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下诺夫哥罗德举行的冶金工作会议上出人意料地严厉批评俄罗斯冶金和煤炭业大型企业梅切尔（Mechel）公司以远低于其国内售价的价格对外出口煤炭，涉嫌对外非法转移利润，并要求俄罗斯反垄断局对该企业的定价行为展开调查。次日梅切尔公司股票市值跌去约60亿美元，俄罗斯股市也受影响跌去600亿美元市值。此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出面澄清，表示梅切尔公司不会重蹈尤科斯公司破产的命运。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俄罗斯股市的前景公开表示乐观，委婉地作出救市的努力。

然而，28日普京在政府主席团会议上再次批评梅切尔公司涉嫌逃税。梅切尔公司股票再次大跌，截至8月1日已经跌去24日前市值的一半（约80亿美元）。在梅切尔公司公开表示要对政府的调查给予合作之后，先后已经有包括反垄断局、环保、技术和原子能监督局等六个联邦政府机构开始对梅切尔公司的调查。

在24日被普京大加揶揄的梅切尔公司总裁伊戈尔·久津一直被认为与政府关系良好，而梅切尔公司也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最大赞助商之一。因此，过去两周时间里围绕该公司的诸多戏剧性变化让人十分费解。

梅切尔事件至少部分显示分别团结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背后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梅德韦杰夫的经济顾问德沃科维奇对普京做法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普京在梅德韦杰夫“救市“发言之后继续对梅切尔公司“痛打落水狗“式的攻击是最直接的例证。更具体的，目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之一的伊戈尔•谢钦作为所谓“强力部门“派系的幕后操盘者在今年年初从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上走到台前、负责工业发展和能源部门之后，在工业领域的实际权力更加突出。在这位刚刚出访过中国的神秘人物掌控下，俄罗斯政府的对工业部门监控的重点也有可能从尤科斯事件时期的能源部门开始向矿业、冶金部门转移。

在梅切尔事件的具体操作手法看，在没有任何司法或行政调查得出结论之前，仅仅是某个政治领导人的几句评论已足以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受到如此重创，这已经提供了俄罗斯企业政治风险的一个生动例证。而和此前类似事件相仿的是，某些人不断交错散布关于目标企业的负面、正面信息也为掌握消息的内部人从价格波动中牟取暴利创造了巨大空间。

梅切尔事件是否会成为所谓的“尤科斯第二“正在被媒体所热炒。其实“尤科斯第二“已经不可能重现，因为此前已经至少有壳牌、英国石油、罗斯石油等多个先例。

　　被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了13年的前波黑塞族政治强人卡拉季奇终于没能靠胡须和眼镜继续掩饰住自己的身份：塞尔维亚新政府面对欧盟提出的入盟前提条件，终于下决心逮捕这位和前南战争中的萨拉热窝围城、斯雷布雷尼察惨案联系在一起的前塞族领袖。

　　主要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政府对卡拉季奇被捕所表达的是高度一致的肯定声音。这其中唯一的“杂音”来自俄罗斯。俄罗斯驻北约大使罗高津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卡拉季奇的案子值得海牙（国际法庭）受理，那在审判席上站在他身边应该是那些决定轰炸无辜者的人。”俄罗斯共产党党魁久加诺夫也称逮捕卡拉季奇是不合适的举措，是西方在政治、经济和媒体等多方面对塞尔维亚强加压力的结果。而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则强调任何审判必须建立在“中立”基础上，并再次呼吁解散判决经常出现偏误的海牙前南国际法庭，把相关的案件移交给前南斯拉夫各个国家自己的司法体系。

　　正如面对科索沃宣布独立时的反应一样，俄罗斯目前对卡拉季奇被捕的反应恐怕也只能停留在口头抗议的层面，大不了就是发动自己国内的青年政治组织搞几场示威游行而已。俄罗斯必须接受的是：塞尔维亚语中“上帝在天上，俄罗斯在地上”这样的俗语已不能反映俄罗斯如今在自己塞族斯拉夫兄弟面前的形象和地位了，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曾经拥有的影响自戈尔巴乔夫时代起就一路衰落，现在用“落花流水”来形容也不为过。

　　就象另一位前塞族领袖米洛舍维奇2001年的被捕一样，此次卡拉季奇的被捕也是亲欧洲、亲西方的政党掌权之后的结果。如今，欧盟对塞尔维亚能够提供的政治经济资源已经远远超越后者和俄罗斯在历史文化上的亲近关系。所以在俄罗斯依然坚守自己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的时候，倒是塞尔维亚新政府自己于24日决定恢复向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欧盟国家派遣大使。

　　但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势力的衰落本身并没有削弱她对海牙前南国际法庭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所提出的种种批评和质疑。前南国际法庭今年先后对前南战争中穆斯林军事领导人纳谢尔•奥里奇和科索沃前总理拉穆什•哈拉迪纳伊作出的无罪裁定都颇具争议。对塞族而言，很难不得出该法庭有反塞族倾向这样的结论。

　　在逮捕卡拉季奇之后，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表示希望海牙前南法庭会考虑到贝尔格莱德和国际法庭之间的“全面合作”，从而对塞尔维亚与欧盟之间的入盟谈判给予绿灯放行。这笔逮捕令和欧盟成员身份之间的交易也显示出海牙国际法庭背后的政治力量结构。在国家之间的政治权力分布本身没有平衡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和俄罗斯一样有理由对法律层面上公正与中立的可能性表示悲观。

　　 俄罗斯政府7月15日全文公布总统梅德韦杰夫刚刚批准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如此被戏称为”外交圣经”的文件集中阐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和方向，叶利钦于93年、97年、普京于2000年都发布过自己的对外政策构想。和2000年的对外政策构想相比，梅德韦杰夫版的新构想虽然在长度上几乎是前者的两倍，但是拷贝了前者约80％的内容。在延续普京时代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的同时，新版在细节之处值得注意的变化有以下一些内容。

　　 新版构想不再延续前面文件中多次使用的”大国”（great power）概念,而开始使用带有鲜明梅德韦杰夫色彩的”新俄罗斯”概念。该文件强调弱化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给外交政策赋予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扩大了俄罗斯未来要发展合作的国家的覆盖范围。相对于8年前，该文件明确提出了要发展俄罗斯和所谓”三驾马车”（中国、印度）以及”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被提及的合作伙伴还有俄罗斯在欧洲的主要能源进口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武器进口国（伊朗、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叙利亚、利比亚和巴基斯坦）。

　　 俄罗斯－白俄罗斯邦联的构想已经失去了在2000版中的重头地位，新版仅仅以”渐进过渡到市场关系”这样的用语来描述莫斯科和明斯克之间的未来关系走向。

　　 新版中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俄罗斯明确提出和欧洲签署一项新的全面安全协议的构想。这个构想显示俄罗斯对曾经寄予希望的欧安组织的失望和对现有军控协议执行的不满。该文件中也没有提及任何近一步削减和控制核武器的计划，这也进一步预示俄罗斯无意延续自己在包括《欧洲常规武器协议》在内的前苏联晚期签订的军事安全、军备控制协议中的原有责任。

　　 新版构想不再赋予独联体组织重新统一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地位，现在强调的是发展俄罗斯与独联体中各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和若干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过程。

　　 在关于外交政策的执行上，和此前的版本不同的是，本次的对外政策构想首次明确强调了联邦政府在外交政策执行上的责任。由于按照俄罗斯宪法，外交是总统的则权范围，因此该细微调整也有可能为普京领导下的联邦政府进一步增强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埋下伏笔。

　　7月6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捷克外长施瓦岑博格签署了一项关于在捷克境内部署反导弹雷达系统的协议。虽然该协议还要经过两国议会的通过，协议的签署已经表明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建立反导弹系统的计划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在捷克和波兰建立反导弹系统的计划一直持非常强硬的反对态度，认为如此安排是无视俄罗斯的基本安全需要，也违背了美国和苏联达成的裁军协议中的基本精神。 因此，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坚持这项计划，俄罗斯将把自己的导弹系统重新指向欧洲，并将在自己紧挨着波兰和立陶宛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系统。

　　美国和捷克签署建立反导弹雷达站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正在日本北海道参加八国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非常不安” ；而俄罗斯外交部的正式声名指出，如果该协议最后获得批准，俄方将被迫使用外交手段之外的“军事和技术手段”。

　　针对俄罗斯对该计划的批评，美国一贯强调把北约在西欧的导弹防御体系延伸到中东欧并非指向俄罗斯， 而是针对来自伊朗这样“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非常凑巧的是，7月9日和10日伊朗进行了两次导弹试验，这给美国的计划无疑提供了新的合法性。

　　而针对美国“伊朗威胁论”的说辞，在一年前的上一届八国峰会上，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曾非常出人意料地向美国提出了联合使用俄罗斯在阿塞拜疆租用的加巴拉雷达站的倡议。加巴拉雷的雷达站离伊朗很近，其 6000公里的信号范围覆盖中东、南亚、中国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俄方当时的态度是，如果东欧导弹防御系统的确是针对伊朗，那自己的这个建议不仅可以有效应对欧洲的安全问题，甚至有可能开启俄美之间在国际安全领域新的合作模式。因此，这次美捷之间的协议自然让部分俄方官员大为恼火——因为布什在去年八国峰会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回应过普京的这个建议。

　　在捷克这一边，尽管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捷克人其实不愿意接受这个雷达站项目，但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反而给了捷克众多政治人物坚持己见的动力：捷克副总统就批评俄罗斯说，这样的威胁政策在今天的欧洲已经没有空间。今年又正好是“布拉格之春”40周年，在雷达站项目上顶住来自俄罗斯的压力也被一些捷克政治人物赋予了对摆脱苏联暴政的纪念意义。

　　虽然美国白宫发言人在美捷协议签署之后还是口口声声强调美俄应该在因伊朗而起的国际安全问题上成为合作伙伴，但各方剑拔弩张的反应还是显示出俄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捷克和波兰国内反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声音也为各自国内政治过程所“过滤”。东欧导弹防御体系问题出现转机可能要等到美国新总统的上台了。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结束自己首次对俄罗斯的访问之后可能会抱怨自己手下的案头工作没有到位，让自己在主人面前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在和俄罗斯总理普京的会谈过程中，保尔森明确表示美国非常欢迎来自俄罗斯的投资，尤其是俄罗斯政府的“主权基金”，并承诺将为这些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而普京则回应：“因为我们还没有‘主权基金’，你可能是把我们错当成别人了……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设立这样一个主权基金），尤其是如果你希望我们这样做的话。”

　　短短10年前，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像美国财长会来莫斯科争取俄罗斯的政府基金对美国的投资。当时正处在金融危机中的俄罗斯，还在卑躬屈膝地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要求借款。如今，在不断创纪录的能源价格面前，拥有世界第三的外汇储备的俄罗斯，跟一个处在可能是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的美国相比，两者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已经不能同日而语。

　　普京虽然否定了俄罗斯官方已经设立了所谓的“主权基金”的说法，但是俄罗斯政府确实在操作两个巨额的基金。一个是价值近1300亿美元的稳定基金，用来应对未来可能的能源价格的跌落；另一个拟定中的国家财富基金（价值约330亿美元）则计划投向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风险更大的国际投资项目上。在最近一次的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俄罗斯财长库德林已经向外界证实了俄政府关于后者的计划。 

　　尽管美国政府也时常教训俄罗斯的民主和人权纪录，但是俄罗斯目前在美国的投资还没有受到诸如06年阿联酋国有公司（Dubai Ports World） 收购美国六个港口和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时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同时，俄罗斯目前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主要还是私营企业， 更没有直接进入诸如能源这样高度敏感的战略产业，所以相对政治敏感度要低一些。

　　对于俄罗斯拟定中的国家财富基金，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既渴望在这个大盘子中能多拿一份；又担心国家控制的投资基金带有太多的政治考虑。考虑到俄罗斯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坎坷经历和至今仍然阻碍着美俄完全恢复正常经济关系的“杰逊—凡尼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如果俄罗斯主权基金未来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少不了还会有新的政治争议。

　　而在另一边，俄罗斯政府也在试图消除西方国家对自己拟定中的投资基金的担忧：比如在最近一次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俄财长库德林就表示拟定中的国家投资基金会将仿效挪威等国的先例，在保证投资公开透明的前提下，不争取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 

　　接下去就要看跑到莫斯科去要钱的保尔森，在遭普京揶揄之后是否还有热情和能力用俄罗斯政府这样的承诺，去说服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先取消“杰逊—凡尼修正案”，再接受来自俄罗斯可能的巨额投资。

　　虽然在欧洲杯足球赛的半决赛中俄罗斯国家足球队再次以三球的差距败给了表现上乘的西班牙队，这支队伍在本届杯赛上的表现已经足够让俄罗斯球迷欢欣鼓舞。这是既1988年欧洲杯当时的苏联队进入最后决赛之后俄罗斯足球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走得最远的一次，尤其在半决赛以前的两场对瑞典和荷兰的比赛中，由希丁克执教的这支俄罗斯队确实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俄罗斯队中的几位核心人物——尤其是前锋帕夫柳琴科和前卫阿尔沙文——也因此引起多家欧洲豪门俱乐部的关注。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原有的体育运动体制几近崩溃。在经历了十多年痛苦的转折期之后，俄罗斯体育在过去几年逐渐在找回自己过去的荣耀。仅仅今年五月以来俄罗斯就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俄超冠军、圣彼得堡的泽尼特队既05年的莫斯科中央陆军队之后获得了俄罗斯的第二座欧洲联盟杯；俄罗斯国家冰球队在魁北克战胜加拿大队，时隔15年之后再次获得世界冰球界的最高荣誉。去年俄罗斯篮球队也在苏联解体之后首获欧洲篮球锦标赛冠军，而中央陆军队的篮球俱乐部也在过去三年的欧洲篮球职业联赛中两获冠军，重现六七十年代在欧洲篮坛曾经拥有过的霸主地位。

　　体育的复兴和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以及国家对体育的投入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在上述一连串成绩背后，既有诸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这样的巨型国有企业对各级球队的慷慨赞助，也有象阿布拉莫维奇这样自掏腰包支付希丁克400万美元年薪这样的“爱国”举措。

　　大量资金向体育的流动已经使得俄罗斯至少在几个运动项目上开始扭转过去十多年里体育人才大量外流的局面。而如果本次杯赛上的明星阿尔沙文最终离开泽尼特队主要也不会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即便是他憧憬的巴塞罗纳这样的豪门俱乐部也未必能开出比阿尔沙文目前在泽尼特队5万英镑周薪更有吸引力的工资单。

　　人们固然可以挑剔，俄罗斯各界对于基础体育设施和基层体育教育的投入还远远不够，而重建一个新的全国性的体育体制也才刚刚开始，但必须承认至少俄罗斯最近几年对体育事业的巨额资金投入在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

　　同时，在重建大国地位心态的推动下，这一轮“体育民族主义”的上升势头在俄罗斯也开始呈现一些失去理智的迹象。比如在去年欧洲杯预选赛俄罗斯主场对阵英格兰队之前，当时刚上任不久的总理祖布科夫就这样激励本国的足球健儿：“他们（英格兰队）有11个队员，我们也有11名队员。他们每个人有两条胳膊、两只手和一个脑袋，我们也一样。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差别）是什么吗？我们，俄罗斯人，赢得了二战的胜利； 而且我们第一个进入太空。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已经持续两个多月的英国石油公司（BP）和俄罗斯合作伙伴AAP之间在合资企业TNK-BP上的纠纷上周又起新波澜。先是英国石油的总裁彼得•萨瑟兰指责俄罗斯股东的行为是重回90年代俄罗斯盛行的公司袭击（corporate raiding），并暗指俄罗斯政府和领导人怂恿俄方股东的上述行为。而俄方的股东之一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也少见地出面直接批评萨瑟兰的言论，并教训对方与其攻击俄罗斯政府，不如在公司经营上多下功夫。本应该属于公司内部的”家务事”已经演变成俄罗斯目前的头号商界热点新闻。

　　英国石油可能是和俄罗斯政府、商界关系最亲密的国际能源巨头，其规模和声誉自然无须多强调；而俄方AAP的四位股东也都是俄罗斯商界重量级的人物，其中米哈伊尔•弗里德曼、格尔曼•汉、维克多•维克塞尔博格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分列20、54和67位。因此这两家建立的合资企业TNK-BP曾一度被视为俄罗斯吸引国际资本的”样板”企业。但是这家目前俄罗斯第三大的私营石油企业自今年4月开始就麻烦不断，先是公司驻莫斯科的总部遭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探员的突然袭击，随后该公司一名雇员被指控涉嫌商业间谍行为，另有该公司的148位英国雇员被拒绝入俄签证。同时，该公司也开始受到俄罗斯政府部门在逃税和违反劳动法方面的调查。

　　TNK-BP的合资协议于去年年底到期之后，英俄双方在是否继续合作和如果结束合作如何处理各自所持股份上有重大分歧。俄方股东认为这几年TNK-BP的表现差强人意，尤其是英方管理团队制定的基本发展战略严重束缚了公司扩张的可能，因此要求解雇英方的管理团队。而英方股东则坚持管理团队的质量和企业经营的业绩都无可指摘，倒是最近公司屡屡受到的政府关照值得怀疑。相应的，有关俄罗斯两家国有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和俄罗斯石油（Rosneft）—— 希望通过 AAP 来收购TNK-BP英方资产的传闻已经流传很久。普京自2003年开始就多次表示类似TNK-BP这样90年代末建立的合资企业或是能源分成合作协议对俄罗斯不公平，需要适时加以调整。而去年经过漫长谈判之后，TNK-BP最终决定将自己拥有的西伯利亚科维可特卡油田开采权转让给 Gazprom，传闻中的价格也低于市场估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 Gazprom、Rosneft 和联邦政府的代表多次出面辟谣，但是TNK-BP可能重演尤科斯命运的担心还是没有消除 。

　　在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的环境里，各方出现重新界定产权边界的强大动力本属自然， 而由这种动力产生的冲突是否能够由法律机制得到疏导则是各国市场机制成熟程度的标志。 其实，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能证明俄方股东的行为确实是有克里姆林宫在背后操盘，而且 AAP 自己也已经向斯德哥尔摩的商会提出仲裁申请，所以国际仲裁的结果将如何在俄罗斯得到执行、双方股东能否好聚好散将是测试俄罗斯投资环境和法治体系效率的一个重要案例。

　　哥伦比亚对俄罗斯突然显示出的热情，有相当一部分是和邻国委内瑞拉之间竞争的结果。乌里韦政府一直指责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支持本国国内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后者被称为是拉美最后的左翼游击队，被哥伦比亚和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而拉美左翼政治的领军人物查韦斯，则不断批评乌里韦是美国殖民主义政策在南美洲的帮凶。今年3月两国还一度处于战争爆发的边缘。

　　让哥伦比亚不放心的是，过去3年里，委内瑞拉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空前活跃，已经履行的订单中有包括苏30在内的一系列军用飞机、对空防御系统和10万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AK-47），而新的价值约20 亿美元的军购合同也马上要签署。其中那10万支AK-47让哥伦比亚政府尤其烦心：因为委内瑞拉军队不需要这么多自动步枪，哥伦比亚政府很担心这笔枪支最终会落到自己后院的FARC手里。 

　　因此，桑托斯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影响俄罗斯在南美洲的军事外交政策，最直接的是希望俄减少对委内瑞拉的武器出售。而哥方提出的谈判筹码就是，哥伦比亚有兴趣从俄罗斯大规模进口武器装备。

　　在俄罗斯方面，俄军工出口在过去几年有明显的结构变化：传统的进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已经对俄罗斯武器进口在技术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形之下拉美、中东、东南亚和北非这些以低端产品为主的市场，在俄罗斯武器出口中的份额正在稳步上升。在拉丁美洲，除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外，俄罗斯还跟玻利维亚、墨西哥、智利、巴西等多国有武器出口和军事合作的协议。 

　　近几年把注意力重新投向拉美的俄罗斯，已经不会象当年的苏联那样，为了在美国的后院扶植自己的势力而不惜工本地给大撒援助，也不会轻易一边倒地支持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桑托斯此行要说服俄罗斯停止和查韦斯的军事合作难度很大，俄罗斯完全有可能摆出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我只管做我的生意，你们爱怎么闹怎么闹去！

　　去年查韦斯访俄时，他那一套反美帝、反殖民的革命话语在莫斯科那里根本推销不动；哥伦比亚作为接受美国对外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如今却主动跑到莫斯科来买武器；而在俄罗斯跟拉美诸国的谈判中，革命语汇和反美联盟之类的考虑几乎已经完全消失。这一系列事实都清楚显示，这已经是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

众多媒体对梅德韦杰夫选择中国作为在独联体之外外交活动的第一站给予高度评价，甚至作出俄罗斯整个外交关系的侧重点由西向东转移之类的阐释。但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无法掩饰背后双方现实利益的考虑，两个大国在没有实质的共同威胁面前如何寻找切实的共同利益仍然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政治智慧。

在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我们不难看出双方共同利益的落脚点主要在国际政治层面。两国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不满、至少在口头上对多极世界的共同追求、对于中亚地区的安全考虑构成了双方新时期合作关系的基础，因此在联合声明中双方对某些国家试图建立导弹防御体系不指名道姓的谴责、对联合国安理会和上和组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主导地位的强调等等都在预料之中。

在国际政治领域联合声明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俄方事先期望双方能对对北约东扩作强硬的表态，而这一点在最后的声明中被淡化了，这已经多少显示双方在地缘政治层面利益驱动上的差别，因为中国几乎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说不。而更值得重视的是联合声明背后双方在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利益冲突和寻求合作的艰难过程，这也正是普京主政八年里两国经贸合作上摩擦日益频繁的领域，具体表现在贸易、军售和能源三个方面。

中俄双边贸易的总量虽然近几年一路稳步上升，但是结构上的不对称开始越来越困扰俄方：俄方非常警惕去年双边贸易中首次出现的俄罗斯入超的局面，对于对华出口中能源占大头的结果也很不满意，希望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更多以机电产品为主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而这方面梅德韦杰夫访华所取得的直接成果是两国签署的一项铀浓缩项目。据俄工业与贸易部部长赫里斯坚科透露该项目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但除此之外，如何缓解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双方还没有提出明确的应对，中方对增加对俄进口也没有其他实质承诺。

在对华军售领域，一方面，俄方对近年中国进口总额的减少表示不满，希望中国进一步增加对俄罗斯武器的进口；另一方面，俄方又对如何防止中方”偷师”俄罗斯武器装备非常头疼。而中方对购买的部分俄罗斯武器装备出现的质量问题也耿耿于怀。两国之间负责协调这方面问题的”俄中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自2006年以来也没有正常工作。这次签署的联合声明显然没有涉及双方在俄军事产品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俄中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重新启动的日期也没有落实。

双方在能源合作方面的艰难进展则更是现实利益分歧的结果。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中石油（CNPC）之间2004年草签的石油贸易合同受到此后国际原油价格提升的影响在最后执行价格上的谈判一直进展艰难，俄石油多次抱怨当初草拟的出口价格让自己受损太多。梅德韦杰夫在出访中国前曾表示两家公司之间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但至少目前还没有结果显示双方在最终执行价格上的分歧和在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国支线上的矛盾已经解决。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Gazprom）则没有代表出现在梅德韦杰夫庞大的代表团中间,两国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在梅德韦杰夫的国事访问中也没有突破的迹象。在中国这一边，俄罗斯最近两年在欧洲和前苏联空间内开展的能源外交，以及和中国之间已经展开的对中亚地区能源的明争暗斗则是让中方感到压力的地方。

冷战结束，中俄恢复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外交关系，双方不再是所谓“同志加朋友”的关系，各自寻求互利互惠、至少不双输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对俄罗斯向中国地震灾区送出的援助表示最衷心谢意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国家之间基本利益所在：尤其是在所谓”共同敌人”的威胁并不确实的国际背景下，与其寄希望于两国之间的温情脉脉、称兄道弟，不如作好谈生意、讲利益的准备。

　　此次人员调整的一个特点是前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办公厅的几位负责人相互换位：前总统助理伊戈尔·舒瓦洛夫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另一位第一副总理是前总理维克托·祖布科夫），前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索比亚宁被任命为副总理兼政府办公厅主任，而前副总理、政府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纳雷希金则换位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在这一类的人事变动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过去几年来在媒体面前一直保持神秘色彩、有克里姆林宫幕后操盘手之称的前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戈尔·谢琴，他从幕后走到幕前，担任主管工业的副总理。除了纳雷希金之外，梅德韦杰夫宣布的总统办公厅工作团队也保持了原来普京在任时的基本人员构成。

　　在联邦政府的机构设置方面，普京对原工业与能源部和经济发展与贸易部的功能进行了重组，成立了能源部、工业与贸易部和经济发展部政府，还新组建了体育、旅游和青年政策部。在安全部门方面，去年强力部门”公开信”事件中的两位主要人物都有新职恭候：在公开信中痛斥强力部门内部矛盾的原国家毒品管理局负责人维克托·切尔可索夫被调任领导新成立的军需采购机构，原联邦安全局主任帕特鲁谢夫的新职务则是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该委员会是在总统直接领导之下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担任联邦安全局新主任的是原来负责经济安全事务的副主任亚历山大·波特尼科夫。内阁中其他几位新面孔负责的则多是文化、体育等相对次要的部门。

　　在人事调整背后被分析人士忽略的是部门调整的结果：2004年开始的联邦行政改革的结果基本被本次内阁调整所否定。当时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联邦政府内部通过设立平行的”部”（政策制定）、”委员会”（政策执行）和”服务处”（政策评估）三种机构来实现行政分支内部的分权和制衡。但是本届新内阁的机构调整在撤并了多个委员会和服务处的基础上已经恢复了原先以部门为主导的结构。

　　此后普京在周四主持召开的新内阁首次会议上宣布，将组建由所有政府副总理和其他七个部的部长组成的政府主席团；主席团会议将每周召开一次，而以前例行的每周一次的全内阁会议将改为每月一次，借此普京希望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但是该举措背后真实用意并不清楚：因为主席团人员构成已经占到内阁总人数的五分之三，能提高多少效率并不明显。

　　媒体分析中所谓”强力部门势力得到牵制”或者”自由派占得先机”之类的说法缺乏有力证据：”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整个人员调整显示的还是延续和稳定这样的特征，梅普二人的”双头领导”才刚刚开始。

    5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安德鲁大厅里，在将近2500名宾客面前，42岁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手按一本红色的俄罗斯宪法，宣誓就任俄罗斯新一任总统。历时近一个小时的就职典礼在俄罗斯两家全国电视台和互联网上全程直播。

　　梅德韦杰夫富丽堂皇的就职典礼基本沿袭了2000年普京第一次就职典礼时确定下来的模式。 和此前俄罗斯联邦首位总统叶利钦的两次就职典礼相比，现在的仪式增加了总统在众宾客注目中在红地毯上穿过大厅长廊、发表就职演说、检阅克里姆林宫卫队等的程序。此外，在叶利钦的首次就职典礼上，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是和议会代表、宪法法院大法官一起站在台上见证宣誓过程，并且也在仪式结尾发表致辞。如今大牧首只是坐在台下, 他是在就职典礼结束之后、在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大厅里为新任总统主持一个不对外公开的宗教仪式。

　　在就职典礼上，有些情绪低落的普京在致辞中强调在过去八年里自己履行了对俄罗斯人民的承诺；而略显腼腆和紧张的梅德韦杰夫则在就职演说中称扩大公民权利和经济自由是其任内最重要任务，并再次提及他自年初开始竞选以来多次使用的”法律虚无主义”的概念和建立法治社会的决心。和普京任内主要政策纲领之一”建立法律专政”相比，两组概念之间的差别接近中文里”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也可以作为今后检验梅德韦杰夫是否超越普京的一个政策标杆。

　　新总统宣誓之后检阅克里姆林宫卫队的仪式似乎在承袭传统之中也对未来有所暗示：在就职典礼开始以离任总统身份向卫队刚刚道过别的普京此时又和新的俄罗斯三军统帅梅德韦杰夫一起并肩检阅卫队。

　　8年前叶利钦提前退休、把普京扶上总统宝座时对自己接班人所说的是一句”照顾好俄罗斯！”而普京在就职典礼演讲结尾则是呼吁”让我们支持他（梅德韦杰夫）！”同样是前人对后任的期许和祝福，背后意味却不尽相同，并且和此前检阅卫队时略显突兀的程序安排相吻合。

　　就职典礼结束两天之后的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官方纪念仪式也如期举行。莫斯科红场上的仪式严格按照1945年首次红场阅兵时的程序，甚至包括现场演奏音乐的顺序。所以仅就仪式的前半部分看，观众恐怕很难区分今年阅兵式和往年的有什么不同。但此后，当包括”白杨”洲际战略导弹、T-90 坦克在内的俄军重型武器再次浩浩荡荡从红场的阅兵台前驶过时，人们不难看出今年阅兵式的特殊之处：这样的现役重装备上一次出现在红场已经是18年前了。由此，今年的阅兵式纪念的应该不仅仅是卫国战争的胜利。单纯要表达那样的意义，2005年二战胜利60周年时的安排会更贴切一些：当时在全世界各国政要面前展示的是苏联红军在二战期间使用的武器。

　　“仪式”都有双重意义：延续传统、预示未来，上周俄罗斯总统就职典礼和胜利日阅兵式的这两个仪式也不例外。

　　“蓝军”切尔西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加时大战中击败“红军”利物浦之后，5月21日出现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上的两支球队也最终确定：来自英超的切尔西和曼彻斯特联队将在莫斯科争夺本年度的欧洲冠军杯。两强之间的比赛自然令人期待，而场外的众多细节也同样吸引人。

　　莫斯科为承办这次赛事投入巨资翻新卢日尼基体育场（曾经的“列宁体育场”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主会场），显示了俄罗斯在足球这项运动上重新得到“欧洲”这个大家庭关注的强烈愿望。

　　虽然两支来自英国的球队进入最后决赛事出意外，但欧足联当初把比赛地点设在莫斯科还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因为对于众多来自欧盟的球迷来说，这样的选址注定了这将是第一次双方球迷都必须申请签证的一次欧冠决赛。现在俄罗斯驻伦敦使馆将在三个星期内面对超过四万名英国球迷的签证申请，能否顺利完成这相当于平时一年的工作量是个问题。虽然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曾宣布有球票和护照的英国球迷可以免签证进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外交部迅速回应，坚持所有球迷必须获得签证。目前欧足联和俄罗斯政府正在紧急磋商英国球迷免签证入境的可能性。

　　2006年利特维年科案以后，俄罗斯拒绝引渡英国提出的嫌疑犯卢戈沃伊，这导致英国政府收紧对俄罗斯人的签证发放。去年以来，英国石油公司在俄罗斯的合作项目面临各方巨大压力；英国驻俄罗斯大使因参加反对派集会而遭到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nashi”的骚扰；俄罗斯恢复的战略轰炸机远程巡逻已经达到英国领空附近；最近俄罗斯决定关闭英国文化委员会 —— 这一系列事件标志英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陷入冷战以后前所未有的僵局。这次莫斯科从签证、治安、到赛事组织上能否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满意、英俄两国球迷之间会有怎样的互动都可能会成为下一轮双边关系变化的看点。

　　决赛的另一看点则是切尔西的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这位目前身价超过200亿美元的俄罗斯第二大富翁自2003年以来靠巨额投入帮助切尔西俱乐部脱胎换骨。对于一些俄罗斯人来说，切尔西俱乐部的成功也象征着俄罗斯国力的强盛。而对另一些俄罗斯人来说，拿卖俄罗斯石油的钱去支持一家外国俱乐部就是包括阿布在内的俄罗斯富豪不爱国的最好例证。5月21日晚，阿布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卢日尼基、如果切尔西获胜俄罗斯人会有怎样的反应都很值得关注。

　　4月23日，适逢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逝世一周年，在叶利钦墓葬所在的新圣女公墓举行了叶利钦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仪式，期间众人期待已久的叶利钦坟墓上的纪念碑也终于揭下神秘面纱。

　　对于叶利钦纪念碑设计方案的讨论在他刚刚去世就已经开始。这样政治人物的纪念碑自然带有“盖棺定论”的色彩，所以吸引了来自各界的关注。俄罗斯著名雕塑家、俄罗斯艺术院院长祖拉博•切列特里（Zurab Tsereteli）曾表示，希望设计一尊纪念碑，来表现叶利钦从身形到行为上类似沙皇的气质，有可能是叶利钦在马上的坐像。但是这位雕塑家过去的作品，在艺术圈内因为盲目追求宏大气势和夸张造型而饱受争议（比如他在莫斯科市内的高达96米的彼得大帝像），很多人对他又要插手叶利钦纪念碑表示不满。

　　去年一位商人兼收藏家伊戈尔•马尔金（Igor Markin）发起并资助了一项叶利钦纪念碑的设计竞赛活动。在网上投票中，最终胜出的是一尊颇具前卫风格的纪念碑。它以黑色的扭曲金属为主件，在金属锯齿状的边缘，则是一系列头脚倒置的白色小人，而在扭曲金属顶部的是代表叶利钦的一尊白色小人。按照设计者的解释，该纪念碑旨在纪念叶利钦所属那个分崩瓦解的年代，而没有如此的分离破坏则新生无从谈起。这尊被称为“黑色怪物”的纪念碑虽然得到网民和艺术圈的支持，却没有获得叶利钦家人的认可。不久前这座纪念碑刚刚落脚在莫斯科市中心原先克格勃总部前的广场上。
 　
　　最终获得叶利钦家人和官方认可的纪念碑，则是铺在叶利钦坟墓上一面呈波浪状起伏的俄罗斯白蓝红三色国旗。现在的纪念碑在形式上虽远没有“黑色怪物”那样前卫，但是在肃穆的新圣女公墓里众多传统的人像墓碑中间，该墓碑如此鲜艳的色彩、如此鲜明的政治符号仍然显得卓然不群。

　　普京在纪念仪式上称该纪念碑寓意贴切，因为正是叶利钦，把这面三色旗重新带回给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他更把纪念碑的国旗形象，和俄罗斯人民对自由社会、文明世界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在评价叶利钦的历史地位时，他说：“上个世纪汹涌澎湃的90年代是剧烈变革的时代，是属于勇敢、非凡人们的时代，是属于善于逆流而行、号召人们奔向新目标和统领大众的人的时代，鲍里斯·叶利钦当之无愧属于这一代的杰出领袖。”

　　这样的评论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因为仅仅几个月前的议会选举中，普京还多次警告选民们不要让90年代的寡头势力得以复辟；而三色旗作为原来沙皇俄国的政治符号，如何成了现代文明的象征，普京也没有自圆其说。以象征新国家的符号来纪念这个国家的开国元首固然合乎逻辑，但是诠释者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更需要我们的谨慎阅读。

　　普京讲话中还是这一段更为中性的评价显得更为贴切：“（叶利钦）作为政治家和公民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一生中不止一次面临复杂而又关键的选择，这条道路是如此的独特，正如我们国家的命运一样。”

　　4月15日在统一俄罗斯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同意担任该党的主席。前一天统一俄罗斯党刚刚修改党章，决定设立党主席和最高委员会主席两个职务。现任党的领导人、俄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将担任该党最高委员会主席，而新党章规定非党员可以担任党主席的职务。俄罗斯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大会发言中盛赞普京在该党成长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称普京多年来一直是党的实际领袖。而面对统一俄罗斯的入党邀请，他则婉言谢绝，称作为即将上任的国家领导人，保持无党派身份更合适。

　　普京出任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将给俄罗斯政治带来两个有趣结果。

　　首先，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一样没有接受统一俄罗斯党发出的成为党员的邀请，所以即将成为党主席的普京其实并没有”入党”。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在俄罗斯政治中、甚至在世界现代政党实践中都是罕见的。对此最可信的解释是：普京还是希望和统一俄罗斯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想把自己的政治形象和命运完全跟该党联系起来。或者说虽然党已经成为普京的党，但是他不想让自己成为党的普京。这一点考量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杜马大选中已经初露端倪：当时同意领导统一俄罗斯党竞选党团的普京在助选期间不时发出对该党的批评声音，直到选举前的最后时刻才真正不遗余力地助选。

　　其次，由于在梅德韦杰夫正式就职总统之后，普京将被前者任命为联邦政府总理，加上现在的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职务，这意味着普京将直接控制联邦政府和间接地控制联邦议会 —— 由于统一俄罗斯党在俄议会下院杜马450席中占据了315席的宪法多数。众多媒体和分析人士对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之间可能出现的”双核心”的担忧多是出于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类似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更值得担忧的是，普京如此选择似乎是在否定自己过去几年里在政治制度建设上的努力。1993年叶利钦通过的宪法中所建立的”超总统制”在普京任内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尤其是通过建立所谓”法律独裁”、”有管理民主”和”纵向权力结构”的种种努力。而如今，以”维护稳定”、”保持政策延续性”为目的而新建的”双核心”体制恰恰会削弱普京自己在过去八年里制度建设的成果。

　　即便在梅德韦杰夫正式就职之前，这种新安排对原有制度的挑战已经显现。自去年普京宣布支持梅德韦杰夫竞选总统之后，俄罗斯各级官僚已经开始面临在办公室里是悬挂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的照片的难题。俄罗斯媒体最近也盛传原先由总统办公厅直接控制的对七个联邦大区首脑的任命以及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都将逐渐转移到联邦政府。

　　”党主席还没入党”这个事实既反映出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尴尬，也预示俄罗斯政体可能开始在”超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之间摇摆。

　　4月5日在圣彼得堡召开的“民主运动新议程”大会上，来自俄罗斯30多个地区的近200名代表商讨总统选举之后俄罗斯自由派的出路何在。

　　从会上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来看，各方对目前俄罗斯政治环境对自由派的不利、自由派本身地位的衰落以及政治联合的必要没有分歧。存在分歧的主要在以下互为关联的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斗争的基本目标。“右翼力量联盟”的党首尼基塔·别雷赫主张自由派应该在既有政治体制的框架下争取通过选举来赢得政治权力，而“另一个俄罗斯”的领导人之一加里·卡斯帕罗夫则认为现行的体制下根本没有公平竞争的可能，所以自由派的首要目标是改变现有政治体制。

　　其次是政党在现今俄罗斯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别雷赫支持在现有政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联合所有自由派的政治组织。而作家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的倡议似乎得到更多与会代表的支持：现行的政治体系对反对派政党极为不利，同时政党组织本身的中央集权特性也容易遏制地方上的自发政治力量；所以，为了挑战现政权，组建新的自由派政党没有必要，应该寄希望于更加广泛的、地方性的群众运动——类似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最后，如何对待政治领导（包括政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前“右翼力量联盟”的领导人、现在已经成为独立政治人物的鲍里斯·涅姆佐夫仍然在重复若干年前包括他在内的俄罗斯自由派组建《委员会－2008》时的宗旨：自由派力量必须继续“启蒙和澄清”的任务，向大众揭露现政权的黑暗和腐败。然而，代表新生力量的“亚博卢”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伊里亚·雅辛则尖锐地批评现在的自由派精英脱离群众，甚至详细列举自由派使用的语言中诸多对大众暗含不屑和不敬的用语。相应的，他建议在今后成立的新自由派政治组织或是运动中必须引入初选机制。雅辛的建议应该代表了自由派内部不少人对领导团队缺乏有效更新机制的不满。

　　会议通过的决议除了在原则上号召自由派联合之外，还公布了到年底成立一个类似“影子议会”式的自由派组织的决定，同时成立了一个12人的协调小组。

　　俄罗斯自由派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而包括前总理米哈伊尔·卡斯亚诺夫和“亚博卢”党首格里高里·亚夫林斯基在内的几位自由派“大佬”级人物也都没有出席本次会议，因此对于会议的意义恐怕不能评价太高。大会的主要作用在于以如此难得的覆盖面给了自由派内部各派一次发声的机会。

　　会上，别雷赫以“在漆黑的房间里向姑娘挤眉弄眼”来比喻现在俄罗斯自由派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后者根本接收不到前者想要传递的信号。而会议所反映出的三大分歧也显示自由派内部没有厘清的根本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关上了别雷赫比喻中屋子里的那盏灯？

　　3月14日，荷兰一家法院宣布，一家名叫“Moravel”的投资公司，是处在破产案中的尤科斯公司的合法债权人，该公司的5万多名股东，将可以从尤科斯公司在荷兰的资产中获得超过8亿美元的赔偿。该法院同时拒绝了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对于这些尤科斯海外资产的所有权要求，认为后者在2006年开始的尤科斯破产案中已经获得自己全额赔偿。
 
　　2003年开始的尤科斯案件，最后以尤科斯被判支付超过280亿美元的税收和罚款而暂告段落。在尤科斯正式破产之前，该公司原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副总裁列别德，已经因逃税和洗钱等罪名而入狱。

　　荷兰法院的这次裁决，开启了对尤科斯海外资产重新分配的先例：在荷兰总额高达20亿美元的尤科斯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来赔偿该公司的原股东，而不是完全由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neft）接收。因此，尤科斯公司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律师团和前管理层，对于荷兰法院的裁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有助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对该案的重视——此前俄罗斯政府以尤科斯的“非法征收”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判决被认为是政治迫害。

　　然而，围绕尤科斯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众多疑点，仍然让人有雾中看花的感觉。就在荷兰法院裁决出台之后不久，围绕1998年6月涅伏特佑刚斯克市市长佩图霍夫的谋杀案审判，又把霍多尔科夫斯基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佩图霍夫的遗孀最近再次出庭作证，指认霍多尔科夫斯基是谋杀其丈夫的幕后真凶。她一直声称，霍多尔科夫斯基出于和当时涅伏特佑刚斯克市在税收和解雇工人问题上的严重冲突，而组织了针对佩图霍夫的谋杀。前尤科斯公司保安部门的负责人多年前其实已经因该谋杀案被定罪。按照目前对此案的庭审进展，俄罗斯司法部门对霍多尔科夫斯基很有可能会有新的刑事起诉。

　　西方媒体对尤科斯案和霍多尔科夫斯基表现出的一面倒的同情，以及对于尤科斯案背后的政治动机异口同声的指责，其实缺少对90年代中期开始尤科斯和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资产扩张中众多值得质疑的手段的认真审视。这种一面倒的声音背后，不排除有众多海外股东纯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把霍多尔科夫斯基视为民主法治的代言人，把尤科斯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的矛盾，定性为一家符合文明社会商业标准的现代公司和一个因贪得无厌而不择手段的专制政权之间的冲突。然而，该案件包含多个层面的利益冲突，众多细节还疑云重重，其实还远未到可以给出结论的时候。

3月17日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总公司（俄气公司）和玻利维亚国有企业”玻利维亚油田与财政企业”（YPFB）签署了关于双方合作勘探和开发玻利维亚南部天然气储备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俄气公司在今后一年内将对玻利维亚南部三个省份进行天然气储备的勘探和开发。虽然协议涉及的金额没有公开，但俄气公司的主要谈判代表透露俄方的投资金额以10亿美元为单位计。同时，俄气公司对于在电力和石油领域与玻利维亚进行合作、参与玻利维亚和智利、秘鲁之间的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也都表示了兴趣。

玻利维亚在南美洲的天然气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已经探明储量中有超过80％在俄气公司将要勘探的本国东南部地区。玻利维亚对于天然气资源的开发最近受到资金和技术上的制约。玻利维亚同邻国（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都签有大规模的天然气出口协议，在目前的生产能力下，玻利维亚兑现能源出口的承诺也已经受到各方的质疑。而2005年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埃沃•莫拉雷斯上台之后，2006年能源产业内的外国企业被要求或者在180天内向政府交出82％的收入或者离开玻利维亚，国有化政策使得外资进入玻利维亚天然气开发领域极为谨慎。

俄气公司是在莫拉雷斯大规模国有化之后少数几家进入玻利维亚的外国企业之一，该公司将要进行勘探开发的又恰恰是在莫拉雷斯上台之后一直和中央政府不合、要求修宪甚至脱离玻利维亚的几个省份。俄气公司如何有信心应对投资玻利维亚的风险？一种可能是两家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易是由各自国家在背后作为担保，这使得俄气公司有一般私人外资企业所没有的保障。此外，由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这几年迅速伸温，而后者对玻利维亚政局一直有重要影响，也有可能莫斯科通过卡拉卡斯可以间接影响莫拉雷斯的政策选择，从而使得俄气公司的投资有”双保险”。

虽然俄气公司和俄罗斯在拉丁美洲能源投资的真正目的还不明朗，上述这两家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的确有可能代表近年来兴起的”能源民族主义”国家之间一种新合作模式。莫拉雷斯本人就把俄气公司的这个协议和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国有能源企业签署的合作协议一样归结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认为这样的合作和以前在玻利维亚的外国投资完全不同。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采访中也称玻利维亚在为21世纪的国有化提供一种新模式：拥有资本和技术知识的外国企业将在能源生产国继续运营、并且盈利，但是他们不再是天然气或是石油的拥有者。俄罗斯近几年在能源领域对外资企业的逐渐施压虽然没有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国有化政策那样激进，但是就结果而言也颇为相似。类似的合作模式在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也可能会越来越流行，因此这两家国有垄断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否顺利推进值得继续关注。

　　在二月五日收到法院关闭学校的裁定之后,圣彼得堡欧洲大学因在今年一月的防火安全 检查中被查出防火设施不合格而被迫关校停课已经进入第二个月。

　　圣彼得堡欧洲大学于 1994 年在当时圣彼得堡市市长索巴切克(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老上级和精神导师)的倡议下成立 。在包括索罗斯基金、福特基金和麦克阿瑟基金在内的欧美资金赞助下,该大学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文社科领域内教学科研都最具实的大学之一, 在改变俄罗斯社会科学界的人才外流和吸引俄罗斯海外留学生回归方面也都成绩显著。 拥有如此学术地位的学因防火安全原因而遭到关闭出乎众人预料。

　　此前关于学校遭关闭的真正原因仍然众说纷纭。 欧洲大学所在的建筑因为历史久远,确实存在火灾隐患——这一点学师生和管理层也并不否认。问题是如果严格按照目前的防火规定来办,彼得堡市内恐怕近一半的建筑都要关门整顿。有传称关闭学校的直接原因是去年该校接受了欧盟一笔 6300 多万欧元的资金用于研究俄罗斯的选举监督和培训选举监督人的项目。而对当局关闭学校大为不满的欧洲大学校长本人却对这个说法给予否认。

　　一种可能是,虽然关闭学校的决定未必直接来自莫斯科高层 ,俄罗斯地方官僚以他们惯常的”过度反应”的方式”诠释了来自莫斯科的声音。不久前普京宣布俄罗斯将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研究当地的民主状况,同时他间接批评在彼得堡有大学完全受西方资金控制。这样的信号已经给地方官员提供足够的想像空间, 因此以火灾安全这样的技术原因大学施加压力。

　　位于欧洲大学地处圣彼得堡黄金地段, 所在建筑又是以前的皇家宫殿, 也有人怀疑是觊觎该地块和建筑的地产商在背后手脚,借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迫使学校迁址。这种猜测和前面两种说法一样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得到确认。事件起因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学校关闭之后,互联网社区在调动各种资源、组织维权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由欧洲大学老师和学生自己的博客 ( 比如http://euspb.blogspot.com ,　http://ethnomet.livejournal.com 和http://www.youtube.com/ethnomet )全程跟踪事件进程的动态、收集整理来自各方对事件的反应(包括影像资料) 。网络也成为欧洲大学支持者交流信息、组织集会的最重要手段。和欧洲大学曾经合作过的海外学者也在网上发起全球范围内联名持欧洲大学的活动(http://www.gopetition.com/online/17080.html )。这使得欧洲大学事件有望成为最近两三年里俄罗斯网络维权的又一个焦点案例。

　　不管最终互联网时代的维权运动对欧洲大学的命运有怎样影响,众人的自发参与至少显示——如欧洲大学的一位教授所说——大学不只是一张敲了图章的营业执照,不只是图书馆、大礼堂和电脑房;”你可以关闭一间教室,但你没法关闭人们的头脑。”

　　美国《福布斯》杂志 3月 6日公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俄罗斯“身价”超过 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从上一年的 53上升到 87人，这个数字把俄罗斯推到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位。这87人的总财富达到 4700亿美元。同时，莫斯科也以 74名 10亿美元富翁的数字超过纽约成为全球富豪最聚集的第一城市。

　　而上月俄罗斯国内的财经杂志 Finans公布的俄罗斯富豪排行榜则更加惊人：俄罗斯的 10亿美元富豪人数从上一年的 61个激增到 101名，他们的财富总额超过 7000亿美元。和《财富》排行榜中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富豪显得年轻，平均年龄仅 46岁（全球富豪的平均年龄是 61岁）。和前几年相比，俄罗斯富豪虽然仍然集中在能源产业，但是诸如通信、金属、冶炼、建筑、金融等行业也开始产出越来越多的巨富。

　　上述两份榜单虽然细节有所出入，但是反映出的俄罗斯经济基本走向是一致的：在普京时代的所谓反寡头宣传攻势当中，俄罗斯富豪们的生活过得还是挺滋润的。

　　普京自 2000年开始的确高扬“反寡头”的旗帜：以削弱俄罗斯巨富对政治的影响力来改变叶利钦时代遗留下来的寡头政治格局。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中曾经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 9年成为整个反寡头宣传运动的高峰。然而由此得出俄罗斯政局在“向左转”或是如近年来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转向民粹主义政策并不可靠。

　　俄罗斯过去8年里的经济政策很难用简单的左右之分来概括：对此可以部分佐证的是“统一俄罗斯”党自去年年底开始叫嚷了半天的所谓“普京计划”最后也没人能总结出个所以然来。在高扬反寡头大旗的同时，普京经济政策里其实包括了一系列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政策，包括 13%的单一所得税、土地私有化法等。普京不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更不是当年的斯大林：反寡头宣传背后没有“革命”或是全面国有化之类的语汇，甚至连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都被普京直接给否了。

　　更不容忽视的是反寡头攻势落到实处时有明显的选择性。受打击的富豪们其实问题并不出在他们的绝对财富上。比如给霍多尔科夫斯基定的罪名完全可以用到很多其他俄罗斯富豪身上，而曾经权倾朝野又是最早失势的别列佐夫斯基和此后同样被迫离开俄罗斯的古辛斯基都是在和政府直接的冲突当中（包括对媒体的控制、对重要政策的决策）落得下风。同时，和上述三位基本同时起家的富豪并没有都成为阶下囚或是流亡海外：“阿尔法”集团的老总弗里德曼也是 96年帮助叶利钦上台的“七大银行家”之一，他目前仍然在上面提到的两份富豪榜单中稳居俄罗斯十大富豪之列。

　　那些在 9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富豪更是和国家之间开始保持和“七大银行家”时代很不一样的关系。诸如支持反对党或是投资独立媒体之类的项目富豪们一般是不直接参与的；但在捐助慈善事业、参与各项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上则是不遗余力。在发迹初期曾在侵占国家和小股东利益上多受人诟鄙的波塔宁最近和一些政府部门合作开始大力推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概念。在新生代寡头中上升最快的杰里帕斯卡——两份榜单中的首富——在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被问及是否会把自己的 Rusal公司交给国家，他回答：“如果国家说要我们放弃，我们就放弃……我不把自己和国家区分开，我自己没有其他的利益。”俄罗斯首富竟然需要如此“肉麻”地对国家表示“衷心”，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新生代寡头在普京的反寡头大旗背后仍然可以闷声大发财的原因了。

　　根据最近一项对于俄罗斯四大全国性电视台节目内容的统计：从去年 12月 10日（普京宣布正式支持梅德韦杰夫参加总统选举）到今年 2月 25日，现任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获得远超过其他三位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覆盖时间（84小时 33分钟）。其他三位总统候选人中自由民主党党首日理诺夫斯基获得 29小时 36分钟，俄罗斯共产党党首久加诺夫获得 24小时 45分钟，而民主党候选人波格丹诺夫仅为 15小时。同一报告也统计了上述媒体在同一时期提及这四位候选人名字的次数：梅德韦杰夫 1832次，日理诺夫斯基 533次，久加诺夫 479次，波格丹诺夫 258次。除了时间分配数量上的差别以外，关于梅德韦杰夫的报导基本都在晚间的黄金时间，而其他三位候选人所获得的媒体报导时间绝大多数是在白天。

　　在大选一周前接受 BBC采访时，俄罗斯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丘罗夫也同意目前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各个候选人获得新闻报导的数量不一样，但他又强调这样不平等的结果是公平的，因为媒体对梅德韦杰夫的集中报导主要是出于他目前作为第一副总理的身份，而不是作为总统候选人。当俄共向法院提出对于媒体不公平分配报导时间的申诉时，莫斯科一个地区法庭也基于同样的理由驳回了俄共的诉讼请求。

　　在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之后，梅德韦杰夫就明确表示不参加与其他候选人的公开辩论。在最近的一次长篇访谈中，他再次解释了自己不参加电视辩论的原因。从政府角度出发，现状令人满意，没有必要和那些倡议的政策根本没有实现可能的候选人在辩论中争一时口舌之快，同时也不想让其他候选人借和他电视辩论的机会”分享”自己的受欢迎程度。

　　所谓”在位者优势”在任何选举体系中都存在，无论如何设计选举制度恐怕都很难完全避免，不过目前俄罗斯媒体（尤其是电视）受政府控制的程度进一步加剧了梅德韦杰夫这样的”在位者”的优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丘罗夫对媒体时间分配的”不平等，但是公平”的说法拿来概括并无悬念的总统选举结果也颇为合适。

　　2月 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之后，俄罗斯政界一致表示谴责，认为科索沃独立违背现行国际法，为其他类似民族自决和领土独立的案例创造了一个恶劣而危险的先例。此后，在贝尔格莱德发生攻击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驻塞尔维亚使馆的事件之后，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发生这样的事件固然遗憾，但是那些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国家应该预计到他们行为的后果。而俄驻北约代表、素来以强烈民族主义立场著称的拉戈金更宣称：如果欧盟和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和联合国决议发生冲突，俄罗斯不排除使用武力保证联合国决议的实行。普京在 22日召开的独联体首脑非正式峰会上也强调：科索沃所创造的恶性先例打破了历时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体系，将导致一系列不可估计的后果。他还警告科索沃独立是柄双刃剑，剑的另一刃迟早会刮到那些科索沃独立支持者自己的头上。

　　俄罗斯一直把科索沃地位问题和前苏联地域内类似民族自决问题联系起来，既由此论证科索沃独立的恶性后果，也把俄罗斯承认其他地区的民族自决要求作为对科索沃独立支持者的”要挟”。这些地区包括：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亚美尼亚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摩尔多瓦境内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其中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不仅要求脱离格鲁吉亚，还希望将来能够加入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官方除了口头谴责和要求把科索沃问题重新拉回安理会框架之外还没有公布其他的具体应对措施。

　　尽管众多俄罗斯国内的专家和政治人物都批评科索沃事件上所反映出的建筑在纯粹权力政治之上、毫无德性可言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是在是否”以恶惩恶”、通过承认上述四个有争议地区的独立要求作为回应，俄罗斯国内的声音还是没有统一。

　　普京自己在科索沃宣布独立前不久举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还表示即便部分西方国家承认科索沃独立，俄罗斯不会向这些国家那样”犯傻”，在亚欧地区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而反观近几年俄罗斯在处理这四个地区的政策上，其实也不乏”双重标准”下的”选择性”政策。对于与自己交恶的格鲁吉亚，俄罗斯不仅给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居民俄罗斯国籍，并因此声称对这两个地区拥有防卫权利。同时，对于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亚美尼亚，俄罗斯则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居民国籍和安全防卫完全留给亚美尼亚。

　　俄罗斯拿承认上述四地区作为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筹码对欧美不会有实质的威慑作用，倒是要小心如何把这些地区和俄罗斯国内的车臣问题在定性上加以区别。各家其实都在奉行”双重”甚至是”多重”标准，看谁能把事情说圆罢了。

　　不管公众是否对“普京”这个名字已经产生审美疲劳， 2007年的俄罗斯政治不可能找到别的什么关键词。以“主权民主”、“有管理的民主”和“权力纵向结构”三个口号为导向，普京在自己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里给俄罗斯政治打下了深深的个人烙印。

　　普京个人的“强硬”风格构成了俄罗斯 2007年对外政策的主旋律：他似乎不惜以制造越来越多的敌人为代价来显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大国地位的重建。

　　以年初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两国之间的能源价格战为先导，2007年 2月普京在慕尼黑的演讲清楚显示了俄罗斯对于欧洲和美国的态度的重大转变。此后在和爱沙尼亚关于苏联红军战士铜像的外交冲突、和英国因利特维年科案和引渡卢戈沃伊引发的外交危机、伊朗核问题、北约东扩、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科索沃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上，普京和俄罗斯政府对于西方批评指责一浪高过一浪。而另一方面，5月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东正教海外教会的联合、7月索契申办冬奥会、俄罗斯科学家年末对北极海底的科考探险、以及俄军恢复空中和水上战略武器的常规远程巡航，无处不在的普京也努力在向外界显示：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建并不只是停留在和西方斗嘴皮子这样的层面。

　　借助俄罗斯媒体精心打造，普京个人在内政中的不断成熟的行事风格也形成了俄罗斯政治在 2007年的重要看点。不断地制造和控制悬念、不断地出其不意，普京在保证自己始终处于关注的中心、始终控制局面的同时，也让俄罗斯政局又重现当年苏联“后宫政治”的扑朔迷离。6月向美国总统布什突然提出俄美共享在阿塞拜疆的雷达站的建议；9月的内阁调整和对鲜为人知的祖布科夫的总理任命，普京的突然决定都让人毫无准备。而杜马选举前对于“统一俄罗斯”党的态度从暧昧慢慢上升到全力支持；不急不慢地宣布自己支持的总统“继承人”和接受未来总理职务——普京总是吊足众人的胃口，显示自己“一切尽在掌握中”的信心，而俄罗斯政治也俨然成为普京的“独角戏”。2008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已经基本没有悬然。形式上普京“独角戏”时代的结束和可能出现的双重权力中心将如何影响政府应对现实中诸多问题则是 08年 3月之后俄罗斯政治的基本主题。

　　去年 3月俄罗斯多起恶性矿难和年底多起严重的停电事故都显示这个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大国背后脆弱的基础设施。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持续多年的人口危机、前景不明的军队改革都是 08年将令俄罗斯新领导人头疼的难题。而杜马选举前夕爆发出的“强力部门”公开信事件也显示即便是“独角戏”时代的普京也没能完全控制高层派系之间日益严重的斗争冲突。最终，在自由媒体和政治竞争空间日益萎缩的背景下，如何遏制腐败、保证权力集中之后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更是困难重重。普京在 8年内成功塑造自己“新沙皇”形象的同时也给其继承人留下新的难题。

　　上周，俄罗斯总理祖布科夫委派财政部长库德林在联邦政府内成立专门应对通货膨胀的工作小组。小组里担任库德林副手的将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娜碧乌妮娜和农业部部长戈德耶夫。

　　俄罗斯自去年年中开始物价快速上升：去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为 11.9%，超过年初政府设定的 8.5%的预期通胀率。物价（尤其是食品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成为去年年末杜马选举时的重要议题之一。而今年联邦政府已经把 8.5%的通胀率作为最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之一。

　　关于俄罗斯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一般认为有四个：全球性的农产品价格上升、由对外能源出口收入所产生的通胀压力、国内经济垄断程度上升和由于选举产生的财政支出扩张的压力。

　　在四个通胀成因中，对于全球农产品市场和全球能源价格，俄罗斯政府没有直接的干预能力，而短期提高国内农产品生产的可能性也有限。

　　控制国内经济的垄断程度和财政支出这两项任务则远远超出作为坚定财政保守派的库德林的控制：实现这两个目标不仅需要来自其他联邦政府部门的协作，而且都是争议很大的政治选择。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布的工作小组人员构成中并没有来自央行、能源和交通部门的代表。

　　库德林向祖布科夫提出的反通胀系列对策中包括限制国内企业（尤其是几家国有超大型企业）的对外巨额借贷。这也是近两年来俄罗斯经济的一个特殊现象：一方面能源出口的巨额收入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对外借款的动力也同时上升。这显示俄国内金融体系还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对于使用能源出口带来巨额储备以控制国内物价，库德林在上周的瑞士达沃斯峰会上宣布俄罗斯政府计划用其中的一部分（1600亿美元中的 310亿）开始投资国外企业的股票和国债。俄罗斯希望仿效挪威的先例，雇佣来自私营部门的专业投资基金经理来管理相关的投资。对于美国、德国等国家提出的国家投资的政治动机和可能的投资不透明等担忧，库德林表示俄罗斯政府将把大部分投资投入国债，而对外国企业的投资将对投入单个公司的份额设立上限，不争夺控股权。依靠这样的分散投资原则，他希望可以打消投资接受国的担忧。对今后俄罗斯这样的对外投资，在欧美国家是否会像对中国政府对外投资一样引发政治争议也将部分影响俄罗斯国内宏观经济控制的成效。

　　位于俄罗斯西南角的达吉斯坦共和国首都马哈奇卡拉市因为持续停电而引发的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已经接近社会骚乱。此次停电事故始于去年12月下旬。进入新年之后的两周，由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加上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15度，示威人群已经开始设立路障、阻碍交通，并要求市长阿米洛夫和共和国总统阿里耶夫下台。地方警察因自己的驻地和办公场所也同样断电断气而无力控制局面。

　　由于达吉斯坦和车臣交界，俄罗斯媒体担心这样的社会骚乱会被达吉斯坦境内外的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和恐怖主义集团所利用，引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马哈奇卡拉市断电事故直接的起因是由于由市长阿米洛夫控制的负责收取电费的公司没有将电费转交给电力公司，在对电力公司欠下千万美元计的债务之后，后者无力承担维护电路系统的工作。游行示威的人群普遍把矛头指向这背后市长阿米洛夫的贪污行为。同时，达吉斯坦的能源事故也映射出俄罗斯社会发展中的几个典型问题。

　　首先是城市居民收入上升之后大规模的城市扩建缺少配套的基础设施跟进。尤其是在一些老城区（比如马哈奇卡拉市）原先作为公园或是其他非居民建筑用地的土地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被地方政府迅速被作为房产用地开发，但新居民区依赖的仍然是原先的水电煤气系统。

　　其次是整个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体系和不断上升的国内能源需求之间的冲突。

　　类似达吉斯坦这样的大规模停电事故在莫斯科也发生过。而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一些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的地区也发生多起停电事故。

　　在提高国内能源价格的建议在政治上屡屡受挫之后，俄罗斯电力”巨无霸”企业”联合能源系统”始于2002的系统改革在其总裁丘拜斯的坚持下，终于在去年逐渐明确私有化的大方向。

　　改革的结果不仅将决定未来达吉斯坦的居民是否还要承受严寒中的停电之苦，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国际消费者也将有直接的影响。

　　2006年底签署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关于规范赌博行业的法案，在 2008年新年过后开始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俄罗斯总理祖布科夫于 1月 10日签署政府令正式决定建立阿佐夫市，作为俄罗斯合法的四个赌博区之一：该赌博区位于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交界地，占地约 20平方公里。同时，圣彼得堡市在新年伊始已经通过地方立法，先于联邦法律规定的最后期限取缔了市内的所有老虎机赌场。

　　根据该项法律，2009年7月1日后，俄罗斯将禁止境内在4个赌博区之外的所有赌博活动（包括通过各种通讯、网络渠道进行的赌博）。除了阿佐夫市之外，另外3个法定赌博区将分别设在阿尔泰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和加里宁格勒州。该法律对现行的赌博机构也作出了规模上颇为严格的限制，规模上不达标的机构已经在2007年7月前提前关闭。该法案还规定未来的赌博区内只允许年满18岁的成年人进入。除了帮助扭转社会风气，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俄罗斯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语），该法案也被赋予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意义。

　　俄议会议员普遍认为现在的赌博行业已经成为各种犯罪集团、非法组织（包括恐怖主义团伙）洗钱的重要渠道，因此对该行业的严格规制有望限制洗钱和地下经济的蔓延。

　　该法案的基本内容在叶利钦时代就已经开始酝酿,其最终正式实施使得俄罗斯成为欧洲对赌博业管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法案虽然建立四个合法的赌博区，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其实和全面禁赌差别不大：因为这四个赌博区几乎就是在俄罗斯正东、正西、东南、西南四个角落上的边疆地区，很难想象这些地区能在明年 7月前发展成为成规模的赌城。

　　包括赌博行业从业人员在内的反对者一直批评这是一个缺乏对现实理性考虑的法律——立法本身不会改变人们好赌的习惯，明年 7月之后这个现在年流通 60亿美元的巨额市场只会从地上走到地下。

　　俄罗斯赌博行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就忿忿地表示：普京个人的偏好可能会毁了这个行业，而预想的那些正面社会效应不会出现。不少人更是把这个法案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禁酒令相比，预测其效果和禁酒令一样也只会是适得其反。

　　而支持这项法案的人则对俄罗斯势力强大的赌博业游说集团没能在议会有效阻击该法案的通过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俄议会开始能够摆脱利益集团影响、体现公众意志的一个表现。

　　联邦预算中拨给阿佐夫市所在的南部联邦大区用于旅游和娱乐设施的拨款是7.5亿美元（2008－2012年）。虽然目前人们还不清楚这笔拨款里有多少会用在赌城的建设上，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巨额的基础设施投入，阿佐夫市和此后将要建立的另外三个赌博区都不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拉斯维加斯。

　　2007年 3月开始生效的《税务赦免法》最近终于得到初步的官方评估。新年过后俄罗斯议会上院发言人、“公正俄罗斯”党魁米罗诺夫在向国际文传电讯社提供的信息中，第一次对该法案的成效给出评价。

　　米罗诺夫提供的信息显示，该法案生效至今，大概有 1亿 9千万美元左右的存款得到合法化，相应的国库增收大约是 2500万美元。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地下经济有每年 6000亿美元的规模，米罗诺夫认为，税务赦免的收效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税务赦免法》的核心内容规定，俄公民在 2001年至 2006年间的各种未报税收入只需要依照现行税法缴纳 13％的所得税之后，就可以合法转存到俄国内银行。存款人由此获得的缴款收据就成为收入合法化的凭证，俄税务机关对这部分收入将“既往不咎”。

　　米罗诺夫认为，法律实施的效果有限，主要是因为现行的税收体系不能有效地应对现实生活。一方面，现在的税收执行机构没有足够的动力严格执法；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申报收入的人仍然感到心安理得，还是没有觉得有将收入合法化的必要。

　　原本预想的由税收赦免带来的“大棒”加“胡萝卜”的双重效应在现实中一样也没有实现。

　　同时，米罗诺夫也指出，由于进口消费品往往容易逃税，而高科技和制造业进入地下经济的难度很大，故地下经济的盛行，客观上也进一步鼓励投资向消费品生产的转移，不利于目前俄罗斯的产业升级。

　　全面评估该法案的效果还需要时日，但可以肯定的是，仅仅依赖税收领域立法的改变来应对地下经济是远远不够的。

　　在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宣布退出明年的俄罗斯总统竞选之后，月 26日“右12翼力量联盟”推举的总统候选人鲍里斯•涅姆佐夫也宣布退出总统选举。此时距离他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提出参选申请仅仅 6天时间。

　　这位在叶利钦任期内曾经担任副总理的自由派政治人物在声明中称自己决定退出是不希望和另一位民主派候选人——前总理、“人民民主联盟”首脑卡斯亚诺夫——在未来的选举中争夺选票。涅姆佐夫呼吁继续在参选队伍内的卡斯亚诺夫和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向当局提出最后通牒：如果当局在竞选中不能给反对派以公平待遇（包括媒体报道时间的分配和国家暴力机构的“选择性”使用），反对派候选人将抵制竞选。

　　在“08年问题”大局已定之后，俄罗斯反对派提出有条件的抵制总统选举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策略。失去悬念的总统选举本身已经少了吸引选民注意力的基础，如果加上反对派成功抵制选举，可能出现的低投票率对于稳操胜券的那一方是个关乎“合法性”的实质威胁。

　　但是涅姆佐夫的倡议要成为现实并不容易。已经进入杜马的俄共其实已经是“体制内反对党”，久加诺夫虽没有当选总统的机会，但是抵制总统选举对于俄共本身没有太多收益。

　　而卡斯亚诺夫所在的政治组织虽然没有象俄共这样的“体制内”身份，但是在其他民主派候选人已经退出竞选的前提下，这位前总理未必没有机会放手一搏：至少在最后选举结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