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岁开始，我最大的愿望之一是福克斯·穆达和丹娜·斯佳丽能够上床。每一集电视剧都在暗示这种可能，但直到年满27岁我才如愿。他们终于上床之后，我就不再关心新一季《X档案》的开播时间，也不再费心去网上找最好的字幕版本了。它们最近推出了新电影，但我的反应就像一个守贞多年的男人突然结了婚，一旦得到了最想得到的东西，就丧失了继续追求的欲望。

　　很多七〇后都是X档案的拥趸，我这种情绪简直是他们的通病。我在书上看过一种“解放脚”，说是审美标准变化之后，人们觉得裹脚是一种变态行为，其实天足才是美的，好多女孩子停止了裹脚，但是脚骨已经变形，回复不到裹脚之前的模样。七〇后的性心态就和“解放脚”差不多。我的朋友中有不少八〇后，有一些是X档案的拥趸，但他们看到穆德和斯佳丽上床就没有这种情绪；更不要说九〇后了。

　　X档案当然是很典型的那种美剧，即使拍到100季，也会沿用同一个故事框架。这不是编剧一根筋，而是电视观众只能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东西。大卫·杜楚尼扮演的穆德是FBI特工，负责调查美国国内的超自然现象；案子不外乎外星人入侵、通灵和冤魂不散之类。当然也并不尽是鬼神之事，有一些案子中是有人故意装神弄鬼，一般和政治阴谋有关。许多案子FBI的高层明明事先与闻，也都装出一副不能置信的神气，当穆德的调查越挖越深，马上就要触及华盛顿的Big Boss时，上司就出面强行命令他结案，不许他继续追查下去。案子的资料最终送入FBI总部的“X档案”，表明案情特异，现有手段无法查清。

　　观众看这部电视剧，大多是为了满足对神秘事件和阴谋论的想象。权力机构都表白自己为公众利益而存在，但X档案中的信息从来不向公众披露的，理由和延长肯尼迪遇刺档案的保密年限一样，要么是防止引起公众恐慌，要么是避免国家分裂。美国是个阴谋论泛滥的国家，不能不说和FBI这样的特务机关的恶劣态度有关。但我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我感到的悲剧是穆德的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事业上一点进展都没有。

　　美剧中的警探一般都风流而且成功，是正义与智慧的化身，但穆德基本是个矮子，他情绪灰暗，不受重视，常常被同事们嘲笑，和桃花运无缘；唯一和他有暧昧关系的助手斯佳丽医生，还是个无法改变的科学狂。

　　斯佳丽医生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得到科学上的解释。我们常常把科学和理性联系在一起，但斯佳丽医生目睹了那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之后，仍然相信科学万能，我们只能说她的信仰是一种偏执。这种偏执导致的焦虑消磨了斯佳丽的女人味，但穆德和我们这些男观众因此受到的折磨更多。斯佳丽没有什么女人味，想法和穆德背道而驰，但穆德只能跟她搞在一起，而且迟迟上不了床，这种局面持续多年，已经接近一种心理创伤。

　　我本来喜欢独立有主见的女孩子，准备为一个伟大的理想献身，但是目睹了穆德的遭遇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动摇。七〇后这代人——换句话说，八〇年代在中国度过少年时光的人——普遍优柔寡断。他们很容易变成理想主义者，这一点我早就发现了，但是他们的理想很脆弱，很难指望他们会坚持下去。这应该要归因于他们在八〇年代受到的教养。那是这样一个年代，它激动人心，但是没有定性，鼓励人们追求某个目标，但很少强调要把这种目标变成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原因，七〇后中的成功者要么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要么装出一副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的样子，但本质上仍然是个实用主义者。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倒也很认命。

　　2008年的X档案电影名为I Want To Believe （我要相信），如果制片人克理斯·卡特是个中国的七〇后，就不会取这个名字了。他会取名为I Don’t Care（爱信不信）。不管什么目标，只要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就会受到七〇后的鄙视。这种急功近利的嘴脸在西方被称作势利眼，但我们却把它当作青春的象征，现在还有人常常去怀念，真是丢人。

　　“我的朋友是一只老虎。爸爸夜里在南京新街口把它捉来，让它平日里和我作伴。我喜欢躺在热乎乎的、打着呼噜的老虎身上。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老虎就会挺身而出，帮助我化解危机。它很谦虚，又很忠诚，像王小乐家的小狗一样。如果我成了大英雄，我的老虎帮了很大的忙。我拯救世界的时候，人们向我欢呼，王小乐的妹妹王小宁也向我欢呼。我的小老虎害羞地依偎在我的腿边，发出呜呜的害羞的叫声。”

　　写到这里，我差一点呜呜地笑出声来了。有那么几年时间，童年就沉浸在无穷无尽的幻想之中。日夜做梦，幻觉好像杯子里的水，太多了就会溢出来。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它们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我在作文里提到了一些，遭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耻笑。王小乐的爸爸是我的语文老师，在教室里，他们父子俩笑得最起劲。我伤透了心。

　　这个教训太沉痛了。幸福的秘密无从分享，孩子们都把它们埋在心里。他们像看守秘窟宝藏的钥匙一样，谨防着别人的觊觎。大人们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幻想的世界。成长意味着遗忘和背叛。孩子们受到的打击太多了，渐渐学会了用怀疑的态度看待现实。他们长大成人，变得平庸无奇，最后融化在值得怀疑的现实的世界之中。

　　距离南京城不知道几千几万里，满脸雀斑的安格斯住在苏格兰的尼斯湖旁边。蓝色的湖水清澈深邃，山峦沿着湖岸远远地迂回包抄，在大西洋和湖水相接的地方，两山对峙，形成漂亮的湖口风光。1942年，有一支英国皇家炮兵的部队驻扎在山上。在炮兵连上尉托马斯·弥尔顿的布置下，湖口安置了一张巨大的铁网。上尉说，一旦德国军舰驶进尼斯湖，铁网就会升起，将湖口拦住。他期待着一场瓮中捉鳖的战争游戏。

　　安格斯的爸爸隶属海军，开拔之后迟迟没有回家。安格斯不喜欢弥尔顿上尉，他住在安格斯家里，一天到晚虚张声势，渲染战争气氛，还若有若无地向安格斯的妈妈献殷勤。安格斯也不喜欢家里新请来的工人刘易斯·默雷，他占用了安格斯爸爸的工作间。妈妈把爸爸穿过的旧衣服送默雷；他似乎要取代爸爸的位置。安格斯不能忍受这样的无情。
　　工作间里藏着安格斯和爸爸的许多秘密。在等爸爸回家的日子里，安格斯把海滩上捡到的石蛋也放在那里。雷雨之夜里，石蛋孵出了小水怪克鲁索，是安格斯的宠物和朋友。安格斯不想让刘易斯·默雷知道这个秘密。

　　克鲁索是尼斯湖中传说以久的水怪，长长的脖子和脚蹼像蛇颈龙，而尾巴像鸭嘴兽。克鲁索很调皮，食量很大，喜欢在水里翻跟头。它是个不折不扣的水怪。像传说中那样，每天长大一英尺。这种事情，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不管是在苏格兰还是在南京，人家只会当作是笑话；安格斯的妈妈像王小乐的爸爸一样，听到一些神奇的事情，就有许多陈词滥调。大人们就是这样。他们摆出一幅不耐烦的样子，只会滔滔不绝地教训人。

　　有一些怪人固然相信水怪真有其事。但他们要么想拍到一张耸人听闻的照片去卖钱，要么就想抓住克鲁索——天知道为什么。做一个水怪和做一个小孩一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幸好，在安格斯的帮助下，种种算计克鲁索的阴谋都没有得逞。弥尔顿中尉的铁网也没有拦住克鲁索游向海洋。

　　做一个小孩，小时候我觉得，是全南京最不幸的事。用幻想抵制平庸非常辛苦。克鲁索带着安格斯在尼斯湖中巡游的时候，电影院里的孩子都用最高的音量尖叫起来，那声音让我这个大人抓狂，不过气氛真的非常欢乐。我想，王小乐的爸爸曾经扼杀了一个电影天才。也许还不止一个。中国拍不出像样的科幻片，大人们实在要负很大的责任。

　　《尼斯湖水怪》（The Water Horse: Legend of the Deep）是一部传奇志怪的电影，却一直在探讨父子关系。安格斯过早失去了父亲。这让他变得孤独，也因为这个原因，他有勇气为克鲁索和成人世界死磕。电影的情节很简单，只是，养育和失去并不是简单的事。

　　如果我是投钱拍电影的老板，对这样的演员也许无话可说。但是作为观众，罗宾·威廉姆斯出演的电影里，我真正记住的只有一部半；半部《死亡诗社》和一部《心灵捕手》。而我之所以对《心灵捕手》印象深刻，罗宾·威廉姆斯不是主要原因，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马特·达蒙（Matt Damon）。自从看了这部片子，我一直在猜测，一直在等待，等着看看马特·达蒙这个人，在好莱坞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马特·达蒙是和罗宾·威廉姆斯完全不一样的演员。他能演，也能写。在欧洲这倒也没有什么（这两年李安太红了，大家都忘了，他第一部获奖的片子《理智与情感》是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写的剧本。那时候凯特还没有出演《泰坦尼克》，但这个本子为她带来了一个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但是在好莱坞实在不多见。在电影行业，编剧通常不受普通人的关注，但能够说明一个人的智商。我喜欢聪明人，而马特·达蒙成名前拿过一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开始的。他虽然不帅，但的确是个天才。唯一让人心神不定的是，他看上去走位飘忽，戏路和风格难以捉摸。其实这真没有什么不好，从历史上看，那些伟大的演员总是难以归类的——这完全可能是他太有才了的缘故，只是——仅仅只是我们这些俗人一点坐井观天的陋见，才会觉得——从老少咸宜的角度而言，马特·达蒙的戏路飘忽，有那么一点可惜罢了。

　　自从出演《谍影重重》（The Bourne Identity）以来，这个问题也圆满解决了。间碟片本来已经衰落了，但是《谍影重重》这部系列电影拯救了它，并且自此确立了马特·达蒙不可动摇的商业片明星的位置。

　　说到间谍片的衰落，自从《谍中谍 I》（Mission: Impossible）开讲冷战结束之后间谍们自相残杀的故事，其实已经宣告了间谍片的死亡。冷战结束后的 10年里，007变身为时装片，间碟片已经失去了社会心理基础，它们不再能让观众战战兢兢，也就失去了娱乐业不可或缺的感官刺激。直到《谍影重重》发现了九一一之后政治格局和西方人心态的微妙变化，间谍片才重新找到了继续拍下去的理由。

　　九一一之后，情报部门恢复了因冷战结束而遭到削弱的权力。为了赢得反恐战争，政府和军方需要情报；而为了争取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为了拿到更多的预算经费，情报部门不惜用假情报欺骗政府和民众，散布恐慌气氛，甚至会制造战争来加固权力的基础。

　　《谍影重重》的历史观是典型的“阴谋论”。这其实是间谍电影的一贯噱头，但是在弥漫一时的对恐怖主义的恐慌情绪中，这个老套路获得了崭新的讽刺效果。业已衰落的间谍片也因为这个新瓶装旧酒的故事，重新获得了生机。

　　我个人欣赏《谍影重重》，并不仅仅是因为马特·达蒙。仅就表演而言，《谍影重重》的表演以装酷的成分居多，为观众带来愉悦的程度，远远比不上他在《天才雷普利先生》（The Talented Mr. Ripley）中的表现。但这个片子给我一种想象。

　　在好莱坞的历史上，科波拉（Francis Coppola）、马丁·西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和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这些大腕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决不是因为他们像罗宾·威廉姆斯那样投合观众之所好，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历史惊人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常常不被人察觉，然而一旦捕捉住，就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谍影重重》也抓住了九一一之后美国生活的一个异常戏剧性的地方：间谍战是如何演化成特务政治的。

　　政府为了应付外来威胁而将权力赋予给情报机关，到头来，这种权力的受害者却主要是国内的民众。这是特务政治的一般规律：谍战不再是敌我之间的角力，而是在一个社会内部寻找和制造异己，以此来巩固权力。多年以后，马特·达蒙也许会因为这个角色的暗示性而被人记住。

　　马特·达蒙在《谍影重重》中扮演的角色，不是传统的好莱坞式偶像，但却是向公众揭露了时代的真相。在现实里面，这是科波拉、西科塞斯、斯通等人在好莱坞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和我对马特·达蒙的期望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