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作为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家还是一国总统，他始终生活在真实中。
《朝日新闻》通过反省其“战争协力”的不光彩历史，再度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左翼舆论重镇。
种种奇怪激进的观念会在社会中碰撞破碎，但高师人对自我心灵自由之渴望，留痕殊深。
美国对日占领，是一场始于理想主义、终于机会主义的“革命”。
他主张先进行激进改革触及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再转向温和的渐进改革。
约翰·格雷自身的矛盾性正是乌托邦在当下社会尴尬处境的最佳写照。
日本现代出版业在大众媒介化量产时代的开端，竟与新闻检阅制度的全盛期微妙地重合在一起。
“下流”分子们选择“下流”活法，活出了自己的时候，也许便是社会产生更多元文化的开始。
弗格森坚信帝国依然是维持世界和平和繁荣最好的政治形态，而美国从诞生开始就具备了帝国的基因。
书中的幽默正是对现实无奈的接纳，以及对痛苦的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