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弱势政府必须承受着行政系统叠床架屋的负担,立法会里又是波涛汹涌,对曾荫权来说是很大的困境。
曾荫权政府在处理政治危机时的便宜行事、敷衍塞责、怠惰疏忽一如早前副局长及政治助理风波,连续避重就轻,最终导致小事酿成危机。
对民意的忽视和挤牙膏式的应对方式,让曾荫权在此次风波中受伤不轻。
三司十二局方案并不激进,而且忽略泛民主派的异议。
曾荫权或许应该明白,是香港市民而不是中央指示,构成了他权威的最主要的来源。
这些承诺,调高了各利益团体”分一杯羹”的政治欲望,也调高了普罗市民对政府的期望,可谓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债。
曾荫权可谓是”支持度大胜,辩论小败”,梁家杰则是”辩论险胜,支持度大败”。
曾荫权必须打出一张民意牌,才能稳固日后的管治和确保政策的推行。
不再采用“积极不干预”的说法,并不是香港政府的转变,更不是剧变。
曾特首最为棘手的问题,或许并不是普选这类政治意味强烈的议题,而是让各个阶层都极为敏感的利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