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6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因其在“社会运动、抗议政治以及现代国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艾伯特·赫希曼奖。仅仅半个月后，4月29日，蒂利因淋巴癌病逝于纽约布朗克斯，享年78岁。

　　蒂利早年的研究集中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问题的重点在于，欧洲国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结果，以及为什么几乎所有幸存下来的传统国家最终都选择了民族国家的形式。蒂利的研究结论指出，民族国家这种形式之所以最终胜过所有其他国家组织形式，根本在于民族国家能够有效的汲取、动员国家内的各项资源，保证其在国家间的竞争（绝大多数时间是以战争的形式竞争）中不被彻底打败。

　　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时进行的，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蒂利发现，传统国家为了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进而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中央集权化的直接统治。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于是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也通过向抗议性的集体行动和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着社会契约，并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雏形。

　　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为切入点，蒂利敏锐地注意到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抗议政治的重大意义。传统的涂尔干社会学将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议政治归结为社会失范，并试图将此类社会现象解释为社会的瓦解。蒂利的理论彻底扭转了涂尔干社会学对抗议政治中组织和动员等集体行动逻辑的漠视和敷衍解释。蒂利的研究表明，是组织的瓦解而非社会的瓦解，促进了罢工等集体行动的出现。进而，蒂利认为以组织和动员为核心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化的非抗议政治同样是推动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蒂利重构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宪政道路的非制度政治的一面。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知识语境中，法国大革命代表着革命乌托邦的血腥和进一步退两步式的专制复辟，而英国的宪政道路则代表着一条相对平和、稳健的渐进式路径。但在还原了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的历史情境后，蒂利的研究则表明，法国大革命留给法国国家的不仅仅是雅阁宾式的血腥和拿破仑的篡权，还有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选举和代议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直接统治方式。从而一扫路易王朝时代的封建弊病，为法国搭好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同样的，英国看似摈弃了暴力革命的发展路径其实远非一路坦途。虽然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社会却依旧存在着持久“权利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19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工人阶级运动史，英国的工人阶级通过集会、游行等抗议政治的典型方式，最终促成了英国普选权的扩大和工党的壮大。成为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先驱。

　　蒂利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别具一格的研究，极大的拓展了人们对社会运动等非制度政治的理解和认识。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议政治的偏见，更重要的是，蒂利指出了抗议政治背后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社会运动网络藉全球化之力的迅速扩展，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以非暴力政治为基调的抗议政治几乎成为左右一国转型的决定性力量。蒂利对抗议政治丰富的研究成果，就更值得后来者关注、学习。

　　厄瓜多尔政府此举并非心血来潮，也绝非刻意针对中石油一家。2006年 4月，厄瓜多尔议会便通过了一项石油改革法案，规定外国公司必须将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超出原销售合同价格所获利润的 50%上缴厄国政府。厄议会此举，曾有评论认为是厄政府受到邻国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相继推行能源国有化政策的影响，迫于国内民族主义压力而做出的。

　　但这显然误读了厄瓜多尔的国内政局状况，自 2006年现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上台以后，厄瓜多尔能源政策显现出不可逆转的国有化倾向。热衷于将自己打扮成“厄瓜多尔的查韦斯”的科雷亚，在上台之前便被视为拉美新兴左翼政治的代表。与行伍出身的查韦斯和农民出身的莫拉雷斯不同，科雷亚是名副其实的左派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是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科雷亚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在竞选时便提出“能源国有化”的主张。这样一位总统，通过修改《石油法》来卡住外国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利润之源，实在再正常不过。

　　更有趣的是，在去年 4月通过“外国石油公司特别收益金”法案后，2006年 5月，厄政府便终止了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XY）1999年与厄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的石油合同，并将其资产和设施收归国有。厄政府指责 OXY未经厄瓜多尔能源部的批准，在 2000年擅自将位于亚马逊地区的 15号油田的 40%权益转让给加拿大恩卡纳（EnCana）石油公司。然而，正是这家恩卡纳石油公司，在 2005年 9月，以 14.2亿美元的低廉价格，匆匆将手中持有的在厄 5个石油区块的资产和开发权益转让给中石油和中石化合资组建的安第斯石油公司（Andes Petroleum Corp）。当时，中石油、中石化方面对以如此低价获得恩卡纳公司在厄资产颇为“窃喜”，而今看来，这不过是恩卡纳公司提早察觉在厄投资的政治风险，金蝉脱壳之策罢了。

　　而中石油、中石化方面，在科雷亚上台之后便再也没有窃喜的心情了。到了现在，恐怕更是欲哭无泪。保守估计，中石油等中资石油公司此次因特别收益金率提高而遭受的投资损失总额不会低于 20亿美元。

　　事实上，代表中国政府实施能源外交战略的中石油、中石化、五矿集团等公司，近两年始终没有走出“有奶便是娘”的能源投资陷阱。先是在苏丹，不仅受到眼下愈演愈烈的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政治牵连，更是在之前误判苏丹执政当局的政治资信，以至于中石油作为苏丹国际石油财团的大股东权益频频受到苏丹政府的损害。而后，在巴基斯坦等国屡屡发生的袭击中国企业员工事件，背后也无时不闪现着中国的海外能源战略被卷进所在国国内政治冲突的祸端。

　　几乎就在中石油遭遇厄瓜多尔变局的同时，又传来中海油将以 9亿美元收购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海上石油区块 49.8%股份的消息。（详见本期陶短房研究员的文章）与当初中石油中石化收购恩卡纳公司在厄资产的情形相仿，中海油很有可能籍此次收购而卷入尼日利亚国内最棘手的政治冲突地区，其收购后面临的政治风险之大，将更甚于如今在厄瓜多尔面对的局面。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政府每年为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投资而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几乎从来不涉及对相关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例如，就在今年，该目录还将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列为海外重点石油投资地。如此轻率的“指导”，只能说明中国政府连起码的海外能源战略政治风险评估能力都较为缺乏，更别说通过积极的官方外交努力来保障维护在海外开拓的能源利益了。

　　由缅甸青年僧侣组织“缅甸全国青年僧侣联盟”领导的“袈裟革命”已经进入第二周，缅甸军政府方面已经放弃了最初的克制对策，开始了血腥的镇压。

　　尽管美欧各国，以及东盟和日本对缅甸军政府纷纷表示谴责，美国政府更是祭出经济制裁手段，但至今收效甚微。而此前有报道称，此次缅甸僧侣抗议运动有国际社运组织积极介入，现在看来并没有给军政府带来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放弃镇压政策。

　　缅甸的军政权现状，不禁令人想起 1970到 1980年代阿根廷军政权在外界压力面前，从初期疯狂的人权迫害到迫于压力选择缓和政策并最终转向民主的历史。在阿根廷军政权倒台的过程中，以大赦国际为代表的国际倡议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与阿根廷国内人权组织的合作，大赦国际掌握了大量阿根廷军政府逮捕杀害国内异议人士的详细数据，并通过报告的形式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对阿根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政府发布这些军政府的罪行。

　　大赦国际和其它人权组织提交的详细报告，直接导致了阿根廷军政府最大的外援美国政府停止了对阿根廷的军援。同时，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夏•德里安（Patricia Derian）主持的人权办公室成为国际人权网络与卡特政府人权外交政策的重要连接点。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官方获得的绝大部分阿根廷军政府迫害人权的确切信息，就是通过这样的非官方渠道获得的。

　　面对国际上的谴责、经济制裁，以及国际社运组织的介入，缅甸军政权为何依旧有恃无恐？以人权组织和社运组织为首的跨国倡议网络是否有可能帮助缅甸带来实质上的改变？国际政治学界的一项研究也许有助于帮助人们对缅甸未来局势发展进行判断。

　　根据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对拉美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跨国倡议网络的研究，跨国倡议网络之所以能对阿根廷军政府进行有效的政治影响，源于跨国人权组织的成功的宣传和游说。这些组织成功利用了与军政府有重大利益相关的美国政府，在阿根廷国内人权保护遭到极端压制的情况下，通过在美国的人权活动，成功促成了卡特政府时期对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国家的人权外交，从而加速了拉美各国政府的平民化进程，并极大提升了美洲国家组织对人权和民主问题的干涉力度。

　　不过，凯克和辛金克并不认为跨国人权倡议网络在阿根廷的成功可以轻易复制。一般来说，跨国倡议网络只能对民主国家的政府进行有效游说，敦促其对存在人权迫害现象的非民主政府进行人权外交。而人权外交只有在“道德原则”同“政治杠杆”共同实施的时候，才有可能奏效。以阿根廷军政权为例，二战后阿根廷军队最大的金主是美国政府的军援（出于冷战时的反共需要），在国际上，阿根廷由于移民、宗教等历史原因，标榜其与欧洲各国同属于“西方和基督教文明”，经济上广泛依赖于出口贸易。当阿根廷的军人政权登场时，冷战气氛已经开始缓和，经历了左翼学生运动的欧洲各国，普遍强化了政治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军政权在政治经济上所必须依赖的欧美国家，对人权外交的关注程度普遍上升。因此，跨国人权倡议网络通过在欧美国家的游说所促成的对阿根廷军政权的人权外交，不仅在政治道义上合法性充足，在“政治杠杆”上也大有可为。

　　随着美国削减并最终停止对阿根廷的军援，欧美对阿根廷实行全面贸易制裁，军政权当局不得不正视欧美各国的人权外交压力，以减轻国际孤立带来的政经困难。这最终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人权外交在二战之后，第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二是军人政权高压统治的缓和，促进了拉美各国市民社会的壮大，为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

　　（Charles Tilly，1992）可惜的是，影响人权外交效果的上述因素，对今天的缅甸来说，都是很不利于支持民主的僧侣和民众一方的。缅甸军政权的四个最大利益相关方分别是中国、东盟、日本和印度，而这四方中，除了日本之外，都没有达到跨国倡议网络的活动能够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地步。尤其是在缅甸拥有经济利益的各国，都不愿意对缅甸军政权进行实质性的制裁和干预。而以初级农业经济为主、对外经济依存度极低的缅甸，在面对欧美经济制裁的时候，也更容易摆出“你能奈我何”的流氓姿态。同时，东盟与美洲国家组织不同，后者在二战后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对各国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影响力，而东盟不仅缺乏这样的人权公约，辖下各国更是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可以，尊重人权的民主价值观在东盟而言，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装饰品，没有真正的政治约束力。

　　说到底，跨国倡议网络推行的人权外交中最重要的“政治杠杆”效应目前对缅甸当局很难发挥作用。这也同时解释了自 1988年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20年来缅甸民主抗议运动不断，却始终无法令军政权让步的根本原因。因此，尽管此次“袈裟革命”是 20年来缅甸社会爆发的最有力的一次民主运动，但其前景不容乐观。

　　《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 Keck）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著，韩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月第一版。

　　自从”高盛的鲍尔森”变成”白宫的鲍尔森”以来，他每次访华所承担的沟通任务都在增加。在上周为期两天的第四次中国之行中，除去老掉牙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开放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议题，这一次更增加了环保和食品安全问题。

　　在此次鲍尔森访华的当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借会见鲍尔森的机会向外界表示，希望美国方面能了解中国一些地区贫困依旧，认识到中国不会成为西方的经济威胁。但公开示弱的表态没有打动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同一天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了另一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该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同为参议院的重量级委员会。

　　尽管鲍尔森和商务部长古铁雷斯、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于上周二发表联合公开信，批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银行委员会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可能会极大地削弱美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重要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努力，同时也会影响美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从而损害美国工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但国会议员们显然不为所动。8月 1日，一直积极推动裁华议案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资深参议员 Max Baucus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 Orrin Hatch提交了又一份旨在限制白宫方面否决他国对美不公平贸易指控的议案，其中要求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每年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外国最严重的贸易壁垒行为，然后须提出诉讼解决。Baucus同时威胁说，”现在还不是谈论延长’快行道’（TPA）授权的时候”。

　　在经济界颇有影响的民间智库增长俱乐部，上周召集 1028位不分派别的经济学家联名一份致国会请愿书，反对针对中国的报复性贸易立法，体现了美国经济界对国会中日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但种种迹象表明，部分国会议员的行动有可能超出针对中美贸易的范围，而越来越趋向于改变《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定下的促进自由贸易大框架的核心原则。

　　在如此复杂的国内贸易政治背景下，鲍尔森的第四次中国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就更显得微不足道。同前几次一样，取消对美中合资建立证券公司的限制这样的”进展”大概只是华尔街的胜利，而中方缺乏明确目标的汇率改革宣言也绝难打动国会议员们的铁石心肠。加上今年的一连串”中国制造”危机，鲍尔森身上承载的中美事务早已不是他一人所能应付的了。另一方面，在贸易冲突上向美方示弱，却在其它外交事务上尽逞强势的中国政府，其矛盾不一的外交策略，恐怕只会给美国国会的议员们留下一个”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形象吧！

上周五，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的一位官员向媒体透露，USTR已经于周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中国加入 WTO五年履行承诺情况的评估报告。引人注目的并不在于报告中老生常谈的内容，焦点在于这份报告的提交恰好赶在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Paulson）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Bernanke）等重量级经贸官员访华举行“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前夜，联系到中期选举后国会政治的变化，这份报告出台的时间值得玩味。

USTR的这份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入世五年来，对美国经济的积极影响。认为美国的公司和消费者在这五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和实惠。但同时指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伪造商品，对本土企业进行变相补贴和政策倾斜以及对美国对华出口商品设限等方面做得依旧令人失望。“在一些关键领域，中国还没有履行入世承诺，（对外资而言）挑战依旧。”更有意味的是，USTR认为，尽管中国在这五年中对政府和经济结构进行了改革，但“似乎改革的动力正在减弱”。

其实 USTR报告中所提出的上述观点，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从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开始，到现任商务部长古铁雷斯，逢美国政府经贸高官访华，上述内容便会被重复一次。

结果是中方每每信誓旦旦承诺会大力改善，美方则一面肯定中方的表态，一面利用本国贸易法案对中国商品发起“反攻”。

但今次有所不同的是，中期选举过后民主党成功夺回参众两院。

布什政府的新任财政部长鲍尔森虽然是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又是有名的“中国通”，但民主党议员始终对财政部对华态度一向“温和”有所不满。尤其是在敦促中国加大开放金融市场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财政部更愿意以“说客”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政府面前，理智而不够强硬的作风给了纽约州舒默（C.Suchmer）这样的民主党议员以抨击的口实。如今国会民主党已是多数，USTR作为要对国会负责政府机关，又在此时交给国会方面全权处理这样一份报告，无异于给出访在即的鲍尔森平添了一份必须要平衡的压力。

11月 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因心脏衰竭在三藩市家中去世，享年 94岁。

弗里德曼生前曾三次造访中国。第一次是在 1980年，期间，弗里德曼以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问题、市场机制与中央计划体制结合等为主题做了四次学术演讲，并且考察了长春、上海、桂林、广州等地。做为一个以倡导竞争性资本主义著称的美国学者，这次访问给弗里德曼留下了三个深刻的印象，一是他没想到自己的货币理论学说和关于自由主义的著名著作，早已经作为“批判对象”被引入了中国，而那些以“批判”他“为生”的中国学者对其理论的理解之准确，大大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二是弗里德曼遇到了五十年代求学于他门下的中国学生，所不同的是那个学生时代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已经成了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的中年人；三是当时中国官僚机构拖拉而漫不经心的作风，导致的效率低下和高昂的“社会成本”，对他来说简直是触目惊心。第一次中国之行，弗里德曼对中国改革的前途并未抱乐观期望。

八年后，弗里德曼在他的芝加哥大学同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弗里德曼成了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座上宾，他询问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赵则详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价格闯关”导致当时的通货膨胀等问题。赵紫阳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弗里德曼仍对赵紫阳头脑反应之敏捷、对经济问题洞察力之透彻赞叹不已。1988年的这次远东之旅还有另一大收获，就是弗里德曼亲身感受到了香港的活力。此后近 20年里，弗里德曼用自己的影响力不遗余力地打造出了一个堪称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香港模式”。以至于在他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对曾荫权的经济改革措施违背政府不干预精神而抱怨不止，哀叹“香港模式”不复。

1989年之后，弗里德曼一度对中国改革进程可能逆转担忧不已。但邓小平在 1992年“南巡”，为继续改革作足了政治背书。于是，弗里德曼在 1993年三度来到中国，观察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次，五年前的上海市长，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他。这次访问令弗里德曼打消了对中国改革前景的疑虑。

尽管和中国有着传奇般的缘分，但弗里德曼仍只是中国改革的旁观者。可以说，弗里德曼对中国的兴趣虽然广泛而持久，但在兴趣的深度上，并没有超出他做皮诺切特经济顾问的时候对智利的兴趣程度。这就注定了弗里德曼开出的市场自由主义药方，在中国这类威权转型国家会发生“国家资本主义”式的变种。但这并不能反证出弗里德曼是错误的和过时了的，因为弗里德曼还说过：“自由是一个整体，缺其一必损其余。”

伴随着民主党重新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美国的中期国会大选以共和党完败告终。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迫辞职后，风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将被新一届国会“炒鱿鱼”，布什政府在剩下两年任期内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引人关注。

美国的政府架构中，负有对外经济和贸易政策职能的主要有三个部门，一是财政部，二是商务部，最后一个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前两者属于总统任命的内阁职位，国会对其牵制较为间接，唯有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必须直接对国会负责。因此，新一届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明年就职之后，美国贸易政策是否会发生重大转向成为商界在中期选举后的一大话题。

布什在 2004年总统大选时的民主党对手克里不久前抨击美国的大公司，纷纷将工厂迁至海外，造成美国的就业岗位损失。克里甚至用“叛国者”（traitors）这一字眼来形容这些大公司。作为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和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克里的观点代表颇强。因此，有不少贸易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于 2007年到期的总统贸易促进授权（TPA）将不会得到国会的延长，这意味着，不仅 WTO多哈回合谈判的重新启动将遥遥无期，而且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将发生相应的改变同时，由前任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提出并贯穿布什政府任期至今的“竞争性自由贸易”政策已经遭到多方面的诟病。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大有要求贸易谈判政策做出重大改变的迹象。假如真的如此，2007年以后，布什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主导权将丧失大半。贸易保护主义风头也将在 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在国会中回潮。

中期选举过后，这股因“本地政治”掀起的农业贸易保护之风，怕是会“来也汹汹，去也匆匆”吧。

9月21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成员、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康拉德（Kent Conrad）向媒体表达了他对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不满：“显然，行政部门是铁了心要撕碎对农业的支持项目。”

康拉德的话是说给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Susan Schwab）听的。就在上周早些时候，施瓦布表示，只要其它国家也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美国就愿意进一步削减农产品补贴以共同努力重启多哈回合谈判。美国在此前已经承诺削减60％的农业补贴，从字面比较来看，已经是所有各方削减幅度最大的，施瓦布说要继续增加削减幅度，无异于一种“感观刺激”。

事实上，美国在大幅度削减农业补贴的背后，是对对方开价苛刻的市场准入门槛大幅度降低，以方便美国的优势产业进入对方市场。但继续提高农业补贴的削减幅度，无疑会造成国内某些利益团体条件反射式的反制反应。尤其是农业领域。临近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康拉德恰好面临着重选的挑战，考虑到北达科他州是传统的农业大州，农场主是最大的票仓，康拉德做出上述表态并不稀奇。

不过事情要分开来看，并不是所有农业利益团体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全美农场主协会就在上个月呼吁国会明年继续延长总统的贸易促进授权（TPA）。而康拉德也不是第一次发难了，9月初他还提出了《紧急农业援救法》议案，为自己选区争取实惠。可见，议员们为了选举的行动不是头脑一热的发飙，而是一连串的事件。

政府方面，与前任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不同，施瓦布一直和国会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关系。在重启多哈回合谈判的问题上，农业压力团体也并非铁板一块。所以中期选举过后，这股因“本地政治”掀起的农业贸易保护之风，怕是会“来也汹汹，去也匆匆”吧。

上周四，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再提裁华议案。核心内容与去年8月两人所提议案一致：中国货币改革步伐缓慢，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他们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40％，要求国会立法通过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27.5％的关税。

该提案已经得到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和委员会少数党领袖鲍卡斯（Max Baucus）的同意，不过他俩人对议案做了一些修改，不准备专门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所有被认定未对本币汇率做出“适当”调整，并获得不公平贸易利益的国家。如果这份议案在9月底被提交参议院审议，并且再次获得如去年8月时那样过半数参议员的赞成，总统的否决权将被推翻。可见该议案至少在参议院两党已经形成共识。

美国政府方面在对华贸易政策上举足轻重的两位官员却都发出了相反的论调。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Susan Schwab）在8月底访华期间，就在北京向国会山上的议员们喊话，称强迫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贸易赤字，更不可能增加“哪怕一个就业岗位”。而即将于本周访华的新任财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更是明确表示，他和政府都反对贸易保护立法。

由于中期选举迫近，国会中两党议员选在这个时候拿贸易话题做文章可以理解。但两党在贸易保护议题上高效合作，给中美两国政府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方面业已呈现出裁华议案的府院之争，凸显了政府与国会之间目前缺少一个以往可以居间化解院外贸易保护压力的中间人难题。而此次白宫方面会忌惮于国会议员的一致行动，中方不得不直面压力。难怪事隔一天，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新加坡高调申明，“正逐渐增加人民币的弹性”了。

眼下，美国商、学界已不再认为人民币升值即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甚至包括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ion）在内的保守派智囊机构的研究都表明，人民币迅速升值的唯一后果是恶化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但在“一切政治都是本地的”现实面前，美国国会贸易保护声调日嚣尘上，围绕着制裁中国的府院之争也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