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欧巴马签署医疗保健改革法案（正式全名为 “病患保护和可负担得起的保健法案”）后，引发多方热议，其中也有不少非议之论。笔者认为，该法为美国史上最接近提供全民保健的法律，具有其重要意义。

　　美国是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不提供全民保健的国家。医疗开支导致个人破产的情况占所有破产总数的61%。美国2004年人均医疗花费约6000美元，远超其他G7国家（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而美国的人均寿命，和其他一些医疗健康指标却并不出众。近年美国健保开支飞速上涨，超过国民收入和通胀增长。一方面，这造成美国已有的老年人和穷人健保计划入不敷出，前景堪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不堪员工健保支出，使美国没有健保的人群居高不下。最近美国通用汽车等企业破产，固然经营不善是其主因，但是昂贵的退休工人医疗帐单也是造成美国汽车工业成本过高，竞争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总而言之，美国现有的健保体制已经不可持续，健保问题的阴影笼罩美国人民的未来福祉和发展。

　　这次健保立法的成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开始实质性改革健保的一个里程碑。45 年前约翰逊总统创立老年人和穷人健保计划，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医保服务。今天美国终于向全民医保迈出了一大步。

　　跳出医疗保健的范畴，我们会看到，这次立法对美国的治国理念，也有一定的影响。美国人崇尚自立，不愿政府过多介入他们的生活。小布什时代医保改革也已迫在眉睫，但是当时仍然强调“个人责任”。美国社会的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和住房，政府介入的程度相对很低。教育方面，政府相对介入最深 ——提供基本免费的中小学教育，住房方面介入最少 – 基本专注于房屋贷款而不参与建设开发。医疗方面，美国跨出的这一步，使医疗成了介于教育和住房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否将来医保会成为美国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新医改无疑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美国社会依然相对崇尚小社会。此次改革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向大政府迈进，倒更像是医疗保健这一公共商品的特殊性迫使美国政府更多干预。

　　有趣的是，医保改革立法后，民主共和两党均宣称胜利。

　　民主党固然以创造历史，实践竞选承诺为由欢呼新法诞生。共和党却以为民主党铸成大错，新法意味着共和党有望在年底的中期选举中卷土重来，夺回众院多数。

　　此次医改虽然成功，但是过程却是一波三折。民主党为胜利付出了不小的代价。09年末，参众两院通过不同版本的法案;其时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民怨积聚，选民中责备政府关注经济与就业不够的声音日渐强大。终于在2010年初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补选中，共和党人布朗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在民主党老巢夺得对共和党至关重要的参议院第41席。本来民主党在两院有优势可以强行通过医保法案。布朗的当选终结了这一绝对优势，使民主党危机感骤升。最后民主党人选择最安全的方法，充分利用本党在众议院的优势，通过参院的医改版本，但是就此也放弃了原先力推的医改内容，比如“公共健保选项”部分。

　　就法案通过一事而言，民主党是胜利一方无疑。不过半年以来，共和党也确实渐渐从08总统大选的谷底走出。毕竟，在经济危机之际大谈花费巨资改革医保，并不是一件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事情。何况美国人一般而言排斥政府拥有太多的权力。各种民调和地方选举显示民主党和欧巴马的优势在消减，美国的中间选民中有不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支持民主党的立场。未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势力的变化，要看两件事情的发展。第一，是经济，特别是就业和住房市场的复苏情况。第二，是民主党特别是欧巴马能否较好地宣传医改的内容和意义。广大的选民对医改的具体内容还是不甚了了，对医改前景抱着疑惑态度的为数不少。现在离中期选举还有7个月，现在谈论两党的力量消长恐怕还是为时太早。

　　在实践意义上，美国的医保系统极其复杂。改革法令刚刚生效，其未来综合效果如何，没有人可以断言。但是此刻我们依然可以梳理一下新法的基本理念和一些重要措施。对其进行一些分析。

　　这次美国医改涉及面很广，但是一个首先得基本理念就是要全民参加医保。不允许保险公司拒绝顾客参保。未来不参加保险的人群要缴纳罚款，促进所有人参加保险，这样大家的风险放在一起，可以共同分担，造成整个风险系统可以相对稳定。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做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放到医疗保险的背景下，大概的意思是说，身体好的人不愿意保险，身体差的人很愿意保险，但保险公司从利润出发，却想要身体好的人来保险，身体不好的人不要来。如果大家自由选择，可能的结果就是身体不好的人隐瞒情况去保险，身体好的人因为要补贴身体不好的人，常选择退出保险，结果是保险公司不断提高保险金以对抗风险。恶性循环之下，保险金越来越高，需要保险的人越来越难以负担。这很像目前美国的一些情况。保险公司不清楚美国中小企业和个人的总体健康情况，从而向他们收取高额保险金，而他们恰恰最需要保险，新法致力解决保险业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

　　第二个方面，新法规定保险业的利润率，不许保险公司赚取超额利润。值得注意的是，医院和制药公司并没有直接受到新法的大的影响，新法寄望于通过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交易市场的管理来间接管制这两个行业。目前医疗费用高昂，相当部分是因为医生的医疗费用高，以及各种制药厂的新药收取垄断性高价。新法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改革给付医疗费的方法，降低这两方面的费用。

　　第三，改革的费用，主要来自对高收入人群提高税收，和对不给员工提供健保的企业的罚款；还包括了对一些高端保险产品征收额外税。这当然也是最受争议的部分之一，因为这里有杀富济贫的意味，也似乎加强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负担。

　　但是，改革肯定要付账单，把美国目前没有保险的人群纳入保险体系，除了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拒绝特定人群，强制没有保险的人买保险，当然也要给民众经济协助，帮助他们负担医保。新法向特定人群和领域加税而不是让全民买单，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可能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医改成功的前提下，未来整体医保费用收支情况应该有所改善，也许最终能避免全民加税。

　　本文的作者是实习研究员 胡天翼

　　由于有了一个成功的判例，一些欧美政策研究者和企业家们开始考虑是否可以依靠WTO来影响导致Google退出的现行网络政策。

　　2009年12月2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 出最终仲裁（DISPUTE DS363），认定中国对进口电影、书籍和音乐制品施加的种种限制违反全球贸易规则，不公平地限制了美国娱乐产品在中国境内的销售，特别是中国对好莱坞影片及其他西方媒体内容在华分销采取限制措施的做法违反有关规定。

　　由于WTO拥有“交叉报复”（cross sector retaliation）的强大机制，所以该裁决不被败诉方执行的可能性极小。这意味着不久国外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图书 出版公司等能直接向中国发行影片、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

　　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中心（ECIPE）在一份名为《保护主义在线：网络审查与国际贸易法》（Protectionism Online: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的报告中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允许互联网服务自由地跨界流动。”无独有偶，促成谷歌退出的Google创始人之一布林也极力主张网络自由，并推动美国政府将“谷歌事件”上诉到WTO，以反抗“不公平的贸易壁垒”。

　　这样的诉求的确有一些法理依据。

　　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中，第三条要求成员国尽“透明度义务”。这可以被美国政府要求给出清晰的网络审查程序及审查范围，这也是Google 在年初发表声明表示打算退出时提出的谈判要求。

　　在GATS的十七条中规定了著名的“国民待遇原则”也可能成为美国的起诉理由。原则中规定了在民事权利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

　　可能让美国失望的是，以上两条都未必能得到WTO专家组的认可。

　　诚然，导致Google退出的网络审查制度的确相当缺乏透明度，但这种审查并非仅仅针对国外企业。在DS363案中，国外出版机构向中国大陆出口产品时会遇到国内出版机构所不会碰到的麻烦，比如需要找制定的分销商，得到的利润分成也少得可怜，整个审批程序冗长复杂。而导致Google退出的政策方面，内外资公司面临的透明度处境是相似的。所以，GATS第三条不够有力。

 　　相比之下，第十七条的理由就更加不充分了。 客观地讲，现有的网络审查对内要比对外严格，如果国内网站违反审查规定，面临的可能是不由分说的直接拔线；国外网站顶多面临的是屏蔽，但需要浏览这些内容的国内用户也可以用“翻墙”方式查阅。尽管对YouTube、Blogspot、 Facebook、Twitter等网站的屏蔽有些奇特，但屏蔽这些免费网站是否能被WTO专家组认定为“进口限制”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且，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组织，WTO 一般不愿意触及成员国的内容审查体系。成员国在遇到对内容审查体系的指责时，通常可以用“必要的保护公共道德和秩序” （necessary to protect public morals or to maintain public order）条款来抗辩。在DS363案例中，中国也用了这条来为自己辩护，尽管最终被驳回，但判决要求中并没有根本触动该国的内容审查体系，而把注意力放在了与贸易关系更密切的不公平的“分销体系”上，中国政府仍然可以对国外出版品进行内容审查。同样的，美国政府也很难指望WTO会对网络审查案中作出有利于美方的裁决。

　　让很多网络自由主义者们有些令人遗憾——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美国的“网络自由梦”很难通过WTO机制得到实现。更让他们忧心的是，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对网络审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网络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一些政权加强网络规制的特征愈发明显。这一动态对未来网络经济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尽管WTO现在还未作出反应。

　　本文的作者是实习研究员 熊琳琅

　　 一堆碎玻璃片摆在波恩气候谈判的会场外，不可名状的紧张凝结在初春德国阴冷的空气中。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人拾起这些碎玻璃试图拼好它们，但最后都只能摇摇头放下。没有人想在半年后，大洋彼岸的温暖海滨城市坎昆再见到这堆碎片，但现在，谁也说不准。

　　为期三天的波恩气候谈判是哥本哈根大会结束四个月后，坎昆气候大会开始之前， 第一次几乎“全勤”的谈判。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接下来的工作计划，规划今年的谈判进程，比如：从什么地方开始谈、坎昆前还要召开多少次会谈、是否要求主席草拟一份文案。但一直被哥本哈根之怒压得睡不踏实的各国代表把这次谈判变成了一次“倒苦水”大会。

　　各方纠结的主题，依然是《哥本哈根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否能作为今后谈判的基石。发展中国家指责《协议》文本是在哥本哈根最后一晚由个别国家私下拟定出的，不能代表所有国家的立场，没有法律约束力；联合国本身的程序没有问题，而是对程序的偏离导致了哥本哈根的失败，所以极力主张回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下进行后续谈判。而作为唯一一个还认为《协议》具有生命力的国家，美国坚持认为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几个月都签署了《协议》，说明这不是一个随便的文本，应该实质上对今后的谈判起到影响作用。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因为除了《协议》，没有其他文本对发展中排放大国的具体减排指标作出明文规定，如果回到“双轨制”路线下，在哥本哈根艰难争取到的砝码就将失手。部分国家提出，可以在暂缓讨论限额和约束条款的前提下，把相对温和的技术转移、气候变化适应基金、森林保护补偿协议等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下谈判，虽然这样做意味着坎昆大会必然将把最敏感的遗留问题交到2011年的南非。但美国坚持《协议》作为一个整体，“要么接受要么走人（all-or-nothing）”，拒绝分别谈判。而且，如果拒绝执行《协议》，那么《协议》中规定的资金资助也就无法向拒绝方兑现。而资金，恰恰是所有谈判中的万能粘合剂。

　　于是波恩谈判便竖起了一道隔离墙：一边是澳大利亚等支持美国和《协议》的国 家，一边是包括基础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在波恩，急于在年底看到一个阶段性成果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而在哥本哈根时曾为此积极努力的美国倒不再着急。笔者以为，这很大程度上与四月即将在参议院表决的新的减排方案有关。方案能否通过、中期选举中各议员持何态度，都左右着美国在气候谈判上的表现。

　　各谈判方最后决定，在年底坎昆会议之前增加两次谈判，继续着重讨论后续谈判的程序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建议，每月召开一次会议都不为过。但无论从形式上怎么努力，最后的实质结果多半如即将卸任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秘书长德波尔所言：“坎昆更有可能的是达成一个有可操作性的框架，但变其为一个协议，可能在坎昆还看不到这一天。”

　　4月3日，南非白人极右派领袖欧仁.特雷布兰奇(Eugene Terreblanche)在南非德兰士瓦省芬特斯多普自家农场里被两名雇员谋杀。消息传出，南非国内一片紧张，即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喜悦，一时间被抛到九霄云外，南非总统祖玛在电视转播席上忙碌了一个通宵，不停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冷静，避免诉诸暴力，以防南非重新陷入混乱和种族仇杀的死圈。

　　特雷布兰奇是被俗称“阿非利加人”的南非土生白人，1941年1月31日出生于芬特斯多普（Ventersdorp）自家的农场中。他的家庭似乎天生有反抗因子：他祖籍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省土伦郊外的埃蒂安特雷布兰奇（Estienne Terreblanche），“特雷布兰奇”的法语含义就是“白人的土地”，后来特雷布兰奇祖孙三代，都曾将这个姓氏解释为“对南非白人的命运负有神圣使命”的证据。他的家族曾信封基督教原教旨的胡格诺派，波旁王朝时期，胡格诺派惨遭王室镇压，特雷布兰奇家族被迫流亡，于1704年抵达南非，即当年的英属开普敦殖民地。

　　尽管作为法裔白人移民，特雷布兰奇家族本应置身于当时英国殖民者与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矛盾之外，甚至居住于英属区的他们，似乎支持英国人才更符合逻辑，但欧仁.特雷布兰奇的祖父却在1899-1902年的英国-布尔战争中加入后者作战。尽管战争以布尔人的失败告终，尽管欧仁的父亲最终选择了向世俗妥协而非继承祖业，最终加入南非军队并官至中校，但布尔人“南非是阿非利加人的家园”这种极端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却不知不觉地渗透到这个家族的血脉中，在此影响下，欧仁.特雷布兰奇早在中学就积极参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并亲自组建了一个名为“阿非利加人之心”的校园文化团体。

 　　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警察，并曾被派到南非委任统治地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服役，回国后成为一名警察准尉。他很早就有政治野心，回国不久便辞去这份收入丰厚的工作，投身于布尔人政治团体“荷兰后裔民族党”，但成绩平平。

　　遭遇挫折的他认为，循规蹈矩的政治活动无助于他这样的人脱颖而出，于是他改弦更张，在1973年成立了“南非白人抵抗运动”（AWB），寻求以极端手段“捍卫阿非利加人利益”，主旨是坚决维护白人特权，反对当时两大白人主流政党——南非国民党和南非保守党“以妥协换取黑人合作”的主张，尽管后者的“妥协”相当有限，以至于同样被国际社会认定为白人种族主义。

　　整个80年代，AWB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在议会中增加有色人种议席，和给予南非印度人以选举权，为了让白人增强凝聚力，他曾组织发起过“白人扶贫运动”，帮助贫困白人获得粮食、肉类和蔬菜补助。当1990年种族隔离制度彻底瓦解时，他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一度威胁，一旦“一人一票”的种族平等体制实现，他将率领布尔人“对南非宣战”，他气急败坏地将当时博塔政府的种族妥协主张抨击为“投降共产主义”，并在演讲中肆无忌惮地用刺激性的语言挑逗布尔人和黑人：忘记“血河”了么？

　　所谓“血河”，是1838年12月16日发生在南非境内恩考姆河畔的一场战役，彼得利乌斯率领的470名英国殖民者在这场战役中凭借工事和大炮，击败了黑人祖鲁王国的数万大军，据说祖鲁战士仅战死就达15000以上，鲜血染红了河水。是役白人仅轻伤3人，包括彼得利乌斯自己，这场战役是南非黑人受奴役的开始，并在日后一个多世纪里奠定了白人对黑人的心理优势，12月16日成为南非极端白人炫耀武功的所谓“血河日”。

　　然而“血河”的时代早已过去，AWB的声嘶力竭无法阻挡种族和解的步伐，南非最终通过和平手段结束了白人种族隔离制度，黑人为主的非国大成为新的执政党。

　　愤愤不平的特雷布兰奇随后果真发起极端行动，在1993-1994年组织了所谓“芬特斯多普大抗议”，这次抗议最终演变为所谓“马飞京起义”，导致3人死亡，随后他相继发动“占据坎普顿公园世贸大厦”、“袭击‘黑人家园’博普塔茨瓦纳”等暴力行动，试图破坏种族和解进程等一系列极端活动，但给人的感觉仿佛给大象挠痒，丝毫不能威胁南非政局的稳定。

　　他的演讲感染力强，富于煽动性，因为这些极端活动，他数次被判刑入狱，成为几届南非新政府眼中的危险分子。

　　然而他的为人并非没有争议：他似乎不仅在政治活动中崇尚暴力，在家中也是，他最长一次刑期是6年，罪名是殴打一名加油站工人；他曾经将妻子殴打成脑震荡，以至于妻子和他分居，他本人也遭到妇女组织的起诉；他曾经控告“第四频道”污蔑他和一名叫贾尼.阿伦的女人有染，但法院调查的结果却是“空穴不来风”；他试图在白人中争正统，可是他既不是英国后裔，也不是布尔人，更皈依了“异己”摩门教……随着新政权的日趋巩固，AWB和特雷布兰奇本人都逐渐边缘化，他本人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要求政府赦免其破坏种族和解进程的前科，而南非种族和解委员会最终也接受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他躲进芬特斯多普自家农场隐居，AWB也销声匿迹，直到2008年，他和AWB再次活跃，他本人也频频出现在集会中。他呼吁成立“自由阿非利加共和国”，要求南非“黑人政权”归还“侵夺阿非利加人的土地”即纳塔尔和北德兰士瓦的一部分，他力图将23个白人极端组织整合统一，并针对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咄咄逼人，打算成立“白人青年团”相对抗；他在2009年9月主持召开“布尔人解放论坛”，提出制订“布尔人解放公约”；他还提出将南非橄榄球队的标志更改回昔日白人政权时的旧标志……他的煽动性演讲曾多次掀起波澜，令渴望安定生活的南非黑人和白人都感到不安，他的支持者几乎都是北部白人农庄的农庄主和贫困白人农民，城市白人精英都敬而远之。

　　他的死极富戏剧性：因为拖欠员工工资，他被自己农庄的两名雇员（其中一个只有15岁）杀死在卧室床上。如果说活着的他让许多人感到芒刺在背，那么他的死则让更多人担心，种族对抗和暴力会否升级？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AWB和特雷布兰奇之所以再度走红，是因为黑人激进主义同样抬头。

　　被认为“极富战斗力”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一直主张进一步剥夺南非白人的权力、甚至财富，该组织主席、生于1981年的尤里乌斯.马雷马（Julius Malema）是现任总统祖玛的盟友，在2008年曾喊出“为祖玛战斗到死”的口号，并在随后的“非国大夺权之役”中居功至伟，使草根派祖玛登堂入室。这位年轻的黑人政治家在祖玛上台后继续鼓动“黑人权力”，并曾在去年访问津巴布韦时登台演唱一首老歌，歌词中有“杀死布尔人”的词句，引起阿非利加人大哗。此次特雷布兰奇遇刺，立即有白人联想到马雷马和“黑人政治阴谋”，而一些黑人极端主义者也的确兴高采烈地高唱“我们果然杀死了一个布尔人”——尽管特雷布兰奇其实根本就不是布尔人（荷兰后裔）。

　　近年来南非陷入经济困境，失业率高达4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传统的“非洲工厂”地位因中国、印度产品的冲击而黯然失色，对于此，极端黑人认为是白人统治的后遗症，或“外国黑人”抢夺饭碗、“亚洲人”喧宾夺主所致，而极端白人则认为，当年白人统治下的南非，是非洲惟一的发达国家，如今弄成这样，恰证明黑人的确不具备治国能力。相互指责和对越来越少财富的争夺，使一度缓和的种族对抗变得更加激烈。

　　祖玛的草根成功记让更多草根派黑人激进领袖兴奋不已，他们认为祖玛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既然温和激进派祖玛可以战胜温和派的前非国大上层精英，那么他们惟有比祖玛更“祖玛”，才有望压倒祖玛，后来居上。马雷马自负甚高，以南非未来总统自居，自然对这种逻辑十分着迷，而这种简单化的政治解读，又恰是因失业和前途渺茫而焦躁不安的南非底层黑人青年所能够且乐意接受的。

　　作为南非白人而言，他们早已将南非当做自己家园，也并不希望暴力，但他们担心，一旦激进的马雷马上台，会不会效仿今天的津巴布韦，搞没收白人土地、财产的“土改”——毕竟非国大和津巴布韦执政党是盟友关系，马雷马又是出名的亲穆加贝派。

　　正因如此，特雷布兰奇的死才让整个南非紧张不已，他的葬礼聚集上千白人，更引来数千警察维持秩序，以免情绪激动的白人和黑人最终大打出手，酿成惨剧。

　　然而“黑白大战”的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

　　从客观上讲，经过近20年的“新南非”进程，黑人已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1年前举行的南非大选，白人反对党民主联盟仅获得16.6%选票，在400人的议会中仅占33席，而这已经是该党16年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尽管近年来南非暴力事件频仍，但主要矛盾已演变为南非黑人与邻国黑人打工者、南非黑人与亚洲投资者，以及南非黑人内部不同派系的冲突，“黑白大战”已吸引不了太多眼球。

　　从主观上讲，尽管祖玛靠草根政治上台，但一旦当家作主，就不得不寻求传统政治，寻求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寻求种族和解，正因如此，他才在第一时间谴责刺杀行为是“可耻的暴行”，指责想借机生事的黑、白极端分子是“卑鄙的胆小鬼”，并力图压制、淡化非国大青年联盟的极端言行，不惜与之切割。当年非国大也曾经依靠极端、暴力夺权，国父纳尔逊.曼德拉曾仰赖其前妻温尼的“青年组织”，但上台后却不惜婚姻破裂与之强力切割，如果马雷马的激进言行触及祖玛的核心利益，后者恐怕只能循曼德拉故事，忍痛挥刀与之切割，以免影响大局。

　　经济形势不明朗，加上世界杯开幕在即，特雷布兰奇的死怕是掀不起太大波澜，祖玛呼吁发布后，AWB宣布收回此前的“过激言论”，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危险因素并非不存在。eNEWS电视台的“新闻360”节目中，AWB前发言人、现临时负责人斯特恩.范.罗杰（Steyn van Ronge）突然情绪激动，甩掉话筒大吼“小子，等着，这事没完”，他说的“小子”自然是马雷马——后者在非国大青年联盟一次吹风会上大骂BBC一名白人记者“殖民者的代理人”，并喝令其“滚出去”。如果觉得有机可乘，或惟恐被边缘化铤而走险，谁又能说，白人或黑人激进主义者，不会借南非世界杯之类“大好机会”生事，以图唤起人们对几乎淡忘的南非“黑白对立”的血腥回忆？

　　4月10日，联邦最高法院最资深的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终于正式回应了其此前已多次释放出的信息，向奥巴马总统正式递交了辞呈，表示将于本开庭期结束后退休。这一天距其90周岁的生日，只有11天。

　　1920年4月20日，斯蒂文斯出生于芝加哥一个富裕家庭。在完成英语文学高等教育后，他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天入伍，并于1942年至1945年间服役于太平洋战区，担任情报人员。他所在的密码破译小组的最大成绩，是在1943年4月14日截获并成功破译日军密码，从而获知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视察所罗门前线的详细行程，并由美国空军根据这一情报成功击落山本座驾，给日本军队以沉重打击。

　　二战结束后，斯蒂文斯准备继续其学业时，听从胞兄理查德的劝告，进西北大学法学院研习法律，从而开始了其辉煌的法律生涯。1947年从法学院毕业后，斯蒂文斯即被推荐到联邦最高法院，为拉特里奇大法官担任了一年的助理。斯蒂文斯认为，这段经历带给了他谨慎阐释案件事实的拉特里奇式风格。之后，斯蒂文斯开始了律师执业生涯，并成为美国一流的反托拉斯法律师。

　　1969年，斯蒂文斯受聘担任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指定的特别委员会的顾问，并成功指控前后两任涉嫌贪腐的州首席大法官。斯蒂文斯因此役成名，由尼克松总统于次年将之任命为美国第七上诉法院法官。1975年，福特总统又将之送入联邦最高法院，在联邦最高法院任职至今长达35年。但有趣的是，这位经由共和党人总统提名的共和党人，在大法官任上却开始转向自由派；自1994年布莱克门退休后，斯蒂文斯即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最资深大法官，此后更被目为自由派大法官的领袖。

　　斯蒂文斯在第七上诉法院任职时，他的司法记录温和而偏保守，因此他的大法官提名在参议院获得了罕见的全票通过。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早期，他也仍然持守中庸的司法理念。但在伦奎斯特法院，斯蒂文斯在诸如堕胎权、同性恋权利、联邦制等问题上，日益趋向自由派。2003年的司法理念指数显示，斯蒂文斯已然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最为激进的大法官。

　　斯蒂文斯的司法理念的转变，可以被视为当代美国社会整体政治观念改变的一个缩影。沃伦法院那些著名的人权案件，在六七十年代曾引起巨大的争议。在伯格与伦奎斯特主持联邦最高法院的时候，也不断有人提起司法挑战，试图加以推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大部分判决意见都已为社会所接受，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而斯蒂文斯的去职，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司法时代的结束。斯蒂文斯几乎已是最后一位在高级政府机构任职的二战服役人员，而他于1975年被提名时的全票通过，在驴象党争不断加剧、意识形态分歧严重的21世纪已不可想象。斯蒂文斯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后，超越自身党派意识形态，根据自己的司法理念投票断案。正如其自身所言，其前辈拉特里奇对他的影响显而易见。

　　斯蒂文斯终身持守老派的司法克制传统，在法庭发问时谦恭有礼，并谨慎阐释案件事实，不会按照自身意识形态或者一些抽象理念对之随意裁剪。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表示，斯蒂文斯靠自身努力赢得美国人民敬仰和感激，“他以自身才智、独立、亲切和优雅感染法院每一个人”。在伦奎斯特法院，他写的司法意见往往能够吸引同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奥康纳与肯尼迪的加入，从而形成多数派，挫败伦奎斯特等保守人士。但在极为保守的阿利托取代奥康纳后，斯蒂文斯却只能坚定地站在沦为少数的自由派一方。

　　4月11日，斯蒂文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被问道是否仍认为自己是个共和党人时，他笑着回答说“无论私底下还是公众场合，我对此类问题均不予置评。” 超越党派、坚持理性、追求正义，或许是对斯蒂文斯的最好评价，其提名者福特总统在2005年曾对他许以“超越党派”的赞誉，并不为过。

　　《每日邮报》的网站经常会举办一些有趣的投票，最近有一个投票的问题涉及即将进行的英国大选：“你认为谁赢得了选举‘夫人战争’的胜利？”。选项有三个，分别是工党首相布朗的夫人莎拉•布朗，保守党党魁卡梅伦的妻子萨曼塔，以及自民党首脑克雷格的夫人米莉安。总体的结果一目了然，大约有70%的参与者都把票投给了萨曼塔，莎拉和米莉安分别只得到了12%和19%的支持率。

　　相信众多投票者都是凭借频繁出现在报章上这班夫人们的照片来作出的判断。论外表，萨曼塔•卡梅伦，这位在为英国皇家定做奢侈品皮具的Smythson公司上班的“反对党第一夫人”，无论在穿衣的品位还是相貌上绝对与同属欧巴桑级别的莎拉和米莉安不在一个重量级。和布朗一同为选举拉票时，穿着Marks & Spencer的牛仔裙已经是莎拉布朗最“潮”的打扮了，其余时间她的穿着在英国民众看来都过于严谨、正式。至于米莉安那种与在超市购物的家庭妇女并无二致的打扮，也和他丈夫的支持率一样，不会引起旁人的过多关注。但是，当更为年轻有活力的萨曼塔首次出现在丈夫的选举活动中时，她身上的两个品牌立马被中国网友认出来了：优衣库的黑色牛仔裤，还有那双匡威帆布鞋。

　　卡梅伦在很久之前便说过：“我的妻子会成为我的秘密武器”。这句话在当时还让人云里雾里，如今，看着穿着休闲装，挺着大肚子的萨曼塔游走于选举活动中，频频亮相为丈夫拉票。人们不得不为这套选举的“衣橱攻势”击节：卡梅伦的招实在是高。

　　“秘密武器”的威力还不止这些。自前段时间英国媒体爆料出她拍摄于12年前的性感模特照后，萨曼塔这段时间一直把人们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自己身上。其休闲却不奢侈的着装也让人们更易于在形象上对她产生好感。并且，最绝的一招是，萨曼塔前段时间又向媒体宣布，自己怀孕已足三月。

　　但为何之前迟迟没有向外界透露，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选择公开这一“秘密”，其中颇有学问。换句话说，在即将举行大选的时候对外宣布怀孕的消息，其实并没把人们把注意力引向萨曼塔，人们更会注意她的老公，居家男人（family man）卡梅伦。妻子这张温情牌会让他得到更多的支持率。

　　在民众支持度上，由于许多老百姓存在着对布朗政府乃至整个新工党经济政策的不满，卡梅伦一直大幅领先。不过，近来工党的支持率出现了反弹趋势。进入新年以来，英国经济稍有回暖，加上布朗频频向选民做出各项政策承诺，使得人们对工党的信心又有些起色，工党曾经把差距缩小到仅落后保守党两个百分点。

　　但这一切又和萨曼塔怀孕有什么关联？其实，卡梅伦的这一招很大程度上师承于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2000年大选之前，布莱尔为了巩固民意支持率，高调宣布了妻子切丽怀孕的消息，这一下，人们对布莱尔的印象更为亲和，纷纷投票给他，布莱尔也顺利连任，并成为近150年来首位在唐宁街“喜得贵子”的首相。

　　和布莱尔相比，卡梅伦的“政治优生学”更胜一筹。首先，他的这个孩子并不是“空穴来风”，卡梅伦之前的第三个孩子伊万是个可爱的男孩，但不幸患有癫痫和脑瘫，在2009年离世。卡梅伦也因为儿子的不幸而“有幸”成为了英国那些患有先天残疾儿童的亲善大使。经历了丧子之痛后，外界对卡梅伦何时再添家丁的传闻不断。酝酿至今，萨曼塔这位“潮妈”的怀孕显得也不那么造作，纯粹成为了卡梅伦的家务事。

　　在政治竞技化、娱乐化的英国，政治人物的“家事”往往成了“国事”，英国人在茶余饭后也便“事事关心”。作为“反对党大嫂”的萨曼塔，其政治理念、穿衣品味，乃至家庭大小事务，无一不吸引媒体的关注。卡梅伦在政治理念上很大程度借鉴了布莱尔，而在形象问题上这次是否会隔海取经，借鉴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卡梅伦虽然不够黑，但他不缺乏演技。

　　距离泰国法院判决罚没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巨额财产、“红衫军”再次来到曼谷进行示威已经一个多月了。与之前不同的是，“红衫军”一改往日暴力示威的方式，大玩民主示威的规则，一切示威都平和有序。直到4月12日，这种平静被打破——军队试图将“红衫军”驱逐出曼谷的中心商业区时，和示威者爆发了激烈冲突，最后导致21人死亡。

　　而对泰国总理阿披实的另一巨大打击是，泰国政坛上最有份量的泰国陆军总司令阿努蓬，公开支持“红衫军”的政治诉求——解散议会，并称政治问题需要政治解决。泰国选举委员会曾在上次政治危机中解散了人民力量党，导致他信的妹夫颂猜下台，从而化解了危机并促使民主党上台，此次该机构则再次发声，声称泰国民主党违反选举法，有可能被解散。

　　阿披实如今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承受着上台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压力：一方认为是他下令杀害了泰国同胞；另一方则认为在关键时刻，阿披实没能下决心用铁腕解决“红衫军”的示威问题。在此次镇压之后，军队再也不愿意背负屠杀的骂名，泰国媒体甚至将泰国陆军称为“西瓜军”（内红外绿），意指泰国军队表面听命，实则内心支持同为贫苦出身的“红衫军”，而“红衫军”本次示威也一反常态，对军人极其友好。

　　面对军队内部分化（据称下令在冲突中开枪的是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阿努蓬坚持反对武力解决）、选举委员会临阵倒戈，阿披实手中可出的牌已经不多。泰国国内的政治分析家甚至认为，阿披实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完——不进行大选，政治死结无法解开；进行大选，民主党根本不可能战胜在农村享有极高支持率的为泰党。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阿披实和“红衫军”的斗争，只能算是被推到前台的“代理人战争”，而真正在背后操纵的则是极力想要守护君主立宪制的国王、军队，还有一心推进共和制、想做第一任总统的他信。

　　“红衫军”这次南征曼谷，政治乱象丛生。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挺他信/反他信之争或者农村和城市的纷争，而已牵涉泰国的政体问题。最近到美国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的泰国外长甲西，在一个研讨会上指出，要解决泰国政治危机，可能要改变王室的角色，让乡郊贫民更多地参与政治。他说：“这是我们必经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我们应该勇敢面对，即使是有关君主制的禁忌课题，我们也得讨论……以适应先进的全球化社会。”在泰国，侮辱王室属重罪，最高可判入狱15年。泰国政客一向避谈这问题，甲西的言论可说是史无前例。

　　而在一月有余的示威抗议之后，泰国旅游业受到重创，损失超过十亿美元。以泰国《民族报》一篇题为《我们最黑暗的时刻》的报道来说：“一个曾经认为自己是已经成熟了的（民主）国家，却要在惨痛中发现自己并没有长大。”

　　4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对委内瑞拉的正式访问，换来了多达31项的双边合作协议，普京自己宣布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将超过50亿美元。但实际上，本次普京访问并未和查韦斯签署新的军火协议，50亿的数值大部分是以前已经草签协议的结果和可能的合作项目。

　　这波签约高峰中的真正重头是能源和经济合作项目。两国的石油公司将联合开发委内瑞拉北部储量丰富的油田——查韦斯自称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油田—— 为此俄罗斯公司将支付给委内瑞拉10亿美元的“入门费”；如果合作顺利，俄罗斯企业还将追加10亿美元。双方还签署了在委内瑞拉建立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查韦斯自己提到了俄罗斯和自己国家联合进行航天开发的可能性。

　　同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也来到卡拉卡斯与普京会晤，后者给莫拉莱斯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俄制直升飞机来打击玻利维亚国内的毒品走私，同时玻利维亚石油公司也将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本国的天然气田。

　　自2005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双边关系迅速热络起来：委内瑞拉至今至少已经购买了价值44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已经履行的订单中有包括苏-30在内的一系列军用飞机、对空防御系统和10 万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但2008年以后受到能源价格波动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曾倚重能源收入而一度出手阔绰的这两个国家，现在现金流都不如三四年前那么丰沛，尤其是委内瑞拉在过去几年军备进口“大跃进”之后，购买能力有所下降。本次出访中，委内瑞拉不久前提出的由俄罗斯提供22亿美元武器出口信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实质推进，间接验证了委内瑞拉目前手头紧张程度。

　　相反，双方在以能源为主的经济领域的合作前景则更被人看好。查韦斯的能源产业国有化政策，大大削弱了委内瑞拉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而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因素相对不那么敏感，这为急需外资和技术的委内瑞拉提供了合作的新可能。俄罗斯的所谓“能源超级大国”战略，虽然在梅德韦杰夫那里没有得到此前普京担任总统时期那样的高调支持，但俄罗斯政府和国有能源企业，在本国疆域之外争取控制海外能源源头的基本政策没有变化，中亚-里海地区、北非和拉美自然成为三个主要目标区域，而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已经成为俄罗斯在拉美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除了能源合作本身，俄罗斯还换来了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独立国家对自己重要外交政策的支持：委内瑞拉现在是除俄罗斯之外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国家地位的三个国家之一，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也有可能要跟进。

　　纵观过去五年双边关系的发展，俄委关系中委内瑞拉要显得更积极一些：查韦斯自2005年以来已经八次出访莫斯科，本次对普京的接待也是按照国家元首的级别安排的。相对而言，俄罗斯在拉美可选择的合作伙伴不止委内瑞拉一家，已经有实质合作的就有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古巴。同时，委内瑞拉虽然能源储备丰富，但是毕竟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有限。

　　在摒弃了单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之后，现在的俄罗斯也不愿意重复苏联时代的拉美政策：单纯利用经济补贴换取来自几个拉美小国的政治支持，况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俄罗斯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也大幅缩水；并且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现政府的左翼立场和反美反帝口号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不重要——即便普京不止一次发出过和查韦斯类似的对美国霸权的批评。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结束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之后，马上前往巴西参加“金砖四国”峰会，但没有前往任何一个已经承认或者将要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拉美国家，可以预见俄罗斯政府会更积极接触诸如巴西、阿根廷、智利这样的拉美传统大国。

　　1976年2月，围绕美国著名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公司向沙特军火商非法支付巨额佣金事件，在美国会上院多国籍企业小委员召开的听证会上，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卡尔·科奇恩（Carl Kotchian）披露，该公司为向日本推销其新型宽体客机，曾通过其代理商丸红公司和秘密代理人，向日政财两界的巨头行贿，总金额高达30亿日元。听证会上，由丸红公司专务董事伊藤宏具名签署的所谓“100颗花生米收悉”的著名“切口”收据也被出示，“花生米”遂成日本年度流行语。

　　消息传来，日本朝野震惊。在野党向政府施压，要求立即传唤证人。于是，被认为涉案的相关人员依次走上国会听证会，接着又一个个走上了法庭。与此同时，日检察厅召开最高首脑会议，确立了作为刑事案件彻底追究的方针，并派遣堀田力检察官一行赴美调查。在不追究行贿方刑事责任的郑重承诺下，取得了包括卡尔·科奇恩本人在内的一手核心供述材料。

　　七十年代初期，正值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黄金时代，航空业飞速发展，景气如日中天。1972年夏天，美国三大飞机制造巨头（洛克希德、麦道和波音）对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展开了激烈的公关战。一度，全日空公司已然内定了从麦道公司进口DC-10型客机的采购方案，但不知为什么，突然变更为从洛克希德公司进口L-1011型三星宽体客机（TriStar）的方案。

　　日本检方认为，如此唐突的方案调整，正是洛克希德公司“秘密工作”的结果所致。据检方掌握的线索，洛克希德贿金的流动凭借三条管道：从洛克希德通过丸红公司流向田中角荣的“丸红管道”、通过全日空公司撒向政界的“全日空管道”和通过洛克希德的秘密代理人、被称为政界“右翼黑手”的儿玉誉士夫流向国际兴业公司老板小佐野贤治的“儿玉管道”。而三条管道“殊途同归”——指向一个共通的“节点”，那就是执政自民党实力派大佬、前首相田中角荣。

　　随着司法调查的深入，从1976年6月22日，到7月13日，丸红、全日空公司的涉案首脑纷纷被捕，锒铛入狱。7月27日，已然被“清君侧”的田中遭东京地方检察院逮捕。8月16日，以受贿罪和违反外汇管理法的罪名被起诉；翌日，缴付两亿日元保释金后，田中被保释。随后是旷日持久的诉讼战：1983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有罪，有期徒刑四年，罚没“赃款”5亿日元；田中不服，当天即上诉，与国家司法机关展开“对决”；1987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维持一审原判，田中复上诉至最高法院；未及等到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1993年12月，田中病逝，案件中止审理，“无果而终”。

　　1995年2月，最高法院判决与田中同一天被捕的元秘书官榎本敏夫有罪。事实上等于以对前首相秘书官的最终判决的形式认定了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受贿罪成立。这就是被称为昭和史上最大“疑狱”的洛克希德事件。一般来说，对当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物政治家”田中角荣的倒掉，学界主流多持积极评价。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一桥大学名誉教授中村政则（Masanori Nakamura）在其代表作《日本战后史》（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如此写道：“在日本的近代史中，前首相被捕史无前例，这个事件使人感到了战后民主主义的成长。”

　　但是，三十多年来，洛克希德事件的真相并未完全解明，关于事件的背景、成因，历来有诸多说法，著名者如“CIA策划说”：认为田中所倡导的中日建交、独自的能源政策，明显是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自主外交路线，对此华盛顿相当搓火，暗中谋划把田中拉下马。1976年2月美上院听证会上洛案首次被曝光，两个月后（4月2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CIA的“对日工作”，开头便引用在肯尼迪内阁做过助理国务卿的罗杰•希尔兹曼的话说：“据说CIA提供资金给日本的政党……”

　　最近，随着美日两国（尤其是前者）历史文档的解禁，关于事件背景的材料开始多了起来。今年初，日本《朝日新闻》作为“检证昭和”系列报道的一环，派出调查记者分赴美国有关大学及国立档案馆等机构，大量披阅史料文献，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其中，荦荦大者有三：其一是全日空采购机种的选定系基于美日首脑会谈的“天听”。众所周知，洛案在审判过程中的焦点之一，是在1972年8月的美日首脑会谈中是否出现了洛克希德公司名的问题。对于同案犯丸红社长的肯定供述，田中在法庭上予以全面否认：“在首脑会谈上，特定航空器的采购问题成为话题从常识来考虑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担任尼克松总统特别助理、并负责美日贸易谈判的杰布·马格鲁德（Jeb Magruder）在首脑会谈的前一天，出于让美国三家飞机制造商过度竞争、竞相降价的做法不符合美国家利益的考量，做成了一份文件，明言“为了不被（日本）杀价，应让日本选择（机种），或者做成协议的一部分”——这分明是在制造商选定问题上敦促“天听”。

　　这份以《美日贸易谈判》为名的文件，于8月30日被提交给另一名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翌日于夏威夷举行的首脑会谈，便以此为蓝本展开。而9月1日发表的峰会新闻公报中，便公开了“采购相当于3.2亿美元的包括大型客机在内的民用航空器”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这份由杰布·马格鲁德起草的、至今仍躺在美国国立档案馆里的文件相当程度上颠覆了田中的自我辩护。

　　其次，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分馆的福特总统图书馆中，发现了1976年2月洛案事发后，由时任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署名的一封致美政府的陈情函，“希望美方将该事件暗中熄火”。其所陈述的理由是：如果被认为拿了回扣的政府高官的名字被曝光的话，“不仅自民党将在选举中溃败，连日美安保的框架都有被毁灭的危险”。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田中下台后的首相继任者、政敌三木武夫开始时对事件的追究颇积极，后来却暗地里说服美方，把事件尽量捂盖子，作冷处理。

　　而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屁股也不干净。此番调查中，日本记者赫然发现，多通美国务院内部文件均表明，美方力避国会听证会上，从洛克希德公司相关人士之口，披露“外国友人”具体人名的事态发生，包括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和罗杰斯等美国务院高官，均曾为隐匿拿了钞票的日本高官而奔走过。

　　凡此种种，的确说明，洛克希德事件并非如此前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表面化。可以设想，随着美日两国历史文档的进一步解密，也许会有更多的幕后交易浮出水面，更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相”。

　　香港政治于本周峰回路转，港府与北京当局联手玩出“四手联弹”的好戏。13日周二，政务司长唐英年紧急通知立法会，明确指出翌日将就2012年政治改革方案作出具体说明。舆论哗然，因为事发极其突然，事前亦无明显征兆，故香港所有媒体都施展本领，想在14日立法会召开前，从政府内部消息人士手中拿点料。

　　岂料，14日从中国西部传来青海玉树7.1级地震的消息，把香港绝大多数媒体的视线都分散开去。然而，媒体在追逐新闻热点事件外，关心自身前途命运的港人却并未分神。于是，他们在一天之内看到了唐司长风尘仆仆地赶到立法会宣布政改方案文本；午后两点，曾荫权以特首身份正襟危坐发表电视演讲，争取社会大众支持；三时刚过，唐英年又代表港府召开国际记者会，详细答问。

　　与此同时，发生令香港市民未曾想到的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召见大批香港驻京记者，就政改方案表达中央政府之看法。中港两地政府联手行动，迅速引爆香江社会对政治改革方案的广泛议论，褒贬之声泾渭分明、壁垒森严。

　　从15日香港大报上的社论上就可见一斑。除了文汇大公等亲中媒体一片赞美声外，其余报刊社论一面倒地认为，港府拿出的方案纯属鸡肋，《明报》据此悲观预计，香港民主进程已到命悬一线的险地；《信报》则干脆以《鸟笼内的香港民主悲剧》为题，大胆预判此方案必将重蹈2005年政改方案惨遭否决的前例。

　　舆论反应如此强烈，泰半因为唐英年强行推销政改方案时的一句话：较2005年遭否决的方案“更进步、更民主”，此话在由温和民主派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耳里，格外不是滋味。此前，因为温和派的积极努力，已使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都愿意放下高傲的姿态与之对话，中联办主任彭清华也表示，注意到“在政制发展问题上，理性讨论的声音有所增强”。

　　此番方案甫出街，人们才发现，温和派泛民力量此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从政改方案文字上，人们根本无法区分这份新近出炉的版本与2005年版的差别在哪里。方案文本中除了将特首选举委员会人数由原先的800人增加至1200人；把立法会议员席次总数从现今的60席扩增至70席外，再无新意。这与香港主流民意对港府必须交代特首普选路线图、时间表，并最终撤销立法会功能组别的两大诉求实在相去甚远。

　　是次方案中，继续保留功能组别一项彻底激怒了泛民主派。众所周知，因为当前的政治制度安排，立法会只有30席是通过地区普选产生的，余下30席均系从小圈子的功能组别决出。而建制派利用这一游戏规则在回归后迄今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立法会占有多数席位。而泛民派，哪怕在普选地区获得再多的得票率和民意支持也无济于事，少数派的命运早就注定了。所以泛民各党最斤斤计较的莫过于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废，毕竟这将在未来数年中直接关系各党政治势力之消长。

　　此前，黄毓民领衔社民连掀起“五区总辞”的政治运动，试图以民意挑战北京当局，然在北京和港府刻意冷处理下，香港民意也对激进做法不甚动心。五区总辞到了今天，对香港政治之冲击已然减轻许多，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民主派组成“终极普选大联盟”，直接与北京涉港官员接触，期许用实际行动与中央交换看法，稳步达成共识，助推香港民主道路。

　　只不过，如今政改文本一经揭翥，一种莫名的受欺感觉恐怕会油然而生。温和的泛民派遇到的最大困扰就是，中港两地政府态度混沌，从全国人大、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特区政府，转了一大圈下来，竟然无人能对普选议题给出明确说法。乔晓阳代表中央政府声明，全国人大已在2007年就普选问题做出了最高裁决，细节上的制度设计应该由港府来执行，所以要沟通请找曾荫权。

   但回到特区政府，民主派听到的说辞又是另一套，唐英年、林瑞麟不厌其烦地宣称，制度安排必须符合人大的规定，一步都不能乱。结果港澳办再把问题交给立法会，但立法会更是不敢接这烫手山芋。于是，时间就在这互相推诿中消耗着。倘若长此以往，极有可能在漫长的虚耗中倒逼出激进力量，促使政改变成街头运动，从理性交涉升级为准暴力抗争。如今，这份政改文本，已令温和民主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也使各界对主流民意是否走向偏激而忧心忡忡。

　　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前因后果还不可能。如果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90年代以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背后可观察到的有三个层次的冲突。

　　首先，大部分底层公众对于现政权的不满，源于现政府成立五年来没有能保证基本民生，三月底国民大会（库里尔台）上大幅上涨各种公用事业费用的决定，是引发社会不满的导火索。这很容易被反对派将其与巴基耶夫任人唯亲的裙带政治做法、贪污腐败结合起来。

　　然而，这个层面的冲突在缺乏有效组织协调下，也很容易和街头暴力、打砸抢烧杀纠缠在一起，是所谓 “革命”背后并不总能令人欣然接受的部分。动乱爆发之初，众多评论人士把事变定性为吉国内南北地域间冲突的说法，也为后几天的发展所部分否定：巴基耶夫在南部（包括自己的老家贾拉拉巴德）的支持并不强大，他逃往哈萨克斯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遭到反对者的冲击。事变之后，巴基耶夫在不断强调自己合法总统身份的同时，却完全没有能力从南方组织力量对抗在首都的临时政府，并且不得不离开众人眼里自己的权力基地。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博弈斗争。这种斗争完全可以和第一层面分离，甚至把第一层次的斗争完全演变成为精英斗争的工具。吉临时政府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如此组成的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扭转吉国内政治的形态，并不令人乐观。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绩产生本质影响。

　　第三个层次则是吉尔吉斯斯坦背后的大国地缘政治。事发之初，不少媒体都急忙把吉国事变的主旋律定性为美俄两国在中亚的角力，更具体到两国各自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这种声音的出现，多少印证了这个人口不过五百多万的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他者”——甚至是美国这样国家眼里是“他者”的“他者”—— 其存在价值和变化规律，只能通过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视角和利益来体现和界定。其实，综合目前已有的信息，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个外来力量对于吉国事变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抗争的开始和巴卡耶夫政权的迅速倒台，更多是前面两层矛盾的积累和国家控制能力脆弱的结果。

　　如果将吉国4月事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审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颜色革命”研究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赖静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后，在前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枪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

　　只可惜，巴基耶夫政权的控制能力—— 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 ——实在糟糕，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变化对于类似中亚地区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以上世纪苏东地区民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制，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克维奇在乌克兰的选举胜利以及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预示至少在前苏联空间里，一个逐渐恢复自己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将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种在美俄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突出吉国事变和“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之间的区别同时，它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而下一轮的政权更替可能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这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最严峻的考验。

   苹果 iPad上市，美国报业、杂志业继续细化自己的移动阅读战略。《华尔街日报》最终确定iPad版定价：每月订费17.29美元，比早前坊间所传17.99美元略低。这个颇有争议的价格暗含玄机，因为对比目前其他渠道的收 费，iPad版的《华尔街日报》将是最贵的。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网站标价，报纸+网络的套餐版每周收费 2.69美 元，纯报纸或纯网络周收费则分别只需2.29和$1.99美元。按套餐版价格比较，iPad版月收费一次性上涨将近五成。即使与其 Kindle版 14.99美元的价格比较，涨幅也有15%。

   《华 尔街日报》iPad版定价也明显较同业积极。同期宣布iPad版价格的包括 Hearst 旗下男士休闲杂志Esquire和男士健康杂志Men’s Health，后者单期价格与印刷版保持一致，4.99美元，前者更为保守，每期下载只需2.99美元，比印刷版便宜将近一半。

   美 国印刷 媒体曾一直对iPad抱有相当期待，希望新终端能成为拯救倒塌中纸媒产业的又一机会。其中又以包含更多图片等非新闻因素的杂志业更为 积极：基于iPad更 为宽大的彩色多触点屏幕，杂志读者将更为轻松地使用视频，社交网站，和其他多媒体功能，体验纸质刊物无法提供的感受。

   不过随着 同行公布第 一批定价，以及4月3日iPad上市后更多用户调查和市场分析的完成，相信相当部分杂志和绝大部分报纸都会重新考虑早前的憧憬。iPad 注定不会成为媒体 大卖场，乔布斯做的是精品店。参照《华尔街日报》等的定价策略，新平台貌似能量 巨大，但最 终或只能为少数纸媒提供有效渠道，问题的关键不在技术，而在纸媒的内容是否与渠道相匹配。

   商业调研机构Sybase最近一份关于移动设备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被访人士称，iPad 这类平板电脑将主要被用于工作。有五分之一被访者更已考虑好了具体用途：用iPad做商业演示。另 一家美国市场研究公司NPD的调研结果则表明，18-34岁、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用户有18%会考虑购买 iPad，动 机除品牌驱动，还包括多点触摸、播放音乐等其他功能。

   如上述调查所示，《华尔街日报》和两份男性杂志对iPad 的积极介入 首先仍有赖于现有读者群体与iPad潜在用户的高度重合：热爱新技术（以男士居多）、商业人士、收入中产或以上。没有这一前提，再诱 人的新终端终究只能是 他们的镜中月水中花，难以把握——不难想象，在网络新闻普遍免费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以内容优势构筑起读者认可的 价值基础， 即使是新闻集团，也不可能率先提出并一直以强硬姿态坚持收费观点，并能将此策略慢慢从网站延伸至其他新渠道。

　　本文作者为特约撰稿人史律

　　有一种反战观点认为，萨达姆固然是一个十足的恶棍，然而美国反恐反到萨达姆头上却是反错了对象，结果是白白花费了很多金钱、时间和生命来打击一个并 非911策划者的流氓，错失了乘胜追击基地组织的大好战机。无独有偶，尽管奥巴马自己就这样批评伊拉克战争，但他的医疗改革却似乎陷入同样的陷阱：医改花去他就任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源，而 最终针对的却是保险公司这样一个错误的靶子。事实上美国医疗制度的病根并不在利欲熏心的私营医疗保险公司，而在貌似慈眉善目的美国大夫们。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有比美 国合理的地方，那么医学教育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证。要在美国取得一个行医执照，必须要通过严格的医生考试，外加好几年 没日 没夜的住院医生训练；而要参加这个医生考试，首先又要有一个美国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而要进入美国的医学博士班又必须先有一个被承认的学士学位并通过医学院入学考试，同时准备好三年医学院十几万美元的学费开支。据 估计，美国每培养一个医生，社会总方支出的费用高达一百多万美元。通过这一系列严苛程序的医生最终执业之后，自然要把培训 过程中自付的十几万几十万美元学费给挣回来，于是就向病人和保险公司收取高额诊疗费用。于是，这些高昂的医生培养费用最终全 部转 嫁到了病人和纳税人头上，变成了美国社会长期和沉重的负担。

　　有趣的是，美国的医生考试为在国外受教育的移民做了额外的规定，例如一个人只要有中国大陆医学本科文凭，他或她就可以参加这个本来只有美国医学博士才能参 加的医 生考试。而多年来的考试结果表明，只要过了语言关，这些中国医学学士在美国考医生的成绩并不比美国医学博士们的成绩差。我们当然不能就此下结论说美国医学博士教育的质量 和中国大陆的医学本科教育等同，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繁复昂贵的医生培训过程其实有很多不必要的成分，给社会带来了不成比 例的负担。

　　美国的医生群体自然最受惠于这种昂贵的行业准入体系。对于一个已经获得执照的医生来说，医生职业的准入门槛越高，和他/她竞争客户的同行就越少，医生能开出的 诊疗价格自然也就越高。美国人口在过去二十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三十，但医学院毕业生的总数量却在医师公会的操纵下所增无几。同时，美 国医师公会还利用自己强大的游说力量，竭力打压脊医、中医、针灸等等非西医专业人士在美国的开业。因此，美国医生开出的账单越来越 贵、最终把美国逼到破产边缘也就不足为奇了。保险公司不接受事先有病患的个人保户、把身患重病的保户剔出保险计划等等固然 看起来可恨，其实倘若不是医生们动辄就向保险公司榨取天文数字的诊疗费，后者又何必把到手的客户推出门外呢？

　　奥巴马的改革禁止保险公司拒绝有病患的保户，禁止保险公司对保户的医疗总费用设置上限，以诸如此类的管制措施来帮助个人保户获得原来不可能有的医疗保险。但 这改革并没有解决医师公会垄断劳力供给和操纵诊疗价格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保险公司提高保费和病人自付比例来冲销新规定带来的新风 险。诚然，法案中也包括了一两亿对培训医护人员的投资补助，但考虑到一百万美元一个的美国医师培训单价，一两亿美元的投入又能多培养 几个医生呢？最终，为这项新政买单的，必然是现在已经有保险的大多数美国民众，他们将不得不用交更高的保费来帮助那些本来可能被保险 公司拒之门外的人。

　　无怪乎，尽管这项改革历史性地扩展了美国的健康保险覆盖面，而 “帮助几千万无保险者获得保险”这一目标听起来也很不错，但仍然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美国人否定这一法案的积极意义。毕竟，在 医护人力资源仍然持续紧缺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只能是医疗资源的再分配，只能是靠减少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医护资源来补贴弱势群体，而 且很可能受损失的人数还超过从中得益的人数。

　　对于奥巴马政府特别不利的是，二 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刚刚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这个数目庞大的退休人群进入老年阶段之后，美国对医疗资源的需求 会呈现加速度增长。在医护人力资源供给持续不足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新增的受保人口加入候诊人群，“看病难”也会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医疗新政在这一领域的缺位，是否会导致民众迁怒于奥巴马政府，则是一个直接影响奥巴马政治生命和美国政治走向的问题。

　　本文作者是熊琳琅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号召个人、社区、企业和政府在三月最后一个周六晚上熄灯一小时，以倡导和宣传节能减排行动。 但在今年的活动中，有专业人士从电力工业的角度，对耗电骤减骤升带来的电网瘫痪表示担心；更多的人逐渐发现，如果低碳生活只能是以牺牲现有的便捷生活，退 化到一种远离科技的近原始状态，那么参与这个活动就只能是一场真正的“秀”。

　　“地球一小时”引起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碳”与 “环保”的概念被混淆。

　　如果说低碳概念与环保有什么交集，就在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控制地球温室效应中，植树造林、正确处理废弃有害物质是环保的内容。而重在关注能源生产和使用方式的低碳科技，则不能单纯被贴上“环保”标签。环保的核心是节约，少用电少开车少吃肉。而当下的低碳宣传也或多或少走上了这样一条标榜“节约”的歧途，比如通过碳排计算器的计算结果给消费者这样的暗示：要低碳就只能返朴。但真正的低碳目的，是一种高能的生活，如果火力发电终有一天会被核电或者其他新能源替代，那再怎么自驾出行也只能让碳排计算器无能为力了。换句话说，低碳的实现是在能源的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在 真正的低碳经济概念中，排放的高低并不是衡量的指标，而是能够造就排放转移链的行业或企业，才是真正的低碳。于是，这样的概念的实现就不会涉及到对个人利益的侵犯，我们的生活根本不必倒退。

　　再回到我们刚刚经历的“地球一小时”。它之所以成为迄今受关注程度最大的一个低碳项目，就在于它扭曲的娱乐化。电视画面上是关闭了景 观灯的麦当劳肯德基，一本正经的话外音不加解释地将指令式的语言推给大众。有人接受这样的娱乐，有人质疑，最终结果，都是低碳概念的曲解。

　　闪光灯很少关注的，是这样的大学校园：广场上两个学生用蹬自行车发电的方式照亮了一个小舞台，围成一圈的年轻的身影中，两把没有上紧弦的吉他和稍显紧张的声音组成了一场不插电演出。宣传栏里与演出海报并列贴出的，还有一张“低碳科技发明”校园竞赛召集令。

 
　　WWF向世界推广低碳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觉效果已经达到了，如果继续以全民娱乐的方式展望2011，恐怕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且这些质疑的前提多是把低碳作环保论。如果能像自行车发电的大学生一样，让“地球一小时”在能源科技的驱动下不至于陷入原始的黑暗，这样的“低碳一小时”或许会促使人把思考的焦点放在明天的新技术，而不是因为回想起双手泡在冰冷的水中一件件洗衣服，就本能地抵制。

　　小卡扎菲，即卡扎菲的次子赛义夫.阿尔-伊斯拉姆.穆阿迈尔.阿尔-卡扎菲向来喜欢语出惊人，也是卡扎菲诸子中最讨国际舆论欢心的一个，这次再度火爆一把：《时代周刊》报道称，他在近期饶有兴趣地大谈民主、改革和现代化，并称“终有一天，利比亚将拥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议会和宪法”。

　　和乃父或军装或长袍的老式行头，和爱住贝督因人帐篷的保守习惯不同，小卡扎菲给人以开明、西化的印象。他接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先后在瑞士、维也纳和英国留学，拥有MBA和建筑师的头衔，还是个不错的画家。身为专与外国打交道的“卡扎菲慈善基金会”负责人，他成功让利比亚从“流氓国家”被洗白，和欧美恢复了最基本的正常外交、经贸往来，较为圆满地处理了几件棘手事件，如“利比亚向外国赔钱”（为洛克比空难向英美受害者家属赔款）、“外国向利比亚赔钱”（意大利为殖民统治和二战入侵承担历史责任）、“向外国人道歉”（还是指洛克比事件）、“让外国人向自己道歉”（成功迫使英国《每日邮报》就指控自己洗黑钱、诱拐的不实之词道歉，并通过加拿大《环球邮报》，要求加拿大对当初拒绝发给自己留学签证道歉）等，赢得不少好评。他还充当过菲律宾阿布沙耶夫武装绑架西方人质的调停人，赢得一些人质家属的好感。

　　然而这一切也许仅仅是表象，或硬币的一面，在利比亚这个特殊政体，和卡扎菲家族这个特殊政治家庭中，适当的“出格”往往仅仅是一种策略或需要。作为卡扎菲的“探头”与喉舌，小卡扎菲可以说乃父所不敢说、做乃父所不敢做的事，如此则利比亚可摆出灵活姿态，获得现实利益，而卡扎菲则仍可躲在幕后，成则出来接受欢呼（如解决洛克比问题），败则委过于儿子（如承认以色列。小卡扎菲的确就曾在2006年被召回国“训诫”，两年后甚至干脆宣称“永远退出政坛”），自己不失“人民兄长、革命导师”的做派。

　　事实上小卡扎菲喊“人权”、“民主”、“宪法”并非第一回了，2006年那次甚至更出格，他被“训诫”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次大胆言论引发国内上层不满。问题在于，谁都知道利比亚只有一个人说了才算：卡扎菲，而卡扎菲显然对儿子的言行很受用，虚晃一枪、作出“训诫”姿态后继续让其出头做事，甚至去年底传出让其出任“利比亚各领导机构总协调人”，并赋予其“监督政府和议会的权力”的政治谣言。既然人们公认卡扎菲并非民主的热爱者，既然小卡扎菲的言论得到卡扎菲的认可，那么很显然，小卡扎菲的民主，并非人们所公认的那一种。

　　在开明的背后，小卡扎菲有不为人关注的另一面。2003年，  意大利军人在伊拉克纳西里耶被袭击，死亡19人，赛义夫公开声称袭击者是“圣战战士”，不是恐怖分子，并称袭击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西方军队入侵了伊拉克；他曾坦言不愿为洛克比空难道歉，道歉只是一种走出孤立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同乃父一样，他也对西方的  “歧视性待遇”感到愤怒……不难看出，虽然一个西服革履，一个长袍白帽，但不同服装的背后，父子二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小卡扎菲之所以大谈民主、宪政，是因为他和乃父面临的权力基础不同。

 　　“打江山”的卡扎菲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强人，任何宪法、职位安排等法定形式，都会削弱其“党政宗教思想一把抓”的地位，因此他废除宪法、抛掉民主，甚至连政府和国家元首也不要，利比亚的“民众国”根本就没有官员、没有部委，什么人负责什么事务，都由卡扎菲一人说了算——包括他自己的“位置”。

　　而“坐江山”的小卡扎菲则要面对“革命者核心小组”和 “顾问小组”中许多父辈元老，以及6个虎视眈眈的同胞兄弟，如果“无名无分”，顶着不伦不类的“兄长、导师”继承大宝，就很难压住这些比他岁数还大的“弟弟”，和资历丰富、各霸一方的“学生”，恢复宪法、民主的形式，就可顺理成章地恢复国家元首和政府架构，让 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利比亚领导人。

　　这与其说是小卡扎菲的意思，毋宁说是老卡扎菲的试探。卡扎菲68岁了，虽然不算很老，毕竟也到了该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的时候，重建正常的国家架构，有助于将政权平稳交棒给下一  代。然而利比亚的宪法、议会和正常国家架构，恰是他卡扎菲自己砸碎的，并赋予神圣的意义，自不便亲自出手恢复，让“探头”小卡扎菲出面试探，自然再合适不过。

　　当然，小卡扎菲恐怕也有私心。在年长的几兄弟中，他虽然最受瞩目，却也并非无可动摇，精明强干的三弟萨阿迪，以及惟一手握兵权、犯过叛乱和逃亡埃及大错，甚至策划过对乃父暗杀行动却仍被卡扎菲原谅、重用的四弟穆拉特塞姆-比拉赫，在“名分”不明朗的前提下，都随时可能成为搅局者；卡扎菲毕竟还不满70，倘“长命百岁”，谁又能担保他不会“移情别恋”，青睐小卡扎菲那些如今乳臭未干、几十年后却正好年富力强的弟弟？用“民主”和“宪政”，给 自己定下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分，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

　　由此可知，小卡扎菲所津津乐道的“民主”、“宪政”，正如他2006年所言，是给利比亚人民“体制内更多说话的空间”，是换了身西服的卡扎菲躯体，涂上欧洲天蓝色的卡扎菲“绿皮书”，目的是让缺乏个人权威的利比亚第二代接班人，顺利继承卡扎菲的衣钵。

　　3月19日，中铝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就共同开发几内亚西芒杜铁矿(Simandou)达成协议，双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并分别控股44.65%和50.35%，中铝将向该项目注资13.5亿美元， 换取新成立合资公司一半（3个）董事会席位。

　　西芒杜铁矿号称全球最有潜力的未开发铁矿之一，据力拓公司2008年所公布的勘探报告数据，已探明和可推断铁矿石储量为22.5亿吨，总储量可能 达50亿吨，已探明矿石品位为含铁66-67%。根据中铝-力拓协议，该项目首期投产后，年产量不低于7000万吨，届时双方将再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负责将这些铁矿石“定点”销往中国。

　　 两家当事公司都有意无意将这桩买卖形容为双赢；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2008年力拓的评估报告显示，要让西芒杜铁矿正常投入运转，需要60亿美元资金注入。   然而随着项目的深入，力拓逐渐发现，他们原本想的着实太简单了。

　　西芒杜距离海岸线达750公里，其间莽林密布，交通不便，铁矿所在地人烟稀少，缺乏大规模铁矿生产、后勤所必须的水、电保障能力，更缺乏将铁矿石顺利运出的必要保障。要让铁矿顺利投产，不但要“三通一平”，还要建设水厂、电厂，建设生活区、商业区，和从西芒杜到港口的铁路专用线。

　　2008年底几内亚前总统孔戴（Lansana Conté）病逝，上尉卡马拉（Captain Moussa Dadis Camara）发动军事政变。由于军政府上台后政局不稳，国际社会制裁呼声高涨，几内亚财源枯竭，急需更多资金，以 投入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外财团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多。卡马拉和临时总统科纳特（Sékouba Konaté）多次抱怨，力拓胃口大、肚皮小，吝于向基础设施投资，甚至表示如再不追加投资，几内亚将收回西芒杜商业开采权。

　　根据力拓今年初所作预 算，西芒杜“激活”所需，已经达到至少120亿美元，足足比当初的预算翻了一番。如果仅仅是铁矿本身，力拓原定的60亿美元应已足用，至少缺口不会太大；出现一倍资金缺口的关键，是各种配套设施（几内亚方面甚至提出，鉴于科纳克里港担负繁重的铝矾土出口任务，西 芒杜项目应自建深水港，倘如此则预算还会大幅度增加）。

　　不仅如此，几内亚自政变后动荡频仍，暴力事件不断，之 所以既有“总统”又有“临时总统”，正是因为卡马拉去年12月3日在首都科纳克里（Konakry）市区的兵营遇袭重伤，面对“还政于民”的呼声，和错综复杂的部族矛盾，军政府左右支绌，步履维艰，在几内亚投资大型项目，既要应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影响，又须提防国际社会可能的金融制裁，风险系数之大可想而知。

　　这一切都是2008年上半年 的力拓所始料未及的，因此他们急需中铝——或随便什么中资大型企业的加盟，否则西芒杜项目或极可能半途而废，或有很大风险成为“盲肠工程”。

　　根据中铝-力拓协议内容，中铝会酌情引入铁路、港口、钢铁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等“中方联合体成员”，共同参与开发建设，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中铝，许多中资机构都将 被卷入这桩交易，为力拓的买卖保驾护航，资金、基础设施建设，乃至信用担保和政治斡旋，力拓都找到了一个有力的风险分担者。

　　反观中铝，在合作中所获得的，是该项目的参与权（但 不是决定权），“有权”向西芒杜投钱、引入基建项目，但没有拍板的资格。如果该项目最终成功，中铝将获得部分铁矿石的销售权——但不 是定价权。

　　中铝-力拓西芒杜协议即使进展顺利，根据目前协议条款，其结果将让力拓在国际铁矿石生产领域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而非削弱，而这种地位的加强，势必伴随着其在铁矿石价格立场上的进一步有恃无恐，咄咄逼人。

　　 3月27日晚17点36分，莫斯科警局突然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称自己在地铁里听到了一些车臣人小声嘀咕，莫斯科地铁即将遭到爆炸袭击。警方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莫斯科地铁各站周边加派了警力。但是很遗憾，爆炸在十几个小时后“如期”响起。卢比扬卡和文化公园两个地铁站内响起的两声爆炸造成38人死亡和100多人受伤。

 　　截至北京时间29日上午9点14分，俄罗斯安全局给出的初步调查结论是“两名女‘人弹’与北高加索分离主义势力有联系”。而俄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则表态，不排除境外恐怖势力帮助策划与实施了此次袭击的可能性。袭击发生后不久，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在网站上宣布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而这家网站素来与车臣分离主义分子来往密切。CNN在报道这条消息时没有透露该组织与这家网站的具体名称。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恐怖袭击中出现“黑寡妇”这一事实、袭击策划手法的有序和目前俄国内反恐形势以及国际恐怖主义串联态势来分析，初步可以断定这次袭击是在“基地”组织支持下由车臣分离组织策划实施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恐怖爆炸的卢比扬卡地铁站距离俄安全局总部所在地十分之近，而俄安全局正是近期执行北高加索剿匪人物的两大部门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该部门已经成为反恐主力，许多内务部警察和部队被直接交由安全局指挥），这更加重了车臣分离主义分子的嫌疑。查看上一次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涅夫斯基”快车爆炸，恐怖分子是在爆炸5天后才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故此，车臣分离主义分子何时对这次袭击的正式“认领”，仍需耐心等待。

 　　几天前，车臣分离主义组织领导人乌玛罗夫曾发表讲话称，要将俄罗斯与北高加索毗邻的数个州划入未来的伊斯兰国度的领土范围之内。“规划”中的这一伊斯兰国家的领土面积将占俄领土的四分之一。乌玛罗夫还称将对俄展开新一轮进攻，进攻的主要目标将是油管、天然气管道、电线等重要设施。

 　　车臣分离组织新一代领导人的这番表态可被看做是对俄政府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北高加索展开的大规模剿匪行动的报复。在这一轮大规模行动中，车臣分离主义组织的数名高层领导被一一击毙或逮捕。虽然俄安全部门在行动中亦不时遭到分离分子的报复性袭击，且屡有伤亡，但不可否认，剿匪行动取得了较为重大的成果。

 　　车臣这一毒瘤是任何俄罗斯领导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从 叶利钦到普京再到梅德韦杰夫都无法例外。叶利钦因大规模剿匪失利而险些丢掉总统宝座，普京则借剿匪完成了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到全俄炙手可热的政坛强人的蜕变，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取得较高支持率。故此，梅德韦杰夫上台之后必须借车臣剿匪完成同普京一样的蜕变。

 　　梅氏上台已然两年，从花瓶式、“专职演讲”总统到可以对俄内务部进行大幅度改革，梅氏身上体现出越来越多的独立性，这是俄媒体普遍的认识。而这种独立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梅氏对车臣剿匪的重视和亲力亲为。

 　　普京时代，在车臣的社会重建与经济发展方面主要采用“车人治车”的模式。普京将车臣主导权交给当地望族代表良姆赞·卡德罗夫，甚至对其犯下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视而不见。事实证明，这一模式有其有效性，卡德罗夫符合车臣传统的治理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不久前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还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战后重建奖”，卡德罗夫的政绩得到了肯定，虽然车臣直到现在仍是一个90%财政预算仍需莫斯科拨付的地区。在财政问题上，普京早年曾希望俄寡头亦可以参与到车臣重建中，就像让阿布拉莫维奇投资建设楚科奇州和其他一些寡头在闷声发财的同时可以拿出资金参与建设体育、文化等国家事业一样。但车臣不同其他，这一寡头资助模式未能奏效。

 　　要想根治车臣问题，促进车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仍是唯一的途径。对此，梅氏心知肚明。故此，在他的治理思维中，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隐然成型，这将与普京利用车臣传统的“门族治理模式”拉开距离。

 　　他将北高加索设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区，并亲自委派赫洛勃宁为其管理人。此前，卡德罗夫在有效治理车臣的同时，正在向北高加索其他地区拓展势力，梅氏这一手实际上意在夺权，防止地方势力成为“藩王”。赫洛勃宁是一位在经济管理方面颇有建树的领导人，这已经说明了梅氏治理车臣的主要思路。值得注意的是，梅氏上台后取消了车臣地区的紧急状态，结束了第二次车臣战争，这等于是对卡德罗夫过去政绩的肯定。但与此同时，他又在与赫洛勃宁的会谈中 着重强调了结束车臣“门族”政治的重要性。这隐然向卡德罗夫发起了挑战。最近，卡德罗夫多次公开表态，希望能独立支配车臣的石油资源，为此甘心放弃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支持。但梅氏坚持不给车臣如此大的自主性，并开始严查拨付车臣的财政支持被腐败分子挥霍的问题，这等于是对卡德罗夫的又一重挑战。

　　在车臣治理问题上，初步掌握主导权的梅氏正在打破普京的“车人治车”模式。旧模式正受到抑制，新模式却尚未成熟，而分离主义分子却没有被立即荡平且在持续作乱。车臣未来何去何 从，前路未卜。

 
   另外，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动作来看，此次袭击也颇有看点。以“基地”组织为主体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在经历了人员上的更新换代之后愈发呈现出全球串联的态势，车臣分子亦在其 中。阿富汗战争的进行使得恐怖势力与西方的矛盾集中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这场碰撞的火星不时的落在周边地区，这一次，是车臣。

　　在全世界各地纷纷复制美国“硅谷”经验的热潮中，俄罗斯也忍不住要积极参与一把。俄总统梅德韦杰夫3月18日在会见奥赛获奖学生和总统奖学金获得者时宣布，俄政府将在莫斯科郊区斯科尔科沃地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技术研发和商业化中心，计划将俄国内外知名大学和公司的分支机构和实验室引进这一中心，集中发展五个所谓“总统级”的重点现代化领域：能源、信息产业、通讯、生物技术和核技术，从而将这个地区建设成为俄罗斯的硅谷。

　　位于莫斯科西郊的斯科尔科沃地区在2008年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因为那年俄罗斯政府大张旗鼓地在那里建立了斯科尔科沃商学院。这个商学院在当时的总理梅德韦杰夫主持下、由多名俄罗斯富商和政府官员共同出资组建，希望在现有的大学体系之外开创一个全新的商业管理教学培训基地。此番将斯科尔科沃选为硅谷所在地，俄政府应该是希望借助这个正处在扩张中的新建商学院，把科技园区未来的科技研发和商业推广紧密结合起来。

　　设立“硅谷”和选址决定背后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苏尔科夫（普京时期“主权民主”概念的主要倡导人），他和梅德韦杰夫一起将成为整个硅谷计划最主要的政治推动力源泉。斯科尔科沃的开发管理将由现任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总裁——当年的俄罗斯私有化主管——丘拜斯负责，规划中通过联邦政府预算直接投入资金约三亿四千万美元，包括用于资助那些目前还没有商业应用、但将来可能会对人类生活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项目。

　　斯科尔科沃计划公布之后，评论界、尤其是俄罗斯以外的声音大多持负面评价，包括批评梅德韦杰夫把这个项目作为自己的政绩工程在操作。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俄政府已经于2006年开始在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四个地区设立了同样以高科技开发为主的经济技术特区，但至今没有产生积极成果，四个特区基本转变成房地产和商务楼开发项目。这也为斯科尔科沃项目的批评者提供了批评的依据。

　　但是仅仅因此上述理由而完全否定俄罗斯硅谷的计划未免草率。这样的高科基地本身意味着极高的风险和淘汰率，俄罗斯此前四个技术园区的表现不足以否定今后类似努力的意义。尤其是已经确定的五个重点领域包括了核能和能源， 这也决定了斯科尔科沃可能会采取和美国硅谷这样纯粹以信息产业为重心的科技园不同的发展路径。被梅德韦杰夫邀请来负责统筹协调园区内项目引进和开发的俄罗斯富商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强调斯科尔科沃计划会更注重商业企业、包 括国际和国内的风险基金的积极参与，并给出了5-7年内园区自身财政独立的预期。俄罗斯本身的科技研发实力、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储备依旧雄厚，政府持续投入加上商界的全面参与——包括引进风险投资机制——斯科尔科沃的前景未必那么暗淡。

　　围绕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土地购置事件中，大佬小泽一郎本人清白与否的问题，上个月，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终于以“证据不充分”为由，对小泽一郎本人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被舆论称之为检察机关对小泽的“第二次败北”。不到一年前，同样因陆山会所管理的“问题献金”被指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一场矛头直指小泽一郎的司法调查，在小泽的顽强 抵抗下“无果而终”。

　　在一年前的政治风暴中，小泽以牺牲自己的首席大秘、陆山会的财务责任者大久保隆规而免于司法追究，但却不得不辞去党总裁的职务，从而与首相宝座失之交臂；而在刚刚过去的这场“飓风”中，小泽复失双卒（两名原秘书石川知裕和池田光智被起诉），却再次保住了个人的政治生命。没人怀疑小泽以执政党大佬之尊，挑战国家独立司法的政治实力和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有度，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没有胜出者：特搜捕方面出于万一未能获得足以治其罪的决定性证据而限于被动局面的“慎重论”，在最后关头鸣锣收兵，是司法对政治的妥协，对司法独立性的伤害甚深。对小泽本人来说，尽管勉强躲过此劫，但政治名节已大亏。各种民调表明，除部分铁杆拥趸外，绝 大多数国民认为小泽的“清白”是“神话”。而在一个历来看重政治诚信的民主国家，这种负面形象本身无疑是致命的，甚至有极端唱衰小泽论者指出：作为“政治家”的小泽一郎已死。

　　日本著名政治记者、评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2010年3月号）上撰文，坦陈“在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眼中，小泽一郎之流无非是过去的遗留物而已”。如果换个人口出此言的话，也许没人当真。但立花不是一般的作家，早在36年前，就作为《文艺春秋》的政治记者，以《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及人脉》的长篇调查报告，为把自民党实力派政治家、首相田中角荣拉下马的舆论奠定了基调，充分呈现了作为“无冕之王”的所谓“第四种权力”的最高境界，也跻身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行列。

　　照立花的说法：“纵然玩弄百万言辞，摆天大的道理，小泽在政治腐败这点上，已然被证明是其政治宗师田中角荣、金 丸信的嫡传弟子。小泽的所作所为，在构造上，与田中角荣、金丸信所做下的，几无二致……至于能否以收授贿赂等罪名问罪，尽管尚存在若干法律技术层面上的问题，难下简单判断；但即使能逃脱刑法上的罪名，作为政治家，在道义上也难脱同等之罪。”

　　自民党头号大佬田中角荣尝言：“所谓政治，增加自己的伙伴固然重要，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大不至于成为敌人的中间 地带，才是胜负之关键所在。”所以田中自己常援手其他派阀的议员，且从不拒绝跟与自己境遇、思想不同的人沟通、交往，其实未尝不是出于这种现实考量。正因此，即使在“田中军团”绝对支配自民党的时代，党内还是有福田派、三木派等派阀的生存空间，也可以堂堂正正地批判田中。相当程度上，这也意味着党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某种再生能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民主党虽然历史不长，但党内民主机制远不如当初的自民党健全，大有小泽一人独步天下的态势。乃至有政治学者担心，长此下去，民主党全党将难免与小泽共同沉没的命运。

　　除了政治韬略外，政治家的“器量”往往也成为核心凝聚力之有无和大小的关键。田中倒台之后，小泽的另一名恩师金丸信事实上成了自民党的君临者。在佐川急便丑闻中，关于“问题献金”的流向问题，假如金丸想让秘书兜底的话，自己完全可能撇清责任，从而保全政治生命。但金丸认为“不能全推给秘书。秘书所为，即我所为”。甭管是不是自己的直接责任，一股脑全部揽下，毫不犹豫地在特搜部的调查文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旋即辞去党副总裁和派阀（经世会）会长的职务，束手就擒，颇有传统武士道所谓“男子汉美学”的况味。

　　相形之下，末代大佬小泽在接受检方调查质询后的记者会上，全面否认个人的参与：“凡此种种，全部系秘书所为。自 己既未做过指示，也未曾接受过任何汇报。”，凸显“政治DNA退化”之兆。不仅如此，据金丸信之子金丸信吾透露，自从金丸倒台，直到1996年辞世，集两代大佬宠爱于一身的小泽再未露一面，连个电话都没有。难怪有舆论酷评道：同为自民党系统的派阀大佬，这不同代际之间，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2010年，香港经历了公投起义、高铁抗争，现在来了谷歌观察员，2012年特首选举，适逢大陆政权交接，第一场历练就是港澳事务。给香港政坛维稳，可能已经让很多人操心了。

　　大陆对民主追求，基本上与不折腾，讲实惠、好办事捆绑。假如民主的好处被说得天花乱坠，一旦看到，议事那么麻烦，整天开会吵架，辩论抖机 灵，于是特别希望有个形象厚道又不失为威严的人物出现，说几句实在话，贴心话，派派糖，就满足了。梁振英就是在这样的锣鼓声中亮相。

　　翻看梁振英经历，风格低调，近乎神秘，步步踩着鼓点走，属于快速积累财富，迅速切入政治的路线。1974年，年仅20岁的他留学英国留学，23岁海归香港，奋斗十几年成为工商界能人；政坛更是一支 奇兵，31岁进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不 久担任秘书长。

　　政绩方面，也并非乏善可陈。除了参与基本法立法，回归后，马上出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2002年出任非官守成员召集人。回归后，这个职位是对其人政治地位一种认可。梁振英从开始到现在，都身在其中。以其31岁涉足基本法起草，到稳坐行政会议席位，不显山不露 水，却内劲十足。

　　梁振英保有这个职位，在大陆政治文化中，相当于党龄不断，高官补上一个大学博士头衔。距离2012年还有两年，梁振英补补具体政绩，还来得及，还能显出博士的含金量。至少从目前看，梁振英已经在用功了。第一是搞最低工资立法，第二更是厉害，给香港转型把脉，搞香港的软实力，比 如海事法服务。即使没有大的成就，只要2012年功课做足，就是一个政绩。

　　在前两届特首选举中，所谓的行政经验，其实并不重要。董建华在行政方面的历练，还不如梁振英，而挑战曾荫权的梁家杰，也是律师出身，并无行 政经验可言。所以现在民主派造势，假如从梁振英的行政资历不足下手，无异于抽自己的耳光。

　　以目前形势看，梁振英上场已经没有悬念，他的上台，也不是什么难事。按照现在特首选举规则，800人的立法会，只有30席位是港区选民直接选举出来，受到民意选票的左右。笔 者注意到，在梁振英推出的个人网站，就大秀当年在英国布里斯托读书时候艰辛岁月，讲述自己在鱼条店打工的辛苦，据说一个公文包现在还 在用，还请过去的老东家来香港玩，可见阶级情深。梁振英的政治诉求，现在是定位在底层和小业主，这个口号在香港很特别，也很有卖点。

　　梁正英只要继续在政治话题出现，比如最低工资立法，在香港底层民众中造势，实行南丫岛、元朗保卫中环的策略。因此那直选立法院席位中，会有部分会民主地导向梁振英。至于功能组别之类的选票，那就得闲call我饮茶，好好做做工作啦。

　　现在，梁振英虽然民调偏低，但是崛起势头不可挡，这是港人的普遍感觉。2月8日，9日， 《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给他做了两期访谈，一贯插科打诨的窦文涛逗哏，马博士捧哏的组合，在振英哥浑厚的男中音之下，基 本上听了一场政纲宣讲。不过说实话，如果大陆移民在港比例再增加一些，梁振英胜出的可能会更大。因为振英哥说话实在，很像总理，大陆人心肠比较软，爱听。

　　相反， 如果梁振英出选，将激发香港民主派斗志。高铁抗争已经告诉世人，港人新生代力量不甘心被代表，已经集结。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不是灾难片不清楚，但肯定是大片。

　　3月24日，两家公司均派出高级官员至美国国会，就互联网管制问题作证。GoDaddy的证词较为行业化，其主要焦点在.cn域名越来越苛刻的管制，和当地网络执法不力导致真正的互联网违法行为泛滥。Google官员则显然掌握了发言套路，其分析与诉求都与1月份刚公布决定时的生涩判若云泥。

　　正如此前我们在《硅幕降下》一文中所分析的，Google找到了最佳切入点，其代表强调了信息自由流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对信息的自由流通设置障碍显然对经济会产生显著的严重的影响：它们经常会对美国和全球互联网公司的服务设置单方面的限制，也就妨碍了其他依赖互联网才能获得其客户的企业。”并由此呼吁美国政府将互联网开放问题，包括信息的自由流动，作为外交政策、贸易、发展和人权的一个重要部分。

　　事情似乎在向着Google拥趸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国务卿的演讲，国会的听证，自由贸易与自由网络的完美结合，加上先进技术带来的信息加速流通，每一项看上去都像是专制的天敌。

　　但是且慢。以上因素能够发生作用，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经济全球化。只有这样，WTO规则才能最为彻底地得到执行，信息、技术与实体货物一样，可以作为自由流通的货物，而不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产品。但自冷战结束以后，失去共同敌人的世界，经济外交上隐藏的争吵日趋明显化，全球化在新世纪以来，尽管缓慢前进，几乎可视作裹足不前。在实体货物自由流通尚远远未达到WTO初衷时，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了字节与比特，去激怒法弗纳恶龙呢？

　　“Google速胜论”本质上是技术决定论的翻版。这一论点认为，一旦某国开放了信息流动通道如互联网，获取了更多信息的公民将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进一步发展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最后，自由将不是橡皮图章的口号，而成为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托马斯·佛里德曼即持此论。

　　马丁·沃尔夫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中指出，技术决定论的失误在于，只看到技术在促进信息自由流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却没有看到专制权力同样可以用先进技术来遏制信息流动，这一点在某些国家正在变成现实。同时，由于政府权力巨大，物质资源的流通仍然被控制，专制政权甚至可以决定汇率、出口与资源价格。

　　最近甚嚣尘上的汇率之争，恰好反映了欧巴马政府的有心无力。美国仍然一家独大，却再也不是脚踏大地的安泰；医保支出，就业保障，巨额国债，金融整顿，产业复苏，均需要全球贸易伙伴的配合，哪怕某些伙伴面目可憎。

　　Google尽管与本届政府关系良好，但面对如此宏观形势，和美国优良的政企分开传统，能得到的政治支持，仍然有限。尽管它出发去寻找信息自由的指环时，获得了全世界范围的山呼喝彩，但这场勇者斗恶龙的大戏，结局注定遥远而模糊。

　　 3月9日，印度和中国在同一天宣布加入09年底在丹麦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至此，在联合国规定的最后期限过去一个多月之后，备受关注的两大发展中碳排放国终于在形式上承认了这个最后时刻才出炉的闭门协定的内容，哥本哈根大会看上去也没有彻底地有始无终。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表示“stand by（支持）”协议后，两国在向联合国递交的信函中均没有明确使用其他协议签署国使用的“associate(赞同)”一词，而仅是表示可以“list in the accord（被列在）”协议签署国名单之中。印度环境和森林部长明确表示，“支持”和“赞同”是有鲜明区别的。

　　这份因为没有得到与会国全票通过所以不能作为缔约方共识的协议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把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两度之内。在采取实质性减缓行动和保证实施透明度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同时，协议建议《京都议定书》的附件一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减排行动应接受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国际监督机制。但是该协议对各国并没有法律约束效应，只是表明与会国家愿意支持协议的内容。

　　自会议结束，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一直力促各国签署该协议。因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协议取得越正式的地位，越有利于其摆脱《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al，以下简称KP）路线下对具体减排目标的明确规定，模糊的承诺、非量化的规定让发达国家责任减轻很多。更实惠的是，这是一个对未受KP约束的发展中排放大国施压的绝好机会。美国最近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公约的文件中就明确建议将哥本哈根协议作为今后长期谈判的基础，同时不再遵循既有条约的规定。

　　但作为发展中排放大国，中国和印度决不同意用协议取代KP。

　　作为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KP除了对发达国家的具体减排量作了约束，还确立了CDM（清洁发展机制），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中国和印度作为最大受益国，迫切希望延续在2012年到期的CDM。单就印度来说，如果预期达成，将会带来60亿美元的收益。但协议对KP的挑战，在短短两个月内已经导致了CDM明显受挫，中国部分风电、水电项目暂停，严重威胁到两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KP确定下来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协议中被有意模糊。这一原则包含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在1990年基础上整体减排5％的目标；也包含发展中国家自愿、自主减排的原则。受到各方指责的发展中排放大国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不一样，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历史责任也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还是发展，自愿自主的减排如果强行接受监督，那将上升到主权问题层面。在哥本哈根，发达国家竭力通过协议将双轨制（即既坚持KP路线下对发达国家的约束，又坚持对全体国家长期行动的谈判）合为单轨，把发展中排放大国的减排任务和发达国家提到同一层面，违背了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以双轨制为底线的原则。

　　时隔两月，印度和中国在同一天宣布可被列入协定名单，看似巧合，实际是在深入交换意见后，向国际社会表达作为发展中碳排放大国的共同立场：KP地位不可改变，双轨制必须继续坚持。作为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不能代表任何谈判成果，也不能作为今后谈判的优先参照。

    话说五胡十六国时有个好汉姓冉名闵，自称大魏天王，此人原是羯赵石虎义子，后来得了兵柄，便倒戈相向，将中原羯族，杀了个十去八九，在邺城称孤道寡，好不威风。辽东燕王慕容俊起大兵来战，被他连败数阵，慕容俊正自气沮，左右言道，大王莫忧，冉闵虽然骁勇，地盘却小，兵源粮草，俱无接济，如此狠斗，只怕死得更快。慕容俊听得有理，整兵再战，果然生擒冉闵，可怜威风十足一个大魏国，不旋踵化作镜花水月。

闲话少提，再说比夫拉。古斯塔夫老伯爵一番苦心，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一时间军民士气大振，外国也刮目相看，奥朱古将军更是血脉贲张，下令给拨款项，让老伯爵增购新机，复令53团重新集结，俟9月旱季到来，便大张挞伐，灭此朝食。

“且慢！将军若如此行事，比夫拉大势去矣！”奥朱古正自意气风发，却闻耳畔有人劝阻，定睛看时，正是参谋总长伊夫勇（Philip Effiong）上校。

奥朱古不悦道：“参谋长何出此言？”

伊夫勇忙摊开地图，指点了一番。

原来联邦军虽被比夫拉空军羞辱了一番，毕竟是癣疥之患，不曾伤筋动骨，且新得英、苏军援、经援甚多，兵力愈益充实。而比夫拉虽占了些便宜，毕竟国土丧失殆半，800万饥民挤在这方寸之地，饥无食，寒无衣，嗷嗷待哺，久战之下，必无便宜。依着伊夫勇的意思，莫若乘胜求和，为比夫拉寻一个体面的归宿。

奥朱古勃然大怒：“参谋长何以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如此言论，与卖国贼、比奸何异！若不看尔素日勤勉，此番必不宽贷！”

伊夫勇不敢多言，诺诺而退，奥朱古手舞红蓝铅笔，便开始纸上谈兵起来。照他的算盘，空军经补充后，应广泛袭扰哈库特机场、油库、地面交通枢纽及通讯设施，地面部队在东、北两面固守，主力53团自奥维利出击，猛攻尼日尔河防，打算再出贝宁城，重演战争之初的好戏。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原本指着以色列、罗德西亚军火援助，不料自69年初始，西奈半岛形势吃紧，以色列自顾不暇，罗德西亚系英国旧领，而英国本就亲联邦，拉各斯诸大员又接连出访，频施压力，甚至宣称如不见效，战后将不售一滴石油予英国。英国无奈之下暗示罗德西亚收敛，此后军援虽未断绝，却已日渐稀少、越发不敷使用了。

第53团分散游击已久，如今再度集结，坦克、火炮固然无从寻觅，便是子弹，一杆枪也摊不上几粒，防守尚且吃力，进攻河防，直如儿戏一般，1969年9月猛扑了几回，干折兵将弹药，却未曾夺得寸土，众人眼巴巴望着天际，只盼老伯爵再演一把奇迹。

殊不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伯爵原本就只有5架小飞机，连日作战，折损过半，坦桑尼亚再不肯出钱赞助，瑞典国也在英国施压下将小飞机也列入禁运名单，古斯塔夫捏着奥朱古批给的那点经费，跑遍大半个地中海，方在阿尔及利亚航校旧仓库里寻得4架MFI，却有一半飞不上天，好歹拉将回来，一干飞将军咬牙苦战了大半年，虽也打了几个胜仗，但自家也损伤殆尽，到了1970年初，竟连一架能飞上天的战机也无。

比夫拉众人正自踌躇，忽闻埃塞俄比亚敕使求见。

原来埃塞俄比亚大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不忍黑人弟兄自相残杀，立意居间调停，联邦当局苦战数载，也已精疲力竭，便允诺和谈，只消比夫拉取消独立，解散军队，便可一切不问。

奥朱古已为鸡口，焉肯再作牛后？不论塞拉西大皇帝的敕使磨破嘴皮，他硬是咬定非独立到底不可，这调停自也难有进展。

他只道联邦军颟顸无能，自家防线经营日久，纵不能攻过尼日尔河，一统尼日利亚，割据江东，称孤道寡，料也不在话下。

就这般打打谈谈，已到了1969年12月底，奥朱古正自高枕无忧，忽闻急报，联邦第二师攻过尼日尔河，攻破号称“不落要塞”、三条公路汇集处的名城伊达赫（Idah），接着挥戈南下，拿下奥尼沙（Onitsha），直扑比夫拉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奥维利（Owerri）。

原来联邦军知耻后勇，厉兵秣马，先是大肆进口军械，将3个师人马扩充到25万之多，继而给官兵加薪，增派牧师、阿訇随军，激励士气，随即走马换将，撤换不力将领，前敌大员，都换上求战心切的悍将，奥朱古只道联邦答应和谈，是无力再战，殊不知对手借和谈之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好了总攻准备，待秋高气爽，天气晴和，便出其不意发起攻击，果然一举得手。

奥朱古此刻悔之晚矣，只得挖肉补疮，抽调北、东两线防兵，去堵西线的漏子。

殊不知对手等的便是这一刻，第二师只是佯攻，真正厉害的一招，却是孤悬敌后的第三师发出。

这第三师自1967年10月便在比夫拉后方登陆，孤悬敌后1年多，补给困难，战事胶着，士气难免低落，是以久无战功。1969年5月，联邦政府命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上校继任师长，这位上校后来做到总统，周旋俄、美、中、英诸大国，折冲樽俎，好生了得，此时刚刚出世，便已出手不凡，只5个月光景，把个暮气沉沉的第三师，调教得如一群小老虎一般，此刻已接到密令，只待比夫拉防线松动，便大举出击。

1969年12月23日，奥巴桑乔一声令下，第三师兵分三路，大举出击，只3天功夫，便攻到奥维利城下，与第二师会合，将比夫拉拦腰截为两块，北方第一师也趁火打劫，兵不血刃便进逼乌穆阿希亚。

奥朱古此刻方寸大乱，竟鬼使神差下令迁都奥维利，不啻自投网络，比夫拉政府刚刚进城，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1970年1月7日，联邦军发起总攻，代号“终结手术”（Operation Tail-Wind），9日，第三师开进奥维利，却已是人去楼空，原来奥朱古此前一日已溜之大吉。

联邦军乘胜扩张，11日，攻克乌利城（ULI），看官听说，这乌利城乃是比夫拉最后一座城池，乌利一陷，比夫拉也便气息奄奄了。

此时比夫拉军尚有数千，群龙无首，也不知该战该降，再寻奥朱古，竟踪迹皆无。

原来奥朱古逃出奥维利，见大势已去，无颜对江东父老，痛哭一场后，便将后事托付给伊夫勇上校，换上便服，登上艘民船，逃奔科特迪瓦去者。

伊夫勇埋怨道：“好个奥朱古，不纳忠谏，一意孤行，把个好端端的比夫拉，弄作如此光景，如今一走了之，却把个烂摊子甩给我等。”埋怨归埋怨，前有拦阻，后有追兵，也容不得他多想，匆匆收拢些残兵败将，一口气退到比夫拉东北部腹地，一个叫做阿米伊（Amiyi）的小村。

他深知抵抗已无意义，徒令伊博人平添牺牲，便架起电台，与联邦总统戈翁直接接洽，提出善后三款：大赦、取消1967年开除一切比夫拉公务员法令，保障民族平等权力，若答应此三款，比夫拉共和国即行解散，军队即行投降。戈翁也不为已甚，当即全部照准。

1月13日，伊夫勇缓步走近麦克风，宣读了《告比夫拉人民书》，宣布比夫拉共和国“庄严解散”，行文至尾，伊夫勇涕泪交泗，仰天长喟：比夫拉已流干最后一滴眼泪。

至此尼日利亚联邦重归一统。然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戈翁虽照准“善后三项”，然约鲁巴、豪萨两族业已占据高位，焉肯让出？开除令虽取消，却代之以“不再聘用令”，昔日人上人的伊博族，竟数十载徘徊政府门外，直到2000年5月29日，才得到一纸“退休”证书，作为慰藉。

战时比夫拉发行比夫拉先令流通，待战事结束，联邦宣布“伪先令”概作废纸，每人仅给20尼日利亚奈拉为补偿，看官须知，20奈拉只合5美元，此举与抢劫何异？比夫拉原本系尼国首善之区，又盛产石油，战后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石油开采权又皆为联邦及跨国公司攘夺，土人愤懑，不在话下，于是罢工者有之，游击者有之，追慕比夫拉故国，至今怀昔日护照者有之，所谓三角洲地区，至今纷争不息，几无宁岁矣。正所谓天涯遗族鬓眉老，海国关山故事非。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在公馆买到一本有趣的小书，法兰克福社会学教授提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写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Der deutsche Gruss: Geschichte einer unheivollen Geste）。 阿勒特从文化史的角度讨论打招呼、问候这件事：熟识的或陌生的两人邂逅、相遇时，应遵循社会中什么样的规范，以完成你我都认可的仪式。他先概略性地讨论了问候的历史、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考察了问候的产生规则、表现形式如何随著历史而演化；本书的后半部则引入1930年代著名的“希特勒万岁”问候作为例子，讨论这个“灾难性的姿势”如何渗入整个世代的教育体系、行为准则甚至语言形构中，而转化了整个民族。甚至，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法国与英国的代表团在入场时，竟然也举起了右臂向希特勒致敬。    

　　阿勒特认为，希特勒问候其实体现了当时德国人对共同体的渴望，在分裂与战争中饱受折磨的德意志人民，在“元首”上台后充满期望，这种期望体现到“德意志问候语”中。人民舍弃了各邦可能出现的不同的问候语（那是多么封建主义的文化啊），而采取了一种全国统一的问候形式，进而透过此问候共同隶属，这“反映出打招呼的人对社会个体所隶属的公共行为空间的感受”，因而也许在私领域极为反对希特勒问候的人，在公共场所也会以标准姿势抬起右臂致敬。阿勒特指出，问候其实也是在一种公共行为的后面为个体提供一个藏身之处，让个体既能与他人发生连结，又能找到个体相对于这种问候的回应方式，进而确认了个体存在感，例如有些人不愿喊出“Heil Hitler”的话，而将之模糊为“Heitler”，以作为一种逃避。可是当每一个人都接受那样的共同体中的交往秩序时呢？希特勒问候遂达成舍弃个人存在感的功能。后来甚至因为“Heil Hitler”这个词在文法、意义上的不可能，神化了希特勒的人格，使得他不在只是政治的领袖，而在问候中转化成了具有神圣力量的人物。    

　　作者认为这就是纳粹暴行的“前奏”：“一开始出现的是一种冷漠感，对犹太人的愤怒尚未成形，有组织的暴行甚至集中营也还在酝酿中。道德伦理的崩溃—诚如我个人浅见—不是突如其来的，也非偶然发生的事件。它是社会个体丧失对个体存在感的控制，无法形成个体存在感的必然结果。”于是感知丧失、道德冷漠化、神授魅力找到生存的空间，个体无法建立起足以应付道德危机的行为方式，最后造成哈夫那所称的“自豪感、道德信念、自信心与人格尊严”的丧失。    

　　哈夫那在分析德国人于纳粹兴起过程中的心理转变上，已经写出很多很好的书，而阿勒特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补充，以问候这种文化符码如何被再制的过程，他提出德国人民的悲剧性命运之观察，而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透过一些图片照片，我们见到那时的社会体制如何生产这种问候形式，因而使他的论述非常生动。如有一张图片是1935年出版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词典》，在问候方式的图例中列举了十五种问候方式，希特勒问候就在第一个图示；德国游客对著海滩上的希特勒沙雕行问候的图片，见证了在最不政治的领域里，人民依然生存在民族狂热的气氛中；写着“德国人的问候方式：希特勒万岁！”的海报，见证了拥有各种问候方式的民族如何急于寻求统一性；另外在学校教材中出现的各种问候教学，也提醒读者，问候从来不只是一种文化行为，它透过教育的方式，形成一整个世代的共同语汇，于是一整个世代都得以生存在同一个狂热之下，抛弃上一个世代共有的东西。    

　　除了对希特勒致敬的分析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作者讨论德国各地的问候方式。不管以什么用语来问候，作者强调功能其实都一样，问候的“生成规则”将交往双方带入“当下”，使双方都获得社会空间与时间上的共性，甚至能产生或消灭可能的共同关系，例如我问候你“Guten Tag”，打开了共同关系，你回应我“Guten Tag”，完成了仪式、消灭了共同关系，这种问候行为强调“现在”（时间意义）、“在场” （空间意义）以及礼物（无条件的馈赠），史瓦本方言的传统问候甚至是“Au dooh!”（嗨，你！），清楚指出问候呼唤、指明对方在场的功能。然而一个特殊情境是，南德天主教地区的“问候上帝”(Grüß Gott)，这种问候不呼唤对方到场，反而指向一个第三者，因而两人的邂逅不再是两人的事情，反而有一个第三者在背后操纵，作者认为这种“援引”是为了让问后者透过提及第三人使自己获得支援，“使被问候者置身一种为尘世之外的力量所拥有的道德视野中，从而保障了‘和平’相遇”，于是“更为强烈表达出对某种基准共同体的归属……并且将这种归属强加于被问候者身上。”我自己一开始生活于德国、学习德语，就是在南德浪漫大道上一个美丽的城市，所以对于当地特殊的问候方式感同身受，那时我出门与他人照面时，不管如何说服自己这是文化特殊性，都没有办法简单说出“问候上帝”这样的话。看来我真的不是这种共同体的一分子啊。

提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Der deutsche Gruss: Geschichte einer unheivollen Geste），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本文的作者为研究员艾达

　　假如可以选择，作者更愿以标准新闻从业员的口吻叙述一位诗人的离去、他的生平以及他的诗艺；又或僭越评论家的职分，在艰深的词汇间跋涉，建造一个可以推论、反驳、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批评迷宫——也许不是不能，而是“无法”或“不应该”。于是我不得不选择一条不那么“专业”的道路：尝试以第一人称出发，私人地言说逝者的诗句在一个诗歌习作者生命中留下的轨迹，但愿这篇或许显得自恋的文章可以表达一种怀念，或能让更多人进入他的世界。

　　张枣——在动笔以前，我不曾期待连说出这个名字都让我感到呼吸困难——而两天前，我还镇定自若地给两位诗人写邮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谈谈对逝者的看法（他们都回复表示无法在现在谈论他）。但恰恰是这种内心的困难让我醒觉某些联系，和不为人察觉的真实，如果不是这种困难，我将掉进一系列 Google解决得比我更好的数据里——他的生卒时间（1962-2010，对一位诗人来说太过年轻了！）、他的生平（湖南－四川－德国，看上去如此简单）、他的病因（肺癌，尽管只折磨了他的身体三个月）、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几乎没有人质疑他极高的天赋，和在古诗传统中创造出新诗学的先锋实践）、他经历的心灵困顿（据北岛回忆，去国的寂寞和是否回归进入喧嚣的矛盾是他生命最后数年的挣扎之一）——一些看似真实，但离真实相差太远的事实。

　　当最初的阵痛穿过人，人开始追问：真实在哪里？

　　把《春秋来信》从书架上取下来，翻到《跟茨耶塔维娃对话》（是当时老师布置的期末作业选题之一，最后我选了这首艰深的作品作为期末论文题目），这时候，十年前在那些跳跃的句子间升起的情绪，那些喜悦、挫败和焦虑又扑面而来——一个诗歌习作者热爱着词语，却在巨大的压力下感到茫然。既是语境的压力同时也是词语（或者说是传统）的压力，——当那么多人“曾经”是诗人，或“正在”是诗人，或“正在成为”诗人（诗人或可替代为“写作者”），当那么多不同的节奏、口吻、叙事方式、批评语汇喧哗了天空，当那么迷人的从诗经和河马史诗开始的贯穿了几个大洲和那么多世纪的语词世界敞开在眼前如同一个宝库敞开在一个贫穷的孩子面前，让他感到既渴望又羞愧。问号升起在暗昧的夜里：我可以选择哪些？哪一枚才是我的云朵？我如何才不会迷路？

　　“两个？NET，两个半法郎。你看，/半个之差会带来一个坏韵，”  让我们回到《跟茨耶塔维娃的对话》：没几行，开头关于兜售荷包的叙事突然转身，被词语扭转！多么奇妙，一个诗人的从容——原来一个韵，或诗本身，可以将人从日常的虚无中打捞出来，这是诗的意义，或起码是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张枣无论在哪里，都会自我介绍说：“我叫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迢递”、“震悚”——十年来，它们不只一次在我抽屉中的分行文字中出现，为了模仿他轻快而不轻浮、王子一般雍容高贵的节奏，那种同时拥有少女的轻盈、哲学家的密度的语流，我甚至像一只搬家的鼹鼠那样将他的词语搬来，堆砌自己笨拙的诗行。重量也许可以抄袭，但密度——他的复杂和词语载荷无法复制，以至于复制者本身都会被传统的力量（就这个例子而言，张枣自身就是一个传统）压垮。    

　　如同任何一个写作者一样，我们跋涉在一种吸引力和抵抗力同在的传统的丛林中。在读到柏桦引述的张枣自己的诗学观时，我开始更能从智性的角度理解他诗歌中的密度。   

　　“历来就没有不属于某种传统的人，没有传统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至少会因寂寞和百无聊赖而死去。……而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分。……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总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    

　　如果说学徒时代的焦虑是在喧哗和传统的双重阴影下必然的情绪，那么今天，一个写作者或许应该更诚实面对一个认真活着并写着的人所能遇到的挑战——如何进入传统（而不是害怕它，回避它或藐视它）、如何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而不是自恋、感伤或攻歼），如何让词语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而不仅仅是宏伟但空虚的歌唱。这种挑战和诗的意义一起，构成一个和日常世界截然不同的核心，在这个核心里，任何一个声音都在独自——也是集体地——歌唱，当任何一个声音（尤其是一个如此优雅有力的声音）陨落时，整个核心都仿佛感到一种震颤，并以无法觉察的方式传递到人的心灵。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诗人最后的矛盾——是选择诗歌，还是选择温暖——在张枣离世后，北岛回忆两人之间关于归国与否的谈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    

　　当一个诗人被词语从尘世中打捞，他也有了另一个矛盾——是让尘世重新打捞他，还是继续词语的寂寞——这是否意味着：词的本身，离真正的拯救还有一枚花蕊那么短的距离？

　　3月4日，一群黑衣人聚集在美国丹佛市某会所内，举行了一场葬礼。葬礼现场烛光摇曳，鲜花环绕，悼词卡片放在逝者的棺材周围。唯一古怪的是，棺材中的 “逝者”没有头，它的头部被一张光盘封套取代———上面的遗容是IE6的徽标。这是一场为IE6浏览器举办的非官方葬礼——尽管据说微软官方的IE6开发 小组也送来了卡片，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近年来，IE6无论在安全方面，还是在支持互联网新标准方面，都越来越老态龙钟。震惊世界的Google被黑客入侵事件，其来源就是IE6的一个漏洞；在上 述IE6葬礼的官方网站上，也有哀悼者留言：“我不得不无数次收拾我父亲的计算机，因为他用您观看网络色情内容……好好在地狱里燃烧自己吧，那是你该呆的地儿”。

　　尽管如此，IE6短期内仍然不会被淘汰。业内人戏称，能让IE6死的，只有微软自己；可是微软连续发出IE7、IE8两张王牌，IE6却仍岿然不动。要论置IE6于死地的决心，微软其实不比Google小——它已经挡了接班人的路。

　　这种尴尬境地，其实反映了微软自己在产业体系上的短板。整个微软-英特尔体系的起家契机，是PC机体系架构的开放；当大量有生产能力的硬件厂家都能生产 PC机时，必需的CPU芯片和操作系统便成为战略物资。但在互联网时代，微软已经不复1980年时的轻松潇洒。现在要背负封闭体系负担的是它自己。一代一 代的windows，为了保持与以前软件、设备的兼容，不得不容忍软件体积的空前膨胀。到了Windows XP的继任者Vista推出时，这个操作系统的代码量达到了5000万行，动用了9000名程序员。第一代的windows 95只有1500万行。微软自己拖死了自己，才导致Vista在开发三年之后，于2004年突然全部推翻重来。这个夭折，带来了XP的空前长寿，连带着使 XP中捆绑的IE6成为软件界的奇迹。

　　尽管IE6随XP捆绑，但此后的IE7、IE8，和诸多第三方浏览器如firefox、chrome、safari等，均开放了免费下载，安装也并不复杂，在使用体验上更是远远超过了IE6。因此，在计算机比较普及的欧美国家，这些非IE浏览器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在欧 洲，firefox甚至在2009年还超越了IE6，成为市场份额第一的浏览器。

　　在中国，即使号称拥有三亿网民，“互联网潜力最大”，在互联网的应用方面却仍然停留在极为原始的水准。IE6尽管无法完整地显示那些美轮美奂的效果、实 现高效的互动，但在偷菜、卖奴隶、逛网店方面已经绰绰有余了。firefox等优秀浏览器在欧洲大出风头的2009年，中国的IE6份额居然反弹到 69%。落后的浏览器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互联网低效、重复的应用开发水准。相应地，中国所有银行的网银，现在都只支持IE系浏览器，这成为世界金融界的奇观。

　　阴差阳错的业界现实造就了IE6的长寿，而在微软宣布的正式寿命——2014年——之前，IE6的死亡，看来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本文的作者是实习研究员 胡天翼

　　2月24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收到3家企业针对Google公司的反垄断投诉，并已按正常程序于本月早些时候通知Google公司，要求其就相关指责作出回应。此前，法国一家法庭裁定Google的图书馆计划侵犯了某出版集团的版权，需赔偿30万欧元，同时责令Google在一个月内将侵权图书从数据库中全部移出，否则等待它的将是每天赔付1万欧元的高额罚金。

　　这已经不是“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遇到的第一次挫折了。该计划在去年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被默克尔总理“怒批”；Google公司在中国也遇到了反对浪潮。

　　如果从一个普通用户的角度来看，Google图书馆计划显然是一件好事，它为全球18亿网民提供了一个全天开放的图书馆，判它违法实在过分，更何况Google并没有把所有书全文输出，只有过了版权保护期的图书允许读者全文阅读或者下载，大部分在版权保护期内的书籍读者只能阅读一小部分内容，甚至只能阅读目录。这样也违法吗？

　　这里就涉及到版权法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合理使用”。在版权法中规定了一部分行为，这些行为被称为“合理使用”，它们可以不经版权人允许直接有偿或无偿地进行出版物复制。

　　例如写论文，评论，新闻报道时引用文献，课堂教学中少量引用出版物等情况都属于“合理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二十二条中写道：“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Google数字图书馆是否能引用这条为自己抗辩呢？

　　笔者认为，严格从法律角度来讲，答案是“不能”。

　　先来看看什么是“图书馆”。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图书馆是一个收藏资讯、原始资料、资料库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地方，由公共团体、政府机构或者个人组织开办。”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Google图书馆勉强能算“图书馆”，但这远不足以让它在法理上成立。

　　之所以图书馆享有“合理使用”的待遇，主要由于两点。一是因为图书馆的建立一般出于公益目的；二是由于图书馆藏书的阅读受众非常有限，所以作者和出版商可以容忍图书馆的存在。相比之下，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提供一个无限容量，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浏览的“图书馆”，显然已经远远超出版权法容许的范围了。

　　另外，Google在建立图书馆时，虽然没有把所有内容全部公开，但它毕竟仍然未经版权人允许，把所有的内容存储在自己的数据库中。如果个人把自己买的书编辑成电子版，放在手机里看，这受到版权法允许，属于个人的“合理使用”；但同样的行为如果企业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法律对个人和组织在同一行为上的判断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对公司组织等，法律会更加严格。

　　既然Google图书馆肯定违法，那么它是否就注定无法推进下去？笔者认为还不至于。

 　　对于过了版权保护期的书籍，虽然有人认为Google擅自提供这类书籍的全文及下载，是一种“垄断”，但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来分析，这种责难是站不住脚的。法学界对这类情况没有什么争议，普遍认为可以接受。Google真正的麻烦在于如何解决在版权期内的书籍。

　　我们说“法律是一种武器”，而是否需要拿起武器取决于双方是不是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去年十二月Google和美国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提交了一份修订版和解协议，该协议仍将允许Google在网上发行数百万种数字图书，但缩减了该协议覆盖的图书数量。虽然目前这份“和解协议”仅适用于美国，但请注意，美国对版权的保护一向是非常强的，之所以各大出版商仍然同意这份“和解协议”，一定是因为它们发现与Google图书馆不是个坏主意。

　　如果看了另一个案例，也许大家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各大出版商不愿轻易与Google翻脸了：Google在比利时曾被18个出版企业起诉，称“未经同意把我的图书搁到Google的搜索引擎上”。事后，比利时法院判Google败诉，给上述18个出版社以巨额赔偿。但当天，Google就发话说，Google今天可以赔偿这18个出版社，但从今天开始，你也永远不可能在Google上搜出这18个出版商了。不能被Google搜索到，意味着你将在互联网上消失。

　　搜索巨头Google已经显露出“垄断者”的霸气，虽然这种霸气令人不安，甚至可能感到反感，但如果缺少了它，是难以推动这件广受民众称赞的计划的。

　　网络法“哲学王”，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就对Google数字图书馆计划大加赞赏。在莱斯格教授看来，现代版权法过强了，已经到了阻碍自由创新的程度。

　　世界各大论文库网站里，数以万计的论文从未被引用过，但它们仍然被标以几十美元的高价，让很多缺乏经费的科研人员和业余学术爱好者望而却步。这些版权商品处于一种有价无市的境况中，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莱斯格教授建议把版权规则进行修改，从原来的“默认授予”改变为“自主登记”，并且减少版权保护年限，积极在版权法中寻找一种平衡，避免因为无版权保护或版权过度保护而导致的创新减少。另外，他还积极推动鼓励版权开放的Creative Common计划，尝试在现有版权法制度下尽可能鼓励信息非商业化的共享。

　　笔者认为Google图书馆计划可能会成为改变版权法结构的重要标志。书籍作为最重要的知识载体，始终被版权法严密保护着。Google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司，拥有最一流的技术和充足的财力，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去影响法律的修改。相信随着电子阅读逐步普及，电子图书馆和电子阅读器的组合将迫使原来的版权利益集团作出妥协，让所有人自由享受文化，资讯，知识带来的福泽。

　　本文的作者是 实习研究员 熊琳琅

　　3月9日，印度和中国在同一天宣布加入09年底在丹麦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至此，在联合国规定的最后期限过去一个多月之后，备受关注的两大发展中碳排放国终于在形式上承认了这个最后时刻才出炉的闭门协定的内容，哥本哈根大会看上去也没有彻底地有始无终。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开表示“stand by（支持）”协议后，两国在向联合国递交的信函中均没有明确使用其他协议签署国使用的“associate(赞同)”一词，而仅是表示可以“list in the accord（被列在）”协议签署国名单之中。印度环境和森林部长明确表示，“支持”和“赞同”是有鲜明区别的。

　　这份因为没有得到与会国全票通过所以不能作为缔约方共识的协议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把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两度之内。在采取实质性减缓行动和保证实施透明度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同时，协议建议《京都议定书》的附件一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减排行动应接受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国际监督机制。但是该协议对各国并没有法律约束效应，只是表明与会国家愿意支持协议的内容。

　　自会议结束，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一直力促各国签署该协议。因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协议取得越正式的地位，越有利于其摆脱《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al，以下简称KP）路线下对具体减排目标的明确规定，模糊的承诺、非量化的规定让发达国家责任减轻很多。更实惠的是，这是一个对未受KP约束的发展中排放大国施压的绝好机会。美国最近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公约的文件中就明确建议将哥本哈根协议作为今后长期谈判的基础，同时不再遵循既有条约的规定。

　　但作为发展中排放大国，中国和印度决不同意用协议取代KP。

　　作为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KP除了对发达国家的具体减排量作了约束，还确立了CDM（清洁发展机制），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中国和印度作为最大受益国，迫切希望延续在2012年到期的CDM。单就印度来说，如果预期达成，将会带来60亿美元的收益。但协议对KP的挑战，在短短两个月内已经导致了CDM明显受挫，中国部分风电、水电项目暂停，严重威胁到两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KP确定下来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协议中被有意模糊。这一原则包含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在1990年基础上整体减排5％的目标；也包含发展中国家自愿、自主减排的原则。受到各方指责的发展中排放大国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不一样，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历史责任也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还是发展，自愿自主的减排如果强行接受监督，那将上升到主权问题层面。在哥本哈根，发达国家竭力通过协议将双轨制（即既坚持KP路线下对发达国家的约束，又坚持对全体国家长期行动的谈判）合为单轨，把发展中排放大国的减排任务和发达国家提到同一层面，违背了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以双轨制为底线的原则。

　　时隔两月，印度和中国在同一天宣布可被列入协定名单，看似巧合，实际是在深入交换意见后，向国际社会表达作为发展中碳排放大国的共同立场：KP地位不可改变，双轨制必须继续坚持。作为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不能代表任何谈判成果，也不能作为今后谈判的优先参照。

　　 2010年3月2日，法国当局悄然逮捕了前卢旺达总统、1994年4月6日死于神秘坠机事件的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遗孀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Agathe Habyarimana），认定其涉嫌与当年臭名昭著的卢旺达大屠杀有关。

　　卢旺达的胡图、图西两族长期以来积怨深厚，仇杀不断，1992年，在邻国布隆迪的调停下，代表胡图族政府的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代表图西族反对派“卢旺达爱国阵线”（FPR）的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签署了阿鲁沙协议，准备实行停火、和解。这遭致两族、尤其胡图族极端派的强烈不满，后者利用地下电台不断煽动暴力，试图破坏和解。1994年4月6日，哈比亚利马纳在出席国际会议后，与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yamira）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1点左右，飞机在基加利附近坠毁，两位总统双双遇难。坠机事件成为大屠杀的导火索，自4月至7月，短短 100 天内有多达 91 万人死亡，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9，其中绝大多数（91%）为图西族人。

　　大屠杀之后，胡图族政府成为千夫所指，卢旺达爱国阵线趁机发动攻势，并在当年7月掌权，如今的总统卡加梅，正是爱国阵线的首脑。 大屠杀的直接责任并无悬念，胡图族民兵，乃至当时的胡图族政府，都脱不了主要干系。但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和司法当局对此态度一直暧昧，甚至耐人寻味。

　　一方面，对于胡图族政府的责任，他们始终闪烁其词，尽管国际法院卢旺达法庭早已运转，尽管众多该法庭指控的胡图族涉案人都在法国卵翼下，但法国迄今也只向这个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accords d’Arusha）的国际法庭，分3次移交了3人；另一方面，对于前胡图族政府官员所组成的“绿松石组织”，以及那架被击落座机上法国机组人员家属针对卢旺达现政府的指控，法国法语却十分起劲，照单全收。

 　　道理是明摆着的。法国一向支持卢旺达胡图族政权，自1962年至1993年8月，法共向卢提供援助2.8313亿美元，赠款3655万美元，免除卢债务1417万美元。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曾9次访法，法总统德斯坦和密特朗都曾访卢，密特朗的儿子小密特朗(Jean-Cristophe Mitterrand)更在1986-1992年期间充当父亲特使，频繁介入卢旺达和大湖区事务，据作家琳达.梅尔文披露，截至1993年，这个贫困国家每年从法国获得约400万美元军火援助。

　　卢旺达冲突爆发后，法国更是出钱出力，甚至直接派出伞兵，击退了图西族武装；阿鲁沙协议签订后，法国伞兵还故意设置障碍，让本可根据协议开进图西族聚居区维持秩序的2000名卢旺达爱国阵线武装无法及时到位，这被认为是大屠杀得以蔓延的关键。

　　大屠杀开始后，以“维护当地稳定”和“人道主义帮助”为口实参与“绿松石计划”而抵达卢旺达的法国特种部队对胡图族军队的暴行视若无睹，甚至冷酷地将逃到自己驻地的图西族难民拒之门外，任凭他们被虐杀，图西族难民逃到法军驻守的检查站要求庇护却遭拒绝，并被胡图族人当着法军的面用砍刀杀害。当爱国阵线军队兵临城下、胡图族政权大势已去时，这支特种部队又将一大批胡图族政府高官塞进飞机，一股脑运回巴黎，理由是他们很可能死于部族冲突，必须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援助。

　　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就是被“空运”至巴黎的最重要胡图族人物。这位出身胡图族康兹嘎（Kanziga）部落望族的前第一夫人，可不是个礼仪性、象征性的人物：她是胡图族理事会“阿加祖”（AKAZU）（意即“小屋子”，相当于胡图族长老联席会）的核心成员，被称为“阿加祖夫人”，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卢旺达有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以动员民兵、煽动群众，甚至可以影响、干涉政府大政方针，胡图族民兵大开杀戒，她难辞其咎，而被认为双手沾满图西人鲜血的胡图族民兵领袖济济然伊加佐，正是她的亲哥哥，而被认为“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真正大当家”的巴格索拉上校（Théoneste Bagosora），则是她在“阿加祖”的搭档。

　　法国政府也知道阿加特“不干净”，并不敢公然收留，阿加特先后宣称在加蓬、扎伊尔、肯尼亚居住，但人们都知道，她的“家” 其实在巴黎。尽管她的难民申请被驳回，但她常常在法国流连，自1998年迄今更一直住在巴黎。

　　历届法国政府虽不敢把她当座上宾，但同样不愿让她做阶下囚，因为追究胡图族前政府，就势必将法国牵连进去——谁都知道没有法国的支持，胡图族政府根本不可能支持到大屠杀的那一天。

　　与此相反，对图西族现政府，法国人就没那么客气：2006年11月，法国法官布吕吉埃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几名坠毁飞机机组成员家属的一面之词，就向9名卢旺达高官发出逮捕令；次年初，法国法庭更在德国方面配合下，不顾国际惯例扣押了陪同卡加梅总统出访的卢旺达礼宾司司长罗斯.卡布耶夫人（Rose Kabuye），并将之从德国引渡到法国。

　　这种纯“殖民地式”的举措引来卢旺达政府强烈反弹：2006年11月24日，卢旺达宣布与法国断交，限令法国大使24小时内离境，并成立特别委员会，追究法国高官在大屠杀中责任，2008年8月5日，33名法国政要（包括已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前总理巴拉迪尔和德维尔潘、前外长朱佩）被卢旺达法庭起诉。

　　卢旺达虽小，却控扼非洲英语区和法语区间的要冲，更直接影响盛产各种战略资源的刚果（金）等国局势，正所谓“韩地虽轻，得韩者重”，卢法翻脸后，美、英等国趁虚而入，不断拉拢卡加梅政府向“英语系”靠拢，而卡加梅投桃报李，在去年11月加入英联邦，成为继莫桑比克后，第二个与英国从无任何殖民瓜葛的英联邦成员国。

　　法国是战后公认的非洲老大、非洲宪兵，虽然卢旺达此前并非法国殖民地（是比利时领地），但作为法语国家联盟的一员，法国历来将该国划入自家势力圈。近年来法国国力不振，无力向非洲继续大撒金钱、广布兵力，希望改用“非洲搭台，法国唱戏”的间接手段，比较经济地保持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中部非洲的“大湖区稳定计划”就是重要一环。根据该计划，大湖区各国——刚果（金）、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应在法国的协调、帮助下捐弃前嫌，实现区域资源、财富的分享。作为“大湖区心脏”的卢旺达是否合作，成为计划成败的关键。

　　正因如此，一向对卡加梅政府态度冷峻的法国，如今却换了副热情嘴脸：通过公开（但含糊）地承认法国在大屠杀中罪责，法卢恢复了邦交；通过2月25日、萨科奇刚刚完成的对卢旺达访问，两国好歹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的被捕，正是这种对卢旺达“绥靖”政策的新高潮，正因如此，“绿松石组织”和一些右翼团体指责此举是“政治逮捕”，是“向卢旺达道歉”。

　　“政治逮捕”诚然如是，但将之理解为法国人的道歉，恐怕是一厢情愿了。

　　在法国各地的博物馆里，在各种历史、文学教科书、参考书上，殖民时代的人物、事迹仍被正面传诵；在法国军队的序列中，殖民色彩浓厚的法兰西外籍军团仍然是主力之一，其先辈在贝宁、阿尔及利亚等地的“丰功伟绩”，也依然是“传统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卢旺达并非法国传统殖民地，当初支持、庇护胡图族人，是为了法国的非洲“一盘棋”，棋局时时新，如今棋局变了，阿加特从“车马炮”变成弃子，也就不足为奇。

　　这种纯功利性的弃子，在战后法国的非洲战略演绎中并不罕见，中非皇帝博卡萨，乍得总统哈布雷，都是这种“始乱终弃”的牺牲品。

   当然，时过境迁，如今已不是“法国宪兵”一言九鼎的时代，卢旺达要发展经济，要充实国力，并不一定在法国一棵树上吊死，美、英、中、印，都对这个正日趋稳定繁荣、GDP年增幅长期稳定在6%以上的战略要冲兴趣盎然。

　　法国人如果真的有心反省历史责任，真心将此次行动当作 “学会向非洲道歉”的一环，则不论能否达成初衷，从长远意义而言，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倘仍师故智，刻舟求剑地重演当初对待博卡萨的一出戏，结局怕多半是舍了孩子，却套不到想套的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