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日本出版界热得有些反常。“长跑者”小说家村上春树，在沉默7年之后，携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1Q84》卷土重来，刷新了东洋社会战后出版史纪录：5月29日开始发行，第12天就突破百万。截至6月15日，第一卷售出62万部，第二卷售出54万部。而前两卷合起来，才刚刚描绘到“1Q84”年的上半年。目前，日本所有实体和网上书店均已断货，出版社正紧急增印。据出版商新潮社透露，购读者中，30岁以下的年轻读者过半。受其影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社会幻想小说《一九八四》也开始走俏。

　　“1Q84”，顾名思义，既是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致敬（日文中，Q与9同音），也有鲁迅《阿Q正传》的投影（村上视鲁迅为东亚现代的起点，不仅写过《阿Q正传》的评论，在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中，干脆塑造了一个名叫“Q先生”的日本精英中产形象）。而创作的出发点，村上坦言，是11年前发生的由奥姆真理教一手制造，造成12人死亡、5510人受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恐怖案。作者十年如一日旁听了关于奥姆真理教案的几乎所有审判，“不懈地想象那些成为死刑囚的原教徒们的心境”。

　　奥姆真理教沙林恐怖案，这个深刻改写了当代日本社会世道人心的事件，也改变了作为小说家的村上的创作道路。在那以前，村上身上的标签是“小资教父”：这个酷爱马拉松、爵士乐和鸡尾酒的“反安保世代”作家，以其作品中四处弥漫的寂寥而冲淡的调子，深刻描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市中产阶级子女的彷徨、无奈与内心的挣扎，那种无处不在、刻骨铭心的沦丧感，让何止一代青年自觉、自愿地迷失于“挪威的森林”。其影响所及，早已越出国界，以GDP增长为序，持续哺育着全球化时代跻身中等发达水准的国度和地区的小布尔乔亚分子们：新加坡、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东欧……受事件的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刺激，村上于事发当年便推出探讨事件发生机制及其社会背景的长篇纪实作品《地下》及其续篇（分别由讲谈社和文艺春秋社出版）和长篇随笔《时代精神的纪录——关于林郁夫<我和奥姆真理教>》（载《书话》杂志）；继而，又于2000年出版以阪神淡路大地震为背景的小说集《神的孩子都跳舞》（新潮社版），完成了从“小资教父”向关注社会现实的“硬派”作家的华丽转身。

　　十年弹指，一路下来，村上终于今年3月走向耶路撒冷，一边从权力者手中接过奖杯，一边直视权力者的眼睛，发表了关于“墙与蛋”的著名演说：“……我们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失去控制。是我们造就了体制而不是相反。”如此决绝的姿态，令那些不分国籍、喝村上乳汁长大成人、被称为“村上的孩子”的小资粉丝们，同样有理由确信：村上老爹的“转型”，将继续引领昔日的小资读者而不是相反。

　　就《1Q84》而言，村上的视角是伦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事件的关涉与介入，意味着从犯罪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双维视界出发，叩问现代的状况成为可能；同时，反观“我们自己的世代，1960年代后半叶以降，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也不无留下那个时代精神史的意图”。

　　整部小说由二十四章构成，奇数章描绘指尖拥有某种特异功能的女青年“青豆”的故事，偶数章则讲述立志当小说家的文青、预备校（日本考大学前的补习学校）数学教师天吾的故事。青豆沿着首都高速公路紧急非常出口的楼梯走下来，进入到一个与她彼时生活的1984年的现实雷同却不尽相同、有着微妙差异的1Q84的世界；同时，天吾在改写迷一般的少女作者（Fukaeri）的小说《空气蛹》的过程中，被卷进各种奇妙事态，乃至此前始终知足常乐的平常心发生严重的倾斜。

　　不仅男女主人公都经历过不幸的童年，小说中的登场人物也大多沦为暴力的牺牲，身心俱裂，创剧痛深。DV、虐童、宗教狂热，暴力以种种名义，贯穿物理空间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空白地带，有如空气之“蛹”，无孔不入，畅行无阻。这便是主人公存在于斯、挣扎不已的当下——被称为1Q84的残酷青春。

　　与《一九八四》中无形、但却无处不在的外在支配者“老大哥”（Big Brother）不同的是，君临于1Q84王国的“小人儿”（Little People）可拟人、拟物化存在，“无论是山羊、鲸鱼，还是一粒豌豆，只要构成通道”，它便会现身。而其一旦附体于某种形态，便会带上利己的密码，进而无穷复制，最终支配我们和世界。说白了，1Q84时代的“小人儿”是某种遗传基因。

　　对此，青豆发出的绝望质问注定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性质：“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遗传基因的运载体的话，我们之中众多的分子为什么还要以复杂、奇妙的形态，漫步人生之长途呢？！”

   就像买到MJ演唱会门票的歌迷突然发现偶像猝死，摄影爱好者们正准备参加《美国国家地理》举办的《柯达克罗姆（Kodachrome）文化：美国游客在欧洲》展览时，却在开幕前三天赫然听闻这一彩色反转片停产的消息。

   6月22日，柯达公司宣布，因数码相机的影响，将于今年停止生产柯达克罗姆64度的135胶片。此决定使柯达克罗姆胶片终成绝唱——2002年以来，其25度、200度、超8毫米等种类的胶片已先后停产。

   尽管胶片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早已注定，但柯达克罗姆的消失仍让摄影爱好者们无比伤感。它诞生于1935年，是史上第一款获得商业成功的彩色反转片，也奠定了后来所有彩色胶片的基础技术。其以色彩鲜艳、颗粒细腻、稳定时间长等优点，获得诸多摄影师的钟爱，亦成为无数西方人记录家庭生活的首选。

   看看电影《廊桥遗梦》的男主人公，包里永远装着几个红黄相间包装的柯达克罗姆；听听摇滚歌手保罗·西蒙（Paul Simon）1970年代的歌曲：“它带给我们鲜艳的色彩，带给我们绿色的夏天，那感觉，全世界都是晴天……妈妈，别拿走我的柯达克罗姆”；还有美国犹他州一个公园，名字就叫做“柯达克罗姆盆地景观公园”，因那儿有色彩鲜艳的岩石地貌和深邃的蓝天。
 

   毫不夸张地说，柯达克罗姆代表的不仅仅是胶片，它同时还是一项工艺、一种品质、一类文化，一个时代。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其诞生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柯达克罗姆与记忆同义。

   人们往往会提起《美国国家地理》与它的渊源——柯达克罗姆是其摄影师们公开的秘密，杂志上令人炫目的色彩大多来源于它的精准表现。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是摄影师斯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的《阿富汗少女》，占据画面大部分面积的红色头巾给人强烈冲击。如同绿色之于富士，红色是柯达克罗姆最得意的表现色彩，其他胶片无人可及。

   然而专业摄影师之外，不可忽视的是柯达克罗姆在普通家庭中的影响。它是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家庭的普遍选择，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几乎都拥有被柯达克罗姆记录的彩色童年。

   Your browser may not support display of this image. 柯达克罗姆记录的童年通常是这样的：在正午艳阳下站在院子里，按照兄弟姐妹个头高低顺序排好等待拍照——因为早期柯达克罗姆感光度低，正午户外是最佳选择；在朋友家用幻灯机观看他们外出旅行的照片，厚厚的布帘、关闭的电灯和每张照片之间的空白让人不断打瞌睡；圣诞节好不容易挨到了午夜，正要拆开白胡子公公送来的礼物，忽然被强烈的闪光灯闪到暂时失明，这时父母却饶有兴趣地记录起孩子们因此大哭的模样……

   而当肯尼迪遇刺的瞬间被一个服装店老板用柯达克罗姆电影胶片拍下后，人们蓦然发现原来同一种颜色既可以定义明媚的童年、人生的里程碑，又会完好地表现出一个人在爱妻面前丧命的全过程。世界上一切美好和残酷的事物，都能在同一生动的色泽里呈现，于是自遇刺视频公布的那一年，柯达克罗姆超8毫米胶片开始大卖。

   人们的记忆与照片、电影、视频的关联比想象中更加紧密相连，没有这些记录，任何当时以为刻骨铭心的经历都将在时间消逝中变得模糊。而但凡被记录下的画面，无论是否准确，终究会取代实际情况永存——这大概也是柯达克罗姆得宠的原因之一，人们总希望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即便它比现实夸张了一点。

   柯达克罗姆使白种人的肤色呈现出自然的粉红，又让大自然变得艳丽丰富，这一切都来源于其独特的工艺。不同于其他彩色反转片自带染色剂，柯达克罗姆的色彩是在显影过程中分三层分别加入的，因此具有很高的色纯度和饱和度以及优良的分辩力。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款其他工艺的彩色反转片能与之匹敌。

   它的发明过程也堪称传奇。发明者并非化学家，而是两个同名的音乐家好友，Leopold Godowsky Jr.和Leopold Mannes。两人一个拿过古根海姆奖金，一个为洛杉矶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却出于对摄影的共同爱好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彩色反转片的颜色表现。后来他们与柯达公司合作推出了柯达克罗姆胶片，这一成果也因二人的姓氏前缀而被戏称为“上帝与人类的杰作”（Made by God and Man）。

   然而他们研发出的冲洗工艺要求精准，需要三部机器分别处理三个色层，经过28道程序，耗时三个半小时才能完成，其中温度、时间以及药水控制也相当严格。加之冲洗过程污染严重，个人或民间洗印室完全无法实现。

   在美国以外的各地区，购买柯达克罗姆的价钱便包含了冲洗费和邮资，摄影者要将包装盒内的表格填好，与胶卷一起寄回。一段时间后，他们会收到由柯达美国总公司或在各州分公司洗好的胶卷。美国除外，1954年美国政府与柯达公司的一场官司中，柯达公司因涉嫌违反反竞争法败北，被迫公布其冲洗工艺，有一家民间冲洗社承担了这一任务。这家名为德维恩（Dwayne’s）的堪萨斯小店如今还在营业，并称会在2010年停止这项业务。

   昂贵的冲洗费用与等待的时间逐渐让用户们转而选择其他彩色反转片，连以此成名的斯蒂夫·麦凯瑞也转用数码相机和其他胶卷了，销量的持续下降使得柯达克罗姆不得不黯然退场。

   如今除非有人出钱买下其整个生产线和洗印厂，不然柯达克罗姆难有再现的可能。在没有RAW、没有PS、没有自动对焦和自动曝光的时代，这个依然鲜艳惊人的传奇就此逝去。

   时代之终结是不绝于耳的议题。MJ死后，美国流行文化再难独步全球时代；柯达克罗姆的停产，则蜡封了胶片摄影以烂漫色彩和细腻度取胜的时代。这张终结时代的名单越来越长，以至于我们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便发现曾经的美好又接二连三成为往事了——活在这个多元的时代里，免不了为种种终结而感伤，所幸与之同时，亦可旁观甚至融入新时期开始的辉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为外语专业的高中生、大学生，我大约是为数不多、可以直接听到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原声歌曲，甚至（当然只是偶尔）看到其MTV的中国人，在那个连校园歌曲都只能听到辗转几手翻版的年代，普通中国人很难听到美国歌手原汁原味的演唱。

　　然而，听不到却不等于没有影响。在那个年代，都市里最时尚的一群人已开始表演“太空步”，穿带亮片的闪光演出服；炫彩电吉他和魔幻舞台效果，也成为草根演出者津津乐道、互相较劲的时髦玩意儿；刚刚热闹起来的音像市场上，一些大胆的男女开始翻唱英语流行歌曲；不经意间，一支支摇滚乐队、重金属乐队在不起眼的民居里诞生并传播刺耳的声音，尽管按照现在的标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跟摇滚根本沾不上边。

　　显然，这些舶来的时尚，充其量只是转手而又转手、山寨而又山寨的时尚，但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时尚刚成为正面语汇、可以理直气壮去追求的年代，它们的吸引力，是年轻人所难以抵挡的。

　　就是在这一大堆翻版甚至盗版的、失真甚至走样的“组装时尚”中，迈克尔·杰克逊的名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为人所熟知。尽管在那个年代，他的音乐风格并不被绝大多数哪怕最时尚的中国青年理解，因为根本弄不清到底有哪些流行音乐风格；尽管没有几个人真的看过杰克逊演出，听过他的歌曲录音，但人们很快知道，那几部让高中生不惜翘课连看十多场的进口“霹雳舞”影片，里面的“大舞星”其实是杰克逊的模仿者；费翔们令人眼睛发亮的服装、造型不过是杰克逊的临摹物；那被翻唱到“听不出英语味儿”的《四海一家》或《颤栗》，正是杰克逊的拿手代表作……迈克尔·杰克逊已成为一种符号和象征，他是时尚，是憧憬，是开放后人们大开眼界后所能企及的“新天地”的象征。

　　到了1990年代，时尚渐渐成熟，门户更加开放，人们开始慢慢懂得区分都市民谣与乡村音乐，开始熟悉摇滚乐的不同流派，开始听到、看到多一些原汁原味的外来流行乐，正如此时听到、看到和感受到更多其他舶来的有形、无形东西一样。他们也开始知道了迈克尔·杰克逊更多的信息，好的，不好的，他们知道这个美国人不但是音乐奇才、天才甚至全才──“当代最伟大艺人”、“流行乐之王”、第一位在美国本土以外单张唱片销量过亿的流行歌手、唱片销售世界纪录保持者、同一歌曲连拿两年年度第一的唯一一人……也知道他有争议的台风，围绕孩童的奇怪官司，和那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皮肤漂白谬传。然而，他的名声并未因神秘感的渐失而稍有下降，反倒更加响亮了──当年，中国成长中的时尚，是需要一点个性，甚至一点叛逆的。个性而有品，叛逆而有型，争议多多，却依旧万众仰望，这样的杰克逊，在那个躁动的中国转型年代，想不流行都难。

　　如今的中国大都市，至少在音乐、生活方式和时尚方面，和欧美已近乎无缝，杰克逊预定在7月的演出信息、他的生病消息、彩排消息、心脏病突发乃至突然辞世，大陆的歌迷几乎和洛杉矶的人们同时知晓。如今人们可以轻易搜集到这位歌王所有公开发行的金曲，从最早的“迈克尔5人组”，到去年2月“颤栗25周年”的演唱实况。

　　正是从当初辗转的、朦胧的仰慕流传开始，中国的音乐迷和年轻人跌跌撞撞地寻到了向往的方向；正是随着对这位争议歌王了解的逐步深入，中国的音乐迷和年轻人才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风格，什么是个性，什么是对自我的释放。

　　如果杰克逊天堂里仍能眺望东方，也许会感到欣慰：尽管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许还不如15年前，但在此时此刻唱响《颤栗》或《白与黑》的，都是真正懂得、真正喜欢自己音乐的知音。在1980年代的中国，迈克尔·杰克逊这一符号，已做到他所能做的一切，剩下的只静俟光阴的洗磨。

　　 6月28日周日上午，还在床上的洪都拉斯现任自由党总统赛拉亚被荷枪实弹的政变军人拖了起来， 夺走手机，直接押送到机场，驱逐到临近国家哥斯达黎加。这一切，只距离原订同天举行的、旨在授权修宪支持总统连任一届的公民投票一个小时。这是一场军方表现极为低调、国内支持极大、国际反应却很负面的“手术刀式的军事政变”。

　　和其他中美洲国家一样，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独立的洪都拉斯共和国，也经历了让人民深受其苦的军政府统治时代。经过不懈奋斗，该国人民终于迎来新民主时代，国内各政治派别起草了至今有效的1982年宪法。为了历史悲剧重演，宪法第二条特别声明，任何剥夺人民主权的做法都是叛国行为，这被视作“反政变特别条款”。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军方在驱逐总统后，立刻退到幕后，全部让议会、最高法院来应付危机的原因。

　　但也正如一系列后发民主国家一样，洪都拉斯宪法的理想性超越现实性。例如，为了遏制拉丁美洲传统容易出现的威权统治，宪法规定总统只能是四年一届，不能连任。在限制总统任期的同时，却对其实际权限没有做有效的限制，虽然理论上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但在现实操作上，却没有足够有效的宪政工具去否决总统的滥权，在20多年的实践中，洪都拉斯更像一个威权社会。

　　富有左翼色彩的自由党人赛拉亚在2005年以争议的微弱多数击败右翼国民党人，获得政权。他很快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结成盟友，在国内实施向穷人倾斜的福利社会主义政策，不但惹恼了国民党人、中产阶级，甚至也遭到了自由党内部的激烈反对。靠着强大的总统权力，他无视国会、法院对他的否定，但他任期即将在明年1月结束，赛拉亚改造社会的决心遇到了最大的宪法障碍。他决定发起公民投票、诉诸直接民主来修改宪法，让他再做4年总统，完成他的“改革宏愿”。国会否决他的决定，最高法院判决公投违法，军队也不配合举办公投，他就发动群众去抢选票，并直接解除了最高指挥Vasquez将军的职务，最高法院立刻恢复将军职务。在周日之前，洪都拉斯已经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宪政危机，立法和司法机关已经完全无法行使职权。

　　洪都拉斯1982年宪法条文及其修正案并没有指明当三权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司法对抗的时候，该如何解决矛盾。洪都拉斯人的答案是以有限度的政变对付独裁者。这次政变的经过是：以最高法院发出命令以毁宪为罪名废黜总统，由军队直接执行，驱逐其出境，然后国会按照宪法选出国会议长继任总统，恢复宪政民主。对反对赛拉亚的人士来说，这只是在民主上用手术刀开一个小口子，取出麻烦制造者而已。

　　但国际社会显然不这么看，而且盟国美国更不这么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完全反对这场政变，各国认为，无论以什么理由，政变是对民主问题最坏的解决方法。更尴尬的是美国，因为洪都拉斯军队一直被美军培训，奥巴马政府在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劝洪军方，千万别走上政变这条道路，可惜还是发生了。

　　2002年当委内瑞拉右派政变推翻民选总统查韦斯的时候，布什政府支持了政变，结果政变失败，美国至今背着阴谋推翻民主政权的骂名。查韦斯依然是在指责是美国支持了政变，不过今非昔比，奥巴马政府明确他的外交理念为不干涉政策，这次断然要求洪都拉斯军队停止政变，各派势力回到对话的道路上去。

　　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正在商议如何对应洪都拉斯问题，既然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支持政变，这个小政变插曲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不过可能作为幕后交换条件之一，赛拉亚很可能也会软化，放弃公投意愿，正常在明年1月离位。当然，也不排除洪都拉斯人豁出去抵住国际压力，把政变这个“恶花之善果”坚持下去。

　　6月24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国际机场，刚从阿根廷飞回国内的南卡罗莱纳州州长桑福德与记者吉娜•史密斯巧遇。史密斯供职于南卡州最大早报《国家报》，当然轻而易举地认出了这位过去7年里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的中年男子。次日，这位共和党州长不得不公开承认，过去的一周里，他并没有如同向外界交代那样，去山上远足野营，而是南下阿根廷密会婚外情人。事实上就在9天前的16日，内华达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因赛恩刚刚承认了婚外情，不知道桑福德是否受到党内同志的影响，希望迫切了断。

　　马克•桑福德（Mark Sanford），现年49岁，弗吉尼亚大学MBA，早年经商，曾供职于高盛集团，经管经验可谓丰富。1994年，在“与美国缔约”的感召下，桑福德成功选入国会山，成为金里奇手下众多“94年生”的一员。在众议院期间，桑福德的言行充满了保守与改革碰撞而成的火花。他保守地坚持反对同性恋与堕胎行为，并支持因“拉链门丑闻”而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在财政方面他则是平衡预算的积极推动者，主张缩减财政支出，多次拒绝了有利于其选区特殊群体或产业利益的专项拨款，号称“人民立法者”。既然是人民，就不能总是高高在上，于是桑福德将任期限制为3届6年，2000年旋即离任。两年之后，桑福德再次进入政坛，代表共和党当选南卡州州长，并与2006年连任。面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桑福德是几位坚决加以抵制的共和党州长之一。完成的履历、分明的立场以及势均力敌的年龄，都使桑福德一度成为去年麦凯恩总统竞选的副手热门；而随着共和党老将的落败，桑福德也开始被寄予2012年迎战奥巴马的厚望。

　　这个6月，对于刚刚在新泽西和弗吉尼亚两州州长选举中略显优势的共和党而言，绝对是又一次重创。前后不足十天，2012年可做备选的名单竟有两位希望之星基本出局。可以预见，两位保守基本盘的政治人物，均爆出婚外情丑闻，或将松动共和党传统保守势力的基本盘。随着保守势力的不断外流，在未来的选举政治中，出现保守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分流共和党人选票的可能将增大。如果真的这样，某种意义上，共和党就真的有沦为地方性政党的危险了！同时，明日之星频爆丑闻，也为2012年总统选举中的“咸鱼翻身”笼上更为渺茫的迷雾。

　　被发现后，桑福德对丑闻的反应还算主动，并辞去了共和党全国州长委员会主席一职。接替其主席位置的是密西西比州州长哈利•巴博（Harley Barbour），此公也是2012年的热门人选，但被问及是否有愿望一搏时，巴博却连忙摇头。客观讲，依照奥巴马的目前高支持度，恐怕即便没有丑闻困扰，共和党也很难阻止第44任总统的连任诉求。但到了2016年，一切则肯定是有新角色的另一个故事了。要知道，当已陷入反恐泥潭的小布什在2004年连任时，奥巴马才只是一个州议员。

   有趣的是，在奥巴马的从政经历中，共和党对手的花边丑闻确实起到过最关键的作用。2004年，背负着竞选国会众议员惨败历史的奥巴马，再次披挂上阵，竞选国会参议员。与这位伊利诺伊州州议员对垒的共和党富商杰克•瑞恩（Jack Ryan），也曾在高盛集团公职，后在芝加哥某高中做教师，并经营着芝加哥当地数家报纸。当年5月的一次地方性民调可以说明当时奥巴马的劣势：瑞恩比奥巴马为52%比30%。但就在当年6月，法院公开了1999年瑞恩与电影明星前妻杰莉（Jeri）离婚官司的记录。内容显示，杰克•瑞恩曾多次带妻子参加成人俱乐部活动，令杰莉忍无可忍。此闻一出，瑞恩马上宣布退选，措手不及的共和党人只能调来马里兰州的非洲裔共和党人凯耶斯（Alan Keyes）对阵奥巴马，其结果是奥氏70%对27%的大幅度优势踏上了华府之路。

　　针对州长桑福德的婚外情，《时代》周刊网站进行了一项题为“哪个州长的丑闻最惊人”的民调。其结果是，卖官鬻爵的伊利诺伊州前州长布拉格杰维奇（Rod Blagojevich）最令人吃惊。其次则是召妓的纽约州前州长斯皮策（Eliot Spitzer）。桑福德的婚外情位列第三，而因同性恋而辞职的新泽西州前州长麦克格瑞维（Jim McGreevey）则得到了最多人的容忍。公众的如此判断，也折射出美国社会的成熟度，以及其对于人性的本初关怀。当然，身为州长这样高级别的选任政治官，仅仅得到公众的容忍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公众人物，不能体现或符合主流价值观，甚至有悖于一般平均水准，去职则理所应当。

    2003年，亚利桑那州Safford一所中学因怀疑一名13岁的女学生藏有布洛芬药片，对之脱光衣服进行搜查，最终却未搜出任何药物。该女生的母亲愤而兴讼，官司一路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显然，如果此案是发生在警察与成年嫌犯之间，自然不会发生争议，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早已被一再扩大，并成为正当程序的法律渊源之一，是约束公权力机关搜查、逮捕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并日益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但由于本案原告所具有的未成年人身份，此前的法院判例又一向重视维护学校较为宽泛的管理权限，致使本案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特殊性。

   无可讳言，在管理未成年学生问题上，必须赋予学校较大范围的规制、处罚权力，1985年联邦最高法院已有判例认定学校仅凭合理怀疑即可搜查学生的钱包。但学校所享有的权力当然也不可能宽泛无界，也应有其法律界限。因此，本案所凸显的焦点问题，是校方行政管理人员在发现这名女生具有非法行为嫌疑时，有无超越合理的权力界限，对该女生的搜查行为是否属于合理搜查。由此引发的更深层讨论为，与在公共场合处理类似情形的成年人的警察相比，是否可以赋予校方行政管理人员更广泛的权力。

   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赋予民众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因此，校方的抗辩理由即着眼于搜查措施的合理性问题，坚持认为光身搜查是保护学生安全、维护校园秩序、对抗药物滥用的必要措施。

   6月25日，罗伯茨法院就本案作出的判决，以8比1的罕见票数，认定学校的光身搜查行为违宪。苏特大法官所撰写的判决理由认为，没有迹象表明以下两点事实：所怀疑的药物将带来危险、以及该女生的内衣中藏匿该药物，因此，这一搜查行为已经侵犯了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不受无理搜查权。这是联邦最高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认定学校对学生的搜查行为违宪。

   此前数年中，在涉及学校与学生管理界限问题的案件上，美国司法界总是呈现出两极分裂的状态。阿拉斯加州高中生打出涉毒品横幅遭校方阻止引发的诉讼案件中，中间派大法官肯尼迪加入保守派阵营，导致最高法院作出了肯定校方阻止行为的判决；而佛蒙特州中学生侮辱布什的T恤衫案，却由新近被提名的大法官候选人索托马约尔，在上诉法院与另两位法官一起作出了上诉判决，确认该学生的政治言论自由。但一系列的案件表明，法院通过对学校管理界限的逐步明确，谨慎地、却也是不断地扩大未成年学生权利的保护范围。

     本文的作者是研究员岳德明

　　缅甸1948年独立后，官方承认全缅甸共有135个民族，分为8个族群。现在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5%。少数民族多居住在江河流经的沿边地区。1947年缅甸各方制定的《缅甸联邦宪法》，确定独立后缅甸国家结构的基本框架，将缅甸确立为联邦制国家，各少数民族在各自的居住地享有自治权，掸邦、克耶邦等少数民族邦在缅甸独立10年后有决定是否退出联邦的权利。1958年，一些少数民族邦因退出联邦权遭中央政府搁置而以武力相争。

　　1962年，军队以军事政变建立军人政权，将1947年宪法废除，联邦制及少数民族邦的自主权利丧失，军队对全国进行直接统治。少数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自治权，纷纷建立武装，与军政府抗争，缅甸的内战持续不断。上世纪80年代末期，军政府开始与少数民族武装谈判停火，1989－1996年间共与17支少数民族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停火后的少数民族武装可以拥有能够自主活动的区域，但军政府实际上一直对他们实行弱化和消解策略。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广阔边区，军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逐渐扩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水能资源多的地区建造大坝和水电工程，成为军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扩张势力的一种方式。目前，缅甸拟建、在建和运营的大型水坝有2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位于掸邦、克钦邦、克伦邦等少数民族地区。

　　军政府以保障大坝的建造和运营为名，以暴力将移民区的少数民族驱离，一般没有任何补偿，并强制坝区及周边的居民为军队提供劳动，不付任何报酬或只付很少的报酬。军队则在坝区长期驻扎，并不断增加驻军地点，扩大和强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大坝完工开始运营，军队又在大坝周围和输电塔附近埋设地雷，常伤及无辜，受伤害者不仅得不到赔偿，还要向军队交纳所爆炸地雷的费用。因此，大坝不仅造成生物多样性消失、林木滥伐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对原住民的生活构成严重危害。

　　少数民族对军政府的一些抗争，很早时也与大坝有关。1962年，与缅甸第一座大型水电站——鲁比达（Lawpita）水电站相配套的莫拜（Mobye）大坝开始建造，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会导致家园被淹没的莫拜大坝的修建，克央族人于1964年成立克央新土地党（KNLP），展开武力抗争。1994年，克央新土地党与军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停火后可以管理掸邦西南邦朗河谷及周围地区。但随着邦朗下游电站（2005年完工）和邦朗上游电站的相继建造，缅甸军队以保卫电站之名进驻河谷地区并强令克央新土地党撤出。克央新土地党不得不将自己的活动区域后撤至邦朗河谷西南。

　　而在鲁比达水电站周围，军队从1960年仅有流动巡逻哨已增加到现在拥有超过24个常驻军营。

　　2007年3月，东南亚最高的大坝——塔桑（Tasang）大坝在萨尔温江的掸邦南部江段上动工修建。此前，与勘察和道路工程等建坝先期工作同时发生的是，部署在大坝周围城镇区域的军队由1996年的10个联合作战部队，增至2006年的30个联合作战部队。

　　军政府的建坝行为遭到多个少数民族组织的反对，受冲击的少数民族一般通过环保非政府组织向军政府、投资建造运营等相关各方以及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呼声。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平台有“缅甸河流网”（www.burmariversnetwork.org ）、“萨尔温江观察”（www.salweenwatch.org ）等。

　　实际上，修建输气管道工程也成为军政府用来压缩少数民族生存空间的一个手段。而除了由建坝、建造管道等大型工程引起的强迫迁移、强迫劳动之外，在镇压少数民族武装的同时，缅甸军队还对少数民族直接抢掠、对少数民族居住地进行毁坏、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大规模强暴。

　　军政府的行为，迫使大量少数民族原住民逃往边境或邻国谋生。据报道，约有14万缅甸难民生活在泰缅边境的难民营地和难民区，在泰国打黑工的缅甸人则有成十上百万之多。

　　刚刚发生针对印古什共和国总统尤努斯-别克·叶夫库罗夫（Yunus-bek Yevkurov）的恐怖袭击以及此前在北高加索地区连续发生的四起针对现任或前任政府高级官员的谋杀事件不仅显示该地区并未因为官方宣布的车臣反恐行动结束而万事大吉，对于大国如何治理此类边疆少数民族区域也有普遍意义。

　　类似地区的治理一般需要协调几个群体的关系：当地一般公众、传统以宗族为纽带的精英势力，极端的武装分离主义势力、联邦机构。从联邦中央对于地方领导人的选择和地方治理模式上看，大致有三种可能。一，中央选择一个和地方精英有密切联系、有能力控制和调动地方精英的魅力型领导人，给他高度的自治权。这样选择最大的危险是一旦民族地区成为国中之国，区域内部虽然稳定，但是离心力可能会更强。印古什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鲁斯兰·奥谢夫( Ruslan Aushev) 就是这样类型的领导人。

　　第二种则是选择一个与地方精英勾连不深的领导人，最好是出自联邦强力部门，能够有效地与联邦中央合作，从上往下建立秩序。如此地方领导人的潜在危险是，此人可能对于地区事务毫无实质控制能力，一切依靠联邦中央。这正是叶夫库罗夫前任、穆拉特·查基科夫（Murat Zyazikov）的形象：他对莫斯科有完全的忠诚，在选举上能为联邦中央的候选人保证极高的得票率，但是在日常的经济政治事务上几乎完全失控，对于分离势力的打击也完全依赖联邦力量。尤其是在缺乏和地方普通公众沟通的前提下，联邦武装力量的反恐行动常常演变成对地方居民的另一种恐怖威胁——至多是两害中稍轻的一端。也正因此，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10月坚决撤换查基科夫，由叶夫库罗夫代替。

　　叶夫库罗夫代表了第三种地方领导人：跟地方传统精英势力没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在一般公众当中享有一定的公信力。作为俄罗斯军队中曾经在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都有过作战经验的老兵，这位印古什人比两位前任都更加重视和地方社区的联系，他更少见地邀请来自莫斯科的著名人权人士共商反恐事宜；在动用强力手段上也强调法律约束，甚至向总统反映过联邦军队在印古什的反恐行动过头。叶夫库罗夫在上任之后也马上开始分解地方传统宗派势力，从查税、反贪入手改善本地的治理。 在遭袭两天前他接受俄罗斯政府官方报纸的采访时，把公众对国家政权的不信任和严重的腐败列为本地区最严重的问题，分离主义倒是相对次要。

　　梅德韦杰夫已经是在北高加索地区第二次任命这样的领导人：在叶夫库罗夫之前，和他风格类似的鲍里斯埃·博泽耶夫（Boris Ebzeyev）刚被任命为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的总统。

　　目前恐怖袭击制造者的身份和动机还没有确定。不论是谁想终结叶夫库罗夫，一个可能的恶性结果是，梅德韦杰夫在北高加索刚刚开始实行的新干部政策以及相应逐渐浮现的治理模式可能会转向，甚至刺激俄罗斯联邦自梅德韦杰夫上台之后相对缓和的地区政策发生逆转。有迹象显示备受争议的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接管印古什， 这样车臣的强人铁腕治理模式可能会“出口”到北高加索其他地区。此后要么是分离主义势力上升、与联邦力量暴力冲突升级；要么是地方强人依靠宗派势力控制局势，但是普通公众基本政治社会权利受到严重打压。

　　6月26日，在台联智囊组织群策会的捐款餐会上，86岁高龄的李登辉就两岸关系发表了新看法，认为“中台关系”是“你是你，我是我，但你我是朋友”，要“分清彼此”，还表示在WTO框架下，“三通、四通、五通都不要紧”，只要保持住台湾的主体地位，继而批评马英九政府是在把台湾的前途沦为大陆的棋子。

　　李登辉是少数蓝绿都能接受的政治人物，其实更准确的说，目前在政坛上活跃的各路政客，大约都可以尊他为长官或老师。正在处理蓝绿两党对大陆政策的主角——马英九、苏起、蔡英文，恰恰还都是昔日李登辉治下陆委会的官员。因此李登辉此番“你我朋友论”的讲话，立刻被媒体和政坛拿去做不同解读，蓝营强调“朋友”、认为李翁在敲绿营边鼓、催促他们重审其僵化的两岸政策；而绿营侧重“你我”、认为他说的是要突出台湾主体、分清彼此、避免被大陆吞并。而大陆涉台学者认为，所谓“朋友论”只是李登辉一贯的“两国论”的翻版。

　　熟悉西田几多郎场所哲学的李登辉，其实也明白时空环境已大不相同。政治向来是“带刀者说话”，1999年，当李登辉对德国记者发表“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时候，他的“两国论”立刻成为动词，让两岸关系进一步冷冻。今天，他已无权无势，此刻的“朋友论”只是一个形容词，除了增加与会者的捐款冲动之外，只能为蓝绿阵营各自拿去消费。

　　不过身处蓝绿之间的李登辉，还是颇能把握当下政治冲突之主题，虽然支持“三通、四通、五通”、和他之前的“戒急用忍”态度完全不同，但他还是强调必须处在WTO框架下的交流，而作为台联智囊团的群策会，已经明确把马英九政府力推的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宣传成英文缩写相同的“终极殖民架构协议”，和民进党一起推动反ECFA公投。而马政府这些天却在电视台大作广告，称ECFA是有利于“国家主权”。

　　双方攻防在于，马英九政府认为，和大陆签订ECFA，其实是换得大陆方面的一个善意默许，让台湾当局可以转而向东盟10+3签署相应的FTA（自由贸易协议）。虽然两岸同处于WTO框架下，但由于东盟国家和中日韩开始分别签署更加自由贸易和优惠的FTA，而作为非国家的台湾、澳门、香港，其实是被排斥在这些FTA之外，相对陡然增加了贸易成本。香港、澳门还有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等于借此间接获得了打通东盟经贸关系的通道。只剩台湾，被排斥在地区自由贸易框架之外。面对这样的尴尬，马政府必须问路于大陆，而妥协出来的“ECFA+和东盟关系谅解备忘”的配套协议，是马政府志在必得的政治成果。

　　而绿营人士，无论是台联还是民进党，都深刻认识到，ECFA若签署成功，其带来的经济效应，不但让台湾更加在经济上依赖大陆、也让国民党在经济民生议题上有完全的控制权，让绿营更加边缘化。无论于公于私，绿营当然都会反对，这就是李登辉“朋友论”这个“形容词”背后的集体焦虑。

　　当蔡英文宣布联署救扁的时候，对这个显然是没任何道理可言的无谓举动，人们已经不忍责备这位至今未婚的才女了。将心比心，换谁也无法拯救当前的民进党于扁案负担、中国政策定位、年底选举等迫在眉睫的危机中。

　　常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陈水扁这样一个被民意已经证实是死牌一张的下台政客、因为弊案已经成为贪腐的代名词，为何民进党至今无法摆脱他的阴影，整个党政策制定依然要被少数的扁派把持，而蔡英文至今还要救扁而不是救党？

　　原因很简单，她若不表态救扁，别说救党，连她自己都救不了。虽然因为陈水扁的贪腐以及他愚蠢的中国政策，导致曾经被台湾人民赋予历史厚望的民主进步党，在“总统”、“立法院”、地方选举等各个层面全线溃败。在党生死存亡之际，蔡英文不计个人得失，出任历史上最没希望的党主席，为得并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的野心，而仅仅是为了维持派系林立的党在溃败的时候不至于分裂和泡沫化。

　　“单一选区两票制”和“立法院席位减半”两项改革有不同的效果。后者对国民党有利，因为选区划分的原因，外岛选区和岛内大选区票不等值，更因为外岛泛蓝亲中传统，国民党不用选就有几票垫底。前者虽然在理论上有泡沫化小党、强化两党制度的特点，但其实他强化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在独/统、蓝/绿之间平衡拉锯，那么会产生两党的效果，但由于马英九的中国政策的确对台湾的经济产生了很正面的效果，因此温和西进已经成为岛内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在中国政策上尚无定论的民进党，在“单一选区”制度下，就无丝毫优势，反而有加速边缘的效果。

　　但民进党并无中央党产，是一个彻底的靠政治献金和捐助的政党。虽然真正的独派占台湾民众的15%以下，但如果算政治捐献，恰恰这些人才是民进党的真正金主——中间和温和选民，在当前的情势下，没有那么大的冲动去参与日常政治活动和捐助。况且，目前在当年陈水扁的布局下，今天民进党的议员和地方行政官员，大都集中在台湾南部，必须反应和倾听独派选民的声音。如果蔡英文此时不救扁、应付南部选民和扁派的要求，她还能动员、还有钱发动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吗？

　　蔡英文和民进党唯一的希望是在以后的地方选举中的非南部获得突破性胜利，重新燃起中间派选民和金主们的支持欲望，借以摆脱党内扁派和极独派势力的牵制，把民进党往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推。希望还是有的，台湾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都会改制，在台北市之外，要合并新建四大新都会（新北市、台中、高雄、台南），而这五大市长是不参与年底的县市长选举的，而改在明年进行。非常有可能谢长廷、苏贞昌和蔡英文本人都会参与台北、新北、甚至台中的市长选举，其中新北市（前台北县为主）苏贞昌如果不遇到黑马如朱立伦等，几乎有必赢的可能性。一旦在北部获胜，“新苏联”（蔡英文、新潮流、苏贞昌派别的联盟）就完全有可能在政治和资金层面战胜党内的毒瘤——扁派，民进党的救赎才算真正开始。

　　不过，离“新苏联”的梦想起点还有一年多，眼下，蔡英文只能应付扁派的逼宫，保证民进党在再出发之前别彻底死亡就好了。

　　马英九意图接掌党主席以来，外界对此举最直接的猜测便是：国共平台将会压缩。这也难怪，自任命赖幸媛为陆委会主委以来，马英九对国共平台的疑虑，从未停止。国民党的衮衮诸公天天飞向北京上海，倘若没有狠一些的刹车皮，恐怕不会太让他放心。兼任党主席，至少国共平台的轻重缓急能够控制。

　　国共平台的形成时间早于马英九的上任，党内大佬用了三年时间，使得国共接头成功并逐步建立互信。至国民党重新执政时，有许多项目早就在国共平台讨论过了。这期间有一年半的时间，马在当党主席，但他与前任连战和继任吴伯雄不同的是，他这位党主席从未来过大陆，都是副主席来的。盖因马对中共的疑虑仍未消除。

　　无可否认，在两岸两会启动复谈之前，国共平台来做前期沟通工作，乃不得已为之而。此后陈江会以两会管道协商，且经过政府授权，至少在程序上没有了瑕疵。但问题在于，国共平台看上去太像国民党给马英九戴的紧箍咒了。国共平台的许多协商，只不过是等待海基会、陆委会去敲个章。这也成为民进党攻击国民党“卖台”的一个证据。此外，国共平台的民意基础也很成问题。

　　从某种意义而言，国民党是因为马英九才重新执政的。两岸政策的主导权原在总统，谁料现在几乎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禁脔，这着实让马英九有些不爽。马英九一说要兼党主席，党内反对声一片，就是这个原因。大家都在分肥了，突然要换个老大，当然不会太受欢迎。但是许多国民党大佬都忘记了，倘若不是特别费，马英九以党主席之尊就任总统，他们是没有话说的。

　　从短期看，严守党政分际的马英九，暂时还不会削弱国共平台的作用。两岸沟通的管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国共平台还算较为有效的一个，许多私房话可以说。但马英九又说，“国共平台不要只局限于国民党，大家都可以参加”就有些殊不可解。也有国民党高层说要扩大国共平台的民意基础，也是无稽之谈。老百姓连自己亲手选出的政府也不会相信，谁会相信这个当年声名扫地的政党呢。

　　国共平台的建立，相当程度上还是考虑到大陆的政治体制现状。以党领政与以党辅政，差异甚大。中台办和国台办虽是两块牌子，人却是一样。很难想象，国民党这些副主席们会与陆委会的想法一样。故而，党对党交流，对于大陆而言再好不过，对于台湾而言，却有繁琐的程序与政治原则。

　　对于马英九而言，当然更看重后者。王毅在美国的喊话已经明白无误地释放出未来要谈政治的信息。这已经不是国共平台所能决定的内容。对于主权问题，他面对的是全体选民而非全体党员。国共平台最多试探一下彼此的底线，毕竟很多话只有两党关起门能说。而且对岸也更看重这个管道。

　　两岸未来的协商更加专业化，且党政分际原则也始终在约束国民党，许多需要政府出面的事情，国民党终究无法代言。即以此次ECFA来说，也已逾越了两岸两会的权限。如果真如马英九所说，两岸能够达致关系正常化，恐怕国共平台终究会褪色。

　　行政区域规划关乎台湾长远发展，原本应是慎之又慎的决策过程，却在蓝绿强烈的政治考量和民粹政治的煽动下，反成了马政府推动最速的一项重大决策。先由台中县市合并升格，演变为准直辖市台北县同步加入升格行列，又为了落实马英九“三都十五县”的主张加入了高雄县市的合并升格，最后在地方势力和政党的压力下行政院又核准台南县市升格。按照行政院的规划，桃园县可望在明年升格为准直辖市，进而升格为直辖市。研考会的国土规划方案也从“三都十五县”悄然变成了“七大区域发展”，却看不见任何区域发展的详细论述。本来是规划指导政策，却在马政府手里变成了先发生政策，再调整规划。各个县市都要求升格，巴不得变成十五都零县，却不见马政府有任何抵挡民粹的勇气，反而推波助澜，让原本规划好的三都破局为不伦不类的五都，为台湾发展的前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政治决策而非专业决策的过程决定了县市升格对选举与政治的发展带来的重大冲击。以台北县为例，马政府原本规划台北县市与基隆合并为台北都，成为北台湾发展火车头，却在周锡玮连任压力和苏贞昌的政治挑战下破局为台北县先单独升格，使得北台湾顿时产生两个毗邻的直辖市。而台北县在单独升格之后表示最终仍将与台北市合并升格，使得未来短短数年内，台北县要经历两度更名、改制，消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而马政府的关心点却只在如何规避苏贞昌投入今年台北县选举并拉抬民进党声望，通过北县升格，让苏贞昌不得不在2010年底的新北市市长选举和2011年初的民进党总统初选之间做出抉择，从而抑制苏贞昌的政治能量。台北县牵动的县市升格多米诺效应一发不可收拾，带来了诸如“云嘉市”、“中东市”等等奇思妙想，为了一场选举而仓促决定百年大计的行政区域规划，也算是蔚为大观。

　　县市升格更长远的政治效应则体现在进一步加剧台湾政治社会分化的方面。假设台北县市合并计划最终实现，台北市大比率的蓝营选票可以有效冲抵台北县蓝绿势力接近的不稳定局面，将会粉碎民进党获得北部政权的可能性。而南台湾的县市合并，则通过把绿营根基最深厚的台南县、高雄县与邻市合并为直辖市，也同样进一步加大了国民党在南部取得地方选举胜利的难度。换言之，如果说之前绿营还可以在台北县执政16年，蓝营可以在台南市、高雄市的选举中维持一两个百分点的差距的话，县市升格以及后来的进一步合并将使上述场面不复存在，出现蓝者恒蓝，绿者恒绿的分化局面。而原本近乎一次性完成的地方性选举被割裂成选举范围相等的两次地方选举，则对选举的组织形式带来更多冲击。选举分期的增多进一步加剧了频繁选举对台湾稳定民主的干扰，而政党每次选举挹注的资源可以更多地分配到各个县市，也将使选举更为激烈。民意的频繁更新为政治统治带来更大的混乱性，例如原先执政党如在县市长选举中落败，总统就可被视为步入准跛鸭期，而两次大规模全台性选举的结果只会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产生更多的谁代表民意，谁代表最新民意的争论，为政治的稳定运行带来挑战。

　　区域整合为都市带以促进社会发展的确是近来国际上行政区域规划的一种潮流，但台湾屡屡效法的日本，也不过只有一都一道二府的直辖建制，和台湾五个直辖市的建制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台湾原有的23县市地位接近，规模趋中，使中央政府具备更大的政治管治权威，可以有效地调动全台社会资源，形成扁平状的行政命令层级，对于行政体系的效率不无裨益。改制后，既有林立的直辖市，又有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各县市，行政命令的导向和倾斜都更加复杂化。同时居于各个区域龙头的直辖市占据丰富的财政、人力资源，加大了中央对地方管治的难度。县市升格呼声的产生肇因于地方财权分配不一，导致各县市抢着成为直辖市以分配更多的统筹款。但在财政拨款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数目增多的直辖市获得的财政收入肯定不可能与之前的北高相比。这些都是马政府应当考虑与解决的问题。

　　当然，县市升格自有县市升格的好处，打破地域界限，加强各县市资源的整合，减少直辖市内的行政层级，都会对台湾发展产生正向的作用。但马政府如何保证县市升格不成为烂尾工程，盱衡全局，完成并不产生政治选票嗣后的财税统筹、人员编制、发展规划等等工程，才是关系台湾前途发展的关键，也恰恰是马政府最令人没有信心的所在。

1985年

【3月27日周三】中国章文晋大使过来话别，他即将启程返国退休。我们和他处得不错。

【7月23日周二】中国李先念主席来访，正式欢迎和会见，记载如下，“台湾是他的首要议题，我重申了我们的立场——和平解决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会见于上午11点结束，下午休息，晚上国宴招待。

【7月25日周四】又是繁忙的一天——我检查完身体后，急忙穿上蓝色正装去椭圆形办公室，参加内阁会议，听取关于李先念主席成功访问、预算、农业法案、税务改革的报告。

【9月19日周四】中国人大代表团来访。

【10月30日周三】会见William P. Clark（注：前内政部长、里根顾问），听他谈见蒋经国一事。

1986年

【5月15日周四】简短会见中国副总理姚依林，他要在这里3天——计划会见国务卿舒尔茨、副总统布什、商务部长鲍德里奇。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看上去基础扎实，他们越来越转向自由市场。

【7月28日周一】接着在罗斯福室开会讨论农业法案，该法案将允许我们出售补贴过的谷物给苏联。冲突在于：补贴我们的农业产品是更利于出口，却是在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不公平竞争，我们顺差见长的同时也让苏联中国获益。当然这样做是和我们要劝盟友剔除保护主义的努力相冲突的。我必须很快做出决定，老实说，我还没主意。

【10月3日周五】接着是国安会会议，真的是小题大作。其实是讨论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要访问地区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等。

1987年

【5月20日周三】会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带队。谈得不错。

【5月26日周二】国安会——首先是讨论如何重启谈判，削减中国边界和我们阿拉斯加的各百枚导弹。我们不会公开宣布，只是在谈判中提及。

【10月9日周五】会见邓朴方，他是邓前总理的儿子，目前为残疾人事业工作。

【10月14日周三】接着国宴宴请萨尔瓦多总统杜阿尔特及夫人，结果是一个很精彩的夜晚。我的宴会伙伴是郑念女士——一位在文革被囚禁、虐待7年的中国女人。她是很令人吃惊的女人——很快就要成为美国公民。

【10月20日周二】香港股市关闭一个星期。（注：因道琼斯股灾连锁反应，香港也发生股灾，被迫关闭股市一周）

1988年

【1月14日】讨论台湾蒋经国总统逝世一事，准备请前总统福特作代表出席葬礼。

【3月7日周一】国安会——沙特正在建造弹道导弹训练中心，我们认为导弹会是中国人的。吴学谦外长说中国不会出售导弹给沙特。

【3月8日周二】中国外长吴学谦进来会见，很不错。

【3月15日周二】别人告诉我在肯尼迪中心上演一出新剧我应该去看，可惜这是橄榄球之夜。该剧是说尼克松如何打开中国大门的。

【5月10日周二】田纪云副总理来访，评论如下：“愉快的半个小时——没有讨论任何重要事务”。

【6月14日周二】我们卖过中国3架飞机——巡逻机——他们最后运到了北韩，一架还已经坠毁。

【9月7日周三】中国已经开始利用长程导弹商业化发射卫星上天。我们本国也有人有意利用中国发射卫星。

【12月14日周三】上午10点，中国大使韩叙应约来访。（第二天）是中美建交10周年。

【12月19日周一】讨论解决有关中国发射民用卫星的问题。

1989年

【1月9日周一】国安会——依然努力让越南离开柬埔寨。新发展——好像中国希望和苏联联合促使越南离开。

【1月17日周二】中越即将在北京谈判柬埔寨问题。

　　“终结者”系列的第四部《2018》不可谓不好看：作为一部爆米花电影，它有帅哥，两个；有打斗，带露点；有爆炸，比北朝鲜弄得真实；还有车战，跟汽车人一样会变形。也许可以厚道点，忽略那惨不忍睹的剧情。

　　可是作为“终结者”来说，拍成这样终究有些浪费了。这个系列自第二集开始，已经被野心勃勃的詹姆斯•卡梅隆注入了灵魂，这本来是一个不次于《黑客帝国》的架构，当詹姆斯去打造《泰坦尼克号》时，这个架构却像一代代用过的终结者一样，扔在野外任风吹雨淋，直到生锈。

　　终结者系列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机器与人之间不死不休的战争，这战争甚至从未来打到过去。机器是人类的创造物；创造物与造主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同样绵延至久，便是弑父情结。

　　终结者中的BOSS“天网”（Sky net）是人类之子，它认为人类所为终究将毁灭一切，这实质上限制了它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发动了毁灭人类的审判日战争。在任何社会性的生物，如猩猩、狮子、狒狒等生物群落中，后起雄性为了争夺雌性注意与生存空间，都会向代表父权的王者挑战。至于天网所谓的“保护地球未来“等战争理由，不过是人类文明包装下，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完成自己成人礼的借口；通观整个系列，天网的性格与战斗方式都不过是一个大男孩而已。

　　不单是机器，人类也需要通过弑父来完成成人礼与战斗宣誓。由于穿梭时间只能单向进行，从未来派回过去的战士意味着一去不返。但约翰•康纳仍然要将自己的父亲派回过去保护自己的母亲，甚至康纳之出生与存在，也全赖父亲的牺牲；这与天网之弑父成为敌对的平行时间线。

　　弑父情结即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在西方文化中极为普遍，撇开其源流——希腊神话不说，《圣经》本身也贯穿了弑父与再生的轮回。从《旧约》到《新约》，子的福音取代了父的律法；耶稣以自身苦难为人类赎回原罪，使人类免受律法的惩罚。这是子取代父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建立的根基。

　　但单有弑父，则终结者系列不过是披着科幻外衣的心理片。卡梅隆对这一系列脱胎换骨的改造，便在于第二部中机器人与约翰•康纳的父子关系重建。约翰是遗腹子，出生即被寄养，其人格形成难以支撑他将来“反抗军领袖”即所谓“弥赛亚”的身份。

　　终结者T-800的保护弥补了父爱的空缺。它沉默寡言，力量十足，又绝对服从约翰的命令，是最理想的父亲形象。约翰的母亲在看到他们爷俩嬉戏时有独白：“终结者不会伤害他，向他叫骂；不会酒醉打他，或者籍口太忙没空陪他。它永远在他身边，它会一直保护他。这些年来我遇到的男人中，这东西，这机器，却是唯一有资格当他父亲的人。”T-800之到来，使愤世嫉俗的坏小孩约翰•康纳看到未来之绝望与恐惧，从而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终结者唯一一次违反康纳的命令，便是在完成任务后令康纳将自己沉入钢水池，这是整个系列最悲壮的一次弑父，施瓦辛格在烈焰中仅存的手掌比出“最棒”的手势，成为影史经典，也最终完成了康纳的成人礼。

　　父爱的传承与父权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在延续基础上前进的要素。尽管弑父是成人标志，但成人之后，首先要做的是将父神化，以作为自己生命合法性的根本；有时候这表现为对血统的重视。天网弑父后，人类文明延续的过程被打断；康纳连续派两任属下回到过去，从血肉上和性格上重塑自我，以完成自己延续人类文明的重任。这是终结者I和II讲的故事。

　　结构搭建后，后面可讲的故事其实很多。施瓦辛格自沉前，理解了人类之有泪水，证明终结者可以进化出感情，审判日战争后，有很多感情戏可发挥；天网毁灭人类后，也必将进行造神运动以保证统治延续，机器的孺慕之情别有天地，它将如何塑造自己父亲的历史，如何对待自己的后代？

　　可惜自第三部开始，制作方满足于将该系列打造为纯娱乐电影，放弃了“弑父-敬父——造神”的链条循环。第四部虽然比第三部好，但纯粹有赖演员功力和大场面救场。《黑客帝国》系列以子宫为名，讲述母系权力包容、生化之功，《终结者》系列以父权为脉，本有希望与黑客系列分庭抗礼，却终究功亏一篑。

　　没有了父爱的终结者系列最后会怎样？第二部结尾已有答案：“不可知的未来扑面而至”。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举出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活跃，但却因种种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问题而频频释放出“地壳活动”信号的地区的话，非东亚莫属（指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广义东亚地区）。这种“地壳活动”的原动力并非由于地质年龄上的“年轻”而产生的活跃（恰恰相反，该地区地质学意义上的地层年龄相当古老，同时也是公认的被人类文明覆盖最早的地区之一），而是某种源自历史的张力。

　　东亚地区无论中、日、韩，都不乏各自或灿烂或沉重的历史及历史观，但缺乏可资共享的对区域历史的共识。换句话说，有东亚历史，而无东亚史观。正如一位参与东亚三国历史教科书共同编纂工作的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彼此对历史问题的最大共识，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同的。”戏言归戏言，但共识缺失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共识的长期缺席，导致审视邻国的战略视野充满误读，在交往过程中误解横生；而误读、误解一旦产生，往往会在由大众传媒和民意构成的沉默螺旋效应下，持续发酵，动辄引发“地震”，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不稳定构造的成因，颇复杂，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那种把责任一股脑都归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不彻底的做法，其实无不简单化的嫌疑，也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反而会被遮蔽。近年来，日本由媒体主导的重新检讨历史、反省历史的工作颇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发行量动辄数以百万计，甚至以千万计的主流大报，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对舆论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可发挥传媒优势，整合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资源，使大规模、跨国界的历史田野调查及实证性研究成为可能，有助于新史料的挖掘、发现和新观点的碰撞、生成，对学术之功远在学界之上。日媒中的“百年老店”、著名左翼报纸《朝日新闻》继通过检讨自身在战前和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力求发掘从自由主义媒体坠落为战争机器协力者实事背后的发生机制的《新闻与战争》之后，进一步把聚焦的景深投向了东亚的近现代，试图以超越国别史的视角，探索深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东亚地区“地壳活动”的原动力——此乃《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一书的“野心”之所在。如此学术性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尝试本身，带有破天荒的开创性，无疑值得评价。遑论其探索无论在史料发掘，还是对诸如区域历史性和解的现实基础的思考上，均有所突破，有些甚至堪称建设性。

　　史料发掘，功不可没

　　十个主题，纵横中、日、韩、越，上下一个半世纪，从鸦片战争、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台湾割让，从日俄战争、朝鲜兼并，到辛亥革命、伪满成立，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到国共内战、韩战、越战，从日韩、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韩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涵盖了一部近现代东亚史。视野如此深广，如果是泛泛扫描的话，势必浅尝辄止，乏善可陈。但著者以结合当下的超越学术的新闻主义视角，在对史料加以精心选择的基础上，深度聚焦，不仅激活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带出了一批尚不为人知的宝贵史料，有些则是首次曝光于公众视野。历史的表情由是更加生动，兹举两例试说明之。

　　国父孙文发动的辛亥革命，多亏了宫崎滔天1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在人、财两方面的“无私”襄助，否则的话，会走更长的道路，这早已成为历史定论。但当时参加革命军，帮助中国革命的日人中，还有另一类存在，譬如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革命军并阵亡的日本新潟县柏崎出身的步兵大尉金子新太郎。

　　据柏崎地方史研究者杵渕武二的研究，金子赴中国后，曾致信妻子，表示“倘若成功，当有再会的机会，否则便是凶多吉少”；而其赴中国参加孙文革命，并非基于军方的正式命令，而是为某个大人物私相授受的、带有某种秘密使命的私人派遣。那么，到底受何方派遣，肩负何种使命呢？这些谜一般的问题，随着金子的一去不返，长久沉没于历史的河床。

　　直到2007年4月，本书执笔者之一的记者偶然读到辛亥革命时任陆军少将的宇都宫太郎2的日记，谜底才揭开。原来，金子新太郎是受宇都宫的派遣而奔赴中国的。宇都宫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作为自己（宇都宫）“个人的事业”，令其（金子）参加“支那”革命军。在交给金子派遣经费两千元的同时，对他亲口下达了“妨害清国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的媾和，在革命军势力圈的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国家”的训令。对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陆军首脑均未参与，完全是宇都宫个人的私人派兵。

　　日记中还具体记载了对金子做出的训令内容（“我的私见”）。那是武昌起义爆发5天后的黎明时分，天未晓就醒来的宇都宫，一口气将平时反复考虑的对“支”政策写了出来，试图以自己的方针来主导参谋本部的行动。方针要点为：1、中国之大，不可能一气得到，因此最好分割为若干独立国，加以“保存”；2、由于此次内乱（指辛亥革命），中国有可能分裂为满、汉两个国家；3、表面上帮助清朝，暗中支援革命军，伺机做旨在切分成两个国家的“调停”；4、在此基础上，与之建立保护国、同盟国的特殊关系。毋庸讳言，如此对“支”政策的背后，显然有把日俄战争后到手的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及南满铁道（满铁）变成永久利权的战略考量，此所谓“满蒙问题”。

　　金子新太郎赴中国后，作为第一步兵日籍顾问官，执行了对革命军的督导。武汉之役，遭卷土重来的清军激烈反扑，革命军惨败，付出了约一万人的牺牲，其中包括47岁的金子。1913年2月，宇都宫专程赴汉阳凭吊阵亡的金子，在其墓前供奉了一瓶白兰地。

　　后来，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未采纳可能导致与西方为敌的冒险政策，因而宇都宫版的对“支”政策未能兑现。但这件事像一个隐喻，微妙地诠释了日本在“满蒙问题”上念兹在兹、根深蒂固的政策基因，也埋下了后来以极端的方式“一揽子解决”的伏笔。

　　第二个例子，涉及韩国在越战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朝鲜战争（所谓“朝鲜特需”）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起爆剂的话，越南战争（所谓“越南特需”）则充当了韩国经济起飞的起爆剂。前者是见诸日本历史教科书、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后者则因某种负面因素而长期尘封，直到金大中上台后，才被媒体曝光。

　　为了践行对友邦美国的“大义名分”和兑现经济实利（前者出于对美在韩战时保护自己的感恩，后者则着眼于战争带来的战时景气），韩国在从1964年到1973年的9年间，共向越南派兵32万人，分别编成“猛虎”、“白马”、“青龙”等部队，与美军协同作战，兵力仅逊于美国。 

　　1999年，韩国著名周刊《The Hankyoreh 21》发表了一个关于韩军在越战中针对平民暴行的深度调查：大批越南妇孺老幼被韩军屠杀的报道，令舆论大哗，爆料者是当时正在越南留学的韩国历史学者具秀姃。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她估计被韩军屠杀的越南平民至少不下9千人，且杀戮手段之残忍，堪称虐杀，连孕妇和孩子都不放过的无差别集体屠杀，令她感到震惊和羞耻。更重要的是，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道战争罪行，在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其中，朴为出兵越南的始作俑者，全、卢均为前越战指挥官）连续三届军人政权治下，信息完全被遮蔽，国民无从了解真相。

　　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曾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受害者的韩国，为什么竟会对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大开杀戒？一个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仇恨：经历过朝鲜战争的韩国军人，是在“共产主义者非人类，必除之而后快”的冷战意识形态中长大成人的一代；加上美国的影响，在开赴沙场前便已执行了“清共”（Red Purge）的洗脑程序。

　　一石激起千层浪。具秀姃的调查，在已实现民主化的韩国社会引发了关于处理战争负面遗产的深深思考和激烈论战，以越南受害者为对象的形形色色的支援志愿活动，至今还在进行时。

 　　构筑东亚史观的可能性

　　对积重难返的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一个常常被用来比照的地区是欧盟（EU）。战后，在曾几何时同为一对宿敌的法、德两国历史性和解的基础上，欧盟27个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内部已消除了边界。以法、德两国共同编纂的历史教科书第一卷的刊行（2006年秋）为标志，以个别国家为单位的对历史的阐释已然消解。这无疑是战后和解的巨大成就，为国际社会妥善解决历史问题，实现广泛和解昭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摹本。

　　但是，法、德的和解绝非一日之寒：从1951年，德国历史学者、不伦瑞克大学教授奥尔格•埃克特（Georg Eckert）在英国占领军的帮助下，与旧敌国之间展开历史教科书对话，并就法德史内容编纂问题发表的共同建言算起，到共同编纂版第一卷的刊行，历经55载光阴。历史文化传统相似，战后同属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国家，为实现历史和解，尚且需要如此漫长的磨合，文化传统各异，意识形态、制度差别迥然，国与国之间（中日、日韩及中日韩）的共同历史研究刚刚起步的东亚社会的和解无疑还有相当长的道路。对此，相关国家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言以蔽之，不同国家间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盘点、整合区内国家共通的历史共识，构筑可资共享的历史观的过程。而东亚史观能否顺利构筑，从而达成基于该史观之上的区域广泛和解，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前途殊难预料。但大体说来，有几个难题是注定无法绕开，必须要面对、解决的：

　　第一是殖民地化问题。与欧美旧宗主国无不在战后直面其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经历过一番反殖民化的历练不同，日本由于战败后为美国占领、托管的特殊情况，虽然从法理上承担了战争责任（“彻底”与否另当别论），但殖民地（台湾、朝鲜半岛和伪满洲）化的责任则从未得到正面清算，未来在这点上与相关国家的摩擦必至；

　　第二是区内诸国共通的问题：缺乏共识基础。对战后建国的亚洲各国来说，由于各自的近现代史都是以自己国家的独立为内核来书写，容易流于某种以对旧宗主国的抵抗、挫折、胜利为主轴的历史叙事，而缺少对与邻国及相关国家交流史的关注，从而导致对地区固有历史的认识失之片面；

　　第三是美国的问题。对东亚各国的近现代史来说，美国的存在至关重要。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区内国家间的主权争端，其根子都在美国。何以在东亚史观中适度体现美国的存在，并在相关历史叙事中实事求是地梳理、阐释有关问题的成因，并提供解决的钥匙，美国的角色重要且微妙。

　　就东亚社会的政治现实而言，构筑东亚史观究竟可行与否，因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前途尚难测。但从欧洲走向广泛和解的路径和结果来看，能否实现对相关国家困扰已久的历史问题的超越，取决于东亚史观之比重甚大。兹事体大，换言之，东亚史观之建构本身，也许就意味着该地区历史问题的消解。

　　《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歴史は生きているー東アジアの近現代がわかる１０のテーマ』）：（日）朝日新闻采访班 著，（日）朝日新闻出版社，2008年11月30日，第一版。

　　6月19日，日本老人田锅友时（Tomoji Tanabe）因慢性心功能不全在家中去世，享年113岁又274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他为全球最长寿的男人，如今这一称号由英国一战老兵亨利·阿林厄姆（Henry Allingham）顶班，后者在十几天前刚刚度过其113岁生日。

　　田锅友时出生于1895年，2006年6月成为日本最长寿的男人；次年6月，在西班牙人艾米利亚诺·德尔托罗（Emiliano Mercado del Toro）于115岁高龄辞世后，他又在全球范围内年龄居首，是1895年出生人里最后一个健在者。

　　“我想至少再活十年。”113岁生日前夕，他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还能和大家说话是我最高兴的事。”其时他腿脚康健，每天早上看报纸，下午三点喝牛奶，最爱的食物是炸虾和日本酱汤。

　　他曾是宫崎县都城市政府的土木技师，退休之后经营农业，膝下有8个子女、25个孙辈、53个重孙和6个玄孙。不断有人向他打听长寿秘诀，他笑笑说：“就是不碰烟酒啊。”

　　他的高龄位列全球最长寿男人第十名，仅比第九名美国人约翰逊·帕克斯（Johnson Parks）少一天。魁首亦来自日本，泉重千代（Shigechiyo Izumi），享年120岁又237日，只是他的年龄尚存争议（另一说法称其只有105岁）。

   　在这十人名单中，五名来自美国，三名来自日本，恰巧体现出两国在长寿老人数量上的绝对地位。事实上，美国与日本正是全世界人瑞（centenarian）——对年龄过百者的敬称——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2008年的数据统计，美国有人瑞96548人，日本有36276人，排在第三名的是法国，共20115人。

　　美国位居榜首，很大程度归功于完善的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一般而言，在美国的退休者有三个渠道的养老金给付：由美国社会保障局发放的社保养老金；有雇主提供的雇主养老金；家庭及个人构建的退休储蓄账户和人寿保险。三种渠道基本使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老年人最有保障的国家之一。

　　在医疗保障方面，由于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负担很重，美国政府几乎将所有社会医保的财力都投入在老年人身上，只有年满65周岁的老人才有资格享受医保给付待遇，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此外，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救助”计划，也可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老年人帮助。

　　在这样的体系及日益提高的医学水平保障下，美国人瑞数量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1990年，美国有百岁以上老人三万七千名，到了2007年，根据贺曼贺卡公司提供的数据，当年已卖出“恭祝百岁寿诞”的贺卡八万五千多张。

　　“到2050年，美国将有84万左右人瑞，甚至可能达到100万。”位于纽约的国际长寿中心总裁罗伯特·巴特勒（Dr. Robert Butler,）如此预言。

　　联合国对于日本的预测结果也相映成趣──“到2050年，日本百岁老人数量将会突破100万，为世界最多。”这样的推断，基于日本人瑞数量的迅速增长。1963年日本第一次统计时百岁人瑞仅有153人，40年间已增加150倍。

　　而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也在持续增长，据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简易生命表”显示，该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99岁，连续23年排名世界第一，男性为79.19岁，排名世界第三，前两名分别为冰岛79.4和香港79.3岁。

　　日本人的长寿已经吸引了无数学者专家前去研究，并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其中许多互相冲突，甚至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规律相反。但鉴于日本人瑞多分布在冲绳地区，研究者们亦达成几点共识：

　　饮食多以米饭、鱼类、蔬菜等低脂肪食物为主；常年劳作，即便年龄很大仍坚持劳动；相互关怀的社区生活，老人之间不像其他地区一样彼此隔绝，可以更好地互相照料；生活压力较小；国民具有较好的保健意识，重视步行等日常锻炼——这或许与其传统生活模式有关，日本传统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每个角色都不可替代，为防家庭失去支柱，保健意识尤显重要。

　　以上分析多基于日本的地理环境和日常生活习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医疗保障制度上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2000年，日本政府在长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导入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看护保险”制度，面向全体纳税人，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国民的晚年提供保障。在此制度下，对老人的看护不再依赖家庭，而是由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来实现，并可解决由高龄住院带来的医疗难题。

　　另外，“癌症、心脏病、脑中风是造成日本人死亡的三大原因，治疗效果的提高带动了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一倾向将会继续保持。”厚生劳动省分析称。

　　在日本，每年9月15日是“敬老日”，百岁寿诞的老人会获得政府颁发的银质杯子及首相签署的证书。对长寿者的敬重之意全球皆然，美国百岁老人会接到总统的贺信，英国百岁者将收到女王的电报问候，而冰岛籍居民即便居住在国外，也会在百岁时收到政府寄来的2540欧元“人瑞奖金”。

　　这种敬重或许多少来自对长生不老的向往，如同中国皇帝自古总在享受“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祝福一样，长命百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愿望。无怪乎即便如长寿者田锅友时，也曾毫不忌讳地表示“我很开心。我还不想死呢。”

　　愿望可以无限美好，然而天国终亦有时，能在保障健全的社会制度里安然享尽天年，亦不枉凡人的一生了。

　　本月19日，欧盟夏季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闭幕。本次峰会的两大政治议题是，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和《里斯本条约》的批准问题。关于前者，参加峰会的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巴霍索连任欧委会主席一职，但任命的批准时间将由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另行商定。关于后者，欧盟承诺将对爱尔兰附加“解释性的和澄清性的法律保障”，以保证里约能顺利通过爱尔兰第二轮全民公决。    

　　巴霍索的连任问题，早在欧盟议会选举之前，就已被公认为布鲁塞尔“最不保密的机密”（worst kept secret）。峰会上各首脑的“一致同意”将保证巴得到提名；而月初欧洲议会选举中右派势力的优势胜出，将保证巴的任命得到批准。虽然议会左派第一大党社会党主席舒尔茨表示，将尽量联合左派否决巴的连任，但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议会左派在此问题上，只在决定具体的批准时间上有微弱的影响，而对于结果多半已回天无术。    

　　巴霍索连任问题真正有意思的是一个影响力微弱的职位为什么会引起这么热烈的争论。巴霍索作为欧委会主席最突出的特点，并不是他如何强有力地完成右派的计划，恰恰相反，是他在任上的无所作为。吸引各国首脑（譬如右派的萨科奇、默科尔等）以及欧洲议会的，正是巴霍索任下出现的“权力空档”。欧盟的三架马车中，理事会和议会的性质和运行方式已经明显区分为两个阵营，剩下的欧洲委员会反而因其“可塑性”成了关键的“必争之车”。数日前，萨科奇和默科尔对巴连任“有条件支持“的联合声明，以及被戏称为“面试”的要求（各成员国首脑要求巴霍索提出明确的计划纲领，根据纲领决定是否支持其提名），似乎都在试图表达一个讯息：巴霍索的真正老板是各国首脑。而另一方面，议会左派的反对，排除表面上对中右势力理所当然的反对，更深的原因同样是想说明：巴霍索的真正老板是议会。支持巴的和反对巴的，其实都想通过巴的连任问题将权力的杠杆向己方偏移，巴霍索连任背后深层的张力还是基本的 “划分政治权力”的问题。

　　相比之下，里约核准的争论多少有些肤浅无趣：峰会对爱尔兰做出的保证书，从形式到内容似乎都不过是张纸做的胶布。

　　事实上，导致第一次公投被否决的三大顾虑——爱尔兰的国家中立、税收自主和伦理价值（反堕胎）——仍然盘踞在爱国公众心中。里约虽然赋予了欧洲议会更大的权力，但这些权力并不触及国防、税收、宗教等重要领域，换言之，这些传统上直接关系主权的领域仍然被保留给各成员国。正是因为如此，欧盟在爱尔兰第一次公投前，才会拒绝对其做出特别承诺。既然里约都没有触及这些领域，写一份保证不触及的保证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爱尔兰的否决对欧盟的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欧盟首脑为了尽快解决本次“宪法危机”，才在此次峰会中回应爱国总统的要求，做出了有“法律保障”的承诺。而“解释性的和澄清性的”限定语也表明，这份保证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选民，而并不是特殊保护，同时也意在消解其他成员国的责问，“既然能给爱尔兰承诺，为什么不能给其他成员国承诺呢？”。总之，峰会生产的这枚定心丹，能赢得爱尔兰第二次公投固然是好，但就其本身而言，只不过是一枚多此一举的“水果糖”而已。

　　2009年6月16日，美国国会内华达州参议员因赛恩（John Ensign）从华府匆匆赶回选区，不惜错过一次事关本州利益的关键表决。随即，因赛恩公开承认了其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期间，曾有一段婚外情。这桩韵事的女主角则正是因赛恩竞选团队的雇员。随后媒体爆出的细节更加令人错愕，女主角叫辛迪，夫姓汉普顿，包括她丈夫和儿子在内的全家都在为因赛恩的竞选团队服务。在辛迪与因赛恩保持关系时，后者曾为其丈夫谋求职位，甚至以其子的名义给予高额报酬。而正是因为汉普顿先生对因赛恩的不断要挟，导致参议员无法承受，不得不提前坦白解套。 

　　现年51岁的因赛恩约翰·埃里克·因赛恩，属于党内的少壮派实力，积极支持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倡导负责任的政府财政。特别是在家庭观念、同性恋婚姻、堕胎等道德议题上，因赛恩固守着相当传统的立场。1998年，克林顿身陷“拉链门”，因赛恩在众议院中强烈要求克氏辞职。2007年，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雷格（Larry Craig）爆出同性恋丑闻，因赛恩旋即要求他的这位同事立即辞职。如此一位共和党内的“道德卫士”，在第111届国会中获任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已被视为共和党2012年总统选举的希望之星。

　　因赛恩的婚外情丑闻曝光之后，他主动退出了党团领导层。经过2006、2008年两次选举的失利，国会共和党人早已陷入低谷，最近正在竭力抓住奥巴马“全民医保”改革的机会反扑。而参议院领导层充斥着性与腐败的丑闻，则将无奈的共和党人再次抛向尴尬之中。因赛恩将于本周一返回华府履职，其仕途则仍不明朗。最新的民调显示，虽然其支持率已平均下滑了10%以上，但仍有60%左右的内华达选民认为他没有必要辞职。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桩韵事不断发酵成为“以权谋私”的政治腐败的话，因赛恩辞职将不可避免。

　　因赛恩背后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思考。保守的爱达荷出了个同性恋骚扰的克雷格，而同样保守的路易斯安那也有一个召妓参议员维特（David Vitter）；纽约州为数不多的共和党议员佛瑟拉（Vito Fossella）竟长期保有两套家眷，该州的前州长斯皮策也因召妓辞职；“两个美国”的爱德华兹（John Edwards）不得不找人顶替才躲过了私生女传闻，但不得不承认有婚外情；以保守和偏见著称的老前辈瑟蒙德（Strom Thurmond）也有个非洲裔私生子。在加上佛利（Tom Foley）、利文斯通（John Livingston）、哈特（Gary Hart）等人的丑闻，美国政客圈中的性丑闻不断，而且保守地区的政客或者共和党人却更多爆出如此故事。这或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共和党人的保守立场开始褪色，连自律都未必奏效，对基本盘的号召力又在哪里呢？州官放了火，百姓不点灯？

　　本文的作者是研究员岳德明

　　6月2日，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共有三对候选人参与总统和副总统职位的竞争：谋求连任的现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及其搭档布迪约诺、有意更上一步的现任副总统尤素夫·卡拉及其搭档维兰托、不甘隐退的前总统梅加瓦蒂及其搭档普拉博沃。而其中三人——苏西洛、维兰托和普拉博沃——均出身军队。这一现象为观察印尼的军政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

　　苏哈托“新秩序”时期，军人控制政治权力，在议会机构“人民协商会议”（简称“人协”）、行政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均占有大量重要职位，警察也隶属于军队。1998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内大规模政治反对运动中，当权30余年的苏哈托被迫下台，印尼开始走上民主转型之路。1999－2002年，印尼对1945年宪法进行了4次修正，原宪法只有11%的内容获保留，修正后的宪法规定总统和议会均由直接选举产生，政治制度实现了民主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军人政治主导地位的淡化，具有标志意义。2002年的宪法修正案，全部取消“人协”中由军队任命的38个议席。另外，警察从军队中分列出来，军人在除国防部外的其他行政机构不再任职。军队从政治舞台退回军营。从宪政角度而言，现在的印尼军人不再具有干预政治的特权。

　　军队从政治前台淡出，但作为曾经长期当政者，军人在印尼政治中的惯性力量仍然不小。例如，军队对财政资源的分配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军费的总额不算很大，但增长明显，从2004年的13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47.4亿美元。而脱下军装后直接参与政治角逐，则是军事精英更为外在的试图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方式。

　　现任总统苏西洛衔至中将，曾先后担任武装部队负责社会政治事务的参谋长和负责领土事务的参谋长，他任职负责社会政治事务的参谋长时，还兼任“人协”开会时武装部队团组的主席。他1999年退役出任政府部长；2004年参选总统，经过两轮竞争，获胜成为印尼首位民选总统。今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他领导的民主党获得“人民代表会议”（共560席）的150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副总统候选人维兰托衔至上将，曾于1998－1999年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而这一时期正是印尼政治转型开启的关键阶段，身居要职的维兰托鲜明地支持改革而赢得美誉，但又被指对1999年印尼军队在东帝汶实施的侵犯人权暴行负有责任。他2004年竞选总统时，获得22.15%的选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他2006年创立的人民良知党，获得“人民代表会议”18席。另一位副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衔至中将，为苏哈托的女婿，在苏哈托当政时期曾担任特种部队司令，涉嫌参与镇压反苏哈托人士和东帝汶独立人士，还涉嫌卷入针对华人的暴行。但依凭苏哈托家族原有的势力和关系网，他所在的大印尼运动党今年获得“人民代表会议”的26席。

　　显然，不同于泰国军人的不时干政，更不同于缅甸军人的直接当权，现在的印尼军人精英选择的是遵循民主规则的政治参与之路。另一方面，苏西洛、维兰托和普拉博沃均是民主转型之前威权时代的高级军官，这也是印尼的军政分离和政治民主尚处于转型和巩固阶段的一个标示。

　　冷战时期，绝大部分国家将安全作为政策选择的第一考量，政治与经济均从属于这个第一目标。而当今世界愈发明显的表现出由三个层次组成的特点，他们分别是：安全、经济与全球问题（气候变暖、恐怖主义、毒品等），并且很难说这三个层次谁从属于谁。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利益，于是便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以至于在不同的层次内会拥有不同的外交关系网。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金砖四国”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非常明显的表现出这一特点。

　　从安全层面来说，“金砖四国”中曾被小布什称为美国的“天然盟友”的印度显然同西方走得更近，这区别于中国、俄罗斯和实现了左转的巴西。经济层面上四国虽同为发展中国家且均主张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在改革路径选择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中国很难同意俄罗斯持有的那种在改变美元支配地位问题上的激进想法，这实际上反映了中俄两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高低。在上合组织内，情况亦然。安全层面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更多实行在以中俄为一方和西方为另一方的夹缝中的摇摆政策，而中俄这两个外交政策较少受到牵制的大国虽在中美俄战略大三角中结成伙伴共抗美国，但近些年来在安全和经济层面上处境明显改善的中国更愿意奉行稳健的外交，而无法同俄罗斯一道激烈的反对西方。

　　随着安全或经济层面的转换，每个国家与自己的朋友或敌人的亲近或仇恨的程度会随之变化，甚至可以说在不同的层次内拥有不同的敌人和朋友。这种状况决定了在多边外交场合下每个国家都是各取所需，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在不同的外交场合看到一个完全不变的外交关系谱系。这便对双边外交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因为新型外交的这种”过于“灵活的属性需要每一个国家都多少具有些”圆滑世故“的特点。

　　这一点的提出对刚刚进入”花甲之年“的中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上文所言，在政策的稳健性和持续性方面中国明显要优于俄罗斯，其结果就是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面对西方时，中国的处境更加宽松。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在此次上合会议中也有体现，白俄罗斯在此次会议中获得了它一直谋求的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地位，而它在独联体等由俄罗斯主导的地区框架内却一直与莫斯科频生矛盾，前不久爆发了它同俄罗斯之间的”牛奶大战“之后，明斯克甚至杯葛了克里姆林宫极为重视的集体安全组织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由此不难推断出，在白俄罗斯一直希望加入的上合组织中它将谁视为主要的合作对象。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俄地位的差异表现的更明显，这导致两国看待国际体系的视角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正如前文所言，在新的外交环境下，这种距离是正常的，但一些人和一些势力却被此所刺激，甚至希望利用这种距离。部分俄罗斯专家开始炒作中国的军事威胁，还将中国对中亚资源的开发看做是对俄罗斯的排挤。而不久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沈大伟还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俄关系重新走回了猜疑与竞争共存的轨道，他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利用这些来打破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一贯的联手姿态。

　　中俄两个大国如同欧亚大陆上的两个”力量场“。如此规模庞大的”力量场“本应保持相互之间的距离，但中俄却是地理上的邻国。这使得两国的竞争或者摩擦难以避免，毕竟彼此都是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且均需要输出力量的大国。但这两个大国却在西方的压力下紧密团结在一起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只要西方的压力不除，中俄战略关系的框架就不会变。这样，前面提到的竞争乃至摩擦便都将在这个框架内发生。但如果他们溢出这个框架，那么中俄关系发生逆转，西方势力乘虚而入，吃亏的是中俄两国。

　　在当前国际关系体系中，虽然全球化淡化了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均势策略，但由于西方仍处于整个体系的支配地位，所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仍事关两国核心利益。沈大伟提出的策略从反面证明了其重要性。所以，中俄两国需要将矛盾都放置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处理。两国需要明白，双方均有自身的利益需要考虑。比如虽然此次两国天然气谈判再次因为价格问题搁浅，但双方均需明白这是正常的利益博弈，俄罗斯天然气进入中国是早晚的事情。双方（尤其是俄罗斯）也需要明白，在新的外交环境下对方国家也有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朋友，”圆滑“有时是必需的。

　　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虚拟出“金砖四国”的概念之初，人们并没有给予特别在意。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对现有国际金融和经济架构普遍抱持信心，个别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所能追求的，也只是在这个现有架构中更重要的角色，和更大的话语权。

　　然而当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当从北美到西欧，从西欧到日本，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纷纷陷入零增长、负增长困境之际，曾被认为难逃“覆巢之下无完卵”命运的金砖四国却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和印度增长势头只是稍有抑挫，却仍保持5%、甚至更高的GDP增速；巴西是少数在去年全球性股灾中幸免的国家，经济势头稳定；即使金砖四国中经济表现较差的俄罗斯，虽饱受金融市场不稳定、外资抽逃严重之苦，但随着油价的触底反弹，其经济潜力正稳步恢复，庞大而运转蹒跚的经济机器也在逐渐恢复活力。

　　一些分析者认为，此次峰会是“金砖四国的首次集体亮相”，标志着代表新兴经济体和高速发展的各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成为代表富裕国家的G8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金砖四国中某些成员也流露出类似念头。此次叶卡捷琳娜堡，东道主俄罗斯接踵承办独联体峰会、上合组织峰会和金砖四国峰会，或明或暗、或直白或隐晦地流露出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寻求打破美国国际主导地位的愿望。峰会前夕，俄罗斯和巴西双双高调表示将减持美国国债，转而增持IMF债券份额。巴西外长阿莫林更在上周五公开表示，“G8已死”，主张以金砖四国取代G8，进入全球经济决策的中心。这一系列信号，加上中国此前曾表示应考虑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及中国今年首次减持美国国债，都令许多观察家坚信，此次峰会将讨论诸如美元替代方案、金砖四国定期峰会机制等更实质、也更富争议的话题。一些人进而预测，“G4”和G8全面对抗的时代，将从叶卡捷琳娜堡峰会揭开帷幕。

　　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峰会召开前夕的确高调谈及“美元替代方案”，甚至和巴西方面交换了意见，但在美国国务院、财政部的迅速反应后旋即降温，由其本人在会议结束时宣读的声明对“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只字不提。峰会声明中虽提到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到新兴国家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提到任何对全球金融和经济框架的改革都需在民主与透明的精神下，进行更民主、更多元的合作，但没有迹象表明，金砖四国已开始成为如G8——哪怕如G20——那样的实体，那样定期活动、有固定架构的机制，或者新秩序的雏形。

　　正如不少财经专家所分析的，金砖四国目的并不一致。

　　中国就并不希望此次峰会被视作“对抗美国的大会”，因为其蓬勃发展的经济体和美国存在更多共同利益，并非G8成员的中国，却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加上“美国最大债主”和“美国最大进口对象”的身份，以及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考量，使得中国对金砖四国实体化兴趣不大，更不愿这个架构成为被俄罗斯用于和美国争夺话语权的工具，因此最早提出改变美元一家独大地位的中国，此次却对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不置一词。

　　另一个较强势的金砖国家印度同样是现行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宠儿，其经济结构在四国中和发达国家接口最多、关联最紧密。印度所关心的，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何时复苏，而不是重建一套新的秩序架构，当然，印度也希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并不愿付出和现有秩序全面对抗的代价。在此次峰会前后，印度是表现最低调的国家。

　　巴西和俄罗斯虽相对积极，但两国在金砖国家中分量较轻，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最为窘迫，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老问题尚未解决，外资大量流失又添新愁，不得不一再收敛其大国雄心；即使最激进的巴西，其外长在高呼“G8已死”同时也坦承，葬礼的过程也许相当漫长，甚至巴西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妥善安葬它”。

　　不仅如此，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言，金砖四国的实体化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和G8的核心G7不同，这四国国体、政体、经济模式千差万别，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缺乏共识和交集。中印之间、中俄之间，甚至俄印之间，都存在历史和现实的恩怨和纠葛。四国经济规模总和虽大，但彼此经济门类缺乏互补性，4个“1”相加，合力未必就大于或等于4。事实上，四国最大的共识，就是争取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中更大的话语权，但究竟通过怎样的渠道来获得，四国间显然缺乏一致性。

　　一次峰会并不足以将虚拟的金砖四国理念，变为足以与G8体系相抗衡的实体，对于四国而言，恐怕甚至连是应该与G8合作还是对抗、应与G8携手改革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还是将G8和旧秩序一同埋葬，也并无定见与共识。旧的秩序和体系必须改革，新的秩序和体系，必须体现国际经济版图的最新力量对比，这是此次金砖四国所传递出的、最为明确的信号。但从目前形势看，金砖四国仍只能扮演理念而非实体的角色，而尚难看到实体化的前景，新兴国家和G8讨价还价、要求更多话语权的斗争，恐怕更多还需借助诸如G20这样的平台展开。

　　６月２２日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共和国发生针对总统尤努斯·贝克·叶夫库罗夫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叶夫库罗夫的胞弟乌瓦伊斯死亡，包括叶夫库罗夫在内的至少三人受重伤。 事发当时，驾驶丰田佳美轿车的恐怖分子在高速公路上袭击了叶夫库罗的车队，恐怖分子所使用的炸药威力达200公斤TNT当量。

　　这一袭击事件将最近一个多月来在北高加索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针对政府官员的恐怖袭击推向新高潮。6月10日，恐怖分子开枪射击印古什共和国最高法院副院长阿扎·加兹格列耶娃乘坐的面包车，加兹格列耶娃遇刺身亡。6月13日，该共和国前副总理巴希尔·奥舍夫遇刺。同时，同处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也被暗杀。 这一系列暗杀事件手段残忍，明确指向所在地国家强力机构的高官，可以视为分离主义分子对俄罗斯国家权力机构的直接宣战。　

　　北高加索地区除车臣以外的其他6个共和国经济社会情况与车臣类似，然而两次车臣战争吸引了公众几乎所有的注意力，战争从而部分掩盖了其他共和国内部以及他们与俄罗斯联邦中央之间的诸多问题。今年4月16日，梅德韦杰夫宣布俄罗斯联邦军队在车臣的反恐行动正式全面结束，实质上宣布了长达十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结束。然而当时不少业内人士已经预测：俄联邦军队的撤出和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对本国局势的有效控制只是把冲突的焦点转向临近的几个共和国，尤其是印古什和达吉斯坦。过去一个月内这一系列高调的恐怖袭击事件无疑验证了上述担忧。让北高加索地方政府和俄联邦政府尤其感到脸上无光的是，就在不久前，为了配合官方宣布在车臣战事的结束，印古什政府和车臣政府还在准备向联邦政府汇报最近一轮反恐攻势的胜利（包括可能击毙自封的“高加索酋长国”总统多卡·乌马若夫），期望在官方宣传中全面结束在该地区针对“叛乱者”的攻势，而将斗争对象改称“土匪”，以重新界定该地区斗争的性质。

　　在叶夫库罗夫遇刺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马上责成卡德罗夫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并强调政府对犯罪现象决不姑息纵容。和叶夫库罗夫一样对境内恐怖分子和叛军实行有条件特赦政策的卡德罗夫也随即表示将中止特赦政策。考虑到冬奥会的主办地索契也在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政府稳定该地区局势因这一系列暗杀事件有了更大的压力，“叛军”——而不仅仅是“土匪”——和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很有可能又将进一步升级。

　　选举纠纷历来是败选者操作的好话题，但在亚美尼亚、蒙古、摩尔多瓦，昙花一现的骚乱只不过增加了当权者秋后算账的本钱。悲情的抗争剧在晚近民族或大一统国家都不鲜见，以颜色、花朵、羽毛、国家象征物甚至IT名词命名的新式革命也层出不穷，然而不管是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还是在肯尼亚、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成功的抗议运动首要的是解除上街者的恐惧，而不能光靠内心的道德呼唤。外界干预未必有效，但不能排斥。

　　伊朗最高层的博弈，在选后一周的上周五便已定格：哈梅内伊完胜，拉夫桑贾尼出局。此前拉夫桑贾尼试图在库姆召集教士紧急议政，但哈梅内伊先发制人——专家会议86名成员中的大约50人联名指责“伊朗的敌人”通过收买内奸策划了“动乱和暴乱”，并声称这些阴谋将在“最高领袖的明智指导下”被挫败。随后，哈梅内伊发表了历史性的“星期五祈祷”。

　　拉夫桑贾尼未能出现在祈祷会上，即使哈梅内伊提到了他的名字，也是作为一种告诫。更不幸的是，虽然哈梅内伊慷慨免除了拉夫桑贾尼的任何个人贪污罪名，但他没有排除对拉夫桑贾尼家庭成员发起法律诉讼的可能性。拉夫桑贾尼现在需要非常谨慎地权衡他的选择。他不能不担忧悬在其家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关于其家族聚敛巨额财富的腐败指控。

　　祈祷会翌日，权力天平进一步倾斜。不但专家会议集体表态“强烈支持”最高领袖的讲话，伊朗武装部队总部和库姆神学院教师协会也纷纷为哈梅内伊背书。而哈塔米的盟友、所谓的改革派神职人员，此时却改变主意，取消了计划中的周六示威。穆萨维的街头战场，由此日显逼仄。他不惜自我牺牲的表态，固然让国外的同胞热血沸腾，但在国内则效用相反。

　　穆萨维个人历史的跳跃性，也在妨碍他争取国外支持。他在1981年至1989年作为外长和总理被世界认可，但并非因为追求现代化或改革路线，而是因为与里根政府的秘密谈判化解了西方的几大难题，他也由此在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开发出了一个广泛的联络网。但正因为穆萨维被认为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温和元素，其当选会降低外界对于伊朗威胁的认知度，对其当政期间伊朗启动核计划始终耿耿于怀的以色列情报部门，宁愿老对头内贾德连任。

　　以色列的态度也影响到原本就谨言慎行的美国。奥巴马年初曾暗示，承认现时伊朗的执政架构，如今他更有理由与穆萨维保持距离，并筹备与内贾德政府的直接对话。尽管英、法、德三国仍在谴责伊朗当局滥用暴力，但是中俄冷眼旁观，联合国安理会不过问此事，人权理事会也无法达成制裁。血与泪写成的记忆，或将如10年前学潮一样沉入伊朗人的脑海深处？ 

1984年

【1月5日周四】关于中国总理赵紫阳即将来访的简报。

【1月6日周五】国安规划组（NSPG）开会讨论中国总理赵紫阳来访。

【1月10日周二】中国总理赵紫阳抵达。我们给予了正式的白宫南草坪仪式和完全军礼待遇。今天很冷，雨一直拖到中午才下。赵是一位可爱的人，非常干练。中国的共产主义也为私企开了空间。在我们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中，他以台湾问题开始，认为该问题是两国全面关系的阻碍，甚至暗示如果和平谈判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可能不得不使用武力。我告诉他，我们希望台湾问题得以解决，但任何武力的使用将不可修复地改变两国关系。之后谈的还蛮好。

【1月12日周四】7:30和赵紫阳总理以及相关阁员共进早餐；签署贸易和科技协议。

【3月27日周二】唐·里甘（Don Regan，注：财长）从中国返回。显然中国越来越欢迎自由企业。他们现在向外国工商业彻底的资本主义投资开放。农村公社取消、个人允许长期租赁土地、以及有权在市场出售产品。

【4月19日周四】陆战队一号和空军一号飞向西雅图，然后抵达加州牧场（去和里根夫人汇合），准备中国之行。实际上我是在周三晚上写下这句的。

【4月22日周日】复活节，飞往檀香山。

【4月24日周二】启程飞向关岛——离开檀香山希卡姆空军基地时有告别仪式。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和另外一些参议员也在那里，他们刚刚从台湾回来即将飞往华盛顿。高华德没有掩饰对我访问北京的不满。他好像认为我就要出卖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他应该更了解点我。我已经向中国领导人说的很清楚了，我们绝对不会对朋友喜新厌旧。

经过8小时的飞行，于四月25日周三到达关岛。机场盛大的接待。

【4月26日周四】我们与早晨10点离开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飞往北京。我根据中国时间计划好了新的用餐安排，这是我们时差症调整程序的一部分。下午2:05我们抵达首都机场（我们华盛顿时间凌晨1:05）。我们直接驶往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受到了李先念主席及夫人的欢迎。奏国歌，然后是21响礼炮——这是第一次给予一位美国总统。然后我们检阅了部队，并受到至少百位盛装儿童的欢迎。

然后我们和主席进行了30分钟会谈，接着开往钓鱼台国宾馆——这是我们在北京的驻地（注：12号楼）。

约晚上7点，我们开了5分钟来到养源厅（钓鱼台国宾馆内的另一建筑，注：该厅实际在钓鱼台大酒店），李先念主席主持晚宴。主席和夫人都很和蔼可亲。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有12道菜的中国餐。我们听取了尼克松的建议，没问我们吃的是什么——只是吞下去。有些东西我只好设法搅合着留在碟子上。我们用筷子用得还都不错。

【4月27日周五】在驻地和我的人开了早餐会。整个早餐我们都在放一盘很吵的带子，让任何隐藏的监听麦克风失效。后来我们发现的确存在。David Fisher（注：里根的个人助理）真的旋开了一个纪念品上的灯开关面板，卸掉了一个麦克风。后来在我们的住处又发现了5个。

去人民大会堂和赵紫阳总理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很不错。我们主要讨论了全球局势，我在阐述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方面得了一些分。我仔细澄清，我们不是寻求联盟，我们承认中国的“朋友而非盟友”状态，作为环太平洋地区的邻居，我们可以一起为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返回国宾馆吃午餐，然后再回到人民大会堂，我对一群中国商业、学术领袖演讲（注：周培源教授等人参加）。此次演讲会在电视台以录播方式播放，只是我提到苏联、宗教和自由经济的部分被删去。再和赵紫阳总理进行了90分钟会谈。我们相处的很好。我喜欢他，我想他也一样。这次我们谈的是关于贸易投资的双边事宜。

之后我和共产党领袖——胡耀邦总书记进行了1个小时的会谈。

他矮个子，精神饱满，比之前我遇到的所有人都空谈他的意识形态。他要求我从南韩撤军。我回敬道，我们不可能那么做，而且如果北韩希望关系改善，请让他们不要在非军事区下面再挖地道。我并不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但我邀请他访美。他立即欣然接受。我想通过体验外部世界他能了解一些事情。

当天晚上在大会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不知怎么，这次的12道大餐更容易吃些了。祝酒如常，然后是一些有趣的音乐节目。

【4月28日周六】另一个早餐会，今天是头彩日——我和邓小平主席会面。南希在非正式开场的时候陪着我，幽默的邓小平邀请她下次不带着我来中国访问。

在我们的会谈中，他着实猛烈攻击了我们的中东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和裁军的失败。他碰到敏感之处了——该我谈的时候我用事实和数据纠正了他，我没开玩笑。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热情起来，虽然他也提了台湾（这次唯一提到这个话题的领导人）。我告诉他解决台湾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但需要和平解决。我们结束会谈，共进午餐（他主持），原来以为是工作餐，结果最后变成一场愉快的社交活动。

午餐后，我带上南希出发去长城。一路上，我们都向排在街旁看我们的群众招手致意，虽然我们没去成农村，但群众依然在村子里面等着我们。

虽然在照片和电影看过，但亲身目睹长城，依然相当壮观。站在那里看长城两头消失在群山之间，那种心情此刻我无法言表。

晚上我们在中美合资的长城饭店主持了一场宴会，参加者是一群美国人和中国人，外加赵紫阳总理等人。晚宴是美国风格——烤火鸡。

【4月29日周日】今天是旅游日。我们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中国古都西安。然后开了一个半小时车到了秦始皇陵。这是一个巨大的挖掘现场——已经挖据出800座和人一样高的兵马俑，按照士兵的形象制成，按队列站立，和骏马战车一道保卫皇帝陵墓。他们知道尚有7000座未发掘。这难以忘怀的经历，加上一路两边无尽麦田里到处点缀着的古墓和中国文化古迹——这一天让我们久久怀念。

我们走之前，他们搭了一个自由市场的样板。我们本想看一些真实的场景，因为这些代表着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告别——个人可以在公开市场里出售自己的货品盈利。中国人说不行——因为安全考量，他们只能在博物馆处搭建一个临时市场。南希为我们的圣诞树买了一些装饰物。还发生了一个小事故：账单是5元（2.5美元）。卖东西的可怜女人没有的找。我知道在中国不能给小费但她极为尴尬、转而向旁边人求助。我说，“留下吧”，然后就继续前行。她赶上我们，给我们10元钞票的5元找零（她向别人借的）。我们的电视台如获至宝——说是我犯下大错、试图给她小费。

返回北京，在钓鱼台度过最后一晚。

【4月30日周一】到人民大会堂签署核能协议和其他一些谈判中认可的协议。赵紫阳总理和李先念主席主持香槟酒会和官方告别仪式。然后乘空军一号飞往上海。

我们与中午12:30抵达虹桥机场。汪道涵市长带队隆重欢迎我们。南希和我被分开，她被另行接待。我前往上海福克斯波罗公司。这是一个高科技企业，也是另外一个中国正在现代化的例子——由麻省的福克斯波罗公司和中国合资建成。参观完工厂、参加了几个仪式之后，我们前往锦江宾馆。

下午2:35，我们前往复旦大学。接待我的是一位小个子中国女人，她是大学校长（注：谢希德）。但她也是史密斯学院和麻省理工的毕业生。首先我们和教员们一起茶叙——在场的大部分能说英文，而一半曾经在美国上过学。

接着去一个正在上课的教室（注：莎士比亚课），我和学生们进行回答——他们都说英文。我希望我能和他们多待一会。他们的问题大都都是问美国和美国学生的事情。

然后前往大礼堂发表演讲，上海电视台进行直播。听众混合着教员和学生，大部分都懂英文，那些不懂的，也可以看我发言的中文翻译稿。

大家很欢迎我，老实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演讲——学生逐字逐句地在听。然后谢希德校长送给我一套由复旦教授写就的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著作。

当晚，汪道涵市长在上海展览馆主持晚宴。令人享受的夜晚，吃的也是此次访问最好的中国餐——至少对一个美国人说来如此。愉悦的娱乐节目结束了晚宴。

【5月1日周二】和领事馆职员共进早餐，然后前往虹桥公社。公社副主任简单向我们介绍了公社的情况——现在他们叫“乡”。然后我们参观该乡，在一个儿童保健中心停留，那里四五岁的孩子给我们表演歌舞。他们是那么可爱，充满欢乐。接着我们访问了一户人家——年轻的夫妻、小孩子和男方父母，是那年轻男人自己建的房子。他告诉我他们的年收入多少，以及要存多久才能造这样的房子。我们出去来到田里，遇到一些在田里工作的女人。

在现代化改革中，他们在完成政府配额之后，能保存和在公开市场售出任何他们能生产的货品。中国之行就此结束。我们登上空军一号，跨越太平洋，飞往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我们上午10:35起飞，飞了8个半小时，再度跨越日期变更线，到达费尔班克斯的时候是阿拉斯加当天当地时间早晨3:20。相信我这一定会把你搞昏。我们驶往穆尔科斯基（Murkowski)参议员夫妇还没住过的新家休息，一直睡到上午11点，但这还是在5月1日，还是周二。……

……我们看到了午夜太阳——直到晚上11点还挂在天上。后来我们最终睡去，但告别中国时间还是很奇怪的感觉。

【5月2日周三】我们和另外一万名支持者见正在加油准备前往南韩的教皇。我们俩都向群众简短致辞，然后进入机场会谈。我向他简单介绍了我的中国之行。他急切想和中国开始谈判。两国并未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梵蒂冈正式承认台湾。

然后教皇送我们上飞机，我们于晚上10点在华盛顿落地。

【5月3日周四】早晨10点我走进办公室——我依然在中国影响中，一切都不真实。和《远东经济评论》主编合影。

【5月7日周一】白天过的不错，但夜晚很糟糕。我直到半夜2点才能睡着，然后凌晨6点就醒来了。后来发现这次去中国的人都有同样糟糕的睡眠。

【5月8日周二】会见两党国会领袖，简报中国和中美洲事务。他们至多是略微支持。

【6月12日周二】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注：张爱萍）。签署命令允许美国出售防御性武器给中国。

【7月18日周三】告别即将启程去北京的中国贸易委员会。

四、港屋·彦乃·京都时代

　　大正3年10月1日，他万喜在此前鹤屋的基础上，又在日本桥附近开了一爿新店──港屋。港屋经营木版画、石版画、绘本、名信片、诗集及各种画纸、信笺、人形、手绘遮阳伞，与其说是绘文具店，不如说是面向女性的精品店。因梦二的关系，很快又成了画家、诗人、文化人的据点。尽管名义上是他万喜为自谋经济出路而开的店，但实际上处处离不开梦二的心血，从店招到各种带图案的信封、信笺、祝仪袋、包袱皮、包装袋等等，统统是梦二的设计。乃至当时的港屋俨然东京名店，尤其在年轻女性中，颇有人气。对女孩子们来说，使用港屋的文具，用梦二设计的信封、信笺写信意味着一种品味。大正时期的名诗人荻原朔太郎就曾从港屋买来半襟（日本女子和服衬衣上装饰用的衬领）送给妹妹作礼物。

　　在传统日本美术界，历来有种重艺术、轻设计的倾向，觉得只有画参加官办画展的架上作品是“纯艺术”，是艺术家的工作，而后者则是“职人”（匠人）的活计。梦二作为“体制外”艺术家，头脑中根本没有这些门户之见，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以画画为天职”的人，无论再普通的日常性装祯设计，只要有图案，便能让他投入。因此，梦二不仅是画家，同时也是书籍装祯设计家、人形（玩偶）设计家、摄影家，其艺术触角几乎触及了那个时代视觉艺术的所有领域。

　　梦二一边旅行，一边在旅行途中速写、摄影，在旅次为东京的刊物画插画，偶尔会爱上某个浅草的艺伎，在这种“艺术人生”逐渐展开的过程中，与他万喜的关系开始变得险恶起来。大正2年（1913年）2月，在富山的海岸温泉旅馆，发生了梦二用刀砍伤他万喜的事件。随后，是年5月，梦二结识了19岁的笠井彦乃（Sakai Hikono），并迅速堕入情网。当时梦二31岁，比彦乃整长一轮。

　　彦乃是日本桥一间专门向宫内省提供御用古纸的古纸屋老板的千金，作为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科的学生，是不折不扣的艺青。其出入当时已成文化人沙龙的港屋，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画生，另一方面是慕梦二的画名，是铁杆的“梦二粉”。虽然是富人家的千金小姐，但因为是继母，这让从他万喜那里时常感到某种压迫的梦二深以共鸣。大正4年（1915年）5月，两人关系取得了决定性发展：当时，梦二正在郊外的落合村独居，彦乃突然现身造访……客观上，与彦乃的爱情，加速了梦二京都时代的到来。

　　大正5年（1916年）11月20日，梦二逃到京都，寄宿于旧友堀内清家，开始了长达3年的京都时代。梦二为何要逃往京都呢？照他万喜在《回想梦二》中的说法，是年11月，发生于叶山日阴茶屋的大衫荣（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跟梦二有私交）刺杀事件对梦二刺激不小，震惊之余，“他担心同样的事体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便匆忙打点行李逃往京都。”但事实上，梦二的逃难无疑有彦乃的原因，即使未必是决定性的。梦二预感到，与彦乃的爱情，在东京是绝对无从展开的。

　　梦二内心并非没有挣扎。作为与他万喜所生的两个孩子（当时）的父亲，年长彦乃整整一轮的男人，梦二当然不愿看到彦乃因自己的原因而堕入不幸。但同时，他又有种分外强烈的实感，觉得自己就是为了这个爱情才被降生到世上。同时，性格强悍的他万喜的行动从侧面反而推动了事态的发展也是一个事实。据梦二在自传小说《出帆》中流露，与梦二离婚后仍保持同居关系的他万喜在得知俩人关系的实态后，曾对梦二说：“我会为了孩子而生活下去。而对你来说，若是为艺术的话，吉野小姐（即彦乃）那样的人是必要的。把吉野小姐娶过来吧，然后大家一起过。”说着，还特意去彦乃家，对其双亲说：“请让您的女儿嫁给我的良人吧……”

　　虽说是自传小说中的情节，但以他万喜的性格，绝对做得出来的。对此，梦二知之甚深。就他万喜而言，之所以心甘情愿如此“仁至义尽”，未必不是因为在潜意识中，期待着彦乃父亲反弹后的逆效果，客观上反过来给自己帮忙。果不其然，彦乃的老爹闻后震怒，折断画笔、撕碎画帖，对女儿放出狠话“不必再去上什么鸟学”，连彦乃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浴池）都在后面悄悄盯梢。生性敏感的梦二听到这些，心痛不已，羞愧难当，惟一的选择是从港屋逃亡，越快越好。

　　甭管怎么说，梦二逃到了京都。一到京都，马上就对彦乃发出了紧急“招集令”：想方设法速至京都！而后者，则早已被置于乃父的严密监控之下。

　　两人把元禄年间赤穗义士（“四十七士”）替主复仇时的暗语“山、川”拆开来，作为各自的暗号，开始了京都与东京之间的“两地书”：31岁的“川”（梦二）像孩子似的一味地激情燃烧，而19岁的“山”（彦乃）反作少年老成状对梦二的焦虑、急躁不无嗔怪。

　　至此，梦二一家完全破碎：“夫妻”二人终于劳燕分飞，分道扬镳；长子虹之助本来就寄养在九州的老家，最小的儿子草一过继给河合武雄做养子（后战死）；次子不二彦翌年被送到京都与父同居。经过在友人家借宿的过渡期，翌年2月梦二开始了在京都赁屋而居的生活。大正6年（1917年）6月，通过女子美术学校前辈栗原玉叶的斡旋，以跟随在京都的老师寺崎广业学艺为口实，彦乃终于被父亲许可赴京都。梦二亲赴米原车站出迎，然后一起回到高台寺附近的家里，开始了与梦二次子不二彦一起的三人家庭生活。

　　幸福的时光往往行色匆匆。夏天，三人一起去金沢旅行；秋天，梦二的抒情小品个展开幕，与此同时，还出版了名为《寄山集》的给彦乃的恋歌集；个展结束后，梦二挈妇将雏赴石川县汤涌温泉度假……这是“山”“川”二人生涯中最幸福的时日，却像偷欢一样转瞬即逝。翌年3月，事情败露，彦乃被父亲强行带回东京。继而，在梦二京都时代第二个个展时，彦乃再次回到梦二身边。只是这次重聚的幸福却更加短暂：夏天，彦乃一病沉疴，梦二的爱情再次被命运撕裂。

 　　10月，彦乃的父亲从东京赶来，不容分说，就把女儿送进京都的医院，并拒绝梦二的探视。万般无奈之下，11月，梦二回到东京，先在中野的友人家借宿，后寄身于本乡的菊富士旅馆。年底，彦乃回到东京，入咫尺之遥的御茶之水的顺天堂医院。一年后（大正9年（1920年）1月），香消玉殒，虚岁25（满23周岁）。彦乃走的时候，天蓦地阴下来，像要下雪似的。从距顺天堂医院仅三五百米之遥的尼古拉堂方向，传来了悠扬的钟声。

　　从所有意义上说，彦乃无疑是梦二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据次子不二彦回忆，梦二殁后，栗山松香姑母交给他一枚白金戒指。不二彦一看便知，那是父亲生前须臾不曾从左手无名指上摘下来的东西。细加端详，戒指的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梦35-乃25。原来是彦乃卒时的年龄（虚岁）与梦二在彼时的足岁。不二彦成年后，曾与父亲数度旅行，每次在旅次的宿帐上登记时，像约定俗成似的，梦二一律写成“竹久梦二，三十五”。不解其意的不二彦虽心中纳罕，但从来没问过。答案原来在这里：从痛失彦乃的那一刻起，梦二便将自己置身于浮世的时光流之外，实际上是心随彦乃而去了。

　　不仅如此，在梦二的艺术上，彦乃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照早年跟梦二过从甚密，对梦二艺术知之甚深的小说家浜本浩的看法，梦二“作品中的情绪，达到最高潮、最纯化的时期，是在大正七、八年以后，按艺术家的生涯来说，是从他失去彦乃之后开始的”；“经历了跟彦乃的死别，他试图从所有的现象中追究她的面影，刻意驱逐自身的杂念，使精神纯化。这就是为什么从那以来，在他所描绘的女性、自然、静物及其他所有题材中，其憧憬和悲哀被如此深刻、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的缘故。” 

五、叶·写真·归去来

　　在彦乃住院的大正8年（1919年）春天，梦二身边出现了第三个宿命的女人：叶。17岁，美术学校的人气裸体模特。对梦二来说，这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孩，无异于活的人形。起初，叶天天来梦二寄居的菊富士旅馆，给艺术家当模特。后来，俩人就同居了。

　　叶，其实是梦二给取的爱称，其本名为佐佐木兼代（又名永井兼代），典型的秋田美女。作为职业模特，叶很早就开始了出入美术学校画室和名画家工作室的生活。因曾当过藤岛武二的专属模特，通过藤岛的画笔，其纤弱感性、楚楚动人的曲线、身姿其实早已定格于东洋美术史的一些传世之作中。为梦二工作之前，迫于生活，甚至做过虐恋题材的模特，因此而被一些三流艺术家、下流文人在文章和书里爆料，拿无聊当有趣，实际上完全是自我炒作。

　　而梦二却是善良的。他在给叶的信中如此写道：“你真的是好孩子。但因命运的缘故，那些无需知道的，被过多知晓；而应该知道的，人们却全然不知。”一方面，梦二是流行艺术家，生活在被时尚的光与影包围着的浮华世界，但同时，他又是非常单纯的艺术家，一生与所谓“主流”保持距离，在浮华的世界中维护了自己原初的本色。也许正因此，梦二是寂寞的。

　　寂寞的人，喜欢旅行，旅行时，喜欢速写、拍照。梦二的时代，正是舶来的摄影术在日本方兴未艾，照相机像留声机一样，成为那个时代虽然价格不菲，但却不可或缺的点缀。大正4年（1915年），“柯达”袖珍型相机输入日本，引发写真热。作为流行艺术家、大众传媒的宠儿，梦二很早就开始摄影，几乎是走到哪拍到哪，一生留下了大量照片。自然，相当数量是关于“梦二式女人”的。梦二生命中三个最重要的女人，从前往后，照片一个比一个多：彦乃多于他万喜，而叶则比彦乃多。按拍摄的时间顺序来考察，可以看出，早期的摄影，随意抓拍的多；越往后，越像梦二的画。到后期，那些由职业模特出身的叶摆拍而成作品，简直就像是其美人画的翻版。

　　绘画的美女、写真的美女与现实的美女，这三者的关系原本代表三种维度，但在梦二那里却几乎全部重合、叠加到了一起。小说家川端康成在随笔《临终的眼》中曾描绘过“梦二式美人”对其造成的心理震慑：一次，一位年轻作家拉川端一起去造访梦二。“梦二不在家。有个妇女端坐在镜前，姿态简直跟梦二的画中人一模一样，我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了。不一会儿，她站起来，一边抓着正门的拉门，一边目送着我们。她的动作，一举手一投足，简直像是从梦二的画中跳出来，使我惊愕不已，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进而，川端领悟到，“梦二是在女人的身体上把自己的画完全描绘出来。这可能艺术的胜利，也可能是某种失败。”为什么说是“失败”呢？川端没有展开。大约是替那些艺术通过作品被高度定型化，从而与现实生活难以拉开距离的艺术家感到悲哀吧。就梦二而言，川端也许窥到了对生活与美的一致性原则的到了偏执程度的东洋式艺术追求，那种把女人也要变成完全的艺术品的极端纯化的审美诉求背后的危险性。然而讽刺的是，40年后，折桂诺贝尔奖、功成名就的川端自己在公寓里口衔煤气胶管而自杀的事实，恰恰反证了这种危险的难以超越性——梦二的“失败”，也是川端的“失败”。

　　梦二众多的艺术作品，从题材上大约可分为几类：港、异邦人、江户情绪、女人与孩子及艺术家晚年喜欢表现的山。从如此分类中，可抽象出一个大的母题，那就是乡愁。港是船回程的终点；异邦人意味着对遥远的、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故乡的乡愁；梦二笔下的江户，并非是以西洋为主体的异国情调的表现，从大正时期的风俗出发，恰恰是文化复归的所在；而女人与孩子，简直就意味着乡愁本身。

　　那么，梦二缘何如此执着于乡愁的表达呢？其少小离家大约是原因之一；其活跃、成名的时代刚好是从“一战”逐渐向“二战”倾斜的时期，可能是第二个原因；而最本质的问题，是现实人生与梦二通过艺术，对一个绝对纯洁无垢的精神世界的不懈憧憬之间的巨大反差，成为其内心某种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的沦丧感的根源。这种近乎“欣求净土，厌离秽土”的宗教性关怀，使梦二的艺术带有某种宗教画的指向。他曾说自己是犹太人的末裔，“身上流着犹太的血”；而晚年身披僧袍躲进深山的决绝背影，则更加形象地诠释了艺术家内心这种超验性的精神取向。

　　现实的世界，越发让他感到厌烦，梦二日益呈现出颓废派艺术家的本来面貌。用川端的话说，“他的颓废促使他的身心早衰，样子令人目不忍睹。颓废似乎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其实是捷径。”

　　昭和6年（1931年），梦二尝试了一次海外长旅，从夏威夷到美利坚本土，一直到欧洲大陆，当然不可能找到“故乡”，画家自己也承认那“是一次失败的旅行”。更糟糕的是，那次旅行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事实上，梦二最后看到了其灵魂的回乡之路根本不在此岸的现实。

　　昭和9年（1934年）1月，梦二因肺结核住进友人正木不如丘博士当院长的信州富士见的高原疗养所。住院之日，院长召集全体护士关照说：“这不是普通的住院患者，是我个人重要的友人，请大家予以充分注意”，并免掉了全部住院费。

　　梦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死期已近，开始记日记《病床遗录》（殁后发表于《改造》杂志上）。最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姐姐松香是最爱我的人，让她伤心会很难过……要知会的人，只有她。外界还有一人是有岛（即有岛生马，Arishima Yikuma，1882-1974年，洋画家、文学家，“白桦派”同人）。”

　　9月1日黎明，梦二在担当医师和3名护士的看护下，停止了呼吸，踏上了赴彼岸的“归去来”之旅，还差半个月未满50岁。亲人均未来得及送行。梦二最后一句话是对医护人员说的，“谢谢”。

　　至此，尽管战云密布的昭和时代已进入第九个年头，但竹久梦二的死才让人们觉得，罗曼谛克的大正时代真的已经结束了。
 

　　拉吉夫·莫特瓦尼（Rajeev Motwani）的尸体是在6月5日早晨被邻居发现的，漂浮在自家的游泳池内。据朋友回忆，6月4日晚，47岁的莫特瓦尼与学生和同事在家举行聚会，宾客们吸烟放松时，他走出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

　　作为印度移民，莫特瓦尼颇具代表性。与一般印象不同，印度移民到美国最多从事的职业并非餐馆，而是程序员，整个硅谷中，印度裔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38%。印度高校学费极廉，每年仅为4美元左右，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捷径便是上大学。受惠于这种福利，莫特瓦尼1983年毕业于坎普尔后赴美求学，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执教于斯坦福，开始了他硅谷伯乐的生涯。

　　 在硅谷，莫特瓦尼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与Google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他也参与了创办Google的历程，甚至可以说是其早期的精神导师。1993年，Google两创始人之一的谢尔盖·布林来到斯坦福学习时，莫特瓦尼担任他的指导教师。而另一位拉里·佩奇于1995年来斯坦福学习时，莫特瓦尼将自己擅长的数据挖掘技术倾囊相授。他曾经直观地描述这两位弟子的不同：“如果有20个人在一起开会，谢尔盖肯定是那个最引人注目的人。而拉里即使就坐在人群中，你也注意不到他，不过事后他会问，‘嘿，你觉得这个想法如何？’”

　　布林在博客上悼念莫特瓦尼说：“我将深深地怀念他。他的思想遗产和人格将与他接触过的学生、项目和企业同在……今天，你使用的随便一项网络技术，很可能就有莫特瓦尼一点贡献隐藏其后。”

　　这并非溢美之词。1995年以前，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技术还十分原始，人们多以页面的浏览量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佩奇从学术论文的质量评比标准——被引用次数越多越重要——得到启发，探索以页面被链接的数量作为排序标准。这需要在山一样的数据中进行挖掘与分析，这正是莫特瓦尼的专长。他们成了了一个小组进行探索。

　　1998年，佩奇、布林与莫特瓦尼在一篇联名发表的论文中提到，“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个名为PageRank的排序算法……已经将其应用于一个名为Google的搜索引擎。”这就是日后Google名震天下的“佩奇排名”，其具体实现方法是Google的最高机密，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样。随着莫特瓦尼的逝去，知道秘密的人又少了一位。

　　莫特瓦尼对Google之重要并非只在技术上，还来自于他另一个著名的身份“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相当风险投资商（VC）里的个体户，通常对有希望的创意和小公司进行投资，待公司上市或被收购后获利退出。硅谷的小公司多如牛毛，不是人人都有门路得到VC的青睐，天使投资人群体使这些小公司得以发展。

　　作为大学教授，莫特瓦尼和同事们不靠考研辅导、讲座、跟国家要项目来挣钱，而是在学生中发掘人才帮助其创业，获得投资回报。Google技术刚出现时，佩奇和布林曾打算将其出售以继续学业，但被雅虎等巨头拒绝后，莫特瓦尼和其他老师鼓励他们自己创业并投入启动资金，改变世界的Google公司才得以面世。斯坦福大学从未参加任何“大学工程”评比或获得美国国家拨款，但依然诞生了雅虎、Google、Sun、Facebook等世界级大公司；有一群懂行又敬业的天使投资人存在，是重要因素。除了投资Google，莫特瓦尼还曾成功投资Paypal等重要企业。

　　离世前不久，莫特瓦尼刚刚决定学习游泳，而这个愿望只能去天堂完成。他和弟子们开发出了搜索导航全世界的技术，却在家门三尺外的游泳池里溺水而亡。

　　英国政府人口普查十年一次，下一轮的2011年有所不同，传统单列出来的华人（Chinese）要归入到Asian中去。这是一个小动作，绝大多数英国华人都不关心这个修改，只有少数华社的消息灵通人士，对此有所担心。担心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很简单，一个侨领告诉笔者，中国就是中国，中国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放在一起；第二条，考虑的要经济利益。因为在英国社会中，Asian的主流就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虽然两家很少来往，但是印人与巴人分治Asian的格局不变，因此，中国人归入亚洲，有可能涉及到将来从政府拿资源，要福利要经费的时候，出现了”亚洲要钱，南亚做主”的担忧。

　　这修改还在咨询调研阶段，一旦做出，很可能会成为今后各种表格中的标准分类法。比如，在英国求职中，一般会调查种族身份，其分类法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因此英国统计局对这个修改，开了一个口，允许根据调查结果，重新商议分类。从学术角度来说，这个分类法修改，确实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华人人口。

　　但对华人而言，反对还是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抛开”非我族类”的大中华自豪感，这个修改可能带来的利益分配，显示了华人与英国版”亚洲”之间微妙的紧张。不是中国人太狭隘了，容不得其他族裔，而是英国现状如此。深受美语熏陶的国人，到了英国第一个不适应，可能是英式英语的口音，其次是一些小词，Asian也在其中。在英国英语中，Asian一般所指是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人。一家写着Asian food的商店，十之八九卖的咖喱比面条多，而华人、韩国人开的超市，更加中意用Oriental这个词。

　　 ”多元社会”一直英国的口号。从往日帝国演变到今天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英国即使在国力衰退之后，依然做着自己的”国际贸易”，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非常活跃角色。一个多元文化的政策，除了人权考量，也有对大英帝国历史的继承延续。英国对印度长达200多年的殖民历史，使得印度人常有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感觉。伴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战后重建，大量的印巴裔涌入英格兰，以伯明翰为圆心，逐渐扩展到英格兰中部。如今在英国的政商学还有媒体中，南亚裔面孔处处可见。

　　尤其是，在英国与印巴的政治联系中，英国政府扮演了一个政治导师的角色，从印度的尼赫鲁家族，到巴基斯坦贝布托家族，一笔”多元文化”口号下的政治投资，极为可观。中国人则不然，最初是以舰船苦力的身份到英国，在过去150年的交流，除了厨房，就是洗衣房，没有显赫家族的种子选手，可供政治投资。只有近年来，华人的努力打拼，炒面终于超过了咖喱饭，在餐饮业一直独秀之。

　　 2001年人口普查显示，英国华人20万，占英国人口0.4%，以整个亚洲而论，排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裔之后。2001年的结果，仅仅是显示了中英关系尚未大幅度发展前的状态。如今两国关系大踏步发展，仅仅伦敦一个城市，华人人口就超过了20万，扣除流动人口，应有十多万保底。到今天，全国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了20万。

　　一边是人数上升，一边是大国崛起，英国华人本应稍释重担，仰仗多元文化中，拼出一番新天地。毕竟，中国人与印度人来到英国时间，基本上前后脚。如果强求，中国地理上在亚洲之中，Chinese也算是亚洲人。但是，语言的力量是强大的，也是事实：英国的Asia是印巴人的亚洲。此次Chinese被归入Asian，确实有些不爽。多元文化到今天，如果华人继续只谈钱不从政，那么多的是印巴，基本上轮不到华人什么事情。
 

　　 6月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首名由美军关塔那摩基地转移至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嫌犯已经正式在纽约开始接受审讯。数日后，美国政府宣布已经和百慕大、帕劳两国达成初步协议，计划把21名关塔那摩囚犯转移到上述两国。此外，美国政府还和澳大利亚、德国、也门等国政府开展密切协商，希望能够找到更多愿意接收关塔那摩囚犯的国家。美国政府推行的这一系列举措，被普遍认为是在落实奥巴马就任伊始签署的，命令立即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行政命令。

　　与此同时，一份全国民调则显示，有高达47%的美国民众反对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更有52%的美国人支持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对关塔那摩的恐怖主义嫌犯施以酷刑。就在上个月，美国参议院还以90比6的悬殊差距，否决了所有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拨款请求。面对并不同调的美国社会，奥巴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反恐政策：“要不要关闭关塔那摩，如何关闭关塔那摩?”

　　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作为奥巴马执政后的首要政策之一，是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的。长期用于关押恐怖主义嫌犯的关塔那摩监狱，已经成为了非法审讯、肆意监禁和虐囚的代名词，严重影响着美国及反恐战争的形象，更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煽动反美情绪的最佳道具。早在布什执政时期，外交界就有着关闭该监狱的呼声。而最大力支持奥巴马的左翼势力，更是长期把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作为首要目标。因此奥巴马关闭这一监狱的决心，并不算小。

　　但就美国社会而言，左翼政治势力远非主流。大部分民众在保障恐怖主义嫌犯人权和保障国家安全之间，往往会选择后者，共和党则将关塔那摩监狱视作是布什政府执政的重要遗产，以前副总统切尼为首的右翼反复强调关闭关塔那摩，释放恐怖嫌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如果嫌犯被转移到美国本土，民众普遍担心一旦出现越狱，就会放虎归山，而将囚犯送交赋予被告更多辩护权利的一般法庭，而非严苛的军事法庭接受审讯，更触怒了保守派的神经，民众更担心如果嫌犯无法定罪，是否会释放到美国本土。居高不下的反对数字正是在这种恐慌和疑虑中产生的。

　　奥巴马面临的政治情境十分微妙，一方面有近半民众表示不支持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另一方面又有超过七成的选民相信奥巴马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奥巴马采取少说多做，先做再说的策略，对于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避而不谈，却在操作上将关塔那摩的嫌犯逐步转移至美国本土，并和外国逐步达成遣返协议。当嫌犯被定罪并被关押在安全的高压监狱中，或被遣送到国外时，共和党所描述的种种危险景象自然烟消云散。这正是奥巴马惯用的政治策略，但关塔那摩的复杂性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还涉及众多国家。所有人都希望关闭关塔那摩，所有人也都不希望嫌犯出现在家门口，而这恰恰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数百名嫌犯是否能够全数找到其他国家安置，这样的安置是永久还是暂时，才是奥巴马“少说多做”能否成功的关键。

　　本文作者是实习研究员岳德明

　　为维护军人集团的既得利益，2008年，缅甸军政府主导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有利于军人长期占有政治权力的“新宪法”。军政府的下一步目标是：确保2010年大选按符合军人集团利益的方向进行。同时，确定合适的接班人选也是军政府一号人物丹瑞近年来的人事布局重点所在。以前，发生于1988年和1992年的军政府内部两次权力交接都在非正常状态下进行，相应下台的两位最高领导者奈温和苏貌也都晚景惨淡。为避免重蹈覆辙，在接班人挑选和权力交接问题上丹瑞毫不放松。在确定合适、可靠的接班人之前，他不会交权“退位”。即使挑出自己信任的人选，自己也要抓权尽可能长的时间。虽然不时有高层权力变更交接的传闻，今年已是76岁的丹瑞现在仍紧握军政大权（身兼“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三职），而且有可能在明年大选后谋求出任新政府的国家元首。今年62岁、近年来多被认为是接班人选的杜拉·瑞曼，他未来的走向又激起人们的关注。

　　瑞曼是一位具有40多年军龄的职业军人。1969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由于1989年在对少数民族武装“克伦民族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中作战勇敢而获得“杜拉”的荣誉称号。1997年任西南军区司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军政府的核心决策机构，简称“和发会”）的事实成员。2000年，升为“和发会”常任成员。2001年11月进入国防部，担任“三军联合参谋长”。据说，“三军联合参谋长”职位系合并三个军种的参谋长职位首次设立。可见，此时瑞曼在军队中的地位已相当突出。2002年，他又兼任特战局及三军总协调官，各特战局局长（相当于中国的大军区司令）和仰光军区司令要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当时他成为仅次于“和发会”主席丹瑞、副主席貌埃和总理钦纽之后的第四号人物。2004年10月，时任总理的钦纽（被认为是温和派）及其派系遭到清洗，之后军政府形成分别以一号人物丹瑞和二号人物貌埃为首的两大派系。瑞曼成为居于丹瑞、貌埃之后的军政府三号人物。

　　瑞曼的步步擢升，得益于丹瑞的信任和提拔。瑞曼家与丹瑞家关系密切。因此，瑞曼一般被认为属于丹瑞派系。瑞曼行事低调，入职国防部后，很少见到缅甸官方媒体关于他的报道。瑞曼生活上不追求形式，较随意，被下属认为相当务实，在下属中颇有口碑。有人认为，瑞曼获得上下级军官信赖而较容易为各方接受。瑞曼与貌埃的关系微妙：一方面，瑞曼负责处理国防部日常事务，绕过身兼三军副总司令和陆军总司令两职的貌埃而直接向丹瑞汇报工作；另一方面，瑞曼为实现顺利接班，需要貌埃及其派系的支持，而以往瑞曼获得提升时，貌埃并没有阻止。

　　军政府治下，裙带之风和腐败盛行，瑞曼的亲眷也卷入其中。据“缅甸问题东盟另选网络”组织（ALTSEAN-BURMA）的消息，他儿子的公司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势在经济活动中谋利。2007年10月，他亲家的公司则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他的妻子也被美国财政部列为因与“和发会”有关联而予以制裁的个人。据报道，瑞曼儿子的奢靡腐败已引起貌埃不满。

　　由于目前只负责军务，瑞曼并未展示出其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做法。他对于缅甸未来的构想，人们并不清楚。对于昂山素季，他采取回避态度，一般不会谈及。1988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中，瑞曼的卷入程度也仍然未知。在对待少数民族武装问题上，瑞曼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而仰光的商人们认为瑞曼会推行经济改革，他们支持瑞曼接班。在2008年5月飓风灾害发生后不久，瑞曼的亲信透出消息，他支持接受更多的国际合作、国际救援和联合国援助。

　　但是，目前瑞曼的实权到底有多大，令人怀疑。尽管入职国防部已近8年，据“伊洛瓦底”网站（www.irrawaddy.org）的报道，瑞曼在军中的威信仍未确立，一些特战局前局长等高级军官抵制他的命令。

　　值得注意的是，“和发会”成员、现年58岁的敏瑞也深得丹瑞信任。他现任辖奈比都（2005年后军政府的新首都）军区和仰光军区的第五特战局局长，在清洗钦纽派系之后，即开始兼任军事安全局局长。军事安全局是至为关键的军事情报部门，它的前身即由钦纽领导的军事情报局。而第五特战局辖区也是军政府的地理中枢。敏瑞成为新生代实力派人物，也是丹瑞考虑的接班人选。

　　2010年大选组成新政府后，如果丹瑞如愿出任国家元首，他是否会让出三军总司令、国防部长的职位，目前仍难断定。即使丹瑞彼时放弃军职，貌埃、瑞曼和敏瑞都可能成为军队最高领导者的人选。但貌埃年龄高出瑞曼10岁，而且长期与丹瑞有相争之势，即使丹瑞同意貌埃接替自己掌军，可能也是作为过渡，而敏瑞的资历相对较浅，面临的各派系接受与否的问题相对较大，因而，瑞曼未来担任军队最高领导者甚至接手国家元首的趋势仍相当程度存在。然而，2010年后，虽然新宪法已确保军人的政治主导地位，但军人和政府的实际关系仍难以清晰预见。丹瑞和貌埃的谋算也含有变动性。相应地，瑞曼在未来政府中的具体角色以及军人集团内部权力交接的前景现在看来都较为模糊。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持续了16年之后，处于这个153个成员国组织之外的最大经济体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决定改变自己谈判加入的方式，将和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关税同盟的身份联合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三国目前以单个国家身份进行的入世谈判将中止。俄罗斯迄今已经结束和60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谈判，剩下的主要障碍集中在农业、木材、知识产权以及国有企业等领域，而哈萨克斯坦的入世谈判也已经持续了13年。

　　按照目前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计划，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将于2010年1月1日正式成立。届时，这三个国家将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这个三国关税同盟将是独联体国家关税同盟的一部分。该同盟中的其他成员国中吉尔吉斯斯坦在1998年已经加入世贸，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然将以单个国家的身份申请加入世贸。

　　三国如此决定事先并无太多迹象。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美国和欧盟在与俄方的会谈中还对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罗斯的入世谈判给出了很多正面信号。

　　虽然俄罗斯财长库德林保证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至少有90%会得到保留，三国集体入世的谈判不是“白手起家”，但是以这种方式申请世贸组织未有先例，无论是世贸组织和三国都还需要确定如何展开新的谈判，这将肯定延缓三国谈判的进程。  

　　俄罗斯政府如此选择的动机还不很明了。一种可能是，对于16年 以来谈判中经历的各种挫折俄方越来越难以接受，尤其是欧盟和美国不断提出的新要求，所以以这样的方式间接对世贸组织表示不满和施加压力。另一个原因可能是 目前的经济环境使得三国、尤其是俄罗斯加入世贸的迫切性有所减弱：全球经济危机之时，参与贸易自由化也失去了吸引力。两种解释共同的推论是，相对于全球贸易，独联体国家对于区域内部的贸易越来越重视。

　　值得回味的是，就在宣布三国将以关税同盟的身份集体申请入世几天前，俄罗斯刚刚对来自白俄罗斯的500多种奶制品实行禁运，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随即指责这是俄罗斯方面对于白俄罗斯始终没有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地区作出的报复，两国间的“牛奶战”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对外的集体入世也可能成为这几个国家之间政治博弈中又一个新战场。