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泰斗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说，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成为一个帝国，那将是我们的幸运。他的后生英国历史学家、现执教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出版于 2004年的书《巨人：美帝国的崛起和衰落》（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算是给老前辈的一个答复。

　　弗格森在多本著作中对不仅表达了对大英帝国往事的无限迷恋，并坚信帝国依然是维持世界和平和繁荣最好的政治形态。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毫不遮拦地表示：我在根本上支持帝国的存在。他认为帝国不仅带来统一的政治体系，同时也是维系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的最佳方式。尽管英帝国在殖民地罪孽累累，但整体上它对世界现代史进程和全球化推动是积极的。

　　在弗格森之前已经有了很多关于美国帝国的同题材著作，因为“帝国”这个词汇在美国的政治语言里面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敏感，虽然有时候他们情愿用唯一超级大国或单极世界这样的词汇模糊地替代帝国。

　　弗格森在美国侵略伊拉克一年多之后出版这本书他的政治目的要大于学术性质——他用整整一章文字为美国侵略伊拉克正名，而前后章节都是这个意图的铺垫。因此该书阅读起来更像是加长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评论。弗格森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帝国更替和兴衰史。即便是现在，世界还是主要以帝国争雄的局面存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虽然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早已不复帝国风范，但它不仅继承了帝国的版图而且在事实上延续了帝国对内部不同民族的统治方式。）他在书中写道，虽然美国建国以反抗英帝国为基础，并试图这一理念贯彻到政治和外交实践中，但美国也是从诞生开始就具备了帝国的基因：19世纪西部扩张与一个帝国对领土的野心毫无二致，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结局再次延伸了帝国的领土和主权。

　　虽然罗斯福坚决反对丘吉尔维持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努力，但二战的结果是美帝国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英帝国的衣钵。这不仅是汤因比希望看到的，也是弗格森为此欢呼的。但美帝国还不是弗格森希望看到的最终形态，因为在 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美帝国崛起以及至今，美国政治家画地为牢，只是成就了一个自我否认的帝国（empire in denial）。换言之，就是美国做着帝国的事业，却不敢承认。

　　当然，美帝国和历史上其他帝国有根本不同：它的武力征服不是为了统治其他民族，而是迫使其他民族按照美国模式来治理自己。因此，这决定了美帝国是历史上最不邪恶的帝国。在弗格森看来，这是美国在其他国家实行政权更迭以及入侵伊拉克的合法性之根本。何况，在帝国存在的时代，就没有绝对主权。

　　弗格森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50年都不会出现美帝国的真正威胁。虽然欧洲经济一体化使其经济实力很接近美国，但在军事和政治上不太可能对美国形成挑战。虽然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自由市场和政府性质存在根本性不可调和，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到超过美国。

　　本书所指“衰落”其实不是说美帝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衰落，事实上，美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

　　但美国国内两党政治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政治对任何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巨大制肘：美帝国的统治者只看四年或八年，不会也不可能看更远。这是令弗格森最感到惋惜的地方，因为这决定了美国在帝国的道路上总是不会走很远。

　　历史学家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研究为现在的政策决策者总结教训和提供线索。遗憾的是，弗格森并没有有效总结出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所不达米亚以及中东的失败教训，而伊拉克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斗争（与今天伊拉克和美国有诸多类似）是该书的一个盲点。他的观点是，如果要说英帝国在中东和印度的失败教训可以为美国人所吸取的话，那就是执行帝国意志（推广美国式民主统治）要更无情，更坚决和更彻底。

　　但在一个民族国家为主流和国际组织为主导的今天，弗格森的建议能说服谁呢？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Niall Ferguson著，Penguin出版社、Allen Lane出版社，2004年出版。

　　“教父”唐·科莱昂说”我开一个他没法拒绝的条件”的时候，他总会得到他想要的。当默多克（Rupert Murdoch）提出以 50亿美元（溢价 65%）收购《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母公司道琼斯公司（Dow Jones& Company），谁都知道这宗交易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虽然这么一桩商业逻辑上完美无瑕的交易却因为卖方挑剔买家的品性而引发了争议和抵制，拉锯长达 3个月。

　　当本周双方宣布交易达成的时候，记者和专栏作家们纷纷哀叹：一份伟大报纸的正义时代行将结束。为什么一家新闻公司会如此成为新闻热点？具有 118年历史的《华尔街日报》是全球报纸（不仅仅是财经新闻）的最高标准，该报能达到这个高度，有赖编辑与报纸老板班克罗夫特家族（Bancroft）之间坚守一个核心价值观：编务与业务分离，也就是报业的政教分离。保卫这个价值观是所有争议的源头和焦点（对于中国新闻业来说这简直是个玩笑）。

　　默多克却曾对《纽约客》表示，在他庞大的媒体商业帝国中最令他感到快意的莫过于介入报纸主编的工作，并”试图影响人们”。但商业世界和华尔街一致看好默多克——道琼斯股价暴涨 60%。从这一点看，针对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各种争议就是美国新闻业编辑独立和资本话语权之争。

　　道琼斯传统上一直是记者管理的公司，公司的 CEO和报纸出版人都曾是杰出的记者，公司的管理哲学一直是新闻质量至上。但在过去 20多年中，这家公司虽然在新闻成就卓越，但在商业基本上是失败的，这多少说明杰出的记者未必经营得好报纸。从服装行业过来的职业经理人理查德·赞尼诺（Richard Zannino）改变了公司记者主政的传统，恐怕也是班克罗夫特家族不得已——去年该公司收入仅 18亿美元，甚至略低于 1993年的收入。在本次交易中证实，赞尼诺果然是商人兼公司政客。

　　即便默多克是新闻编辑们的噩梦，但也要公平地承认他是媒体经营大师。道琼斯的长期虚弱让缔造世界第三大媒体王国的默多克乘虚而入，何况他觊觎这颗报业明珠很多年。这澳洲人选择在道琼斯和《华尔街日报》高层更迭之际，老道之至。

　　默多克承诺不会干预编辑独立，并为编辑提供更多预算。至少第二个承诺是可信的。退市后的道琼斯将不再面对华尔街分析师的压力，这样编辑记者们可能会获得更多预算——毕竟再好的新闻也需要预算支持。

　　对于默多克的全球媒体版图来说，道琼斯的意义有如加勒比之于西班牙帝国，完美并且必要。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核心阵地的《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和右派电视新闻频道 Fox News简直是天生一对。借此，他坐拥影响美国政治的更大能量。该报 200万读者平均家庭资产超过一百万美元，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是美国名副其实的统治阶层。该报以及道琼斯通讯社的高质量财经新闻将给默多克即将推出的福克斯财经频道（Fox Business Channel）提供最好内容支持。

　　新闻人几乎一致认为，默多克毫无疑问会染指《华尔街日报》的内容，玷污编辑的独立性。默多克的胜利让美国新闻人大呼小叫，不仅因为美国报纸经营传统将面临英国报业传统的侵蚀（报纸代表报纸主人的立场）更因为它宣告了报业，所有权新时代的到来。美国新闻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悲凉的现实：他们只是圣徒，不是主。主的名字叫资本。

　　过去几年，美国报业的家庭控股传统一直面临着来自资本世界的侵蚀：备受尊重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和《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等前后被收购，更多的报纸不得不压缩成本，撤销海外记者站。美国三大全国性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均为美国新闻品质的圭臬——都由家族控股，传统上，这些家族亦倾力卫护其新闻品质。

　　如今，报纸更多成为了大型集团公司或者私募投资财团的资产。但当报纸仅作为一项资产，投资者和集团公司那里，股东价值遂微妙地凌驾于新闻价值。过去，新闻价值和商业利益冲突时，老板通常会尊重前者。但在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主流媒体对政府立场几乎一致的支持完全是对 1970年代美国新闻精神的颠覆。那到底是编辑的问题还是公司利益问题？《华尔街日报》已被收购，那么作为另外两大新闻标准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否能抵制住资本的春药？去年开始，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即开始着手瓦解《纽约时报》双重股权结构（《华盛顿邮报》拥有类似股权结构），解除舒尔茨伯格家族（Schultzberg）对该报的控股权。一旦摩根斯坦利得手，要求收购《纽约时报》的投资人将纷至沓来。

　　《洛杉矶时报》前主编约翰·卡洛尔（John S. Carroll）说，自由市场式资本主义很不适合报业。他叹道，”如今，商业利益就是一切。”对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卫道者《华尔街日报》来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许再过十年，美国人只能在历史书中回味美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了。

　　未来的17个月乔治•布什将度过白宫最寂寞的一段时间。他即将告别过去 20年他最亲密的政治军师（上周他几乎哽咽地宣布了卡尔•罗夫的辞职决定），而且这位 50年来最保守的美国总统驾驭的右翼政治机器濒临悬崖。

　　民主党将控制国会至少两年时间。包括 40%共和党人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民主党人明年将入主白宫，不管那人是女人还是黑人。一些评论家奔走相告：总设计师罗夫和布什试图构建的共和党霸权行将瓦解，左派掌权在即。

　　现在确实是保守主义运动最糟糕的时候。但如果我们简单地用习惯性的左右派常识来观察美国政治力量日转星移的话，我们可能会错过很多要点。无论是在共和党如日中天的两年前，还是如今左右行将逆转的现在，《右翼国家：美国的保守力量》(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基本会让你相信和理解，即便保守派输掉了大选，他们依然掌控着这个国家的政策和社会议程。

　　30年来最成功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最为人们铭记的是平衡预算和放弃医疗福利改革，这都是典型保守主义成就。民主党热门候选人奥巴玛为了表示强硬不得不放出主张出兵巴基斯坦捉拿基地头目的狠话来讨好选民。难道巴拉克•奥巴玛还不够“自由派”？虽然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第一夫人的时候主持的医疗福利改革被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但比起欧洲保守派领袖如德国的默克尔和英国卡梅隆，这位民主党第一候选人甚至更右。按照欧洲的眼光，美国民主党本质上是中间偏右。真正的左派是那些不可能掌权的大学教授、知识份子和记者。当然另一方面，作为移民国家，美国也并未产生欧洲存在的仇外极右势力。

　　上期的《纽约客》对一个问题颇感不解：为什么卡尔•罗夫最崇拜的总统是的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这位历史最不被人们记得的总统。2004年出版的《右翼国家》提供的解释是：这位号称“保守主义的拿破仑”的总统由此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共和党霸权。至少到现在为止，共和党在过去 36年当中占据白宫 24年，赢得了 10次大选中的 7次。

　　从 2000年至今，乔治•布什和罗夫致力于重构美国政治光谱并打造一个共和党霸权的新时代，并在经济政策，外交和共和党大联盟扩张方面与 100年前麦金莱惊人的相似。

　　传统偏左的主流媒体和好莱坞让很多外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度。《右翼国家》的基点是，这个年轻的国家有颗比欧洲年老的心，她从根本上是一个保守主义国家：目前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自认为是保守主义者（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自认为自由派），而保守主义主导的南部和西部比自由派的东北部增长快得多。而只有在美国，保守主义的定义不是根据人们的收入，而是价值观：判断一个白人选民是否支持共和党最好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以及多久去一次教堂。在美国保守主义者看来，保守主义的崛起不是单纯的政治和选举策略问题，不是个党派问题，而是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的问题。

　　该书由《经济学人》的两位驻美国记者 John Micklethwait（去年被任命该报主编）和 Adrian Wooldridge合著，并在布什赢得第二个任期后出版，很多美国评论人士不无醋意地表示，迄今关于美国政治的书都是外国人写的，前有法国人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后有英国人的《右翼国家》。无论是否过誉，但对美国政治有兴趣的人来说，该书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和辅助。值得指出的是，该书作者开篇就声明他们的中立立场，并在行文中恪守谨慎用词，这在美国党派立场分明的各类著作汗牛充栋的当前不失为一种公道。

　　两位作者通过追本溯源，从文化、宗教、历史和人口地理等方面翔实地分析了保守力量作为一种潮流和运动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演变，保守主义和美国例外主义相生相运的联系，以及他们对过去 30年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它试图揭示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各地让人既爱又恨，为什么经常被误解。

　　对于这几年无论是反美主义还是布什政府富有争议的国内政策，该书都试图提供心平气和的注解和一次智力丰富的阅读。这种阅读多多益善。尤其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通过两位非美国作者的观察，我们或能对这个我们既崇拜又厌恶的国家有更多独立意见和观点。

　　虽然算是本旧书，但它依然可以提醒现在的人们做好心理准备：美国依然是那个例外的保守主义美国；也不要对 18个月后左派掌权的美国外交政策抱有什么幻想。这位民主党总统仍将一如既往地力挺以色列，对伊朗继续采取强硬立场，依然在多边国际组织之外一意孤行，在国际贸易中更加倾向贸易保护主义。

　　《右翼国家：美国的保守力量》，John Micklethwait和 Adrian Wooldridge著，企鹅出版社，2004年 5月第一版。

　　25岁的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刚刚进入《纽约时报》的时候，被安排在了第 35号座位，这是华盛顿分社这个独立王国内边缘人物的位子。然而他生来就是要写大事的。

　　出生在一个中下层犹太人家庭的哈伯斯塔姆在进入哈佛之后，没有继续走可以助其进入社会主流的本专业，而是喜欢上了新闻——一个哈佛都不认为可以设系的行当。不过，后来看来，这段《哈佛红》(Harvard Crimson)执行编辑的经历完全可以让他轻易进入美国主流新闻机构，毕竟他的前任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以及很多美国新闻界的大人物。要报道大事情，就必须置身大事件现场。他选择深入南部，在小报纸报道南部的民权运动，收入勉强糊口。

　　哈伯斯塔姆一生的写作都突出一个“大”字。他热爱报道和写作大事件，大冲突，大背景，大人物和大时代。事件和人物背后的冲突让他着迷。很快他就离开华盛顿。从刚果发回来的报道可以让他的名字上头版，也帮助他获得了派驻越南的机会。

　　一开始，他跟那些美国顾问和 CIA一样相信，美国正在帮助西贡进行一场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正义战争。不过很快他发现美国致力扶持的吴庭艳政府腐败得无可救药，而美国政府不仅对问题的严重性熟视无睹，而且有意欺瞒国内舆论。肯尼迪总统对这个 29岁的年轻人非常恼火，甚至给报社施加压力迫使他离开越南。对于吴庭艳政府政变倒台和西贡街头佛教徒自焚的报道，帮助 30岁的哈伯斯塔姆获得了普利策奖。更重要的是，哈伯斯塔姆为战争时期的美国官方说辞确立了怀疑的准则。

　　根据这个准则， 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媒体的表现都不能及格；甚至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都说，记者们不敢深入战场，报道的很多是谣言。

　　为报纸写报道远远不能满足哈伯斯塔姆的叙事欲望。他说， 800字报道的空间就只有 800字的视角。他有更大的观察视角，而且富涵观点，因此必须要更大的写作空间。《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给他一万字的空间。还是不够。只有书才能给他足够的叙事空间。哈伯斯塔姆高产惊人，至今已经撰写出版了 20多本书。他在六、七十年代撰写的书多数反映美国决策阶层的政治生态，以及他们在越战决策中的角色和变化。赢得普利策奖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是关于越战最好的历史书之一，其书名甚至成为了英语的固定词组。就如该书书名，对美国统治阶层精英人物，他经常不吝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和华丽的描述手法，一方面营造了对书中人物神奇感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也让人对美国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公平性产生深刻的怀疑。

　　他这种描述政治大人物的独特手笔延续到其他的领域。1979年出版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The Powers That Be）是美国新闻史上的浓重一笔，正式确立了美国媒体在政治和公众生活中的地位。该书展现 1950年代到 1979年，新闻界与政治巨头之间在外交，民
权，政治等重大美国社会问题方面的媾合与对立。看过伊拉克战争前一年美国媒体被政府引导的拙劣局面，人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媒体有时同政府一样都不足信任。

　　越战结束后，哈伯斯塔姆很快被另外一种形式的冲突——体育竞技——和平时期的战争吸引。对棒球和篮球的热爱使得哈伯斯塔姆同样在体育题材方面高产。一如既往，他对体育巨星的渲染手法与《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中对政治大人物的描述一脉相承。

　　最令哈伯斯塔姆骄傲的著作是他的战争三部曲：关于越战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有关 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和平年代的战争》（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以及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The Coldest Winter》。《和平年代的战争》被称为美国 20世纪 90年代政治和外交决策最权威的纪录。很少有政治类书籍像他的书那样让人着迷，令人无法释卷——这恐怕也是他令人着迷并让同时代众多记者仰望的原因。哈伯斯塔姆经常对新闻系学生说，“新闻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使命。新闻报道无关个人名声。作为记者你越有名，你就越远离记者使命。”（托马斯·弗里德曼恐怕不会同意。） 4月 23日，73岁的哈伯斯塔姆在旧金山遭遇车祸。他死在了前往采访的路上。

　　诗人 W.H.奥登在”1939年 9月 1日”中写道：我拥有的全部只是一种声音/去揭露被掩盖的谎言。英国记者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过去三十年都在致力于这项事业。

　　费斯克先后为《泰晤士报》和《独立报》驻中东记者，期间写下 33万多条笔记和报道，集其三十年采访经历以及”目睹的历史”，并穿插个人评述，费斯克写成了厚达 1300多页的《文明的战争：中东征服》（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 The Conquest of the Middle East）。

　　因为受到希区柯克电影”驻外记者”（Foreign Correspondent）影响而入行的费斯克坚定认为这份工作就是作为”历史不偏不倚的第一见证人”（be the first impartial witnesses to history），然而在多年目睹无情杀戮和政治欺骗之后，他深刻认同”我们的工作是监督权力的核心”(to monitor the centres of power)。

　　”去挑战当权者——一切当权者——尤其是当政府和政客将我们拖入战争的时候，在他们决定他们将杀戮而他人将死亡的时候，”他写道。

　　费斯克在西方新闻界极富争议。费斯克的读者分两种：非常喜欢他，或者非常厌恶他。批评者称费斯克的报道常常带有深刻的个人主见，甚至有人称其为反西方者。费斯克在美军轰炸阿富汗后随塔立班逃跑时被几乎被当地人用石头砸死。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说”这个自我厌恶的多样文化主义者咎由自取”，”你得有颗铁石心肠才能在边哭边笑”。甚至有人在给他的圣诞贺卡上表示遗憾他没有被阿富汗人砸死。（对此，他说”换了是我也会这么做。我会攻击罗伯特·费斯克或者我能找到任何西方人”。）而有关本书评论甚至都分两种极端。一些评论者甚至也说，费斯克对于事实缺乏应有的尊重，书中到处可见事实性错误。

　　一些评论者甚至怀疑费斯克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资格——虽然他一直强调他报道和写作是为记录历史，提供真相。

　　然而，一个在战争一线写作报道三十年的人难道不比远在华盛顿和伦敦舒适办公室中发表评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可信？本书的标题 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源自费斯克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英帝国奖章背后的一行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决非为了文明而战的战争，却确确实实是今天几乎全部中东问题的源头。从这点来说，本书其实文不对题——何况从来没有什么过中东的征服。费斯克反复强调的是，政府（尤其是西方政府，在此尤指美国和以色列）才是中东苦难和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他深信中东人对西方的仇恨源于西方长期以来给这个地区带来的苦难和羞辱。过去 100年，在这个地区那些以自由之名，以民主之名，以（西方）文明之名，以反恐之名所发动战争或者革命之背后无不充满血淋淋谎言。而制造和掩盖这些谎言的不仅是那些权力中心的政客，还有媒体——这也难怪他在新闻界被一些人所痛恨。他认为很多西方记者完全没有尽职（让费斯克尊重的记者只有 14个），因为他们只报道事件本身，却不求甚解背后的原因。费斯克认为，”每个记者都应该在他的背包里放一本历史书”。

　　费斯克是个卓越的叙事作家（1000多页的书让人轻松翻阅）从书的一开始你就会被他前往阿富汗采访本拉登的经历深深吸引。这是他在 90年代第三次采访本拉登（其中一次在苏丹，两次在阿富汗。他是本拉登认为立场中立的唯一西方记者）。从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直至辗转数月之后，他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山区中再次见到本拉登。这个沙特亿万富翁说：”罗伯特先生，从您坐的这座大山中，我们击退了俄国人的军队，我们摧毁了苏联。我祈祷真主允许我们将美国拖入它自己的阴影之中”。四年后，两架波音飞机将纽约推倒在一片巨大的阴影之中。费斯克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称，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本拉登是 911的幕后主脑，但美国人的指控正中其怀。

　　从 1976年至今，费斯克的采访足迹遍布中东以及巴尔干发生过战争或者种族清洗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多次置身于十分险恶的生死关头。书中某些部分对酷刑和战争伤亡的记述场面悲惨而令人窒息。令费斯克愤怒的不仅是太多的血腥、谎言以及数不清的平民悲剧，还有历史的重复。八十多年前，”阿拉伯的劳伦斯”写道：英国人被拖入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圈套，而且将难以全身以退。这难道不是今天美国人在这里的写照？”我们置身的历史仿佛是间庞大的回声屋”，他在序言中写道。

　　作为中国普通读者，虽然每天都能看到中东暴力局势的新闻和图象（都是西方提供的），中东不管作为现在还是历史依然很遥远。

　　然而这不妨我们通过费斯克的经历记述近距离观察这个从亚历山大东征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杀戮的地区，对正义和邪恶、谎言与真相有一个新的判断。至少，这次阅读可以作为对一个三十年致力于”去揭露被掩盖的谎言”的记者的致敬。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是否会推迟 50年甚至更久？如果没有坚船利炮，是否会有全球化？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在《帝国：英国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Empire: How Britian made the modern world）中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大英帝国，世界的现代史是不可想象的。

此书基于福格森为 BBC4台撰写的历史专题片，堪称普及性历史著作的典范。福格森文笔生动，叙述方式独特，是西方学界少有的通过畅销书和电视成功推销了自己观点的学术明星。《世界是平的》正在席卷世界上各种优秀或肤浅的大脑，但若要有深度地（不好意思，Thomas）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福格森这本 2003年出版的书非常应景。Anglobalisation(盎格鲁全球化)，福格森说。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像英帝国一样统治过地球的四分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英帝国一样在 19世纪和 20世纪初在全球推广自由贸易，资本流动，西方法制，金融体系以及盎格鲁式的代议制。福格森认为，这些都是其他帝国所无法做到的。

福格森用本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历数帝国的罪恶——奴隶贸易，印度平民屠杀，爱尔兰大饥荒，南非集中营（比纳粹还早），种族主义等等。然而英帝国依然是一个人道的帝国：对比一下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南京大屠杀和对战犯（当然包括英国战犯）的苦役——日本代表了最邪恶的帝国形式。鸦片战争在他看来其实为自由贸易之战，“向一个陷入黑暗的东方专制国家推介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没有任何一点与鸦片相关。

这也是福格森精妙的写作技巧所在，他公正且充分地正视英国帝国主义的罪行，由此打消掉读者的戒心，而与此同时恰到好处地声明了帝国积极的遗产和对全球化的贡献——这才是福格森真正的立意。这些遗产和贡献包括：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北美和大洋洲的盎格鲁化，英语的国际化，新教的普及和议会制度的广泛传播。环看全球，占据今天全球化价值链上游的国家无不享受到了上述帝国遗产的利益。福格森也毫不讳言，西欧（盎格鲁式制度）在全球的推广基本上靠的就是坚船利炮。

福格森认为，大英帝国 400年的历史证明帝国是一个可行的国际政府形式，尽管它劣迹斑斑，却可能是世界实现现代化的最不血腥的一条道路。他认为，相比 1914年的全球化，今天这个走向平坦的世界乃是一个伪全球化，因为不再有一套协同一致的全球政治体系（如日不落帝国）维系和保障商品、资本、技术和人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内战，腐败政府，法律缺失成为了全球化的最主要障碍，尤其在很多非洲国家和亚洲部分国家（他没有继续说这是谁造成的。）但令福格森非常失望的是，大英帝国火炬的继承者美国（也是帝国的产物）还在是否要承担起帝国责任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远未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面推动全球化。事实反倒是，美国正在重蹈英帝国的覆辙——看看伊拉克和阿富汗。

另一方面，在福格森看来无关鸦片的鸦片战争结束 159年后，中国终于正式主动投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盎格鲁体系——如果没有英国的战舰，这是否还会发生呢？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回答前后这两个问题需要足够的智慧和道德勇气。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4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和30多年前的越南战争很多方面都不具可比性，但如果把《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Secrets: A Memoir of Vietnam and the Pentagon Papers)和最近这场战争对比来看，人们会发现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丹尼尔·埃尔斯博格(Daniel Ellsberg)的名字对于今天美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记者来说都略显陌生。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政府对媒体的禁止令，允许继续报道和刊载被政府称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五角大楼文件。“只有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媒体才能有效披露政府的欺骗行为”，大法官雨果·布莱克(Justice Hugo Black)在宣判词中称。这个被载入史册的荣耀似乎都被《纽约时报》独享了，而埃尔斯博格——这个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却几乎被遗忘。

这是一本让人们等待了30多年的书。埃尔斯博格平静而令人信服的记述证明这30多年值得等待。“这场战争不仅需要被抵制，还需要被理解，” 他说。年轻时代的埃尔斯博格是坚决的冷战政策鼓吹者和反共鹰派份子，职业生涯致力于研究针对苏联和中国的核威慑战略。作为兰德公司(Rand)的顾问和政府幕僚，他一开始也是坚定的越战支持者，但随着他对战争研究的深入以及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意识到“这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灾难，是一宗罪。”

五角大楼文件记录了四届美国总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政策制定过程，这份七千多页的绝密历史文件是名副其实的WMD(Weapon of Mass Deception)。本书最动人心魄的章节不是泄密事件本身，而是对白宫决策者如何欺瞒舆论、操纵并利用幕僚对总统的忠诚来炮制情报达到战争升级目的的记录和描述。埃尔斯博格不仅亲历目睹了这一过程，而且实现了良知的转变。他在书中说，“约翰逊总统让越战升级完全是依靠秘密行动和谎言”。

新闻史对媒体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总不免言过其实，而具讽刺意味的是，埃尔斯博格表示，记者根本不是大政客及其羽翼的对手，“我清楚看到，记者们完全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完全没有察觉总统如何狡猾而且频繁地对他们撒谎。”埃尔斯博格的经历也证明，国会山成员在政府的谎言面前也未见得高明，他们一样无能为力，不要指望他们告诉公众事实真相。

再看看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上的作为，埃尔斯博格所说的难道只是30多前的历史？

因此从这点上说，这本回忆录弥足珍贵。它提醒人们：即使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新闻媒体的独立精神多么重要；在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下，权力执行机构也可能变得罪恶；而独立司法又是多么令人敬畏和不可或缺。

（《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丹尼尔·埃尔斯博格 著，中信出版社，2005年8月）

大英帝国的遗民至今津津乐道于他们向世界输出的两样东西：足球和议会制民主（或曰内阁制）——虽然美国人对这两样东西都不买帐。

1866年，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英国政治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越性（和美国总统制的弊病），并将之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其殖民地，巩固帝国的统治。次年这些文章整理成集出版，这就是世界经典政治著作的《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英国从来没有成文宪法。白芝将英国宪法定义为两部分：尊严（君主）和高效（内阁政府）。他敏锐和睿智地分析论述了英国君主、首相和内阁的角色，并毫不掩饰地嘲笑美国的总统制。“议会制令公众开化，”他说，“而总统制却使之腐朽”（ a parliamentary system educates the public, while a presidential system corrupts it.”）。听起来似乎地下的白芝浩在嘲笑布什。

虽然商务印书馆已于去年出版了中译本，但对那些希望领略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优秀政治评论文笔的人来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的剑桥版非常值得收藏。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生动有趣的政治著作，你不会看到任何故弄玄虚的法律名词或学术用语（只援引过一位理论家的一句话）。白芝浩书中那种培根式的隽语俯首皆拾，他对女王幽默的描述即便放在下周出版的《经济学人》上也都恰如其分：为什么一个隐居的寡妇和一个无所事事的后生(a retired widow and an unemployed youth)的一举一动如此重要？（因为）常言道人类受其想象力的驾驭，不过更确切的说是人类受其想象力之弱点的驾驭。白芝浩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提供了最权威的理论支持。

《英国宪法》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记者著作。 尽管被同时代的人称为金融银行家，政治学者和评论家（和一个失败的议员候选人），“我是个英国记者（English journalist）”，白芝浩仍坚持说。他是《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主编，该报商标式的写作风格便是继承了他的语言风格，精辟朴素——除了一点——今天的《经济学人》反对让那个隐居的寡妇和无所事事的后生继续代表他们的国家。

(《英国宪法》(英)沃尔特·白芝浩著，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元；《英国宪法》(影印本)/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1元）

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说，美国最好的历史书籍是记者们撰写的。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因此，对于任何关注美国新闻界、政治和社会的中国读者来说，哈伯斯塔姆尤其不容错过。

8月出版的The Powers That Be中译本《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写于美国新闻媒体的力量达到巅峰时的30年前。虽然今天美国的媒体世界以及政治光谱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书的阅读价值不减当年，对于中国读者，尤有通过历史了解现在的意趣。《媒介与权势》展现的是哈伯斯塔姆经历并记录的那个年代，新闻界巨头与政治巨头之间在外交、民权、政治等重大美国社会问题方面的媾合与对立。在60、70年代，美国新闻媒体不仅刊登或播出历史，而且参与创造了历史。看过伊拉克战争II前一年美国媒体被政府引导的拙劣局面，人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媒体有时同政府一样都不足信任。在媒体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方面，新闻史学者和记者们总是有点言过其实。本书亦不例外。另外，它并不旨在探讨谁在掌管美国——中译本副标题实属狗尾续貂。

哈伯斯塔姆似乎生来就是写大事的。这位《哈佛红》(Harvard Crimson)的执行编辑毕业三年后进入《纽约时报》，在30岁时因发自越南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哈伯斯塔姆已经撰写了15本书，其获得普利策奖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是最好的关于越战的历史书之一。

如果30多年前的美国新闻界和政治让我们多少感到时空陌生的话，那么过去的90年代应该依然历历在目。但参加过1999年5月反美示威游行愤怒的人们，是否真的清楚在那一年以及此前10年巴尔干和美国发生了什么？

写于2001年的War In A Time of Peace（中译本《和平年代的战争》去年在国内出版）细致且丰富地展现了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主要人物并华盛顿政治掮客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冷战后10年中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此书被称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政治和外交决策最权威的纪录。哈伯斯塔姆的写作一如既往的考究，很少有政治类型书籍阅读起来如此让人着迷，无法释卷——这恐怕也是他令人着迷并让同时代众多记者仰望的原因。那小段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轰炸失误”的表述或让一些人心存不满，但全书不妨我们公平地了解巴尔干的过去和90年代的美国，并审视自己轻易被民族情绪煽动的神经。

(《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68元；《和平年代的战争——布什、克林顿和他们的将军》：东方出版社，2005，39元)

最近三件事让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感同身受：阿·戈尔(Al Gore)主演（他自己）的记录片电影，《冰河世纪2》以及本周关于热浪席卷全球的电视报道。不过乔治·布什也许更加心安理得地确信，世界变暖不是什么威胁。因为他最近读了“State of Fear”（真不容易）。据福克斯新闻网的评论员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说，布什前阵子邀请该小说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来白宫谈了一个多小时，宾主相谈胜欢，几乎达成全面共识。据巴恩斯称，此事之所以没有被披露是因为白宫不想激怒那些环保主义者。

该书2004年出版时当然引起了环保主义者的愤怒。克莱顿一直很擅长将一些新近的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小说主题，不着痕迹地编织在小说情节或人物对话之中。很多中国读者可能不一定熟悉克莱顿这个名字，但可能都看过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侏罗纪公园》，而这部惊悚小说的主题就是基于基因研究。

State of Fear的情节依然很好来坞式，然而故事重点不是最终揭露了极端环保主义份子的谋杀阴谋，关键是借助来自MIT的探险教授和失踪的亿万富翁的律师之间的对话，揭示一个全球性阴谋：全球变暖其实是个伪命题，它是极端环保主义和科研人员为了争取捐助和经费制造并误导媒体的结果。

很多人读完《达·芬奇密码》后相信了天主教会的那场阴谋一样。克莱顿就具有这样的天赋。撰写这部小说之前，克莱顿花了三年时间研读了很多环境研究报告。克莱顿将选择的结论和数据穿插到小说当中，并对各项数据、图表或结论提供了来源注解。随着情节的推进，你会逐渐站到克莱顿的一边。根据克莱顿在书中提供的资料，最近这20年的变暖趋势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的气候变化一个插曲。

对于全球变暖这个伪命题，克莱顿笃信不疑。小说结束后，克莱顿在书后列出了他针对全球变暖提出了他的25项观点以及一篇题为“为什么政治化的科学是危险的”的短论。

克莱顿的某些观点并不乏知音。他说，没有人知道现在的变暖趋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结果。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两周前还就温室效应撰文质疑称，长期气候预测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预测复杂系统的行为并非易事。

克莱顿还得出一个结论：多数环保原则在实际效应上是保护了西方的经济优势，并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现代帝国主义行为。这会不会是布什没有与克莱顿达成100%全面共识的分歧所在呢？

（“State of Fear”，大陆译《恐惧状态》，载于《译林》2004年5月号，台译《恐惧之邦》）

美国法学学者亚历山大•毕可尔(Alexander Bickel)在1975年出版的文集The Morality of Consent中称，不是一切信息都适合刊登发表，人们必须对国家利益慎重考虑。当时的《华盛顿邮报》总编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对此肯定不会以为然——此时他和他的报纸还沉浸在追踪报道水门事件并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给该报带来的历史性荣誉之中。

“他们（那些有权势的人）现在开始把《华盛顿邮报》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了，而过去他们眼中只有个《纽约时报》而已“——这正是他在《邮报》的目标，布拉德利在自传《美好人生》(Good Life)中写道。

水门事件毁灭了一个美国总统，同时成就了一份报纸。布拉德利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承认，《邮报》从水门事件获得了过多荣誉。

无论如何，这一荣誉着实让布拉德利的人生非常美好。不过在他自传中译本的出版商中信出版社看来，这几乎是可以总结他一生的标题——他们把中译本书名改为《最“危险“的总编辑》。看来我们的编辑十分习惯地认为揭露丑闻的编辑记者只是对权贵构成“危险“，而不是公众利益的“美好“。

对于多数美国读者来说，布拉德利这本自传最有趣最吸引人的却莫过于他和肯尼迪的交往和友谊。几年后，他的这位年轻潇洒的邻居成为了美国总统，两家人每周至少一块吃两次晚饭。布拉德利在报道U-2机师俘虏与苏联交换时引用的消息来源是美国总统，地点是白宫舞会。接着JFK被刺杀。1年后布拉德利的妻妹被谋杀，这才知道她是JFK维持了两年关系的婚外情人。

如此的出身和经历对于一个需要对抗政府威权的总编辑来说可能就是一项重要素质。何况，布拉德利面对的是共和党人的白宫。

但几年后布拉德利的职业生涯遭受了重大打击。为了实现平衡《华盛顿邮报》的黑人记者和女性记者的承诺，布拉德利聘用了简历和本人都非常漂亮的黑人女记者珍尼特•库克(Janet Cooke)。自称毕业于美国顶尖女子私立大学、会说4种外语的库克在《华盛顿邮报》很快达到了记者荣誉顶峰——她那篇关于8岁吸毒黑人男孩的“吉米的世界“为她赢得了普利策奖。结果这篇报道仅仅在几个月后被证明完全是个惊天谎言。就连她的简历都是假的。

布拉德利当然难逃其咎。不过他比后来的《纽约时报》总编辑霍魏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 运气好点，后者领导的报纸在911报道中拿到创记录的12项普利策奖，但很快因一个记者的剽窃和伪造新闻而丢了工作——凯瑟琳•格拉厄姆坚持让布拉德利干到了1991年——让他有了一个善始善终的美好人生。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写到Samuel Eliot Morison，此人号称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最后一位骑马上班的哈佛历史教授。他写了50多本书，其中两本获得了普利策奖。据该文作者描述，读Morison的书，你几乎情不自禁地站到他一边，即便你可能并不同意他。这是因为Morison很讲究把文章写得漂亮。他在1946年出版的《History as a Literary Art: An Appeal to Young Historian》中说，美国历史学家只顾铺陈事实和揭露真相，但却忽略了文章质量，“他们忘了还有一门写历史的艺术“。

唐德刚在《晚清70年》序言中说，当今很多历史书写得十分枯燥，大量的注解和学术规范桎梏，有趣的主题写得无趣；有些人的注解甚至长到可以单独成书。我十分同意，不过唐老先生这本书的第一卷也不太有趣。他把早年在重庆读书时提出的“郡县和封建“理论贯穿在第一卷这册合集的多数文章中，重复重复再重复。

其实中国人以前写历史是非常注重文采的。《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据说前四史都文才斐然，也有人说《晋书》比《后汉书》、《三国志》更加精彩（前四史我还没有读多少）。而中国的传统本来就是文史不分家，从某个角度说也就是要把历史书写漂亮。

不过，这个传统没有被后人继承光大。最近60年的史书多数读来无趣。某出版社出了一套帝王传记，如《雍正传》和《万历传》。其实这两个人和这两个朝都有十分精彩的故事，偏偏作者都写得枯燥，读不下去，似乎是大学生急着完成作业而粗糙写就。而上述两本书分别是当下国内重量级的清史和明史学家写的。

而另外一方面，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把史书写得好读了，就可能畅销。这下就可能招致学术界内部的冷嘲热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个典型。其实不是所有美国人（有文化的那部分）都认为Morison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他有很多畅销书。中外学界一个德性。

Morison还说，在美国能读的历史著作都是记者写的。如果单从写作技巧说，记者写的书应该是要好看些，不过，记者写的历史著作内容上往往距离现在很近——毕竟记者观察的是明天的历史。从David Halberstam到Neil Sheehan，这些记者关于越战的书的确是最好的历史著作。但是，这个现象在中国就不存在了。

不过，同在哈佛的历史学家英国人Niall Ferguson的书据说写得不错，《经济学人》最近在关于其某本著作的书评中说，（Ferguson）has since become what his more academic colleagues call a popular historian…. his books are a good read。这样看来，老Morison的这位后生很好的理解和继承了History as a Literary Art。（Ferguson对这篇书评一点都不买账，写了封信把该杂志痛斥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