麟角。退役女优一般的选择是开店、拍硬照或就此进入色情行业，极少数可成为专栏作家、电视主持，至今为止，“洗底”最为成功的记录仍由今日的作家、文化名人饭岛爱保持。

中东危机爆发后，梵蒂冈罕有地表达了教廷鲜明的立场。7月14日，国务卿索达诺枢机通过梵蒂冈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表达了整个教廷对中东局势的担忧，称“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的权益并不能意味着可以不尊重国际准则……现在，圣座尤其谴责针对黎巴嫩这样一个自由和主权国家的攻击；保证将与已经为自身独立而饱受磨难的黎巴嫩人民同在”。7月20日，教宗亲自表态：“黎巴嫩人民完全有权利获享对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尊重；以色列有权生活在安定中；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自由主权国家。”看似照顾各方利益，然则在目前态势下，谴责以色列侵犯黎巴嫩主权之意明确非常。

世界主流媒体为之哗然，各大报均把焦点放在国务卿使用的“攻击”（Attack）一词上。如此直言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实为教廷近年在非宗教事务上最有棱角的表态。

有论调认为教廷此举反犹意图明显，并援引教宗青年时代曾短暂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历史。然则作为千年神国的第265任元首，本笃十六如此表态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梵蒂冈无论是作为教廷还是城国，在全球几无政治或经济利益，因此它的外交动力极其特殊，只有宗教和人道两项因素。置于中东，黎巴嫩是唯一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人数相若的国家，国内的马洛尼礼天主教在黎巴嫩、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塞浦路斯、美国及澳洲拥有600万信徒，其首领安提约基亚宗主教是东仪天主教会六大宗主教之一。天主教宗主教权限极大，虽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圣徒地位，但在地方教务上拥有自治权，且由本地教会选举而非教廷指定。因此教廷对于黎巴嫩历来极为重视，前教宗曾亲往牧灵，并发表教宗通谕《黎巴嫩的新希望》。本届宗主教斯菲尔枢机对美国教众拥有巨大影响力，目前正在该国访问，并亲晤赖斯国务卿，就当下局势敦促美方斡旋，顺便“解除真主党游击队的武装”。

以色列方面，教廷与其一向紧张，2004年甚至因为签证、教产纳税、晚餐厅归属等问题降至冰点。此次教廷如此表态，并无失去盟友的担忧，同时可以公道形象示人。

同时，阿以矛盾再度凸显，伊斯兰世界对真主党广泛表示同情，教廷若应对稍有不慎，则易引发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全面对抗，后果之糟，显然与教宗“宗教融合和对话”的重要目标不符。此时若站在谴责以色列、呼吁停火的温和立场上，则教宗一言，收获黎巴嫩马洛尼派、伊斯兰世界、欧盟的三方首肯与尊重，为今后的居间调停预先营造人道形象，岂不比追随美国愣头青划算得多？

教廷于7月12日公布2005财务年度决算案，连续第二年实现盈余。

教廷经济事务局主席塞尔乔．塞巴斯蒂亚诺枢机主教向记者们宣布，去年教廷财务决算案盈余970万欧元，是8年来财务年度盈馀最多的一年。这项盈余的最主要原因是财经市场的好转。教廷从去年财经市场的运作所获得的盈利为4330万欧元，不动产方面的盈利也达2220万欧元。

教廷的财务管理一度极其混乱。1980年代，若望．保罗二世要求引入现代财务制度，并着手紧缩开支。此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教廷也实现了连续八年的盈余，直至2001年，因“9.11”事件和美国神父娈童丑闻影响，急转直下而赤字330万美元。2004年，美国经济转暖，教廷收入亦再度转为盈余。

2005年度前教宗葬礼支出700万欧元之巨，教廷仍然实现丰厚盈余，除因各地捐赠数额增至5900万美元外，亦表明教廷的财务操作日见纯熟。但教廷的收入曲线与美国经济走势亦步亦趋，显示其过于倚重后者，将来可能会有负面作用。所幸梵蒂冈始终享有的全世界天主教会和信众的捐赠，是教廷独一无二的风险减压阀。

教廷未公布总收入数字，从2004年推算，当有2亿欧元以上，主要开支在260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和1400名左右退休人员的薪金。机构开支上，梵蒂冈电台占去十分之一的收入，为2360万欧元。

此次借公布决算之机，教廷顺水推舟地公布了对电台的精简方案，拟在2013年将电台人数由395减到335名。尽管声称“选择10年裁员计画，才不会解雇或勒令现有工作人员提前退休”，但这也意味着电台规模将不会再扩大。这是该台自1931年成立来首次裁员。

目前梵蒂冈电台每日以四十种语言进行七十八个时数的广播，是教廷向世界传播讯息的重要途径。此时收缩电台规模，显示本笃十六的工作重点有所转变。与外向的前任不同，教宗因其高龄和保守而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内政上。对于因电台缩减可能带来的传教效果削弱，教廷亦早有考虑。万民福音部主要负责传教事务，教宗于5月任命来自印度的迪亚斯枢机为新任部长，并以精擅青年工作贝尔托内枢机领导国务院，冀图在电台覆盖范围之内，深化传教内容，以深度挖掘取代广度扩张。

教教廷代表团于6月25日抵达北京，中梵双方恢复了中断长达6年的官方正式接触。中国外交部未正式确认此事，梵蒂冈网站上仅声明对此消息不予评论。

中梵双方就建交问题于2000年之前有过多次接触，进展顺利，教廷国务卿甚至于1999年表示，梵蒂冈驻台湾大使“一夜就可搬到北京”。但2000年教宗“封圣”100余人，其中有若干人被中方认定为晚清时期“外国势力帮凶”，遂中断谈判。2001年，教宗保罗二世就此道歉后，双方仅以不定期互派密使形式保持低规格接触。

6月22日，贝尔托内枢机主教接受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国务卿任命后，25日代表团即成行，显示此事早在预定日程中。代表团由大主教Claudio Celli和梵蒂冈秘书 Gianfranco Rota Graziosi率领。Celli主教是梵蒂冈亚洲事务专家，曾负责教廷与以色列的外交事务，也是梵蒂冈宗教遗产事务负责人。2004年，此二人曾就在香港展览梵蒂冈博物馆珍藏一事与香港官员接洽，此次率团来华，相信此后梵蒂冈的中国事务均将由他们处理。

此前被观察家普遍认为的中梵建交两大障碍：台湾地位及主教任命问题，其实已于无声处被推手消弭。台湾问题见前述；今年5月大陆非法祝圣两名主教，6月教廷代表团即来访，显示双方对任命程序问题的解决也已成竹在胸。无论是越南模式还是古巴模式，只要中方出人、梵方点头，则双方均可接受。此前有人预测的英国国教模式，则因国际环境和大陆神学建树的限制，不可能实现。

主教任命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800万地下教会会众的地位问题。地下教会与官方教会机构平齐，一直声称忠于罗马教宗，首脑人物因此在历次风浪中屡遭打压。要让两个教会融合平滑，既不爆发群体性事件，也不使教宗背上“与敌人妥协”恶名，有赖于北京的克制胸怀、梵蒂冈的神学解释，以及广大中国神职人员如刚辞世的李笃安主教一般虔诚的职业素养。

作为梵蒂冈地位最高的二人，本笃十六世与贝尔托内均无外交经验，显示本届教廷政策将有别于前任热心世界事务的风格，着力在教廷结构调整和教会融合。与中国乃至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建交，是前任教宗留下的外交遗产，预计不会成为本届教廷的重点。

精擅青年传教工作的贝尔托内国务卿，如当年的百事可乐一样，选择青年力量作为扩张影响的突破点。

教宗6月22日任命塔尔奇西奥·贝尔托内（Tarcisio Bertone）枢机主教，接任安杰洛·索达诺（Angelo Sodano）枢机主教为国务卿，完成了梵蒂冈权力交接的最重要一环。

梵蒂冈是信仰领土与实际国土极端不相称的国家，以教宗为国家元首，国务院负责全世界十一亿天主教徒的信仰事务管理，梵蒂冈城国委员会主席则治理实际上的0.44平方公里领土内事务。因此，国务院的首脑国务卿即相当于天主教世界的总理，城国主席则是实际上的梵蒂冈市长。为了仪式上的对称，此次教宗一并任命外交部秘书长拉约洛（Giovanni Lajolo）总主教接任艾德蒙·卡齐米尔·索卡（Edmund Casimier Szoka）枢机主教担任梵蒂冈城国委员会主席。

索达诺枢机曾任驻智利大使，在任期间调停了智利与阿根廷的南部领土争端。1991年接任国务卿一职后，在教廷对外政策方面有重要影响力，而时任信理部部长的现教宗掌管神学事务，两人共同成为保罗二世的左右手。保罗二世2001年后健康欠佳，梵蒂冈各项事务基本由二人处理。本笃十六世就任新教宗后，也因此能保证教廷政策的平滑过渡。

与索达诺相比，教会法专家贝尔托内枢机在外交上缺乏经验。贝尔托内枢机2002年任热那亚教区总主教，并晋升为枢机。但他更为引人注目的履历，则是1995－2002年任信理部秘书长，辅佐时任信理部部长的现教宗工作。同时，他是一名慈幼会资深会士，曾在慈幼大学教授教会法、国际法等课程长达34年，并担任该校校长。该会工作重点在青年教育和传教，遍布全球128个国家。

预计贝尔托内仍将继续索达诺在任期间的进行的教廷机构调整工作，合并一些委员会并微调国务院各部的职能。而在青年群体中的工作，或许是贝尔托内大展长才的领域。保罗二世预定出席德国科隆举行世界青年大会并由本笃十六完成，贝尔托内的影响或可于背后得窥。精擅青年传教工作的贝尔托内国务卿，如当年的百事可乐一样，选择青年力量作为扩张影响的突破点。

索达诺枢机离任后，仍担任枢机主教团团长。而本笃十六上任后的重要变化，便是要加强教会领导的集体性（Collegialitas）。因此，索达诺未来仍将在教廷事务中发挥影响力。

6月5日，虔诚的天主教徒曾荫权在昆明望弥撒，主持神父正是4月30日大陆单方面“自选自圣”的马英林主教。

1988年，教廷万民福音部部长若瑟．唐高枢机签发了一般称为《八点指示》的文件。其中第五点要求 “避免与隶属爱国会的主教和圣职人员，有任何‘圣事上的相通’”。而马英林神父在被祝圣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教宗为此专门发出五点声明，声称可能处以“绝罚”极刑。对此曾氏在昆明对传媒辩解说，不应把个人信仰政治化，他“没有习惯”在弥撒之前请神父出示“证件”。

在宗教神经向来敏感的大陆，这一事件绝非巧合。41岁的马英林祝圣前已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主教团秘书长，又曾任教于大陆多所神学院，在官方教会中桃李满天下。此次曾特首“恰好”出席他的弥撒，一方面显示背后的北京中央对官方教会的支持，一方面更是强力打击陈日君，后者认为在非法祝圣问题上，官方教会首脑刘柏年抢占地盘，蒙蔽中央。

无独有偶，陈枢机于5月31日赴罗马接收领衔圣堂，6月2日与14位同僚一同觐见教宗，消息来源天亚社未披露此后是否有单独接见.陈本人仅在返港后向南华早报表示“（建交）谈判将继续进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出乎意料的低调，显示教廷方面也开始认真考虑建交管道的选择。

事实上，在被委任为枢机之初，就有大陆专家指出，陈日君在建交过程中作用有限。凡居间之人，必须能得到双方认可，陈本人虽被公认为“香港的良心”，然则以理想主义者姿态参与到建交这等政治博弈事务中，边缘化亦难免是早晚间事。

马英林被祝圣后，陈在港强烈建议教廷中止建交谈判，随后教宗即发出“五点声明”。但将近一个月后，教廷又有法务专家出来解释，教宗声明中并未对马英林神父“绝罚”之意，处以此等极刑需要种种相关程序云云，相对50年代比约十二教宗绝罚一大批大陆主教的气魄，本笃十六之无奈已经是跃然纸上。虽然明知胁而不罚对陈的威望是致命打击，然而面对大陆的强硬，也只能放弃动辄得咎的陈枢机了。

5月31日，教宗正式发布西安李笃安总主教去世消息。在这份盖棺论定的讣告体文字中，梵蒂冈冀图在官方和地下教会间左右逢源，进而缓和中梵略显紧张的近期关系。

李笃安主教本人特殊的身分很适合被这样解读。他在西安官方、地下教会中均口碑甚佳，公开承认教宗的领袖地位，并致力于推进中梵建交和教会融合。因此，据传前教宗保罗二世曾选定他为唯一的“秘密枢机”。香港枢机陈日君即持此论。

1951年晋身神父后，李曾入狱3次，关押、劳改长达20年。教宗消息中称“对他为信仰而遭迫害、坐监和劳改的可怕年代的描述举不胜举”，既肯定了李的坚定，更取得了大批地下教会会众的共鸣。

但李同时更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协常委，在大陆官方教会中位尊望高。因此，教宗消息中绝大部分篇幅用来赞扬李在西安总主教区传福音、创学院、扩队伍等实在业绩，以取得官方教会的共识，淡化双方分歧。

此外，教宗消息中对西安总主教区的人数阐述也颇含玄机。消息称“天主教徒超过两万人，神父三十几位”，与大陆官方公布的数字出入不大；但教廷一直一来对相当数量地下教会的神父都予以承认，则三十几位神父中，官方若干，地下若干并不重要，只要大家都在李主教的带领下传播福音就是了。这种灵活而模糊的策略沿用有时，相信在将来中梵建交后，也将成为处理两种教会神职人员身份的主要方式。

消息最后称“葬礼弥撒由李主教的继承人安多尼·明彦主教主持”。此人真名党明彦，是中梵双方都承认的神父。教廷此时确定他的继承人地位，希冀由此恢复此前大陆主教任命的“教廷默认、当地祝圣” 模式，消弭此前大陆自行祝圣两主教的恶劣影响，重新进入建交谈判正轨。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5月25日启程访问波兰，开始其就职后首次正式牧灵访问。选择前任教宗故乡和其创造最大成就的波兰作为首次牧灵访问目的地，教宗此举含义深远。

当本笃十六世还是拉钦格枢机主教时，任保罗二世的神学顾问，以神学立场保守而著称。前任教宗排斥拉丁美洲教区的解放神学，反对美国教区的妇女任职和不允许同性恋者担任神父，即反映了他对当时梵蒂冈态度的影响力。就任教宗后，本笃十六世发表的第一篇教宗通谕题为《天主是爱》，更像是一种布道姿态，而非此前教宗文告通常的神学探讨题材，体现了新教宗刻意淡化神学色彩，强化自身信仰领袖的意图。

在此次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中，本笃十六世除安排了一些必去的宗教圣地外，还例行选择了前教宗的教区和出生地，以示与前任的衣钵相传之义；而以德国人身份访问奥斯威辛集中营，并以德语为死难犹太人祈祷，则显示教宗着力弥合两国历史上裂痕的努力，昭示其不让前任的勃勃雄心。

教宗此次访问的主题是“你们应屹立在信德上”，勉励之外还有告诫之意。波兰有1000多年的基督教信仰史，但前政权瓦解后也面临诸多信仰问题，教宗在波兰华沙广场发表演讲，要求神父们成为“促进人与天主相遇的专家”，并强烈反对挑战传统的相对主义：“按照他们的观念，这一真理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他们试图制造一切都是相对的感觉，包括信仰的真理也取决于历史的具体情况和人类的评价”。

其实，将波兰视为全球天主教现状的缩影也无不可。自1978年以来，天主教欧洲神父的人数减少了20%，仅有19.9万名，梵蒂冈已对过快的下降速度表示了忧虑。新任教宗选择“本笃十六世”作为名号，是希望延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普世教会度过难关的教宗本笃十五世的荣光，做出不逊于前任的成绩来。但是，相对于保罗二世在政治方面的辉煌成就，本笃十六世目前看来更愿意选择为信仰而战。

索尼－哥伦比亚显然对影片抱有厚望，倾亿万巨金，请出朗·霍华德、汤姆·汉克斯两匹戴着奥斯卡金笼头的骏马，以伊安·麦克莱恩、奥黛丽·塔图、阿尔弗雷德·莫利纳和让·雷诺等名角并辔，用实景拍摄的卢浮宫独家印花地板做车厢，企望这部战车能一举超越《蜘蛛侠2》。

看起来这一注押对了，尽管影片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反响寥寥，但原著空前绝后的畅销已经是电影回本的保证。走出影院的大部分观众面带失望，很多人认为影片中规中矩，了无新意。阅读过原著的观众更认为，影片没有原著峰回路转的感觉，更没有反映出原书的深度和颠覆性意义。

梵蒂冈对待影片的态度毫无新意，号召全球信众群起抵制。尽管教皇早已承认审判伽利略的错误，但看起来教廷在对待异端的态度上并无多大进步。《达芬奇密码》中多处引用“伪经”——不在教廷正典经书之列的“福音书”——来作为解谜关键，这一点尤其激怒主教们。

相比之下，最终耶稣婚配产子、基督指定女性创立教会等结论倒因其戏剧性而不那么引起学术质疑。但随着去年考古学界最为轰动的成就——《犹大福音》的发现，“伪经”是基督教早期正统的经书这一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历史学家认可。

梵蒂冈如果只在细节上锱铢必较，哪天弄个伽利略第二出来也不是不可能。根深蒂固的信仰并不会因为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出现就受到动摇，天主教立宗上千年来，无数智慧头脑早已奠定了它丰富淳厚的信仰基础，又岂是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所能动摇？

倒是塞拉斯这个人物颇堪玩味，这个角色我们姑且称之为“宗教愤青”。与一切愤青一样，塞拉斯文化程度不高，但人不论高低贵贱，总有寻找信仰、解释人生的冲动，既然修养不足以自产自销，那便只好唯能说者从之。

塞拉斯对阿林主教敬若神明，对冒牌导师也毕恭毕敬，正是思想信仰上极端无助后的反作用。恐怖组织中，人肉炸弹等基层人士往往头脑简单，教育低下，他们信奉的不是经书，而是对经书的解释。所以宗教战争从来残酷，宗教愤青也比喊喊口号的愤青同伴可怕得多——后者可从来没单枪匹马灭掉一个存在将近千年的神秘组织，一个零头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